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1878）
十七、结论
我已经在几处指出过公社思想的主要脉络。具有独创性的公社思想标志着世界革命进程中一个深刻的演进，欧洲政治的变化从此以后将会以公社思想为轴心，敌人将设法摧毁它，朋友将设法使它获得胜利。
因此，我只需从总的方面对公社思想作扼要的阐述，而不讲具体内容；因时间地点不同，公社思想的具体内容可能是变化无穷的。
公社思想主要是些什么呢？它同往日的革命传统区别何在呢？它给人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新的因素呢？
需要我们弄清楚的仅仅是这几点。
当今一切社会都建立在一种权威观念的基础之上，这种权威高踞于人之上，因而脱离并且高踞于人的集体之上。在过去受宗教统治的时代里，宗教主宰着人和物，我们把它称之为神权。那时的权威被赋予神圣的特征，服从是一种义务，政权是一种圣职，君权神授，它只向上帝负责。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这场革命把权力从上帝的手中夺过来交给了人。从1789年起，国家不再是神权的代表，而成了人权的代表，社会权力的代表。人民的允诺、大众的允诺——可能是自以为得到了允诺，也可能确实得到了允诺——变成了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这就是说，国家是社会的机构，是以社会的名义为满足社会利益而行事和发号施令的。
从原则上说，这场革命异常广泛，似乎彻底解决了问题。实际上，它什么也不曾解决，网球厅宣誓[1]以来八十年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如果说对国家权力来源的看法有了变化，对于这个权力的敬畏心理却没有改变。
如果说，权力已不再来自上帝，而被认为或者确实是来自人民的意愿，那末，实际上事情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不错，国家现在以人民的名义说话，而不再以上帝的名义说话。至高无上的权力已经从玄虚的世界转到了现实的世界，但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依旧为人所敬畏。国家的权力无论来自封建领主还是所谓国民最高权力机关的全民委托，无论是由一个人代表还是一个议会代表，国家总是握有特权和绝对权力，既然人民已经在大体了解原委的情况下点头称是，于是人民同政权便从此毫无干系了。
被誉为不会出错的、无所不能的人民，作为权威和权力的来源的人民，已经把他们的全部权力和权威，他们的绝对权力和不会出错的特征全都交给了政权。国家仍然与人民及社会隔绝，仍然脱离人民，仍然高踞于人民之上。
昔日人们对权威的尊重和少数几个人对全体的监管，丝毫不曾消失。名目翻新，实质依旧。过去靠左走，现在靠右走，但到达的地点却是同一个，结局毫无变更。
错误——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在于，在没有进行试验之前就认为，只要改变政权的授受方式，以人民的允诺取代听天由命的神权，以选举或代议制的方式取代贵族或世袭的方式，就可改变政权的实质。
弊端不在于国家以这样或那样的原则的名义行事，而在于国家本身就是原则！
弊端不在于人们以上帝和君主的名义来压迫我，或以社会和全民的名义来压迫我，而是我受到压迫这个事实。
人民无论是通过全民投票来选举所谓的代表，或是被凭借门第或财产而拥有特权的人所统治，这都无关紧要，一旦这些经由选举或未经选举产生的代表进入政权机构，变成国家，从而脱离人民，与人民隔绝开来，踞于人民之上，成为人民的敌人，人民同样得受这些人的摆布。
不好的东西，必须摧毁的东西，或者说必须变更的东西，并不是将要组成国家并以国家的名义行事和统治的那些人，而是关于国家的概念；否则，纵然更换人员，修改选举方式，强制他们在发布文告时前面都冠以“以人民的名义”的字样，也是枉然；人民并不会因此有更多的自由，并不会因此而不是被统治的物件；症结就在这里，不在别处。
国家无论是什么样的，无论给它起什么名字，个人独裁也罢，议会专制也罢，共和国也罢，绝对君主制或君主立宪制也罢，它既不可能是民主的，也不可能是革命的，甚至不可能是自由的，它既然代表政权，它从根本上就必然是专横的、反动的，它既然体现权威，那就不可能体现自由和平等，因为，权威是某种控制、支配、引导社会的力量，它会压迫社会，压垮社会，用它的意志代替社会的意志，它还会自作主张地声称要照顾我们的利益，过问我们的命运，告诉我们该做些什么，甚至还会把我们撇在一边，代替我们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
国家也不可能体现正义，因为它是头号特权者，因为它制订并实施法律，但自己不受法律约束；它也不是真理，因为它必然是成为国家的化身的那些人的情绪、智慧、偏见和能力的准确无误的反映。
如果你像八十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求的那样，制订出一些法律来保护你自己免遭国家及其绝对权力的侵害，那就等于说你承认有保护自己免遭国家侵害的需要！那末对于这些保护着你的法律，是不是也需要加以防范呢？如果需要防范，那岂不是说这些法律——你的保护者本身也是危险的吗？可是，由谁来负责实施这些谨慎的法律去对付国家呢？还得由国家来负责，因为你已经把一切都托付给国家，交给国家了。
我们难道看不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吗？
事实上，还远不只是一个恶性循环。
世上一切事物都受着一种逻辑的支配。凡是存在的，凡是有生命的，总想借助一种普遍的、正当的法则，发展自己的生命，推倒一切妨害它的障碍。国家存在着，它当然要活下去，要发展自己。于是，它就同你在它面前设置的障碍作斗争。它要粉碎这些障碍，而你既已经赋予国家以力量，而且你自己已经解除了武装，国家就必然取胜。
情况既然如此，原则既然如此，你就注定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革命，进行那些毫无结果的革命。
在法国八十年来的历史中，这个问题一开始就一清二楚，当你打开史册时，你就会发现，斗争是在人民和国家之间进行的。
人民过去受到教诲，要把国家视若为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创设的代表机构，现在人民已不再相信神权，不再对国家怀有敬畏心理，不再因相信君权神授而愚蠢地逆来顺受。于是，人民对国家进行议论了，而且由于有人虚妄地说什么国家负责管理人民的福利和利益，人民就向国家要求福利，要求满足他们的利益。国家不愿意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所以它就满足不了人民的要求。于是，人民起来造反，更换执政的人，更换政权的名称。查理十世换成了路易·菲力浦，拿破仑三世换成了凡尔赛的共和国。然而，真正的敌人既不是查理十世、路易·菲力浦，也不是拿破仑三世；也不因为七百名议员取皇帝而代之，以共和国的名义制订了法律，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我用纯正的法语告诉你们，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主子！”
