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1878）
九、中央委员会
3月18日和9月4日一样，没有发生真正的战斗。
宪兵向最先遭遇的国民自卫军打了几阵排枪，国民自卫军未能抵挡住突然袭击。但当武装的人民形成势不可挡的力量时，正规军不是倒戈投降便望风而逃了。
伤亡甚微。
然而却传出了关于处死列康特将军和克列芒·托马将军的耸人听闻的消息。
我不在现场，因而没有发言权。然而众所周知，前者是被他自己的士兵枪决的，后者则死在一些被激怒了的人的枪弹之下，因为他们想到了1848年6月，想到了克列芒·托马将军在巴黎围困时期经常对他统率下的国民自卫军战士的粗暴辱骂。
尽人皆知，他参与了法夫尔-特罗胥政府的一切叛卖活动，不仅全心全意赞同，而且付诸行动。
个别人的愤怒造成了他的死亡，但这不是预谋的，中央委员会或能够对群众行使职权或施加某种影响的团体都没有下过这种命令。
中央委员会在得悉他们死亡的消息前不知道他们被捕，因此对于这个它没有插手的流血事件可以不负责任。
这是一个意外，但这类事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发生于群情激昂之中，当时人人无比激愤，个个怒不可遏，最不爱动怒的人也义愤填膺。
有一点确实值得注意和指出，那就是，巴黎的二百万居民经受了五个月的围困、战斗和严重的匮乏，他们的爱国情操、政治和社会信念无不受到严重创伤，他们承受了卑劣的侮辱和挑衅，遭到了粗暴的攻击，这一切使他们的激忿难以平息，而就在这样一个城市中，全部报复和暴力行为仅仅只是这个孤立的事件，而且此后再也没有发生类似事件。
这与那些温和主义者、秩序维护者、社会拯救者在对待落人他们手中的敌人时所表现的极端残忍和嗜血成性比较，相去何止千里。
翌日，在布尔斯街，当一个穿着十分讲究的先生站在他的车旁声嘶力竭地攻击人民使用暴力，夸大其词地谈论革命的受害者时，我情不自禁地喊叫起来。
“被害的只是两个人”，我对他说。“如果你们所说的那些秩序维护者获胜的话，受害者将有一万！”
那位先生看了我一眼，那神情犹如一个人看到刚刚踩着的一条蛇一样，二话没说就登上了他的车。
一万！我的估计真是大错而特错了！是几倍于一万！还不算伤员、老人、妇女和吃奶的儿童。
但这是谁都不可能设想，因而也不可能预料的新手法。
3月18日的事件是在遭到卑鄙的进攻以后进行合理自卫的情况下发生的。如同在9月4日的事件中那样，胜利的人民又一次表现得很人道，他们尽量减少敌人的伤亡，而自己却慷慨地抛洒鲜血。
总之，这次革命远不是那些后来被指责应该对发动革命负责的人事先策划的。因此，在国民自卫军取得胜利以后，作为其当然代表的中央委员会成员虽然成了巴黎的主人，但在几小时之内仍举棋不定，不知道是否要接受这个掉入他们手中的政权，是否要走进市政厅。
当看到巴黎的区长和激进派议员弃职以后，他们才终于来到了市政厅。
因为不能让位置空缺着，否则就会发生巨大的不幸和可怕的灾难。
直到此时，中央委员会还只是一支纯粹的防御力量，组织中央委负会仅仅为了保护巴黎的合法权利，抵御波尔多阴谋分子策划的突然袭击，绝无发动一次革命的企图。再说，巴黎人民此时此刻并不期望这样一次革命，原因我已陈述过。革命是政府逼出来的，可以绝对地说，3月18日不是一次起义。
所谓起义，应该是由人民举起义旗，袭击旧政权，下定决心并采取行动把它推翻。
但这一次没有任何这类行动。
人民没有攻击，没有起义，在旧政府代表弃职以后来到市政厅的那些人，避免对倒台的政权发表评论，并以巴黎的名义再三要求得到保证，使巴黎人民免遭政变之苦，给他们自由管理自己的权力，把他们从骇人听闻的专制制度的长期奴役下解放出来。
总而言之，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既没有向凡尔赛进军，也没有像所有起义政府那样在全法国强行实施他们的纲领，他们没有越出公社的地盘一步。他们渴望避免内战，尊重法制，因而听凭形形色色的调解人往返奔走于两个阵营之间，任他们戏弄。这些调解人中间有些是奸诈之徒，但真心实意的也不乏其人。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巴黎的情况和新出现的那个可怕问题的其他方面。关于中央委员会，后面还要提到。
巴黎人民在得知胜利消息后的态度颇为反常，与他们往常取得群众运动胜利后的态度迥然不同。
