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史沫特莱传（1987）
第四章 有所主张的新闻工作者，1919—1920
史沫特莱被捕入狱不仅使她成为纽约左翼自由派社会的知名人士，也为她带来了一份工作。那时，玛格丽特·山额正准备到加利福尼亚去几个月，以料理私人事务。史沫特莱一出狱，山额就让她负责《节育评论》杂志的日常工作。《节育评论》是当时美国各地许多妇女获取节育知识的唯一可靠来源。薪金是很少的（《节育评论》很大程度上依靠志愿人员和捐款），但山额为史沫特莱对事业的责任心所感动，并知道她有担任这一职务的秘书工作技能。到1919年2月，史沫特莱就已经在为山额的办公室写业务信件了。至少到9月底，她继续主持着杂志的行政管理和出版工作。在这一时期，史沫特莱仍和她新近结交的难友基蒂·马里恩一起从事街头活动，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基蒂·马里恩在梅西家门前散发节育文献。
史沫特莱有了一个职业，却没有栖身之处。索伯格·布伦丁·哈伯曼帮不上忙，她已经去墨西哥和丈夫罗伯特一起生活。当时，罗伯特正为实现萨尔瓦多·阿尔瓦拉多（Salvador Alvarado）将军的计划，而在尤卡坦各地建立一系列合作商店。史沫特莱到处寻找住房，但每当她认真打听租借情况时，一名政府特务便会出面找房主诘问，于是她就会被拒于门外。史沫特莱决定，如果她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租到住房，就找一位同住者。她就这样开始了同弗洛伦斯·伦农（Florence Lennon）长达15年的亲密友谊。
弗洛伦斯1919年见到史沫特莱的时候只有20岁。这位姓坦嫩鲍姆（Tannenbaum）的富商家的女儿自以为是个初露才华的诗人和教师，正在翻译意大利教育改革家玛丽亚·蒙泰索里（Maria Montessori）的信札，把它们发表在社会党报纸《召唤》上。（她在工作一年之后离开了蒙泰索里教师培训班，因为校董们告诉她，他们很难为一个犹太人找到工作。）萨林德纳斯·戈什在一次由亨里埃塔·罗德曼组织的公民俱乐部会议上说明了史沫特莱的困难后，弗洛伦斯答应把她在西四街184号意大利人廉租公寓那套住房的起居室租给史沫特莱，每月10美元（她当时为这套住房付75美元）。艾格尼丝在长沙发椅上铺了一块印花布窗帘，就在这里睡了一年多。只是当她同一个或另一个男人“保持稳定的伙伴关系”时才偶尔离开。[1]
史沫特莱多彩多姿的行为使伦农眼花缭乱：她在地下铁道的滑稽相（会让死人发笑），她会突然唱起民歌，她诙谐而粗俗的谈吐，她的奇异的印度朋友，她对那些正在席卷左翼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社会的政治事业的热情执著。作为一个从11岁起就一次又一次接受过精神分析的处女，伦农对史沫特莱讲的有关于她酗酒的父亲，不成功的婚姻和几次人工流产的故事简直着了迷，而史沫特莱有关“令人作呕的肮脏的”性交行为的详细描述则使她感到震惊，当史沫特莱出去和某位男子一起过夜时，她感到激动和好奇。但给弗洛伦斯印象最深的是史沫特莱对工作的严肃奉献精神。
尽管弗洛伦斯收的房租极低，《节育评论》的薪金仍然不够史沫特莱维持生活，于是，那些读过她关于难友们的短篇特写的朋友们为她在社会党报纸《召唤》安排了一份工作。史沫特莱始终把新闻看作社会变革的工具，她在最初为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的学生报纸写的一些文章里，就对社会的不公正表示了朴素的义愤。在《召唤》报，她学会了在支持某一政治立场时列举证据，写得更加令人信服。但她从不试图“客观”或“中立”，她无论写什么都无所顾忌，固执己见，并且使用第一人称。实际上，她只是在按照一种古老而受到敬仰的传统行事。这种传统可追湖到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延续到门肯（H. L. Mencken）、亨利·卢斯（Henry Luce）和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应该记住，曾经在整个19世纪主导美国新闻界的个性或派性作风当时仍然很强。直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电信技术和使用电报发稿的通讯社的发展才要求不同政治倾向的发行人集中人力去收集新闻。这种新的安排同一些新闻学派的出现相结合，意味着“中立”和“客观”在20年代首次成为新闻界声称的好的新闻报道应该追求的目标。在1919年，史沫特莱的楷模是新闻记者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y），专门揭露丑闻的厄普顿·辛克莱、小说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和辩论家埃玛·戈德曼。
