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1878）
十六、公社的最后一次会议简述
5月21日，星期日，公社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审判早已被捕的克吕泽烈将军。经他要求，这一天，他终于能够面对面地听到对他的指控。
少数派遵守诺言，全体参加了会议，因为大会代行高级法院的职权，将决定我们这个同事的命运。
我于会议一开始便要求发言，以我个人和热拉丹以及克雷芒斯的名义发表声明说，根据选民前一天在歌剧院投票的结果，在我们迄今所执行的政策已得到选民赞同的情况下，我们三人从此回来参加大会讨论。
克吕泽烈将军被带了进来。
不言而喻，对他的指控，经不起几分钟的审议便不攻自破。他轻而易举地将所有罪名一一驳倒。他十分克制地、庄重地进行了辩驳。没有流露丝毫怨忿，只是指出，在他被捕之后，军事行动每况愈下。不幸的是，事实确是如此。
就在这时，大约四点钟，社会拯救委员会成员比约雷公民进入会场，说有一项通知，要求紧急发言。
于是，他宣读了英勇的东布罗夫斯基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凡尔赛军队刚从圣克鲁门的缺口进入巴黎，他自己将撒至第二道防线。
电文宣读完毕，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声响动，甚至连小声低语都没有。
这一天主持会议的是瓦莱斯，他天生富有豪迈感。他等了约一分钟，然后做了一个庄严的手势，不慌不忙地以平静的声调，若无其事地说道：
“社会拯救委员会没有其他情况要通知我们了吗？——那好，现在请刚才要求发言的XXX公民讲话。”
这一切进行得那么迅速、那么简单，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因几夜未曾合眼，已经精疲力尽而睡着了的同志，连醒都没有醒。他只是在我们离开会场时，才从我这里得知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的消息。
公社此后再也没有召集会议。但由于瓦莱斯头脑清醒，讲话时语气沉着，公社不动声色地、以高傲并带几分轻慢的神态迎来了灾难已经降临的消息。[1]
完了，它的生命结束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它的行动不再具有一个政治权力机构的权威。发言权重新归于人民自己，归于几个凭自身的刚劲漂浮于惊涛骇浪之中的人。四处分散、奔跑于街垒之间的委员们，有的被捕，有的被凡尔赛军队切断了联系，只能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采取一些个人行动。
所以可以说，作为一个团结一致采取集体行动的巴黎公社，从5月21日星期日晚上起，就不复存在了。
现在是作最后一次回顾的时刻了，应该用几句话概括一下这个社会革命的第一个代表机构的活动概况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前面已经在几处提到，巴黎公社不止一次犯过严重错误。我在有关各个事件的叙述中，已陆续提到一些，这里无庸赘述。从总体上看，公社主要缺乏真正的政治思想。至于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也作了说明。
我曾经说过，由于公社的多次抉择都很仓促，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一开始它就偏离了那永远不应离开的道路。它往往求助于历史遗留下来的旧习惯。而这些陈旧的东西，不但丝毫没能挽救公社，反而把它断送了。
我尽最大的努力不偏不倚地介绍了少数派和多数派的不同之处，以及产生这些差别的思想基础；我还告诉大家，尽管少数派一次都没能使他们的思想占上风，尽管他们因看到公社为把革命引向胜利所采取的手段大多是无效的或者是危险的而感到痛心，他们却始终忠于这个革命并为之服务到底。
同样，我也没有掩饰那些罕见的困难，公社一直在这些困难中挣扎；但即使公社不犯一点错误，而这是不可能的，她在物质上的暂时失败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我要做的是，不谈细节，只从总体上弄清公社的活动，找出那些超然物外的、难于把握但却是积极的东西。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东西愈来愈清楚地显示了出来。归根结底，只有这些才是应该长存的，才是真理之所在。
