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2章 顾问·助手·笔杆子
勃列日涅夫为自己挑选了一大群助手。
与他一道共事时间最长的当数戈利科夫。此人从在中学当图书管理员开始劳动生涯，1935年毕业于罗斯托夫教育学院，教过历史课，随后成为新罗西斯克一个中学的校长。1940年被任命为共青团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书记。后来调入雅库特州委从事党务工作，1945年又被派往摩尔达维亚。
戈利科夫曾任摩尔达维亚共产党索罗基县委主管工业和宣传的书记，随后又在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领导一个处（同时兼职编辑《文学与艺术》杂志）。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中央委员会公认的主要笔杆子”。勃列日涅夫也在机关中注意到了戈利科夫，提出让他担任自己的助手。
“他写讲话稿不怎么行，”戈利科夫对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博尔金[1]讲过，“他需要一个笔杆子，也算是顾问吧。坦白地说，我并不想到他那里去。”
不过，戈利科夫自然还是同意了，这才使得他逐步攀上了权力的顶峰。
斯大林逝世后勃列日涅夫被分派到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时候，戈利科夫正在撰写学位论文。1953年12月，他被录取为社会科学院直属学位论文答辩一年制学习班旁听生。勃列日涅夫前往垦荒区工作时，戈利科夫重又成为他的助手，自此之后他们从未分离。按照职责分工，戈利科夫主管农业和意识形态，但他主要还是总书记的私人助手，关注外界对勃列日涅夫都写了些什么、如何描写。机关中尽人皆知：勃列日涅夫对他怀有特殊的好感。
“列昂尼德·伊里奇从不大声训斥人，”戈利科夫回忆道，“他对我一直采取同志式的态度，常常邀请我到他家吃饭，我们两家人还一块儿去吃烤羊肉串。他同我商量工作，态度十分和善。只有一次，有人背后向他说我的坏话，于是他不再吸收我参与工作。我认为，这是楚卡诺夫和契尔年科插手的结果。他们不能容忍我独立自主的地位……”
勃列日涅夫的高级助手（非正式）是楚卡诺夫。他毕业于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冶金学院，自1937年起便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捷尔任斯基冶金工厂工作，直至成为总工程师。1958年勃列日涅夫就任主管国防工业的中央书记，便调来楚卡诺夫充当自己的助手。楚卡诺夫是一个实干家，所以不喜欢勃列日涅夫的意识形态助手们。机关中的人对他都很尊敬。渐渐地，勃列日涅夫对楚卡诺夫的态度趋于冷淡。
勃列日涅夫国际事务方面的主要助手是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此人曾任职于驻瑞典大使馆，随后主持外交部斯堪的纳维亚司。年轻的安德罗波夫曾在他的手下实习——那是在安德罗波夫出国工作之前的事。
勃列日涅夫调往最高苏维埃的时候，亚历山大—阿根托夫成为他的助手。勃列日涅夫亲自给他打电话：
“是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吗？我是勃列日涅夫。我很想和您谈一个问题，您能到我这儿来一趟吗？”
“当然可以，”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只能这样回答，并为这位大人物非同寻常的客气感到惊讶。
“那您什么时候过来方便呢？”勃列日涅夫想弄清楚，“明天上午11点行吗？”
勃列日涅夫起身迎接客人，并立即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知道是这么一回事：我这一辈子，小时候在农村干活儿，青年时代进了工厂，然后在党委工作，整个战争期间都在军队里度过。我从来没有同外交政策这种东西打过交道，一点儿也搞不清楚，现在偏偏被选为总统，不得不张罗国外的事务。我需要一个人帮助我熟悉这种事情，搞清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有人建议我找您。要是调到我这里来工作，您的意下如何？”
勃列日涅夫是个讲求实际的人，很关心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的工资和住房条件。他抱歉地说，工资仍然照旧：
“不过你要知道，我们最高苏维埃有一个非常好的别墅住宅区，还有克里姆林宫食堂也很不错……”
多年期间勃列日涅夫都相信自己这名助手高度的职业技能、忠诚可靠的人品和罕见的工作能力。甚至已习惯当众征求他的意见。有时候在会谈期间，勃列日涅夫提出某个建议之后，还会回头询问坐在旁边的这位助手：
“我说的对吗？”
勃列日涅夫信任他，甚至容许他同自己争论。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也总是大胆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亚历山德罗夫在我们那里的绰号叫‘破折号’（他的复姓为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或者‘小麻雀’（因为他身材矮小，行为举止不够稳重，总是神经质地忙忙碌碌），”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布鲁坚茨回忆说，“这是一个忠于事业、勤恳正派的人，不耍阴谋诡计和玩弄小权术。”