开始撰写政治新闻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1919年，左右派之间在全世界发生了政治冲突，美国也不例外：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劳工骚乱时期，其标志是罢工、炸弹和骚动。有一次罢工震动了全国，被新闻界普遍认为抱有一个激进的政治而非经济的目的。1919年1月21日，西雅图造船厂的大约3.5万名工人为争取减少劳动时间和增加工资举行了罢工。2月6日，110个地方工会的6万多名工人停止工作以支持这次罢工，城市的经济生活实际上瘫痪了。市长召来了联邦部队，拒绝作出让步。认识到一次很快会被打上“非美”标签的总罢工是一次致命的错误，2月10日，保守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命令工人停止罢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曾采取广泛的措施来压制新闻界对战争努力的批评。这时，战争已经结束，一些保守分子想继续审查那些他们认为是“非美”的激进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大多是支持罢工的。这样的企图也疏远了自由主义者，加速了两极分化。战争期间，社会党的新闻机构曾被称为亲德和非美。现在，又被贴上了“赤色”或布尔什维克和非美的标签。
在纽约，史沫特莱的朋友们正在争论俄国1917年革命的意义。这些朋友中有史沫特莱最尊敬的罗伯特·迈纳，他是为《大地母亲》和《群众》杂志工作的政治漫画家。迈纳是德克萨斯人，是纽约少数几个和史沫特莱一样有着西部下层阶级背景，对社会主义持有“牛仔”或有个性态度的那种人之一。迈纳的政治生涯是从他成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西部的积极分子开始的。当他1918年见到史沫特莱时，他仍认为自己是一个以埃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为典型代表的那种无政府主义者。1919年初，他作为《召唤》的特派记者前往莫斯科，去亲自评估俄国的革命。史沫特莱密切注意阅读他发回的电讯。一开始他好象在总体估价时心情矛盾，赞扬中掺杂着对新政府的批评（“在俄国法律和秩序太多了”——这是对布尔什维克清洗无政府主义者的一种婉转提法）。但不多几个月后，他似乎离开了他的无政府主义立场，而倾向于接受这样一种观点：革命的苏维埃政府为了对付外国干涉和国内颠覆的威胁，需要实行中央集权制。离开俄国之后，迈纳从德国发出报道，内容是关于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其他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成员1919年1月为在德国实行布尔什维克型的革命而作的一次流产的尝试。迈纳在那里被逮捕，并在调查英国人对他的指控期间一直被拘留。英国人指控他在驻德英、美部队中，通过谴责协约国联军征讨俄国布尔什维克新政府而进行叛国宣传。
当史沫特莱努力去理解欧洲和俄国的革命进程，以及象迈纳那样的朋友政治立场的变化的同时，她也警觉地注意到关于美国右翼日益增长的政治活动及其对在美国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当多数大战期间被拘留的长期居住美国的外侨并未被驱逐出境的事逐渐为人所知之后，美国国会内开始了一场运动，以求通过一项保证驱逐这些侨民的立法。1919年1月28日，据报道，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了这样一项法案，华盛顿州众议员艾伯特·约翰逊（Albert Johnson）还附加了一项将所有战争期间判刑的印度人直接遣返印度的条款。2月5日，司法部长格雷戈里（T. W. Gregory）写信给参议院移民和归化委员会，敦促通过该项法案。西雅图的总罢工仍在发展，新闻界关于罢工的报道把侨民中的激进分子、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同俄国发生的事件和思想联系起来。2月中旬，一列车侨民从西北抵达埃利斯岛准备遣送出境。一位政府发言人于2月12日说，这是几年来首次有机会将“令人讨厌的”激进分子驱逐出境，并预言今后60天内，只要运输部门能安排，将会有更多的人被驱逐。移民和归化总局长安东尼·卡米内蒂（Anthony Caminetti）否认多数人是出于政治原因而被驱逐的：他辩解说：“我要说的是，事实上他们之中90%是由于神经失常而被驱逐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很快成了目标。1919年2月23日，劳工部拘留了戈帕尔·辛格（Gopal Singh），他是在旧金山印度密谋审判中被定罪的人之一，他走出监狱便被拘留，目的是为了驱逐他。
首先就驱逐印度人问题对政府官员表示异议的人中有一位名叫査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的历史学家。1919年2月，他写信给政府各级官员，要求对不同的驱逐案件区别对待。同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比尔德关心的是1918年11月停战之后仍然原封不动保留着的各州和联邦有关煽动叛乱和间谍活动的大量立法。这些立法构成了一张文字上含义模糊的复杂法网，使地方官员和移民局官员都有很大的随意决定权。在联邦一级，司法部负责执行1917年反间谍法和1918年反煽动叛乱法，但1918年的外侨法却由劳工部的移民和归化总局长负责实施。[2]
劳工部长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于3月3日对比尔德作出了答复。他说，劳工部没有处理过指控印度人鼓吹民族独立的案件。事实上，根据法律，劳工部无权仅仅因为外侨鼓吹在其祖国进行政治改革或者变革而驱逐他们。威尔逊说，他手头的一个案子是一名入境5年因一件涉及“道德沦丧”的罪行而被定罪的印度人。威尔逊没有告诉比尔德的是，移民局已经决定，因“阴谋破坏中立法”定罪即可认定为“道德沦丧”，以及，他手头的那起案子就是戈帕尔·辛格的案子。