我忘却了人物，对我说来，他们不再存在——我忘却了是否有过多数派和少数派——我只提作为一种精神、作为一种政治概念存在过的，曾经是一场伟大人民运动的化身的公社。我注视着它所做过的一切，它曾经想要做的一切，我透过搏斗掀起的尘埃看它留下的痕迹，我看到的是：
巴黎公社曾以深邃的、绝对的、纯真的爱热爱人民。它在思想上和事实上，完全地、无保留地属于人民，不带一丝杂念，它和人民融为一体。想的只是人民。公社坚决同旧世界决裂以后，它一心向往的——尽管这个图景有时还不十分清楚——只有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新的社会里，任何在现存社会结构中得到承认的特权和不公正的行为，都不得再存在下去。
在这方面，它的理想一直非常纯正，非常强烈。诚然，它没能始终使自己的行动同主观动机相一致；它有时没有能制订出真正的社会政策来为社会革命服务；它有时还重新陷入资产阶级的专制政治的积习之中；而且，尽管它是权力和集中制的敌人，有时却也曾为权力所驱使，牺牲了建设新世界所应采取的手段，借用了自己刚刚摧毁的旧世界所惯用的手段去建设新世界。导致这一切后果的原因，主要的并不是那些患得患失的打算，也不是因为对现代革命真理，那些绝对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产生了动摇，而是因为缺乏经验，进行了错误的推理，尤其是因为思想上积习过深。
的确，永远不能忘记，那些渴望未来社会并试图为之奠定基础的人们，自己是出生和生长在现个社会之中。现今社会的传统、榜样、教育都深深扎根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要完全清除这种影响，确实非常困难。
不能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时是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昨天的人。他概括地休现了历代祖先的特点，在传给他的血液中含有千万种秉性，大脑中有各种气质。一个人如果不愿让其思想中自己的特有的那一部分被祖先、种族及其成长的环境遗留下来的那一部分所淹没、所摧毁，那么，他就必须对祖先传留下来的秉性和气质进行不懈的斗争。
在现时，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哲那斯[2]一样有两张脸，一张面向过去，另一张望着未来。时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的眼睛望着未来，脚步走向过去，却未发现其错误，因为我们真心实意地误认为，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隐约地看到了自己追求的目标，那目标简直是伸手就可以触及了。
然而，尽管公社处在不可避免的矛盾之中，她所宣布并付诸实现的原则，却是一些唯一能够拯救现代人民，并使我们得以彻底避免重蹈覆辙的伟大原则。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公社曾坚定地热爱人民。它无疑是世界上唯一这样的机构：它的任何一个成员从未有过不信任或害怕人民的念头，从未想到过要拒绝人民，监视人民，阻止人民前进。在这个机构里，任何建议，只要是受人民欢迎的，符合人民的愿望和意志的，委员们便悉心倾听，热情采纳，他们不断地了解人民在说什么，想什么，要什么；委员们一秒钟也没有把自己看做高于选民或者可以不受选民的约束；他们不认为自己拥有什么不是来自选民的权力；他们认为自己所执行的是人民的权力，认为他们行使权力是人民的胜利；在这个机构里，任何一个人民代表都没有忘记自己来自人民，将来要回到人民之中，他们没有忘记自己和人民血肉相连，而且每个委员又都因此而感到自豪，都把代表人民看做自己的绝对的义务。
有了这些，并不等于说每一个委员都有必要的政治敏感性和明确的概念，来判断什么是在某一具体情况下应采取的最好措施。但是，有了这一点，就是历史舞台上的一次伟大的、极其伟大的革命，就是历史舞台上的新事物。
我们之间的分歧不在这些点上。在巴黎公社中，没有资产阶级和工人之分，只有受人民委托的人，他们的存在是为了人民，他们所追求的只此而已。
我们实行的是接受强制委托，我们所忠心耿耿执行的伟大原则是，立法者从属于公民；权力属于集体；我们致力于改造国家机器，使之成为单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这个机构确保人民的意愿受到尊重，其需要得到满足，其意志得以实现。
另一方面，巴黎公社一直没有自称为政府。它成了巴黎的主人，但并不想统治法国。倘若它取得胜利，也绝不存有这方面的野心。然而，它却像历来任何革命政权一样有权这样做；因为八十年来，任何一个革命政权，一旦进入巴黎市政厅，便把持全国的政权。