那末，谁是我们的主子？那就是国家，换句话说，就是受你信委托的那个理性的实体，它既负责掌管你们的人身和财产，又负责掌管你们发育成长于其中的祖国的今天和明天。你们所患的疾病，就是放弃权力——时而以这种形式，时而以那种形式，然而始终是放弃权力——和等待别人赐给你们那些你们只应向自己索取的东西。使你们日渐衰弱，如果不加医治就会致你们于死命的那种疾病，就是高踞于你们头上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是你们自己，因此它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不同于你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即令它有最美好的愿望，也不可能像你们自己那样了解你们的利益之所在，体会你们的需求，并使之得到满足。
不幸的人们，工人们，向往正义、热爱真理的心地善良的人们，你们要明白，即令被你们任命的不是那些利用你们的无知而攫取了职务的坏蛋、轻浮的人物和野心家，不是一伙因等级的利害关系或只是由于愚蠢而成为你们的敌人的财主、阴谋家和白痴，即令他们全都是工人，全都是绝对纯洁和忠诚的人，即便如此，除非这些人立即运用他们短暂掌权的时机废除现存的国家，否则，不管他们自己愿意与否，明天他们就会变成你们的敌入，你们就会白白换了一批人而一无所得。
如果他们保持住手中的政权，那末所谓政权，实际上也就是他们这些人。他们将成为国家的化身；即令他们是一批正直能干的人，即令他们的个人品德高尚，你们也仍不免要带上镣铐，只不过镣铐的重量略有减轻而已，而他们的继任者中一旦出了一名冒险家，那他就会让你们好好地尝尝镣铐的滋味。人民的权力不能也不应该取决于执政者的品德。
在政治上，品德只不过是个字眼而已，就像义务、博爱以及一切用来哄骗天真的革命者的那些神秘的温情主义一样，无足轻重。
惟有组织机构，惟有我们要在其中生长的那个环境的社会组织，才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才是根深蒂固的，因为社会组织是建立在经验的启示、科学的成就和人类的充分演进的绝对需要之上的。
法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生了六次革命，一个国王被送上了断头台，另外有四个国王死在流亡中，在这段时间里，法国先后建立过三个共和国，但法国人民却并没有比开始的时候前进多少，他们始终处在一次新的革命的前夜；而如果我们不走新路，新的革命也将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不会有什么结果。
这就同西绪福斯无休无止地推石上山复又落下的故事[2]一样，问题不在于搬动巨石，而是要拿起锤子把巨石砸碎。问题不在于更换执政者和政权的名称，而在于把旧意义上的政权取消，从本质上对它进行改造，一句话，把它废除。
难道真的有人相信，除了社会利益之外，还有高于社会利益的其它利益吗？
难道有人相信，在人类的理性之上，地球上还有高于人类的理性吗？
难道有人相信，由一定数量的个人所组成的集体、组合、团体中能产生一种不同于这些人的精神实体，一种非人类的思想，一种非人类的真理吗？
要是真的有人相信，那他就应该皈依天主教，应该向永远正确的教会请教行为的准则。我不同神秘主义者和教徒进行讨论，在科学、推理和革命这些问题上，同他们讨论是白费时间。
要是不相信，那为什么社会不通过自己起作用呢？
为什么要根据那种完全虚构的现实臆造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永远正确的实体，来取代社会发挥作用并监视社会，解决骚扰社会的各种问题，处理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利害关系呢？
难道人们的常识贫乏到如此程度，以至于竟然不懂得以下这一点吗？国家这个理想的实体，这个因被赋于最高权威而被设想为完美无缺的实体，无论如何只能在由一群人充当其化身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因而人民只不过把支配自己的权力交给了他们中间的某几个人，而这几个人绝不可能比整个人类更能干。
于是问题变成这样，倘若充当国家化身的只是一些人，那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别人呢？除非把事情设想成这样：谁一旦掌握了政权，谁就获得了超人的智慧，或者说旦当上大官，就变成了一个伟人，或者因为出于愚昧和门户之见，票箱中的许多选票上都写着这个人的名字，他就成了超群的天才。
除了这种致命的关于国家的观念这个谬识，这个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切灾难的根源之外，还有另一个同样危险的观念，那就是关于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观念。
没有中央集权，国家便无法生存下去，因为中央集权是一种武器，是国家用来扫除一切障碍，为自己铺平道路的武器。中央集权和国家紧密地融为一体，中央集权已成为国家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要在这两个观念中区分先后主次，简直是痴心妄想。统一产生权威，权威产生统一。所以国家是统一的凶恶的卫士，没有统一，国家不可能存在四十八小时。
人们把统一和联合混为一谈，一切谬误都源出于此。
联合就是力量，统一就是专制。
一个能带来多少好处，另一个就能带来多少弊端。两者有宵壤之别。
联合是一种公约，一定数量的个体——精神或物质的实体——借助联合这个公约，在完全自由、完全自主的情况下拟订契约；这些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需要、共同的愿望和共同的目的的个体，共同努力，一致行动。但是，联合不应超出范围，应该把联合看成是利益的直接共同体，是在政治理想或社会理想方面的完全一致。它意味着，在其它一切方面，人们是自由的，可以自行其是。
相反地，统一是在一种无处不在的桎梏下放弃权力。组成统一的每一个自然形成的集团，都淹没在为数众多的其它集团之中，每个个人，每个局部的集体，独自在各个支点上支撑着整个物体的全部重量，因此，人们献出的多，得到的少。
统一基本上是一种虚构的、任意的东西，它压垮一切，碾碎一切，然后把各个自主的部分拼凑起来，建造起一座大厦。大厦建成以后，任何部分都不再有行动自由，也失去了发展的可能，因为任何部分的发展必然会牵动与它相连的全体，就像囚徒身上的镣铐一样。[3]
统一始终具有某种人为的、暴虐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不是建立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之上，不是人的需求的直接产物，而是仅仅有利于少数人而有害于更多的人的某些需要或哲学—政治观念的约定产物。
联合是感情、意愿和利益的统一。它基本上是精神的东西，每个人在其中的权利和自主都受到尊重。
统一是极不一致的各种感情、意愿和利益的强制的、表面的、外部的联合，它不尊重权利和自主。
联合，这是一种社团！
统一，这是一种兵营！
一切暴君，无论是暴虐的个人或暴虐的人民——因为曾经有过暴虐的人民，例如罗马人，当然还有别的例证——都梦想过、追求过统一，这种努力的结果总是在长期的痛苦之后带来可怕的灾难。
