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第一步
第一章 辩证法的意义
【11】
一
你曾试图跳上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吗？这与登上一辆停止的汽车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你被蒙上双眼，你能登上正在行驶的汽车吗？如果你不仅被蒙住了双眼，而且不知道汽车正在驶向何方或者甚至不知道它行驶的有多快，你能登上去吗？
为什么要问这些愚蠢的问题呢？显然，我们都会赞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且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在上车之前都会确信自己知道汽车正在行驶的速度和方向。那么，社会又怎样呢？社会就像一辆汽车，我们每个人都在竭力地想爬上去寻找一份工作、一个家、各种社会关系以及物品，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和爱好——一句话，去寻找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而且，有谁能怀疑社会正在变化呢？事实上，没有哪个世纪经历了我们这个世纪所经历的那么多的社会变化，也没有哪个时期经历的变化比二战以来所经历的变化更快。但问题恰恰是，它变化的速度有多快？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正朝着什么方向变化？
几年以后的美国、英国或日本社会能为你提供你希望从中得到的东西吗？能提供你所期待或准备得到的东西吗？如果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你可能会回答说“能”，但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仅仅是在依照事物现在的样子来看它——并且离得一点也不近。然而，正如你所承认的，社会正在变化并且变化得很快。你研究过我们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变成什么样子吗？还是你就像那个被蒙住了双眼并试图跳上既不知其速度又不知其方向的正在行驶的汽车的人呢？
那么，如何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进和变化的现代社会这个无限复杂的有机体呢？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为系统的（尽管显然还是不完整的）理论进入了这一视野。通过对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的生产、交换和分配方式的关注，马克思主义试图说明全部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动力，包括它的起源和可能的未来。另【12】外，马克思主义还使我们认识到了从资本主义中获益最多的少数人是如何并用武力和诡计来支配那些将从一种根本变革中获益最多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最后，马克思主义还为更新这种研究和帮助产生最满意的结果确定了一种方法（辩证法）和一种实践（阶级斗争）。离开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一个想要登上迅速变化的社会这辆正在飞驰的汽车的人能将其付诸实施。
二
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是由世界是什么、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进行研究所决定的，关于最后一点，今天，与理解现实有关的问题都由于如下方法而变得更加复杂了，这种方法强调的是任何使事物显得静止和彼此独立的属性，而不是那些使事物显得更为动态和更为系统的属性。哥白尼（Copernicus）说：“对他们来说，就好比一个艺术家要把不同模型身上的手、脚、头和其他部分组合起来构成肖像一样，每个部分都是被很好地取下来的，但这些部分与一个单一的身体无关，而且因为它们相互之间决不匹配，所以组合的结果将是一个怪物而不是一个人。”（引自库恩〔Kuhn〕，1962，83）哥白尼在这里所谈论的不是他那个时代的天文学家而是现代的学术界。知识被分割成了相互冷漠且常常相互敌对的学科，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问题域和方法域。这样，向我们允诺的各种知识之间相互启发的和谐关系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充斥学术界的嘈杂的不和谐声音。在这种混乱中，知行之间的古老联系已经被割裂了，以至于学者们能够在为自己对越来越少的对象知道得越来越多而感到骄傲的同时，否认对自己作品的全部责任。因此，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转向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因为他们要将辩证法当作既能批判这种状态又能发展一个完整知识体系的方法。