虽然巴黎公社的许多委员并不出名，而且也不应出名，但他们之中有很大一批人却早已有了很高的声望。而且人们完全可以问，即便仅仅在是否出名这个小问题上，诸如德勒克吕兹、费利克斯·皮阿、加姆邦、特里东、勒弗朗赛、茹尔·瓦莱斯等，所有这些几天之前经全国投票当选的议员（除最后两名外），哪一位不如在六个月之前夺取了政权的茹尔·法夫尔、茹尔·西蒙和皮卡尔之流呢？这帮人在派人到外省去组织共和运动和防卫力量时，竟选派了像老朽的格雷-比佐昂之流的怪诞人物，或福利雄海军上将之类的庸庸碌碌的反动派。
尽管这样，巴黎公社忠于自己的源起，忠于自己的原则，它不断向法国呼唤：
“愿你自由！学我们的样吧！像我们一样行动起来！像我们一样同过去决裂，同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陋习决裂！直接夺回对自己的领导权，不必经由他人。我们不去侵犯你，只要求你为了自己而和我们并肩战斗，去反对共同的敌人！
的确，这是法国革命史中的新范例，是史无前例的，但将来却会有仿效者的。这和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恰恰相反，它标志着人类思想不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
此外，公社坚决地打击了老朽帝国的两根支柱：军队和教会。
它宣布并颁布法令，彻底取消常备军，政教绝对分离，教会不得再作为官方机构存在，而仅用于满足个人信仰的需要，任何风险都由个人承担。
公社肯定了取消常备军的原则，而代之以全民武装；它毫无保留地把护城守土之责交给了全体公民，不加任何限制，不排斥任何人。同样地，公社对以各教会为代表的宗教界宣称：
——国家和教会毫无关系。信仰是意识的问题，你们去同人们的良心打交道吧，不要再和社会纠缠了。
正如我在别处指出的那样，公社没有以同样的魄力对待司法部门和警察当局。但这种疏忽实际上并不是由于真正原则问题上的犹豫。有一些时宜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在对待警察局方面，一些个人的影响，还有其他许多顾虑，使公社没在这两个问题上表态，而在其中第一个，即司法部门的问题上，本来肯定可以取得一致的。这个漏洞实在令人遗憾。
公社坚决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它是第一个合法地建立起来并取得了一些成果的政权。公社明确地以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宣布它所要进行的事业，不仅是确立政治上的自由，主要的、居于首位的是社会革新。在这方面，公社也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之所以新，就表现在它承担的任务完全不是以专政的方式去组织社会平等并以法令推行社会革命，而是一般说来，公社能够坚持正确的做法，号召劳动阶级自己直接处理自己的利益问题，自己负责解决劳资关系问题。
我怎么重复也不过分，的确，这些问题不应由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以专政的方式去解决，而应该由有关的人员自己去解决。集体的行政机构只有一个作用，即维护有关人员行动的完全自由，并努力使他们的权利受到尊重。劳动者不要求别的什么，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靠自己的首创精神和努力奋斗争得的自由、解放，才是真正的自由解放。
一次社会革命和一次政治革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因为后者可以而且必须靠一些法令在几天之内实现，而前者，既然事关科学和权益，则应由有关的人自己去实现，保护他们的，只是发展人类进步所必须的民主机构的作用而已。
要实现社会革命，只须砍断束缚它的绳索，扫除阻止它前进的障碍物。
公社和巴黎人民十分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在这方面，他们共同安放下了一块基石。最终的建筑物早晚将矗立在这块基石之上。
因此，公社只满足于宣布自治和各自然形成的集团的联合，号召它们完全自由地、在充分享受自己权力、利益和智慧的情况下组织起来，因为公社知道，革命的关键就在这里，不在别处。这是同旧社会强权原则的最惊人的决裂，是通向未来的全新的道路，是确立一个从未实行过的原则，是改变社会的轴心；从此社会将不再围着国家机器转，它将成为中心和支轴——这也是权力的迁移，权力将从国家转到人民，由政府转到民族，由几个特权者手中转到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个人手中。