统一这种思想与人的才华、与人的才干的自由发展水火不容，它常常使文明的进步及其朝向未来的发展中途停顿，它实质上只是行使多数人的绝对的、可恶的权利，这种权利其实不过是以人多势众来压垮、取消个人的首创精神。那末统一这种思想来自何处呢？
统一这种思想，人们过去实行的和今天要求的那种统一，基本上是一种起源于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宗教思想。可以说，是天主教或者说是基督教的教义，这种教义向人们灌输芸芸众生只有一条苦鞭的理想，而取代教会管理尘世间万物的国家，则把这种理想视若珍宝地保留下来，因为这种理想符合它包揽一切的避好。正因为有了包揽一切的癖好，才产生了国家，也惟有这种思想才能为国家的所谓使命作出辩解。
上帝、君主、法律，以这三种面目出现的强制力，就是把人类压折了腰，并且中断和阻碍了文明的进展，最后使这种进展变得困难重重的三位一体的强制力。
法国人民已经逐渐取消了这个暴虐的方程式中的前两项：上帝和君主已经不再在人们的心头萦绕，不再束缚人民的自由。
我这里所说的当然是人民中间善于思考、善于推理和善于行动的那部分人，而不是人民中间愚昧无知、麻木不仁的那部分人。这后一部分人由于长年的积习，由于缺乏知识，仍然服服贴贴地屈服于丝毫无助于他们摆脱愚昧状态的旧的迷信思想，就像穿衣吃饭一样，这已成了习惯，因为历来就是这样，而且人家告诉他们理应如此。
因此，人民不再相信上帝，不再相信君主。对于人民来说，宗教和君主政体已经寿终正寝，君主政体尤其如此，在法国，代表君主政体的人只剩下几百个迷恋着十字勋章，一心想当大臣、省长、谋个清闲差使，佩上彩色绶带去参加宫廷舞会的无耻之徒了。
除了像飘在酒杯上的白沫一样浮在民族上面的这伙人之外，法国再没有别的王权拥护者了，不过，法国还有拥护统一和中央集权的人，还有崇拜国家、崇拜强权和权威的人。
甚至在革命者中间也有这类人。他们在带着基督教烙印的社会环境中出生、成长，他们的思想是在他们未能砸碎的某个模子里浇铸出来的；每当打倒、推翻现存政权时，他们非常强大，非常果敢，但正如你们看到的，到了第二天，他们就完全变得死气沉沉，迷失方向，无所作为，一步也离不开旧政权的老路。旧政权被他们推翻了，可是现在他们又在劲头十足地重新组织这种政权。如果他们是正直的，他们就会变得软弱无力，如果他们留在政府里，他们就会喜爱政权固有的种种弊端。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国家不能没有，既然如此，国家就由他们来组成。或者说，因为他们希望国家进行的那些改革，是与国家的本质不相容的，国家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情形就如同孩子跺着脚要摘天上的月亮那样，月亮是摘不到的。
在他们看来，这种迷信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政权的思想，这种关于统一的思想，可以用对人类本身统一的信仰来解释，这种人类的统一，是由圣经和福音书的作者利用当时人们对于真正的创世规律的无知而编造出来的，直到今天，这种规律也只不过刚刚被认识。
这种宗教思想的基础是一种完全错误的信仰，这种信仰认为，由于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孩子，都是上帝为了一种特殊的信念而创造出来的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因此政府和社会越是接近绝对统一，绝对统一就越是接近上帝的理想，接近纯精神的真理。
最先梦想这种统一和纪律的是天主教，是教会；这种纪律是独一无二的，对任何心灵和精神全然一视同仁的。力图以进步和人类解放的名义实现这种统一的愤世疾俗的革命者，只不过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了西克斯特五世和格里高利七世[4]的继承者和大为逊色的模仿者而已。
这种关于人类统一的思想，有其真实的一面，也有其虚幻的一面。
其虚幻就如同人间天堂和黄金时代之为虚幻一样。根据宗教的传统说法，创世纪初期就有了人间天堂和黄金时代，而科学与理性则认为，人间天堂和黄金时代过去并没有，以后才会有。
人类最初并没有幸福，并不具备美德。人类最初类同野兽，粗野而赤贫。
幸福和美德不是出发点，而是目标。
人类的统一也不是开始就有的，而是归宿。
将来总会有一天，人类会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正在为此奋斗，但它今天并不存在，过去也从未有过。它将是曾遍水平提高的结果，是各种思想交换和交流的结果。它将是过去和现在一代又一代人通过无数次流血斗争和英勇奋斗，留给后代的辉煌的遗产。然而，我们今天尚未走到这一步，我们刚刚开始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即使那些把人类统一唱得最响、无时不挂在嘴边的人，现在实际上所想到的也只是欧洲和美洲的少数人，这部分人现在已经达到了某种比较一致的发展水平，因而相互之间日益亲密。正是为了这部分人，那些高唱统一的人在立法订规；他们在统一计划中考虑的也正是这部分人。而生活在一望无际的亚洲草原上，非洲和澳洲的荒原上，大洋洲的小岛上的人，一句话，地球上有人居住的三分之二而积上的人，目前是不在他们考虑之中的。
他们把这些人不折不扣地视若牲畜；欧洲人肆无忌惮地打入这些人中间，如果这些人胆敢抵抗，就把这些人杀死。欧洲人是最先来到的占领者，在他们的眼里，没有什么人权可言。
况且，我们尽管不同意输出这种征服他人的权力，也不为之辩解，但是，澳大利亚及其它地区未开化的野人离欧洲人比离猴子更远。除了因大脑发达而强大的由白人、高加索人组成的少部分人类之外，还有另外三个与我们毫无共同之处的人类：黄种人、棕种人、黑种人，这难道还要提醒吗？
凡是不搞玄学的人都能从所有这一切中看到，人类正在形成，而不是久已存在。
一些程度极不相等的人组成了各种集团，这就是现状，当我们采取行动时，应该立足于这个现状。我们据以建设未来的，也应该是这个现状。
我们既然不是天主教、基督教徒、自然神论者，也不是唯灵论者，那末就让我们暂且把或多或少地来自圣经的梦幻和谬误撇在一边，看看真实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吧！我再说一遍，真实的情况是，有一些人和一些人所组成的集团，这些人和集团的自然倾向、目标和义务，便是在保持自治的条件下进行联合，这种自治即使在整个人类组成为单一的大家庭时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唯有这种个人和集团的自治，才能保证他们全部能力的自由发展。真实的情况是，所有这些分散在地球上的人和集团，都有一定数量的相同的要求、利益、欲望和感情。真实的情况是，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只有一件事实，那就是他们生活在同一空间，他们之间是休戚与共的。真实的情况是，凡是尘世间有生命的东西，其起源都是共同的，相互之间存在着一些普遍的联系，因为所有这些生物，从一根草、一只小虫到人，都是胸怀广大的至今仍在繁衍后代的大地母亲的形形色色的孩子，当然并非孪生的孩子。
因此，人与人之间有共同的联系，应该联合，但不是统一。
宇宙总的图像远不是统一，而是联合之中的多样性。
