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安德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1929-1935）
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
（1930年）
《医学心理学年鉴》
研究精神错乱
及精神错乱者的法医
杂志
专论
正当防卫
在上一期《医学心理学年鉴》里
[1]，有一篇有意思的专论，A.罗迪耶医生在文章中谈起精神病院医生的职业危险。他列举了最近发生的凶杀事件，我们的好几个同行成为凶杀事件的受害者，他试图找到能有效保护我们的方法，以防不测，因为精神病医生在与精神错乱者及其家属的接触中还是冒着一定的风险的。
但精神错乱者及其家属确实构成一种危险，我将此称为“内发性”的危险，这个危险与我们的职业密切相关，因此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只能接受这一危险。但还有一种危险，我将此称为“外发性”的危险，这一危险尤其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它似乎可以引发强烈的反应。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极有特殊意义的例子：我们医院的一个病人是个躁狂症、受迫害妄想症患者，此人极为危险，可他竟然以温和的嘲弄语气建议我去读一本书，精神病人们都在传阅这本书。此书最近由《新法兰西评论》（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杂志社出版，奇特的创作原型、准确而不乏善意的笔调使该书蜚声文坛，这本书就是安德烈·布勒东的《娜嘉》（Nadja）。超现实主义在书中大放异彩，而且故意表现出十分怪异的样子，它的每一个章节都不连贯，却安排得极为巧妙，这一细腻的艺术手法就是在嘲笑读者。在一幅幅奇怪的象征性画面当中，人们或许会看到克洛德教授的真实写照。实际上，书中确实有一个章节是专门写我们的。倒霉的精神病科医生在书中狠狠地挨了一通骂，其中有一段（把此书送给我们的病人在这儿用蓝笔做出标记）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一段是这么写的：“我知道假如我是疯子，况且几天来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里，我将利用在疯癫状态下所做的一切会得到赦免的权利，去毫不留情地杀害落在我手上的人，最好是杀一个医生。这样的话，我至少能得到一个单人房间，就像那些躁狂症患者一样。人们或许就不会再来烦我了。”
恐怕没人能找到比这更典型的教唆人去凶杀的手段了。这一手段只能引起我们轻蔑的鄙视态度，甚至引起我们漫不经心的冷漠感。
在相类似的情况下，在我们看来，依赖于上级权威似乎证明这是一种不安分的举动，这一举动极不得体，以至于我们甚至不敢往这方面想。然而，这类事件却是与日俱增。
我认为，我们的麻木感是罪魁祸首。我们沉默不语不但会让人怀疑我们的诚意，而且还会让人为所欲为。
不管类似的事件是集体行为，还是个人行为，为什么我们的团体、我们的联谊会未对此类事件做出反应呢？为什么不给发表类似《娜嘉》这样作品的出版商送去一封抗议信呢？为什么不设法去起诉写出这样作品的作家呢？这位作家显然已越过礼节的限度。
我认为，我们应在联谊会内部考虑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这类问题，这么做是有好处的（大概这也是我们唯一的防卫措施）。
罗迪耶医生在他那篇专论的结尾处做出结论：“精神病院的医生完全可以要求得到社会保护的权利，医生本人在维护这个社会的安定，社会也应无条件地保护他……”
但这个社会有时会忘记责任是相互的。我们应该提醒社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保尔·阿贝利
医学心理学协会
1929年10月28日会议
针对超现实主义作家的倾向以及他们对精神病院医生所发动的攻击，阿贝利先生撰写了一篇报告，这篇报告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现将讨论记录如下：