在一切重大演进的主要基础——文化教育方面，公社没有时间也腾不出手来制定任何原则。它只是立即取消一切宗教教育，因为宗教教育确实并不为普遍或民族利益所必需，而是正如宗教本身那样，只属个人意识问题。
但是，不论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如何，这只是一些细节，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公社在七十二天的连续战斗中，只能提出一个原则，指出一些轮廓。因为那时还需要为这一伟大而深刻的革命创造必要的、合乎逻辑的环境，需要得到一个有力的撬杠，以便把这个旧世界撬起、推翻，代之以新的世界。
概括地说，这些就是作为公社独特行动的一些主要事实，这些事实将长久地成为人们思考的焦点，成为人类新的征途的出发点。
这些事实，不可否认地是公社所采取的行动和所提出的思想中最突出的一些。
所有留下来的仅仅是这些，所有值得留下来的也只是这些。——这些就已足矣。
公社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和某些战士并没有明确地感觉到，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什么，这一点是肯定的，在类似的情况下，总是这样。在建筑中，砌第一层砖的泥瓦匠并不总是了解建筑物将是什么样的。但又有什么关系呢？建筑物照样会一砖一瓦地修建起来，照样可以达到设计和建造的目的。除了致力于一次革命的每个人的个人行动和意志之外，还有这次革命的总的思想，这个思想将发展，壮大，展翅翱翔，光照四方，而明天将成为引导子孙后代前进的灯塔的，正是这个不具个人特色的光芒。
现在就公社的精神，它的气质再说最后一句话，我要说的是公社委员会。
首先，公社是否曾经想要进行战争？——它是否尽了一切努力避免战争？——战争是否可以避免？
关于第一个问题，可以大胆地回答：公社不希望进行战争。
不，公社一向不想进行战争，它憎恶战争。正如3月18日遭袭击的人民只不过是起来自卫而已，在4月2日，也是凡尔赛在未遭任何挑衅的情况下开始了第二次进攻。而公社和中央委员会，都没有对卖国的逃亡政府采取任何具体的敌对行动。
的确，公社为什么会要挑起内战呢？组成公社的那些人在巴黎第一次被围困时曾坚决对入侵者进行斗争，并使爱国义愤之火燃遍全巴黎，他们不愿再让取胜的外敌看我们内部不和的笑话；组成公社的这些善良的法国人，决不愿让削弱了的、被损害的、遍体鳞伤的法国再用自己的双手撕裂自己，这是一方面。再说，革命只要能继续生存下去，就能得救，因而公社没有任何理由要进行战争，要把革命的命运交给武器和数量上占优势的残暴的军队去摆布。
而且，公社委员会的任何一个聪明的成员，对万不得已时让大炮说话将会造成的后果，不抱任何幻想。他们都懂得，由于我们困在孤城里，受两支军队的夹攻，和法国其他部分的联系被割断，我们的处境是何等困难和不利。他们还知道，巴黎人民刚刚经受五个月残酷的围困，已经因缺吃少穿而精疲力竭，虽然一旦需要人民为伟大的思想慷慨献身时，人民就不再感觉疲劳，但公社委员们对人民有深深的爱怜之心。
以优势地位同凡尔赛斗争的时候过去了。这种优势只在中央委员会成立的最初几天里有过，以后一切都起了变化。
因此，从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观点看，从政治上和现实的观点看，公社中没有人希望，也不可能希望进行战争。
公社能否避免这场战争呢？
一切都表明，公社不可能避免这场战争。既然梯也尔终于拼凑了一支军队，他显然是要用这支军队来对付人民的。因为他从中可以得到双重乐趣，一是扼杀无产者，二是显一显他也是一位武将。除了他梦寐以求的大权外，这就是他一生中的另外两个宿愿。
至于远离危险躲在凡尔赛的反动派，显然是毫无顾忌、毫无心肝的，一想到人民将惨遭屠戮，祖国将被削弱，他们更加劲头十足，因为他们打算在奄奄一息的法国所倾洒的鲜血中，为某个觊觎王位的人捞取王位。因此，对这些人不能抱任何希望。他们决心进行战争，战争肯定要爆发。——只有外省能以强力制止战争。但是，外省被中央集权制所束缚，被统一论搞瘫痪了，凡是多少需要一点整体观念和主动精神的认真努力，对外省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不但今天是这样，而且只要制度不变，以后也仍将如此。
然而，尽管各种努力都无济于事，但是，公社也许可以明确地表示，它确实厌恶内战，它不愿意让人民流血，公社可以讲明这一点，可以用高亢而清晰的声音宣布这一点，以免后来在这方面受到敌人的污蔑。
