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勃鲁埃
这篇关于玻利维亚革命中理论问题的介绍是由约翰·阿彻翻译自《国际主义真理论坛报》1983年4月第13期的一篇文章，作者和译者都同意转载这篇文章。
大家现在可以买到越来越多关于玻利维亚的历史的介绍了。有关这个国家革命历史介绍大致有：彼得·弗莱《街头的冲突》（1987年，伦敦）第42——51页内容，詹姆斯·马洛伊《未完成的革命》（1970年匹兹堡大学出版社出版）提到了马洛夫和加因斯博格以及革命工人党的起源（第95——97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革命工人党（第144——145页）、《普拉卡约宣言》（第146——147页）、40年代的时候该党在科恰班巴农民中的影响力（第200，201，207页）以及《玻利维亚劳工运动中心成立宣言》（第224——225页）。
更详细的描述有《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的创始》和《托洛茨基主义和玻利维亚民族革命》，这两篇文章分别是罗伯特·杰·亚历山大的《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中第6章和第7章的内容（第111——156页），1973年由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下属的胡佛研究所出版社出版。亚历山大曾经一度是肯尼迪总统的顾问（请参看约翰·汉森的《南美托洛茨基主义》，《洲际评论》杂志第5卷，第32期，1973年11月5日出版），他同时还写了一部著作评价1952年的事件，《玻利维亚民族革命》（新不伦瑞克，拉特格斯出版社，1958年出版）。
对于整个革命进程的研究一部必不可少的参考小册子是詹姆斯·敦克莱斯的《天生的反叛者》（伦敦，1984年出版），其中第二章的《民族革命》富有写实性，他还写了一本《玻利维亚之旅札记（1981年6月——10月）》，目前唯一能看到的手稿由迈克·琼斯是由在“社会主义者讲坛”文库上发布的，他另一部更详细的作品是与罗兰多·莫拉莱斯合著的《玻利维亚危机》（《新左派评论》，1986年1——2月第155期的第86——106页）。
《革命工人党和玻利维亚矿业无产者》（《托洛茨基主义国际》1988年夏天出版的第1期中的第32——43页）给予了主要政治问题以最大的关注，在这篇文章里提到了《普拉卡约宣言》。《玻利维亚——1952：革命的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不断革命》杂志1984年夏天出版的第2期中的第27——38页）中有两篇文章：罗伯托·格拉玛的《捍卫革命工人党》（迈克·琼斯译）以及史都华·金的《给格拉玛的答复》，这类文章的风格与《革命工人党和玻利维亚矿业无产者》相似。
勃鲁埃的文章：
二十世纪中期的玻利维亚是一个“中世纪”式的国家，它为惊人的贫困所困扰，国家机关用可怕的暴政维持着统治。
这个国家里有80%的印第安人只会说他们的母语（印第安语——译者注），而这些人中有90%的人是文盲。20万衣衫褴褛的矿业无产者在湿度95%的地底下作业，他们辛辛苦苦的劳作占到了这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90%。矿工中50%的人患有梅毒，60%的人有肺结核病。在1950年的时候，占这个国家总人口8%的地主中的个人占地却不下500公顷甚至上千上万公顷的土地，地主们掌握着这个国家95%的可耕种土地。[1]
权贵们，也就是那些大地主，每个礼拜里面总会有几天——驱使佃农为他们无偿劳动[2]，为了利益最大化，这帮贪婪的家伙认为这么干是理所当然的。说得客气一点，玻利维亚200万农民生活在那个有金钱流通的经济体制之外。
一旦来到地下矿井里，大多数矿工就还只能活十年光景了。他们不但要拿微薄的工资去养活家人，而且为了能使自己在这个可怕的世界里存活下去，他们要买酒精和古柯药（一种毒品——译者注）来麻痹自己。他们在公司的商品里买下这些物品，在那茫茫的高原之上，矿业无产者们大多死于肺结核、石末沉着病（因吸入硅尘引起的疾病, 如在煤矿中——译者注）、精疲力竭或者毒品剂量过渡。他们用自己的血与汗养活了霍奇斯柴德、阿拉马约、帕蒂尼奥三个大老板公司里的股东。[3]
大老板帕蒂尼奥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经营锡矿的他握有玻利维亚47%的财富，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他曾经送给过玛格丽特公主（就是几年前翘辫子的那个——译者注）一件价值50000美元的皮大衣。这些地主资本家、买卖印第安奴隶的商人被人称作“洛斯卡”，他们把赤贫的农民逼到社会的边缘，这些陷入绝境的人源源不断加入劳动大军，权贵老爷因而能驱使他们为所欲为。很长一段时间内，小资产阶级如统治者们期望的那样，十分温顺，因而这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能够高枕无忧。所谓的“拥有政治权利”的15万群众行使着他们模糊的选举权，寡头们因而很容易就能蒙骗他们。