史沫特莱同她的美国和印度朋友迅速动员起一场反击。1919年3月6日，他们组成了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由罗伯特·莫尔斯·洛维特（Robert Morss Lovett）任临时主席，爱尔兰裔美国律师达德利·菲尔德·马隆（Dudley Field Malone）和弗兰克·沃尔什（Frank P. Walsh）为副主席，史沫特莱为秘书，路易斯·劳奇纳（Louis P. Louchner）任司库。他们在第五大街92号设了一个办事处，请吉尔伯特·罗事务所作代理人，开始协调为所有受到驱逐威胁的印度人辩护。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还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教育运动，以谋求全国知识分子和工会组织的支持。
罗伯特·莫尔斯·洛维特是芝加哥大学英语教授，他是著名的文学艺术杂志《日晷》的编辑，他让这本杂志充分讨论印度民族主义事业。在一本单独出版的小册子里，他写道：他“气愤”地得悉加尔各答的英国警察头子乔治·德纳姆（George Denham）爵士曾是逮捕和审讯美国公民塔拉克纳什·达斯的积极参与者。据洛维特说，德纳姆曾被地方当局准许，不持许可证就搜査了达斯的住宅，并从世界各地的英国监狱中派出6名犯人在旧金山审讯达斯时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更有甚者，在审讯以达斯被定罪告终之后，美国地方检察官曾受到大英帝国协会“盛情款待”。正如洛维特指出的，所有支持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的美国人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对他们认为是英国直接而公开地干涉美国内部事务的一种义愤感。
英国人方面也迅速对自由之友作出了反应。一位在英国期间参加协会的人士被逐出了英国。另一位，宾夕法尼亚劳联主席詹姆士·莫勒（James Maurer），在准备横渡大西洋出席英国工会的会议时，在纽约港码头的跳板上被阻。至少整个20年代，英国官方一直在培养这种怨恨。洛维特再也没有获得去英国的签证。玛格丽特·山额1922年在香港和新加坡都曾被拘留过，并被劝告不要去印度旅行。由于是印度自由之友协会成员这同一理由，许多人的签证申请都被拒绝。
4月11日，印度自由之友协会在中央歌剧院举行了第一次群众大会，由洛维特起草的决议要求对那些仍在狱中的印度人实行政治大赦。决议寄给了在巴黎的威尔逊总统以及劳工部和国务院。洛维特前往华盛顿直接同那些即将投票表决约翰逊移民法案的参议员谈话。他报告说许多参议员完全持同情态度，有的甚至准备公开声明印度拥有和美国同样的取得独立的权利。
在歌剧院举行集会的时候，全国的报纸通栏标题都在警告提防“赤色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爆炸性阴谋。4月13日，社会党领导人尤金·德布斯因违犯反间谍法开始服10年徒刑。一年以前，他在俄亥俄州的坎顿因公开鼓励社会党人继续反对战争而被捕，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1919年5月1日，士兵、海员和愤怒的市民在好几个城市冲散了社会党的“五一”游行，袭击了社会党的报纸。史沫特莱在纽约的《召唤》办事处内也冲进了一群暴徒，一些旁观者被残酷殴打。虽然威尔逊政府不断发表措词强硬的声明谴责左派诉诸暴力，却显然同情右派的这种暴力行动。当《召唤》发电报给财政部长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吁请他就胜利信贷公司工人煽动暴徒冲进《召唤》办事处的说法进行调查时，这位财政部长回答说：“我不准备说应对你吁请注意的骚乱承担最终责任的是海员和士兵而不是他们憎恨的那些煽动性出版物”。6月2号晚上，不知什么人把一枚炸弹扔进了司法部长A·米切尔·帕尔默（A. Mitchell Palmer）家中。他的反应是要求国会拨款50万美元调查“犯罪阶级”——其中也包括政治“激进分子”。
那时候，公众是把社会党和布尔什维克划等号的，这或许是因为社会党正式反对协约国出兵干涉苏联。这很有讽刺意味，因为仅仅一个月前，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开除了党内呼吁立即进行革命的左翼。社会党表明它仍然信仰通过民主的渐进的方式来实现其国内目标。9月，该党被开除的左翼又分裂成两个集团，二者都支持1919年3月国际（译者注：指第三国际）的原则，宣称世界面临危机，资本主义正处在崩溃瓦解的过程中。其中一个集团是约翰·里德、本杰明·吉特洛（Benjamin Gitlow）和威廉·劳埃德（William B. Lloyd）领导的共产主义劳动党：主要是由土生的美国人组成，而美国共产党最初则是由在国外出生的激进分子组成和领导的，他们把俄国革命直接看作应在美国仿效的榜样。1919年6月10日，社会党报纸《召唤》在头版警告道：“那些梦想在这个国家的一个州里——更不用说在全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正在招惹所有的反动力量，最终必定转入地下。”尽管这两个左翼党派都邀她参加，史沫特莱却通过继续为《召唤》工作的行动表明了她的政治立场。
