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1878）
十、选举——公社成立
由中央委员会委员、各区区长和副区长以及好几位巴黎议员集体签署的一份公告，召集人民参加中央委员会第一天就决定的选举，公告张贴以后，人们普遍感到轻松，全城人民如释重负。
人们以为内战得以避免了。
人们以为，凡尔赛的阴谋分子作了部分让步，而选举一旦结束，国民议会和巴黎之间很容易就能达成妥协。
事实上，那些与凡尔赛政府天天混在一起的区长和议员之类的官方人士，是专从凡尔赛来参加召集选民工作的，怎么可能设想这些人的行动没得到凡尔赛的许可呢？
如果他们没有得到许可，那么召集选民对他们来说就是针对合法权力机关一次货真价实的反叛，是一次最严重的行动，因为这次行动使革命运动有了自己的形式——公社。
他们可以说，他们想的只是选举一个市政委员会，而不是一个握有全权的公社，但这也是徒劳的，因为，尽管他们竭力缩小选举的意义，但无论政府同意与否，事实上选举仍然进行了。
如果政府是同意的，它怎么竟敢把那些当选后为新政权服务的人看作是罪犯呢？
在公告上签字的区长和议员怎么从来没有提酲过政府它曾同意进行选举，并以此为据而把一部分受害者解救出来呢？
相反，如果区长和议员当初是自作主张，置议会和梯也尔先生的意志于不顾的，那么我再重复一遍，他们这样做就是反叛。除了没有到前哨阵地和街垒后去真枪实弹地干以外，他们已经是起义者了。
那么为什么他们却没有受到追捕呢？
为什么有些过去曾明目张胆地无视议会权威的人能继续留在议会里呢？
而另一些人又怎能在凡尔赛分子进入巴黎时官复原职出任区长呢？
难道他们纯粹是些同谋者？[1]
难道他们甘愿为了那个所谓的合法政权的利益去扮演煽动者的角色，去煽动人们参加选举，从而使所有郑重其事地对待选举的人走向监狱和死亡？
这里是有需要澄清之处的。双方自5月22日以来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保持的沉默，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
至于人民群众，他们不无理由地以为至少与政府达成了默认的谅解。
他们更以为只要进行了选举，汇集了足够数量的选票，就会使凡尔赛不可能继续诽谤巴黎的运动，不可能拒不承认这个运动。
他们以为，声势浩大的全民投票将迫使凡尔赛再也无法通电全国，说什么巴黎正在受一小撮压制民意的歹徒和强盗的蹂躏，整个巴黎正笼罩着恐怖气氛。
他们以为，把全民投票作为最高权力的原则在法国既被采纳，被视为神圣的原则，而且凡尔赛国民议会本身也援引它作为行使统治权的唯一基础，那么，这种最高权力无论对巴黎还是对法国最偏僻的村庄都是不容否认和绝对适用的。
最后，他们还以为，一旦巴黎用自由投票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这种意愿就不再带有叛乱的性质，而是具有了真正合法的性质，甚至他们的敌人也会这样认为。
实际上，9月4日运动的合法性是整个法国都公认的，但在10月31日以前，这种合法性却不是建立在选举的基础之上的。
9月4日被起义的国民自卫军拥上台的那些人是和现在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在同样的条件下执政的。那些人自以为——人们也都是这样看的——不仅是表达了自己意志的巴黎，而且是未被征求意见的整个法兰西的真正统治者。
1848年2月临时政府那些人难道是通过别的途径上台的吗？
奥尔良家族获得政权的方法难道与此有别吗？
拿破仑一世以及八十年来相继执政的一切政府，有哪一个不是靠暴动起家的，有哪一个政权不是根据造反者的法律获得权力的？
波旁家族1814年坐着哥萨克军用马车回国复辟，我就不去谈它了；他们依据的是另一种法律，是等而下之的，人们也得承认它，但是更有争议。
所以，中央委员会所做的，就是1870年9月4日特罗胥和法夫尔等人所做的，就是1848年拉马丁和路易·勃朗等人所做的，就是1830年梯也尔及其同伙所做的，不过如此而已。对中央委员会来说，还有一点有利之处，那就是，作为巴黎人民意志的产物，它不想管理整个法国，只求以巴黎的名义发布法规。