德·克莱朗博医生：请问雅内教授，您觉得病人的精神状态与他们精神活动的个性有什么联系呢？
雅内教授：《超现实主义宣言》包括一篇哲学引言，这篇引言很有意思。超现实主义者认为，从本质上讲，现实是丑陋的，美只存在于非现实的事物当中。是人将美带到这个世界里。要想创作出美的东西，就必须尽最大的可能远离现实。
超现实主义作品大多是偏执狂以及怀疑者的自白书。
德·克莱朗博医生：过激的艺术家有时会借助于否定所有传统的宣言，兴起放肆的风尚，不管他们采用什么样的名称，也不管他们面对什么样的艺术和时代，从技术角度来看，我觉得他们似乎都可以被称为“墨守成规派”。所谓墨守成规就是不想费力去思索，尤其是不想再费力去观察，他们只信赖某种特定的形式，只想着去制造独特、简单、特定的效果，于是人们便迅速地制造出这类东西，同时尽量避免招来批评，表面看起来，这类东西带着某种特定风格的色彩，而它与生活的相似之处往往会引来批评。这种破坏的举动在雕塑艺术方面很容易分辨出来，但在语言方面，这一破坏举动也可以显示出来。
傲慢而又无精打采的风格引发或促进了墨守成规派的发展，这并非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早在16世纪，追求繁缛文风，喜欢出奇制胜，讲究精巧细节的作家都是墨守成规派，到了17世纪，那些追求矫揉造作风格的“风雅派”也属于墨守成规派。瓦迪尤斯和特里索坦
[①]也是墨守成规派，只不过与当下这类人相比，他们显得更稳重、更勤恳，也许他们的作品所面向的听众更高雅、更有学问。
在雕塑领域，墨守成规派似乎在19世纪才刚刚发展起来。
雅内教授：根据德·克莱朗博先生的看法，我也想起超现实主义者的某些手法。比如他们从一顶帽子里随便拿出五个单词。在超现实主义引言里，作者用两个词讲述了一段小故事，那两个词是：火鸡和高筒礼帽。
克莱朗博医生：阿贝利先生在其专论里给我们描绘了一场诽谤运动。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点做一番评论。
诽谤也是精神病医生所面临的职业风险，有人抓住机会便以诽谤手段来攻击我们，由于我们担负着行政职务，或肩负着专家的职责，那么让我们担责的主管部门就应当保护我们。
不论职业风险是什么性质的，技术人员都应得到预防性的保护，以免遭受职业风险的伤害。这些明确的预防措施将确保他能得到及时、永久的救助。这些风险不仅反映在物质方面，而且也反映在精神方面。避免风险的预防措施包括救助、补助、司法支持、津贴以及抚恤金等，这笔抚恤金有时要考虑永久发放。在紧急情况下，救济费用可以先从互助保险基金里面出，但这笔费用最终要由受伤害者的主管部门来支付。
会议于下午六点结束。
会议秘书：吉罗
虽然那些曾经或依然依赖于特殊举措的人采取了某些特殊的手段，但人们最终还是承认，以理性和道德的视角来看，超现实主义只寻求去挑起信仰危机，这是最普通、最庄重的信仰，除此之外，超现实主义没有任何其他目的，能否取得这样的成果将决定超现实主义的成败。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要以各种方式去感受，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人承认旧有矛盾那矫揉造作的特性，这些矛盾被虚假地用来预防人那怪异的焦虑感，即便让他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手段，即便以充分的理由告诉他没有能力摆脱人世间的束缚也无所谓。死亡的威胁，冥间里带歌舞杂耍的咖啡馆，在睡眠中泯灭的美好理性，未来那沉重的帷幕，巴别塔，软绵绵的镜子，难以逾越的布满脑浆的银墙，这些表现人类灾难的强烈画面也许不过是表象而已。所有的一切都让人以为，在人的思想里存在着某一点，在这一点上，生与死，现实与虚幻，过去与将来，可言传的与不可言传的，高与低都不再是相互矛盾的。然而，除了希望能确定这一点之外，要想在超现实主义活动中寻找另一种动机，恐怕是白费力气。人们由此已经注意到，简单地把超现实主义活动归纳为建设性的或毁灭性的是多么荒谬呀，因为在我们所说的那一点里，建设和毁灭已不再可能相互威胁了。