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史沫特莱传（1987）
第三章 奋斗目标，1917—1918
虽然史沫特莱曾为厄内斯特和索伯格的双亲将用什么态度对待她感到不安，她仍然是一到纽约便首先投奔他们。布伦丁“妈妈”送她一顶帽子，并坚持她必须带着手套去找工作。这个办法起了作用。史沫特莱很快找到了一项当秘书的工作。在初到纽约的几个月里，艾格尼丝住在索伯格·布伦丁在格林尼治村的寓所里，也主要是在索伯格的一伙进步朋友中间，她开始了社会和政治活动。索伯格本人已成了一名中学教师，并参加了社会党。她所在的地方党组织内有许多知识分子，在他们面前，史沫特莱感到自己笨拙、幼稚，他们对她是屈尊相待。另外，听他们说“人生”的经验比受正规教育还重要也刺伤了她的感情。在《大地的女儿》中，她写道：“他们把工人阶级理想化了，他们多半不会理解贫困和无知会把人逼上哪条路。”
索伯格的朋友这一代，第一次使格林尼治地区有了一种社区意识，成了不合习俗的激进分子的活动中心。战前和战争时期的那些“村民们”是一个知识分子团体的成员，他们主要来自中产阶级，献身于为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改革寻求新的途径。就象我们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前的许多美国人那样，他们理性的探索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国际主义进取性。对史沫特莱来说，他们给她印象最深刻的努力是妇女运动。
不管是选举权问题、节制生育还是反对战争、为和平而工作，象简·亚当斯和玛格丽特·山额这样的妇女总是从天下妇女皆姊妹这样一种立场来谈问题的。她们认为，为人类普遍的生、死问题而奋斗并且养儿育女的妇女，在伦理上是超越于民族主义政治的。这种姿态与史沫特莱本人对选举权问题的立场（在1912年坦佩师范学校的辩论中所形成的）恰相一致，也符合她对男性控制的组织的不信任感。1917年纽约州妇女赢得了选举权以后，争取女权的活动分子们便把注意力转向其他领域。女小说家们正在倡导性满足的机会均等。妇女活动家开始加入玛格丽特·山额发起的节育运动。在史沫特莱到达纽约前的几年里，新女权运动联盟一直在呼吁教育机构特别是职业学校接受女生。史沫特莱不久就通过索伯格见到了联盟的创建者，她就是魅力超凡、令人目眩的亨莉埃塔·罗德曼（Henrietta Rodman）。她脚蹬凉鞋，身着宽松飘逸的大袍，据同时代的人称，“格林尼治村是她创造的”。象村里其他许多如饥似渴地阅读诗集和学习弗洛伊德新理论的知识分子一样，罗德曼认为性的作用在全世界并不一样，因文化不同而异。总之，她和她的朋友们是渐进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希望通过立法和教育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到1917年初春，公众对美国介入欧洲战争的关切已趋强烈。自从1916年选举以来，一个由少数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一直竭力主张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至多充当一名和谈斡旋者。特别是社会党人们认为，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不仅支持战争而且在把国家引入战火。但象其他和他们一起参加反战事业的人一样，他们把自己看成是爱国的美国人，他们试图通过教育和示威来说服他们的同胞。然而，到1917年4月，美国的大多数选民已经变得强烈亲英，在总统威尔逊签署了正式宣战的文件后，大规模的政治搜捕和迫害很快就摧垮了社会党的政治潜力。将国内百姓置于军事监视之下的做法开始了，而从此，情报机构对史沫特莱的追踪一直延续贯穿到她整个后半生。
索伯格所在的社会主义小组积极反战，并参加了一个名为“人民和平民主委员会”的联盟组织。1917夏，史沫特莱与该小组一同去参加反战集会，开始在工厂外向工人们演说。作为一个演讲者来说，她过于羞怯，因而效果不佳。她在《大地的女儿》中回忆道：“工人们站在工厂外面听我们演讲，在某一次集会中，有人把我推出来，叫我给他们演讲……我常常听人说，也在小说里读到过这样的事：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忽然接受了一件重大的任务，他们挺身而出，口若悬河，十分出色，博得了听众热烈的喝彩，就此一举成名。可是我并不是小说里的人物，我站在汽车踏板上，望着工人们仰起的面孔，心中十分惊惶。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对他们讲。我忽然省悟到自己是多么无知，多么慌乱。我随便讲了几句空空洞洞的话，便退了下来。”但她对问题有了强烈的感受，在她看来支持战争最热烈的是中上层阶级。她不会忘记大多数贫苦的年轻人象她兄弟那样为找一个稳定的工作而去打仗和送命。她后来在《大地的女儿》中写道：“（默特尔）来信说她也在做战时工作。我回信表示反对，她却说，一个人总应该为祖国做点事。我问她，谁的祖国？这个国家饿死了我们的母亲，并且也会让她饿死，这个国家逼得（蒂利）当了妓女，并且也会逼她去当妓女；这个国家把（约翰）象老鼠一样弄死，并且也会把她弄死。这难道是我们的祖国吗？”