考虑到所有关于辩证法的误传，我们从说明辩证法不是什么开始或许是有好处的。辩证法并不是可以用来解释一切的正—反—合的顾古组合；它也没有提供一个使我们能够证明或预言一切的公式；它也不是历史的动力。同样，辩证法并没有解释、证明、预言任何东西，没有导致任何东西的发生。相反，辩证法是一种关注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和相互作用的思维方式。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它包括如何以这种方式组织现实以便于进行研究，以及如何将某人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其他人，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辩证地思考问题。
马克思关于罗马卡库斯（Cacus）神话的重述清楚地展示了辩证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1]（1971，536—537）。一半是人一半是魔鬼的卡库斯居住在一个洞穴中并且只在晚上出来偷牛。为了误导追他的人，卡库斯迫使牛倒着走进他的洞穴，以便于从这些牛的脚印来看，它们似乎是从他的洞穴走出去了。第二天早上，在人们来寻找【13】他们的牛时，他们所能发现的一切就是脚印，于是，这些人根据这些脚印得出结论：他们的牛从洞穴出发，走到了地中央并消失了。
如果牛的主人们在美国大学上过方法课的话，他们或许清点了这些脚印的数量，测量了每个脚印的深度，并通过计算机得到了结果——但他们将会得出同样错误的结论。这里的问题出自于这样的事实：现实不只是现象，如果只关注现象，只关注那些当下和直接给我们留下印象的证据，就具有相当的误导性。这个例子中的错误具有怎样的代表性呢？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是我们社会中大多数人认识世界的方式，而不是一个例外。他们根据在当前的环境中耳闻目睹和偶然碰到的东西——根据各种各样的脚印——得出了许多情况下与事实正好相反的结论。多数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关的歪曲都是这种问题。
要想理解这些脚印的真正意义，牛的主人们必须查明头天晚上所发生的事，以及就在他们附近的这座洞穴里正在发生的事。同样，在日常生活中，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要求我们对它产生和发展的方式，以及它适合其所属的更大背景或系统的方式有某种了解。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重新滑到对现象的狭隘关注是再容易不过的了。毕竟，几乎没有人会否认，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以某种速度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发生着变化和相互作用，历史的和系统的联系属于现实世界。困难则一直都在于如何充分地思考这些变化和相互作用，如何才能不歪曲它们，如何才能给它们以应有的关注和重要性。辩证法是解决这个困难的一种努力，其解决方式是扩展我们关于任何事物的观念，把任何事物的形成过程及其所属的更广阔的相互作用的背景，都当成它本身的各个方面。只有到那时，对任何事物的研究才会立即使人卷入对它的历史和包含它的系统的研究。
辩证法用关于“事物”的“过程”观（包含着事物的历史和可能的未来）和“关系”观（把一种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当作该事物本身的一部分）取代了关于事物的常识（认为事物有其历史，但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外在的），并以这样的“过程”观和“关系”观重构了我们关于现实的思想。这里并没有增加任何尚不存在的东西，而只是一个人们在哪里以及如何划定界限，并确立借以思考世界的要素（辩证法的术语是“抽象”）的问题。这里的假设是，我们用五种感官感觉到的属性实际上是作为自然的部分而存在的，而那种告诉我们在时空中一种事物在哪里结束而另一种事物在哪里开始的概念上的特性却是社会性和精神性的建构。无论世界本身对我们划定这些界限有多么巨大的影响，最终划定这些界限的还是我们自己，是来自不同文化和哲学传统的人能够并且确实划出了不同的界限。【14】
例如，在将资本作为一个过程进行抽象时，马克思完全将资本的原始积累、积累和集中——总之，资本的真实历史——作为资本本身的一部分包括了进来；而把资本作为一种关系的抽象则将它与劳动、商品、价值、资本家以及工人——或任何促成了它的产生和功能的事物——之间的实际联系作为它本身的构成方面而放到了同一名称之下。马克思借以思考和研究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要素都既被抽象成了过程，也被抽象成了关系。以这种辩证观为基础，马克思所寻求的——与其具有常识的反对者所寻求的不同——从来不是为什么事物会开始变化（似乎它还没有发生变化），而是这种变化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为什么这种变化可以表现得已经静止。同样，马克思所寻求的也从来不是一种关系是如何建立的（似乎那里以前不存在任何关系），而仍然是这种关系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为什么一种已经存在的关系的各方面可以表现得互不相干。马克思还以这种方式批判了那种由于脱离事物的真实历史及其所属的大系统、只专注事物表象即事物的脚印而导致的意识形态。
三