显然，超现实主义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毫不在意，而且也不感兴趣，所发生的一切都打着艺术或反艺术的旗号，打着哲学或反哲学的旗号，总之，超现实主义对所有那些不以扼杀人性为目的的东西毫不在意，这些东西要把人转变为一个优秀、内向、盲从的人，此人并不比镜子或比火焰更有活力。有些人对自己将来在世界里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感到担心，可他们对超现实主义的经验究竟又期待着什么呢？在这个精神领域内，人们只能为自己去实施一项极为危险，但却是至高无上的辨别工作，同样他不必再去重视那些来来往往者的步伐，然而在这些往来者漫步的地区里，超现实主义当然是听不到脚步声的。人们不希望超现实主义受某些人的摆布，或看他们的脸色行事，超现实主义以其特有的方式，宣称可以将人的思想从奴役状态中解救出来，使其回到谅解的道路上来，并让它恢复到原始的纯洁状态，仅凭这一点，人们完全可以就超现实主义所做过的事情以及为实现自己的承诺而应当做的事情做出评价。
尽管如此，在对这些好处实施检验之前，重要的是要知道超现实主义究竟在借助于哪一类伦理道德，因为它让自己的根基扎到生活的土壤之中，扎到这个时代的生活里，这种做法也许不是偶然之举，从那时起，我给这个生活增添了许多奇闻逸事，比如像天空、表的嘀嗒声、严寒、烦躁等，也就是说，我又开始以粗俗的方式讲这些事情。心里想着这些事情，手扶着这只破梯子的横撑，任何人都不会蒙受损失的，除非越过清贫生活的最后阶段。辨别美丑、真假、善恶的愿望显得那么贫乏，那么荒谬，而这一愿望正是从那些毫无意义的表象中衍生出来的，并一直维持下去，而那表象激奋的样子实在让人感到恶心。选择的观念会遭遇不同程度的抵抗，而精神的腾飞则取决于抵抗的程度，精神最终要飞往一个可以居住的世界，因此，有人以为超现实主义并不害怕为自己树立一种绝对反抗的信条，一种绝不屈服的信条，一种合法的破坏信条，超现实主义只期待着暴力。超现实主义最简单的行动，就是拿着手枪，跑到大街上朝人群胡乱开火。不想了结现有愚蠢堕落体系的人，在那群人当中占据着明显的位置，他用自己的胸膛对着那只枪口。[2]我觉得，这一行动的正当性与信仰并非是水火不相容的，而超现实主义一直设法在我们当中去发现那一信仰的光芒。我在此只想掩盖人的失望感，因为在失望感之中，什么都无法证明那一信仰是正确的。赞同这种信仰而反对另一种信仰是不可能的。任何人假装接受这一信仰，却不赞同这种失望感，那么在了解内情的人眼里，他很快就会变成对手。我们将这种精神状况称为超现实主义，人们注意到这一精神状况只对自己本身感兴趣，因此，人们似乎不必再去追究以往的事情，对于我本人来说，我不反对专栏作家、诉讼律师以及其他人将这种精神状况视为特定的新潮。我更相信自己此时的想法，反而不相信有些人的做法，他们试图赋予已完成的作品，赋予人的生活某种特殊的意义。总之，没有什么比总是问同样的问题更乏味了：兰波在去世之前真的皈依宗教了吗？在列宁的遗嘱当中是否能找到批评第三国际现行政策的文字呢？难道是难以忍受的身体缺陷以及个人的不幸促使阿方斯·拉博变得更悲观吗？萨德在国民公会期间是否曾做出反革命的举动呢？只要让人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就可以注意到从那时流传至今的证言显得多么脆弱。那么多玩世不恭者对精神上巧取豪夺的举动感兴趣，他们期盼着这类举动能够获得成功，我在这方面已跟不上他们了。至于说反抗，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需要先驱。我要明确指出，在我看来，应当防备对人的崇拜，不论这些人外表看起来多么伟大。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洛特雷阿蒙，我看不出有谁曾在世上留过不明显的痕迹。我们没有必要再去讨论兰波，因为兰波自己搞错了，而且兰波也想欺骗我们。他曾让人对其自身的想法做出不光彩的解释，而且还为这类解释留下种种口实，比如像克洛岱尔那样的解释，因此兰波在我们面前是有罪的。我们对波德莱尔也深感遗憾，对他那生活的“永恒尺度”感到惋惜：“每天早晨要向上帝祈祷，因为上帝是力量与正义的源泉，要向我父亲、向马里耶特、向爱伦·坡祈祷，把他们当作说情者。”我知道人有自相矛盾的权利，但这也太过分了吧！向上帝祈祷，向爱伦·坡祈祷？在所有侦探杂志上，今天爱伦·坡被冠以犯罪侦探大师（包括夏洛克·福尔摩斯，实际上甚至包括保尔·瓦莱里……）的称号。