那么，同样的情况为什么要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呢？
为什么？
因为9月4日的执政者代表资产阶级和反动派，而公社的执政者代表人民和革命。
主人可以为所欲为，奴隶只能安分守己。
剥削者事事合法，被剥削者样样有罪。
选举在肃穆的气氛中进行，二十三万选民参加了选举。
如果考虑到已经解除包围和3月18日革命以来有相当一部分居民离开S巴黎，再除掉通常的弃权人数，可以说这二十三万人相当于选民人数的三分之二强。这里说的选民不是指登过记的，而是指当时在巴黎的，病人和对任何政治问题都漠不关心、从不发表见解的人未计算在内。
不管怎样，选民总数大大超过10月31日以后选举区长和副区长时的人数。
我和勒弗朗赛、克雷芒斯、埃·热腊尔丹、阿姆鲁同在第四区当选。
我事先预料到自己会当选，而且为此担忧。某些人野心勃勃地谋求公社委员的头衔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我可怜这些人。
至于我，我再次申明，我非但没有期待或追求这样的头衔，反而为此深深担忧，我是把这个头衔作为荣誉强加于我的沉重义务接受下来的。
这一天，人民看清了谁是他们忠诚的朋友，这些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难得的是，他们为了人民可以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
这一天，很多人消沉了，很多人当了逃兵。
很多在此以前一直站在各项运动前头的人，现在却神奇地销声匿迹，匆匆忙忙地躲了起来。他们过去想方设法出头露面，竭力要混出点儿名声来，现在却又千方百计地躲躲藏藏，力求被人们遗忘。
有不少人断然拒绝当候选人；另一些人起初不能或不敢拒绝这个会带来危险的荣誉，而一旦面临困难和危险，感到失败和死亡的威胁迫近时，便急急忙忙提出了辞呈。
而我，我应该谈谈为什么为自己当选担忧。
我属于那些不抱任何幻想的人。
我对我们那些对手太了解了，绝不至于期望他们有一丝一毫的正义感、爱国心和起码的人道。
我知道从他们那儿能等到的只可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场充满着无耻诽谤和冷酷残忍的斗争。
我也知道，一次停滞不前的、在原地踏步的革命，注定要失败。我已经在前面讲过基于怎样的精神和物质状况，获胜的巴黎把革命局限在巴黎一隅，而没有把影响扩大到整个法国。
因此，军事上的胜利也是靠不住的，除非介于凡尔赛和巴黎之间的外省掀起声势浩大的运动，并对凡尔赛说：
“别再流血了！别再杀人了！巴黎的要求也就是我们的要求。凡尔赛国民议会必须解散！必须让位于和法兰西各地结成联盟的公社的代表！”
有可能掀起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吗？我不大相信，我已经在第七章陈述过理由了。[2]
另外，普鲁士人就在旁边，它每时每刻都可能和梯也尔达成协议，进行干涉；而由于这支打了胜仗的军队的参战，会使力量对比立刻变得对我们不利。
因此我认为物质上的失败几乎是肯定的，只要简单地估计一下各种可能，便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留待我们去争取的是精神上的伟大胜利。
人被打败了，但他们所代表的思想可能胜利。问题是要建立公社原则，原则建立起来以后，纵然今天难逃厄运，也为将来扎下了根。
问题是要肯定社会革命，肯定贫困不幸的阶级也能登上政治舞台，以使这第一块里程碑从此牢牢地树立起来，让留在地上的巨大足迹给子孙后代指明前进的道路。
失败、流亡和牺牲的前景，以及比这些更坏的——即遭到诽谤的前景，都不能使我却步，使我感到害怕的是重大的道义上的责任感。
我们如何对待人民将要托付我们捍卫的伟大思想呢？
我们能够胜任这项重任吗？