当公社在4月2日的一篇动听的宣言中受到攻击的时候，它才发现袭击从何而来。在整个斗争过程中，公社从未反对它周围的各种调停人的种种活动，让他们随心所欲地行动，而杜弗尔[3]先生却咒骂这些调停人，把他们称作恶棍的同谋，毫不掩饰他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心情。当共济会员们想为延缓屠戮作最后一次努力时，公社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甚至把共济会员们一直送到城墙边上。
总之，公社禁止自己进行那些有损于它的尊严的活动，坚定地高举着人民交给它的旗帜，这旗帜可以倒在人民的血泊中被撕得粉碎，但是决不能在刽子手面前低头，决不能在革命的敌人面前屈服。与此同时，公社也明确地表示它不想进行战争，不想使这场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我认为，公社在这方面，在对待血腥的斗争的态度方面，无懈可击，它显示了百折不挠的决心，绝不卑躬屈节地请求饶恕；另一方面，除公社和公社的战士外，无论谁愿意进行活动，而这类活动又是出于对人类的崇敬而不允许加以禁止的，公社都任其活动。造成流血的责任只应该出进犯者和坏蛋们承担，这些人不仅拒不承认人们的权利，而且视同胞的生命如草芥。
在公社成立仅仅五六天之后，只要稍微机灵一点，而不必诉诸任何卑劣行径，它就可以在道义上站住脚，使凡尔赛处于不利地位，迫使凡尔赛原形毕露，只得高声宣布它要进行内战，它想要得到的不是别的，正是血腥的胜利。
的确，公社当时的处境很好，因为3月18日起义并不是它发起的。它与中央委员会截然不同。公社是通过庄重的、合法的选举产生的。请不要忘记，巴黎的合法市长们和合法的议员们在召集选举的通知书上签了字，而凡尔赛并没有因
此而打击他们。
如果公社一开始就占据了这个十分有利的地位牢牢不放，并尽一切可能加以充分利用，那么公社肯定能使梯也尔先生和他的左派同伙们处境尷尬。
那未当初该怎么做呢？事到如今再讲也没有用了。公社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原因很多，若要一一罗列，难免冗长。此外，这必然要牵扯到个人的责任问题，而我不愿意这样做。
尽管如此，要是说公社没有那些腐朽的旧政府从不缺乏的某种灵活性，那末历史仍然证明，公社除了自卫，未做任何别的事，既不曾求饶，也没有屈服。
可是，后来公社刚刚失败，便听到噪声四起，胡说什么公社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诽谤从来没有如此无耻，谎言从来没有如此卑鄙，谎言家们的胆量令人为之咋舌，欧洲公众的轻信令人惊愕不已。
的确，当我们到达流亡地时，每个人都发现，人们视公社社员为喝饱人血的野兽，以暗杀、盗窃、纵火为日常消遣的疯子，而此时此刻，三万国民自卫军战士的尸体正堆在巴黎街道上，凡尔赛正在枪杀妇女和儿童，塞纳河水已被公社战士的鲜血染红，监狱、兵营、水上监狱已经人满为患，容纳不下那么多行将被宰杀的牲畜！
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的愤慨转向了受害者。被大量暴行吓得发了狂的人竟然为刽子手叫好，辱骂受刑的人。
是特罗普曼高喊杀人，但人们却同情特罗普曼！
法国人和欧洲人的感情变了，但是这种畸变却不失为常见的现象，这是人类的耻辱。
然而，发生在全世界眼前的事实俱在，不容否认。下面就是事实：
在两个月中，3月28日—5月21日，公社行使着权力。两个月中，公社一直与凶狠的死敌打仗，敌人杀害战俘，每天辱骂巴黎；公社知道，从敌人那里不能指望得到宽恕、仁慈和怜悯。但是，在两个月如火如茶的革命中，公社尽管遭到百般挑衅，不乏合乎情理的借口，却没有砍下一个人的头颅，没有使任何人流一滴血。
这里我不再加以评论。对这种做法，我既不赞同，也不责备。公正的历史在我手中，我不抱任何偏见地观察事实，既不袒护也不中伤。
我再讲一遍，在两个月中，公社没有发布过一项执行死刑的命令。然而公社握着可怕的工具：人质法。如果说公社手中没有重要的人质，它在前沿抓到的战俘却并不少，只要愿意，公社尽可以对他们实施报复法。何况它只要在巴黎进行搜查，就可以抓到一些势不两立的敌对分子，而这种人关在监狱中已不止一个了。
公社没有这样做，一次也没有！
公社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作为公社所有活动和会议的目击者，我应该声明，我从未见到过任何一群人对流血有如此本能的或基于理性的憎恶，对死刑有如此难以抑制的反感。这一点至今仍使我惊讶不已。
我可以拿出许多这种证据。
有一件可资证明的事，因为无人知晓，所以我乐于在这里讲一下。可以为这件事作证的只有当事人，而他们也许早已遗忘了，何况主要的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