某一天，从理智上看那天十分迷人，人们引荐一位侦探，总是一位侦探，而且将某种侦探的方法赋予这个世界，这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吗？让我们顺便说几句爱伦·坡的坏话。[3]如果我们以超现实主义为手段，毫不犹豫地摒弃凡是事物就有可能“存在”的想法，如果通过一条“存在”于世的道路，我们不但能证明这条道路确实存在，而且还能帮助他人去走这条路，我们宣布完全可以进入那条所谓“不存在”的道路，如果我们找不到更多的词语去揭露西方思想的卑劣性，如果我们敢于起身反抗逻辑，如果我们不能保证，与醒着的时候相比，梦中所完成的举动并没有更多的意义，如果我们甚至无法确定人们最终是不会与时代同归于尽的，那是老套的、不吉利的恶作剧，是总是脱轨的列车，是疯狂的搏动，是纠缠在一起的垂死的牲畜，那么人们要我们怎样对一个社会管理机构（不管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去表现出体贴之情，去表现出更大的宽容呢？这也许是唯一令人难以接受的狂妄之举。所有的事情都要做起来，所有的手段大概都是好的，都应该利用起来，以破坏所有涉及家庭、祖国、宗教的概念。在这方面，超现实主义的立场被人熟知也是枉然，同时还要让人知道，这一立场并不包含妥协。那些一心想要维护这一立场的人一再申明，这一立场绝不包含妥协，然而他们并不重视其他的价值基准。他们打算充分地体验那种假装的悲痛，中产阶级公众总是卑鄙地原谅他们“年轻时”所犯过的错误，而面对中产阶级公众时，那种假装的悲痛竟欣然接纳插科打诨之需。他们像野蛮人似的在法国国旗下嬉笑打闹，将其厌恶感吐到每一个神甫的脸上，将厚颜无耻的性武器对准那些应履行“首要义务”的败类。我们要与诗歌的冷漠，与艺术的娱乐性，与广博的研究，与纯粹的思辨作斗争，不论这些东西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我们可不想与那些在思想方面缩手缩脚的人求同存异。所有背信弃义的举动都无法阻止我们去了结这些哄骗人的废话。况且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只相信自己，最终让我们甩开他们，他们很快就陷入迷茫的境地，不得不求助于最拙劣的权宜之计，以便去讨维护秩序者的欢心，而这些人都是拥护人人平等的干将。毫不动摇地忠诚于超现实主义的诺言就意味着一种无私的精神，一种蔑视危险的大无畏精神，一种拒绝妥协的精神，从长远来看，很少有人能表现出这种能力。有些人最初不愿意将自己富有意义的运气以及了解事实真相的欲望赋予超现实主义，如今这批人已所剩无几。不管怎么样，要想阻止种子不在人间的田野里发芽已经太迟了，各种各样的野草也许会盖过所有的一切。因此，正如《超现实主义宣言》再版序言（1929年）所表明的那样，我打算不动声色地让有些人去听从命运的安排，在我看来，这些人已经能够正确地评价自己，他们当中有阿尔托、卡里夫、德尔泰伊、热拉尔、兰布尔、马松、苏波、维特拉克等，他们的名字已出现在《超现实主义宣言》（1924年）之中，还有在宣言发表之后投身到运动中来的人。由于阿尔托先生就此事冒失地发了一些牢骚，我认为再次表述我的意图还是有益的。
阿尔托先生于1929年9月10日在《不妥协报》（L’Intran-sigeant）上撰文：
《不妥协报》于8月24日发表了对《超现实主义宣言》所做的评论，评论中有一句话使人回想起许多事情：“布勒东先生认为此书再版时不必对书中的内容做出修订，尤其是不必对书中出现的人名做出修订，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与他的名誉有关，但更正自然还是要做的。”但愿布勒东先生能借助于名誉，对某些人做出正确的评价，上面所说的修订应该落实到这些人身上。这是和宗派道义有关的事，文学界的一小部分人已受到这种宗派的影响。但还是把这种小纸条的游戏留给超现实主义者吧。况且，一年前所有和“梦境”事件沾边的事依然历历在目，如今再去侈谈名誉恐怕不合时宜。