为了未来，应该明确地把这种伟大思想表达出来，勾划出来，使之具有实际的、能摸得到的形式，应该冲破千难万险，千方百计使这种思想立即在物质上和军事上取得胜利；因为无论获胜是多么困难，毕竟不是不可能的。
使我害怕的是要对巴黎人民的胜败存亡负起一份责任，因为我赞叹巴黎人民的一切伟大品质，我熟悉他们的一切幻想，我了解他们正义的事业、理所当然的要求、高尚的愿望、英勇不屈的意志以及崇高的目的。
直至当时，我像所有在帝国时期开始政治生涯的那一代人那样，只是充当了反对派，只是致力于理论。
我曾与流弊作斗争，我宣传过思想，宣布过原则，与社会恶习展开过游击战。
现在应该从理论走向实践，不再作反对派，而是身体力行地把长期以来宣布的原则付诸实施。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新天地。
我们将要面临许多实际困难，而我们面对的形势是人民从未经历过的最严重的，是人们从未遇到过的最不利的形势。
应该带着坚定的决心和不可动摇的意志投入这番事业。
经过深思熟虑，克服了一切软弱动摇以后，就应该毫无杂念地去赴汤蹈火。
有些乐观的人只看到使命是伟大和美好的，而我早就无情地看到了重重艰险。好几个小时中我深感忧虑。假如因我不能胜任使命或意外地因我的过失断送了事业，人民为此而牺牲，那我将悔恨无穷。
然而，我还是决定接受委任。
事业是正义的，战斗已经打响，义务等待着我去履行。
多少战士基于对我们的文章和演讲的信任而投身于战斗，我们多年来的宣传改变了他们的信仰，我们对美好未来的许诺把他们吸引了过来，我们的榜样唤醒他们参加了政治生活。
在这些拿起武器的无名战士中，哪怕只有一个人属于这种情况，他也有权要求我们和他并肩战斗。
我们必须和他并肩战斗，去夺取胜利，必须去和他同生死、共患难。
我们没有权利只宣传革命，只给人民指出目标，而当战斗的日子来临时，却借口时机选择不当，形势不利和很可能失败而隐退回家，拒不参加战斗。
背弃自己的学说，行动起来谨小慎微（这些都可以用一些更难听的字眼来形容的），是最能动摇一个民族的信念，降低他们的精神境界，瓦解他们的意志并使他们失去确切的正义感和是非感的。
我真诚地相信，茹尔·法夫尔和茹尔·西蒙的出尔反尔，路易·勃朗的放弃斗争，比波拿巴二十年的专制统治更能瓦解人们的斗志，更能腐蚀人们的精神。
人们至少知道波拿巴是一个敌人，一个无耻之徒。他能腐蚀他周围的人，但他只能使群众感到愤怒，他压迫群众，因而使群众更加愤怒，但决不会使群众失去勇气。
使群众堕落、失望、持怀疑态度、脱离斗争的，是看到过去领导运动、宣传起义的人，向不幸的人许下诺言、激起被剥削者愤怒决心的人，竟在人民走上街头、召唤他们与人民并肩前进、和人民共命运的时候，闭目塞听，望风而逃了。
所幸的是，1871年3月工人们不再像1848年6月那样孤军作战了。
当凡尔赛宣布社会革命是一小撮匪徒的勾当时，我们应该向全世界证明这次革命是一个原则问题，一切勇敢的人都赞同这个原则；要向全世界证明，这不仅是一次工人阶级的局部起义，而且是对一种正确的、新的思想的肯定；要向全世界证明，这种正确的思想使富有正义感、热爱平等、坚决主张社会进步的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一个阶级，都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之下了。
选举的前两天，我接到一封信，请我到第四区区公所去。
我上楼进入大厅时，三百名国民自卫军战士已经在场，他们是第四区十一个营队的正式代表，到此集会确定候选人名单。
主持会议的是克雷芒斯公民，他是装订工人，这是我初次见到他，以后在公社我们成了同事。
“公民，”主席对我说，“您来得正是时候，我们正酝酿提名您为候选人。请您谈谈您将怎样完成委托您的任务。”
