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第一章 一个阶级的诞生
1．人民站起来了
英国工人运动正式开始于十八世纪后半叶。在这以前，当然也有过许多工资劳动者参加的群众性的运动，但只是到了大约1760年以后，工资劳动者才在人数上和团结力量上壮大到够得上称为现代意义的工人阶级。如果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属于近代的范畴，那么，它的悠久性、复杂性以及内容之丰富，都不是其他任何国家可以比拟的。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我们就经过了其他国家很久以后才达到的那些阶段。正像英国资本主义创立了其他国家后来略加修改而争相仿效的范例一样，英国工人阶级——英国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的经验成了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研究的典范。
总的说来，十八世纪是资本主义稳步发展的时期。在前一个世纪里，英国的革命斗争已为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赢得了发财致富所必需的国家、政府和政治制度。在1688年革命的最后阶段，捍卫小生产者利益的群众力量被击败以后，强大的辉格党地主家族便与伦敦以及其他大城市的富商巨贾和金融资本家结成了联盟，占据了牢不可破的巩固地位。此后几乎有100年之久，政治成了这个特权集团的外人不得涉足的猎场，政治斗争基本上成了为分赃而进行的私人斗争。
这个时期，贸易迅速地发展着，特别是利润丰厚的贸易和对东西半球殖民地的掠夺，最明显的是对印度的掠夺。由于公地的圈占和其他因素把农民分化为拥有资产的农场主和无地的工资劳动者，农业日益资本主义化了，它经过了一系列的技术革新，既提高了生产，也增加了利润。但是，农业方面的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剩下的小农阶级和大量仍然保有土地使用权或小块土地的农村居民的破产。接连不断的战争喂肥了金融资本家、商人以及日益发展的陆军承包商和军火制造商阶级。
不断积累的资金具有流向工业的趋向，特别是由此受到刺激而发展起来的那些工业：如钢铁、煤和造船业，以及如棉花和陶瓷这类新兴的工业。城市不断在扩大，其中最显著的是伦敦，在十八世纪中叶，伦敦已经有50多万居民，约占全国人口的1/10，城市粮食和消费品的供应本身成了主要的企业，它为农产品和消费品提供了一个日益扩大的市场，同时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海陆运输体系。
正是在资本高度集中的新工业以及在运输业中，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明显的发轫。东北部地区的矿工和船夫，中部地区的铁工，伦敦和布利斯特耳的码头工人、水手和运煤工人，无疑地已经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了。但是，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他们在人数上还没有多到能够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即使是现在，我们也必须抱谨慎态度，不要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工人阶级只不过是在某些地区和某些工业中开始出现。大部分生产仍然在作坊里进行，在那里，实际的生产者仍享有不同程度的独立。举例来说，毛纺业就是这样情况，它仍然是仅次于农业的最大个体行业。实际上，许多从事这种作坊生产的人很早以来就是工资劳动者，而且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已经成为正常情况了。羊毛和棉纱的手工纺织者，莱斯特织袜工，设菲尔德的剪刀匠和黑乡[1]的制钉匠，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被卷入了这种变化中。这种变化意味着工人独立性的逐渐减少和生活水平的日益下降（在许多情况下，是急剧下降）。比如，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在1819年彼得卢屠杀事件[2]发生的时候，兰开夏和西里定城市中的广大手工纺织业者都是工资工人了，而且实际上是在那些年里骚动的领导力量。他们的地位使他们难以成立有效的工会组织，但是也许正是由于同一原因，他们才采取了顽强和激烈的政治激进主义。
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手艺工匠进行个体生产，他们最多只带上一两个学徒或助手。要这些有文化、自恃有手艺而常常是反对国教者的技术工匠体会到自己和矿工、码头工人或往后的工厂工人彼此休戚相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所有这些工人的溶合和转变成一个单一的阶级，正是本书第一部分的中心内容。
1760年前后，英国的情况开始发生巨大的变革。百年来阶级力量的均势宣告结束：政治开始活跃，新的矛盾发生了，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阶级出现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代表着“资产阶级与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永久联盟”[3]的强大的辉格党的统治，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并不是来自左派，而是来自乔治三世和他的“尾巴们”所领导的右派，他们开始插手于当时形成议会政治的有组织的腐败现象中。这种干预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由于新阶级力量的成长已从内部分裂了辉格党，而所谓牢不可破的统治集团已不复存在了。这种干预所造成的后果是进一步瓦解了辉格党，并把中等阶级和手艺工人在大革命后第一次推上了政治舞台。于是一个真正的左派出现了。同时，在和英王的斗争中，辉格党不得不违反本意地重弹几乎已被遗忘的百年前的“昔日光荣斗争”的老调。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些老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反应，人们并不表示欢迎。手艺工匠对几百年来政治为少数特权者垄断的现象产生了疑问。接着工资工人也提出同样的疑问。当然，这并不是说，自下而上的新的骚动，只是或主要是上述危机所造成的。在整个十八世纪，一股热力一直在内部存在着，它时常表现为骚乱、纵火或狂热的监理教派运动。十八世纪后半叶监理教派的惊人的成功就是广大人民的不满的表示，而且这种不满仍然在寻求真正的表达方式。上层的危机刚好在工人阶级开始形成的时期出现，这给人民的不满情绪以一个寻找它所需的出路的绝好机会。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能够看到工会和政治运动在“下层阶级”中飞跃发展，并不是偶然的。
大约在1760年以后，斗争更加尖锐化了。直到这时，物价一直是稳定的，甚至实际工资还略有增长，虽然和资本家或地主的利润和地租的增加比起来要小得多。1760年以后，粮食价格开始上涨，而实际工资则下降，特别是那些不熟练或半熟练的工人下降得最多，他们的全部工资差不多都要花在粮食上。1756到1783年间的时战时和的局面，使就业情况越来越不正常，而当时集中在伦敦和各大商埠的人数不断增加的码头工人和搬运工人等的就业情况尤其是不正常。因而约翰·威尔克斯才能在伦敦河畔的工人群中，找到他的坚决的支持者。
威尔克斯是一位伦敦富商的儿子，他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领袖；在他的事业中，我们可以极其清楚地看到这个时期的许多主要特征。最初他是作为查塔姆和坦普耳勋爵所领导的议会集团的追随者参加政治活动的。在他的报纸《北方不列颠人报》中，威尔克斯毫不客气地攻击了乔治三世和他的政府，接着这个党派斗争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要求公民基本自由权的斗争。后来他发现他的那些贵族保护人既不关心他个人，也不关心他所提出的原则。他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并被迫流亡，在他回来以后，又被监禁了一个时期。在这些事件的过程中，威尔克斯逐渐发觉他的真正的支持者是在伦敦的群众中，在每一阶段他都能从他的追随者那里学习到一些东西。不久威尔克斯就成了一个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的真正的民主改革运动的领袖。当时有一份记载说：
“有人说威尔克斯先生在圣詹姆斯宫附近的敌人是45，拥护者是15；在伦敦商业区他的拥护者是45，敌人是15；而在华宾他的坚决的支持者和敌人之比却是45比0了。”
1768年5月10日，一大群威尔克斯的支持者在圣乔治广场举行示威，要求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示威者遭到军队的袭击，结果死6人伤多人。“圣乔治广场的屠杀事件”使整个伦敦沸腾起来。接着发生了一连串半政治性和半经济性的罢工。其中最积极的是海员、码头工人和运煤工人。但纺织工人、成衣工人、木匠和其他一些行业的工人也都参加了。这一运动由伦敦蔓延到附近各郡，北面远达兰开夏和约克郡。在1774年的选举中，威尔克斯作为一个早期激进党的领袖，提出政纲，参加竞选，他的政纲包括短期议会，取消官吏和领恩俸者，更平等和更广泛的选举权，保护英格兰、爱尔兰和美洲人民的权利。在这个政纲下，约有12位竞选者当选了，特别是在当时拥有众多选民的选区很少的情况下，能有这么多人当选，的确是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从长远看，更加重要的是，在这次运动中，发展了许多至今仍然具有极高价值的斗争武器和方法。自从平均派[4]的时代以来，简直不为人民所知的通俗报刊和小册子被大规模地采用了。另一种再度出现的、平均派所曾经用过的武器就是群众请愿。就像后来的宪章派派遣他们的使者一样，他们派了许多流动演讲员到伦敦和外地城市中已严密组织起来的公众集会去。要求议会代表明确保证支持具体政策的做法，开始表达出议会成员是人民的代表而不仅仅是不负责任的个人这一民主原则。这一时期中还成立了“权利法案协会”。这个协会虽然存在不久，而且是中等阶级组成的，却是后来出现的一系列最后产生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的先声。