通常在胜利后就会爆发全民欢呼，出现普天同庆的欢乐场面。当骄傲的城市砸烂了重压在它身上的枷锁时，它会重新站立起来，伸展放松它的四肢，尽情地呼吸自由的空气，如醉如痴地沉浸在对遥远未来的遐想之中，眼前出现的一切在它看来都呈玫瑰色，——我在这里用的虽是一句俗话，但却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当时的情景。
但3月18日却并非如此，后来淹没在千百万人的血泊中的这场光荣的革命，开始时显得那样严峻，阴郁，几乎是阴森森的。
到处笼罩着不安的情绪：社会主义革命政党深感是在自己不打算动手的时候由别人逼迫着采取行动的，有远见卓识的人担心普鲁士人的干涉；爱国者想到会让敌人、外国人看我们内部纷争的笑话而感到痛心；形式主义的共和派则担心这些骚动会使国内绝大多数人民把矛头转向共和国本身；而害怕人民、蔑视凡尔赛国民议会的资产阶级更是六神无主，不知依靠谁好了。
确实如此，我曾说过，波尔多政府的最初几项法令深深地刺激并伤害了巴黎资产阶级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人。
政府3月18日的逃跑终于把他们激怒了。
起初他们把逃跑看作懦弱的表现，后来又发现这是十足的叛卖，因为政府逃跑后，他们变得孤苦伶仃，群龙无首，只能任凭革命来处置了。
因而他们立即产生了对政府的不满和愤慨，这种感情压倒了其他一切感情，因为这几乎是他们共有的。
这种感情甚至在公社时期还久久不能平息。资产阶级虽然憎恶社会主义运动，但对凡尔赛也丝毫没有好感；他们希望凡尔赛得胜，但是在他们看来，这只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只是到了5月份凡尔赛人进入巴黎时，资产阶级的态度才最后有了明显转变，个中原因我到时候再讲。
除了这些令人焦虑的原因外，还要补充一个事实，这也许是史无前例的：被革命事件带进市政厅的新人们完全不为人民群众所了解。
作为卷入到运动中的职业记者，我多年来与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所有成员都有接触，理应了解这些人，但是，在签署中央委员会最初几份公告的人中，我认识的也才只有五六个。
所有这些公民，都是由连队或营队这样一种局部选举产生出来的，除了委任他们的那一小部分人以外，不大为人所知。
这些人是什么人？他们有何才干？他们将做些什么？
局势如此严重，而竟有那么多疑问，实在是很可怕的。
天地间首屈一指的、思想最先进的城市，被人们习惯地看作文明和进步先驱的城市，不仅仅是由一个无名之辈来领导，而是由一群无名之辈来领导。
在市政厅执政的是一个没有名气的政府，其成员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普通工人和小职员，其中四分之三的人的名声几乎没有越出他们的街道或工场的范围。
不管人们从哪个角度看问题，这都是闻所未闻和令人震惊的。
9月4日和2月24日那些被革命风暴送上台的人，他们的名字起码代表一种纲领。
人们熟识他们。他们的过去似乎可以为未来作担保。他们有自己的经历。满意或不满意的人都知道或至少自认为知道这是些什么人。
而在这个无名的政府里，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这就是3月18日革命从一开始就具有的最大特征。
市政厅里有些人的名字不为任何人所知，因为这些人只有一个名字：
人民
传统打破了。出乎意料的事在世界上产生了。
政府里没有一个统治阶级的成员。
一场革命爆发了，但它的代言人既不是律师，也不是记者，既不是议员，也不是将军。
代替他们的是克勒佐的矿工、装订工人、厨师等等，等等。
我重复一遍，这样的事发生在巴黎是史无前例的。
在历史书中，人们又翻过了一页，开始了新的篇章。
偌大的一个巴黎，既显得忧心忡忡，心惊胆战，吓得发呆，又像是受到了吸引，被吓坏了，被制服了，服服贴贴地听命于这些不见经传的人物，让他们来管理自己，而这些人又居然管理得十分出色。这至少也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
中央委员会在十天中成了首都的绝对主人；它在那儿进行统治，令行禁止；它与巴黎人民的正式代表，即最著名的旧派人士进行讨论，迫使区长们重视中央委员会，强迫人们接受自己的条件和意志，并使之实现。