我向来反对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因为这不说明什么问题，而且这类表白总是很笼统和过于一般化的。根据我多次所见，我深知，在群众大会上激昂慷慨地来一套陈词滥调，能很容易抓住听众，因为每个与会的人都能从那些老生常谈中得到自己要的东西。但是，选举一旦结束，许过的愿对当选人毫无约束力。总之，我赞成最彻底地实行强制委托；我认为不应该由候选人阐述他的思想让选民接受，而应该由选民表达他们的意愿，让候选人考虑这些意愿是否与自己的想法一致，他的良心是否允许他支持这些愿望并使之实现。因此，我宣称，既然我的见解已是众所周知，我不作无谓的表白，我请求大会向我提出明确的、毫不含糊的问题，而我也完全以同样明确、同样毫不含糊的词语回答。
我只有为作出这样的决定感到欣慰，因为这样就不允许候选人发表一通一鸣惊人的演说。
这样我就得以发现这些公民心中已有一整套明确的纲领。
他们的纲领大意如下：
“我们不想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法国的其他地方。我们只要求获得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权利和保证。
“我们要求巴黎公社绝对自治。
“我们要求自己管理自己。
“我们要求巴黎城内的行政、司法、警察和军队一律归属我们。
“我们要求，有关巴黎的税收、宗教信仰、公共教育、公共劳动安排等事务都由我们来处理。
“我们不想与法国外省分离。
“我们将接受中央政府颁布的一般法律，但这个政府必须是共和政府，法律必须不损害我们的公社自治。
“因此我们将负担我们份内的战争捐税。
“因此尽管我们想取消征兵制和常备军，我们在战时仍将派出部队，但是这支部队我们要按自己的办法来征召。
“我们要求法国其他的公社效法我们并与我们联合。
“总而言之，我们要成为自己的主人，按照我们的信念和需要自由自在地生活。
“只要凡尔赛承认我们的自治权，我们就不反对它。
“如果凡尔赛攻击我们，我们就奋起自卫，法国乡下人的奴役，我们受够了。
“我们不要求中央政府迁回巴黎。我们宁愿放弃首都的称号及其物质上的优越性，而去享受比之珍贵百倍的自由的乐趣。
“然而，如果政府想迁回巴黎，只要它不带一兵一卒，不带一个警察，只要它不管我们的公共事务，我们随时向它敞开大门，当然只能由国民自卫军负责照顾和保护政府，就像现在它防范中央政府、保护我们一样。”
这个纲领措辞如此明确、彻底和温和，如果全法国都能接受和理解，并强制政府予以采纳，将使一切冲突和斗争归于结束，有利于细致地、逐步地、和平地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这个纲领摧毁了统一论和集权主义，解除了个人专制主义或国民议会专制主义的武装，但并不破坏法兰西合法的、必要的统一，这个纲领使人民可以直接管理与人民利益有关的事务，而使国家只限于领导属于它管辖的一般事务，并且应该只代表联合公社这个集体；这个简单的、新型的、合乎逻辑的纲领能使法兰西、共和国和人民得到拯救和复兴，能在坚不可摧的基础上创建社会共和国。这样的纲领我乐于接受，我要全力支持这个纲领，始终捍卫这个纲领。
何况，这是中央委员会的纲领，3月18日革命就是以该纲领的名义发动的。
如果说有时公社的某些行动被迫远离了这个纲领，那也是由事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复杂情况造成的。
在提到整个纲领——因为我仅凭记忆，不可能一字不漏，但至少抓到了纲领的精神——的时候，我想特别强调说明的是，纲领的基本特点归根结蒂是克制，是字里行间明显地流露出来的希望避免内战的心情，和预留地步以便和政府和解的愿望，只要政府表现出某种正义、人道和爱国主义感情就行。
另外，国民自卫军的这种和解愿望绝不意味着它软弱，绝不意味着它在竭尽全力、自始至终、千方百计地支持巴黎的权利和公社思想，即社会革命的成功这方面有任何动摇。
我以八千六百零六票当选，勒弗朗赛获得八千六百一十九票，然后是克雷芒斯和埃·热拉丹，[3]他们各得八千多票。
在勒弗朗赛和名单上最后一名的阿姆鲁之间相差七百票左右。[4]
路易·勃朗获得五千票，居于反动派名单首位，区长沃特兰的名字也在这张名单上。
我在第八区也当选了，[5]但我自己并不知道，也没有接到通知。我是在公布选举结果的《政府公报》上看到这个消息的。