我绝不会就“名誉”一词的确切含义与此文的作者展开争论。某位演员以金钱和荣誉为目的，准备将斯特林堡所写的一部难懂的话剧奢华地搬上舞台，可其实他并不重视这部话剧。当然如果这位演员不时自诩为一个有思想、有情感、有血性的人，我倒觉得这也不是什么缺点。可实际上他却和《超现实主义革命》（La Révolution surréaliste）的某一页里所描写的人物没有什么区别，这个人物正在烧东西，而且看他那副样子，他打算把所有的东西都烧掉，并声称只期待着“思想的呐喊，这一思想又将他本人武装起来，他决意不顾一切地去砸碎所有的桎梏”。唉！这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角色而已，就像他演过的其他角色一样，他将斯特林堡的《梦想》（Le Songe）“搬上舞台”，因为他听说瑞典大使将会支付所有的费用（阿尔托先生当然知道我能证明此事），人们会对这一举动的道德价值观做出评价，他自然不肯错过这个评价的机会，不过这并不重要。我后来在阿尔弗雷德·雅里剧院的大门口看见阿尔托先生，他身边总是站着两个警察。与此同时，他把另外二十名警察派去抓捕他的朋友，就在前一天，他还认这些人为朋友，这也是他唯一的朋友。此前，他已在警察局里同警方商讨过要抓哪些人，而恰好是阿尔托先生觉得我谈论名誉有点不合时宜。
我和阿拉贡在《杂集》（Variétés）专刊上合作撰写的评论《1929年的超现实主义》（Le surréalisme en 1929）受到读者的好评，通过这些评语，阿拉贡和我本人注意到，我们每天都会判断出人的道德水平之高低，而不会对此感到窘迫。在最初遭受伤害时，超现实主义很高兴能感谢这个人或那个人，而且做得很潇洒，这种潇洒的态度绝不是报界里那几个无赖的情趣所能比拟的，在他们眼里，人的尊严不过是被人嘲笑的题材罢了。有人不是打算在这个领域里去询问许多人吗，这是迄今为止受监督最宽松的领域，只有少数几个浪漫的例子除外，那是自杀或其他类型的例子。我们为什么还在吹毛求疵呢？一个警察，几个寻欢作乐的家伙，两三个摇笔杆子的臭文人，好几个精神不正常的人，还有一个傻瓜，除此之外，还有一小部分通情达理、刚毅、正直的人，人们称他们为狂热分子，所有这些人不是构成一个既有趣又不伤害他人的团体吗？这是一个完全依照生活模式而组成的团体，团队的成员按件计酬，按点数挣钱。
他妈的。
超现实主义的信心未能很好地树立起来，或树立得很差，唯一的理由就是这一信心根本就没树立起来。无论在有感觉的世界里，还是明显在这世界之外；无论在心理健康协会的永恒主题里（心理健康协会要我们过一种自我约束的生活，或者过一种超然的任性生活），还是在“有才智的人”的兴趣当中（此人只关注我们的过客），超现实主义的信心根本就没有树立起来。此外，毫无疑问，这一信心在有些人反复无常的对策中也没有树立起来，其实这些人已开始信任超现实主义了。人根本无法阻止反抗发出怒吼，即使反抗在有的人身上得到疏导并逐渐衰退下去，同样，不管有多少人，他们也无法让反抗在最黑暗的时刻去驯服那个再三出现的“好好先生”。此时此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在学校，还是在车间[4]，无论在大街上，还是在研讨会上，或是在军营里，单纯的年轻人拒绝接受规矩。我只是在对他们讲话，只想向他们证明饱受中伤的超现实主义不过是一种智力消遣活动，就像其他消遣活动一样。希望他们能不带任何偏见，尽力去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有必要的话，希望他们还能帮助我们，把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提携起来。我们也曾想过要形成一个封闭的小圈子，但又不肯这么做，其实真是没有必要去束缚自己，有些人曾在短时间内和我们显得很和谐，但我们却认为这种和谐是致命的缺陷，只有这些人才有散布小道消息的优势。阿尔托先生在饭店的甬道里被皮埃尔·乌尼克扇了嘴巴，而阿尔托竟然哭着要他母亲来解救他！我们不仅看到这一场景，而且还有可能看到类似的情景。卡里夫先生无法考虑政治问题或性问题，除非从加斯科尼恐怖主义的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总之，他是马尔罗先生笔下加林的支持者。大家不妨看看德尔泰伊先生在《超现实主义革命》（纳维尔任杂志社主任）杂志第二期上就爱情所撰写的粗俗专论，自从他被清除出超现实主义运动之后，他还撰写了《法国大兵》和《圣女贞德》，我们不必再列举其他文章了。热拉尔先生是同类人中的尖子，但因天生愚笨而受人排挤，可现在已变得和以前截然不同了，为《阶级斗争》（La Lutte de classes）和《真理》（LaVérité）杂志做点杂事，也没干出正经的大事来。