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民主的发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2002年）

第一部分：历史

第二章民主的发明

　　“民主”像许多政治的中心术语（包括“政治”）一样最初是个希腊词，由两个更短的词组成，城邦平民（demos）和力量（kratos）。这两个词有着多个意思。城邦平民可以意指生活在一个特定政体或城邦里的整个公民实体，但也可用来意指“乌合之众”或“暴民”或“下层社会”。力量意指或是“权力”或是“统治”。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完全可以想像团体或个人们有权力但在官方、可见意义上没有在实际统治。因此一个形式上的民主——即人民或人民代表显现为在统治着——可能掩盖了实际权力的一个非常不民主的安排。或者相反，一个君主或贵族形式上在统治的政治体系可能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真正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这两个构成性术语中存在的模糊性，在理解民主的内涵和历史时具有持久重要性，而这种模糊性在民主概念产生之初以及在现实民主中就已呈现。
　　民主意味着人民统治或多数人统治；但因为多数人也是穷人，故民主经常被意指穷人统治或是暴民统治。亚里士多德特别清楚地提到这一点。他不认为一个富裕的大多数所统治的城邦能正确称为民主政体：“假设总共有1300人；他们中的1000人是富人，他们对政府的统治权没有和300穷人分享，这些穷人也是自由人并且在其他方面也和富人一样；没有人会说这些1300人生活在一个民主政体下。”单纯数量不是事情的本质。“只要人们是依据他们的财富在统治，不管他们是多数还是少数，那么你拥有的是寡头政体；而在穷人统治的地方，你才拥有民主"。^[1]因此寡头政体不仅意味着政府由少数人而且是由一些“富裕和出身髙责”的人所统治着；民主指政府由占多数的穷人统治。
　　关于“贵族制”这个术语，也存在一个相似和互补的模糊之处。从字面上讲，这指的是最优者统治或拥有权力，但从该词一出现就获得这种意思完全不是偶然的。因为它假设那些富有者和/或出身高贵的人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也是“最优秀的”。诸如亚里士多德之类的作家和在他一个世纪前的所谓年老的寡头政治者（Old Oligarch）——都对民主不同情——很自然地在诸如“美德之人”、“高贵之人”、“最优秀之人”、“少数人”、“名人”、“有钱人”这些术语之间几乎互用，并且把这个精英团体拿来与另一个团体作对比，这个另一团体变换地被叫做“乌合之众”、“穷人”、“群众”、“坏人”等等。^[2]
　　我们现在不习惯把民主与那种阶级敌视和社会冲突的公开表达相联系。支持民主，可能意味着在一场阶级战争中支持某一阶级，这样一种观念在今天的大多数人看来是荒谬的。然而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政治中，民主不经过斗争是不可能取得的，而且这斗争的很大部分一直是一种阶级斗争，即便是像许多希腊人所描绘的那样，它被简化为一场占多数的穷人反对少数富裕和出身髙贵的人的斗争。
　　对希腊人来说不仅仅是发明了民主的概念。这概念还被计划用来或发展用来描述一个演进着的现实——一种公民实体实际上自我统治的城邦。城邦或城市国家通常是一个小的、自我统治、自我维持的实体（不过远不是政治自主的）只有很少的现代国家那些特征。的确，如果根据国家我们意指是一种政府结构的话，城邦这个术语描述了一个特定的政治社会而不是国家。在古希腊世界里雅典不是惟一实行民主的城邦，但它是所有城邦中最稳定和长久的，并且是记录得最好的，这或许只因为它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在文化上是所有城邦里最光辉灿烂的。因此像希腊人发展雅典和理解雅典一样，雅典被我们看做民主的榜样。