史沫特莱到达纽约后不久，就收到她弟弟约翰的一封信。现在他21岁了，在俄克拉荷马州当散工，他在信中只说因为偷了一匹马被关进了监狱。史沫特莱为他的行为感到羞愧，不敢讲给她那些新结识的中产阶级朋友们听：“他们会说，如果我的弟弟因为饥饿偷了一块面包，那是可以原谅的，但他可不应该当偷马贼：我虽然十分爱他，可是也这样想。”但史沫特莱也为未能更多地帮助他而感到有点内疚。她给他发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但也在信里附上了钱并说他应该耐心一点，等到她帮助他姐姐默特尔从学校毕业，到那时她就有钱帮助两个弟弟了。接着收到的回音是小弟弟萨姆发来的一份电报：约翰死了。她几个星期以后得知，他死于1917年4月2日，是在挖下水道时，沟壁坍塌压断了他的脖颈。他被葬在她母亲的墓旁，雇用他的公司给了他父亲50美元以抵偿他的性命。萨姆因艾格尼丝给约翰写的那封信狠狠地谴责她，说她有一个好工作，还可能再进大学学习，说几句批评话是很轻巧的。他说，在他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他受够了忍饥挨饿的滋味，并扬言，如果她不寄足够的钱给他报名上一所商业学校，他就要去当兵了。史沫特莱深感愧疚，反复思忖是否要放弃大学教育的梦想，另找一个工作帮助萨姆。但萨姆入伍使她摆脱了困境。史沫特莱仍感到为难。因为她周围的人是中产阶级中的少数，他们反对战争，将工人阶级浪漫化，在他们当中她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她知道她自己家里的男人们在感觉到外来威胁时，是会支持他们的国家的。但她对默特尔的动机更持嘲讽态度，她相信她妹妹行事迎合中产阶级是为了使自己能挤进这个阶级。
因为她的主要目标是争取经济上的独立，和作为一名作家的成功——这需要学会将她对种族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在感情上的反应转化为令人信服的理性论证——史沫特莱仍感到她需要大学教育的知识背景和文化熏陶。她开始在纽约大学上夜校，但在教室里，她那不适当的背景和因此造成的不善于表达只是使她尴尬。她还为她对性的感受而烦恼。据在那段时期认识她的人说，她是一个漂亮、精力充沛、肉感的女人，许多男人对她那坦率的好奇和天真感到着迷。把她看作既是“高贵的野人”，又是工人阶级之子。她开始有了一些“韵事”，但是感情问题却超过了她的理解能力。她仍然把性行为看作是兽性的表现，她感到有罪，感到易受伤害，小心地提防着周围的男人。
在灰心丧气和感情孤独的精神状态下，史沫特莱于1917年3月10日去听了印度人的领袖拉伊帕特·拉伊（Lajpat Rai）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一次讲演。拉伊的讲话是这样结束的：“你们美国人——当你们的制度、你们创造出文化的闲暇是以其他民族的血肉之躯被奴役为基础的时候你们能心安理得吗？这个弱肉强食的原则是你们生活的准则吗？如果是这样，你们就是没有灵魂、没有理想的机器。我已向你们谈到我们印度人为之奋斗的自由，你们能象英格兰一样，只信仰属于你们自己的自由么？你们说，你们的战争是为了民主。我对此深表怀疑——你们的原则并不实施于亚洲，尽管亚洲人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史沫特莱为这些话所深深感动。讲演结束后她走近拉伊，询问是否能与他见面。在下一个星期日，她便去拜访他，他们进行了长谈。谈话结束时，史沫特莱被说服，接受了为到印度当教师而学习的想法。拉伊告诉她：“我们印度需要教师——作为朋友而不是征服者来到的教师。“正象史沫特莱在《大地的女儿》中回忆的那样：
这时一个男人进入了我的生活。一个情人——却又不是。但他不是情人并非我的过错，因为我正处于一种朦胧的渴望和迷惑不清的混乱之中。他是一位老师，一位智者。一个脸色黝黑，头发花白的人，一个从印度来的男人，丑陋，严峻。脸面的一侧有一条长长的伤疤，一只眼睛是瞎的。他只在我的生活的门槛上站立了片刻，我认为他对我总是有点藐视。为什么他竟对我关切，至今仍难以理解。也许他在流亡中感到孤独，也许是我需要情爱，需要有个人爱，需要有个人来代替我的父亲的愿望十分强烈。当我找到一个看来有可能满足这种需要的人，我没有轻易撒手。因为我象野草一样原始。
这次会见的影响极大。过了没有几个星期，史沫特莱就辞去了她的工作。她从索伯格的寓所里搬了出来，在拉伊的住处附近找了一间房子。她开始每天上午当拉伊的秘书，下午在纽约大学上课，然后，晚上回到拉伊处在他或其他人辅导下钻研印度历史和文化。拉伊督促史沫特莱刻苦学习，她也全力以赴。在《大地的女儿》中她写道：
虽然我是不成熟的，对许多事情很无知，但他仍跟我一起工作。与我打交道不会有什么乐趣，但他仍跟我一起工作，教导我，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意义。他向我介绍他的人民争取自由的运动，告诉我，这不仅是一次历史性的运动，也是国际解放斗争的一部分，是这场斗争的主要支柱之一。它不是一场遥远的运动。因为我爱他，象爱我父亲那样地爱他，所以我学到了的东西比从其他任何来源学到的更多。通过他，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一个有着毫不动摇的目标和美好前景的运动——使一整片大陆获得自由而斗争的运动。
当史沫特莱与拉伊初次相遇时，她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低于索伯格·布伦丁和她的朋友们并正在被他们疏远，但她立志要证实自己的价值。与拉伊帕特·拉伊相识，给了史沫特莱智力成长的机会，可以在不受威胁的环境下，向当代一名重要的大知识分子学习印度历史、政治和文化。更重要的是，和拉伊一起工作给了她减轻由于自己把感情上和知识上有能力生存下去的需要置于她家庭其他成员之上而产生的负罪感一个出路。选择一个宏大的、有原则的事业，使她能够满怀希望地前瞻而不再是绝望地回顾，给了她新的能力意识和使命感。