兰布尔先生几乎销声匿迹了，他对一切都持怀疑的态度，在文学方面故作潇洒，假充风雅。马松先生总是向外炫耀自己的超现实主义信念，忍不住想去读一读那本题为《超现实主义与绘画》（Le Sur-réalisme et la peinture）的书[②]，此书作者并不想给绘画划出高低优劣的等级，也不认为马松能够超越毕加索，超越马克斯·恩斯特，可马松先生却认为毕加索是个恶棍，觉得恩斯特不如他画得好，这都是马松先生自己亲口说的。苏波先生恶毒地攻击他人，我们暂且不谈他所写过的东西，先来看看他还没有写好的东西，看看那些他所“传播”的小道消息，他在讹诈性的报纸上散布这些小道消息，就像关在鼠笼里的老鼠似的，上蹿下跳，比如他在《倾听报》（Aux écoutes）上写道：“作为超现实主义团体的首领，安德烈·布勒东先生从雅克·卡洛街的巢穴里（指超现实主义画廊）消失了。一位超现实主义朋友告诉我们，拉丁区这个奇怪团伙的账簿也随同布勒东一起消失了，好像要把一切都销毁了似的。然而，我们得知，有一位超现实主义金发女郎陪伴在身旁，布勒东先生并未走得太远。”勒内·克勒韦尔和特里斯唐·查拉当然知道，披露他们生活的惊人消息以及那些恶意中伤的指责是谁告诉他们的。阿尔托先生毫无根据地把我当作一个无耻之徒，而苏波先生竟然恬不知耻地视我为窃贼，就我本人而言，我承认自己对此还是感到很开心的。维特拉克先生满脑子都是糨糊（还是让他的想法、他本人以及那位阴险的布雷蒙神甫去支配那个“纯诗”吧），这个可怜的家伙极为天真，甚至坦言，作为剧作家，他的理想就是去组织演出，要让这些演出在美感方面能与警察的大搜捕行动相媲美（参见阿尔弗雷德·雅里剧院的声明，此文刊载在《新法兰西评论》杂志上）[5]，这当然也是阿尔托先生的理想。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这真让人感到快活。当然还有其他人，但我并未将他们列举出来，因为他们的公开活动过于轻微，他们的欺诈行为只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他们试图以幽默为手段来摆脱自己的困境，甚至向我们证明，在所有这些人当中，只有几个人能理解超现实主义的意图，同时还要我们相信，当最初有人产生动摇时，那些对他们做出评价，并促使其走向失败的东西恰好有助于他们去理解超现实主义的意图。
让我很长时间内不做任何评论，这个要求对我来说太过分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认为自己不应该让那些懦夫、假装正经的人、投机分子、假见证人以及密探放任自流。为了能当众揭穿这些人，我们已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然而浪费的时间是可以弥补的，只有同这些人作斗争才能把时间弥补回来。我认为这种明确的区别完全符合我们一直所追寻的目标，这些叛徒就守在我们身边，轻视他们那使人堕落的影响力也许是一种盲目、轻率的举动，而带有实证特性的错觉令人痛心，根据这一错觉，有人推测这些叛徒可能会对某种惩罚举措无动于衷。[6]
然而魔鬼再次保护超现实主义的观念，像其他观念一样，超现实主义的观念力求以某种具体的形式出现在大家面前，力求去接受在事实范围内所能想象的东西，正如爱情的观念力求去创造一个生命，革命的观念力求让革命的那一天早日到来，否则这些观念将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超现实主义的观念只想以某种手段去弥补我们的精神力量，其实这种手段不过是深入到自己的心灵之中，有步骤地照亮那些隐藏的地方，并让其他地方逐渐变得暗淡起来，且经常到禁区里去走动。只要人能辨别动物与火焰或与石头的区别，那么人的活动就不会停止，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魔鬼在保护超现实主义的观念，保证这一观念进展顺利，不会碰到任何灾难。我们必须断然采取措施，就像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敢于提出某些保留意见。有些人将我们高高地束缚起来，见我们常常离开那高高在上的地方，他们感到非常失望。尽管这些人极不乐意，但我在此还是要讲讲那种政治、“艺术”以及论战性的态度。在1929年底，这种态度也许应该是我们的态度。除了这种态度之外，我还想让大家看看与此针锋相对的几种个人姿态，那是从最典型、最特殊的姿态中遴选出来的。