除非普天下所有的人全都一模一样，否则，集权主义者、神甫和某些革命者所想像的那种统一便是不合情理的，不可能的。人并非一模一样，他们是千差万别的，目前不仅有文化素养上的差异，还有各种天赋和能力上的差异，正如他们之间有某些接触，有某些相似之处一样。因而，正确的法规，合乎逻辑的组织应该能同时满足两种需求：互助和自治。
否则，你就只能有两种结果：如果坚持统一主义，那便是专制主义；如果坚持自治而放弃互助，那便是软弱无力。
事实上，人——我说的是每一个人——本身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有他自己的发展规律和自己的目标。这便是基础。现在，他通过各种环节与整个人类连在一起。他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但他又是由很多其它个人所组成的集团中的一员，这许许多多的个人，由于有共同的渊源和地理、历史、环境，以及共同的心理和相似的工业等条件，他们具有许多彼此接近的、深刻的共同点，诸如统一的语言、思想习俗、看待生活的方式、经济利益等等。
这些人的集团就顺理成章地组成为民族。
组成民族事实上绝不是分离，而是把个人引向组成人类的第一个阶段。我这里说的是实实在在的民族，而不是旧日的通过征服和任意制订的法律由政治所创造的人为的民族。
如今这个第二集团是一个更大的第三集团的一员，这个第三集团，例如对我们说来，就是欧洲集团。这个集团当然也是由共同的起源、某种智力水平和某些经济规律组成的，这个集团又是另一个集团，即有朝一日终将组成的人类集团的一员。
因此，对我们来说，从现在起就存在着三个实体：个人、民族、欧洲。
再说，我这里提及的当然只是目前的事实。很可能将来会有那么一天，比方说，所有的人同操一种语言，人人都因受到教育而提高到同一道德水平，由此而使赢得了联合或联邦的人类内部，只有依据生产和经济区分的个人和集团。
然而，即使到了那个距离今天还相当遥远的时代，个人的自主，因气候条件、地理条件不同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自天赋不同而自由地组成的集团的自治，也仍将受到尊重，联合也绝不会沦为统一，因为前者是自由，后者则是奴役。
大自然不会以另一种方式发展，生活的规律到处都是一样。地球是一个自治的个体，它和其它一些同样也是自治的星球一道，围绕太阳旋转，而太阳，这个同样是自治的个体，则围绕着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中心旋转，这个中心应该是围绕着太空中某一个极其遥远的点旋转的，它的范围更广。整个宇宙的各种现象互相联系，但不混同，在这些更多的难以度量的现象中，整个宇宙一直在无边无际的苍穹中划着一条又一条的轨迹。
从虫豸到太阳，从沙粒到无边无际的苍穹，到处都有和谐、一致和互助，但到处同样也都有多样性、独立和自治。
鉴于对什么是创造，什么是生活中的绝对需要的看法是错误的，因而在这种错误观念基础上产生的统一和中央集权思想，从原则上来看是虚妄的，是与现实及事物的自然规律相违背的。
事实上，这种想法是危险的，它像沉重的负担压在人民的肩上，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使他们软弱无力。
没有中央集权，统一便无法存在，而中央集权则意味着一种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在它面前人人都得屈服。这就是说，专制主义已归结为基本的政权机构。在这里已容不得自由了。自由只是当人们高兴时在宪法中提上一笔，如此而已。任何一项法令都不能使苹果树上长出樱桃来，任何一项法令，任何一次革命也不能阻止统一主义产生中央集权，也不能阻止中央集权带来集权政权。
这个政权无论叫君主政体，还是叫帝国或共和国，这都无关宏旨，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如果共和国的形式能够保持下去——这将是一个奇迹——你们头顶上将有数百个主人，它的名字就是国民议会。由于一切活力全部聚集在政权所在的地方，由于除了首都和政权的代表之外，其它地方将永远是一片软弱无能，无所作为和空白，所以，一个肆无忌惮的野心家，在一伙兵痞的支持下，只要抓住首都开刀，把行使政权的人一脚踢开或投入监狱，他就能变一百人的独裁为一个人的独裁。
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生活中哪有那么一个中心，能让人民团结在它的周围去抵御外敌呢？
在法国，是否要指望里昂、马赛、波尔多、南特、图卢兹等城市呢？不！我再说一次，这些城市全是些僵尸，没有任何首创精神，甚至不能指望它们能为抵抗做些什么。然而，这些城市里却有的是人。我们在革命的日子里看到人在活动，但在哪里？在巴黎，因为只有在巴黎才能对政府下手；既然政府就是一切，那末只要抓住了政府，其余的甚至都不必去抓了。
公社为什么在巴黎倒下去了？因为它没有抓住政府，尽管各大城市几乎都与公社运动同心同德——因为惟有公社运动取得胜利，这些大城市才能获得解放——但被政府的铁腕掐住脖子的全国，仅仅为了消极服从而组织起来的全国，除了权威这条渠道之外，手中空空如也，既没有中心和集体，各地也相互没有关系，结果还是完全瘫痪了。
不管你怎么想，统一就是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就是权威，你尽可以改换名称，但专制主义的实质始终不变。
八十年来，民主一直在法国做这种改换名称的游戏；八十年来，由于民主让所有实权都落入了政权手中，因此民主总是被打败、被篡改、被利用、被盗用。
在欧洲，在所有专制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只有一个国家曾保持了自由，而且这个国家的人民当初倘若愿意，这个国家也可以是民主的，这便是瑞士人民。为什么？是因为瑞士人民具有超群的才干吗？不是。瑞士人民禀性冷淡，一般地说缺乏首创精神。[5]瑞士甚至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因为瑞士境内居住着三种不同的人，操三种语言，信奉两种宗教。它同奥地利及土耳其的欧洲领土一样，是由分属于不同民族的居民组成的，各民族之间相互没有任何天生的好感。然而，这个国家的人民却一直生活得比较自由和幸福；如果他们有更多的首创精神，如果他们能像热爱政治上的自由那样热爱社会平等，他们本来可以更幸福一百倍，更自由一百倍。在这个国家里，三个敌对的民族和两种互不忍让的宗教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的精神和真正的、诚挚的手足之情，不受阻碍地发展着。
原因何在？因为瑞士是一个联邦，因为瑞士境内的日耳曼人、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只在触及他们、与他们有关的那些事情上实行联合，而在其它方面，三个民族都保持了各自的自治，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自由的，[6]因为他们实行了——尽管是不自觉的，而且不够全面——公社宣布的原则：自然形成的集团的自治和各集团的联合。