　　这种发展的开端通常被追溯到梭伦在公元前594年左右为了城邦而进行立宪的时期。根据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3]中所给出的解释，梭伦的干预本身是一定时期“平民”和“贵族们”之间冲突的结果。在财富或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上，梭伦把公民实体分成四个阶级。最重要的政治官员被局限于这些阶级中的更髙阶级，而最低的阶级被授权参加平民（古代雅典的人民会议）会议，并组成审判团在法庭上就有罪与否和量刑问题作出裁决。这些不是很大的权力，但后来的变化将继续扩展它们。
　　公元前508年，下一轮主要改革同样是由伊萨哥拉斯（Isagoras）领导的贵族保守派和由克勒斯塞涅斯（Cleisthenes）领导的大众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产物。伊萨哥拉斯求助于斯巴达国王克里蒙斯（Cleomenes）的帮忙，试图恢复贵族寡头制。伊萨哥拉斯和斯巴达人被群众武力围困在阿克罗波西（Acropolise）并被迫投降。这就为激进改革打开了道路。克勒斯塞涅斯回到雅典并以改变城邦的“宪政”结构的方式确立了变化，该宪政被设计用来缓和君王制和地方忠诚，以及提升公民们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城邦忠诚。每天碰头并为公民大会的集会作议程准备的议会或众议院（Boule）从400人扩大到500人。10个部落或选区之一凭投票选择50人当议会成员一年，而在议会内这50人在1/10年内以一个掌舵和行政的委员会的身份运作。虽然贵族们把持着传统职务和比如最髙法院这样的机构，而且执政官的职务也继续存在着，但权力已向议会和公民大会转移。
　　接下来的50年也是雅典和希腊人坚决反抗在大流士和克里西斯（Xerxes）领导下的波斯人试图破坏他们城邦独立的年份。这些年中，雅典寻求更进一步的民众权力的统治，其中一些措施因战争之需直接推动。在公元前487年，执政官制被让步成为一个选举性职务，由贵族们选举然后通过投票予以实施，然而在公元前461年由前执政官构成的最髙法院被剥夺了权力。从这时起，500人议会、公民集会和伴有501人、1001人、甚或更多陪审员的群众法庭——它们都是通过投票从作为整体的公民中选出——成为城邦的最有权力的机构。
　　因此从公元前461年始，大众政府或多或少地被牢固建立起来了，直到在公元前332年被马其顿的征服者最后摧毁，被一种反对者始终具有优先权的严格选举制所取代。民主从来没有被普遍接受。实际上，大多数最有名的雅典哲学家和作家都是民主的批评者和反对者。从理性上看，柏拉图可以被视为所有政治哲学家中最激进和不宽容的反民主者。他的导师苏格拉底至少分享了他的一些观点。
　　亚里士多德以一种更为温和的怀疑姿态看待民主，但明显的是，如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做的那样，是以一种贵族式的鄙夷看待政治中的群众参与和平民领导；甚至在雅典和反民主的斯巴达身陷战争的年月里，戏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一次再一次地嘲讽平民统治和它的领导。结果是在支持民主方面古希腊或雅典不存在一致的持续陈述，而相反的事例几乎占据了后裔的注意力。
　　甚至那些谴责民主政治无法控制的人经常构思更微妙的办法对民主予以诋毁。因此许多研究古希腊的近代历史学家顺着修昔底德和其他评论家的思路，辩称只有平民满足于接受像伯里克利这样的上层阶级的有教养的代言人的领导，民主才能运作良好：“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因此，在名义上民主存在的地方，权力实际掌握在第一公民手中……正是在他手里雅典达到鼎盛时期。”^[4]只是在伯里克利死之后，腐败才开始降临，那时人们坚持跟从所谓的煽动政治家——顾名思义——比如像克里昂，克里昂明显不知道如何行为得体，只会使用受大众欢迎的姿势来迎合“乌合之众”。亚里士多德写道：“他是第一个敢于在讲坛上叫嚣和鄙俗滥骂的人，并且衣服褶得像一个普通劳动者一样然后向人们作演讲，然而所有他的前人在演讲时都是仪态威严和穿着得体。”^[5]皮特·格林教授确实正确提到，对伯里克利的崇拜以及自公元前429年他死后延续的观念反映了许多近代评论者在古希腊问题上坚持对民主持怀疑态度。^[6]