除了观察世界的方式以外，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还包括其研究世界、组织其发现和将它们介绍给他所选择的受众的方式。但如何探究已经被抽象为相互依存的过程的世界？从哪里开始，又去寻找什么？非辩证的研究从某个小部分开始，并试图通过建立这个部分与其他同样的部分之间的联系来重构更大的整体。与此不同，辩证的研究从整体，即从系统或从人们对系统所能达到的理解开始，继而进入对部分的研究以便了解它的合适位置及发挥作用的方式，最终达到了对作为出发点的整体的更充分的理解。资本主义充当了马克思研究其内部所发生的一切的起点。作为一个起点，从原则上来说，资本主义已经被包含在马克思着手进行研究的各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成为这些过程的前提和结果的总和。相反，从一个或几个假定的独立部分开始的研究，必然会假定一种对含义造成相应歪曲的分离，以后任何联系都不能克服对含义的这种歪曲。这样，有些东西就会被遗漏，有些东西就会被置于不适当的位置，而且，由于没有任何评价标准，这些遗漏和错位都不会被认识到。被称为“跨学科研究”的东西就完全是在探讨不同领域的这种缺点的总和。与一经损坏就再也无法修复的东西一样，一个其职能部分一开始便被作为彼此独立的部分来对待的系统就再也不能在完整的状态中被重构了。
【15】研究本身是为了寻求使资本主义中正在发生的一切具体化，探索资本主义现在的运行和已经取得的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并预测资本主义似乎正在发展的趋势。作为一种常规，对构成处于现在状态中的任何问题的相互作用的考察，要先于对它随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过程的研究。换句话说，研究的顺序是先系统后历史，以至于历史从来就不是一两个孤立因素的发展，这种孤立因素的发展观清楚或含畜地暗示着变化是由存在于那个具体领域的原因所引起的（单独的宗教的、或文化的、或甚至经济学的历史无疑都是非辩证的）。在马克思对任何具体事件或制度形式的研究中，这两种研究总是相互交织的。作为这种研究的主要结果，对资本主义更充分的认识即将充当随后一系列研究的更有意义并因此更有帮助的出发点。
四
由于被赋予了一种从整体到部分、从系统向其内部进行研究的方法，所以辩证的研究从根本上讲旨在寻找和探索四种关系：同一性与差异性、对立面的相互渗透、量变与质变和矛盾。由于这些关系根植于马克思关于现实的辩证观之中，所以它们能够使马克思实现其双重目的：揭示某种事物运行或发生的方式，同时发展关于这种事物能刚好以这种方式在其中运行或发生的系统的认识。
在马克思称为常识性方法的东西——在形式逻辑中也能被发现——中，事物要么是相同的/同一的，要么是不同的，而不会两者兼而有之。按照这种模式，在注意到任何两种事物要么同一要么不同的方式以后，对它们的比较一般也就结束了，但对马克思来说这只是第一步。例如，与那些在描述了利润、地租和利息之间明显的差异性以后就停步不前的政治经济学家们不同，马克思继续揭示了它们作为剩余价值（由工人创造但却没有以工资形式返还给他们的财富））的形式所具有的同一性。作为关系，它们共同具有剩余价值这种属性，这一涉及它们根源的方面。在不忽视生产或工人阶级与其他经济过程或其他阶级所具有的一切共同点的条件下，马克思对于描述生产或工人阶级的特殊性的兴趣，是他从同一性这一面来接近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很好的例证。在马克思关于现实的辩证观中，用于代替事物的关系庞大而又复杂，足以具有看来相同的属性——当与其他构成相同的关系的属性进行比较时——和其他看来不同的属性，在研究这些属性是什么，特别是在格外关注当前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这对关系中的无论哪一半时，马克思都能够在不陷入片面之中的情况下达到对具体现象的详细描述。
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把在它的帮助下进行考察的各种属性【16】当作既定的东西来对待，而对立面的相互渗透是以任何事物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周围的环境这一认识为基础的。这些环境因素既作用于对象，又作用于认识这些对象的人。关于前者，例如一台机器被用来剥削工人，仅仅是因为它是被资本家占有的。在一个消费者或一个自己经营的操作员手中，即在由其他一系列因素形成的条件下，在按照不同的规则进行操作的条件下，这台机器就不会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关于后者，在其身份是资本家的人们观看这台机器时，他们看到的是他们从市场上购买的一件商品，甚至可能是他们为之付出的价钱，以及某种将会给他们创造利润的东西。在其身份是工人的人们观看这台机器时，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件将会决定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动作的工具。
感觉因素——认识到事物因为观察者的身份差别而显得非常不同——在辩证思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并不意味着，从不同角度观察现实所看到的事实都具有同等的价值。由于工人被卷入了改造自然的活动中，所以他们具有观察和理解这个系统的发展特征的特权立场，并且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兴趣，这也是马克思（本人）极其经常地采用的优势立场。