既然拉伊帕特·拉伊是史沫特莱通向一个新的未来的窗口，了解他，了解直到1917年的海外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背景对史沫特莱了解自己在那个运动中的作用就至关重要了。
拉伊帕特·拉伊曾被称为旁遮普之狮，他在印度有广泛的政治基础。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宗教、教育改革和饥荒救灾工作者，他懂得贫穷和文盲是巨大的赘疣，即使在英国统治结束以后仍会在一个独立的印度成为一代又一代的负担。有鉴于这一点和他对世界形势的估计，他断言如果印度马上完全独立，也会很快被另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吞并。因此他主张印度在英联邦体系中自治，这样印度至少可以掌管自己内部的事务，特别是它的财政和武装力量。
1913年，拉伊被印度国大党的第29届卡拉奇大会派到英国议会陈述他们的立场。1914年底，他带着一个英国费边主义者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写给哥伦比亚大学塞里格曼（E. R. A. Seligman）教授的介绍信来到美国。他本打算只作一次实地考察性的短暂访问，但英国当局在英国和印度同时实行的种种战时旅行限制，迫使他在美国流亡将近5年之久。拉伊一经被介绍给塞里格曼，就着手创建了一个由开始熟悉和同情民族主义事业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能在那个时期吸引美国人加入印度民族主义事业多半应归功于拉伊的声望。他将他的网络建立在教会和公众对19世纪90年代成立的反帝联盟的支持的基础上，而这个反帝联盟又是从美国人民反对美国接管菲律宾的反殖民主义情绪中产生的。[1]最初的发言人大多积极参加过早先的废奴运动。到20世纪第二个10年，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这样的不干涉主义保守派人士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卡内基害怕美国的民主会受到因为要控制一个殖民地而扩大的军事和行政力量的威胁。他们的论点强调政权取决于民意的原则。
除到日本去了5个月，拉伊1915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加利福尼亚度过的。他在那里集中精力在自由主义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将他的事业介绍给美国的大学学生和教师，其中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阿瑟·波普（Arthur Pope）教授后来对他帮助最大。
1916年拉伊把纽约作为他活动的基地。通过参加自由派的公民俱乐部，他赢得了爱尔兰裔美国人和他们热情的斗士弗朗西斯·哈克特（Francis Hackett）的支持，使弗朗西斯加深了对英帝国主义的憎恨，从而积极地加入了印度人的事业。哈克特和拉伊会见了《民族》和《纽约晚邮报》的出版人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维拉德曾经是反帝联盟的成员，他成了民族主义运动的热情支持者，并将《民族》杂志向这类运动的发言人开放。史沫特莱通过索伯格结识的新女权主义联盟的创建人亨里埃塔·罗德曼也在公民俱乐部会见了拉伊。她很快负责起公民俱乐部关于印度问题的学习会。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去世，罗德曼始终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热情的维护者。
1917年拉伊帮助成立了美国的印度地方自治联盟。在印度本土大多数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下，地方自治联盟极力主张全力支持英国的战争努力，但是强调他们期望印度自治政府不久即能产生。然而这种立场却由于小得多的噶达尔党的活动而大受影响。噶达尔党在德国的怂恿下，放弃了非暴力的宣传，追求通过革命来争取独立。于是，尽管美国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向英国提供大量战时物资援助，但还是被与德国合谋的罪名玷污了。1915年拉伊在加利福尼亚和噶达尔党的成员见过面，但由于他们同德国的关系和主张使用暴力，他拒绝公开和他们结盟。
噶达尔党的大多数成员是在加利福尼亚辛勤劳动的锡克族农民和劳工，19世纪末20世纪初试图归化成为美国或加拿大公民时，被作为移民所受的种族主义歧视所激怒，而采取了革命的立场。在遭受种种磨难之后，他们转而要求英国政府保护他们的权利，但是未能得到帮助。当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噶达尔党人认为这场战争是煽起暴动的一个机会，并开始派印度人送武器到印度去领导暴动。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所有的不同政见持取缔态度，将愈来愈多的印度民族主义青年驱逐到国外，创造了一个数量不大但遍及世界的网，把印度和日本、香港、上海、新加坡、泰国、土耳其、波斯、墨西哥、德国、美国联系了起来。但这些流亡的民族主义者的活动方式和宣传形式是如此大喊大叫，又是如此幼稚，毫无回到印度时应该做些什么的计划，以致英国轻而易举地用武力镇压了1915年2月在旁遮普的一场未遂暴动。直到那时，加利福尼亚的噶达尔党人财政上显然是独立的，由印度移民团体捐款维持。但在2月暴动失败后，他们开始通过一个以柏林为活动基地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委员会接受德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指导，而拉伊竭力反对这种接受德国资助的政策。