这件事发生在社会拯救委员会成立之前的第一个执行委员会里。尽管我并不是正式成员，但是，我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和讨论。
一天，我们——德勒克吕兹、费利克斯·皮阿，还有两个我已记不清姓名的公社委员正在一起开会，有人前来通知委员会，说一些从前线回来的国民自卫军战士要求同执行委员会谈话。我们来到旁边的一间屋子里，那里果然有四位国民自卫军战士，其中三位年纪不小，一位还很年轻（约摸十六岁到十八岁光景）。
这是一位很精神的小伙子，面容刚劲有力，富于表情，他的脸色苍白，黑黑的眼睛目光炯炯，脸部的轮廓突出。
这四位公民的枪上、脸上、手上和衣服上都带着战斗的硝烟。
那位年轻的公民非常激动地发了言。他说，他和战友们刚从圣克鲁门归来。在此之前，在圣克鲁门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俘虏了一个宪兵军官。他们要立即枪毙这个军官，但是，公社的指挥官不同意。
他接着对德勒克吕兹说：“公民们，我们来向你们要求处死这个人。这个人非杀不可。他们每天都在杀我们，每天都在冷酷无情地杀害我们的同志。每天都有我们的朋友倒下去。昨天，我亲眼看到一个宪兵杀死了我的一个受伤的弟弟。我们一定要报仇，一定要他的狗命。如果我们白白死去而不报仇，那我们就不干了！我就砸烂我的枪！不错，我们不怕死，我们不吝惜自己的鲜血。但是，我们一定要惩罚坏蛋。我们一定要报仇！”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语调无比坚毅而沉痛。怒火在他的眼中燃烧，内心的激动使他的身躯微微发顿，大滴泪珠从他那因劳累而消瘦的苍白的面颊上流下来，与其说他擦去了泪珠，不如说他迅捷地用手背把泪珠甩掉了，好像对自己的脆弱感到羞愧似的。有时，当他讲到他的弟弟前一天被杀害的时候，干涩的嗓子梗塞了，尔后，突然他又以震耳的声音开始接着说下去。
这情景很令人伤心。
我们都很理解他的心情。我们默不作声。因为面对他的巨大痛苦和满腔怒火，我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对于这种激情，理智是无能为力的。他的战友们神情忧郁而坚定，有时叫喊一声，有时迸出几个带威胁性的字眼，表示赞成他的话。
德勒克吕兹毫不犹豫，他竭力要挽救被俘的那个宪兵的生命。他也讲了话，也是那样激动，那样富有说服力，他对这几个人说：
——不要学敌人的样子，不要杀缴了械的俘虏！你们不要为自己报仇。请你们相信，公社绝不允许他们把你们杀死而不惩处杀人犯。但是，这个宪兵必须经过审判。因此，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同事，都不能下处死的命令！
年轻的战士也寸步不让地进行了反驳。
德勒克吕兹拉着他的手，叫了一声“我的孩子”，他思绪万千，年轻人的热情、悲痛和交织在一起的英雄主义与激情使他很激动。我看见这位不准处死那个凡尔赛分子的老人眼中满噙泪水。而如果那个青年和德勒克吕兹落在那个凡尔赛分子手中，他一定会满怀喜悦，大事鼓噪地枪毙他们。
如果我没记错，在费利克斯·皮阿的支持下，德勒克吕兹的意见最后占了上风。这几位国民自卫军战士又回去继续战斗了，而这个军官并没有被枪毙。
这个场面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执意要讲叙此事，是因为这个场面把德勒克吕兹这位元老，这位饱经革命风霜的老战士的精神面貌完全反映出来了，谁也不能指责他软弱、感情用事、温情主义。我执意要讲述这件事，还因为若以这个场面与德勒克吕兹临死时的镇定自若相对照，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典型的公社社员的完整的形象，而在反动派看来，这些公社社员都死得太便宜了。
尽管有那么几个人信口开河，发表了一些不慎重的演说，讲了些性质完全不同的话，但是，正如我已经讲过的，公社群众厌恶流血，憎恶死刑。
驻军事部代表要求在国民自卫军中组织一个军事法庭。这是个工作繁重的组织，但是对制止无纪律的行动和叛变是必要的。因此克吕泽烈起草了一个法令草案，提交给公社委员会讨论，这个草案授权组织非常法庭并规定了刑法条例，当然其中也包括死刑。由于提到了死刑，草案几乎被否决。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对这一点表示强烈反感。只是在我们再三说明处境险恶，如果不想战败，就迫切需要维护纪律、打击叛徒之后，法令草案才获得通过。
公社委员会是在对这个条文作了修改之后才通过这个法令草案的。修改后的条文规定，任何一项死刑判决在执行前必须呈交一个由公社委员组成的委员会，由它负责审查并向公社委员会提出报告，最后决定要由公社委员会作出。