关于对立面的相互渗透的观念帮助马克思认识到，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事件、制度、人或过程——完全和仅仅像它表现的那样处在一个具体时空中，即在一系列特定条件下所表现的那种形式。以另一种方式、由另一些人，或在发生了彻底变化的条件下来观察这种东西，就可能会得到不仅不同而且正好相反的结论或结果。因此，就有了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在一种背景下的一次失败的罢工，在另一种背景下有可能充当一次革命的开始；因为一个政党，共和民主派的成员们，占据了所有钱财，工人政党却一无所有，而成为闹剧的一次选举，在斗争的条件平等化时有可能成为一次民主选举；在拥有一份好工作时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理想制度的工人，在失业时就有可能开始对此提出质疑。在寻求这种变化在哪里产生、如何产生，以及在哪些依然发展着的条件下可能会产生新的结果的过程中，马克思既认识到了被考察部分的复杂性，又认识到了它对整个系统发展的依赖。
被称为量变与质变的是同一过程中两个暂时不同的阶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每一个过程都包括前后阶段，既包括量的增加（或减少），又包括它导致的结果。任何过程的开始阶段都表现为量变的形式。其中的一个或更多方面——每一个过程也是由不同方面构成的一种关系——在大小或数量上增加或减少。随后，在某个确定【17】的点上——对于被研究的每个过程而言，这个点是不同的——一种质变发生了，其标志就是它的现象和/或功能发生的某种变化。这时，它变成了某种别的东西，同时，根据它的主要组成关系来看，它在本质上仍是相同的。这种质变通常是，尽管并非总是，通过引入一个指明这个过程变成了什么的新概念而表示出来的。
马克思说，货币只有积累至一定数额才能转化为资本，即起到购买劳动力和创造价值的作用[2]（1958，307—308）。同样，许多人的合作变成了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3]（恩格斯，1934，142）。寻找量与质的变化是马克思将多数非辩证方法孤立地其或随机地加以对待的发展中的前后方面统一起来的方式。它是以任何正在发生的过程在更大系统中的关系为代价（暂时的代价）而在思想中将这一过程的过去和可能的未来统一起来的方式，并且它是使某人自己，甚至在通过研究揭示出数量的和质量的变化是什么以前，就对这种变化的必然性变得敏感的方式。虽然量与质的观念绝不是一种预见未来的公式，但它确实激励着人们对某种范式和趋势的研究，这种范式和趋势使人们能够预测可能的未来，而且它确实提供了一种框架，这种框架能够将这种预测纳入人们对现在和过去的理解之中。
在马克思致力于辩证地理解资本主义现实的过程中，矛盾无疑是他所研究的四种主要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一切看来都是对抗的，而事实上也是这样”[4]（1963，218）。他还相信，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资本的各种生产条件是互相矛盾的”[5]（1973，491）。
矛盾在这里被理解为同一关系的不同因素之间，即相互依存的因素之间的性质相反的发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差别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基础的，并且这些条件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差别在发生着变化；在每一种差别充当其他差别的现象和/或功能的一部分的方式一定时，由于被理解成了关系，一种差别的变化方式就影响着一切差别的变化。因此，它们的发展道路就不仅仅是以相互支持的方式而相交，而且在不断地相互妨碍、相互破坏、相互干扰并在适当的时候相互转化。矛盾为我们将这种有关现在和未来的变化及相互作用纳入一个单一的中心提供了最理想的方法。作为目前这些相反趋势相互作用的有希望和有可能的结果，作为它们的真实的可能性，未来进入了这个中心。在思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机的和历史的运动的过程中，在思考它们如何相互影响以及如何共同从其在封建主义中的起源发展到即将发生的一切的过程中，使马克思得以避免停滞性和片面性的正是矛盾观念，而不是其他任何观念。
【18】关于矛盾的常识是，矛盾适用于关于事物的观念但不适用于事物本身，它是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我主张“X"，我就不能同时主张“非X"）.而不是世界上存在的现实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常识是以关于被分割为个别和独立部分的现实的观念——一个物体在被另一个物体撞击时才发生移动——为基础的。如果说每个学科中的非辩证思想家都陷入了对“外部推动者”，对来自被研究的问题之外，并且是所发生一切的原因的某物或某人的不断探求，那么，辩证思想家则是将一切变化的主要原因都归于变化发生于其中的系统的内部矛盾。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命运是由它自己的问题所决定的，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是什么及其如何运行的内在表现，而且往往是资本主义成就本身的某些部分，并随着这些成就的增大和普及而不断恶化。例如，资本主义在促进生产方面的显著成就与工人消费这些商品的不断下降的能力就处在矛盾之中。由于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工人能够购买的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商品中不断递减的部分（指这种商品的比例而不是决定矛盾性质的实际数量），这导致了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的周期性危机。对马克思来说，矛盾属于这样的事物，其本质就是有机的和不断发展的系统中的过程，矛盾产生于这些过程的内部，产生于这些过程的性质本身（是“它们的主体所固有的"），也是系统状态的一种表现（1973，137）。