噶达尔党的领导权大部分操在象拉姆·昌德拉这样一些年轻而在政治上缺乏经验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手中，史沫特莱1916年在加利福尼亚的弗雷斯诺听过他的演讲。在印度的不断失败和德国经济援助的增加使派别活动成为必然。在加利福尼亚占优势的锡克族普通成员和在纽约主要由孟加拉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较小组织之间的分歧变得尤其尖锐，后者与德国人和在柏林的印度人有直接联系。
美国由于准备向德国宣战，愈来愈强调与英国的感情联系，这恰好与印度民族主义事业相抵触。1917年3月拉伊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美国政府正在和英国合作，企图以一起德国阴谋参加者的罪名镇压民族主义运动，逮捕运动激进的发言人。事实上，在拉伊演讲的前几周里，英国一直在利用告密者企图诱捕一个被认为接受德国资助进行阴谋活动的印度学生。纽约城的警察到了演讲会场，在演讲结束时，一个便衣把一个年轻的孟加拉人罗伊（M. N. Roy）和他新婚的妻子伊芙林·特伦特（Evelyn Trent）以及赫拉姆巴拉勒·古普塔（Herambalal Gupta）抓了出来，推上了一辆等候在外面的汽车。经过几个小时的査询，特伦特和罗伊始终一言不发，但古普塔比较合作。后来他们3人全都被释放，但被置于监视之下。第二天《纽约世界晚报》在头版使用了带有“间谍阴谋”措词的通栏标题。古普塔可能已告诉警方，一个德国人给过他钱让他在美国买武器，然后运到印度。“美国那种漫不经心的宽容已让位于适应战时和危机的严厉，”《纽约时报》这样说。它谴责那些印度人而赞扬纽约警方。
英国的宣传不断把德国人、激进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描绘成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真正的策划者，他们企图通过混淆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者的界线去败坏整个民族主义运动的信誉。英方还迅速地将任何民族主义者与俄国激进的革命者有联系的消息公布于众。据报道，1917年1月9日，列昂·托洛茨基在前往纽约的途中曾说：“如果我们（布尔什维克）的言行果真符合逻辑，我们现在就会为印度、埃及和爱尔兰向英国宣战。”托洛茨基到达纽约后不久，在布伦克斯公共图书馆会见了与柏林有来往的一个印度民族主义者。3月6日，即拉伊在哥伦比亚演讲前4天，在英国情报人员的唆使下，那个印度人的家被搜査了，他被带到纽约警察总局后，承认与德国有联系。3月9日，一个大陪审团控告他犯密谋罪。托洛茨基在3月底离开纽约，但他的船在新斯科舍附近遭到英国人拦截，托洛茨基被捕，并在一个英国战俘营拘留了一个月。
这类逮捕事件的宣扬对美国舆论转向反对印度民族主义者起了促进作用。所以，4月16日早晨，威尔逊总统签署议会决议案向德国宣战前，司法部下令逮捕噶达尔党报主编拉姆·昌德拉和其他16名参与“德印阴谋”的印度人时，公众并不显得吃惊。直到4月16日下午，才有20个德国人以威胁美国安全罪名被捕。当报纸上把噶达尔党领袖同两个以间谍罪名被捕的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联系起来时，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在公众心目中就更加名誉扫地了。然后，1917年7月7日，旧金山的一个大陪审团正式宣布对105个在安妮·拉森号船偷运枪支案中犯有密谋罪的人起诉，7月12日，又起诉了19个人。这就是那年春天司法部因缺乏证据而拒绝起诉的同一起案件。现在断定印德密谋早在3年前就开始了，那时他们为准备一起军事行动进行了会晤。司法部在纽约和芝加哥逮捕印度人——他们被认为是一个世界性印德反美战时新同盟阴谋的特务——是战争时期日益强化的政治镇压 的一部分。
由于同拉伊一起工作，史沫特莱遇见了许多比较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是来向拉伊这样老资格的政治家寻求忠告和支持的。拉伊要求他们对愈演愈烈的镇压采取温和的态度。2个孟加拉人沙林德拉纳什·戈什（Sarinzlranath Ghose）和罗伊以及罗伊的妻子伊芙林·特伦特在5月逃到了墨西哥，以躲避可能的逮捕。他们在离别前将加利福尼亚噶达尔党主张的较为激进的观点介绍给了史沫特莱。[2]
从罗伊和戈什那里，史沫特莱了解了塔拉克纳什·达斯（Taraknath Das）那样的一些孟加拉人的活动情况。达斯是一个美国公民，1917年春在日本从事向印度偷运枪支和人员的活动。从罗伊、戈什和其他人那里，史沫特莱听到了对推翻英国在印度统治的“革命”势力的夸大的描述。再者，史沫特莱早期在加利福尼亚遇见的大多数噶达尔党一般党员是锡克族农民和劳工，她很容易与他们打成一片。只有她的导师拉伊帕特·拉伊起到了补救的作用，他不断地告诫她对噶达尔运动的浪漫主义必须谨慎。但是由于史沫特莱没有到过印度，她愈来愈被噶达尔党的论点所说服，认为拉伊只代表印度上层和土地所有主的观点。
1917年秋，在俄国十月革命消息的激励下，史沫特莱开始拒绝听从拉伊的忠告，接受了更激进的噶达尔运动和象塔拉克纳什·达斯与戈什这样的领导人。11月，她开始充当戈什和达斯在旧金山策划的一起行动在纽约的代理人。这次密谋是为了赢得对海外独立运动的承认。