这是一出异乎寻常的戏，使演员和观众都同样感到惊讶。
应该说3月18日运动和随之出现的政治形势符合于某种巨大的社会必然性和历史必然性，这种事例在人类历史上至今只能找到两、三个。
应该说这是出自于人民内心深处的具有独特构思的创举，因为当一切都显得模糊混乱，充满阴影和杂乱无章的时候，人民却毫无顾忌地勇往直前，通过市政厅里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之口道出了一整套政治和社会的解放纲领。
的确，只要重读一下中央委员会从胜利之日到公社成立之时所发表的各项公告，就会对它们的雄辩和明晰产生强烈的印象。
签署这些公告的人与大家有同感，他们和所有的巴黎人一样，为自己的默默无闻而不安，[1]为自己的责任重大而激动。他们说到这些的时候非常坦率，这种坦率有时就成了一种高度的机灵。
他们一再重复说：“我们是无名小卒，这点我们很清楚，我们没有追求过这个职位，我们急于摆脱它。人民遭到了攻击，把组织防务的任务托付我们，我们是他们的一个默默无闻的机构，是他们手中的谦卑的工具。我们不是也不想成为
一个政权机构。我们是人民意志的仆人，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作人民的意志的代言人，是为了使人民的意志获得胜利人民要建立公社，我们将留在这里进行公社选举。”[2]
说得恰如其分。
这些执政者既不高高在上，也未置身于群众之外。大家感到，他们和群众朝夕相处，依靠群众，扎根于群众之中；他们遇事向群众请教，倾听群众的呼声，他们说的都是从群众那里听来的意见，仅仅是负责用简单明了的话语和关键的行动，来表达三十万人的巨大呼声和决心。
他们小心翼翼地回避处理某些问题，尽力维持现状，使事情原封不动，直到人民通过自由而正规的选举，任命一个有义务解决问题和寻求答案的政权为止。
中央委员会认为自己除了忠诚地充当人民的直接代表外，不担负任何其他的使命。
在这个向题上，中央委员会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在这方面谁都不能使它动摇和退让。
一方面，在涉及对凡尔赛政府的评价以及巴黎和这个政府的关系时，中央委员会表现极为审慎，甚至回避；另一方面，当涉及确认巴黎公社和宣布与巴黎切身利益有关的最后决定时，中央委员会则显得坚决果断。
中央委员会有两重语言，两重行为，泾渭分明。它把所有问题归为两类：一类是它认为没有受权发表意见因而不应表态的，一类则相反，它断然地、毫不含糊地加以解决。
他们宣布巴黎要自己组织防务，建立自己的治安机构，在巴黎城内再也不能容忍一支常备军的存在，这支军队每时每刻都在以发动政变来威胁巴黎。
他们宣布巴黎要成立公社，即完全自治，独立生存；但是他们不越雷池一步，把其它的问题留给即将通过选举产生的人民政权来解决。
谨慎的行为收到了效果。凡尔赛竭尽全力挑动反动保守党起来反抗，然而后者却找不到借口。
这是聪明和理智的行为，与伟大城市的全体人民的感情一脉相通。人民不要内战，不愿意再进行一次旧式革命，这种革命像以往的革命一样注定要夭折。人民要确保自己的自由发展，免受阴谋保皇分子的袭击，保住他们在被围困时期所控制的那几个区就不知该如何对付中央委员会，要反对它也觉得师出无名。
以凡尔赛国民议会的名义采取行动吗？
这样做注定要失败，因为全体人民对这个国民议会深恶痛绝，嗤之以鼻。
以共和国的名义采取行动吗？
可是共和国并没有被推翻，甚至没有受到威胁。正相反，3月18日运动本质上是共和主义的运动，本质上是为了保住原有共和制度才反对现政府的。这个政府怀有复辟君主制的愿望和意图，这在巴黎已是尽人皆知的事。
固然，形势对中央委员会来说是困难的，然而对它的敌人来说，更是百倍地艰难窘迫。
中央委员会有自己的旗帜、行动口号和明确的纲领。
而反动派却不能举起它的旗帜，不敢承认它的行动口号和宣布它的纲领，因为它的旗帜、行动口号和纲领会激怒十分之九的巴黎居民。
因此，反动派无可奈何地为没受到任何人威胁的共和国欢呼，为众人切齿痛恨的国民议会喝彩。
反动分子此后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海军上将赛塞伙同德·本和残余的君主派—波拿巴分子那些宝贝们，为了试试自己的力量，在旺多姆广场组织的那次臭名昭著的游行，就是如此。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的结局如何。