　　当然，比其他事件更具有损害雅典民主盛誉的一桩事是在公元前399年以不虔诚和腐化年轻人的罪名对苏格拉底进行的审判和处罚。的确，这不足以说明在雅典民主方面这可能是“每个人所知道”的惟一事情。正如摩西·芬利先生所说：“据说这是多数暴政的证据……是普通人僧恨天才的证据。”^[7]芬利的文章实际很好地处理了因这件事而周知的相对少量的特定事实和围绕事实所建立起来的一些神话两者之间的关系。判决苏格拉底有罪的决议以281比220票通过，票数接近的事实揭示了决议不是一些普通民众歇斯底里的产物，也不能在任何意义上如此推定：这个对苏格拉底的严厉判决是典型表征了雅典民主对待他的批评者甚或他的敌人的态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耗费大半生在雅典教书育人这个恰当事实就是一个明证。苏格拉底与30个暴君中的某些人有所牵连也不是个决定因素，5年前30个暴君在斯巴达的支持下策动了反对民主政治的政变。民主复位对苏格拉底不是件好事，不过，无论在哪种程度上复位的民主制度对曾经试图摧毁它的领导人物表示了过度的宽容。甚至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一个十分钦佩苏格拉底的人，曾在《论自由》一书中用十分夸张的词藻来描绘苏格拉底：“他是其后所有圣人的领袖和楷模”，“是有史以来所有卓著思想家的智慧的主宰”，这时也激动指责民主对苏格拉底的这种.可能是误置（misplaced）的慷慨：“我们听的太多雅典人是如何易发怒、满腹怀疑。但实际上，当我们考虑到在他们中间一直生活着一个一有机会便想引诱人们顛覆民主的人，那么大多数雅典人更应该由于他们的过于安逸和天然自信而受到谴责。”^[8]因此，尽管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定罪并不能体现雅典的民主，但该事件却不足以能使我们从中得出一些概括性和全面的结论。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到的结论告诉我们更多地是欧洲思想中的反民主传统，而不是关于雅典民主本身。
　　什么是这种民主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引起了当时那么大的争论并引起今天的辩论？其实质在于，公民直接参与到城市的管理中去。它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形式是：设立雅典公民大会，任何公民都有权加入其中，该组织决定政策实行与否。它是一个权利实体，由全体公民组成。在正常情况下，每年召开10次公民大会。它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具体体现：不是人民每4年、5年或者7年选一次政府，而是人们经年累月地自己管理自己。对雅典公民大会规模的估计说法不一，但是雅典居民大概从来没有超过5万人。然而出席该会议的人数应该不会少得可怜，因为要对公民的权利和放逐（短期惩罚）做出决定需要至少6000人的法定人数，像这样的决定并不少见。
　　这个直接民权体系的第二个形式（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也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就是它实现了不论是政府机关还是法律执行机构的办公部门，都不是由竞选产生，而是通过抽签产生。这同样适用于法庭，被选中的6000个公民，必须每年出席陪审团。这么大的陪审团可以很合理地作为代表普通民众意愿的样本。现代法庭中的陪审团也应该做到这一点，但是由于现在陪审团中的12人是由立法当局选出来的，他们很可能愿意排斥与自己见地不同的观点，所以很明显不能像古雅典那样构成一个代表民意的微观组织。除了采用普选制（这种体制是美国、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规则性特征）之外，陪审服务是一种最为可能落到任何公民身上的义务，这可能是现代民主中公民可以直接参与法律制定和管理的惟一残存下来的形式。
　　但是在雅典，这是一个公民在城邦公共生活中期盼可以发挥的许多角色中的一种。除了10位将军是由公民大会每年选出之外，其他大部分公共职务通常以公民抽签决定的形式在有限的时间内（通常一年）发挥作用。包括重要的立法会议或者500人议会。如果有某个组织每天都管理着雅典的话，那就是500人议会了，它一年中有300天开会，除了其他的义务，它还承担着准备公民大会日程的任务。但是，人们也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防止议会盗用人民的名义来统治人民：