选举的次日，我前往市政厅向中央委员会了解何日公布投票结果和正式成立巴黎公社。
恐怕很难看到比市政厅广场和公社大厦内更独具特色、更有趣的场面了。
3月18日和19日筑起的庞大街垒把广场团团围住。从堆积起来的由马路上起出的石块中，可以看到大炮和机关枪张着吓人的大口，石堆后面，国民自卫军战士的刺刀在闪闪发光。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堡垒，既别致又威严。
就在这个广场上，在街垒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停炮场，有各地制造的各种口径的大炮，都是匆匆忙忙拉来的，因为预料到可能要和反动派打一仗，凡尔赛军队也可能会来一次反攻。
大炮之间有荷枪实弹的国民自卫军在守卫。
人行道上，沿着建筑物的外墙，在军需车之间，铺着床垫和麦秸，作为国民自卫军的临时营地。
很多忠诚的战士自第一天起一直守卫着市政厅：事关众人的生死存亡，他们只信赖自己。
我进入广场时正是中午。在春天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枪管和光滑的炮身闪闪发亮。
战士们站了一夜岗，感到困乏，倒在床垫或铺草上休息，有几个人躺在大炮的木架子上。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人都拿着一份打开的报纸，在热切地阅读着。看到这种场面，会得到深刻的印象。
仅这一点就足以立即令人明白，他们全然不是政府土兵，而是革命的志愿者。休息时的战士变成了关心公共事务、希望了解神圣事业的公民，他们已经把生命交给了这个事业，准备明天为这个事业去牺牲。
在另一个地方，一些国民自卫军战士在做饭，为自己连队准备食物。
在街垒那边，几个哨兵在当作通道的缺口附近值勤，愉快地帮助妇女们越过障碍，向那些用沾满污泥的小黑手往临时围墙上添砖加土的孩子们微笑。这些哨兵尽管已明显地感到劳累，但是对待在他们面前通过的群众仍然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不粗暴，不打骂，不急躁，尽力不让前来看热闹或因事经过的人群感到在巴黎自由行走时有所不便。
市政厅也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场面。
市政厅里挤满了全副武装的人群。装有玻璃窗、立着两架白色大理石楼梯的内院，成了宽敞的宿舍。
每跨一步都可能踩到一位熟睡的战士。
夜晚执行最艰巨任务的人就躲在这里休息。廊沿下，女炊事员建起了小炉灶，摆好轻便小木桶，向不满足于大灶伙食的就餐者供应香肠片和白酒。
二层楼宽大的御座厅里，餐桌上一直摆着餐具，参谋部的人员、军官、传令兵、来办事的人以及一切以某种头衔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人，都在此用饭。餐食随时供应，因为随时都有川流不息的人群来往。
窗前，是一簇簇架起的步枪。
我就是通过这间大厅来到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的，中央委员会设在这座楼的一侧，从前那里是塞纳省省长的套房。
要到达那儿，必须穿过七、八间屋子，各种代表正在那里接待群众，回答他们的要求，解决日常困难，并当场作出紧急决定。
每一道门都有两名哨兵站岗。
在这些代表们起草命令、记录决定、登记各种要求的桌子上，可以看到各种武器，如军刀、手枪、步枪。
他们都穿着军服。
一位用最漂亮的书法签发付印声明的人，腰间带着武器。
好几位因腾不出时间吃饭，现在正边谈话边匆匆就餐。大部分人都熬了夜。很多人八天以来没有脱衣睡过觉。
这些细节曾引人发笑，有人还装腔作势地表示过愤慨。
有些公民不让群众在接待室等待接见，而当着群众的面进餐，这种场面真是少见。一些熬了夜的人，面前摆着一杯咖啡用以提神，令人觉得有失体统。一些刚从前一天的鏖战中撤下来的战士，时刻准备投入当天的战斗，他们预计第二天还会有战斗，因为敌人就在周围，无数看不见的陷阱就在身边，所以当他们执行民事任务时，也都全副武装，显得有点儿不伦不类。