1919年夏季，除了在《召唤》工作，史沫特莱还有效地为印度自由之友协会协调处理各种法律案件，组织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运动，争取工会和进步团体的支持决议。在亚特兰大美国劳联6月全国大会上，会员们投票勉强通过了一项关于印度自由之友的决议，并指定一个执行委员会进一步调查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的主张。这个委员会惊讶地发现，英国为1918年旧金山密谋案的审判竟花了250多万美元。美国劳联领导人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将亚特兰大决议的副本于7月初寄给了劳工部长威尔逊。从此，反对驱逐印度人的决议便如洪水般汹涌流入劳工部的信箱。到7月，当6名印度人被拘留而面临驱逐时，印度自由之友协会也在进行一次将英国的罗利特法案公之于众的运动，这项在那年春天早些时候通过的法案授权继续在印度实行军事管制。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想使人们了解那些预定要驱逐的印度人回国后将会遭受的危险。
此后不久，在9月16日发表于《召唤》的一篇感情激动的文章里，史沫特莱争辩说，印度为英国的战争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她列举事实和数字来证明当时多数印度民族主义者所持的观点：在英国统治下，印度的饥荒实际上是愈来愈重。同其他美国和英国的自由主义者一样，史沫特莱认为英国人继续对备受贫困和饥饿折磨的印度榨取如此之多的财富是极不正当的。
大战期间，以加利福尼亚为基地的噶达尔党曾支持印度的武装起义。这是一个大部分由锡克移民组成的党，由于旧金山印度密谋案审判引起了对所有印度人全都不利的反应，这个党现在采取了较为温和和趋于守势的立场。为了反对驱逐和没收他们的土地，噶达尔党和印度自由之友协会一起致力于在美国政治体制内部赢得对印度独立的支持。
在纽约的拉伊帕特·拉伊地方自治派没有直接介入阻止驱逐印度人的运动。但他们显然也变得对英国越来越失去耐心，因为很明显，印度对言论自由和群众集会的严格限制在战争结束后将继续保留。他们继续努力向美国公众进行关于印度的教育，而不仅仅把注意力集中于在美国的印度人的政治问题。尽管他们和印度自由之友的美国成员合作，共用一些设备，但他们仍然不和噶达尔党联系，地方自治联盟主席哈迪克（N. S. Hardiker）公开规劝印度人同这两个组织都要保持距离。
自由之友协会的政策是支持所有的印度人，无论他们的政见如何，惟恐在某个问题上同某一派别站在一起会有害于整个独立运动。从往来信函中可以明显看出，拉伊帕特·拉伊、史沫特莱和其他美国人曾协力帮助使得派别倾轧在第一年内没有表面化。许多来帮助印度人的当地出生的美国人是爱尔兰裔，他们认为爱尔兰和印度被一个共同的事业联结在一起。在7月30日的一封信中，史沫特莱鼓励旧金山爱尔兰裔的美国组织者埃德·甘蒙斯（Ed Gammons）说：“为自由而奋斗的印度人不仅要和他们自己同胞中的一些人斗争，他们还面对着一个敌对的世界，一个敌对的白色种族……我希望你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泄气、不厌烦。印度要大于显然是怯懦和谋求私利的少数人的个人。如果我直到现在一直是听从一些个人的指引的话，那我该在很早以前就离开了印度的运动。但这理想本身是如此伟大，这个国家人们的斗争是如此艰巨，以至除了战斗下去，就无可希望”。
到8月，印度自由之友的工作开始见成效。在向劳工部递送决议的几百个组织与个人之中，有宾夕法尼亚的矿工联合会、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盟、木工、金工兄弟会、铸造工会和伊利中央劳工联合会。美国劳联继续合作并派它的书记弗兰克·莫里森（Frank Morrison）出席8月25日由移民局局长卡米内蒂对戈帕尔·辛格驱逐案件的听证。
9月有两个星期，史沫特莱作为《节育评论》的副主编离职度假，在华盛顿和律师罗和沃尔什一起准备一个有关所有印度案件的摘要，寄给参众两院的议员们。她和戈什在华盛顿被证实是有效的游说者。9月28日，在给罗的一封有关安排将案件简报呈递劳工部长威尔逊的信件中，她报告说，早些时候寄出摘要已经赢得了9位参议员的支持，包括威斯康星州的拉福莱特、内布拉斯加州的诺里斯、北达科他州的格罗纳、衣阿华州的凯尼恩和爱达荷州的博拉。史沫特莱有点为自己的成功暗自惊喜。她写道：“星期五晚上，辛格先生和我都在这里所谓‘合作之家’的大约有50名男女参加的集会上讲了话，‘合作之家’是城里的主要自由主义分子占据的地方。（弗兰克·沃尔什）那天也来参加了我们的会议。在会议结束时，我注意到他谦逊地坐在房间的后面。我要说我有点感到震惊。我们喝咖啡，聊天，以后又仔细地分析了英国人。”
整个一年里，吉尔伯特·罗一直在为驳回对史沫特莱和戈什的旧金山起诉书而努力。在1919年10月给司法部长帕尔默的一封信中，他争辩说：“被误解的爱国主义或对其他国家被压迫人民事业过分的热情，并非我们通常在和平时期有理由起诉的违法行为”。助理司法部长罗伯特·P·斯图尔特（Robert P.-Stewart）又一次研究了这起案件，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告诉帕尔默，这种指控看来“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对本政府的政治理想及其法律精神有破坏作用，因此，美国不应再成为继续坚持这个案件的一方了。”他认为既然对沃瑟斯庞和扎拉兹涅克的起诉已被撤销（见第3章），对史沫特莱和其他印度人的那些起诉也应驳回。罗的论点和斯图尔特的结论被副检察长亚历山大·C·金（Alexander C. King）所接受。他在10月中旬评论道：这个案件“可能出自我政府与英国政府的亲密关系和这些被告与德国唆使下激起印度骚乱的努力之间想象中的联系。”旧金山起诉于那年10月被驳回，但纽约对史沫特莱的原始起诉尽管未再审理，但仍未了结而一直拖到了1923年。为索回她1918年被捕时搜走的个人财物的合法斗争则一直持续到1920年5月20日。