虽然在戈登暴动事件（1780年）[5]切断了威尔克斯和他的最热诚的追随者—伦敦群众—的联系以后，他已不再是一个起积极作用的政治力量，改革运动仍然在继续发展着。几年以后，甚至速统治阶级的主要政客们也发觉有必要把自己装扮成改革派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真正的激进派，其中有些人和后来的英国雅各宾党人联合起来。这些人中有威尔克斯过去的最得力的助手霍恩·图克和约翰·杰布博士；第三个是卡特赖特少校，直到1832年逝世为止，他一直都很活跃。1776年他写了一本题为《抉择》的小册子，实质上，这本小册子首次明确地概括了指导此后75年中的历次群众运动的整个纲领。卡特赖特在小册子中要求议会每年选举一次，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用投票方式选举，平等代表权和议员支领薪金。上述三人是“宪法知识促进协会”的成员。另一个完全不同但在组织上有些重叠的团体是由非国教的激进主义者组成的。其中以非国教牧师普赖斯和科学家普里斯特利为最著名。他们组织了“伦敦革命协会”，这个团体实际上远比它的名字所表示的为稳健。
所有这些都是中等阶级的，有时甚至是贵族领导的中等阶级组织。这种中等阶级的激进主义，主要是十八世纪末期迅速发展的工业革命的产物。工业革命的历史是这样的著名，因而在这里只要简单地介绍一下就行了。它的主要特征是大工业的增长，它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挤掉了过去曾经占优势的小生产，使小的和程度不同的独立生产者转变为与生产工具完全脱离关系的工资劳动者。一个庞大的新的世界市场出现了，它要求源源供应日益增长的商品。结果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组织形式相继在各种工业中出现了。
1750年前后，采用了焦炭炼铁的决定性的步骤。接着，在十八世纪的最后25年间，新的纺织方法革新了棉纺织工业，不久以后又革新了毛纺织工业。蒸汽的利用大大地增加了大量生产的可能性，并导致了机器制造业的产生。公路、运河以及后来的铁路和输船的建造，首先沟通了国内市场，随后又为英国商业开辟了世界市场。工厂生产把成百上千的工人集中在一个大企业内。
伴随着这一切，人口急剧地增长了。在1801年进行第一次户口调查时，人口实际上已达到1，050万，50年后，接近2，100万。人口不仅是绝对增长了，而且分布状况也完全改变了。在十八世纪中叶，约有半数人口散处在乡村地区，但是到了1851年，乡区的人口竟不到总人口的士了。新的城市出现了，本来很小的城市人口也急剧地扩大起来。这一点可以下列数字证明；
| | 1801年 | 1851年 |
| 曼彻斯特 | 35,000 | 353,000 |
| 利兹 | 53,000 | 152,000 |
| 谢菲尔德 | 46,000 | 111,000 |
| 伯明翰 | 23,000 | 181,000 |
大部分这些城市的特点之一就是绝大多数居民为工人阶级，在较老的城市里，则是工人阶级、中等阶级和上层阶级杂居在一起。现在出现了几乎清一色由工人组成的大工业城市。而在最大的城市中，工人被限制在令人作呕的肮脏的贫民窟内，和那些有钱的居民住宅区截然分开。
的确，工业革命不仅是技术革命，也是一种产生新阶级关系的社会变革。马克思说：
……手工工场才第一次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以致后来让位给大工业、蒸汽机和大工厂。居民中的许多阶级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具有新的生存条件和新的要求的新阶级。一个新的更强大的资产阶级诞生了；当旧的资产阶级在和法国革命进行斗争的时候，新的资产阶级已在夺取世界市场。这个阶级变得如此神通广大，以致在改革法案还没有把政权直接转交到它手中就能强迫敌手颁布几乎仅仅对它有利并满足它的要求的法律。”（马克思著《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1850年巴黎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2页。）
这个新的资产阶级（企业家、商店主和跟随着他们的小商人）的产生，导致了十八世纪末叶十九世纪初期中等阶级的激进主义的出现。这个新兴资产阶级原来是不属于从1688年以来就垄断着国家政权的辉格党统治集团的。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末，这个阶级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而迅速地壮大起来，要求分享政权和胜利果实。正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它提出了一个改革议会的广泛的民主纲领。
如果早期的激进主义仅仅如此，它的历史当然就很简单。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的重要团体没有被包括进去，特别是手工业者和产业工人。所以早期激进主义的历史也是一段相当复杂的历史，它包括这些非特权阶层相互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和一系列经常变动和敌对的联盟。这一段历史显然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首先，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前，领导权和主动性一直是出于中等阶级，但在他们骚动的过程中，唤醒和吸引了大量的工人，特别是在伦敦。
中等阶级对在法国发生的事件和随之而来的英国下层阶级的激烈反应感到惶恐不安，所以在1789年以后他们就开始后退了，尽管起初只是逐渐撤退。这个时期的激进主义，即英国的雅各宾派的骚动，几乎完全是一个下层阶级的运动，同时这个骚动从伦敦扩展到全国许多工业中心——诺威治、伯明翰、设菲尔德以及兰开夏、约克郡和苏格兰的纺织业区域。在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期间，整个有产阶级团结一致反对国内外的雅各宾党人。
在最后于滑铁卢之役击败了拿破仑和反动势力在欧洲暂时复辟之后，开始进入第三阶段。这时比以前更加强盛的中等阶级，再度要求在国家政权中占一席。但与此同时，工人阶级也比过去壮大和成熟了，他们开始注意到，他们的敌人除了旧贵族，还有直接剥削他们的工业家。因此，在1832年选举改革法案获得通过以前的这一时期，他们的关系更为复杂多变，虽然大多数工人阶级还是跟着中等阶级走，但是他们越来越怀疑和犹豫了。
从1832年开始进入第四阶段，当时中等阶级已达到了他们的主要目的，因此对他们的工人阶级同盟军的欺骗也日益暴露出来了。在1832年以后，很快就进入到宪章运动时期，在这个运动中工人孤军作战，反对其他一切阶级，他们希望夺取政权，以达到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的目的。中等阶级激进主义在这时期虽然坚持了下来，但其目的已经改变而且更为狭窄，对群众的吸引力也更小了。
不论什么时候经常注意中等阶级激进主义的发展和下层阶级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日益壮大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就后者来谈谈。
关于十八世纪工会主义的起源我们知道很少。那时的工会活动是不合法的或者只是半公开的。当时也许留下了一些记载，但现在都已失传了。除了在当代文献中可以看到攻击它的片言只语外，没有其他可资参考[6]。但仍然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当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工人失去了生产资料以后，工会和劳资斗争是很频繁的，而且是在不断地扩大。在这个时期，工资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渐渐发展成为典型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它仍然常常是作为一种原始形式存在着，而且夹杂着个体小生产者的关系。
在本世纪末那些正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向前发展的作坊或家庭工业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大量工会活动的证据。必须记住，这类工业通常仍然是农村或半农村规模的。它们经常是集中在人口稠密的比较大的村庄里，和现今的许多矿区差不多，村子里的大多数居民都在同一个作坊内为一个或少数几个资本家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进一步的联合和统一行动就有了可能。这往往引起了罢工，甚至在没有永久性工人组织的地方也是如此。这种罢工经常伴随着规模相当大的骚动、纵火和毁坏机器等事件——这些行为既可向雇主施加压力，也制止了可能发生的对罢工运动的破坏。
在许多工厂和地区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斗争；英格兰西部成衣业雇主常常抱怨说，工人经常采取联合行动，举行罢工，而骚动则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诺丁昂花边编织业在1783、1787和1791年以及在其他年份中都发生了骚乱。诺威治毛织区具有骚乱的悠久传统和与破坏罢工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东北沿海地区的矿工在1710、1744、1750、1765、1771和1794年都发生了骚动或罢工，共中有几次，存煤被烧掉，矿井机器也被捣毁了。至于伦敦的工会活动，我们在威尔克斯的起义中已经讲过。
在这些事件中，我们看到当初的工会组织是很原始的，但具有强大的力量和气魄。因为没有正式机构，缺乏罢工经费，所以就必须采取在短时期内能产生最大效果的骚动和破坏手段：罢工如果不能迅速取得胜利，胜利就永远没有希望了。
在一篇关于1751年莱斯特郡梳毛工人的组织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似乎比较完善的工人组织——这个记载概括了从那时候起到现在几乎所有雇主对工会的看法。这篇文章告诉我们梳毛工人的情况：