从政治角度来看——就瑞士而言，也只是政治方面值得一提，因为瑞士的社会问题并不比其它地方解决得更好些——瑞士人巧妙地把联合和分散准确地区分开来，他们在需要联合的方面实行联合，在应该分散的方面实行分散；他们在事关共同利益，在他们有必要相互谅解，相互协商的那些一般的、普遍的事情上达成协议，而在其它方面，则仍然保持原状。
瑞士境内的日耳曼人、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就这样并肩携手，共同发展，既不互相倾轧，更不相互滥施暴政；而在奥地利，匈牙利人、日耳曼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却互相排挤，巴不得彼此分离或统治别人。
只要取消奥地利的君主政权，让匈牙利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日耳曼人组成联邦，就能出现第二个瑞士，在这个国家里，将没有动乱，没有民族间的相互仇视和厌恶，没有奴役他人的霸权野心，人民的才能有多大，他们的幸福和自由便能达到什么程度。
相反地，如果把瑞士统一起来，那末明天就会变成另一个奥地利，日耳曼人就会依仗人多势众压迫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和法兰西人就会一心想着反叛和分离，实际存在的本应互助互爱的不同民族，就会彼此仇视，阻碍一切进步。
让我们把这个实例稍加引申。
假定整个欧洲统一在同一个政府、同一部法律之下。
革命就付诸流水了！
每个民族的才能便得不到单独发展，便泯灭了。剩下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在芸芸众生之间，没有内在联系，没有支点。
法兰西再也不能成为革命思想的发源地，再也不能把革命思想向全世界传播，因为法兰西将不得不受制于反映多数人意志的法律而屈从于哥萨克的俄国和仍然处在封建时期的德国，等等等等。
法兰西将会沉沦、湮没。
巴黎纵然举行起义也无济于事，因为如同声和光的传播一样，思想的传播也需要环境，而这种环境将不复存在了。起义的巴黎人纵然有十万，时刻准备粉碎起义的欧洲人却有一亿。[7]
可是，到那时，巴黎甚至不会想到要举行起义了。巴黎肯定已经失去了它自己的才干和它独特的个性，它将不再是一个中心，它将是一架巨大的机器上的一个附件，只能随着机器转动。被不同的部族粗暴地征服的任何一个部族，都会失去自己的才干，法兰西的才干同样也会消失。
意大利曾为世界开创了文艺复兴，它在两个世纪中涌现的伟人，比整个欧洲自基督教出现和蛮族征服以来所产生的伟人还多，而现在，意大利已变成异族的牺牲品，它不再产生伟人和思想了，它甚至不再有自己的美术流派，不再有诗人和作家了。它没有变成德意志、西班牙或法兰西，但它也不再是意大利，而是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变成了人类的一个毫无价值的东西。现在，只有当它回首当年时，才能发现自己的存在。
波兰、爱尔兰以及一切不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民族，一切不能根据自己的本性发展自己的民族，无一不是这样。在思想运动中，它们不再有任何地位，在世界乐队中，它们只是一件默不作声的乐器。
这种状态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探索真理，揭示真理形形色色的表象，绝非多此一举。既然绝对的、完整的、全面的真理并未命中注定要由我们去发现，那末每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人——一个民族也就是一群个人——都去探寻真理，都用各自的观点去发现真理，便是一件好事，一件必要和重要的事。
谁能否认，现代思想和就其总体而言的社会革命正是，而且应该是各有其才华的欧洲各国人民努力的结果呢？这种努力是多种多样的，惟其如此，这种努力又是卓有成效的。
法兰西思想是由德意志思想、英格兰思想和俄罗斯思想所充实的，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如果其中一种思想吞噬或取消了另外两种思想，我们就不能全部认识人类真理的各个方面，一些问题就必然不能完全得到解决，这难道不也是显而易见的吗？
因此，不论我们从什么角度去考虑问题，去观察科学、哲学、历史和现实，我们到处都能发现用鲜血书写的这几句决定命运的话：
不要统一！不要中央集权！不要强权！要集团的自治和自治集团的联合！
这就是轮到公社第一次加以宣布并试图使之成为事实的那几句话。
当政府挑起的3月18日革命发生时，形势是这样的：
法国在不久前胜利地完成了第四次革命，带着一身战斗的汗水和尘土的人民第四次看到，革命事实上又落入了人民的世仇手中。人民第四次发现自己面临这种现象：他们虽然推翻了一个暴君，却并没有打击暴政，接替一个压迫人的政府的，同样是一个压迫人的政府，一切如故，这些政府的直接产物，诸如统一、中央集权、权威等等，仍然矗立在已经腐朽了的王位的残迹上，人民的利益仍然不能由人民自己来照管，仍然掌握在强者和不负责任的人手中，这些人将以人民的名义采取行动，发布政令，进行组织，制订法律，他们绝不会想到人民，想到人民的意愿，他们会给人民重新带上锁链，而人民只能束手就缚。
总而言之，人民只是更换了一个狱卒，而把人民这位胜利者同纯净的自由空气隔开的监狱的厚墙和狭窄的铁窗，仍在继续修筑。
经验已经提供了完整的、不容置疑的教训。
终于领悟了这个经验，这便是巴黎人民与世长存的荣誉；在明摆着的事实面前闭上眼睛，在未来所发出的呼声面前塞住耳朵，这将永远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耻辱，永远是他们自私、虚弱、无能或怯懦的明证。
人民在3月18日与旧的君主主义的和雅各宾的旧传统彻底决裂了，雅各宾党人同样醉心于统一，同样受到了强权思想的毒害。
人民在3月18日宣布，必须跳出邪恶的圈子，根除弊端，不是更换主人，而是不再要主人；人民看清了真理，看清了目标和达到目标的途径，人民宣告了巴黎公社的自治和各公社的联邦。
死结已经解开，现代思想已经找到了一条名叫巴黎的臂膀，这条有力的臂膀已经把斧子砍进了封建、集权和宗教那棵老树的根部。
整个旧世界，从呆头呆脑的小贵族和乡村教堂执事到形式主义的共和党人和资产阶级的神秘而又伤感的社会主义者，从劳日里尔到路易·勃朗，全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乱成一团。
巴黎在宣布公社自治时，想的是什么呢？
巴黎想把法国的三万八千个公社变成三万八千个彼此毫无联系的独立的小共和国吗？
当然不是。
面对着君主制的欧洲，如果这样想简直就是一种十足的发疯，是荒诞不经，滑稽可笑的自杀。没有一个人曾想这样做。
请不要忘记，公社在宣布自治的同时，还宣布各个集团的联邦。总而言之，公社想要粉碎中央集权，粉碎表面的、人为的、专制的、违反本性的杀人的统一，代之以使人充满活力、身心健壮、精力无穷的联合。
公社是在如实地认识欧洲这个环境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对待法国的，公社并没有超越时代所许可的条件，并没有忽略时代造成的任何一个限制。
公社仅仅想要废除今天就能废除的东西，改革眼下能够改革的东西，为进步开辟道路，扫除长久以来使它止步不前的怪诞的、可憎的障碍。