　　从议会是由抽签选出和任何人在议会中的服务期限不得超过两年的规定这两个事实来看，很清楚，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的雅典人认为，议会绝不能发展为公司一样的组织，如果不幸具有公司的特征，那么它将不能代表公众，并且认为议会应该是雅典人民的公正的样本，它的观点和人民的观点要不谋而合。^[9]

　　通过随机抽签来选取政府机构人员，人民享有参与公民大会的权利，这样一个体制意味着，在公元前462年到公元前322年，雅典实现了人民管理自己的民主理想，它是通过公民参与，而不是现代的代表制度或者代理制度来实现。为了保障在实际操作中，参政不只局限于有闲暇时间献身于政治的公民，雅典人引入了带薪参政制度，起初是给议会成员和陪审服务人员，之后就是给列席公民大会的人以薪水。这一点常常被民主批评家所抨击，他们认为，该制度带来了人们的金钱动机。但这种观点是不公正的，因为薪水通常是比较适中的。这么做无非是为了补偿劳动公民因不能参与到其正常工作中去所带来的薪水损失。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业余政府；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认为政府管理是一个十分专业化的行当，就像其他专业的工作一样，所以自然对雅典的现状感到愤怒和轻蔑。外邦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他们习惯了君主专政，一人独裁。毕竟，独裁制度是接下来西方2000多年历史的正统思想，同时也是古代地中海和中东的正统思想。欧里庇得斯（希腊的悲剧诗人），在他的《卑微的女人》剧本中，在忒拜的信使和特修斯（雅典之王）的著名对话中提出了他的反对观点。
　　这个信使把克里安（Creon）王的信稍给特修斯，一到达雅典,便问特修斯：“谁是这里至髙无上的王？”特修斯回答道：

　　这个城堡
　　不是服从于某一个人的意愿的，它是自由之城。
　　这里的王者是人民，他们每年轮流管理国家。
　　我们没有给富有者以特权；
　　贫苦人的声音拥有着平等的权威。

这位忒拜的先驱显然发现这是不可理解的：

　　我出来的城市生活在
　　一人的统治之下，而不是乌合之众的统治下……
　　一般的人！
　　没有清晰的推理论证，他怎么能够指导
　　一个城市在合理的方略下？
　　经验能比急躁给予更多的见解。你那贫穷的乡村，
　　尽管他不是愚蠢的人——怎么样他能够改变思维
　　从犁田转向政治？^[10]

　　《谦卑的女人》第一次演出是在公元前421年，这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正当雅典被迫和斯巴达达成临时和平，雅典人毫无疑问需要加强士气的时候。但是欧里庇得斯的使者认为柏拉图写的《普洛泰哥拉》中的苏格拉底在一定的程度上才是真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使普洛泰哥拉（Protagoras）成为民主的建议者，而苏格拉底是他的对手：

　　现在当我们相聚在一起，如果国家正面临着一些建筑方案的时候，我观察到：会邀请建筑师来咨询建筑目的，当是造船时，海军设计者和其相关的人员会被公民大会视为教与学的主体……但是当它是和有争议的国家政府有关时，给出建议的人将会是建筑者或者类似的铁匠、制鞋者、商人和船商，不管是富有还是贫穷，有家还是无家。没有人提出反对这些，不过有一个没有任何技术资格的人仍嚷着要提建议。^[11]