1917年中，沙林德拉纳什·戈什在墨西哥酝酿了一项建立一个基地遍及全世界的印度国民党的计划。这个党的行动要比在殖民地印度境内的印度国民大会任何时候的行动更为激进，更为独立，它将代表印度在海外的利益，并最终将成为一个流亡政府。在那些日子里，戈什正在与迈克尔·鲍罗廷（Michael Borodin）那样的共产党人联系，并第一次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他发现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令人振奋。到11月，他又回到了美国，秘密居住在旧金山，忙于建立印度国民党的工作。达斯也已在11月回到旧金山，因与印德阴谋案件有牵连的指控而受审。此案自从那年春天大逮捕以来一直悬而未决，在1918年旧金山“印度密谋”的审判中才告终结。达斯被保释后，他和戈什同住一所公寓。
从1917年11月至1918年3月，史沫特莱与达斯和戈什一起为赢得对印度国民党的承认这样一个幼稚的目标而工作。他们买了一些标有“外交信函“字样的特殊信笺、信封和一套形似官方印章那样的印章。他们计划发布一些文件以造成这样一个党在印度内外有许多分部存在的假相，解释它的宗旨，并争取外国政府的承认。这些文件由戈什和达斯在旧金山写成，在信笺上标注的却是“加尔各答，泰戈尔堡”，然后发往纽约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驻华盛顿的各国外交代表（使节）处。信封由印度国民党驻纽约特别代表普林·贝哈里·鲍斯（Pulin Behari Bose）书写并签上了名。实际上鲍斯是一个假名，信封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书写和签名后发往华盛顿的。这些邮件从1917年12月初开始发出，大部分邮件在下一个月中发出，使馆往往拒收而把这些邮件退回史沫特莱在纽约韦弗利街的地址。（史沫特莱偶而也会给这类信函签上“M·A·罗杰斯，P·B·鲍斯的秘书”——预示着史沫特莱《大地的女儿》中女主角玛丽·罗杰斯的先声）。大约就在这时，达斯和戈什向托洛茨基和在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发去一份措词强烈的呼吁，寻求给予印度独立和在美国及其他地方被捕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以支持。这封信从旧金山直接寄出，而并未通过在纽约的史沫特莱。戈什特别想到俄国去建立直接联系，史沫特莱主动通过她和罗伯特·迈纳（Robert Minor）以及其他在纽约的亲布尔什维克新朋友的关系帮助他。当戈什于1918年3月初从旧金山启程前往纽约时，他可能就是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途。
到1918年4月中，史沫特莱经历了两件留下心灵创伤的事件：一件是属于个人性质的，将对她的感情造成伤害，这件事后来公布于众曾被利用来诋毁她所代表的政治立场；另一件属于公务性质，将把她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重要阶段，使她获得左翼的声誉。
史沫特莱把她对性问题暧昧不明的态度带进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男性团体。除了在拉伊帕特·拉伊身上找到了父亲的影子外，史沫特莱还觉得在那些同意她的意见、认为性是罪恶的、为了事业的崇高理想应予控制和抑制的男性中，她有了一个“家庭”。根据印度的传统，单身妇女被看成是邪恶的诱惑者。一个妇女直到结婚生孩子才有一个肯定的形象或较高的地位，在性关系上放纵的单身男子和妇女被认为是精神上的弱者，因而也没有力量当领袖。史沫特莱参加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活动后，显然停止了风流事件。虽然印度人的团体向她提供了一个摆脱格林威治村性关系杂乱气氛的安全港，但她这种完全否定性的态度并没有使她减少了易受侵犯的脆弱性。2月中旬的一天，她的防线被冲破了。
这个男人的名字叫赫拉姆巴拉尔·古普塔。他是一个30多岁的老孟加拉民族主义者，大约一年前在拉伊演讲的那天晚上被捕后已被保释。一些印度人读了报上含糊其词的报道后，担心他已把另一些与德国人有联系的印度人的名字告诉了警察，他们还认为他在被捕后，因失去了他在运动中的地位而怀恨在心。一天夜晚，他来到史沫特莱在韦弗利街的寓所，探听戈什的去向，也为了在离城前来向她告别。象史沫特莱在《大地的女儿》中叙述的那样：
我坐在那里回头凝视着他，用讥笑的口吻回答：“我对你的什么都不感兴趣！”
但就是在我讥笑时，也有些什么使我感到心里虚弱。我慌乱了。他的声音就在我耳边，他说：“你肯定你不感兴趣吗？”他的手温柔地、牢牢地捏着我的肩，然后轻轻地滑下我的手臂，他的温暖的手颤抖地抓住了我的手。
“你为什么对我说谎？”他低语道。“为什么？……向我说真话……（戈什）在这儿吗？”
我结结巴巴地说：“不……放开我。”
他紧紧地拽着我站起来，仍象老虎钳一样从背后抱住我……
“告诉我。”“放开我！……你听见吗？”我结结巴巴地说着，感到莫名其妙的恐惧，因为我喜欢他，我的血液中有一种渴求，一种长期来因羞涩而被压制的渴求开始与我的理智搏斗。我急欲接受下面的话：
“亲爱的……你爱我，是吗？”……嘴唇热得发烫。
在我感到浑身颤抖时，我感到无可名状的恐惧，似乎有东西堵住了喉咙。他一下把我抱在怀里，他那宽阔的双肩压住我。“不！”我几乎说不出话来。“不……你知道……”我的脑子不再转动……我挣扎着，喘息着，在我的腰间一股冷气使我颤抖，冷得能把我冻僵。房间开始旋转，模糊不清，一会儿又清晰了，然后旋转，模糊不清。恐怖……大鸟张开翅膀的黑影，直冲我压来……他正把我抱在怀里……他的唇象火一样热……他的身体猛然压在我的身上。