个别人做得过分，热衷于无谓地一身戎装，显得幼稚，这是可能的，后来公社曾多次申斥这种嗜好身着军服、腰插匕首的怪癖。
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局势，从总体来讲没有什么可笑之处，我甚至在这些全副武装处理公务的人的眼睛里看到一种给人以强烈感受的神情，个别人的夸张行为造成的别致场面，有时使这种神情更具有鲜明的特色。
这幅画面真实地描绘出人民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情景。由于后来他们牺牲时不曾交出任何一件武器，因此最后刻在人们头脑里的是一个高大的形象。[6]
当然对于奥斯曼先生[7]客厅里的常客来说，这是令人不快的对照。
奥斯曼先生不在他的下属面前吃饭，——他倒乐于吞掉他们的钱财；如果他熬夜的话，那准是在用我们的钱供养的某个姘妇身边。
此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在门口站岗的国民自卫军士兵的表情，——他们认为自己守卫的门通向人民和革命的圣地，以及求见者那副半惊奇、半胆怯的神态，对这些求见者来说这个圣地只是一个“蛊惑人心的危险境地”！
我已说过，每个入口处有两位哨兵，他们态度虔诚、庄重肃穆，称得上是受过严格纪律训练的老战士。
哨兵们明显地怀有一种神秘的敬意，就像信徒在进入他们所信仰的上帝寺庙中所体验到的那样。这些来自人民的人本来也是信徒，是怀有最美好，最伟大、最高尚信仰的信徒；他们信仰的是人类的未来和人人都能平等享受的正义。
哨兵们被他们自己的胜利惊呆了。当看到和他们一样来自人民的代表即他们的上司，在四周装着镀金护墙板的房间里，坐在丝绒靠椅上，胳臂靠着台球桌，脚踩着厚地毯时，他们的眼神里流露出复杂的感情：疑感、担心和尽量抑制的兴奋。因为长期以来这个金壁辉煌的所在一直是人民的敌人、专制制度的狂热信奉者和奴仆进行各种活动的场所。
我记忆犹深的是一位老国民自卫军战士，他的脸呈古铜色，给人以刚毅之感，头发花白，胡子蓬乱，瘦骨嶙峋的肢体上暴起一块块长期劳动形成的肌肉，但因贫困，肌肉却显得很干瘪。他那双炽热的眼睛没有离开过那些在他守卫的大厅里来来往往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从他注视着他们的眼神里，可以同时看到他饱含深情的感激之心、恭恭敬敬的仰慕之情和誓死捍卫胜利果实的狂热决心。
这位战士也许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一直梦想着人民的胜利，谁料到突然有一天他看到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他看到，像他一样的工人，他工场里的伙伴和俱乐部里受人爱戴的演说家在指挥、在发号施令。
他看到了一些资产阶级、富商大贾、大工业家和老板谦恭、顺从和彬彬有礼地来恳求接见，为他们的商品或家人领取一张通行证。
他的眼睛好像在说：“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他的全身似乎在喃喃地发出惋惜的叹声：“唉！”因为繁重的劳动和每天与不断袭来的贫困进行的斗争使他全身伤痕累累。
今天，这位失却了一切希望的可怜的老人，已被埋葬在比死亡更残酷的失败中，在一个阴暗的十字路口街角上，昔日修筑某个街垒的路石已经放回原处，老人的遗骨已经在修路的石灰侵蚀下荡然无存！
我刚才谈到了那些求见的人，他们的表情全然不同。他们一个个局促不安，有的好像走进了狮笼，有的好像闯入了某个乌七八糟的场所，在那儿高贵体面的人是不应该暴露身份的。他们的脸部表情是复杂的，流露出既害怕又愤怒的神情，但又罩上了一层卑躬屈节的神态，实在十分滑稽可笑。
但是当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并不是想像中的凶猛野兽或卑鄙的流氓时，他们的表情中立即又增添了一种由衷的惊奇之感。