“在几年之后自己建立了一种团体（虽然没有立案）；他们的目的首先是照顾有病或失业的穷困的弟兄。他们每星期聚会一次到二次，每个人捐两个到三个便士，放在盒子里作为这个团体的基金。当他们有了一定的力量之后，他们就向他们的雇主也对他们自己立下章程——就是：任何人不得在低于两先令梳一打羊毛的条件下受雇；主人不得雇用他们组织以外的人，如果他这样做，他们大伙就联合起来不再替他工作；他要是雇用了20个这样的人，他们就要将他们全都赶出去。他们常常这样做，但还不满足，他们甚至凌辱受雇的老实工人，殴打他，打坏他的梳盆，毁掉他的工具。他们更进一步在各地互通声气，在整个国家中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团体。为了坚持他们的要价，他们宁愿懒惰拒绝工作。要是他们的组织中有人失业了，他们就给他一张车票和一些钱，让他到邻近的有他们的组织的城市去找工作，在那里也有人供养他。这样他可以跑遍全国受到各地组织的照顾，而不用他自己花一交钱或干半点儿活。纺织工人也学他们的榜样建立了这种组织，不过还没有扩大到全国范围，只限于他们工作的地区。”（《商界状况简介》，1741年。引自韦伯夫妇著《工会史》，第36-37页。）
这些莱斯特梳毛工人的组织似乎是介于我们已经讲到的那些团体和城市手艺工匠的俱乐部之间的一种组织。人们过多地注意了这些俱乐部，而忽略了我们方才叙述的那些组织较松懈但战斗性却较强的团体，工业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新工厂企业中的工会组织便是从这些团体中发展出来的。
同业俱乐部通常是一种极小的团体，只由一个城镇或一个地区的同业工匠组成。它们往往是友谊社团或社交俱乐部的性质，很少有其他的作用。但是每当增加工资或改善工作条件的联合行动可能遭到国家反阴谋法迫害的时候，这些俱乐部就形成了一种最好的合法的掩护，甚至早在1799年结社法令通过以前就是如此。这些俱乐部当中有一些具有悠久的历史：伦敦帽商俱乐部可追溯到1667年，在1771年我们发现除了在伦敦和骚斯沃克以外，它们还在12个以上的小城镇中建立了地方工会俱乐部联合会。这时同业俱乐部已经开始发展成同业工会了。在其他行业中，这种组织在成衣匠、水车匠、细木工和印刷工人中也是很盛行的。利物浦的造船工人和设菲尔德的剪刀匠是组织得最好的团体。1790年，《设菲尔德之虹》登载了一则反映雇主怨气的典型报道：
“磨剪刀的和其他工人们参加了非法的社团，他们企图增加工资。”
如果前面所讲过的那种团体可以有资格称得起恩格斯所说的“战争学校”的话，那么这两种类型的团体就可以叫做“政治学校”。在这整个的时期中，工人被迫采取了政治斗争。政府借口“阴谋”对工人经常进行迫害，一再企图实施当时已经和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工资率和学徒制的旧法律，以及法律和裁判官毫不掩饰地维护雇主的利益，这些事实使得工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国家掌握在他们的阶级敌人的手中。因此，议会改革对他们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为群众取得政权（至少是一部分政权）的一个具体步骤了。
2．英国的雅各宾党人
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加强了这种不断发展的政治动荡。政府当局对革命战争的无能为力充分暴露了它本身的腐朽不堪。同时，殖民者提出由于议会中没有他们的代表不能缴纳赋税，并要求有权利抵抗暴虐的政府，这些不能不影响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成千上万的居民，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也是被压迫者，并且深知他们也是没有代表的。
工会俱乐部开始对那些已经懂得关心政治的人增加了政治课题，这些俱乐部是从威尔克斯时代到圆厅党人[7]时代一切改革运动的温室。兰开夏纺织工塞谬尔·班弗德的自传《一个激进主义者一生的变迁》，是早期工人阶级运动最生动的叙述之一。自传把1816年左右在俱乐部里讨论政治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对于十八世纪最后20年的描述在某些方面大概是真实的。
“每个人面前都放有半品脱黑啤酒；许多人同时发言，嗡嗡的声音和混乱会给你这样一种印象，就是那里的评论家比思想家要多得多—说话的人比听众要多得多。顷刻之间，有人喊‘肃静，开会了’，于是，嘈杂的声音低了一点，接着主席客客气气地以恭维的言词介绍一位外来的或本地的讲演人。随着就是‘静点，静点，不要说话啦！’的喊声，伴随着鼓掌声和以指节敲击桌子的响声，敲得半品脱黑啤酒杯在桌面上直跳。然后是一篇演说，对某一位兄弟演说家或有名望的政治家赞颂一番。其次是通过赞成议会改革的决议，一个人会发表一篇演说赞成这一决议，另一个人对若干细微末节提出修正。然后又是一个附议，某位情感容易激动的人破坏了秩序，五六个人站起来对他批评，又有十多个人把他们压服下去。人们指手划脚，喊声越来越高了。”（《一个激进主义者一生的变迁》第1卷，第23页。）
也许这种混乱情况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工人们正在努力学习着如何进入一个新的国家，学习着用一种新奇的言语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上一世纪的政治沉默正让位给一个紧张的政治活动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英国的工人阶级形成了，并且第一次郑重地出现了。
美国革命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每个人都受了它的影响，但是对于不同的阶级其影响的性质却大有区别。对于统治阶级和它的寄生者，它是一个灭亡的标志：标志着他们的垄断权力和这种权力所带来的利益即将结束。即使他们本身能够得以苟延残喘，他们唯我独尊的时代则已成过去，而且这种苟延残喘仅能以接连不断的战争和最最圆滑的阴谋诡计的代价来换得。对他们来说，革命是终止内部纷争和团结一致的信号。皮特政府和他的后继者就是这种统治阶级巩固团结的产物，这种政府从对内意义以及对外意义上说都同样是一个战时政府。
但是，那些仍然处在特权阶层以外的资产阶级集团的反应却和他们大不相同。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曾经支持过早期的改革运动，许多人起初由于相信革命会促进他们的利益而欢迎革命。但是，当革命具有日益增长的群众性的时候，当农民开始用武力夺取土地的时候，当封建王朝被推翻的时候，当代表工人群众和中等阶级的下层最先进的部分的联盟的雅各宾党取得了政权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就改变了，绝大多数投到皮特的阵营中去了。现在他们的最终目的只是在政治圈子里为他们自己谋得一席之地。当1793年皮特能够向年轻的法国共和国挑起战争的时候，他获得了几乎所有有资产者的支持。
只有工人和独立的手艺工匠们全心全意地拥护法国革命，现在他们第一次通过自己的政治组织开始作为领导力量出现了。也许有3本著名的书可以说清楚明了地反映了这些不同的反应。1790年，像皮特一样一开始就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温和的改革者的埃德蒙·伯克，出版了他的《法国大革命回顾》。在这本书中，他不但攻击了法国革命，而且也攻击了整个民主概念。这本书曾经轰动一时，而且引起了许多回击。詹姆斯·麦金脱希爵士的《为法国辩护》也许是这些书中在文学界最负盛名的一本。然而，到了1796年，麦金脱希已经完全抛弃了他的早期的激进主义，正如赫兹利特所说：
“麦金脱希改变了信仰，他不仅仅仿效伯克先生的优容举止和严肃态度，而且仿效他的自由主义观点和他的实际的看法。”（威廉·赫兹利特著《时代精神》，《詹姆斯·麦金脱希爵士》。）
麦金脱希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印度审判官的职位。
托姆·潘恩在其所著的《论人权》一书中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和影响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潘恩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起过领导作用，并且认为法国所发生的事情是争取民主的一个新的阶段。《论人权》前一部分是对法国人民所作的辩护，也是对伯克的人民除了遵守法律以外与法律毫无关系的论断的有力的驳斥。他在书的第二部分中，给了英国盛行的腐败的买卖市镇议员席位制度以毁灭性的打击。潘恩捍卫了共和主义和革命的权利，并嘲笑君主政体和它的拥护者说：
“不难想象到，那些和君主制度利益攸关的人如官儿们、领恩俸者、内室侍从、厨房侍从、厕所侍从以及上帝才能知道的另外一些人，他们一定能够找出和国家所支付给他们的薪俸一样多的为君主政体辩护的理由。但是如果我问农民、制造业主、商人、小贩、工匠和各行各业的人，以至于普通的劳动者，君主制对他有什么好处？他一定说不上来。如果我问他君主是个什么人，他一定说他大概是个吃闲饭的人。”
这是一种新的声音，该书在谈到那些根深蒂固的积弊时是满怀愤恨和轻蔑的，它所用的语言和口吻就是最简单的人也能理解。《论人权》详细地证明了，一个民主的爱好和平的政府，裁减了军队、取缔了非法利润和尸位素餐者以后——这些开支侵吞了大量的国库收入，就可以废除间接税；并且，在采取了累进所得税以后，它就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以支付养老金、普及教育和许许多多不然就要等到一百年后才能办得到的社会事业。这种简单的政治的算术越是容易被人民理解，就越是使富人害怕。《论人权》首次揭示了民主制度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而是群众借以获得富裕生活的道路。这本书虽然很快就被禁止，但它已经成为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教科书。这本书在3年之内就销售了20万册，还被翻译成了威尔士文和苏格兰高地人的文字。