由于没有将事物当作关系的观念，非辩证思想家很难同时关注一种矛盾的不同方面。结果，这些方面就是顺次被考察的，如果说他们考察过一点的话，其中一个方面总是得到比其他方面更多的关注，而这些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则往往被错误地当成了一种因果关系。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家们所作的一个经常性的批评就是他们试图“排除矛盾”[6]（1968，519）。由于孤立地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分配关系，政治经济学家们未能看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面的许多努力都在否认、掩饰，不然就是歪曲这些矛盾。然而，奸诈和阶级利益的政治仅仅说明了这些实践的一小部分。由于非辩证思想家运用的是常识观念，所以，他们只能把现实的矛盾（contradictions）理解为差别（differences）、悖论（paradox）、敌对（opposition）紧张（strain）、压力（tension）、失调（disequilibrium）、混乱（dislocation）、不均衡（imbalance），或者——如果伴有公开的斗争——冲突（conflict）。但因为没有关于矛盾的辩证观，他们很少看到也从来不能充分理解这些过程实际上相互浚透的方式，而且从来不能判断它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由久远的根源向现在及以后的演进过程中所释放的力量。另外，对马克思来说，探索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如何展开的，也是揭示即将到来的分裂和冲突的主要原因的一种方法。
以研究同一性与差异性、对立面的相互渗透、量变与质变和矛盾的过程中——一种从整体开始，继续向内深入到对部分的研究，【19】一种把所有部分都当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中的过程的研究——的发现为基础，马克思重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方式。以这种方式组织现实，他能够在资本主义具体的内在联系中把握其有机的和历史的运动。这种重构的尚未完成的成果，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规律和理论。
五
显然，离开辩证法，马克思就不可能达到其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同样，离开对辩证法的牢固把握，我们就不能进一步发展这种认识。因此，没有对与这种思维方式有关的一些常见错误和歪曲的告诫，任何关于辩证法的论述，无论多么简洁，都不能被认为是完整的。例如，如果说非辩证思想家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辩证思想家则正好往往与此相反，即贬低甚或忽视部分和细节，以服从对整体的概括。然而，只有通过在资本主义各个具体部分的相互联系中来研究这些部分，资本主义系统才能被理解。辩证思想家还有一种过于迅速地达到结果，把发展的萌芽催化为完成的形式的倾向，一般而言，这种错误是由于没有给在时空中的、构成任何社会问题的结点的复杂调解予以足够的关注而产生的。
还有一种与此有关的，过高估计变化速度的倾向，以及与此相应的，低估变化的一切阻力的倾向。因此，资本主义现实表面上的较小裂缝就太容易被误认为是处于正在形成中的地震边缘的正在裂开的陷窟。如果说非辩证思想使人们在每当重大变化发生时都因他们没有寻找且没有期待这种变化，都因这种变化不是他们此时思考世界的方式中的一个内在部分而感到吃惊的话，那么，辩证思想——因为正好相反的原因——会使人们因所期待的剧变的来临耗费了如此漫长的时间而感到吃惊。在为了认识变化而组织现实的过程中，事物的相对稳定性总得不到应有的关注。这些都是辩证方法所具有的力量本身所固有的缺点。由于这些缺点总是作为诱惑而存在，所以，它们呈现为一种比较容易的方法，一种急剧的困境，并且必须被小心提防。