有些人不仅抱有可憎的偏见，不仅怀有由极端的自私所造成的仇恨心理，他们更是狭隘得要命，完全听命于愚蠢的成见；在这些人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在市政厅里看到的景象给他们留下了尽管还很模糊、但是深刻的印象，使他们感到踌躇不决。
有几个人好像心里有了底，改变了一半信仰；但是这种情况仅维持了一个小时。一旦离去，回到了自己的天地，他们又迅即恢复了常态。
当发现别人愿意接见他们，倾听他们的意见，欣然接受他们提出的对巴黎的安全不构成任何危险的合理要求时，所有的人都显得惊讶不已。
这一天，我第一次看见爱德华·莫罗公民。我与他素不相识。他还相当年轻，脸色苍白，一头金发，脸部轮廓鲜明突出，表情冷漠，不讨人喜欢。我的同事委托他起草由中央委员会签署的公告。
现在他已经牺牲了，是被凡尔赛分子枪杀的。
莫罗公民的才干如何，我不知道。要是他还活着，在以后的政治事件中他会起什么作用，我也说不上来。但是，为中央委员会起草公告的人才气横溢、精明强干，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些公告无论从形式和内容看几乎都是十全十美的，大多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公告使用的语言是人民所熟悉的，既明确、有力，又简洁、典雅。
第二天公社正式宣告成立。
市政厅前搭起的讲台上铺着红地毯，台上一张长桌子后面坐着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他们全都穿着国民自卫军的军服，斜挂着饰有银穗的红肩带。[8]
在他们后面的享利四世的雕像，消失在一簇红旗后面。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除了《政府公报》上的一行消息以外，事先既未张贴布告，也没有召集，但是十万多国民自卫军战士都及时得到了通知，赶到广场，站满了邻近的所有街道。
从被群众包围的街垒上望去，是一片人的海洋。
看热闹的人挤满了里沃利大街贵族住宅的阁楼和房顶，底下几层的窗户大多紧闭着，住户有的不在，有的赌气不出来
阳光灿烂，使这个雄伟的场面更为辉煌，剌刀和军官们金色或银色的绶带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沿着铁栅栏排列的各营队举着五彩缤纷的旗帜——饰有标枪和弗里吉亚帽[9]的红旗还未能全部代替色当和凡尔赛的三色旗，各色旗帜迎风飘扬，交相辉映，在阳光下泛着令人目眩的光彩。
当中央委员会宣读公社委员名单的时候，当突然鸣放的礼炮震撼全城的时候，从十万人的胸膛中迸发出了一阵狂热的欢呼，他们震耳欲聋地齐声欢呼共和国，欢呼公社。当时在场的人哪怕活上几个世纪也忘不了这个节日般的场面。
十万支枪放射出万道金光，高高举起在十万人的头顶上，这是全体人民的誓言：不战胜，毋宁死。
这十万人以及后来在4月2日得知凡尔赛进攻的消息时奋起反击的二十万人，就是梯也尔对无知和惊愕的外省人所说的一小撮叛乱分子、一伙惯犯。
在这晴朗的日子里，这些听到炮响便满怀着希望跑来欢呼公社和世界共和国的公社社员，他们今天还有多少活在人间呢？
在苦役犯监狱，在流放地，在新喀里多尼亚，有数以千计的人已是奄奄一息。
其他一些人还在流亡中痛苦挣扎，继续斗争。
剩下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六十天残酷的战斗，在那残杀的一周里，用自己的鲜血浇灌了修筑街垒的路石，此刻已长眠于这些石块之下。
这种对于新思想和社会革命的欢呼是如此激动人心，如此崇高伟大，以至连我们的敌人都获得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有一个人在一刹那间不禁失声表示赞叹，这当然不是发自良心——这些人没有良心——而是他们被震动、被征服的神经所使然。