4月9日革命
警察头子——安东尼奥·塞勒姆将军和军队的指挥官——文博托·托雷斯·奥蒂斯将军在1952年4月8日准备派军队进驻首都。他们宣称左翼准备发动叛乱。将军们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拉丁美洲很普遍，自己的命令只是例行公事而已。事与愿违的是，军队的调动引发了革命。将军们没有想到工人们居然在4月8日开始进行示威游行。工人们于那些被认为会忠诚的士兵结成了略显仓促的同盟。无产阶级控制了军队，并于4月9日发动了对军事和公安设施的攻击。当群众走上街头的时候，军队崩溃了，拉巴斯的马路上到处都是工人阶级的街垒。
4月9日的时候，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简称“民革运”）的领导层宣布拥戴流亡的帕斯·埃斯登索罗[4]组织新政府。武装起来的工人要求新政府的部长里必须有三位他们选出来的代表。曾经的锡矿王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今天，我们把这次伟大的历史事件称为“4月9日革命”。
在自己1963年发表的一篇分析1952年革命的作品中，革命工人党的领袖吉列尔莫·洛拉有如下的一段描述：
“如果我们考虑到一些具体情况的差异，4月9日事件可以被认为是玻利维亚的‘二月革命’。这两场革命共同的特点在于：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而代表另一个阶级的政党却掌握了政权。从某种程度上，玻利维亚的小资产阶级扮演的是俄国资产阶级的角色。我们的十月革命到今天依然遥遥无期。我们面对局势手足无措。我们曾经认为革命运动的退潮是短暂的，却不曾猜中会是这样的结局。”
凯瑟琳·凯斯内和弗朗索瓦·凯斯内在两人为洛拉作品的法文译本写的序言中是这样评价1952年革命的：
“四月革命是一次真正的革命。群众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最前沿，他们怀着满腔的仇恨，一定要推翻‘洛斯卡’政权的统治。革命工人党站在起义的群众这边。农村里的地主制度被摧毁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面临新的挑战，革命好像突然间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1952年四月革命掀开了玻利维亚阶级斗争历史上新的一页。从这个方面来说，四月革命就像1917年的二月革命，尽管玻利维亚的普罗大众直到今天还没有迎来自己的‘十月’。”
今年是四月革命35周年纪念，之前我曾在《工人消息》上发表了一篇叫《二月的矛盾（1917）》的文章，我想探究一下为什么“二月革命”会爆发，而它所预兆的“十月革命”为什么还遥遥无期呢？
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从20年代起持续恶化。锡价狂跌，农业停滞，而小资产阶级觉得无望成为上等人。一部分小资对“洛斯卡”政权是死心塌地的，而小资产阶级中的年轻人，特别是学生群体，开始从民族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吸取养料。于是，工人运动在这个国家里诞生了。
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形势进展加速了政治立场的分化，并最终导致了1952年的爆发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出现。
冲突各派
玻利维亚的斯大林主义者是在1926年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们组织了玻利维亚工会联合会，并同斯大林在墨西哥的代理人——伦巴多·托莱达诺[5]建立起了联系。1940年，玻利维亚的斯大林分子成立了革命左派党。从1941年起，革命左派党提出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口号，苏联的官僚集团要自己海外的支持者结成各种同盟来保卫他们的利益。他们在反动政府里派驻自己的代表，就像自己在古巴的兄弟党支持了巴蒂斯塔政府一样。与自己的阶级敌人进行联合，使革命左派党许多原来的支持者离它而去，民族主义运动因而最终获利。