1919年10月29日，在第十七街和第三大街上的阿莱利饭店，自由之友协会的成员举行了一次宴会庆祝塔拉克纳什·达斯的获释和对戈什和史沫特莱的旧金山起诉的撤销。阿瑟·渡普教授作为宴会主持人，社会党的罗斯·斯特伦斯基（Rose Strunsky）讲了话。据《召唤》报称，达斯、戈什和戈帕尔·辛格保证“继续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直到3.15亿印度人民被赋予掌握自己命运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机会。”塔拉克纳什·达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组织者，他立即开始为印度自由之友而工作，帮助扩展他们的活动。戈什的出场鼓舞了史沫特莱的士气，几个月的时间他们两人就成了亲密的朋友。
11月中，史沫特莱再次来到华盛顿，游说反对通过驱逐外国移民法案。她和达斯敦促参议员拉福莱特提出一个不驱逐印度人的修正案，他们还说服了厄普顿·辛克莱在他们的《讲道理》杂志上将计划中要驱逐的印度人名单公布于众。11月28日，即参议院批推凡尔赛和约的第一次投票失败后第9天，史沫特莱在艺术家饭店组织了一个印度自由之友为拉伊帕特·拉伊饯行的宴会[3]。经过5年的努力，英国人终于给了拉伊返回祖国的许可。在宴会上，主席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介绍了律师达德利·菲尔德·马隆（Dudley Field Malone）和一位参加凡尔赛大会的中国代表陈守内（音译）这样的演说者。在场的还有埃及人和爱尔兰人，他们和中国人、印度人都对凡尔赛条约不满，因为不含有给予协约国的殖民地以独立的条款，也没有将德国控制下的中国领土山东归还中国的条款。印度派出了军队，中国派出14万余名劳工到欧洲的劳工团工作，为英国、法国、美国人挖战壕，埋死尸。他们现在感到被出卖了。拉伊谈到他在美国的这些年一直跟随着他的磨难：“我被美国司法部逮捕过6次，我的电话一直被窃听。但是他们从未发现可以指控我的问题。”他宣告，印度人看到他们的祖国被英国榨尽了血汗，已决心获得印度的民族独立。他在讲话结束时呼吁美国公众的支持。
史沫特莱于12月4日在制桶工会安排了一次劳动群众大会。会议的主席是爱德华·汉纳（Edward I. Hannah），他是纽约中央联合工会的主席。他介绍的演说者有国际海员工会主席安德鲁·菲鲁塞思（Andrew Furuseth），教师工会的亚伯拉罕·莱夫科维茨（Abraham Lefkowitz）、纽约妇女工会联盟主席罗斯·斯奈德曼（Rose Schneiderman）和印度自由之友的萨桑塔·库马尔·罗伊（Sasanta Koomar Roy）。集会通过了两项决议。第一项要求美国承认英国殖民地反抗压迫的权利，第二项要求华盛顿承认政治避难权。
那一年末，史沫特莱忙于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的另一项工作《印度新闻稿》——一种印度报刊新闻报道（不是评论文章）的文摘，每周发至美国各地的300多家工人报纸，100多家杂志和日报。到1919年12月，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的邮寄品名单上已有5000多个姓名，包括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名字，它的出版物象《印度新闻稿》，完全由私人捐款资助。
对史沫特莱和她的自由之友协会来说，12月还发生了另一起重大事件：好几家美国大报报道了英国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该委员会指定的任务是调查1919年4月旁遮普叛乱中由于英国政府军杀害500余名手无寸铁的印度人所造成的惨剧。[4]美国的主要日报用了几乎8个月的时间，连续刊登印度自由之友协会一直在公布的有关这起事件的事实报道，既然英国的报道引起了一些注意，史沫特莱她们就试图让一些主要的报刊登载来自印度的后续报道，但是反应冷淡。正如旧金山《观察家》报来信所示：“科布伦茨先生表示，如果稿件直接来自总部，就象星期日和今天刊出的来自伦敦的电讯那样，一定会编排得很象样，但我们是不愿意用这种材料去吸引特殊的注意的。”总的来说，美国报刊是依靠英国报刊报道有关印度消息的，拒绝考虑其他来源。美国人除自由主义分子、知识分子和劳工领袖外，大多对印度的事情漠不关心。在数以百计的工会中，会员们通过了支持印度事业的决议，但在其他组织中，这个问题激起了种族主义者郁积着的不满情绪。例如：国际电力工人兄弟会，加加利福利亚州斯托克顿第207地方分会向印度自由之友协会发来这样的决定：
有鉴于印度人是被带到这个国家来剥削劳动阶级的白人公民的，而且将来和现在都不会成为归化的美国公民，却又期望得到这个国家对归化的和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同样的全部自由和保护；
有鉴于所有印度人的被遣返印度不仅会有助于我国政府，也有助于其他所有的白人政府，维持其法律，保护其生命财产和所有白人的传统、宗教及经济状况；