在至此我们所做的说明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用来否认马克思方法的经验性质。马克思并不是从词语的含义中或从他的理论要求中推论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的，相反，与任何优秀的社会科学家一样，为了揭示事实真相，他也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他利用了那个时代所能利用的全部材料和资源。我们也不打算声称马克思是惟一的辩证思想家。众所周知，他的多数辩证法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而黑格尔仅仅（？）是将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一种思想方法和一种研究现实的方法加以补充并使之系统化了。在我们的时代，还有发展了他们自己关于这种方法的看法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20】North Whitehead）和F.H.布莱德雷（F.H.Bradley）。正如“乌云背后总有一线光芒”和“使人终于不堪负荷的是最后的一击”这样的洞察所证明的一样，尽管有大量的意识形态内容，但在常识中也不是没有辩证法的要素。辩证法的因素还可见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如结构功能主义、系统理论和民族方法学，这些方法中的大多数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由辩证法构成的。
马克思辩证方法的突出之处是，他在其中找到辩证法并用它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包括——由于辩证法的要求——它的起源和可能的未来）的系统方法；辩证法所导致的统一的知识理论（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尚不完整的理论中）；辩证法使之成为可能的对非辩证方法的持续批评（体现在我们关于意识形态的全部论述中）；以及——或许是最引人注目的——辩证法对知行之间由辩证法本身所引起的必然联系的强调。
关于最后一点，马克思指出，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1958，20）。辩证法是革命的，因为它帮助我们将现在看成社会正在经历的一个阶段；因为它迫使我们将现在的来源和趋势作为它本身的一部分而加以考察；还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理解，作为这个过程中——其中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的行动者与牺牲者，我们有能力影响这个过程。在维护“一切都在变化”这一朴素真理的过程中，未来是作为一种选择被提出来的，其中惟一不能选择的是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在生活的任何领域，维持现状的努力从来不能达到目的。在冰箱中保存时间太长的水果会腐烂；情感和人也是这样；整个社会更是如此（这里恰当的词语是“瓦解”）。辩证法要求我们追问哪种变化已经发生了以及哪种变化可能发生。正如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指出的，辩证法是革命的，因为它帮助我们以一种使有效行动成为可能的方式提出这样的问题（1968，60）。
辩证法是批判的，因为它帮助我们开始对迄今为止我们所充当的角色感到不满。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人们并不提倡阶级斗争，并不愿意选择参加阶级斗争（普遍的资产阶级误解）。阶级斗争代表着工人（广义的）与资本家之间矛盾的总和，并且我们都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卷入其中。但我们在这种斗争中常常完全——正如我们开始发现的——站在了错误的立场上。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认识到了我们自己的立场，现在我们能够决定不再按照我们一直以来的行动方式去行动（要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并决定我们所能做的更多的或其他的事以更好地服务于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能够选择的是在这一斗争中站在哪种立场上以及如何进行斗争。辩证地理解我们被社会所决定的角色，辩证地理解构成我们现在的同样必然的限制性和可能性，这为我们作出自觉而又明智的选择提供了机会。对必然性的认识正是以这种方式宣告了真正自由的开始。
[1] 《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596页。（本书脚注为译者所加，所用马恩著作中文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2] 《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34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469页。
[4]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1975年版第21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1980年版，第43页。
[6] 《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975年版.第59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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