他一贯待人客气，包括对待那些职务比他低的人。有一次在智利，当他听到苏联大使高声训斥其手下的一名外交人员时，他立即从桌旁起身说道：
“我无法容忍这样对下级说话。”
同时他又会把外交部副部长科瓦廖夫叫做“修正主义者”——并非开玩笑，而是认真的。
他草拟文件无人可比，总是能很快抓住中心思想，简明扼要地进行表述。他容易冲动，手脚利落，脾气暴躁，动辄抱屈，在人际关系中不易相处。
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1975年12月末在扎维多沃，正进行总书记一篇例行讲话的草拟工作之时，葛罗米柯来了。他与勃列日涅夫交谈了三个小时。大家都以为外交部长是来表示祝贺的——第二天是12月19日，勃列日涅夫届满69岁。
可是清晨吃早饭时勃列日涅夫却说：
“葛罗米柯是来要求不去日本。根据政治局的决定，他应该在1月初去那里。我同意了：他当然不愿意因为准备出访而过不好新年，出访很麻烦，而且也没有多大意义：人家想要那些岛屿，我们却不想给。所以反正不会有任何结果，什么也不会改变——他去不去都一样。”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简直气坏了：
“这样不对，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还算个严肃认真的国家吗？我们应当遵守诺言呢还是满不在乎？我们许诺了四次，日本人已经在报纸上报道了访问的事，我们要不要考虑人家的威信？或者我们是想完全把他们推向中国人？瞧瞧看，葛罗米柯不想过不好新年。政治局的决定对他一钱不值！他居然跑来请假！列昂尼德·伊里奇，您做得不对！”
勃列日涅夫曾料到会有这场发作，有气无力地辩解道：
“他提出请求，我也就同意了……”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仍然固执己见：
“您表示同意，这就不对。美国国务卿今年五次前往日本，同样似乎什么也没改变。而我们的葛罗米柯去比利时、意大利，去法国，还去了什么地方——去就去吧。可刚刚真要做点复杂的工作，他却‘不希望过不好新年’。应当同日本人对话。即便像您所说的那样，目前我们什么也不给他们也罢，但是应当进行谈判，显示我们的善意。这个国家希望同我们打交道，应该珍惜这一点，重视这一点。这就是外交的意义所在。您的做法是不对的。”
总书记的其他助手也都支持亚历山德罗夫。勃列日涅夫试图改变话题，但未能如愿。他阴沉着脸，扔掉了餐巾：
“您给我准备了一份很好的生日礼物！”
勃列日涅夫抽身离去。一小时过后又回来，瞧了瞧亚历山德罗夫：
“你胜利了，安德留沙。我同葛罗米柯谈了整整一小时，告诉他，让他去日本。”
然而葛罗米柯最终仍然没有访问东京……
另一次，话题涉及的是：北约参加维也纳谈判的代表提出，如果苏联撤走一千辆坦克，他们可以从欧洲撤除一千枚导弹。
“从安全的观点看来，似乎没有障碍，”勃列日涅夫说，“无论美国人还是德国人，在签订这个协议之后都不会进攻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问题在另外的地方：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们将会反对。要是这样，我也就不签这个协议了。”
午餐期间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提起了北约的建议。
“我们不会接受，”勃列日涅夫回答说，“应当起草一份否定的答复。”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认为谈话并未结束。有一天勃列日涅夫心情愉快，玩笑着抱怨说，各种文件本来就很多了，安德烈还要不断给人塞来新的。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干嘛抱怨呀？”总书记这位助手说，“我们也可以不报告了，随您的便。”
“哎，你怎么又激动了！”勃列日涅夫和蔼可亲地说。
“是呀，我很激动。也没法不激动。现在拿北约的建议怎么办呢？说‘不’倒是很容易。可是，我们是想继续缓和呢还是仅仅在口头上说想要而已？我们一再声明：‘政治的缓和需要辅之以军事缓和’。他们所提出的完全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情。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拥有16000辆坦克。要是减为15000辆，情况会有什么改变吗？毫无改变。如果他们撤除1000枚过时的导弹，他们的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缓和却取得了胜利。因为所有的人都会看到，我们准备对话，并对军备竞赛有所作为。如果我们说‘不’，我们只会遭受损失……”
勃列日涅夫起身去了卫队的房间，那里设有通讯中心。40分钟之后他回来说：
“我让格列奇科准备维也纳谈判的建议。让他们考虑如何应对北约的这一招……”