人们必将承认，在革命风暴中，在残酷的战争中，正当公社的议席已因凡尔赛行刑队的处决而出现了空缺的时候，公社尚能如此审慎，这确实是颇能说明问题的。这种审慎超出了一般程度，以致于罗谢尔主持的军事法庭由于宣布判处一位国民自卫军军官的死刑，不但判决遭到否认，而且就我记忆所及，军事法庭也被解散，或是进行了改组。
我再说一遍，我在这里不想妄加褒贬，我只是摆出具体的事实，以求揭示公社委员会的精神实质，即几位公社委员的发言和政治见解中最根本的具有一般特点的精神实质。
这个特点可以归结为：——言辞激烈，行动温和！
然而，这正是巴黎自己的形象！
除了低级职务和纯属事务性的职务，公社从不采用任命，而总是组织有关人员进行选举，因此，为组织各区的军事法庭也进行了选举。这时在国民自卫军中也同样出现了那种情绪。我发现，国民自卫军指定的人很多都拒绝担任候选人，他们宣称，他们坚决反对死刑，因此他们绝不能去执行死刑。其他人则相反，他们拒绝的理由是：他们太激愤，不能保证办事公正，他们肯定会把偏激情绪带到审判中去，所以他们不能担任审判员。[4]
人民就是这样，公社的军队就是这样！
如同代表人民的公社委员会一样，人民心中也存在着两种互相斗争的感情：愤怒和对人类的爱。当受到偏激情绪的控制，面对野蛮的斗争时，人民有时会放任自己去诉诸恐怖的威胁，但归根结蒂，人民属于未来，而不属于过去；而当开始行动，需要由言辞变成行动，动用杀人的刀斧时，刀斧却引起了人民的憎恶。
人民能够无情地拋洒的只是自己的热血，他们看着自己的鲜血横流而仍然泰然自若，他们确确实实是英雄。
然而，在巴黎，在最后的时刻，却有人下令枪毙巴黎大主教、市警、宪兵和教士。有人放火烧了国库和警察署，把首都变成了真正的停尸场，在这里，在火光中，手无寸铁的人死在熊熊大火之中，不是像在战场上倒下的战士，而是像屠宰场里的绵羊。
杀人和纵火的都是凡尔赛分子！这些人姓什么的都有，为首的是梯也尔。
是他们杀害了舍迭，杀死了大主教，焚毁了巴黎。
应该对后来这六十四具尸体和大街小巷、十字路口、林荫大道上堆积如山的三万具尸体负责的是他们，只有他们应该负责！
从来没有提着火油放火的人。如果有，那也只能是他们把火油倒入神奇的桶里，唆使别人动手放火。
真正的罪犯滩道不正是那个使罪恶成为不可避免的人吗？
真正的杀人犯难道不正是那个让人因愤怒或失望而发狂，然后又将匕首塞到他手中的人吗？
怎么，你们把人民围得水泄不通，所有的出口都被两支军队封锁了，一支是德国人——你们的盟友，另一支……
对被逼入绝境的人民，你们说：
“无论你做什么，你都得死！拒不缴出武器——死路一条！放下武器——也是死路一条！打下去——死路一条！乞求饶恕——还是死路一条！无论你朝哪个方向看：右、左、前、后、上、下，都是死路一条！你不仅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且也得不到人道的保护。年龄和性别都救不了你，也救不了你的家人。你就要死去了，但是，在临死之前你得尝尝看到自己的妻子、姐妹、母亲、儿女，甚至摇篮中的孩子临终时的痛苦的滋味！我们要当着你们把救护车上的伤员弄来，用刀把他们剁死，用枪托把他们打死，拖着伤员被打断了的腿或胳膊，把他们活活扔到水沟里，就像扔垃圾那样，随他们去喊叫。[5]
“死亡！死亡！死亡！”
普鲁士人枪杀了我们的自由射手，在法兰西进行了一场民族征服战争，扬言要消灭法国，要奴役法国，要把法国从民族之林中抹掉，可是普鲁士人受到了尊敬。当了战俘的普鲁士人受到殷勤的招待，受了伤的普鲁士人，伤口得到了仔细的包扎。可是他们对法国却只怀有怨恨！他们只代表暴力，为王朝的仇恨和野心卖命。向普鲁士人致敬，向这个敌人脱帽鞠躬！战斗结束后，特罗胥和梯也尔高兴而自豪地同沾满法国人鲜血的普鲁士人握手。[6]
“而你，为了权利和正义的胜利而起来斗争的法兰西公民、工人或者市民；你昨天保卫着国家，今天捍卫着革命；因为有人向你进攻，你为了表示友爱和团结而起来斗争；你希望法兰西和人类幸福；你希望根据拯救世界的原则来建立伟大的祖国，你被人诅咒，被人嫌弃！你得不到做人的权利。人家讨厌你的手，如果你伸出手来乞求饶恕，人家会砍掉你的手，往你脸上啐唾沫。——去死吧，造反者！去死吧，你和你的老婆孩子！
“死亡！死亡！死亡！”
当人民受到了这种待遇，无论是作为爱国者、公民、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还是作为父亲、儿子、丈夫、兄弟，从人的感情的各个方面都受到打击、损害、折磨和鞭笞的时候，当他们站在敞开的墓前，知道无论做些什么，最终必将葬身于此的时候，当他们看到周围的一切连同自己一起正在毁灭，明白了他们已失去一切，剩下可做的只有死亡的时候，在这样时刻，他们想到要为自己报仇，于是打死了几个人质，烧毁了杜伊勒里宫和仓库，让可怕的末日晚到一个小时，你们难道敢说，是他们在杀人，是他们在放火！
你们胡说！你们才是刽子手！你们才是纵火犯！