兹决议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协助英国政府将所有印度人遣返印度，甚至可为他们提供财务援助。
这种政治姿态决非罕见。种族主义在美国正呈上升趋势。美国政府在1919年的前10个月中公布的数字表明，63个被私刑处死的人中59个是黑人，其中11个黑人是被活活烧死的。《召唤》特别提到1919年和1920年两年中三K党的迅速发展。
这些情况使史沫特莱、达斯和罗担心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对印度事业的支持会消沉下去。如史沫特莱1919年12月18日在旧金山给戈帕尔·辛格写信提到的那样：“我感到我们朋友中的紧张情绪松懈了，他们说印度人不会被驱逐了。我认为这种（想法）是危险的……是一厢情愿。我一直在与你在这里的律师罗先生谈论，他告诉我们必须坚持斗争而不可懈怠。他常在华盛顿，他感到我们需要比我们迄今所能取得的更多的帮助。别忘了在我们给其他工人的感谢信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切不可让他们以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
1919年即将结束时，史沫特莱感到沮丧。她以前的一位同监难友莫利·斯泰默向最高法院的上诉刚被驳回，而以间谍罪被判在密苏里州杰斐逊城的监狱监禁15年。前社会党副总统候选人凯特·理查兹·奥黑尔也因同样的指控在那里服刑。1919年12月22日，美国货轮布福德号载着249名被驱逐的激进分子前往欧洲，其中包括埃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史沫特莱已经计划派人员去教堂设置纠察线抗议协约国封锁苏维埃俄国以庆祝1919年的圣诞节。12月12日，她在旧金山给埃德·甘蒙斯写道：
现在是圣诞时节——基督教徒的好日子。昨天一名妇女由于设置抗议封锁俄国的纠察线而被捕……她的名字叫海伦·托德（Helen Todd），她领导我们另一处反对封锁的纠察线。在圣诞节那天，我们准备戴上手铐到这里所有的基督教大教堂去设置纠察线，要求释放政治犯和劳工。我猜想我们都将坐牢。为什么旧金山的妇女不在圣诞节那天到那里所有的教堂去设置纠察线呢？恕我失礼，我要说这他妈的基督文明让我心烦。虚伪随处可见。我们现在和英国人一样，完全有资格被称作“假仁假义”。
1920年在对史沫特莱和她的朋友们预兆不祥的气氛中揭开帷幕。那是总统选举年，而在司法部供职的一个人有当总统的野心。1月2日司法部根据部长A·米切尔·帕尔默的命令进行了这个国家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之一的一次大逮捕：自1月2日开始，政府人员在33个城市进行突袭，逮捕了2500名被认为是激进分子的人，对外国移民发布了大约5000个驱逐令。这年晚些时候，纽约州美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劳动党的干部都被监禁，州立法机关驱逐了5名当选的社会党成员。突袭一直持续到5月，那时事情终于有了眉目，绝大多数案件都缺乏足以支持指控的证据。在那个月里，驱逐3名与旧金山密谋案有关的印度人的案件被撤销了。但正当“赤色恐怖”的压力促使左翼和自由主义团体分裂时（在1920年总统选举中，一个新的农工党加入了社会党、社会劳动党、民主党、共和党和禁酒党争取选票的行列），印度独立运动也开始公开分裂。由于再没有拉伊帕特·拉伊居间调解，组织分裂变得公开而尖锐了。史沫特莱本人看来愈来愈受塔拉克纳什·达斯的影响。达斯虽然从未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他持泛亚细亚主义观点，把印度争取独立的斗争解释为全世界争取殖民地国家摆脱白人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英国的解放斗争中决定性的一环。2月，在《召唤》的两篇文章和《节育评论》的一篇文章中，史沫特莱表现得更为好斗。她接受了达斯的泛亚理论，认为日本应该在帮助推翻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起重大作用。
在这一年时间里，史沫特莱文章写得更多了，但组织活动少了。她开始全天为《召唤》工作，逐渐将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的日常组织工作交给达斯和戈什负主要责任。就在2月15日至3月14日的《召唤》上，她发表了《铁窗难友》，那是她到当时为止写得最下功夫的作品。对她的难友——基蒂·马里恩、莫利·斯泰默、一名妓女、一名支票伪造者——的这四幅动人而有锋芒的肖像画，后来赢得了《民族》和《新共和》自由主义编辑们的尊敬和支持。