在离开史沫特莱的寓所前，古普塔叫她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件事会在我的工作中毁了我……你知道我们的人怎样看待这类事。你听见了吗？”他走了以后，史沫特莱发现桌上有50美元。负罪感和羞耻使她无地自容，她意识到她自己的工作也受到了连累，她又一次想到自杀，这次她吹熄了煤气喷口的火焰。她的房东闻到了煤气味，进门发现史沫特莱已在床上失去了知觉，她在医院的病床上醒了过来。
尽管史沫特莱担心如果她与古普塔的秘密被发现，她在运动内的工作会受到影响，但3月中发生了一起公务性事件，从而加深了史沫特莱对印度民族主义事业的使命感，加强了她与运动领导者的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件也成了使她的私生活成为公文纪录内容这一过程的开端。
1918年3月，史沫特莱安静地住在韦弗利街她的寓所内，设法从心理上恢复由古普塔的袭击造成的创伤，同时为印度国民党发送信件，等着戈什从旧金山归来。她不知道移民局和司法部代表已在监视戈什和达斯在旧金山的邮件，截取了他们与她和其他人的通信。1918年3月15日早晨，军事情报官员和司法部的代表搜查了史沫特莱的寓所并把她带去审问。对她寓所的监视使戈什两天后刚从旧金山回来便告落网。
在两周时间内，史沫特莱时而被审问，时而被单独监禁。警察讯问的腔调使她更加愤慨。她后来在《大地的女儿》中这样记载了她当时的感受：
里面的一扇门终于打开了，我被带到内厅，进入了一个长房间。
我讲了我的姓名、父母的身份和民族。不，我不在德国出生，我父母也不是。非常肯定。我父亲是印第安人的后代，我母亲也是一个美国人。是印度的印第安人吗？不，美国的印第安人。
另一个人进来了，拿着从我房间抄来的所有东西——我的书、我的衣服、甚至包括我的脏衣服。我看着这些东西，一言不发。他们把书摞成小小的一堆——我恐怖地发现那本黑皮笔记本也在其中。
这本笔记本里有一张纸，纸上写着一些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姓名和地址。一看到这个本子，史沫特莱立刻设法让注意力从笔记本转移到自己身上来。她提出要见一位律师。审问者声称这没有必要，因为她不是正式被捕。他们说，由于她只是被讯问一下，没有权利提出任何要求。然后他们用人身攻击来恐吓她：
“（史沫特莱）小姐：你抽烟吗？”
没有回答。
“你骂人吗？——这儿有一封信，信中你很自如地运用了‘他妈的’这个词。”他在读我的一封私信。他们一直在偷截我的邮件！
“你属于哪个教会？噢！你不是一个基督教徒？那么你相信上帝吗？不！这是什么意思，年轻的女士！你信什么宗教？在修瑜珈吗？”
我环视了一下房间——看了一眼那个营养过剩的人，又看了看待在角落里的英国人，那个薄嘴唇的审问者，然后又看一下桌上的那个黑皮笔记本。我又坐了下来。
“对，就这样，慢慢讲”，其中一个说道。
我抬起头来。“别找我麻烦。我不会跟你们噜嗦的。”
“年轻女士——这是战争时期，和美利坚合众国开玩笑是危险的！”
“美利坚合众国!”对呀，我跟你—样是美国的一部分——而角落里英国口音的那根腊肠却不是。”
“如果你无礼的话，事情会更糟！我知道你认为你已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正在保护你跟着一起跑来跑去的那些黄狗。”
“黄狗！”
“亚洲人——你知道我的意思！”
“什么亚洲人？”
“这里有一封你几天前写（给戈什）的信，信中告诉他如何逃离这个国家！你知道他是一名逃犯！作为一个公民，你的责任是通知警察。这个人在哪儿？”
我以监视的目光盯着那个在角落里的英国人——这才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
“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回答。
“你在说谎！我们不想和一个德国间谍浪费时间！”
“你在叫谁德国间谍，你！你们这些肮脏的英国间谍，是你们！”
那人站了起来，审问者满脸通红，好象我揍了他。他吼道：“我们要立即逮捕（拉伊帕特·拉伊）！”
当史沫特莱承认认识拉伊后，他们问她拉伊是否付钱给她。然后他们威胁说，如果她不合作，他们要把她私生活中一些有趣的事告诉报界。当她表示拒绝合作时，他们对她说她是“愚蠢地想要摆出一副殉道者的姿态”，然后将她作为一名联邦犯人登记入册，并把她单独囚禁起来。她写道：“我躺在冰冷的铁条床上，闭上了眼睛，浑身颤抖……也许我的躯体能温暖钢铁。长夜难熬，冷得让人发抖——黎明还会来吗？明天会怎么样？假定他们发现了那笔记本——那些人被监禁，他们的同志会认为我出卖了他们！一本黑皮笔记本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直到我的头都好象成了黑皮笔记本。”
史沫特莱被捕的消息1918年3月19日星期二登载在《纽约时报》上：“由于昨天逮捕了美国姑娘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又名艾格尼丝·布伦丁，政府掌握了有关一起煽动印度叛乱以反对英国统治阴谋的重要证据。”戈什被写成这起阴谋的策划者。文章接着强调了史沫特莱和戈什的国际联系，特别是和列昂·托洛茨基的关系，最后写道：“当希尔兹专员建议史沫特莱小姐揭露这起阴谋以帮助她的国家时，她表示拒绝。”得知史沫特莱被捕后，在加利福尼亚的厄内斯特·布伦丁放下了自己的学习、工作和对未婚妻埃莉诺的追求，立即赶赴纽约，想要知道能够怎样帮助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和戈什坚定地面对肉体上的折磨、威胁和如果交待就能得到宽大的许诺。1918年4月1日，他们被带到法官汉德（A. N. Hand）面前，被根据反间谍法指控犯有企图在印度煽动叛乱、反对英国统治以帮助德国的罪行，和冒充外交人员罪，史沫特莱还被指控因散布节育资料犯有违反地方法规罪。两人都被监禁在曼哈顿的坟墓监狱，史沫特莱的保释金定为1万美元，戈什的保释金为2万美元。