1792年，“下层阶级”的激进运动建立了它自己的最初的组织——“伦敦通讯社”。此外还有其他团体如“宪政社”和“人民之友社”，但它们在性质上都是中等阶级的团体，它们用高额捐款的办法有效地拒绝了工人参加。1792年1月25日，有8个工人在拜耳酒店开会，决定成立“伦敦通讯社”，每周捐款1个便士，他们把8个便士正式缴纳给当选为书记和司库的托马斯·哈代。哈代是苏格兰的一个制鞋工人，在伦敦住了18年，美国战争期间才开始积极地参加政治活动，从杰布和卡特赖特的小册子中受到了数育。他不是个演说家，但已经是一个有卓越才能的组织家了。他建议通讯社以30人为一个分社。社员人数增加以后再成立新的分社。组织发展得很快，1792年底该社社员总数达到了3，000人。
它的主要纲领是男子普选权和平均代表权。8月该组织发表了一篇“公开宣言”，指出一个公正的真正有代表性的议会能够为普通民众排除残酷的压迫：就能削减抚恤养老金[8]、缩减军队和秘密警察以减轻人民负担，简化法律和归还圈占人民的公地。一个设菲尔德工人的话更透彻地说明了这种改革同日常生活的关系。当有人问到这个社的目的时，他回答说：
“启发人民，将道理告诉人民，把他们的一切不平和苦难的根源向他们讲解清楚。告诉他们由于什么原因，什么道理，一个人每天辛辛苦苦地工作13或14小时，一星期工作7天还不能养活他的家庭。这就是我对它的目的的理解。”（《国家审判》第24卷，第630段。引自布朗著《法国革命对英国历史的影响》，第62—63页。）
设菲尔德的确走在伦敦的前面了。这里的“宪政社”是在1791年末成立的，它的社员是小作坊主和受雇的剪刀匠。哈代的分社组织计划可能就是仿效这个机构的。1792年4月，“宪政社”的书记塞谬尔·艾希顿写信给哈代建议彼此建立联盟关系，声称自己拥有好几千社员。设菲尔德仅仅是这些社团的所在地方之一。不久它们就和“伦敦通讯社”建立了联盟，于是“伦敦通讯社”成了这个松散的联盟的中央领导机关。最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改革运动的据点都是工会长期活动的地方。诺威治的纺织工很快就建立了“诺威治革命社”的分社网，而诺丁昂的花边编织工与较为进步的中等阶级改革者也结成了同盟，建立了一个“宪政社”。1796年他们把一株“自由树”强栽在诺丁昂的市集上。甚至到1802年，巴士的狱陷落周年纪念还是用椅子抬着激进派议员唱着马赛曲在全城游行来表示纪念的。事情很明显，如果不是工人阶级已经拥有几十年以上的丰富经验，1792年英国雅各宾组织绝对不可能有那样迅速的发展。
工人阶级这一新兴的激进主义使政府慌乱成一团。它速忙采取了一整套的镇压手段。首先是大屠杀。1791年7月14日攻击科学家普里斯特利和其他伯明翰的激进主义者的住宅的“教会和国王”暴民事件[9]，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愤怒工人的自发行动。它是统治阶级拿来恫吓它的反对者的处心积虑和经过周密计划的阴谋，这个阴谋受到包括乔治三世在内的许多领导人物的支持。乔治三世写道：
“对普里斯特利是他和他的党所灌输的数条的受害者这一点，我不能不感到快慰。”（布朗著《法国革命对英国历史的影响》，第81页。）
类似的骚动在其他一些城镇里被煽动起来了，以致许多中等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吓得不敢再从事政治活动了。
1792年政府进一步打击工人阶级的改良主义者。首先，酒店主人在政府的压力下，拒绝将房间借出供政治集会之用。接着是对托姆·潘恩以颠覆性的诽谤罪起诉—罪名的根据是《论人权》一书中的几段文字，其中之一是：
“英国将要哭笑不得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因为英国从荷兰、汉诺威等处请来一些人
[10]，每年要花100万镑来供养他们，但他们既不懂它的法律、语言，也不了解它的利益。论这些人的才能，连充当一个村镇的警察也难以称职。”
戏剧的第二幕发生在苏格兰。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特权集团的圈子比伦敦还要狭小，因此对议会改革的支持相应地就更加广泛了。恰巧在审判潘恩的时候，苏格兰的雅各宾党人在爱丁堡举行了一个大会。“大会”（Convention）这个名称听来确实有一点法国味道，但事实上会议的议程是相当有分寸的：会上宣读了“爱尔兰人大同盟”的来信，这封信祝贺了苏格兰以“一个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力量”进行改革的愿望，但这封信并没有被正式接受。可是这种温和节制并没有使苏格兰改革主义者的领袖托马斯·谬尔免于被捕和受到审判。他被控的主要罪名是推荐托姆·潘恩的著作和宣读“爱尔兰人大同盟”的“叛乱性的信件”。
审判谬尔和其他苏格兰的改革主义者的布莱克斯斐尔德大法官表露出一种公然的偏颇行为和对于惯常的法律手续的违反。而这种偏颇和违反是自从杰弗雷斯法官和“血腥的巡回审判时期”以来，在英国法庭里从未见过的——也许这是因为自从上次伟大的塞几穆尔群众起义[11]失败以后，英国的统治阶级第一次感觉到它的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的缘故。在这些审判的过程中，没有证明，甚至没有提出有哪些叛乱行为。政府控告的理由是：即使他们所采取的手段是和平合法的，这种改革议会的企图本身也是一种叛乱行为。正如布莱克斯斐尔德所说：
“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完全像一个社团一样，而在这个国家（英国）里，政府是由有地产的人组成的。只有这些人才享有被代表的权利。”（《国家审判》第23卷，第231段，引自布朗著《法国革命对英国历史的影响》。）
谬尔被判处14年的流刑。尽管如此，苏格兰的激进主义者又召开了第二届大会，“伦敦通讯社”的两个代表约瑟夫·哲腊德和莫里斯·马格罗特，以及“爱尔兰人大同盟”的3个代表也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是1793年11月举行的，但很快遭到了迫害。马格罗特、哲杰德和斯开尔文等被捕。他们也是由布莱克斯斐尔德审判的，布莱克斯斐尔德这一次以助理检察官的身分参加审判。这次审判最精彩的场面也许要算他在哲杰德说耶稣基督也是一个改革者时所作的回答了：“正是因为他喜欢小题大做，所以才被绞死的”。所有这些受审者都被判处14年的流刑，在起解的航程中他们受到难以形容的折磨，以致斯开尔文和哲杰德到达波坦尼湾不久就死去了。谬尔被一只美国的武装民船所救护，最后到了法国，也在1799年死于法国。
这些判决和对大会的镇压，引起了工人和苏格兰中等阶级中许多人强烈的愤懑。在人们中间广泛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和平宣传改革是非法的话，那么唯一行得通的道路就是武装起义了。成群成群的人们在秘密地进行训练和收集武器。但不幸的是，他们之中混杂着一些政府的暗探和特务，有时这些暗探和特务故意挑起事端，为的是向政府检举，从而领取赏金。罗伯特·瓦特就是这种事件中的一个例子，他和其他几个人一同因叛国罪被捕，可是后来发现他原来是政府的暗探。在审判时他辩护说他一直在从事暗探工作，但是检察官宣称，他在被捕之前一个时期就已被解雇，并且事实上他已经转变信仰，和他所要侦查的那些人“沆瀣一气”了。不论事情的真相如何，瓦特还是于1794年10月被处绞刑。可以肯定，英国政府大约从那时候起，就开始有组织地利用暗探和煽动者来破坏工人阶级的运动了。
这种在整个过程中经常发生的事件，仅仅是加强国家镇压机器，镇压劳动人民的总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它是一个政策的一部分，这个政策包括：运入外国雇佣兵（通常是德国人），建筑兵营使军队和市民隔绝，建立义勇骑兵作为统治阶级的武装力量；另外如通过六条法令、结社法令等一整套的压制性的法令，以及为罗伯特·皮尔爵士和他的继任者们所设立的官僚警察武装等等。总之，这些措施反映了当工人阶级逐渐发展成熟时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对苏格兰改革主义者进行镇压之后，接着是对其中央机关“伦敦通讯社”的直接进攻。1794年5月，“伦敦通讯社”的7位领袖和另外一个改革组织“宪政社”的6位领导人被逮捕了。他们中间最重要的人物是托马斯·哈代，霍恩·图克和约翰·特尔瓦尔。哈代是“伦敦通讯社”的书记，是公认的伦敦激进手艺工匠的领袖。图克是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在工人运动中有悠久的历史和很高的声望，并且是“伦敦通讯社”与中等阶级改革社团之间的主要联系人。特尔瓦尔是这一运动的卓越的发官人和演说家。他总是喜欢做出夸张的姿态：审判他时，一个暗探作证说，曾经看见他打断一只啤酒瓶子的头颈说，“对一切专制暴君都应该这样办”。
被捕的人都被枢密院三番五次地审问，千方百计威逼利诱，企图使他们招认自己的罪名，或揭发他人的罪行。对几个犯人的待遇是不人道的，这种待遇预示了从这时起到后来对塞谬尔·何尔柏里、欧内斯特·琼斯和其他宪章派民主运动领袖的监禁待遇。约翰·特尔瓦尔被囚禁在监狱的停尸间。而死于霍乱或其他传染病的犯人的尸体通常都停放在那里。各种讯问和恫吓手段无效以后，就和往常一样，在告密人的帮助下，捏造一套证据，扣上叛国罪的罪名，将犯人交付审判。对政府来说，最遗憾的是，这里没有布莱克斯斐尔德，而且密德尔塞克斯的陪审员并不像苏格兰的陪审员那么容易对付。第一个案件是关于哈代的，从10月28日开始审判。经过9天，他被宣布无罪释放，得到了远至伦敦以外的人们的欢欣若狂的庆贺。政府虽然受到这一次的挫败，还是决定继续审判，名单上第二人是霍恩·图克。图克将皮特拉到证人席内，使政府非常狼狈。皮特在证人席内被迫勉强承认，他曾经说过实质上与使图克和他的朋友们受到控告的大体相同的话。继图克之后，特尔瓦尔的无罪释放，使政府的失败已成定局。其他的控告也被撤销了，政府为全国其他改革者准备的800张拘票也随之作废。
次年，即1795年，是充满着极端不满和愤怒的一年。粮食价格直线上涨，1793年每夸脱（28磅）价值49先令3便士和1794年每夸脱值52先令2便士的麦子，到1795年已涨到75先令2便士，到1796年湿到78先令7便士。[12]工资远远跟不上物价，就业情况尤其不稳定。1795年，由于普通工人的工资不够养活一个家庭，柏克郡的司法机关被迫采取了著名的“斯皮恩汉兰德工资制”，按照面包价格的高低，用教区基金补贴工资。这个措施给乡间的工人带来了灾难。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救济，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些年头饿死。事实上因饥饿而引起的骚动遍于全国，在许多情况下，还发现军队公开同情这些骚动，不能用来对付人民。10月，情势发展到高峰。当时人数众多的人群在国王去参加议会开幕典礼的路上，用石块和一阵阵的高呼“面包与和平”、“不要皮特”和“打倒乔治”的口号来“祝贺”国王。