可以说，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在许多方面促成了勃列日涅夫对周围世界的看法。
勃列日涅夫慷慨地奖励自己这位助手所付出的劳动——让他当上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授予列宁奖金和国家奖金、特命全权大使职衔；出席克里姆林宫招待会时，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总是身着大使礼服。
1972年，当勃列日涅夫已对外交政策感到兴趣时，他的身边又出现了两名国际关系方面的助手：鲁萨科夫[2]和布拉托夫[3]。还有过去同样是外交部工作人员的萨莫泰金，也获得了总书记参事的职务。
勃列日涅夫很器重自己的团队，对于小错误常加以原谅。书记们和助手们都回忆说，勃列日涅夫从不大喊大叫、严厉斥责。当他的指令执行得不好的时候，他便生气地改口称呼“您”。他的一名贴身工作人员讲过，自己曾犯了一个不能容许的错误，心想，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就此告终。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勃列日涅夫吩咐准备一份回忆资料，勃列日涅夫讲话时引用了这份资料所列举的数字，会场里顿时议论纷纷。原来，数字的来源不对。
翌日清晨，勃列日涅夫召集众助手，像平日一样分别作出指示。仿佛他并未发现有什么过错似的。然后他让大家走了，却叫那个人留下。两人单独待在一起时他才按捺不住地说：
“你是臭狗屎——只有我知道；而我是白痴——现在全国都知道了！你给我滚开！”
那人出了门，上楼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开始反复思量如今到哪里去找工作。正当他沉湎于自己的满腹心思之际，一时未能察觉与总书记直接联系的电话正在嘟嘟作响。他绝望地拿起听筒。
勃列日涅夫问：
“妻子的情况怎样？”
他知道那人的妻子正在生病。
“谢谢，列昂尼德·伊里奇，”助手强打精神作答，“今天已经好些了。”
“请转达我的问候，祝她康复。”于是勃列日涅夫挂断了电话。
训斥过了，但马上又让人明白，生活还将继续，工作也是同样……
总书记助手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至交，这就是那些替勃列日涅夫撰写讲话稿的人。楚卡诺夫依靠的是伊诺泽姆采夫和阿尔巴托夫两位院士，他高度评价助手鲍文[4]见解独到的杰出智慧。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心爱的写家则是受过多方面教育的扎格拉金，此人很快便在中央国际部飞黄腾达。帮助布拉托夫的是希什林[5]，这个人主持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的顾问小组。
勃列日涅夫特别重视自己的讲话。他渴望获得掌声，绝对不肯发表枯燥无味的演讲，因而总是要求使用鲜明生动的说法，富有真情实感。他也十分看重善于做到这点的那些人。
撰写总书记的讲话或文章既不能获取金钱报偿，也不会得到物质奖励，然而希望参与其事的人却不可胜数。
为勃列日涅夫代笔一篇例行公事的文章写好之后，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将作者之一、来自中央宣传部的佩切涅夫叫到一边，以发自内心的热情说道：
“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您别忘了这次所做的事情比奖章或者勋章更有价值。这会获得全党赞扬呀！如今对于内行的人来说，您已不单是佩切涅夫，而是那个为总书记本人写过文章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中，扎米亚京开始发挥显著的作用。他领导外交部出版处时，曾两次应召晋见勃列日涅夫。
总书记接待这位客人时十分亲切，让其在自己对面落座，很信任地说：
“你知道，我要处理文件已经变得很困难了。电报成堆，我需要一些人对其加以分析研究，将需要我知道的内容提供给我。有人向我推荐了你。我了解过你，这无须隐瞒。所以现在我建议你去塔斯社工作。”
当时这家通讯社的总社长是拉宾，此人阅历丰富，观念极为保守，长于幽默讽刺。他读完列宁格勒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两套课程后，进入《文尼察真理报》工作。1942年调到中央出版部，此后便步步高升。斯大林逝世之后，拉宾调入外交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他出任驻中国大使，两年过后执掌塔斯社。
“那么把拉宾调到哪里去呢？”扎米亚京想要知道。
“他去管电视。”勃列日涅夫回答。
“塔斯社，”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就是给我们提供信息的部门。我希望你选择信息，好让我第一个知道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换句话说，总书记希望关于国内外形势的主要信息来源掌握在忠于他的人手中。拉宾也是这样的人，但更需要他去电视部门取代谢列平的朋友梅夏采夫。