如果你们不希望、不筹划、不愿意、不引诱我们进行这种报复，尽管这些报复微不足道，那么报复行为绝不会出现，因为，在这种时候进行这种毫无用处的报复，只能给革命带来危害。
是的，是你们，只有你们希望我们诉诸报复！
是你们压上了子弹，因为你们知道，人民扣押着人质，他们靠你们去营救。
我们曾向你们表示愿意把主教交给你们，而你们拒绝了！为什么？因为教会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希望有一个人为他们作牺牲品，口后他们可以把他说成是烈士。巴黎主教之死使你们得到了这个烈士，而且只让你们付出了极小的代价，因为，这位主教主张法国教会自主，与罗马教皇及耶稣会教士关系不和，你们讨厌他，认为他不够狂热。那些教皇绝对权力的拥护者们本来还要为他的死犒劳梯也尔呢！因为，搞掉这样一位主张法国教会自主的神甫，对教会来说真是一箭双雕，既满足了它的利益，又为它解了心头之恨。
因此，梯也尔出于他不择手段的心计，把这具尸体交到了你们手里，他这样做的时候，颇有些为自己的手段高明而洋洋得意的样子，其实，这种心计无非只是心狠手辣而已。
你们恐怕想得更美。
发狂的人民，被长期战争弄得失去了理智，你们使他们陷于极其失望的境地，无法自拔，你们希望他们大量屠杀和你们没有关系的人，使世界感到恐怖，而这样的屠杀只会给你们带来莫大的好处，人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这不取决于你们，而是取决于人民。即使在这样的时刻，有人杀了人，那也是几个狂热分子干的，也许是在不知不觉之间被你们的密探挑唆着干的。你们只能得到六十四具尸体，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既不能把责任推到公社和运动的领导者身上，也不能怪罪他们所代表的思想。
在这样的时刻，的确没有任何一个革命政权——不管人们以为它如何嗜血成性——会下这样的命令，因为处决人质对于挽救危亡已经毫无意义，反而足以给你们的残暴行为提供借口，制造口实。因为你们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希望这滴鲜血把群氓们的视线从你们制造的淹没巴黎的血泊上移走。
屠杀人质只对你们有利，也只能对你们有利。因此我再说一遍，是你们杀死了人质。如果说没有杀死更多的人质，那应该感谢被枪毙、被扫射、被杀害的人民。因为在5月的八天中流的每一滴鲜血，都必须算到你们头上，你们手上的鲜血还冒着气，你们的脸上还溅满了血迹。
你们企图扼杀革命的思想，把这一思想埋葬在你们的受害者的尸身之下；你们怕这样做还不够，就又在上面加上几具你们自己人的尸体，这种用心只有你们才会有，而这些人也就成了你们这种心计的牺牲品。
你们是大错而特错了！
革命思想不曾受到损害，它透过堆积如山的腐烂了的尸体从铺砌不严的路石的缝隙中飘逸出来，正在你们指望把它溺毙的血海上空翱翔。
它就站在那里，它把罪恶留给了你们，正在向全世界讲话。在它的头上，一面代表未来的大旗在未来社会的朝阳下射出耀眼的光芒，那旗帜上的红色，是人民先后三次用自己最纯洁的鲜血染成的。
那么，这个新的思想又是什么样的呢？
这也就是我试图要向你们说明的，这也就是我的结论！
[1] 由于设立了“社会拯救委员会”，公社委员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无须做什么了，应该采取行动的是为应付这种事态而设立的、握有全权的“社会拯救委员会”，它可以要求我们采取它认为必要的揩施。该委员会声称它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公社相信了它的保证，这就大错特错了。然而，多数派的这种做法，就他们的原则和策略而言，是合乎逻辑的。
[2] 罗马神话中的肇始神及两面门神，有两张脸，一张向前，一张向后。——译者
[3] 杜弗尔，路易·菲力浦执政时曾任公共工程部长，卡芬雅克掌权时曾任内政部长，是梯也尔的好友，当时任司法部长。——译者
[4] 这些都是原话。我主持了选举第四区军事法庭的那些会议，亲耳听到了这些话。
[5] 有一个目击的证人，收容所的外科医生，讲了一个例子。当凡尔赛分子闯进医院的时候，他正在给打掉了胳膊的一个十八岁的随军小卖部的女管理员包扎伤口，凡尔赛军官待包扎完了以后，把这个女孩子拉到院子里，当着医生的面把她枪毙了！——这些拯救社会和家庭的救星，真够虐待狂的了。
[6] 显然，在这里我不想攻击德国人民，他们也是政府及其统治者的野心的受害者。这里指的是俾斯麦的政策，与我所热爱的、与其它国家一样受到我的尊敬的德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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