尽管如此，并且他们在法庭中取得了胜利，“伦敦通讯社”的影响还是开始衰落了。这有许多原因。第一是，它的严格遵循合法斗争的战术对这些他受战祸和镇压之苦的人似乎是不适当的。其次，这场战争虽然不得人心，但是由于英法两国在十八世纪期间的世仇使政府很容易制造一种强烈的反法情绪，并以敌国奸细的罪名加在改革主义者的头上。更主要的原因也许还是法国政府本身的道德败坏。1794年7月雅各宾党被击败了，国外逐渐了解到，革命时期已成过去。在五执政政府、总裁政府和以后的帝国时期，英国的民主主义者所能对法国感到兴奋的事情是越来越少了：特权与民主之间、压迫与自由之间的明确界限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显著了。战争还在继续着，似乎不论哪一方面取得胜利，实现1789年以后最初几年人们所期待的那些宏大希望的前景都是非常渺茫的。此外，战争在某些地区和工业中创造了繁荣的条件，这种繁荣仿佛很可能使一些中产阶级支持改革的人们比从前更容易接受这个将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制度。
最后是政府历次镇压激进主义运动所累积起来的影响。在1795至1796年的冬天，“两项法令”重新规定了叛国罪的定义，使之包括言论和公开的行动，并且把集会权缩得那么小，以致反对派不可能举行任何集会。甚至少数几个改革主义者在一起聚会都感到愈来愈困难了，同时他们希望进行的活动也很少是属于合法的了。为了防止“士气”低落，政府批准了一项规模宏大的建造兵营的计划，使士兵在民间宿营的古代的惯例宣告终结。可是事实证明这一措施也无济于事。结果大批的汉诺威人和其他的德国兵被运过海来镇压民众和监视本国军队。科贝特第一次被监禁就是由在伊利哗变的一团民兵遭到德国雇佣兵极其残酷的镇压这件事所引起的。此外，还募集了一支完全由上层和中等阶级组成的新武装力量—义勇骑兵。他们除了作为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以外没有任何军事价值。不久我们就要谈到他们在彼得卢原野上的高贵行动了！
在“伦敦通讯社”和它的地方组织衰落以后，出现了更多的带有谋叛性质的秘密团体，如“苏格兰人大同盟”和“英格兰人大同盟”。1797年8月，一群苏格兰的纺织工人和骑兵发生了流血冲突，这些骑兵在特兰南特的麦田里对他们大肆屠杀。但是，这一切比起“爱尔兰人大同盟”就微不足道了。“爱尔兰人大同盟”是一个真正强大的组织，民族的希望和农民的不满同激进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平等信念都在这个运动中结合起来。
沃尔夫·顿和“爱尔兰人大同盟”的最有才能的领袖们都看得很清楚：他们首先必须依靠农民和工匠。如果不满足“没有财产的人们”的要求，民族解放斗争是不能成功的。他写道：
“如果我们进入爱尔兰，我们就要改善贫苦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就要打击那些可恶的和卑鄙的爱尔兰乡种的集团。”（杰克逊著《故乡爱尔兰》，第133页）
“爱尔兰人大同盟”不仅把贫苦的劳动者团结起来进行民族解放事业的斗争，甚至还进一步调解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纠纷，这些纠纷是英国和爱尔兰统治集团所挖空心思制造出来的。1794年审判哈代的时候，“爱尔兰人大同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顿和其他的人不得不到法国去避难。这时一个秘密的指挥部开始在爱尔兰策动武装暴动。
1796到1797年期间，一支法国军队渡海登陆的计划在紧要关头遭到了失败，这支法国军队的来临就是民族起义的信号。于是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酷刑和逮捕，企图挑起一个孤立无援的暴动，好一举扑灭。新成立的义勇骑兵，在这场暗无天日的屠杀中到处大逞威风。
1798年春天，一切希望从法国方面获得帮助的想法都落空了，爱尔兰人准备自己起义。这时，政府当局在一个告密者的协助下逮捕了民族运动的全体领导者。人民发动了起义，可是暴动缺乏一个中心计划，所以尽管武器窳劣的农民军在各地表现了无比的英雄气概，在某些地区取得了胜利，但是，最后人民的起义终于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被政府军镇压下去了。和以往一样，随之而来的是集体大屠杀。
这些爱尔兰事件，以及1797年在斯皮特海德和诺尔的海军兵变，使政府惊惶失措，于是新的镇压开始了。1797年7月通过了一项法令：“彻底镇压和禁止英格兰人大同盟、苏格兰人大同盟、爱尔兰人大同盟和不列顾人大同盟……以及伦敦通讯社和其他城镇或地区的一切通讯团体。”
在以后的15年里，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运动被剥夺了一切公开活动的机会。但是，这决不是说，工人阶级的活动已经停止。
3．结社法令
禁止通讯社团和“爱尔兰人大同盟”的法令公布之后，接着就是更为罪恶彰著的1799年的结社法令。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期是工业发展空前迅速的年代。铁的生产从1790年的7万吨增加到1820年的40万吨；进口原棉1764年至1794年增加了615％，自1794年至1824年增加了445％。工业的性质随着产量的增长也发生了变化：规模愈来愈大和愈挖愈深的矿山雇用着人数众多的矿工，炼铁的规模日渐扩大，工厂代替了家庭工业——这些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工业革命。但是必须注意，我们不要夸大这些早期的发展的程度。从家庭工业过渡到工厂生产的速度是缓慢的，并且发展得不平衡。举例来说，棉织品发展在先，毛织品发展在后，纺在先而织在后。到了1800年和此后的一些时候，家庭工业仍然继续存在，不过愈来愈受到资本主义的控制。一个巨大的变革已在酝酿中，如果说1800年工厂生产还并不普遍，那末，它至少是在发展中。
工人们的情况也是如此。工厂工人还没有成为标准的工人，但是，从整个工人阶级的发展趋势来看，他们的重要性在迅速地增长。整个阶级的性质在转化。工人比以前更加集中了，许许多多工人常常聚集在一个企业里为一个展主工作。在某些地区，同时有许多这种大企业比邻相向，这意味着聚集在一个城市或乡村中的成千上万的工人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问题。而在人数众多的工人共同为一个雇主在自己家里或在狭小的店铺里做着同一类型的工作的时候——这是常有的事——情况也是这样。工人集中程度的增长导致工人团结的加强。最后，雇主与工人之间的界限比在家庭工业或者小型工业里明显得多了，在小型工业中，雇主本人和少数几个徒弟或雇工在一起进行劳动。工业发展加深了阶级的对立。
所有这一切，都被普遍存在的令人憎恶的工作条件加剧了。这些都是人所共知无可争辩的事实。难以维持温饱的工资、14到16小时的工作日、卫生条件恶劣的工厂和更加不卫生的工人住宅——这些在一切关于工业革命的记载中都是常常可以看到的。但工人阶级与这种情况以及造成这种情况的政治制度作斗争的故事，人们就不大知道了。改善生活条件和最终建立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斗争，正是这本书要探讨的主题。工人在这一时期的穷困倒并不是怎样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如果说今天工人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那么，任何一点改进都是工人自己努力的结果。
由于和法国的战争，工人所受的这些痛苦在1790年与1815年之间是更加严重了。粮食价格跳动很大，而往往是向上跳动。在1790年以后的3个10年中，小麦的平均价格分别为63先令6便士，83先令11便士和87先令6便士。1800年是113先令10便士，1801年是119先令6便士。即令在有贫穷救济金贴补的时候，工资仍然远远追不上物价。为什么父母被迫尽早将子女送进工厂或者在田地里工作，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这一时期，除了那些得天独厚的技术行业以外，工人赚得的工资还不够养活一家人。
因为全部军费的担子落在工人阶级的肩上，生活费更高涨了。几乎所有预算收入都来自间接税，所以据估计，每周赚10先令的人，纳税要占去他的收入的一半。此外，大量发行纸币引起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同时1815年后，相反的通货收缩的办法又将巨万英镑放人“国债”（对拿破仑的战争，已使国债由23，700万镑增至85，900万镑）持有者的钱袋里。
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的，工会运动在十八世纪的最后10年中，就开始获得一种新的、对统治阶级来说是可怕的性质。原先参加旧式俱乐部组织的手艺工人很少罢工，现在他们也经常举行罢工了，而且他们的战斗性愈益加强。工人纠察队严厉打击狗腿子，破坏机器、甚至破坏工厂的行动开始变得愈来愈普遍了。最使他们吃惊的也许是工会组织日益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结合起来的不断增长的趋势。皮特和皮特时代的雇主们，当然认为每一次罢工和反对政府的事件，都是法国雅各宾党人指使的，正如今天他们的后继者把一切都认为是受了莫斯科代理人的煽动一样。这当然是荒谬绝伦的。但是，从争取民主政治的意义上来说，雅各宾主义的确赢得了北方新兴工人阶级的拥护。在1800年要想再组织一个“教会和国王”的暴民事件是不像在1790年那么容易的。
在当工会运动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的时候，雇主们开始抱怨反结社和反阴谋的现行法律还不够严厉。伦敦水车作坊的师传们在1799年4月给议会呈递了一份请愿书：
“好些时候以来，在水车业的伙计中已经存在着一个有危险性的组织……目的是迫使师传普遍提高他们的工资，阻挠雇用拒绝参加他们组织的伙计，以及进行其他非法活动；伙计们经常进行这种阴谋，师傅往往不得不退让。最近又提出要求提高工资，我们还没有答应他们，可是他们已经拒绝上工了。”（1799年4月5日《下院日志》。）
他们请求通过一项临时法令来对付这种图谋不轨的行为，议会当然欣然同意。辩论时，“慈善家”威尔柏福斯站起来建议，这项法令应该加以扩大，以便适用于全国所有的社团。