这一年初，史沫特莱还和《召唤》主编的妻子特里萨·S·马尔基尔（Theresa S. Malkiel）一起工作，在2月29日出了一期国际妇女节特刊。象其他包括玛格丽特·山额、教师埃伦·凯南、雕塑家格特鲁德·博伊尔、社会党人凯特·理查兹·奥黑尔、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活动家伊丽莎白·格利·弗林（Elizabeth Gurley Flynn）、妇女工联主义领袖罗斯·斯奈德曼和记者路易丝·布赖恩特（Louise Bryant）在内的投稿人一样——史沫特莱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要求完全兑现宪法赋予个人权利的美国人，但象大多数其他人一样，她也相信，社会主义形式的政府才更有可能为妇女和少数民族提供平等的机会。在史沫特莱的格林威治村团体中的大多数妇女欢迎俄国革命，主要是把它看作能从极权主义和暴虐统治下解放妇女和农奴的一次政治胜利。山额和史沫特莱一生都批评任何不为妇女平等自由事业服务的政策——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党或政府所提倡的，也无论是在俄国、中国、印度，还是在美国。山额在1920年总结她们的立场时说：“我们关心的是妇女的自由而不是国家的权力。国家权力的巩固和妇女儿童的健康，都有赖于那种自由。男子，无论他们是苏维埃统治下的俄国男子，还是美国的男子对于妇女相沿成习的顽固态度的革命性变化也有赖于那种自由。没有妇女的自由——不仅是经济的而且包括个人人身的自由——正确的国家形态不可能存在，也不会存在。”
然而象山额在她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对抗。山额在说明节育运动的发展已促使全世界大多数地方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时发展时，她谴责了英国的社会党人反对节育运动的态度。她把这种冲突归结为：提倡节育的人一般使用马尔萨斯的论点，即贫困主要是由家庭成员过多引起的，而正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贫困主要是由财富分配不均引起的。山额接着揭露说，她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苏维埃政府的立场存在着矛盾：
和我谈话的苏维埃政府代表是一名男子。无论我怎样发挥我的想象力，也无法想象出已经站起来的俄国妇女会作为一种新思想来要求“想要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的特权，没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妇女想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妇女想要的是能使她们少生孩子的知识，孩子的多少以她们自己认为符合她们的健康、愿望、发展的机会，经济来源和养育、教育的能力为度。
如果妇女不懂得这一点，她们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在一个合作的联邦、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或一个苏维埃政体下，被养肥、喂饱、处于适合于生育的最佳状态，以维持一个适应男性需要的特殊社会形态。承认这一事实是今天节育运动的基础。
史沫特莱接受了山额关于个人、国家、政党三者关系的一般观点，同意她“新女性”的解放需要教育和立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形成了自己对于实行山额思想的复杂性的认识。通过她与印度民族主义者的交往，她开始认识到美国对殖民地国家的政策，是产生了歧视妇女和少数种族的那些法律的偏见势力符合逻辑的延伸。按照这种逻辑，为歧视的某一种受害者斗争也是为全体受害者而斗争。
史沫特莱继续在《召唤》负责经常发表有关印度和驱逐事件的文章，包括达斯和戈什的五月特刊特写文章。她和自由之友协会的会员们一起穿着纱丽行进在第五大街上。正如她3月1日给旧金山印度自由之友协会所写的那样：“我们要参加圣帕特里克节游行。几乎所有在城里的印度人会穿上本民族服装缠上头巾参加游行。我们已经有了印度共和国的旗帜和要求独立的横幅。你去看电影吧，你会看见象真人一样大的我们。如果流感不再找上我，我也必定会装扮得没有一点破绽出现在行列里，而且将头发染黑。”
对史沫特莱来说，新闻事业现在已成了她最热爱的事业。与她同屋的弗洛伦斯·伦农回忆道，有一次史沫特莱把自己打扮成移民，去调查埃利斯岛的情况；她以揭露当地丑闻而自豪：在7月的炎热天气里，8艘垃圾船在城里最贫困最拥挤的一个区域停靠了3周。她刊登在7月23日一期《召唤》上的报道促使市政官员采取了行动。
到1920年夏，史沫特莱考虑亲自到欧洲去看看正在展开的世界革命。原因之一是她不知在纽约分裂的左派中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在社会党人、土生土长的共产党人和新近入境的移民共产党人之间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裂痕。她一直与罗伯特·迈纳保持着联系，迈纳作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前往莫斯科，回来后却参加了新的共产主义运动。但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邀请她参加新成立的共产党时，她拒绝了。她想先去德国和莫斯科，然后再作决定。根据她自己在美国西部的经历，她对资本主义正在崩溃，工人将支持一个与外国有联系的革命运动的说法仍持怀疑态度。对她和她的家庭来说，美国梦曾意味着脱离工人阶级的机遇，而现在她的目标是改变那个阶级的状况。而且，考虑到美国正致力于镇压，她把柏林看成印度流亡者民族主义运动未来的中心。最后，这样一次旅行的挑战性和冒险性对她有很大的吸引力。她想象她那最近已去墨西哥的朋友索伯格·布伦丁那样，在海外显示一下她的记者身手。既然欧洲被认为是下一次革命爆发所在，她就希望届时她能在现场。