有些人估计超现实主义在诗歌领域有可能获得成功，因为超现实主义已开始在此领域里大显身手，他们担心超现实主义在社会论战中支持某一方，甚至断定超现实主义最终会弄得身败名裂，我不知道是否有必要去回击这些人的幼稚看法。毫无疑问，这完全是一种懒惰的行为，他们想迫使我们屈服，只不过不明确说出来罢了。黑格尔曾说过：“道德领域有别于社会领域，在道德领域里，人们只有一种形式上的信念，我们之所以提到真正的信念，那是为了证明两者之间的差别，为了避免出现混淆，因为在考虑我们所说的信念，即形式信念时，人们有可能对此产生误会，仿佛这就是真正的信念，其实真正的信念首先只能产生于社会生活之中。”〔引自《法律的哲学》（Philosophie du droit）〕我们不必再去追求这种形式信念的圆满过程，不必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坚持这一信念，因为这一信念既不归功于我们同代人的智慧，也不归功于他们的诚意。自黑格尔以来，没有哪种思想体系可以忽略某种意愿之信条所留下的真空，这种意愿目光短浅，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我依照黑格尔的意思去理解“诚实”这个词，这个词只起到通过“实际生活”而渗透到主观生活的作用，不论费尔巴哈、马克思、哈特曼、弗洛伊德等人多么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有多么大，他们都不反对这种思想，费尔巴哈始终不承认意识是一种特殊的官能；马克思则全身心地投入到彻底改造社会生活外部环境的斗争之中；哈特曼在超悲观无意识的理论中发现，我们的生活意愿是乐观的；弗洛伊德越来越关注超越自我的心理区别，超现实主义在前进的道路上更关注其他问题，而不是刻意去解决某种心理问题，不管这类问题多么有趣，我觉得人们对此不会感到意外。正是考虑到必须重新认识这种必要性，我才认为我们难免要以最热烈的方式提出社会制度这个问题，这正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制度。同样正是考虑到这个重新认识的过程，我才会顺便去责备那些背叛超现实主义的人，我觉得最好还是应该这么做，而不仅仅是得到大家的宽容，对于他们来说，我所主张的东西太难懂或者太深奥了。不论他们做什么，不管他们对退出超现实主义运动而欢呼雀跃，还是对我们抱着一种极为粗俗的沮丧态度，他们都不会让我忘记，领教这种极端“嘲弄”的人不应该是他们，而应该是我本人。这种嘲弄适用于所有的一切，同样也适用于种种社会制度。他们当然领教不到这种嘲弄，因为嘲弄是他们身外的事，因为嘲弄事先就已预料到所有自愿的行动，而这一行动的目的是要“描述虚伪、盖然论、追求美好事物的意愿以及信念”〔引自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esprit）〕，有些人以为各种社会制度差不多都一样，因为不管怎么说，人最终是要失败的，而所有这些人都和他们站在一起。
虽然超现实主义特意走上对种种概念进行评判的道路，那是现实与非现实、理智与非理智、谨慎与冲动、知识与无知、有益与无益的概念，但它至少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也描述出这种倾向的相似性，它是从黑格尔体系那“巨大的挫折”中衍生出来的。在我看来，要想对最终敢于否定，敢于否定之否定的想法设定限制是不可能的，比如像经济领域里的限制。辩证的方法不能有效地去解决社会问题，人们怎么能接受这一状况呢？超现实主义的愿望就是在最直接的意识领域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种种适用的可能手段，这些手段并不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竞争。我的确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将爱情、梦想、精神错乱、艺术及宗教的问题提出来，尽管有些心胸狭隘的革命者会对此感到不开心，只要我们能以和他们相同的视角去考虑这些问题，而他们也和我们一样能以相同的视角去看待革命[7]。