有些蠢人喋喋不休，说公社损害了法兰西个性的存在。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只要还有民族存在，每个民族的责任就是不践踏其它民族，悉心保护自己的生存，让人尊重自治和独立，因为只有自治和独立才能保障这个民族的自由发展，而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精神或物质的个体，都有自由发展的权利。我在上面已经谈到了其中的理由。
不，公社非但没有损害法兰西个性的存在，它恰恰促进和增强了法兰西的生命力，在可能的范围内，按照未来的模式去改造法兰西使之成为照耀着整个欧洲的一盏明灯；公社恰恰在前进中证实了运动的合理性，为社会未来的改造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使社会改造早日到来。
一句话，问题是第一次要弄清真正的规律和正确的、正常的法则，这些规律和法则应该保障个人和公社或行会集团的真正独立，然后把相同的集团联结在一起，使之实行联合和自治；联合带来力量，它犹如一根杠杆，可以用来带动各种思想和各种人物；而自治，不但对于个人的尊严和集团的兴旺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对于极大限度地发挥一切奇才和天赋的作用，使之能有所作为，也是不可缺少的。
为达到这个目的，本来只需准确地分清什么是与组成联邦的民族集团这个大集团绝对有关的部分，什么是与每一个自然形成的小集团有关的部分就可以了，这些小集团不是听命于大脑的肢体，而是以继承为目的，为自由、平等和福利而联合起来的伙伴。
总之，分清这两部分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不必详谈细节便可指明大概的轮廓。
因此，事情很明显，凡是有关邮政、电讯、交通等事宜，对于某个国家来说，全国各地的利益都是一致的。[8]
所有与国防有关，与独立、抗击粗暴和不道德的征服有关的事宜，同样也理应受到整个集体的关注，当然，方法不是设置常备军，而是实行全民普遍武装。
在有关对外的国际关系方面，也是这样。
全国的财政，即公共事业和集体利益所需部分，理应由中央统管，但仅限于这一范围。
至于公共教育事业，一方面由于这当中也有集体利益，另一方面为了使公共教育事业成为严肃的、职业性的、完全的教育，为了使人人都能受到教育，除了个人的能力别无其它差别，动员全国联邦的全部人力也不为过，因此需要找到一种既是各自自治的又是集体的办法，使教育事业既能从巨大的集体中得到好处，又在人力等方面得到各个集团的支持，调动它们的主观能动性。
此外，在一大堆事项上，孤立无援的公社在人力上必然是无能为力的，而对于那些比公社规模更大的集团来说，这些事项都有直接的用途。因此，公社可以组成联盟或组合；如果地理条件使某些地区具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那末可以组成地区性的联盟或组合，不然也可为执行某种特定措施组成特殊的联盟和组合，当然，这要以这些措施不损害、不阻碍全国的生活和集体活动的自由交往为条件。[9]
至于其它方面，诸如公社的行政管理和财政、司法、治安、教会，则应由公社和各个自治集团自己决定：可以选出市政委员会，也可以直接进行讨论；可以选出随时可以撤换的司法官员，可以代之以为每一件案子组织的仲裁审判团，也可以由公社直接审判——这种办法在大俄罗斯的一些公社曾经使用过，而且现在也许还在使用；可以根据居民的意愿组织内部治安。其方法可以是设置专职人员，也可以是让每个公民轮流值班，就像国民民兵执勤那样。总而言之，可以根据有关人员的意见来维护公社的安全。
同教会的关系，也应该由每个公社、每个自治集团根据它们各自的财政状况分别解决，如果它们认为可以有宗教活动，它们便可自行组织，如果它们认为不应有宗教活动，它们便可取消这类活动。
最后，各自范围内的社会问题，即有关所有制的构成、劳资关系、家庭组织等等，也应该由每个公社或行会的自治集团，根据实际情况[10]和各自的能力、愿望及需要，按照各自所希望的方式予以解决。共同体过问这些事项只是为了保证现有的各个成员能自由行动，为了保证各个自治集团的决定能得到尊重；这些决定只要有人提议并得到有关方面的同意，随时可以修改。
总而言之，在公共事务的管理方面，是以两合股份有限公司的类型取代兵营类型，我们从国家控制下的中央集权政府中可以准确地看到兵营类型是什么样的；而擅权的资本家们为了以更快的速度发财致富，也早已让我们看到了两合股份有限公司类型是什么样的，但目前在这种类型中，他们却借助强加给我们环境，即集权制的、极不公正的和阶级对立的环境，一味致力于利用占为己有的资本剥削他人的劳动。
但愿大家明白，虽然有一些属于政治方面的问题，如废除中央集权政府、国家政权、议会制、代表制[11]等等，能够而且应该事先得到一致和最终的解决，但社会问题的性质却截然不同。
此时采用的解决办法应是什么？当明天人民执掌大权，可以胜利实现自己的意志时，将要采用的解决办法是什么？这些不是我在这本纯历史的著作中所要谈的问题。解决办法显然将取决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水平，取决于宣传工作能把人们的思想提高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爆发革命时的环境，取决于负责解决经济问题的那些集团的气质。
这种解决办法很可能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完全一致的，其细节也会有所不同。但既然有了自治和自由结合的原则，况且这种差异是表面的、过渡性的，而且是合乎情理的，符合人类进化法则的，因此不会引起麻烦。
究竟哪种解决办法最佳，这将由经验来表明；需要作些什么修改，这将视科学的进展而定。更何况，如果说我们所了解的那个旧社会，由于专断地借助法典和宪兵行事，因而只能依仗绝对的、注定是僵死的方案存活，那末，相反地，未来的社会则可自由行事，没有法典和宪兵，它将确切地代表彼此互有关系的人类，并充分展示其内心，它将随着科学和人类本身的变化和发展，正常地、日新月异地、没有动乱地变化和发展下去。
可是，有一点我们可以事先就指明，那就是，由于社会的政治形式产生于社会的经济组织，而且在今天它是完全建立在个人所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囚此，社会革命必须使它的总路线具有集产主义的性质，也就是说，把土地和一切劳动工具，诸如资本等等，统统收回到集体手中。
否则，人们以为已经废除了国家，而实际上国家仍存在于每一个公社，每一个行会中，只不过是化整为零罢了。美洲和瑞士的实际情况证实了这一点。在那里，由于宪法丝毫不曾触及所有权，同今天我们这里的情况仍旧一样，所以虽然各区实行自治，全国实行联邦制，但并没有产生任何社会效果，经济状况仍然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一模一样。
公社自治和行会自治以及各集团的联合，不是一种解决办法，而只是一种手段，一种为发展和实行经济及社会革命原则所必需的环境。
只有彻底粉碎政治模子，才能解决社会问题。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这个词所表达的含义，这个词的毛病在于一般很少为人所领悟，或者被人曲解。因此，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有理由说，不管各个政党愿意打出什么旗帜，他们不属于也不归附于任何一个争夺政权的政党。
