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列尔莫·洛拉
我们这篇文章摘自1978年拉巴斯出版的《玻利维亚政治史纲：革命工人党的历史》的第二卷226页到245页的内容，约翰·苏利万翻译。原著者吉列尔莫·洛拉，出生于1922年，早年曾接受过律师教育，他于1942年在科恰班巴加入了革命工人党，并在亚亚瓜——卡塔维的第三次矿工代表大会上同劳工部长的辩论中崭露头角。从那时候起，他就在矿工中赢得了极高的威望（胡安·瓦尔维德，“玻利维亚”1947年5月《第四国际》第8册上的第四个版面的第80页上发表。）。他在1947年被选入议会，在那里成了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家和发言人，并为此多次曾多次被逮捕或流放。
吉列尔莫·洛拉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由于玻利维亚与英国相隔很远以及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分分合合，他的作品几乎不曾被翻译成英语。他是玻利维亚最卓越的工运史专家，这个国家为贫穷所困扰，也很少能接触到列夫·托洛茨基作品的第一手资料，玻利维亚人在学习托洛茨基主义理论的时候，洛拉的作品是他们的参考读物。他写过六卷本的《工人运动史》，这部著作由剑桥大学在1977年出版，在这部书中有关玻利维亚工人运动历史描述（其中227页到301页提到了1952年的革命）、《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人运动：革命工人党历史》、《第四国际史》、《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史》、以及关于1952年革命的册子《玻利维亚的革命》。所有文献中，关于玻国工人运动主题的有《普拉卡约宣言》、《科尔基里声明》以及玻利维亚劳工中心（COB）1970年的《卡塔维声明》。在所有他那些有价值的小册子中，我们将提到的是《玻利维亚的马克思主义》《1952——工人掌权？》。
很惭愧，洛拉丰富的作品里面，我们只挑出这篇东西来代表他对1952年革命的看法，同样的有些引文，利博里诺·贾斯托的文章与之有所类似。我们真切地希望我们的编排对您有所帮助，关于怎么样进行明智的选择，您可以写信与我们进行交流，同样，如果您觉得我们歪曲了洛拉的观点，也可以向我们的编辑提出建议。这篇文章在对1952年危机描述上的观点与F·凯内斯和C·凯内斯夫妇为洛拉作品写的介绍《革命工人党的诞生与发展》（1972年，巴黎EDI出版社）中立场有所不同，凯内斯的文字引用了大量洛拉的著作，泰德·克劳福德为“社会主义者讲坛”文库将这篇文章翻译成英语。迈克·琼斯翻译了他《玻利维亚政治思潮史纲》关于革命工人党历史的部分，“社会主义者讲坛”上载了这部作品，供有兴趣的学生阅读。
由于革命工人党在1979年的时候同皮埃尔·朗贝尔领导的国际委员会决裂，洛拉在欧洲的支持者们不得不同他分手。洛拉最重要的政治和理论著作文选1972年由EDI出版社出版，目前我们还不能看到有关作品的英译本，这无疑会对我们理解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和了解拉丁美洲托派政党的纲领产生困难，请您见谅。
从政变到革命
与民族主义者的策略不同，政变遭到了来自军方极大的阻力，并差一点沦于失败。[1]革命工人党人认为斗争的转折点将把工人带向街头，最后的结果将在那里见分晓。无产阶级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们富有斗争精神，这些反叛者并不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简称为“民革运”）的应声虫，它们的参与使军事政变变成了一场革命。四月事件之后，这个倾向更加强烈了，浮浅的观察者们很难看出工人阶级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当然，从一些工人的主张中，比如选举他们自己的代表作为部长，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工人武装，可以看出工人们对自己小资产阶级领袖的某些不信任。
革命中令人震惊的一幕是刚武装起来的工人竟然瓦解了军队。玻利维亚军队是腐朽、衰败的“洛斯卡”政权的走卒，然而在普罗大众的进攻之下，居然土崩瓦解。群众主导了这一过程。而相反在1946年革命的时候，比利亚罗埃尔政府却得到了军队的支持，而这一次它的分裂成就了群众的胜利。这些事件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即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必须要击溃、瓦解资产阶级国家的军队。革命工人党不断地在实践中改进它关于武装斗争的策略。在一开始，这意味着让工人武装起来；之后，我们认为还必须开展系统的政治斗争，把战士们和年轻军官争取过来。