在旺多姆广场集合的中央委员会国民自卫军战士，以武力击退了武力。
公民们起初以极大的忍耐对待这群保皇分子和警察的侮辱，但当他们悍然举枪射击，击毙和打伤了几个公民时，人们就起而反击了。
游行队伍立即溃散。
这是反动分子在巴黎最后一次露骨的挣扎。
中央委员会派人对这次冲突的起因作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这次袭击又是那些秩序维护者干的，是他们首先造成了流血事件。
梯也尔对这些发生在巴黎的事件的成功寄予很大希望吗？
我看未必。
他买通这伙反动分子目的有二：一是拖住中央委员会，争取时间；二是以狂妄的挑衅引逗人民使用暴力，损害自己的名声，使巴黎人民在全体法国人民面前名誉扫地。
那时他就能通电全国：巴黎已处于令人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中，正直的人的生命和财产正受到一小撮捣乱分子——其中绝大部分是惯犯——的威胁；中央委员会每天干的是抢劫和杀戮，并以此作为消遣；街道上血流成河。能发这样的电报，岂不是很好吗？
如果最终真能挑动中央委员会制造几起流血事件，干几件骇人听闻的事进行报复，那就更好了。
梯也尔在施展浑身解数，引诱居民采取这一类的过激行动。
但他未能如愿以偿。他感到又惊奇又恼怒，因为这个无耻的侏儒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道学家，他从心底里憎恨人民，蔑视人民，害怕人民，把人民看作一群充满破坏心理和犯罪心理的乌合之众。他认为，当这群历尽苦难的人受到百般挑唆起来反抗时，也会为统治一切、主宰一切的欲望所驱使，这在他自己以及他周围那些资产阶级君主派分子身上，本是司空见惯的。
梯也尔的第二个目的落了空，但他的第一个目的却完全达到了，他争取到了时间。
在这点上他得到了巴黎各区区长和议员难能可贵的合作。
区长和议员的确能起很大作用，能扭转局势，能部分地避免此后发生的恐怖事件。
区长和区长也不尽相同。瓦谢罗和沃特兰之流以及其他一些人完全是凡尔赛的代理人，他们装出的那副要促成和解的样子，只是为了给梯也尔争取充裕的时间集结军队，以便对法兰西首都组织名副其实的包围。
他们所扮演的是彻头彻尾的警察角色。
相反，莫杜先生和崩瓦勒先生等人真心诚意地进行调解，作出了认真而真诚的努力，以防止一场流血冲突，找到一项折衷方案，通过巴黎和凡尔赛的互相让步，使双方相互对立的要求协调起来。
他们失败了，他们是必然要失败的，而他们的善良愿望和他们那些同僚的背信弃义、叛卖行径导致了同样的结果。
再说，这些区政府的头头纵然都有良好的意图，都对实际情况有正确的估计，巴黎议员的态度也会使他们行动起来障碍重重，以至完全停顿下来而告失败；议员们是唯一能够同时对凡尔赛和巴黎施加有效压力的人。
这些议员的所作所为将作为一块耻辱和懦弱之碑载入史册。
除了那些归附于公社、决然地和凡尔赛国民议会分道扬镳的议员以外，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称职，没有一个人懂得或敢于尽职。
这些在几个星期以前由巴黎选举产生的议员，既然在帝国时期和人民喜怒相通，在围城时期和人民患难与共、同仇敌忾，就不会不了解3月18日运动的深刻原因和正当理由。
作为起初呆在波尔多、当时已迁到凡尔赛的国民议会议员，他们也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巴黎的担心和疑虑是有充分根据的。他们知道国民议会里都是些什么人，正酝酿什么计划，策划什么阴谋。
最后，他们还知道，如果3月18日巴黎人民交出了武器，共和国就可能被推翻，几天之后，就可能宣布实行君主制。
他们知道，他们自己——路易·勃朗、朗格鲁瓦、托伦们也不得不与德勒克吕兹，费利克斯·皮阿们一起被迫流亡或遭到流放，因为反动派取得胜利后，绝不会就此罢手，凡是让他们害怕或可能妨碍他们的人，他们都会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给予疯狂的打击。
3月18日巴黎奋起自卫，击退了对它的无理侵犯，一举拯救了共和国，无疑也保全了这些议员，而这些议员后来却把巴黎置于波拿巴和梯也尔的刽子手将军们的屠刀之下。