由于宣传节育成为指控的罪名，玛格丽特·山额也和纽约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道，组织力量为史沫特莱辩护。山额和纽约唯一神教派最有影响的牧师霍姆斯（J. H. Holmes）—起领导筹集1万美元的保释金。霍姆斯被称为新教和平主义者的“守护神”，他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创建者，社会党的报纸《召唤》在起诉后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为筹集所需的辩护费用捐献。全国最杰出的一位宪法律师吉尔伯特·罗（Gilbert Roe）答应不管被告能付多少酬金都接办这个案子。罗是参议员拉福莱特（La Follette）的法律伙伴，是许多杰出的自由主义分子如参议员乔治·诺里斯（George Norris）的朋友，他有着保护穷人、自由主义者和有组织的劳工的好名声。
5月16日，国会通过了反煽动法案，以严惩散布流言妨碍征兵入伍或批评生产战争物资、美国政府和宪法或者国旗从而阻挠战争努力的人。这项法律的实施是针对社会主义分子和和平主义者的。
6月11日，指控史沫特莱违犯了反间谍法的第二份起诉书在旧金山发出。戈什、达斯、巴格万·辛格（Bhagwan Singh）、一对自由主义律师夫妇威廉和玛丽安·沃瑟斯庞（William & Marian Wotherspoon）、一个年轻的俄国妇女布卢玛·扎拉兹涅克（Bluma Zalaznek）都出现在指控罪名之中。那时，报纸在描述扎拉兹涅克时说她有“金山布尔什维克领袖”之称，但史沫特莱从未与扎拉兹涅克和沃瑟斯庞夫妇见过面，通过信。
到1918年夏，保释金筹齐，史沫特莱被保释放并置于她的辩护律师吉尔伯特·罗的监护之下。玛格丽特·山额举行了一次宴会庆祝史沫特莱获释，同时为戈什的保释金筹款。
对印度民族主义者和史沫特莱的指控应与战争努力和俄国革命之后对“赤色威胁”日益増长的关切联系起来看。与日俱增的政府迫害狂的另一个事例是6月30日逮捕了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斯，对他的指控是干扰征兵，9月14日对他作出了监禁10年的判决。
起初，美英政府都认为1917年革命的影响只是转瞬即逝的疯狂。但正好在史沫特莱被捕的几星期前，列宁与德国在1918年3月3日签订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据条约规定，布尔什维克俄国放弃长达200年的历史，承认波兰、乌克兰、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独立。德国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并通过安插在这些新国家充任元首的傀儡，控制了东欧各国。对于粮食供应的海上封锁，则由于从乌克兰用船运来食品而得到了一些补偿。这再也不是一场两条战线的战争了，因为德国的大部分军队从东部调转来对法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进攻，以图结束战争。
于是，随着条约的签订，俄国变成了协约国的众矢之的。俄国的沙皇反动分子、自由主义者的形形色色的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分子包括孟什维克，在各地纷纷出现，并开始组织反抗，接受西方盟友的物质援助。8月，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友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动了一次对抗布尔什维克威胁的军事讨伐。在充满厌战情绪的俄国，食品极端匮乏，内战却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加剧。
在史沫特莱被捕的那个春天里，德国人展开了最后的攻势，希望在美国参战仅仅一年而尚未扭转局势前结束战争。但到7月，德国人的战线拉得太长。每月有大约25万美军士兵在法国登陆。9月，协约国展开了攻势，而且表明他们的力量超过了德国人的承受能力。
印度的动乱仍在继续。3月21日，在伦敦的印度办事处宣布：在俾路支的一起叛乱被空袭所镇压，“最近曾两度有效地表炸了一些部族集中地区”。这第一次对非武装平民进行的集中轰炸看来并没有引起协约国公众的愤慨。也就是在这种气氛中，1918年8月，美国政府将旧金山这起案件归结为“印度密谋者”案件，称他们为德国人的工具，呼吁陪审团要“紧守民主防线”。
旧金山印度密谋案的审判是可悲的，但也十分花哨。作证的有密探和来自世界各地6个英国监狱的告密者。其中一个告密者在监牢中发了疯；一个印度人在这次审讯期间杀死了拉姆·昌德拉后，自己又被一名警长枪杀了。陪审团认定除了一个从长滩来的美国造船业百万富翁外，所有被告都犯有密谋发动一起军事远征的罪行。
对印度人、无政府主义者和间谍的大肆逮捕和宣扬促成了一种气候，从而使国会得以在10月16日通过了明文规定驱逐外国无政府主义者的议案。1918年10月14日，史沫特莱出庭受审，有人企图将她引渡到旧金山，但未能成功。整个10月，法律的争论从未间断。罗为史沫特莱和戈什得以留在纽约并获得释放而斗争，还声明对他们的逮捕是非法的。在10月的最后一天，史沫特莱又一次出庭，这次她又被送回监狱。