在我们看来，没有社会平等的政治自由是毫无意义的，对我们来说，这种政治自由除了为社会主义的活动和宣传提供方便以外，没有别的效用。
然而，社会平等只能产生在集产主义的形式之下，因为，现代无产阶级不可能通过个人行动争得劳动工具，他们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做到这一点。
确实不难理解，如果每个公社的、地区的或行会的集团尊重并保持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单个组织，如土地、资本、工具、地租、利息等等，那末每个公社，每个行会将只是把我们看到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统一政府的景象加以缩小而已，我们很难说比以前进步了多少。
公社和行会自治原则之所以具有力量和巨大的优越性，并且必然要实行，除了它因粉碎了统一和中央集权而剥夺了国家的最可怕的武器之外，还因为它同时也取消了随意的联系和虚构的利益，使每个人直接面对与他有关的问题，使得在有限的范围内采取最激进的解决办法、最大胆的尝试成为可能，既不妨碍任何人的自由，又能使自然形成的集团和个人得以重新充分发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不言而喻，我绝不想在这个极为简单的概述中展示一幅组织机构的蓝图，也不想给由巴黎公社开创的运动划框框。
人们尽可以走得更远些，可以做得更彻底、更独特些，只要不离开纯洁的原则，不离开我们向往的未来。我们做梦也想着这个未来，为的是能在社会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今天的欧洲各国组织起一个欧洲联邦。
但是我宁可停留在为反对旧世界而斗争的1871年公社时代这个现实环境和它所提供的可能性中，而不去侈谈公元2000年如何，我宁可大略地指明公社力图达到的比较近的目标，至于细节，那是完全可以讨论的。倘若当初公社取得了胜利，这个目标本来是不难达到的。
事情很明显，社会革命一旦控制整个欧洲，那就可以做得更多更好。可是，这一天尚未到来。
因此，集权的、敌对的政府这个环境，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得不认真对付的，法国过去处在这个环境中，现在更处在这个环境中。
可是，现在就应该弄清楚的是，普遍的苦恼从何而来，为什么软弱无能，为什么一个世纪以来的所有革命都以数学上的准确性一个接一个地流产了。
所有这些都只起因于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就是，国家以最高理性的名义——这种理性无人知晓，并不存在——力图把被它称为永世不变的绝对真理的某些解决办法强加给大家，就好像尘世上真的有这种永世不变的东西似的。旧世界孕育了以某种面貌出现的所有制和个人权利，作为这个世界的继承者和代表，国家强迫每个人都尊重这种所有制，尊重这种个人权利。
事情就是这样干的，将来也仍是这样，谁也不能躲开，谁也逃不脱水上监狱、新喀里多尼亚、萨托里的绞架。
这是愚蠢和可怕的，可恨和滑稽的。
绝大多数现代社会主义者[12]对尊重人格作了另一种理解。他们知道，社会和支配社会的法律全都是人造出来的，人既然能把它造出来，当然也能毁掉它，因此，社会应该为人而造，应该听命于人，而不应该为了社会去造人，不应该让人听命于社会，总而言之，政治国家应该消亡，应该让位于跟政府截然不同的社会机构。
他们知道，无论是当今的劳动法令，还是所有制和家庭的结构，其中都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他们知道，法律是人制订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当法律不再适应它力图代表并乱加指挥的那个环境的需要和进步时，法律是可以更换的。
因此，属于不同派别、对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有不同主张的社会主义者，绝不为了强制推行划一的解决办法而要求实行专政。他们知道，如果有一种专政竟用法律规定共产主义、集产主义或别的这一类解决办法，那末这种专政肯定更令人无法忍受，他们自己就反对专政，因为它企图把现有的解决方法强加于人。他们所要求的，是把涉及人和自然形成的集团的各种利害问题，交给这些人和集团去解决，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经济科学的进步，只有运用真正的自由，才能找到正确的、合理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并轻而易举地用以取代那些虚假的、不合时宜的解决办法。
他们所要求的，是让创造一切的劳动者能研究、讨论、实现他们真正的利益。
他们所要求的，正如政权应该回归产生它并受它压迫的集体中去一样，是让资本也回到产生它并受它剥削的劳动中去。
他们最终要求的是，劳动者拥有劳动工具。
事情就是这样！无论人们把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权想像得如何民主，在这个政权下，社会主义如不经过骇人的骚乱，你死我活的，艰苦的、代价巨大的搏斗，他们便无法争得他们所要求的一切。然而，只要实行公社的原则，只要实行自由组合和联邦，他们就能合法地、稳稳当当地得到他们所要求的一切，而不必诉诸暴力。
解决的办法只能属于结成联邦的行会和生产者集团，它们从此挣脱了政府和行政的羁绊，也就是用压迫手段迄今维持着劳资对立，使劳动受制于资本的那些政治羁绊。
倘若能通过各个公共机构的建立及其相互关联的活动，使各个自治的公社彼此结合起来，那就早已解决了革命的政治问题，从而为社会革命扫清道路，社会革命也就能通过行会和生产者集团自由地发挥作用而得到发展。我再说一遍，这些集团已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摆脱了政府的干预和专制国家的影响，我这里说的是那个用它的宪兵和我们的金钱为一小撮拥有特权和追求享乐的人服务的国家。
公社如能自治就可把国家消除掉，如同生产者集团能消除资本一样。
在这样一种极为简单的组织中——我这里只能用寥寥几笔勾划它的轮廓——生活将不再集中在巴黎这个唯一的大脑中，而会遍布各地。到处都会有思想、首创精神、自由、卓有成效的竞赛和种种不同一般的楷模，到处都会有当之无愧的人，因为他们是负有责任的人。
我们将不再有一个背着法兰西这个累赘的首都，也不再有一个法兰西等着它发话的首都，我们将不再有荒漠中的火山平坦裸露的海边上的灯塔，我们将有一个劳动着、思考着、行动着的民族；我们将有二十个大脑——里昂、马赛、波尔多、图卢兹、南特、里尔、南方、中部、北方、东部和西部——来规划法兰西的、革命的和人道的思想。到处都将是首创精神，因此，到处都有进步。
一切力量都将发挥自己的作用。
你们将不再只有一种推动力，一种推动力可能会发生差错，可能不是最好的、最高明的；你们将在一百个地方有一百种推动力，这些推动力将竞相奔赴同一个目标：为人们在其所处的环境中作出最好的安排。
三千八百万人的头顶上压着一个政府，有人嫌它太进步，有人嫌它太落后，所有的人都觉得它讨厌、碍事、令人喘不过气来。目光像鹰一样锐利、能够叱咤风云的人物因压在头上的重物纹丝不动而呆在一片黑暗之中。所有这些都一去不复返了。巴黎和各大城市都将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向前迈进，在进步的道路上顺利地勇往直前，光芒四射，用最好的说教方式——身体力行去转变他人的信仰。