这就是臭名远扬的结社法令的来源。第一个法令在6月17日至7月11日之间匆匆通过了所有的程序——通过得那么迅速，以致大多数工人都蒙在鼓里。这项法令禁止一切结社，和一切旨在组织社团的集会和活动。违反此项法令者任何治安法官[13]均可予以惩处，并且应受3个月以上的监禁。这项法令中的一款违反了英国法律的一般惯例，就是强迫被告提供不利其本人的证据，否则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当人们识破这一法令的性质时，抗议书和请愿书就纷纷涌进了议会。1800年，利物浦（在这个选区里，由于当时选举制度的一种疏忽，造船工人工会的许多会员享有选举权。他们在选举中一向采取一致行动。）的一个议员提出了一个新的法案。于是新的法令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细小的更动：例如本来规定一个治安法官改为两个治安法官，并不得由有关行业的雇主充任，虽然他们可能是而且常常是别的行业的雇主。应当补充一句，虽然在理论上雇主和工人都一样禁止结社，但找不到任何一个关于雇主由于违犯这项法令而被告发判罪的记载，虽然雇主们的结社是非常普遍而且是公开的。
1800年法令的有效期间继续了25年，它给工人阶级组织发展的道路上设置下许多障碍。但事实上，1825年的工会运动比1800年更为壮大了。结社法令断断续续地和横暴地推行了一部分，但不能全部实行。它在大部分的工业中没有普遍实行。这一方面因为告发是雇主们的事情，而许多雇主认为还是不惹事的好。同时在较老的手工行业中，伙计们的俱乐部有着长久的历史，很少受到干预。尽管如此，这项法令毕竟是存在的，它无形中是一个威胁，它提醒工人不要搞得太过火了。但在新兴的工厂企业中，情况就不同了。这里检举告发是常有的事。杰·尔和巴巴拉·哈蒙德引自《手艺工人和机器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此项法律在这里实行的情况：
“斯托克波特纺织工人约瑟夫·谢尔温介绍一个蒸汽织机厂厂主的情况：当地的一般工资是每日工作14小时，每周8先令。但1816年他以需要设置灯光为借口，将每一部织机工资降低3便士。就是说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减少了6便士，某些工人减少了9便士。到了夏天，厂主也不愿恢复减少了的工资，而到1817年冬天，他又想再一次减少工资，工人们提出了抗议，并离开了工作，这样做的有12个女工、11个男工。他们被带走去见治安法官，治安法官将他们送到监狱的院子里，要他们考虑：究竟想做工呢还是坐牢。他们拒绝在减少工资的情况下复工，于是他们被判处一个月的徒刑。女工被关在密德尔威治监狱，男工关在切斯特尔监狱。”（《城市劳动者》，第130页。）
甚至在这个小小的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项法令失败的第二个也就是主要的原因。它从来没有完全实行。因为工人千方百计坚决要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组织起来，这就使这个法令不可能全部实施。几乎在所有的地区和工厂中都有这种工人斗争和进行组织的记载。我们可以举一两个突出的例子。
一个是1804年到1805年苏格兰织工的斗争。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格拉斯哥的织工请求实行伊丽莎白法令，授予治安法官以规定工资之权。织工们因为生活费用异乎寻常地上涨，请求规定新的计件工资标准。经过重重周折和受了许多经济损失后，治安法官终于宣布这项请求是合理的，并颁布了一个新工资制。可是雇主们竟置之不理，结果发生了包括苏格兰各地4万工人的规模空前巨大的黑工。3个星期后，雇主们开始动摇了，这时警察就逮捕了罢工委员会的全体人员，将他们分别判处徒刑。于是罢工不得不停止，这个全国性的组织也随之结束。在当时的情况下，地方组织一般都能够保持，但是全国性的组织只能在一个特别运动展开的时候存在一个短暂的时间。
苏格兰织工的这次运动采取了比较公开的形式，并且尽量利用合法的手段进行斗争。结社法令实行的结果，往往促使出现像诺丁昂编织工人那一类秘密的地下组织。他们都是在工业革命以前就能操作复杂机器的熟练技术工人。因此，他们具有工会运动和政治激进主义的悠久传统。从这些工人的完善的组织背景看来，鲁德派[14]运动就与最初一般认为无济于事的破坏机器的行动不同了。事实上在这个企业里，很早很早就有了机器，所以说工人仇恨机器本身是绝不可能的。鲁德派运动只是一个反对吃不饱饭的工资（在1811年每周仅6—7先令）和恶劣工作条件的有组织的运动。工人从雇主租来机器在他们自己家里使用，为了确保完全停工，唯一办法只有毁坏机器。
斗争于1811年2月在阿诺德开始，很快就扩展到全郡和更遥远的地区。到1812年初，远至卡尔莱斯尔、格拉斯哥和诺丁昂的地方都派代表聚集在格拉斯哥，策划运动的进行。诺丁昂的工会组织非常健全，它有一个专职书记格雷夫纳尔·亨逊，他在很长时期内是诺丁昂工人的杰出领袖。1811年12月，纽卡斯尔公爵不得不承认：
“最大的困难是几乎不可能获得关于骚动者的活动和企图的情报。每一件事他们都组织得很严密，而且他们的活动进行得非常机密，没有一个人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告发，所以不可能侦察出他们的情况……现在骚动的花边编织工人的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正与……袜商和师传之间进行谈判。”（阿斯皮纳尔著《英国早期工会》，第116页。）
从1811年和1812年，以及此后到1817年的一个期间，鲁德派运动连续不断，一直很活跃，并且在许多次还能赢得实际的胜利。甚至当局派遣12，000名士兵（这比惠灵顿带到伊伯利安半岛上去的部队还要大）到诺丁昂郡去，和在1812年通过了一项法令都不能制止工人破坏机器。（法令规定破坏机器要处死刑。拜伦勋爵会在上院发表一篇有名的演讲对这条法令提出抗议。）
在其他地区，鲁德派运动所采取的方式和目的各不相同。在兰开夏郡从1811年至1826年，饥饿和失业迫使破坏机器者对曼彻斯特附近地区的新的蒸汽织机工厂发动多次攻击。在约克郡的西里定，1811年到1813年之间鲁德派运动一部分是属于劳资斗争性质的，一部分则含有革命的性质。霍斯福尔的被杀是这一运动的最高峰。霍斯福尔是一个工人所深切痛恨的雇主，他吹嘘说，他要在“鲁德派运动者的血海中策马而行”。这里的鲁德派运动者的主要队伍是由“剪绒工人”或称“剪工”的熟练工人组成的（他们把绒栽在织好了的布上，然后用沉重的剪子完成最后一道工序——一种熟练的手艺）。他们很久以来就由于他们的组织和反对使用机器而闻名，使用机器威胁着他们的技术地位和他们的饭碗。在拿破仑战争末期，英国对法国及其同盟国实行经济封锁，结果使几乎整个棉布业陷于停顿，就在这个严酷的灾难时期，若干个大制造商却企图采用新机器。
“剪工”以“鲁德将军”的名义向全体剪绒工人、织工和所有公众发出一个呼吁：
“勇敢的同胞们：请求你们全副武装挺身出来，协助改正错误的人们去纠正他们过去的错误，并挣脱老昏君乔治三世，以及他那些比他更为愚蠢的儿子和他的坏蛋大臣们所加给我们的可憎的枷锁。必须打倒所有的贵族和暴君。起来，让我们学习勇敢的巴黎市民的高贵榜样，他们在暴君的3万名士兵面前将一个暴君拉下了台……”
另一封信通知使用“这些可恨的剪截器具”的一个雇主，如果他在一个星期内不拆掉机器，“我将派我的部下率领至少300人去把它们捣毁”，拜且要他把这话告诉他的“罪恶的同党”。信上又说：
“我们希望得到法国皇帝的帮助，以挣脱从没有过的最腐败、最恶毒和最专横的政府的枷锁。我们要打倒汉诺威的暴君以及所有的从最大的直到最小的暴君。我们要成立一个公正的共和国。这个国家里千百万人盼望上帝使这个幸福的日子迅速到来。”
有几个月这个棉织业地区一直处于惊慌状态中。武装起来的鲁德派忽而前进，忽而后撤。当局就是雇用密探也不能渗入这个运动的核心组织，派去镇压鲁德派工人的士兵们，却和他们亲如兄弟。
因此，1799年到1825年工会非法期间使工人阶级获得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工会学会了合法与非法手段相结合的新策略，进一步巩固了组织，并懂得了如何随时在万分危险的情况下反击敌人。尤其是工人们在这一时期获得了一个教训，即国家决不是中立的，它是雇主阶级的一个工具，这一教训是世世代代的工人都应该重新学习的一课。
结社法令没有达到企图摧毁工会运动的愿望。但是，这决不是说这项法令是完全不起作用的。在反抗这项法令的人中多次获得胜利、并在废除这项法令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的格雷夫纳尔·亨逊，对这个法令的影响，特别是对纺织工人的影响作了如下的叙述：
“一块沉重的磨石套在当地手艺工匠的脖子上，拼命地压制他和贬低他的人格：他的一举一动以及他保持或增加他的工资的一切行为，都被认为是非法的。整个政权和该地区的势力都被利用来对付他，因为他在‘进行非法活动’……所有的委员会和其中的积极分子都被认为是兴风作浪的危险的爱闹事分子。认为对这种人必须加以监视，可能的话还要加以消灭。”（韦伯著《工会史》，第81页。）
果然，当1824年这块磨石去掉以后，工会活动立刻就活跃起来了。
4．彼得卢时代
1815年与法国的战争以滑铁卢的胜利宣告结束，随之而来的和平为工人阶级运动带来了新的条件和新的前景。这并不是说残暴的镇压有所减弱。这时皮特已经死了，政府为他手下的一批人——西德默斯和卡斯尔雷，埃耳登和利佛浦——控制着，他们具有皮特的一切反动偏见，而没有他的才能。雪莱在为抗议彼得卢大屠杀而写的“无政府的假面具”一诗中，使这一批恶棍遗臭万年：
“路上我遇见了一个‘杀人犯’，
他戴着假面具，很像卡斯尔雷，
外貌温善，内心冷酷而阴险，
他身边有七只恶犬。
恶犬个个肥硕，
也许它们的待遇令人羡慕，
他从宽大的外套里掏出，
一个个，一对对的人心，抛给它们去咀嚼。
第二个遇上了‘欺骗’，
身穿貂皮长袍，颇像埃耳登，
他善于哭啼，
大滴眼泪落地就变成了石磨。
小孩子们，
来回嬉戏在他跟前，
以为每一滴泪都是碧玉，结果
他们都被磨石砸得脑浆四溅。
接着，怀抱圣经，
如金光护体身披夜幕，
模样如西德默思的‘伪君子’，
骑着鳄鱼从我的旁边走过。”
此外，战争的结束使政府很难再用维护“法兰西原则”或图谋通敌来污蔑改革主义者和工会运动者了。
如果说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灾难，那么和平也并没有使人民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科贝特写道：
“这场戏也许演完了：可是啊！不！我们还不能回去吃晚饭。还有事需要我们去做。我们每年照例要为这出戏付出450万镑。这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儿。事实上这出戏并没有演完。也许第一幕是结束了。在1789年首次爆发的伟大的革命，这颗明亮的星仍然在照耀着全世界。那一年，封建的和宗教的专横、愚昧和迷信受到了第一次沉重的冲击。从此以后，它们还遭到了别的打击。不管采取怎样有利于它们的措施，它们是注定要被消灭的。”（1815年7月29日《政治纪事》。）