监狱的经历使史沫特莱更加疏远正统观念。虽然背景不同，她的同监难友们都深化了她的政治见解和责任感。对她影响最深的两位难友是莫利·施泰默（Mollie Steimer）和基蒂·马里恩（Kitty Marion）。除了就老鼠、臭虫、蟑螂说了些玩笑话外，她还在信中对玛格丽特·山额说：“基蒂、莫利·施泰默和我有时躲在牢房的角落里进行绝妙的聚会。基蒂把这个地方变成了节育运动的一个支部。她已召开了一次会议。她的朋友们写信出去，要求他们的父母和朋友们投票拥护社会主义！”
施泰默是埃玛·戈德曼的年轻追随者，因散发反对美国干涉俄国内战的传单被判处15年徒刑。她21岁，5年前从她家乡乌克兰来到纽约。在她牢房的墙上贴着红色的标语“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和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尤金·德布斯和约翰·里德的照片。施泰默完全献身于阶级斗争的事业。每天下午，在牢门被哐啷关上之后，她总是站在那里抓住铁栅栏，用简明的英语演讲。史沫特莱写道：
三排牢房都会变得寂静无声，只是偶尔有人提问打断她的谈话……莫利为维护囚徒——性病患者、患病婴儿的母亲、妓女、意志薄弱者、小偷、谋杀犯——的权益而斗争。对她来说，这些人都不过是病态社会制度的产物。他们中甚至最堕落的人也只判5至7年徒刑，而她却要在狱中服15年刑。对此她毫无怨言。她请求将患性病的女孩送医院治疗，监狱大夫指责她信奉性解放和布尔什维主义。她要求把一间女监中的污秽打扫干净，女看守命令她少管闲事——那牢房不是她的。“把我锁着吧”，她回答女看守说，“除了我的锁链我什么也不会失去。”
基蒂·马里恩已经是玛格丽特·山额节育运动中的传奇式人物。她也是潘克赫斯特夫人（Mrs. Pankhurst）为在伦敦争取妇女参政而进行的斗争中的老战士。因为将有关节育的小册子散发给臭名昭著的风化维护协会的一个代理人，她被判在坟墓监狱监禁30天。基蒂懂得如何将一座监狱变成一所政治教育的学校。在同监狱当局和她的牢友打交道时，她很少脱离节育问题这个她关注的中心，也很少失去幽默感。用史沫特莱的话说：“每天早晨，基蒂手里提着洗刷桶踢踢踏踏地沿着石砌长廊走来，她以‘为节制生育三呼万岁’向囚犯和女看守打招呼；囚犯们也以‘为节制生育三呼万岁’来回答她”。
在狱中，戈什和史沫特莱遇见了罗杰·鲍德温（Roger Baldwin）。他后来创立了美国公民自由权利协会。鲍德温因为公开支持出于良知拒服兵役者，在漫长的刑期开始时，在坟墓监狱度过了3个星期。史沫特莱只能通过女监牢房的窗户向鲍德温招手。但鲍德温和戈什却常常长谈如何设法发动美国印度独立的支持。鲍德温是一个反殖民主义者，他支持爱尔兰独立。据他说，爱尔兰人那时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把英国在印度继续统治看成是所有殖民地人民，包括他们自己，获得自由的最大障碍。服刑只是加强了戈什、鲍德温和史沫特莱三个人的反殖民主义观点。
11月19日，战事在欧洲结束了，但史沫特莱和戈什仍留在坟墓监狱。以后的几个月里，拉伊帕特·拉伊和其他温和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争取到了一些美国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向威尔逊总统请愿，要求他在凡尔赛（和会上）考虑印度独立问题。然而，华盛顿官方已决定不为难大英帝国。虽然劳工部对用新的外侨法案来驱逐印度民族主义者缺乏信心，但在1918年12月，移民局人员出现在堪萨斯的利文沃斯堡，找战争期间被判罪的印度人谈话，企图把他们驱逐到印度去。
12月初，史沫特莱就由于亨里埃塔·罗德曼提供的保释金而被保释出狱，戈什也被保释，保释金最后被减至6000美元。法官裁定他们两人都不得被引渡到旧金山。他们的律师吉尔伯特·罗坚持认为，现在战争已经结束，再坚持那些指控将会被解释成美国有意废除长时期被确认的政治避难权。然而，引渡的企图虽被放弃，原先的指控却并未撤销。
背景是政府有关俄国革命对美国左派影响的恐惧所形成的恐赤症日益增长。英国情报部门也在发挥作用，他们不断地向美国政府强调美国自由主义者、激进的左翼分子和印度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联系。于是，甚至象拉伊帕特·拉伊和他的地方自治联盟这些在纽约的温和的民族主义者也成了怀疑对象。
[1] 请不要同后来的反帝同盟相混淆，反帝同盟于1928年建立于欧洲，史沫特莱曾参与其事。
[2] 戈什和罗伊都是孟加拉扔炸弹的罗宾汉式民族主义运动的新成员。仅仅在鼓吹以暴力推翻印度的英国政府这个意义上，他们是革命者。这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谁都了解不多。参加孟加拉独立运动时，戈什还是一个不满20岁的物理系学生。1915年他被迫转入地下。1916年末，他22岁时被派往美国加强噶达尔党和孟加拉运动之间的联系。戈什先去加利福尼亚，在那里成了噶达尔党的党员，然后在1917年2月中旬前往纽约。和他一起到纽约的还有罗伊和特伦特。罗伊和同德国人合作的柏林委员会的民族主义者有联系，他本人刚刚取道东亚和加利福尼亚抵达纽约。（萨马伦·罗伊，《M·N·罗伊在美国》，载《激进人道主义者》，47卷第1期（1983年3月第23-30页；约翰·P·海思考克斯：《印度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971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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