军队瓦解之后，就像《普拉卡约宣言》[2]中所主张的那样，工农民兵出现了。不过，问题也接踵而来。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民族主义政府根本就没有军队。工人及其民兵组织代替国家垄断了镇压的权利。有一段时间里面，不仅政府行使各项方针的时候要对无产者有所顾忌，而且它的存活也取决与工人的意志。由于民兵是政府唯一的防御力量，它的任何独立倾向对于新政权都是危险的。事实上，民族主义者的头头——帕斯·埃斯登索罗已经是工人组织的囚徒了，不过他立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言语上和举措上的激进分子。他和他的政权已经成了风中之烛，但却没有任何力量来把它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玻利维亚的克伦斯基躲过一劫，自此以后，大规模自发的群众运动始终无法撼动诡计多端的统治阶级。
两个因素让工人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首先是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巨大幻想（这种倾向在四月的胜利之后更加严重了），由于无法予以克服，很多人都相信民族主义者政府将实施《普拉卡约宣言》里所提出的主张；其次，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革命工人党相对比较虚弱，在群众运动高涨的时候，这个党经历了重组，内部危机困扰着它，使其无法在群众机构里提出自己的政纲。托洛茨基主义的主张尽管遭到来自修正主义者的歪曲，但其纯洁性还是得到了捍卫。
帕斯·埃斯登索罗的帮手是莱钦，他在4月9日之后很快融入了激进群众运动，他看上去似乎很赞成托洛茨基主义的样子。他的周围是有些革命工人党党员，那时候，他们替他写演讲稿。他那种含糊不清、自相矛盾的立场更让广大群众迷失了方向。他和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的，帕斯和他所代表的民革运的中间派，如果他们被左边的工人组织所推动，是会采取革命的措施的。而对于工人们来说，只要在四月胜利之后促使政府向社会主义进行“过渡”，政权的“日益左倾”就会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工人中的绝大多数相信莱钦和工人部长们会在政府里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对民族主义政权无限信任。莱钦是克服这种混淆状态的最大障碍。事实上，当时这些所谓的“工人领袖”，他们习惯在幕后发号施令，行使权力，他们为民革运驯服了工人们。工人阶级的独立立场消失了，这支力量成了新政府的中流砥柱。
美国人开始向新政府施压，要求恢复军队。新上台的党向帝国主义妥协了，革命为之付出了代价。他们要保证所谓的国家和社会稳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特别是这个党里面的中派和右派需要军队（帝国主义帮助训练和武装起来的军队）来摆平民兵和工人组织。美帝国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对付群众运动和无产阶级上达成了一致，恢复军队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莱钦是站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立场上的，他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他诡辩说自己支持军队重建因为这支军队里也有工农子弟啊。劳工中心的领导们帮助培养了一大批未来屠杀工农的刽子手。这些人是“民革运”下属军事组织的军官和领导，他们忠实地执行民族主义者右翼的政策。这些先生们后来堕落为军人法西斯统治的支持者。[3]
民族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
革命之后，普罗大众，包括无产阶级在内，都是支持激进的“民革运”政府的，他们对实现自己的要求，看上去充满信心。他们很同情左翼组织的实践和主张。工会发言人在运动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因为群众高涨的热情，资产阶级军队瓦解了，而尽管立场含糊不清，革命工人党在各个工人组织内有了极大的活动空间。工人们为莱钦之流的含糊其辞所迷惑，在革命工人党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之间左右摇摆。中间阶级的工会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主张，而另外一些工会则支持民革运。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尽管革命工人党同运动中的那种模糊立场作了一些斗争，它也从中获得了点好处。如果您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为了不激怒群众因而不去批判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那你就错了。相反，革命工人党猛烈地抨击民族主义者，指出了其局限性，谴责它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有时候，民族主义者的一部分领袖们会接受对他们的批判，并会写入决议文件。