战争的结束立刻带来了物价的暴跌，而以重工业的情况为最坏，虽然从表面上看，战争曾经给重工业提供了无限的订货。铁每吨价格从20镑跌至8镑，什洛普郡的34个高炉，就有24个停止生产。数以万计的煤矿工人和炼铁工人流浪街头。纺织品同样发生了生产下降和价格猛跌的情况，这给手工织工们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在不正常的战争环境下，他们曾经赚得相当高的工资。30万复员的陆海军士兵增加了已经相当庞大的失业大军。
工资普遍下降，但价格仍然人为地维持在高水平上。国债的利息达3，000万镑，占全部预算的3/5，所得税的废除意味着更多的赋税落在群众身上。资本家和地主们在享用晚餐，但是却要工人们付账单，赋税要占到他们平均工资的一半。只有粮食价格没有下降。战争结束后的头5年内，小麦价格平均每夸脱80先令11便士，仅仅比战争期间遇到荒年情况最坏时的价格稍低一些。这就是说，当工人每周在最好的情况下赚到10先令的时候，买一磅面包要花3便士，而面包在当时是工人阶级最主要的食品。1815年，议会通过了谷物法，规定谷物价格除非每夸脱超过80先令，不得输入小麦。谷物法对价格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姑且不论，但它对工人阶级所发生的影响却是毫无疑问的。政府这一措施使得千百万人们相信，议会是雇主们的工具，这给予改革议会的要求以特别的动力。
战后的危机首先导致了一大骚动的爆发。塞谬尔·班弗德在他的有名的一段著作中作了如下的叙述：
“1815年谷物法通过以后，开始了一系列的骚乱，时断时续地一直延续到1816年末。当此法案正在讨论时，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相继发生了骚动，一直持续几天之久。因为面包价格高昂，布里德浦尔特发生了骚动。贝德福德发生了制止粮食出口的类似骚动。在柏里，失业工人捣毁了机器。在伊利，骚动演成了流血镇压。泰因河上纽卡斯尔的矿工和其他人掀起了骚动。在格拉斯哥，工人们为了设置施粥所而流血。在普勒斯敦有失业纺织工人的骚动。在诺丁昂，鲁德派工人破坏了30台机器。在麦瑟提德维尔的骚动是由减少工资引起的。在伯明翰失业者也骚动起来。在瓦尔萨尔发生穷人的骚乱。12月7日在登迪由于伙食太贵，有100多家店铺被抢。”（《一个激进主义者一生的变迁》第1卷，第6—7页。）
伴随着骚乱而来的是群众政治认识的提高。在北部和中部地区以及在伦敦的新的工业城市里，按照卡特赖特少校建议的形式建立了“汉普登俱乐部”[15]。在这些俱乐部里，工人们开会讨论和进行议会改革的酝酿活动。这些俱乐部达到了许多以前通讯社的活动所没有达到的地方。由于当时所颁布的法律，俱乐部要想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是不可能的。但是，增长中的左翼报刊的势力，特别是威廉·科贝特的定期的文章，却是一个统一的力量。
科贝特逐渐从一个爱吵嚷的保守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激进派。他的信仰的根源和潘恩以及十八世纪理性主义后继者们是完全不同的。他的确拥有一大堆偏见，但这些偏见是光明磊落的。他的《政治纪事》总是随时准备对假公济私和陋习进行攻击，并且永远为被压迫者说话。在滑铁卢之役的前几年，他仍然是一个主张议会改革的伟大力量。阻止《政治纪事》接近群众的唯一障碍就是它那高昂的售价：当局为了阻止受大众欢迎的报刊发展，故意课以重税，使它不得不以1先令半便士的价格出售。但在1816年11月，科贝特发行了一种2便士的《纪事报》，不登新闻和其他内容，只登他的《致手艺工人和产业工人书》。他在信中指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因此：
“在你们对自己的价值有了一个正确的概念以后，当你们听到人们把你们叫做乌合之众、贱民、暴徒、粗野的群众时，你们该多么气愤呵。”
他在讨论了人民的不满和苦难以后，作出结论说：
“唯一挽救的办法就是在下院或人民院进行一个改革，给所有直接税的纳税人以投票选举权，并且议员要每年选举一次。除此而外，再无其他办法了。”
这封信销售了200，000份，它把民主改革作为主要政治问题提到整个工人阶级的面前。继这封信之后，科贝特发行了定期的2便士一份的、不贴邮票的《纪事报》，它的固定售销额达到了50，000份。而《泰晤士报》当时每天只销售5，000份。随科贝特的《纪事报》之后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定期刊物：伍勒的《黑矮子》，卡莱耳的《共和杂志》以及约翰·加斯特的《母夜叉》，所有这些杂志均传诵甚广，至于讨论它的人那就更多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整个时期内，不仅当时杰出的新闻记者，而且几乎这一时期所有的主要诗人和有才能的作家，都同情、往往甚至是积极地支持激进和民主运动的斗争。如雪莱、拜伦、赫兹利特、彭斯、布莱克、济慈、利·亨特、兰德尔、皮科克以及华滋华斯、科勒里季和骚锡，他们至少在年轻的时候，都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他们的表现往往是非常革命的。保守党除了唯一鼎鼎大名的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和一些腐化的雇佣文人外，没有可与这一宏伟的阵容相匹敌的人物。而那些堕落的文人最可称道的地方，只不过会说几句俏皮话而已。
早期领导人中，除了卡特赖特外，现在还在积极参加活动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站在前列的多是新的领导者，如科贝特、伍勒、卡莱尔、霍恩、本饱和享特。这些人中，卡莱尔以他的激进主义和自由思想的结合，以及他争取新闻自由的勇敢和坚毅称著于世。除了科贝特，最有直接影响的人物就要算是亨特了，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勇敢而有才华的演说家，他的这些优点远远超过了他的虚荣和性格乖僻的缺点。
这些意见各不相同但信仰大体和卡特莱特的纲领（见第一章第一节）差不多的改革主义者，开始在全国各地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其中：托马斯·斯宾斯的信徒们在12月2日于克拉肯威尔的斯巴广场举行的一火集会结果发展成为一场暴动，他们最初也许打算举行一次武装起义。由于这一时期的“证据”大部分都是警察密探所提供的，因此很难确定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政府随时准备利用特务所挑起的事件来打击整个运动。1817年1月，议会匆匆忙忙通过一项法令，授予治安法官以禁止集会的特别权力，而且和1794年到1806年的情况一样，停止了人身保护法。科贝特认为政府这次停止人身保护法的主要目的是想逮捕他和封闭他的《政治纪事》，于是他跑到美国去了。但是，大部分激进主义者都坚守岗位，运动继续发展着。
3月问，兰开夏的失业工人企图到伦敦去呈递要求改革和解除他们痛苦的请愿书。好几千人，大半都是手织机的织工，集合于曼彻斯特，但他们遭到军队的攻击并被驱散了。出发较早到达斯托克波特的那些人也遭到进攻，被冲散了。少数意志坚决的人一直推进到达比郡的阿希布尔奈。这次“毛毯党人”（因他们把随身携带的一切东西都卷在毯子里，看上去很像澳洲樵夫的行囊）的请愿进军，和往常一样以被逮捕和监禁而告结束。这些事件所引起的愤怒以及一切抗议的合法手段被禁止的事实，使人们转向武装计划，在旷野中秘密进行训练，准备武装起义。但这些准备活动只是地方性的，而且规模小，相互之间缺乏联系，加上还混入了政府的密探，所以一开始就注定要遭到失败。在伦敦，爱德华兹把锡斯耳伍德和他的同伙引来参加伽图街的密谋计划。在北方，臭名远扬的奥里佛正在进行他的可恶的勾当。
他的方法是周游各地，伪装成一个“革命”党的中央机构的代表。他骗各地的改革者的组织说，其他地方已经提前准备，武器齐全，只待一声命令就会有大批的人起义。他说，“只有你们这里，事情还没有齐备”。但是1817年6月14日《里子信使报》上的一篇文章详尽地揭露了他的阴谋，使他的计划未能得逞。这次揭露不仅使奥里佛狼狈不堪，而且也使雇佣他的政府出了丑。他所取得的一次成功，是诱骗了三四十个达比郡的工人从彭特里儿向诺丁昂进军。率领他们的是一个叫吉莱米亚·布兰德莱斯的织袜带工人，一个毅力坚强为人正直的人。他们被骗说是大队人马的一部分，实际上，他们完全是一支孤军。这支小小的队伍遭到军队的袭击，被驱散了。在经过慎重挑选的陪审官面前，19个人判处流放，布兰德莱斯和另外两个人就在诺丁昂处以绞刑。
但镇压和叛变出卖都不能阻止运动的发展。在伦敦、伯明翰以及其他地方纷纷举行大会，接着就筹备在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举行一个兰开夏全体工人大会。所有周围的市镇和乡村都作了妥善的准备。1819年8月16日，带着乐队和高举旗帜的队伍，其中包括很多妇女，秩序井然地行进到开会地点。对于政府当局说来，他们严守纪律比任何秩序混乱都更加可怕。当亨特正要开始讲话的时候，一队骠骑兵和曼彻斯特的义勇骑兵向密集的人群发动了攻击。骠骑兵似乎只是机械地执行命令。特别积极的倒是属于上层阶级的义勇骑兵，他们肆意砍杀和践踏手无寸铁的人们。不多一会就死了11个人，约400人受了伤。
亨特、班弗德和其他等人遭到了逮捕并被以叛国罪提起公诉。政府企图把这次集会说成是一次暴乱，或者是革命的序幕，以便为集体屠杀开脱罪责。甚至《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承认：
“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副检察长卡斯尔雷勋爵和其他议员们在下院所陈述的关于曼彻斯特集会是暴乱的话，乃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他们的话既无真实性也无可能性。”（班弗德著《一个激进主义者一生的变迁》。）
尽管有这种揭发，同时集体屠杀甚至在许多中等阶级人们中引起了恐怖，亨特和其他等人还是被判处了长期囚禁。同时政府更进一步通过了所谓“六条法令”，这个法令将合法镇压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六条法令授权治安法官禁止超过50人以上的集会。它们禁止军事训练和带有乐队及旗帜的游行。它们授权搜查任何有藏匿武器嫌疑的民家和逮捕携带武器的人，不用说，这一条当然只适用于下层阶级。最后，法令还规定每份售价在6便士以下的报纸和小册子须要再抽4便士的税。其目的是阻止像科贝特所出版的2便士的《纪事报》这一类刊物在群众中流行。为了反对这项法令和1817年查禁“诽谤和煽惑性”作品的法令，理查德·卡莱耳和他的店员志愿军从1819年到1825年斗争了6年。关于1817年的法令（它是卡莱耳的主要反对目标），当150名男女在监狱先后总共住满了200年以后，斗争才获得胜利。