公社宣扬的原则，其结果无穷无尽，这些就是用寥寥数语阐明的其中的一部分。
这些就是主要之点。
这些就是下面这几个大字的巨大意义：
公社自治！
行会组合！
公社和生产者集团联合！
这就是说，我最后再重复一遍，自然形成的集团的自由组成和这些集团的联合，也就是说，废除中央集权国家和强权，把权利和运用权利的手段归还人民。
大家知道，这次革命不是法国的革命，这个原则不是法国的原则，这是一场人类革命，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这是在不到一百年里第二次与过去决裂。
第一次在1789年，那次是与神权——天决裂！
第二次是与国家——寡头决裂！
第一次革命叫做人权宣言——理论！
第二次革命叫做公社——实践！
第一次是政治革命，第二次是社会革命！
第二次革命的公式可以用以下三个不可分割的词来表述：
自治；
联邦；
集产主义！
啊！巴黎，伟大的巴黎，你是世界革命的发源地，人类福音的传播者，你既是救世主，又是殉教者，我在远离你的地方写下了这几句话，仿佛又同你在一起了。
你作出的榜样，人人都将永远铭刻在心头，你酷爱真理，渴望正义，你用你那慷慨的双手摘下了你头上的首都王冠，把它扔在脚下，你大声呼喊：
“让人人都有地位，人人都能活下去！让人人都有自由，都能行动，都变得崇高、伟大！
“我只求在自由的法兰西做一个自由人，让我重新投入全国生活的洪流中去。这股洪流有朝一日定会变成世界生活的洪流。我只为自己保留一项权利：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走在前头，永远向前！”
回答你的呼喊的，是凡尔赛的机关枪，是阵阵排枪，是水上监狱，是萨托里和新喀里多尼亚！
为着你向法兰西，向全世界发出的这一声生死攸关的呼喊，你付出了十万条生命的代价！
你战败了，但你的伟大毫不减色！
你战败了，但你仍然存在于真实之中！
你的前途何在呢？
我不知道。
救世的人民啊，你看到了福地吗？你漫长的苦难历程比那个所谓的上帝更悲惨，更痛苦，更崇高，你会在这个历程中流尽最后一滴血，呼出最后一口气，发出你富有创造性和充满战斗精神的最后一分光吗？
你播下的种子，你用大量鲜血浇灌的庄稼会让别人收获吗？
不！
把利爪插人你的肉体，吸尽你的骨髓的那些猛禽，也许有一天会把你折磨死，但你的死只能是暂时的；你将复活，将在你的子孙、新的一代中复活，他们现在孕育在你那无比宽大的母腹之中，如同你曾在波拿巴的二十年统治下成长壮大那样，他们也将成长壮大，他们将以此来证明你是不可征服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的业绩不会消失。你用正确无误的语言提出了革命问题、政治和社会问题，而一切提得正确的问题，或迟或早终将得到解决。
也是多亏了你，人民从此有了团结的呼声：
公社！
你的旗帜，鲜红的旗帜，像阳光一样耀眼。
人民在你的旗帜下呼喊着公社，人民必将取得胜利！
而我呢，巴黎，能允许我再见到你吗？也许不能！也许是永久的分离。但是，巴黎人民啊，当我们想起绝望中死去的烈士，想起正在别的地方痛苦地挣扎着、看不到正义将要到来的那些人的时候，不管现在我们的忧虑有多大，流亡生活有多么阴郁难熬，愤怒如何撕裂我们的心，巴黎人民啊，不管怎样，在我眼前若隐若现的景象永远不会磨灭。
在这幅景象里，你始终是在那些英雄的日子里的英姿，这使我觉得，群众远未消沉、颓丧，他们在成长，在前进，他们变得更加优秀，他们的行动更加崇高，他们对正义和真理的热爱更加百折不挠！
当孤独，贫困和沮丧向我们悄悄袭来，使我们垂头丧气时，我总是立即振作起来，因为我想到，曾有过那么一天，我有幸想你所想，讲你所讲，我的心曾和你的心一起跳动；曾有过那么一天，我与你共同生活，共同战斗，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直到现在，我仍与你一起在忏悔自己的过失！
日内瓦—洛迦诺
1872年1月—1873年1月
[1] 指1789年三级会议期间，国王路易十六下令关闭会议大厅，第三等级代表不得不在网球厅开会一事。——译者
[2] 西绪福斯，希腊神话中伯罗奔尼撒国王与埃俄罗斯所生之子，以狡黠著称，死后在冥土中受罚，推一巨石上山，将及山顶时，巨石坠下。如此周而复始，永无了结。——译者
[3] 巴黎的历史就是这样，每当巴黎举行起义时，首都已经瞥见了理想，而整个法国尚未同首都一样清醒和成熟，整个法国的重量于是便拖住了巴黎的手脚，把它压倒在地上。
法国所有的大城市，所有文化素养较高的革命中心，诸如里昂、马赛、图卢兹等都是这样。由于二千万农民还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理想，这些大城市被迫原地踏步。
如果能将这个重量分成许多份，显然就能比较容易地把它搬掉，并且最终使之化为乌有，从而使每个人都得益匪浅。
[4] 西克斯特五世：教皇，1585—1590年在位。格里高利七世：教皇，1073—1085年在位。——译者
[5] 除此之外，这个国家却有着一些与众不同的值得称道的特点。我们还不应忘记，在欧洲，惟有瑞士和英国坚定而止重地保留了避难权。
[6] 此后通过了一部新宪法，使情况稍有改变。
[7] 任何一个意外地变成革命运动策源地的国家或城市，显然也不会有别的结果。
[8] 况且，欧洲的各个角落，世界的各个角落，也全都一样。
[9] 这些地区性的组合，这些由各个公社组成的联盟，有的是固定的组织，有的只是为某一个或某几个确定的目标，例如工业、社会、政治等而组成的；根据条文规定，参加者可以改变或断绝彼此的联系。我认为这类组合或联盟很重要，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能使公社组织运转灵活，强大有力。
公社往往财源不足，需要外部支持，而这种组合或联盟便是把公社和总联盟联系起来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如果向中央去寻找这个环节，那就是专制主义。
如果到地区性或行会性的联盟中去寻找这个环节，那就能得到力量和自由。
[10] 公社集团有别于行会集团，前者基本上相当于旧的政治组织，后者则本应相当于社会组织，但当时却是由行会组织来创设和组成社会组织的。
[11] 众议院或别的什么院，虽然受命以当家作主的人民的名义制订法律，实施行政，但实际上不能代表也从未代表人民，所以应该以研究委员会取而代之。研究委员会应该是一种因某种特殊情况而临时任命的机构，其任务是运用强制委托和权限极为有限的权力，负责某项确定的法律的起草工作，这个委员会提出的有关一般性的、集体性的建议，应随后交由各自治集团审批，由它决定接受或否决这些建议，必要时，还可任命一个新的委员会负责修改这些建议。
决议一旦通过，负责执行决议的单位就成为公共事务机关，经由适当的途径，接受集体监督和指导，负责各自治集团之间的联络工作。
[12] 我在这里指的不是德国人和英国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至今仍持不同观点，主张采用别的方法。英国人至今仍是改良主义者，德国人一般都是国家主义者。
感谢 马由冰 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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