如果是三年前史沫特莱到达纽约的时候，她要单独进行一次这样的旅行是太不安全了。但是自从1917年以来，她已与几个和《节育评论》有关系的妇女建立起牢固的联系，其中值得注意的有玛丽·克诺布劳赫（Mary Knoblauch）、约瑟芬·贝内特（Josephine Bennett）、埃伦·凯南、格特鲁德·博伊尔和弗洛伦斯·伦农。这些妇女有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的背景，她们中有一个人还有独自的财产。史沫特莱从她们那里吸取的营养主要是心理上的。到1920年，她们已作为她的“亲人”取代了布伦丁。在以后的年月里，她将从她们那里得到感情上和经济上的支持。
1920年夏季，由于预期自己将要离去，史沫特莱宣布她要辞去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秘书长一职。但是在8月初，驱逐移民的形势又变得紧急，被驱逐的印度人数量已上升至80名左右。在随后几个星期中，史沫特莱和达斯领导了制止进一步驱逐移民的斗争，他们在40多起案件中获胜。那时，她已为此在12月5日组织了一次全国大会，印度自由之友协会成了一个被确认的有效组织。洛维特、鲍德温、罗和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仍在执委会中任职，他们受到一个由25名重要成员组成的全国委员会的支持，他们中有厄普顿·辛克莱和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
1920年秋，史沫特莱谢绝了塔拉克纳什·达斯的求婚。虽然她仍与他仍保持着友谊，但她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感到不自在。达斯可能也有同感。不管怎么样，他和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的其他领导人都急切地希望看到她前往欧洲。他们希望同在柏林的印度活动家建立更好的联系，他们想派一名代表去参加将于1921年夏天在莫斯科举行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最高级会议。史沫特莱看来是最理想的人选：作为自由之友协会的创立者，她很了解他们的思想；作为一个美国人，她回美国时比印度人困难少些。
因为纽约对史沫特莱和戈什的指控仍悬而未决，她决定不用护照离开美国。1920年12月17日，她借了100美元，作为一艘波兰货船的女服务员漂洋过海到欧洲去了。达斯曾来为她送行。
[1] 尽管弗洛伦斯曾几次结婚而改名，但她出版作品一直用弗洛伦斯·伦农的名字，这也是她今日为人所知的名字。西四街上的这座公寓楼里曾住过另外好几位有抱负的年轻妇女：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的妹妹凯思琳（Kathleen），钢琴演奏家埃塞尔·莱金斯基娜（Ethel Leginskina），也为《节育评论》作插图和版面设计的雕刻家格特普德·博伊尔（Gertrude Boyle）。史沫特莱在那里遇见的另一个朋友是埃伦·凯南（Ellen Kennan），她是来自科罗拉多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员，17年后，由于围绕她反战立场的争论和与埃玛·戈德曼的关系而丢掉了工作。弗洛伦斯·伦农成了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传记作者和有诗集问世的诗人，1977年接受采访时，她又成了犹太会堂的一名成员，提到她年轻时“想成为一个男人的妄想”时，她还说了几句开玩笑的话。
[2] 驱逐听证并不涉及刑事诉讼程序，因为驱逐并不被认为是惩罚，没有法官和陪审团参加，案件在行政上由移民局官员处理。因此，由劳工部对拘留外侨以进行驱逐听证这一法律程序的法规负责。可驱逐的外侨不得享受宪法中追溯条款的保护。一名外侨有两种机会推翻这类行政决定：可以是劳工部长亲自复审记录并推翻任何驱逐的决定，或是外侨能够取得一张人身保护令以便把案件提交给联邦法官——但这仅仅在驱逐程序明显不公正时适用。见罗伯特·K·默里的《赤色恐怖：对1919—1920年全国歇斯底里的研究》（1955，明尼阿波利斯）。
[3] 人们还记得，威尔逊总统这一年9月在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的一次为争取对条约的支持的演说旅行中中风。现在一般已承认，从那一天起到1921年3月哈定的就职典礼，威尔逊实际上已不能视事。
[4] 1919年初，甘地呼吁举行一次消极抵抗运动和商业抵制活动，抗议英国政府的罗利特法，此法延长了印度战时镇压令的期限。拉宾南德拉思·泰戈尔放弃了他的爵士封号以支持不合作运动。在地方自治联盟的帮助下，运动很快蔓延。但抗议很快转化为暴力。4月4日，骚乱的消息传到旁遮普锡克首府阿姆利则，骚乱就在那里开始了。4月11日晚，威尔将军（General Dyer）抵达阿姆利则，发出命令禁止公众集会，说任何集会一旦举行，其参加者就可能造受枪击。4月13日晚，听到一次群众集会正在举行的消息，戴尔立即派兵镇压，这支兵力包括25名英国步兵和25名印度步兵，40名廓尔喀雇佣兵和两辆装备有机关枪的装甲车。并没有下达驱散5000名手无寸铁的集会群众的命令，戴尔抵达后几秒钟之内，便命令部下开火。他们一直到打光了弹药才停手，总共射击了1650发子弹。据统计，有500多人被打死。3倍于此数的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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