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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办公厅主任契尔年科
契尔年科并不追求让自己居于首要地位，反而避免出头露面。他不爱讲话，也不善于讲话，他的力量在另外的地方。
任何一份文件，包括最为机密、至关重要的文件，都不可能绕过公共部。哪些文件呈送至总书记案头，哪些人能有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哪些信息可以让总书记得知，这一切统统取决于契尔年科。
勃列日涅夫成为一国之主时，他想起了与自己在摩尔达维亚共事的所有朋友。契尔年科开始掌管苏共中央公共部（他的前任马林被任命为苏共中央直属社会科学院院长），特拉佩兹尼科夫领导中央科学与院校部，茨维贡则成为大将和克格勃副主席。
在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中，契尔年科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最初数年，许多人甚至没有注意到他，只将其视作勃列日涅夫的助手，并未意识到他在权力体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契尔年科并不追求让自己居于首要地位，反而避免出头露面。他不爱讲话，也不善于讲话。大家都认为他理当默默无闻，他并不反对：默默无闻就默默无闻好了。他的力量在另外的地方。
契尔年科执掌中央公共部长长达17年。从前公共部名叫特别处，领导这个处的是斯大林那位始终连任的助手——声名远扬的波斯克列贝舍夫。不过即便在他手里这也只不过是党的一个办公室。契尔年科则将这个单位变成了权力机构和管理党中央机关的部门。
公共部的任务是：“为党的最高机关服务。”意思是提供组织与技术方面的服务。然而实际上却是另外一回事。任何一份文件，包括最为机密、至关重要的文件，都不可能绕过公共部。哪些文件呈送至总书记案头，哪些人能有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哪些信息可以让总书记得知，这一切统统取决于契尔年科。
甚至连克格勃的材料也必须经过公共部部长之手。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才能亲自向总书记报告。不过安德罗波夫可以每星期一次径直去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而契尔年科则天天都去，而且不止一次。
据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们回忆，契尔年科亲自向勃列日涅夫送达呈报中央委员会的各种最重要的文件，并加上自己的说明和介绍。而且这种事情不致引起愤怒，总是将尖锐的棱角一一抹平，这一点尤其深得勃列日涅夫的欢心。
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们未经报告不可能去见总书记。大家都需要征得契尔年科允许，说明因为什么问题希望面见总书记。
1970年代初担任沃罗涅日州委书记的沃罗特尼科夫回忆，他曾去见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想建议改组农业技术装备的供应系统。
库拉科夫认真听取了沃罗特尼科夫的意见，有些看法他很喜欢，有些则不同意。最后说：
“您给中央委员会写一份详尽的有说服力的报告吧，到时候我们再讨论您的意见。”
沃罗特尼科夫告辞，向门口走去。库拉科夫叫住了他：
“没有去见列昂尼德·伊里奇吧？”
“没有。”沃罗特尼科夫回答。
库拉科夫责备地说：
“应当多多看望总书记。”
沃罗特尼科夫给勃列日涅夫的接待室打电话，请求见面。人家吩咐他隔天再来电话，也许列昂尼德·伊里奇会接见他。他没有再打电话，一天过后便走进老广场上中央委员会大楼的第二个大门，登上总书记办公室所在的五楼。人家让他稍候——勃列日涅夫正在接见外宾。接待室里已经聚集了几位州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将他们大家一起请进办公室。
“我们应当多多联系，”他说，“可许多书记很少打电话。当然，我也颇为了解各地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但中央机关和助手们提供的信息是一回事，与你们直接接触又是另一回事，别不好意思再次‘打扰’总书记。自然，谈话不可东拉西扯，报告应当简短、确切和客观。”
勃列日涅夫不停地抽烟，讲述国内的形势，出国访问见闻，各种计划。他也向书记们问话，但并未让他们多谈，而是自己回忆一些事情。
分手时他再次意味深长地说：
“在各种事情上都将希望和依靠寄托于你们了。你们随时可以指望得到我的支持，别不好意思，要多讲讲你们的意见。我们需要常常接触、来往。国家的支柱是党及其中央委员会，而在地方上，就要靠州委了。”
沃罗特尼科夫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再次来到莫斯科。库拉科夫看完全部八页报告，满心欢喜。
沃罗特尼科夫说：
“既然这样，费多尔·达维多维奇，那就请您向列昂尼德·伊里奇报告吧。”
库拉科夫略加思索，摇了摇头：
“那样，我们就什么也办不成了。”
他给契尔年科打电话，向他讲述建议的实质：
“需要让勃列日涅夫了解这个想法。如果列昂尼德·伊里奇能接见沃罗特尼科夫，那就更好。”
听罢契尔年科的回答，库拉科夫对沃罗特尼科夫说：
“去找契尔年科，他会安排好一切的。”