　　普洛泰哥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政治智慧并不仅仅是专业知识的事情，而且是任何人都是一分子，在其中每个人有必要一份。“否则国家不能存在。”尽管不是很多人采用了柏拉图特殊的理由来反对民主，但作为一种反对大众无知和无能的专业技能问题仍是民主争论中的一个中心话题。
　　在当今社会，民主被自由主义者认为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威胁或者是潜在威胁，而且还有许多关于多数暴政和公共意见专制的警告。但是在雅典，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内在部分，因为公民治理自己政府的过程必然是在大会和议会上进行公开讨论的过程。那里也没有像现代政党组织这样的渠道，通过这种渠道整合或肃清不同意见。民主和开放的讨论是不可分割的。类似地，确立民主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应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即isonomia。这一重要性可以从以下这些事实中看出：在公元前404—公元前403年间短暂拥有权力的30个独裁者（the Thirty Tyrants）判决只有3000名市民有权力审判、其他人只有政府的命令才能执行。大众政治权力建立在对法律面前所有公民地位平等的承认基础之上，以及民主也要确保平等应得到维持。
　　事实上，是可以超越这些特殊原则与民主的相关性，并且如我们所理解的，可以说在古希腊政治的出现是和民主的出现相联系的。在任何社会政治都能够被合理地定义为政府和权力事务，不管采取的是何种方式。但是，政治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的理念（作为公民自己的事务）和政治作为一种理性的理念这两者都规导着政府（与专制暴君们的难以预料的行为相反），这点从民主角度出发容易明确。“那么，最重要的是，希腊城邦发展史的显著标志是政治化和民主化的亲密结合”。^[12]那种不得不捍卫政治本身以防范民主的理念，像一些当代作家所建议的那样，^[13]可能不被古雅典人们所理解。
　　雅典民主政治有效运行的关键是积极公民身份的理念。公民身份不是那种已稀释化了的近代意义上的成员身份；它意味着原初意义上的成员身份，类似于人体的部分结构。它是一个有机关系，这点是连反对民主的亚里士多德也认同的。城邦或政体是一个整体，其中个人是部分，自身不自足，依赖于城邦，这（城邦）正如在现代自由思想中个体所被通常想像的那样。^[14]因此，公民仅能通过作为整体社会的一部分来繁荣昌盛。伯里克利，在（修昔底德认为是他作的）葬礼演讲中，清楚知道公民从公共生活退入隐私生活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这里每一个人不仅关心他自己的事，而且关心国家的事。我们不能说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是一个只关心自己事情的人；我们说他根本没有事务（business）。”^[15]民主的成功依赖于公民对他们城邦义务的接受，及由此维持着与公民城邦同命运的感觉。“对于伯里克利及其5世纪的同时代的人来说，私人没有责任心，如同我们现代意识中对傻子所理解的那样，因为他们对公共事务不加关心。”^[16]因此，希腊的民主实践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积极的、参与性民主在有效运作之前，是否要求个人们感到他们分享了共同体身份或一种集体或整体的利益这种感觉。
　　然而谁构成了公民主体？谁是“人民”？在雅典社会有3个主要群体被排除在外。首先，它毫无疑问且想当然地将一半成人——妇女排除。妇女的政治权利以及大多数政治活动被限制，所有官方政治，包括民主政治，都是男人所代表，这种状态持续到大约100年以前。第二，公民主体排除了在雅典居住和工作的外国人和混血儿。换句话说，公民也就是内部人员。第三，它排除了奴隶。公民只能是拥有自由，高贵的人。这意味着公民仅占总人口的1/4或更少。不过，仅占整体人口一定比例的雅典公民人数，在公元18世纪晚期之前，远比其他任何公民实体还大。
　　这通常暗示着由雅典人实施的积极自治政府只有在奴隶存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或者可能也只有在为民主提供财政来源的帝国存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如果第一个暗示的要点是，雅典实际上是在维护一个安闲的上层社会，那么就错了。实际上，雅典大多数的公民是辛勤劳作的人们，他们需要用恪守公职换取来的微薄薪俸来补偿他们每日的收入。这就是职务报酬问题为什么成为“一个政治象征”^[17]的原因——这正如伯里克利和欧里庇得斯宣扬的那样，这是一个民主分子认为贫穷不应该是政治参与的障碍的象征。每当寡头政治接管民主政治时,职务报酬是第一个被废除的。在雅典，公民的政治平等与经济不平等是很难共存的，直至今日，也是如此。但是民主的整个要点是给与穷人与富人以同样的治理国家的角色。至于第二个暗示，就是民主，或许像英国19世纪的自由一样，是寄生于帝国，A.H.M.约翰指出，雅典帝国消亡之后，民主仍旧在4世纪运行，而且，事实上，自从参加集会的报酬被延伸到支付其他公共职务报酬后，似乎那时任何东西都要比以前昂贵好多。^[18]
　　许多民主作家相信古希腊的民主政治经验与现代世界的民主政治关联不大。对这个观点我驻足思考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相信事实是截然相反。在希腊民主的经验中，在民主定义中和在为实现民主的斗争中所涉及的大多数问题都已然清楚。艰苦斗争实现民主，以反抗对出生、财富特权的维护；抗议把民主看成是一群“乌合之众”和“暴徒”的法则；深信穷人和工人没有政治能力；政治平等和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艰难共存；争取民主与为自由言论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斗争之间的关联性；民主依赖于一种身份的共同体感觉——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希腊民主经验中发现，而且所有这些都在民主的现代发展中及由此产生的争论中重现。
　　重要的是，民主的希腊概念摇摆不定，至少直至卢梭和《社会契约论》的出现才确定。民主意味着人民自己统治政府;现在倾向于称为直接民主。代表的选举（而不是由于他们的选举是根据抽签这个问题）被希腊人视为是一种贵族制的设计，不是一个民主要素。当然，在现代社会里，希腊模式的直接参与在多大程度是可能的，这是另一回事了；虽然一个拥有40000人的公民实体比许多当今的组织和机构要大得多，而这些组织和机构认为在自身内部实行直接民主是不切实际，不值得的。这种公民直接参与的结果所拥有的某种显著意义，这在现代社会是不可想像的：“城邦里很少有分立的或是专业的国家设施（state apparatus），……准确的说，雅典民主政治象征着拒绝‘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任何划分。”^[19]这对唤起民主最初的及实际的意义有好处：国家和社会是一回事；通过积极参与政治，公民实体直接自我治理；每一个公民不时地承担义务。