“民革运”成立于1941年。它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爱国的、赞成社会主义的、为玻利维亚独立而奋斗的政党。科罗内·比利亚罗埃尔政府是军事政变的产物，“民革运”在这其中首次参加政府工作，这个联合政府进行了有限的改良，在这其中，出现了国家支持的农会，玻利维亚矿工联合会也在那个时候诞生，工人们在那里开始组织起来。
“民革运”剽窃了革命左派党经典的斯大林主义战略，并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恼羞成怒的后者转而去支持“洛斯卡”对付民族主义者，美其名曰“反法西斯”。
然而，锡矿工人从“民革运”下属的工会中摆脱了出来。40年代的时候，一些工人运动的激进分子发起成了革命工人党，这些流亡的社会主义者在智利和阿根廷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并着手主建了第四国际玻利维亚支部。从那时起，这个党逐渐开始在矿工中获得支持。
托洛茨基主义者起草了著名的《普拉卡约宣言》，这项声明在1946年11月召开的矿工联大会上被通过，宣言主张矿山国有化、土地改革和普选，“民革运”支持这几项措施。
在1947年的时候，矿工联议会党团已经在众议院里有4个席位了[6]，洛拉是他们当中的一位，2名参议员里有著名的莱钦。这位隐藏的“民革运”代理人利用革命工人党的政治声望成为了工会的领导，并在后来成立的“玻利维亚劳工中心”中担任了头头。
在4月9日街头革命胜利之后的第11天，劳工中心宣告成立。这个组织在当时是由当时革命工人党内的马吉尔·阿兰迪亚·潘托亚提议成立的。它是当时玻利维亚国内最大的群众组织，它带有浓厚的“苏维埃”痕迹，具有双重权力的性质。
革命左派党已经名誉扫地，“民革运”在慌乱之中拾起革命工人党的口号来控制运动，而与此同时，革命工人党的影响力也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而高涨。4月8日的事件是将军们的一场闹剧，却打开了浩浩荡荡群众起义的闸门，革命由此爆发。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没有一个反革命政党有能力起到制动阀的作用，而革命工人党在这个转折点上也必须对革命的形势作出判断。
结束了流亡生涯的帕斯·埃斯登索罗在归国的时候受到了群众热烈的欢迎。普罗大众要求矿山国有化、剥夺地主。而埃斯登索罗对于这些要求置若罔闻，他在酝酿对工农的反击。
“民革运”反戈一击
关于革命，尤其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有这样一条理论：在革命的第一阶段，群众将起来成立自己的组织，并提出掌权的要求；而哪个政党对群众的影响最大，哪个政党就将最终获得胜利。
尽管革命工人党是一个靠先进的理论武装起来的党派，尽管它在矿业区里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当1952年四月革命来临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很弱小的党，尤其缺乏物质上的各种资源。而“民革运”却是一个真正群众性的政党。它得到所有社会先进阶层的支持，人民视“民革运”为自己利益的捍卫者，它伪装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很多群众都认为“民革运”是“我们的党”。
革命工人党并没有看清局势。在它的领导层中，也对以莱钦为代表的“民革运”左翼抱有幻想，而事实上这些左翼民族主义者只是资产阶级在那边的“障眼法”罢了。革命工人党并没有提出“一切权力归劳工中心”的口号。它跟在莱钦后面亦步亦趋，不断重复着“掌权”的陈腔滥调，政府已经系统地将劳工中心排挤了出去，眼睁睁看着双重权力变成了政府一家独大，而劳工中心自身的官僚化趋势也不可避免了。
革命工人党中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一直在散布这样一种主张，群众将在既定组织的框架内掌权，再说得明白点，要在“民革运”左翼的领导下有所作为。
革命工人党内的危机为“民革运”的反击大开方便之门。十月锡矿国有化之后，农民阶层离开了运动，客观上为“民革运”起到了“制动阀”的作用。锡矿国有化是有补偿的，因而私人资本有可能卷土重来，首次实行混合管理之后，国营矿业公司出现了大面积的工会领导层面的腐败，这就是国家和企业家“分享所有权”之类的托词导致的后果。