沃罗特尼科夫不胜惊奇，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竟然自己拿不定主意是否可以给总书记打电话，倒要请示公共部部长。
沃罗特尼科夫当时尚不熟悉党中央机关的奥妙。后来他自己当上了政治局委员，才弄明白了许多事情。契尔年科连报告看都未看一眼，便对沃罗特尼科夫说：
“留下吧，接见的事我们另行通知。”
契尔年科真的安排好一切。次日，勃列日涅夫便接见了沃罗特尼科夫。勃列日涅夫一开始谈的是跨生产单位的畜牧联合体、土壤改良、肥料等问题，然后才聚精会神地仔细看报告，在阅读过程中发表一些赞许的评论。还提到了库拉科夫：
“我们有一位能干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地方上对他也很尊敬，是我的好帮手。”
勃列日涅夫十分信任契尔年科，常常问也不问一句便签署其所写的批示。要么就是，契尔年科只需征得勃列日涅夫的口头同意，便在文件上批注：“已报告列昂尼德·伊里奇。他要求提出意见。”就这样，事情即已大功告成……
勃列日涅夫在处理干部问题时，首先要同契尔年科商量。契尔年科什么都知道：党中央书记们的情况，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情况，高级干部们的情况，包括他们生活中相当微妙的细节，无所不知。
各处室按编号称呼：第一处负责为政治局会议准备材料，第二处为书记处会议准备材料，第三处从事接收和分发文件，第四处收发密码电报，第五处的使命是监督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第六处经管政治局档案，第七处经管书记处档案，第八处则管理“特殊卷宗”档案。
公共部干活的总共只有50人左右，还基本上都是一些技术人员。
为政治局服务的第一和第六两个处位于克里姆林宫内，因为政治局在那里开会，其余各处则在老广场。归入公共部的档案隐藏着国家的最高机密——从军事的到政治的都有。那里有斯大林的个人档案和对世界秘而不宣的具有爆炸性危险的材料：1939年与德国签署的关于瓜分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的秘密记录原件，关于在卡廷森林枪杀波兰军官的文件，以及其他许多材料。
连政治局委员都不允许接触这些文献。只有两个人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触所有的文献——总书记（他自然不会到档案库来）和党的机密的保护者契尔年科。
在契尔年科主持公共部的时候，他有机会迅速提供勃列日涅夫所需要得文件，并压下所不需要的。一个决定可以紧急地通过，另一个则可能长期滞留在党的办公厅里。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由各个部草拟，在中央书记处进行讨论，而将其分发下传的正是公共部。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情况：文件业已回书记处批准，却得不到流传，因为公共部不予分发。自然，这种事是预先已与总书记讲定的，但尽管如此，也足以证明公共部领导人的权力之大了。
契尔年科建立了一个处理信息的电子系统：中央委员会的计算中心。计算机是国产的“明斯克”牌，这个中心的处理能力超过国家计委的计算中心。公共部里已形成一个干部问题方面的巨大的资料提供站——涉及中央所任命的全部官员。所有的文件、所有的决定全都输入了计算机。契尔年科以此自豪，任何文件都能在短短数分钟内找到。
勃列日涅夫坐镇的政治局举行会议的克里姆林宫与老广场上的中央委员会建筑群之间，敷设有一套地下气压传送装置，能在一瞬间向总书记提供所需要的文件。契尔年科为此获得了国家奖金。
契尔年科让勃列日涅夫摆脱了粗浅的事务。他什么都记得，什么都知道，他时刻随侍左右，准备执行任何提示。他们之间建立了极为亲密的信任关系，勃列日涅夫总是将性质最为敏感的事情交付契尔年科办理，而不会托付与其他人……
最后数年勃列日涅夫自觉病体沉重时，契尔年科之于他尤其不可或缺。别的助手带着紧急的问题来见勃列日涅夫时，他常常生气地说：
“你们总是搬来一大堆问题，瞧人家科斯佳（契尔年科本名康斯坦丁的昵称）多会报告事情……”
勃列日涅夫关心自己这个忠实的助手。
1976年举行党的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契尔年科包揽了起草大会文件的工作。党的组织工作部负责进行地方上的选举，遴选大会代表。而契尔年科负责大会文件，并因此被授予国家最高奖。
当时还存在着严格的循序渐进授勋的规矩。党的高层领导人60寿诞之际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中间时期则颁发列宁勋章或十月革命勋章。契尔年科尽管未逢整十的周年诞辰，却在1976年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奖章。嘉奖令的措词令许多人不胜惊奇：获奖理由竟然是筹备和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在三月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书记。
勃列日涅夫在世的最后数年间，契尔年科的作用难以置信地增长。他仔细筛选向勃列日涅夫传输来的信息，为他制定详细具体的工作计划。总书记接待室里的秘书们都成了他的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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