巴黎究竟要求什么？此刻尚未得到明智派和温和派承认的中央委员会究竟要求什么？
它要求拥有管理巴黎内部事务的全部领导权，而为了保证独立进行管理，它要求摆脱对它构成威胁的正规军，宣布要在巴黎城内组织自己的人民武装。
不过，中央委员会是在证明国民自卫军有能力同时击退外部敌人和维持内部治安以后，才提出这些要求的。
中央委员会是在这样的时候提出这些要求的：前一天，一小撮保皇叛乱分子依仗正规军企图重演1851年12月的政变。
二十年来一直不断地诅咒这次政变以及发动这次政变的恶棍的人，怎么会认为中央委员会的要求是过分的或不合时宜的呢？
全体巴黎人的眼睛注视着他们，等待他们采取坚决、忠诚、有力的行动。
要想避免内战和流血，唯有他们的努力才有成功的希望。
当梯也尔向受蒙蔽的法兰西人民说：
“犯罪分子已经起来叛乱，反对合法政府，一小撮捣乱分子和惯犯正在对巴黎实行恐怖统治……”
议员们应该回敬他：
“这是造谣。巴黎人民没有起义。相反它受到了攻击，它是起来自卫的，巴黎人民万众一心要保住武器，拯救受到威胁的共和国。巴黎没有笼罩在恐怖气氛中。没有一次流血事件和暴力行为是由于国民自卫军和中央委员会造成的。”
给予这种回答甚至谈不上是一种政治行动，而仅仅是向法兰西和被歪曲的历史提供证据，这是一切正直的人都应该做的，而他们却没有做。他们只是发表一些平淡无奇、毫无意义、思想空洞、一文不值的声明，就像履行一桩令人厌烦的苦差事一样。就文字而言，这些声明也是背信弃义的，因为声明只鼓吹调和和克制，却避而不谈暴力从何而来，不去批评凡尔赛，在群众看来，却在责怪巴黎人民。
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民主派领袖只是发泄他们对巴黎的愤懑和怒气。
3月19日早晨，我来到第二区区公所，因为人们对我说，大部分区长和巴黎议员都在那里。
我到达那里不是没有困难的。
路易·勃朗不在场。我认出了舍耳歇先生、朗格鲁瓦先生、托伦先生、布里桑先生和另外几个人。
我从未见到过比他们更阴郁的脸、更厌烦的神情、更恼怒的举止。
我有意地用了这几个形容词。这些词好像本应专门用来形容那些心绪烦躁的妇女，而不是用来形容这些被国家大事压垮、被肩负的重任吓坏了的政治人物的。
这些先生的确不是激动，而是厌烦；不是严肃，而是阴郁；不是痛苦，而是恼怒。
朗格鲁瓦先生习惯性地挥动手臂，一味谈论枪杀列康特和克列芒·托马的凶手。
保守派和资产阶级中目光最短浅、最愚蠢的人也只不过如此，他们的眼睛永远只看见具体事件，而不能把注意力移开，去探索原因和找出真正的罪魁祸首。
朗格鲁瓦公民，让我们暂且忘记这两具尸体吧，他们死有余辜，而且谁也不能使他们回生了，让我们想想活着的人，想想巴黎吧，如果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把全部精力、智慧和忠诚倾注到巴黎身上，那么不久这儿必将成为巴黎人民和公社思想的巨大坟墓！
我撇下朗格鲁瓦公民，让他在那里指手划脚和抨击谩骂。我去和托伦公民谈话。
他是一个工人，是国际支部的成员和创始人之一。
别人可能对运动发生的原因、意义和合理性不理解，托伦能够也应该开导他们，因为他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他了解那些处于领导地位的陌生人。
托伦悻悻地耸耸肩膀，转过身去，不愿和我搭腔。
于是我又找布里桑公民，询问他左派打算怎么行动，特别向他了解巴黎的议会代表作出了什么决定。
“我们还什么也没有决定，”他说，“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向法兰西证明，国民议会里的共和派根本没有和造反的人站在一起，我们会起来捍卫秩序和现行法律的尊严的。”
这就是说，朗格鲁瓦只看到杀死列康特和克雷芒·托马的凶手；托伦保持沉默，而布里桑则把国民自卫军战士看作粗卑的暴动分子，认为不应该与他们同流合污。
至于在场的其他人，就都用不着问了。舍耳歇坐在壁炉前，装作没认出我，可就在3月18日，即前一天他还和我在巴士底狱广场谈过话呢。而其余的人，只要看看他们的眼神，我就明白了：我是一个局外人，呆在这里显得碍事，并且是非常不合适的。
我在场着实使他们觉得难堪。这些人我几乎全都认识。在我面前，他们一个个许下过庄严的诺言，发表过革命的演说。
我是他们许诺时的目击者，因此我知道他们是怎样当上议员的。