革命的退潮看来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它只能在未来几年里的过程中积蓄自己的力量了。无产阶级在短暂的胜利之后分裂了，农民运动最终所取得的成果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范畴内的小农经济罢了。
三十一年过去了，玻利维亚的十月依然遥遥无期。尽管如此，4月9日的革命还是唤醒了玻利维亚和拉丁美洲工农的阶级觉悟，至今依然鲜活。在雷吉斯 ·德布雷[7]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六十年代，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者与玻利维亚那些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的斗争，革命工人党早已分崩离析——成为历史，工农的斗争之路却依然还很漫长，他们的斗争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在1971年的议会选举中，普罗大众的怒火喷涌而出，不光彩的贩毒将军们的政府一击而溃，帕斯·埃斯登索罗的助手西莱斯·苏阿索成为了总统。这条路还很长很长。
我们必须清醒：如同1952年玻利维亚的二月革命之后所遭受的挫败一样，第四国际同样因为其内部的问题要为1971年的失败负责。[8]不仅玻利维亚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革命的第四国际，都应该痛定思痛：如何从“二月”走向“十月”？正因为玻利维亚已经经历了那场被遗忘的“二月革命”，我们才认为“国际”应该好考考虑这个问题了：它的“十月”到底在哪里？
[1]玻利维亚的土地分配十分不公平。在1950年的时候，615名地主每人有超过10000公顷的土地，占该国可耕地的49．6%，而其他51198名农民平均耕地数目不超过0.5公顷，只占总耕地面积的0.23%。土地中间有1.9%的土地是开垦过度的。大地主需要的只是自己10000公顷土地中的3%，而确实54.2%的大地主也只开发了自己土地上3%的耕地。（H·S·克莱恩《革命的序曲》，J·M马洛伊、R·S·索恩《期待革命：1952年后的玻利维亚》（匹兹堡，1971年出版，第42页）
[2]大庄园主：这是从西班牙语“gamonito”派生出来的一个单词，它表征一种寄生的植物，它钻入树根下面，靠吸食树液维生。在玻利维亚，它指的是富裕的食利者阶层，他们靠农民的无偿免费劳动生活。佃农：他们主要是一群没有土地的农民，通过为地主在他们广阔的耕地里劳动，来换取在一些土地上种自己作物的权利。
[3]玻利维亚锡矿开采地——卡塔维的采集量（锡在采集矿石中占的比重——译者注）从1925年的6.65%降到了1950年1.28%，并在这之后持续下降。尽管工人们必须努力工作以开采等量的锡，玻利维亚进口的机器的采集量却达到了3.3%。（见J·M马洛伊、R·S·索恩《期待革命：1952年后的玻利维亚》中索恩所写的《经济发展》）
[4]在帕斯·埃斯登索罗从阿根廷回来之前，西莱斯·苏阿索一直领导“民革运”政府，之后，他担任了副总统。
[5]维森特·伦巴多·托莱达诺（1894——1968）是墨西哥斯大林主义的领袖及工会领导人，他积极地参加了对托洛茨基的诽谤。
[6]洛拉说矿工联议会党团一共有7个参议员席位和2个众议院席位。（吉列尔莫·洛拉《玻利维亚工人运动史（1848——1971）》（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的第253页）
[7]参考雷吉斯 ·德布雷的《革命中的革命？》（哈蒙德沃斯出版社1968年出版）
[8]1970年10月，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坎迪亚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阿尔巴拉辛、古查拉、萨托利将军组织的新政府很快又被胡安·何塞·托雷斯所代表资产阶级激进派所取代。大规模的总罢工推翻了军政府，斯大林党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这些大党派，却打着工人阶级的旗号给予托雷斯政府以支持，并接受了托雷斯的邀请参加了政府。右翼在1971年1月发动了旨在推翻托雷斯的政变，遭遇到了群众激烈的抵抗，4月19日，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将军的军队打退了拉巴斯的工人和学生英勇的反抗，右翼军事政变最终获得了胜利。而在这之前，革命工人党并没有有力地去批判斯大林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对托雷斯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