以下就是署名卡蒂尔·孟戴斯的一篇文章的结尾。这篇文章摘自一本满篇诬蔑诽谤的书，题为《公社的七十三天》：
“营队一一排列在广场上，乐队先行，秩序井然。
“乐队奏起了马赛曲，五万个坚定的声音随之高歌，这雷鸣般的歌声动人心弦，因我们的溃败而失去光辉的伟大歌曲一时间又恢复了它旧日的活力。
“突然礼炮轰鸣。歌声更加嘹亮，惊天动地；军旗、刺刀、军帽汇成一股巨大的浪潮涌向主席台，犹如波涛翻滚，此起彼伏。大炮仍在轰鸣，但只能在歌曲的间隙中听到炮声。然后，数万群众的一声欢呼淹没了一切声音，真是万众一心，就像他们所有的声音汇成一个声音一样。
“啊！巴黎人民！慷慨的激情像一座火山在你胸中熊熊燃烧，甚至那些谴责你的人，在接近你的时候有时也会感到自己的心燃烧了起米，因而受到净化。”
前一天，一个我们自己人，记者、作家兼艺术家茹尔·瓦莱斯以他热情洋溢、色彩丰富、充满真正革命雄辩气慨的笔锋写出了下面令人惊叹的一页：
“和煦的阳光照得炮口金光闪耀，鲜花吐露芬芳，军旗迎风招展，革命像一条美丽的蓝色河流静静地流过，潺潺作响，铜管乐器光耀夺目，奏出雄壮的军乐，人们胸中燃烧着希望的火焰，对光荣业绩满怀甜蜜的回忆，所有这一切使共和战士组成的胜利部队深深陶醉在自豪和愉快的心情中。
“啊！伟大的巴黎！
“我们曾经是多么怯懦呀，我们本已打算离开你，远远离开你那我们以为是死气沉沉的市郊！
“原谅我们吧！你这荣誉的故乡、救亡的城市、革命的营垒！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哪怕我们明天再次战败阵亡，我们这一代也可自慰了！在失败和焦虑中度过的二十年，总算没有白过！
“军号，吹起来吧！战鼓，擂起来吧！
“拥抱我吧，和我一样头发灰白的同志！而你，在街垒后面玩弹子的小男孩，过来，也让我拥抱你一下。
“是3月18日把你这个流浪儿救出来的呀！否则你会和我们一样流落街头，在污泥中行走，在血泊中挣扎，忍饥挨饿，受尽耻辱，饱尝受侮辱受损害者难言的痛苦！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
“我们曾为你流血流泪。你将继承我们的遗产。作为绝望者的后代，你将是一个自由人。”
几乎所有公社委员都参加了这个典礼，个个情绪激动。而我呢，感到自己喉咙哽咽，热泪盈眶。
群众对我们发出巨大的欢呼，给予我们热情的信赖，对我们寄予莫大的期望，十万公民向我们倾吐：
“这是我们的鲜血和生命！都交给你们了，由你们来支配，不要有什么顾忌，我们不会讲价钱的，但是你们要拯救共和国，建立公社，建立平等的制度。我们的命运，法兰西的命运，革命的命运，即全人类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中！”
面对群众的信任和期望，我感到头晕目眩，重大的责任感使我不寒而栗。
库尔奈坐在我身旁。
我抓住他的胳臂，指指这个场面。
“多少义务要我们去完成哪！”我对他说。
“可我们也争得了多少权利呀！”他回答我。
[1] 某些区长自己承认是同谋。第四区区长沃特兰先生以及瓦谢罗先生都以此为荣。
[2] 然而，自那时起的事件证明，如果巴黎能再坚持一个月，或者在梯也尔的部队进入城内时，能尽最后的努力击退他们，外省终于会看透凡尔赛保皇党的可耻叛乱，迫使政府作某些妥协，其结果都将会有利于公社思想的胜利。
[3] 建筑绘画工。
[4] 勒弗朗赛获八千六百一十九票，阿姆鲁获七千九百五十票。
[5] 以下是该区当选者名单：拉乌尔·里果、瓦扬、阿尔蒂尔·阿尔努、阿利克斯。
[6] 在我们这个动乱变幻的年代里，人只有武装起来才能成其为人。一切手无寸铁的人民，既然受强权的摆布，只能算是奴隶。
[7] 第二帝国时期的塞纳省省长。——译者
[8] 公社委员的肩带也是红色的，但每端不是银穗而是金穗。
[9] 原为古代弗里吉亚人戴的红帽子，后成为共和、解放和自由的标志。——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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