我们曾经一起参加过同一团体、同一个共和协会或社会主义协会，我差点成了他们在国民议会的同僚。一看见我，他们就会想起许许多多他们不愿再提起的事。
他们当时的态度，据我猜想，完全就像在波尔多时一样，他们从革命和公众的灾难中得到了他们能够指望得到的一切，由谋求一官半职的人，一跃而成为掌权的人，从此便用截然相反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现在他们决心同合法政府抱成一团，跟着梯也尔亦步亦趋，决心保住自己的议员席位。
历史又重演了。只要我们不坚决地从旧的政府意识和旧的国家观念中摆脱出来，历史还必将重演。
不管在哪儿，只要存在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专制武断地决定人民的命运和国家的体制，我们必然还会看到这种令人痛心和失望的景象。
即使把最具有革命思想的新人委派到政府领导岗位上，也是徒劳，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整个社会机器就会把他们抓住，不由他们自己作主。他们将阻挠自然形成的团体自由发展，他们将会颂布法律，制定规章，进行统治。一句话，他们的地位将使他们变成人民的敌人。
这样一个新政府，即使全部由工人或劳动阶级的代表组成，也丝毫改变不了生活的现实。[3]
我再一次强调，应该改变的不只是人，而是制度，是整个社会机器赖以存在的原则。
如果统治你们的不是国王，而是国民议会，那就会由议会来实行专制，你们也不会更自由一些。
“我们的主人，就是我们的敌人。”
因为，一切不愿脱离人民的人都先后脱离了政府，我们看到像德勒克吕兹，费利克斯·皮阿，加姆邦，米里哀尔，拉祖阿，库尔奈等人都相继抛弃凡尔赛国民议会，坐到公社的长凳上来，或带领英勇的公社社员冲锋陷阵。
此外，为了分清各人的责任，应该看到路易·勃朗个人对他的同事们的决定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对他们产生的影响之大是令人惊愕的。总之，他简直就是共和派左翼的特罗胥。
有某些动物，只要你接触它们甚至只是靠近它们，你就会产生麻木、瘫痪的感觉，变得毫无生气。
同样，有某些人，只要你和他们经常往来，听他们讲话，你就会思想消沉，意志松懈。他们那些娓娓动听的、雄辩的话语使你昏昏沉沉，他们那些诡辩的推理，那些戴上了智慧、理性、机智、爱国主义和诚实假面具的推理，唤醒了你灵魂深处的一切自私和懦弱的本能，并赋予这些本能以冠冕堂皇的美称，把它们说成是痛苦但又必须完成的义务，引导你背弃始终是你自己的利益所在的那些原则。[4]
因此中央委员会只得独自挑起这副重担，对付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困难形势。
共和国和人民的死敌控制下的合法政府盘踞在凡尔赛；普鲁士人正窥伺着猎物，一旦民主和社会革命取得胜利，法兰西因而有可能恢复元气，摆脱为俾斯麦效命的卖国贼时，普鲁士人就准备立即撕掉不干涉的伪装；资产阶级持敌对态度，统治阶级无不恨得咬牙切齿，旧世界虽已遭到致命打击，却仍在积聚力量，力图消弭灭顶之灾。面对着这一切，被大家抛弃的中央委员会只剩下一个支柱，那就是在依然忠于自己原则的少数几个人帮助下的、傲然挺立的巴黎人民和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
这些忠于原则的人为这场伟大战斗的时机选择不当而惋惜，他们预见到了失败，但是他们懂得，阵势一旦摆开，他们的义务便是投入战斗，因为这是为权利、未来、正义和真理而战。
中央委员会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两条道路摆在它面前：
或者使自己局限在公社的范围内，实行自治，实行社会主义；或者向凡尔赛进军，力求完成一次全面的革命，赶走国民议会，宣布推翻政府，号召法兰西人民拿起武器。自那时起，人们经常指责中央委员会没有在3月19日就向凡尔赛挺进。
确实，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
当时凡尔赛只有少量军队，而且士气低落。公社战士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占这个城市，梯也尔和国民议会也就会逃到法国别的某个角落里去了。
结果到底怎样呢？