这就产生了错觉，特别是那些当时在国外的同志们，认为我们党已经逐渐主导了群众运动。然而，尽管环境还不算很恶劣，党却一再遭受失败，这就证明事情并非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包括莱钦在内的那些投票支持我们党立场的人依然留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内。运动中那种含糊不清的半吊子立场是革命工人党壮大自己的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它本来应该去引导运动向前发展，现在却根本无法胜任这项使命。一些领导者们认为党已经在掌握政权的边缘，这样的幻想让他们迷失方向。
如果正的如一些人所设想的那样，革命工人党领导了群众运动，那么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应该起来反对“民革运”的主张。然而，当革命工人党批判民族主义者的时候，它的支持就减少了。有的时候，托洛茨基主义会因“民革运”内部的争吵不休而受益。不过，政府并没有同那些投票支持革命工人党的“民革运”的积极分子们翻脸，他们只要稍微调兵遣将，托派分子提议的那些政策就会变成一纸空文。执政党成功地保证了党内的团结。
我们党坚持认为，在4月9日的事件中，民族主义者们并没有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所有的口号和纲领全是抄袭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激进的群众运动采纳了《普拉卡约宣言》中的主张。“民革运”在其中圆滑变通，它接受了这其中一部分的要求，而更多的是采取那种模糊不清的态度。民族主义开始披上“革命”的伪装，帕斯·埃斯登索罗十分夸张地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骗人把戏暂时成功了，立场含糊的“民革运”控制了群众运动。不过，民族主义有自身的局限性，就像阿基琉斯的脚踵一样致命，而被剥削的劳动者们最终会起来与它进行斗争。[4]
那个时候，托洛茨基主义者指出民族主义者借用了《普拉卡约宣言》和革命工人党的纲领里一些最保守的改良主张，并把它付诸实施。我们以“反帝”为例，民族主义者和斯大林分子的主张和我们托派区别就很大。对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玻利维亚共产党来说，这只不过意味着为了暂时主导革命过程的策略性口号罢了。民族主义者“反帝”的特色只不过表现在为玻利维亚出口的矿产讨个好价钱。对“民革运”来说，民族解放斗争的首要任务是驱逐大公司（当然，他们仅仅只是驱逐外国公司而已）。他们是如此地关心价格问题，以至于人们都看穿所谓的“反帝”不过是玻利维亚商人们的主张而已。
革命工人党的参与
工人们之所以会支持革命工人党，因为它在当时主张对矿山国有化、归工人所有，不给予金融资本以任何补偿。那么为什么当工人们将自己的激进组织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个口号成了一纸空文而已。如果这些主张付诸实施的话，那么革命将往更加彻底的方向发展。
自发的群众运动之所以无法完成这个目标的原因在于群众相信“民革运”政府会对矿山实现国有化（国有化和归工人所有对于很多工友们来说意味着同一桩事情）。然而，革命先锋的口号却根本无法体现出其鲜明的主张。我们不能说那些比起革命工人党更加支持“民革运”的工人们自己提出这个口号之后，能予以实施。不过，它对于未来的斗争却有很大的意义。对矿山的占有迟早会把权力问题摆到台面上，并引导工人立即推翻民族主义政府。革命工人党本来应该更加坚定地推动运动向前发展。然而，这一切只是臆想而已，事态的发展完全是另一幅景象。
为什么革命工人党不把它坚持了那么久的主张付诸实施呢？六年独裁统治期间，这个党内部所遭受的危机已经极大地削弱了它。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群众更加支持民族主义者而不是革命工人党，当1952年4月的事变来临之时，我们党并不处在显眼的位置上。如果说工人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群众并没有走上街头去设置路障，那是胡诌。事实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主张看上去好像和“民革运”没什么区别。[5]
革命工人党面对新的局势，交了份白卷，无论它的成员是多么杰出，除了以前的那些“陈腔滥调”之外，他们根本无法为运动提供指导。[6]
“民革运”的胜利
“民革运”利用了群众运动的胜利，并踩在他们的肩膀上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无产者的胜利令人尊敬，但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党派窃取了权力。1952年的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在被“民革运”主导的群众运动面前，它该如何自处；怎样处理同“激进”时期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被压迫者的胜利导致了小资政党的上台。革命工人党染上了“爱国”情绪，拥护民族主义的那些人占据了领导职位，并向“民革运”求援，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将建立起一个“工农”政府。因此，革命工人党应该与“民革运”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因为后者主导的革命就是“我党一直支持的革命”。