阴谋暗杀内阁成员的伽图街事件，就是在彼得卢事件和《六条法令》通过以后才发生的。应当注意的是，即使在这一事件中，锡斯尔伍德和他的同伙（其中4人已被绞死）仅只是同意了一项计划而已，而这项计划的每一细节都是警察密探爱德华兹的主意。在这以后不久，在格拉斯哥和附近地区爆发了政治性的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参加罢工的大约有60，000工人——其中许多是煤矿工人——双方都盼望这次罢工会成为武装起义的序幕。不管原先计划如何，武装起义的口号却始终没有喊出来。可是有一小群罢工的工人受了密探的挑拨，未待时机成熟就采取了行动，在保内穆尔和第10骠骑兵的一支队伍发生了小规模的战斗。
自此之后，激进派的活动暂时低落了，但是群众对改革的渴望并没有丝毫减退的迹象。但是，“六条法令”使得用实际行动来表达这种愿望变得更为困难了，并且压制了曾经在运动中起团结作用的群众报刊。加上从1820年起，有5年是商业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物价虽然有相当的跌落，但是，出口从1820年的4，800万镑增长到1825年的5，600万镑；同时，进口从3，200万镑上升至4，400万镑。国内市场的扩展不易计算，但增长的幅度大概比前者还要更大一些。战后经济脱节时期已经结束，现在，英国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发生了作用，一个经济不断扩张的时期开始了。与其说这种经济扩张为日益显著的周期性危机所中断，还不如说被它分成了好几个阶段。
同时，工厂代替了家庭工业，重工业在抬头。虽然有结社法令的阻挠，这种不断增长的大规模工业生产，使得工会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工会运动的发展特点之一，就是在某些行业中出现了全国性的组织，这种全国性组织比过去长期存在的组织松弛和非正式的行会俱乐部联合会要有效得多。有时候这些机构为了防范万一，便采用表面看起来合法的联谊会的名称来作为掩护，如1809年的“翻砂工人联谊会”即是一例。另外一个早期建立起来的全国性的组织是印花布工人的组织。1818年警察在波尔顿逮捕了参加集会的工人，参加这次集会的都是来自英国各地的代表。从对他们的审判中，证明这些集会是一种预定的每年例会。
工会运动新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组成地方工会联合会的趋向——这是一种初期的、往往是短暂的工会理事会。从这些组织遗留下来的一些零散的账簿中可以看出，这些工会组织间的财政上的相互支持是非常普遍的，同时当彼此利益相同时它们还常常采取一致行动。从1823年到1825年这种联合委员会在废除结社法令的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方面的杰出人物是约翰·加斯特。他是伦敦造船工人工会的书记。工会运动的第三个发展应该归功于他。
这就是工联（Trades Union），它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能够配合全国各地工会工作的组织。第一个这种组织叫“慈善社”，或叫“慈善大力士”，建立于1818年。在曼彻斯特、伦敦和斯塔福德郡北部陶器出产地都可以找到这个组织的痕迹。加斯特还在他的杂志《母夜叉》上刊登过“慈善大力士”的文章。但它的寿命很短，正如1826年在兰开夏第二次企图建立的工联存在时期不长一样。但这种思想普遍存在于工人群众中的事实，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工联主义在成长之中。在各地的激进派中，议会改革和要求废除谷物法，是和要求废除结社法案同时提出的。
由于这种形势的发展和这种群众性的要求，同时统治阶级内部许多人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法令是行不通的，如果非要执行，那是很危险的。这就是1824—1825年间废除运动的背景。如果只把它说成是弗朗西斯·普雷斯或其他任何个人操纵的结果，而忽视了群众运动这一方面，那就是把实际发生的那些事情完全歪曲和表面化了。在这一段历史中，普雷斯所占的地位是奇特的。他原先是一个裁缝，嗣后独自经营。借助于他在伦敦威斯特敏斯特区的组织（这是伦敦少数几个居民多，选民富于民主精神的选区之一），他变成了激进派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之间起若一种联系作用。虽然他在这一点上有时确实对运动作出了有价值的实际贡献，但整个看起来，他的影响是危险的，因为他在伦敦的手艺工人中散布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知道，在1831—1832年的选举改革法案的斗争中，这种情况表现得特别明显。虽然如此，普雷斯无疑地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他为激进派议员约瑟夫·休谟所作的辩护，他在议会特别委员会面前对证据的巧妙处理，他的避免引起他的对手恐惧的本事，所有这些都是出色的。一项废除一切结社法令和使工会组织合法化的法案在一周之内，没有经过一次辩论或任何意见分歧就在上下两院通过了。
它的后果是普雷斯和大部分其他的人所没有想到的。在非法状态下隐藏着的工会运动的强大力量现在显示出来了。同时，许多新的工会建立起来了，老工会的会员人数在迅速增加。到处听到罢工和增加工资的消息：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人，设菲尔德的剪刀匠，泰因和韦尔的水手，伦敦的造船工人和桶匠都行动起来了。
《设菲尔德信使报》反映了雇主们的惊惶失措：
“这已不是个别的一部分合同雇工为了某一点要求所进行的增加工资的罢工，而是几乎全国所有的技工联合起来，强制雇主接受他们的条件。”
雇主们要求废除这个新通过的法令。船主们拟就一项法案，这些船主在当时是臭名远扬的、最凶恶最反动的雇主集团之一。整个工会运动立即投入了行动。代表“兰开夏棉纺工人工会”的加斯特和约翰·道尔蒂与普雷斯联合起来，在伦敦和各郡中心地区成立了防卫委员会。请愿书潮涌而至，群众不断地到议会去会见议员。几十个工人在议会特别委员会前为结社法令的恶劣后果作证。但结果还是通过了一项新的法令。它虽然承认工会和罢工是合法的，但却使许多工会的正常活动非法化了，使人们很难举行罢工而不触犯法律。
虽然这样，但总的说来，1824—1825年的斗争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并为以后的进步奠定了基础。1825年的法令对阻止前进或减少罢工次数事实上并不起作用。诸如“蒸汽机制造工人工会”（现属混合机器工人工会）和“木工和细木工总工会”（现属联合木工协会）都是在这些年代中成立起来的。1826年兰开夏的棉纺工人和矿工为反对削减工资展开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罢工。但是，这些罢工都遭到了惨败，1825年底，商业繁荣时期结束了，随后是一个削减工资和广泛的失业的新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再度被迫转为防守，但下一个运动一开始，彻底的政治变革的要求就又重新提了出来，这个运动一直到1823年选举改革法令通过后才告结束。
[1] 黑乡（Black Country），英国中部地区的煤铁矿区。——译者
[2] 彼得卢屠杀事件发生在1819年8月16日的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当时有6万名群众公开举行集会，要求废除谷物法，英政府军警对群众进行政击，伤400人，死11人，造成血腥的镇压事件。——译者
[3] 马克思著《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1850年巴黎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1页。——译者
[4] 平均派（Leveller）是英国17世纪70年代清数徒革命时期的一个革命的政治和宗教派别，主要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把自己的意见印成大量的小册子散发。——译者
[5] 戈登暴动开始于伦敦，目的在反对一项取消对天主教徒的某些合法限制的建议。接着发生了大规模的纵火和掠夺事件。作为郡长，威尔克斯积极参加了镇压这一暴动的工作。
[6] 在巡逻裁判所和区域法院的记录中有很多有用的参考。
[7] 圆厅党为1831年初英国罗排持和欧文派创立的，正式名称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全国联盟”，由于他们经常集会地点在一个圆厅里，因此被称为圆厅党人。--译者
[8] 当时只有特权阶级才能享受抚恤养老金。
[9] 1791年7月，王权党的群众在官吏的默许纵容下，焚掠伯明翰等地激进主义者和反国教徒的住宅。—译者
[10] 指从荷兰和汉诺威等处迎奉来的英王及贵族。——译者
[11] 塞几穆尔（Sedgemoor）群众起义：1685年7月蒙默思公爵（Monmouth）于新教派人的拥护下在英国登陆，企图推翻天主教派的王室詹姆斯二世，他受到工人、小自耕农和西部织工的热烈欢迎，而民权党的富豪和绅士们并不支持他。所以很明显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最后，起事群众打算夜袭塞几穆尔的敌营失败，虽然他们作战很英勇，但终于为王家骑兵所击溃。接着便是追捕和屠杀。当时臭名远扬的大法官杰弗雷斯（George Jeffreys）主持此案的审讯。在“血腥的巡回裁判所”（Bloody Assize）中，经仙手被处绞刑者达320人，流放者841人，被投人监狱和受鞭答者不计其数。蒙默思本人也被捕获断首。——译者
[12] 这是全国平均价格。在不同地区，和一年当中的不同时间，价格往往有很大差别。
[13] 所谓治安法官，是由普通公民担任的，没有薪金，是一种义务职。他们协助地方法院或警察局审理一般与治安有关的案件。—译者
[14] 鲁德派（Luddite），指1812—1818年间英国大规模毁坏机器的参加者，他们认为机器是使他们失业贫困的原因。这个名称是由30年前诺丁昂一个破坏织袜机的工人纳达·鲁德（Ned Ludd）的名字而来的。—译者
[15] 以约翰·汉普登得名，他是十七世纪反抗查理第一的内战中的领导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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