下面就是捆住中央委员会手脚的各种考虑：普鲁士人尚在，他们占据着巴黎的一半防御工事和毗邻的所有省份，相当法国领土的三分之一。如果发生一场全面革命，他们必然会干涉。
“那么我的几十亿赔款呢？谁付给我？”他们会说。“我需要担保，需要保证。这种担保和保证，我只可能从一个合法的、反动的政府那里得到。惟其反动，这个政府才能使法国永远处于精神上屈从、物质上匮乏的状态，而正是这种状态使我过去屡屡得胜。”
倘若爆发全面革命，普鲁士就会再次大举进攻，重开战衅，炮击和占领巴黎，继而占据外省，而我们则将无力抗击。
的确如此，到处是一片混乱，用什么来抵御他们呢？
显然，凡尔赛政府是决不会派遣残存的法国正规军联合革命者去抵抗普鲁士人的，而革命者在革命爆发后的24小时内甚至来不及组织一支力量进行抵抗，因而只有牺牲。他们会这样去做的，但法兰西也就沦亡了。
梯也尔先生手中只有一张王牌，但这是一张可怕的王牌——普鲁士人！
有了这张王牌，他就无所畏惧。
对于这场随时可能成功的革命，他甚至不曾有过抵抗的企图，他等在凡尔赛，随时准备拔腿逃跑；但是这场革命却可能在第二天就被德国人的钢盔碰得粉碎。
用这张王牌，梯也尔就能把革命镇压下去，并把其他法国人煽动起来，他对他们喊道：
“你们看看这些革命者，这些社会主义者，是他们把祖国拱手交给异邦，是他们迫使我们蒙受最大的耻辱，接受最苛刻的让步条件的。他们是俾斯麦的同谋，他们被收买了，他们简直就是普鲁士人。”[5]
公社思想和新思想不可能产生、确立和明确表达出来；它在祖国的深重灾难中受到玷污而消失了。
这种考虑，这种对普鲁士人会进行干涉的担心，一直在困扰着中央委员会，从而影响到它的一切决定。
我们能够在中央委员会的所有声明中找到这种担忧的痕迹。中央委员会迫不及待地宣布：不管发生什么事，巴黎将尊重在波尔多签订的和约条款，履行条款中规定的义务，这就是明证。
中央委员会还有另一种考虑。由于梯也尔代理人的煽动和蛊惑，几个由反动的国民自卫军占领的区拒绝承认3日18日革命，因而中央委员会最初对自己的成功没有把握。
中央委员会担心，如果抽调部队去进攻凡尔赛，它会遭到这些对手的袭击和颠覆。
中央委员会希望首先保住它的后方，即制服那些顽固分子。
中央委员会干得非常巧妙，果断而有分寸，兵不血刃便达到了目的。梯也尔因未能目睹巴黎人互相残杀的场面而大为败兴，他手中握有的有史以来最得意的论据和最奸诈的武器被粉碎了。
此外，向凡尔赛挺进也不是群众一致的要求，上述考虑同样也支配着他们。赛塞一伙的欺诈行为和虚假许诺，加上一批调解人，使群众失去警觉，受骗上当，高枕无忧；在这些调解者中有凡尔赛的同谋，也有正直的人，但后者也是受骗的，他们以为凡尔赛方面可能会作出让步。
我曾说过，巴黎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城市。那儿的人从来都不大相信敌人会这般卑鄙无耻。我看到，他们总是因此而失败。
广大人民群众强烈希望避免内战，但也决心要让别人尊重他们的权利，获得正义，并在进行彻底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基础上，在自己的家园建立新的生活。
人民群众万万没想到，在法国居然有那么一个法国人会梦想、期望和下令围困法国首都。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巴黎为了人民的利益掀起了一场中世纪式的伟大市民运动，要求得到各种保障、自由和特权（我借用了特权这个古老的说法），使之与城市的思想发展和社会需求相适应，在法国就居然有那么一个法国政府会梦想、期望和下令对世界这个第一大城市发动一场惨绝人寰的恐怖战争。
人们还以为这个人、这个政府不会给祖国带来灭顶之灾，以为他们会进行和解，作出某些牺牲和让步，因为这是最起码的职责，稍有正义感、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人都会这样去做。
区长们和议员们向人民群众许下诺言，保证政府会作出让步。人民等待着、期望着、甚至那些看透了凡尔赛分子的人和清楚地意识到已经面临深渊的人，也迟迟不敢断然相信如此可怕的预谋，他们的良心使他们不能接受通过冷静的理智和经验得出的预见。
这种种幻想和中央委员会的按兵不动造成了致命的后果，因为任何革命若不向前发展，都注定要失败。