所以，对于那些“爱国”的同志们来说，革命工人党再没有必要去鼓吹工农政府（无产阶级专政）了，因为身边的“民革运”政府就是。他们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少数，无力掌权，只要去支持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策就可以了，而他们无论如何一定会去执行革命工人党的主张的。自然而然，任何不同于爱国主义立场的主张、任何反对它的批判、以及一丁点去同民族主义者争夺群众的尝试，都是反革命、帝国主义“走卒”的所作所为。
尽管党内那些“爱国”的同志们并没有清楚地在政纲里阐述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但当他们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实践中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一览无余。一些“爱国”的同志理所当然加入了“民革运”。另外一些中的大多数，以理论家自居，直到革命工人党遭受到极大的危机的时候，他们脱党而去。要是我们党在1952年4月事件前，把那些“护国主义者”清除出去，该有多好！
革命工人党领导群众去掌权的条件消失了。然而，不仅如此，它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双双缺席迟滞了工人同“民革运”的决裂，而如果工人要克服民族主义的欺骗，这对他们是十分必要的。革命工人党在4月9日革命中的缺席，意味着在玻利维亚的“二月”与“十月”之间将有一段漫长的等待时期。[7]
埃斯科巴的归来
埃斯科巴（洛拉——“革命史”编辑）是当时革命工人党内传统路线的支持者，他具有很好的群众宣传工作的经验，他的缺席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在那个重要的关头，埃斯科巴在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内部和外面都有很高的威望，他目前还是革命工人党的几名负责人之一。
不幸的是，当时玻利维亚托派最杰出的领导人，唯一一个抵制民族主义者的人，在巴黎受困于第四国际书记处的蓄意破坏。帕布洛和他的帮闲们容不下自己政治上的反对者，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以及1952年革命，都被当时领导第四国际的帕布洛集团的错误的指导所葬送。[8]
要完全弄清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是很困难的。埃斯科巴乘船横渡大西洋之后回到了玻利维亚，他没钱买飞机票，而当他回来的时候，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已经宣告成立了。[9]
埃斯科巴乘飞机来到科恰班巴，他对革命工人党的地区委员会在四月斗争中印传单的行径感到很惊讶。那些人在当时声称，革命工人党和“民革运”分别代表了民族革命的左翼和右翼。修正主义者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迷惑，他们认为小资政党和托洛茨基主义都是主张民族解放的，只是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所以，革命工人党必须对自己的行动有所收敛，以便支持“民革运”政府。革命任务只是在于通过温和的批评逐步引导政府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科恰班巴区委的理论和行动与斯大林派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玻利维亚共产党在当时提出一种“理论”，哪怕政府再怎么打压左翼政党，谁如果不去支持反帝的革命民族主义者政府，谁就是反动派和美帝的代理人。在民族革命阶段，无产阶级不应该提出自己的主张或者有任何独立的阶级立场，而只要参加“民革运”，团结到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就可以了。
很多年以前的孟什维克就提出过这种主张，由于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立场，给革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当这种理论经由所谓的“民族主义”左翼被移植到玻利维亚的时候，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的叛徒，投机者——阿韦尔多·拉莫斯为他摇旗呐喊，他说托洛茨基主义者只要拷贝斯大林分子的理论纲领和实践路线就可以了。拉莫斯和他的同伙们归纳了自己对早先的庇隆政府“批判性支持”的经验，然后让他们的玻利维亚同志，先去支持比利亚罗埃尔政府，然后又转而去支持“民革运”政府。这样的理论和这些投机分子的所作所为极大地帮助了“民革运”，让它以此去打击自己最主要的敌人——托派分子的革命工人党。[10]