勃列日涅夫的选择做得很对。拉宾领导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长达15年之久，只是到1985年12月戈尔巴乔夫才让他退休。扎米亚京同样唯总书记的马首是瞻。
“咱们这就讲定，”勃列日涅夫说，“你明天就去塔斯社上班。”
“为什么是明天呢？”扎米亚京想知道。
“今天也可以，”勃列日涅夫莞尔而笑，便给苏斯洛夫打电话：“扎米亚京正在我这里。他马上就到你那儿去，你和他约好，必须明天就在塔斯社将他介绍给大家。”
在摩尔达维亚时，勃列日涅夫还有一个助手——特拉佩兹尼科夫。
在机关工作数年之后，特拉佩兹尼科夫要求让他去从事科学工作。勃列日涅夫欣然同意。1960年1月，特拉佩兹尼科夫被任命为主管科学工作的高级党校副校长。1965年5月，勃列日涅夫恢复苏共中央科学和院校部的独立建制，并任命特拉佩兹尼科夫为部长。
在任命前夕，勃列日涅夫与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交换意见：
“你知道吗，我想让特拉佩兹尼科夫去当科学部部长。你觉得怎么样？”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后来承认：他不胜惊诧，因为特拉佩兹尼科夫是个没文化的粗人。他对勃列日涅夫说：
“我的保险柜里有一份特拉佩兹尼科夫亲笔写成的文件，其中一页上就有18处最不该犯的拼写错误。这样的人可以领导我国科学的发展和院士们的工作？”
勃列日涅夫皱起眉头，中断了谈话。有文化的人多的是，可真正忠诚可信的人何其稀少……
据同僚们说，特拉佩兹尼科夫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他甚至将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国际部领导人波诺马廖夫也视为修正主义者。
他经常写一些名符其实的告密信，检举他认为缺乏铁石心肠的人。例如，中央书记处就讨论过特拉佩兹尼科夫的一份报告，他在其中攻击前《真理报》总编辑、现任科学院副院长的鲁缅采夫[6]：
“鲁缅采夫同志包庇一些有着明显错误的著作，要求开展公开的‘自由’辩论。试问，他所说是什么样的‘自由’？”
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特拉佩兹尼科夫对赫鲁晓夫在位时的所作所为惊诧莫名，痛心疾首地叫嚷：
“在这十年之中，人们忘记了最为重要的事情——阶级斗争！”
雅科夫列夫回忆说，1970年代初他曾与特拉佩兹尼科夫同车出行。这位科学部长为赫鲁晓夫对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损失黯然神伤：
“我们死了之后，马克思主义将会怎样呢？”
勃列日涅夫非常赏识他。特拉佩兹尼科夫当上了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他还希望成为院士。但在这方面产生了一些困难。
1976年他终于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科学院通讯院士。
[1] 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Вале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Болдин，1935年9月7日——2006年2月14日），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1—1987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7—1991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88—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兼总统办公厅主任。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2日被捕。1994年获大赦。2006年去世。
[2] 康斯坦丁·维克托罗维奇·鲁萨科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Викторович Русаков，1909年12月31日——1993年12月29日），1941—1944年任渔业人民委员会基本建设部总工程师。1943年加入联共（布）。1944—1946年任渔业人民委员会中央建设局总工程师。1946—1948年任西部地区渔业部副部长。1948—1950年、1952—1953年、1955—1956年任渔业部副部长，1950—1952年任部长，1956—1957年任第一副部长。1953年任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技术委员会主席。1953—1955年任部长会议办公室主任。1957—1960年任驻波兰大使馆参赞。1962—1963年任驻蒙古大使。1964—1965年任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关系部副部长，1965—1968年任第一副部长，1968—1972年、1977—1986年任部长。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2—1977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1977—198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6年退休。