^[1] Aristotle, The Politics,(《政治学》)1290b. In the Penguin edition this passage appears in Book III, Ch. 8, but other translations order the text differently.(在企鹅版本中这段出现在第三节的第八章，但其他译本安排文本顺序并不相同。)

^[2] See J.K.Davies，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民主与古典希腊》）London，Fontana，1978，pp. 35-6.

^[3] 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雅典政治》）trans，John Warrington，London，Dent Everyman，1959，pp. 247-9.

^[4] 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trans. Rex Warner，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54，pp. 134-5.

^[5] 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雅典政治》) p.270.

^[6] This point has been made by Peter Green，The Shadow of the Parthenon，（《帕特农神庙的阴影》）London，Maurice Temple Smith，1972，p. 20，and by Ellen Meiksins Wood and Neil Wood，Class Ideology and Ancient Political Theory，（《阶级意识形态与古代政治理论》）Oxford，Basil Blackwell，1978，p.64.

^[7] M.I.Finley，Aspects of Antiquity，（《古代各面相》）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2，pp.60-73,‘Socrates and Athens’.（苏格拉底与雅典）

^[8] Quoted in M.I.Finley，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古代民主与当代民主》）London，Chatto&Windus，1973，p.90.

^[9] A.H.Jones，Athenian Democracy，（《雅典民主》）Oxford，Basil Blackwell，1957，1977 edn，p.105.

^[10] Euripides，The Suppliant Women，in Orestes and Other Plays，（《奥瑞斯特斯以及其他剧本：谦卑的女人》）trans Philip Vellacott，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2，pp.207-7.

^[11] Plato，Protagoras，in Protagoras and Meno，（《普洛泰哥拉与米诺篇：普洛泰哥拉》）trans.W.K.C.Guthrie，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56，pp.50-51 and 53-4.

^[12] Wood and Wood，（木与木）op.cit. ，p.15.

^[13] see, for example, Bernard Crick，In Defence of Politics，（《捍卫政治》）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4，第三章，“捍卫政治反对民主。”

^[14] See Aristotle，Politics，（《政治学》）Book I,Ch.2.

^[15] Thucydides，op. cit.，pp.118-19.

^[16] Peter Green，A Concise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古希腊简史》）London，Thames&Hudson，1973，p.79.

^[17] See J.K.Davies，op.cit.，p.69.

^[18] A.H.M.Jones，op.cit.，pp.5-10.

^[19] Perry Anderson，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London，New Left Books，1974，p.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