尽管革命工人党已经被客观形势和修正主义者的所作所为给极大地削弱了力量，当埃斯科巴重新负责党内的日常工作之后，他不断强调自己在法国流亡时期的主张。看上去，似乎那些民族主义者抛弃了自己过去的立场，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又回归到传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上去了。
然而，日益高涨的运动不允许我们去彻底清算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对“民革运”的支持。因而，我们没有及时地把那些背叛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的人开除出党。革命工人党没有根治顽症，很快就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些修正主义者已经极大的危害了党，而他们竟然得到了纵容，埃斯科巴作为当时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发言人，要对此负主要责任。
埃斯科巴认为党内存在的只是小分歧，并相信那些亲“民革运”的党员，会随着事态的发展和革命工人党的胜利纠正自己的观点。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拥有一批中层干部支持、能对基层群众施加影响的派别，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传送带、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里的第五纵队。埃斯科巴藐视托洛茨基主义的敌人，他不屑于和他们辩论、正视他们，革命工人党因为他的这种性格而面临很严峻的挑战。
第四国际的裁决
玻利维亚的事件引起了第四国际书记处和国际执委会的关注，在1952年6月召开的国际执委会的第十一次会议上，由革命工人党作为主要倡导者向大会提交的一份关于四月革命的报告，旨在向全世界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澄清对于事件的一些疑惑——包括托洛茨基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的态度等。然而没有人批判已经存在的错误，没有人意识到前方存在的危机。到处都是对胜利的乐观估计。
第四国际领导层在这个紧要关头，于1952年11月召开的执委会第12次会议上通过了这样一项重要决议：
“革命工人党到目前为止采取的策略总体来说是正确的，是从客观形势和党的实力出发制定的务实战略。
由于正确的理论指引，当4月9日革命到来的时候，革命工人党没有惊慌失措，尤其重要的是，它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并采取了相应的策略。”
“革命工人党坚决地投入到四月起义中去，而且它并没有莽撞地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主导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分裂。民族主义者对群众运动还有影响，目前为止，不易和它决裂，尤其不要去激怒领导革命运动和群众组织的民族主义者的左翼。”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府的上台执政伴随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有两重性，国际的玻利维亚支部要给予他们批判性支持，向其施加压力，从而在工会和民兵中建立群众的独立组织。”
再没有比这更空洞无物的文件了，充满着虚伪的外交辞令。事实上，国际的领导层接受了现状，并指示它的玻利维亚支部去支持民族主义者。这种糟糕的行动策略在4月9日革命之后的革命工人党体现无疑，并最终给玻利维亚和世界革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尽管文件没有提及我党内部的斗争，但国际执委会显然纵容了民族主义倾向。
与国际执委会的帕布洛集团鼓吹的相反，当一场革命发生的时候，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如果缺席的话，那必然要被群众运动甩在后面。我们一开始对于革命进程的诠释是正确的，但民族主义者的行动掩盖了我们认为的一些东西。
关于“革命工人党参加了四月暴动”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四月革命之后，关键问题在于怎样让群众运动摆脱“民革运”的控制。国际的决议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是空谈怎样在劳工中心里加强双重权力。[11]