在束缚中央委员会手脚的两方面考虑中，有关巴黎内部状况的考虑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很明显，对中央委员会来说，把巴黎争取过来的最可靠方法是攻克凡尔赛。
说到普鲁士的干涉，那就另作别论了。
应该感到害怕吗？
是的，这是不容置疑的。
应该去冒险吗？
如果外省与巴黎同心合力，如果可以依靠外省的巨大革命激情，虽然这将是一场可怕的较量，但可望取胜。
当整个法兰西已经觉醒，并拿起武器决心战斗到底时，普鲁士必然会犹豫，也许宁肯和解而不愿投入到一场充满艰难险阻的冒险中去，因为这将使它前功尽弃。
然而，法国因屡遭失败而意志消沉了，二十年的帝国统治已使它精力消耗殆尽，后来甘必大又把它交到了拿破仑三世亲信的手里，而且它与巴黎隔绝有数月之久，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激起它的愤怒，唤起它的热望，这样一个法国会团结一致以不可阻挡之势起来战斗吗？
我提出这个问题，但不敢夸口能给以回答。
然而我相信，为了发动这场运动，为了让这场人民运动的风暴把普鲁士人和凡尔赛分子统统一扫而光，使征服者和反动派双双败退，有必要得到左翼激进派积极而坚决的协作，在不知底细的人民群众看来，这些议员是代表共和民主思想的。
由于议员们采取敌视的态度，人们不大可能指望闭目塞听、毫无准备的外省会支持巴黎，因为外省信仰的仍然是知名人士，幻想的仍然是救世主。
这又一次证明革命的时机选择不当，要获得实际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说明选择绝不是公社自己作的，这点我曾解释过。
这是别人强加的。
遭到攻击的人民接受了挑战，中央委员会在闻所未闻的重重艰险中做了一切它认为能够做和应该做的事，它坚定地恪守公社纲领，要求立即选举。
因此中央委员会至少使3月18日革命保持了它独有的特征，丝毫没有歪曲社会主义的自治思想。
它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区长和议员们让步了。他们同意在召集选民选举公社委员的公告上签字。
这天，巴黎自以为得到了拯救，自以为胜利了，在狂喜中它可以声称中央委员会为共和国和人民建立了功勋。
[1] “有些人反对我们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不出名。可惜得很！很多人曾是多么赫赫有名，但对我们来说却是灾难！……
我们的主人（指人民），你已经自由了！几天前我们是无声无息的，我们仍将无声无息地回到你的行列中去，我们将向执政者表明，我们可以昂首挺胸地走下你的市政厅的台阶，并确信在台阶下我们的手将被你忠诚和强健的手紧紧握住。”（中央委员会3月19日）
[2] “公民们，
你们把组织巴黎的防务和保卫你们的权利托付给了我们。
我们确信已经完成了使命……
此时，我们的委任期已满，我们无意窃据被人民推翻的那些人的位置。
请你们作好准备，继续进行公社选举，请你们给予我们唯一希望得到的报酬，那就是看到你们建立起真正的共和国。
在此之前，我们以人民的名义暂留市政厅。”（中央委员会）
[3] 1848年，委派到议会里的11个工人中，有10个背叛了人民事业。
[4] 有人可能认为我对路易·勃朗太严厉了，我要告诉这些人，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1871年的路易·勃朗。至于1848年的那个路易·勃朗，我一无所知。
我要补充一点，在路易·勃朗回到法国的时候，在9月4日那天，我不仅真诚地敬仰这位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同时也确实对这位2月共和国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怀有好感。
后来，我目睹了他的所作所为，我才不得不根据他今天的面貌如实作出评价。
好像一切幻想都成了泡影，这对我来说是痛苦的，但事实摆在面前，容不得感情用事。
[5] 梯也尔甚至多次企图使人相信这点。他确实在台上讲过。这就充分证明了这种效果是他预先策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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