[3] 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布拉托夫（Анатолий Иванович Блатов，1914年7月11日——1988年10月1日），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5年进入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53—1954年任驻德国高级专员办事处雇员。1954年任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参赞。1954—1955年任驻民主德国大使馆政治事务部副部长兼驻德国高级专员办事处副主任。1966—1968年任外交部第三欧洲司司长。1968—1972年任苏共中央总务部副部长。1972—1982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9—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2—1985年任苏共中央雇员。1985—1988年任驻荷兰大使。
[4] 亚历山大·叶夫根尼耶维奇·鲍文（Александр Евгеньевич Бо́вин，1930年8月9日——2004年4月29日），1953—1954年、1955—1956年任克拉斯诺达尔哈季任斯克市法官。1959—1963年任《共产主义》杂志哲学编委会科学顾问。1963—1972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顾问。1970—1982年期间担任勃列日涅夫的演讲稿撰写人。1972—1991年任《消息报》政治观察员。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7年任俄罗斯驻以色列大使。1997—2000年任《消息报》政治观察员。
[5] 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希什林（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Ши́шлин，1926年12月16日——1994年2月9日），1944—1945年期间参加了卫国战争。1960—1988年任苏共中央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关系部顾问小组组长。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顾问小组组长。1989—1991年任苏共中央思想部顾问。1991年任《真理报》政治专栏作家。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4年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雇员。
[6] 阿列克谢·马特维耶维奇·鲁缅采夫（Алексей Матвеевич Румянцев，1905年2月16日——1993年12月1日），苏联经济学家、社会学家。1930—1933年任哈尔科夫工程研究所所长，1936—1941年任政治经济学系主任。1940年加入联共（布）。1950—1952年任乌克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兼科学院社会科学院系主任。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经济和历史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1952—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5年任苏共中央科学文化部部长。1954—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5—1958年任《共产主义》杂志主编。1958—1964年任《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主编。1964—1965年任《真理报》主编。1965—1966年、1966—1967年任苏联科学院经济系书记。1967—1971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68—1972年任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71—1991年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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