给予民族主义政府以“批判性支持”是斯大林主义者的经典战略，她们认为应该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帕布洛主义”，当他美化各个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并给予他们以“批判性支持”的时候，已经成了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变种。波萨达斯主义是对帕布洛主义的一种模仿，并把它引向更荒谬的极端。它在1970年的时候支持托雷斯反对所谓的“人民议会”，而就连玻利维亚共产党都认为这是最严重的政治错误，并不再给予军政府以任何支持。革命工人党对批判性支持的抵制（尽管帕布洛主义从来没有严肃讨论或否定过这条路线）主要体现在它对“民革运”的一些政策的反对。
民族主义
金融资本对大型矿山的控制是众人皆知的事情。然而，矿山并没有象工农大众和其他社会阶层所希望和要求的那样，立即实施国有化。由于种种借口（调查、授权，诸如此类等等）这一措施一直被拖延到1952年10月31日，政府之所以这么干，是为了驯服工人，尤其是矿业无产者，以保证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利益不在一个军队崩溃、警察系统陷入瘫痪的国家里被武装起来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损害。[12]
国有化标志着工人运动暂时退却的开始。经过长期紧张和胶着的斗争之后，工人群众们已经精疲力竭，他们对政府的摆布开始无动于衷，放松了警惕，而自己阶级的组织也逐渐为官僚化所侵蚀。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长期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无法影响那些最优秀的工会活动者所造成的严重后果。[13]
[1]1952年4月9日，雨果·巴利维安政府的警察头子安东尼奥·塞勒姆将军以及军队首领托雷斯·奥蒂斯将军，与“民革运”一起联手，发动了军事政变。奥蒂斯差一点要反水支持政府，塞勒姆很快脱离了起义的行列，让“民革运”吃了很大的苦头。在这个时候，武装起来的矿工坚决地站到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这边，支持起义。
[2]《普拉卡约宣言》是由吉列尔莫·洛拉代表西格洛——卡塔维地区的矿工签署的一份文件，1946年，矿工工会联合会在普拉卡约矿山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这份文件被大会通过。宣言的开头分析了玻利维亚的阶级结构和落后的社会发展，并号召进行革命，落实资产阶级民主改良，反对阶级调和以及任何通过国家干预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尝试。它号召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的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势力进行斗争，毫不掩饰地揭露选举的欺骗性。宣言提出了过渡要求：要求实行最低保障工资制度和工资浮动机制与每周40小时工作制，并对矿山无偿国有化；雇员有与雇主签订集体合约的权利，工会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组织工人武装，并建立罢工基金补助。在阐述了一系列过渡要求之后，宣言认为议会斗争必须服从于直接的群众斗争。为此，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工人联盟。宣言的最后号召不与任何资产阶级集团进行妥协与合作。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完成，因为资本家集团无能力完成这项任务。尽管无产阶级只占人口中的少数，但民主革命的任务注定要由他们来完成。
[3]吉列尔莫·洛拉《玻利维亚政治思潮史纲》第228页，“民革运”的左翼——工人运动中的先锋队由胡安·莱钦·奥昆多和努夫洛·查韦斯·奥蒂斯领导，而它的右翼——保卫“民革运”行动联盟由瓦尔特·格瓦拉·阿尔塞和埃尔南·西莱斯·苏阿索领导。
在担任采矿与石油部长的同时，莱钦还是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执行书记。劳工中心成立于1952年4月，它是一个代表矿业、铁路、电力、石油、印刷和建筑工人工会的联合组织，与此同时，劳工中心还代表磨坊主、司机以及城市里的工商业雇员。这些工会都处于“民革运”的控制之下。斯大林主义者的玻利维亚工会联合会的一下地方组织参加了劳工中心。“民革运”政府给了劳工中心包括采矿与石油、农业、劳工、交通四个部的部长席位。罗伯特·亚历山大是这样描述的：
革命政府在最初的时候事实上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两党政府。所有重要的决定，比如矿山国有化、土地改革法令以及对于教育的重建，都是由劳工中心决定之后交由政府公布的。（罗·杰·亚历山大《玻利维亚民族革命》，新不伦瑞克，拉特格斯出版社，1958年，第124——125页）
[4]同上书，第229页。
[5]同上书，第231页。
[6]同上书，第232页。
[7]同上书，第234页。
[8]同上书，第235页。
[9]同上书，第236页。
[10]同上书，第239页。
[11]同上书，第240页。
[12]同上书，第244页。
[13]同上书，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