然而，我敢说，在超现实主义问世之前，任何有系统的东西在这方面都没有尝试过，就在我们找到辩证方法时，对于我们来说，以黑格尔体系形式出现的辩证方法是不适用的。因此，我们完全有必要去了结唯心主义，对我们来说，创造出“超现实主义”这个词或许就是一个保证，看看恩格斯所说过的话，我们不应只满足于幼稚的发展：“玫瑰就是一朵玫瑰花。玫瑰并不是一朵玫瑰花。然而，玫瑰依然是一朵玫瑰花。”但愿人们能原谅我为这句话加了引号，原谅我将“玫瑰”拖入一种有益的运动之中，那是极为矛盾的运动，玫瑰的角色先后发生很大的变化，它是来自花园的玫瑰，是在梦中占有特殊地位的玫瑰，是无法摆脱“光环”的玫瑰，是在自动写作法里被改头换面的玫瑰，是在超现实主义绘画中依然保持着自身特色的玫瑰，是与其本身截然不同并最终返回花园里的玫瑰。与唯心主义的看法相比，这还差得远呢，如果我们不再成为狭隘唯物主义攻击的目标，我们的自卫行动也会停下来，而攻击我们的人恰好是那些思想保守的人，他们不想分清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恰恰是那些抱着狭隘宗派观念的革命者将此唯物主义与恩格斯在本质上所区分的唯物主义混淆在一起，恩格斯将后一种唯物主义看作是对“世界的一种直观认识”，这一认识需要经受考验并表现出来：“在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唯心主义早已站不住脚了，并遭到现代唯物主义的否定。现代唯物主义是否定之否定，但它并不仅仅是恢复原始唯物主义，因为它在原始唯物主义持久的基础之上又补充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思想，哲学与自然科学已经历过两千多年的演变过程，而且还补充了这个漫长历史的成果。”我们也想让自己站到起跑线前，就像哲学远远地超越我们一样。我觉得，这正是许多人的结局，对他们来说，现实不但在理论上非常重要，而且还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正如费尔巴哈所希望的那样，要以饱满的激情去求助于这个现实，我们的结局就是彻底地、毫无保留地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正像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而费尔巴哈的结局就是将“人正是自己所吃掉的东西”这一想法摔到知识界的脸上，如果人民能得到更好的食物，比如能吃到豌豆而不是土豆，那么革命获得成功的希望也许会更大一些。
我们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玩弄这些文字是不可能的。然而，这并不仅仅取决于我们（我的意思是，但愿共产主义别把我们当作在他们的队伍里看热闹、散布不信任感、对什么事情都好奇的傻瓜），以革命的观点来看，我们表现出能够履行自己义务的能力。然而不幸的是，这是一项仅让我们自己感兴趣的义务，因为对于我本人来说，比如两年前，我未能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迈进法国共产党之家的门槛，我当时希望能自由、悄然地走进那个大门，而许多不值得称道的人，许多警察以及其他类型的人却在共产党之家里自由地玩耍。在先后三次历经几个小时的谈话过程中，我不得不为超现实主义辩护，以反驳那些无端的指责，有人说从本质上看，超现实主义是一种反共反革命的政治运动。这是在审判我的思想，我对评价我的那个人再也不抱什么期望了，这话其实也没有必要去说了。米歇尔·马蒂那时对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大声喊道：“如果你是马克思主义者，你就没有必要再去做超现实主义者。”在那种局势下，我们当然并不一定非要做超现实主义者，这个称号是有人硬强加给我们的，就像支持爱因斯坦的人被称为“相对论者”，支持弗洛伊德的人被冠以“精神分析师”的称号一样。一个政党过去曾以19世纪两个最伟大的人物来武装自己，而且表现得非常出色，如今它在思想意识方面已衰落下去，这怎能不让人感到担心呢！大家对此当然了解得很清楚，而且我从个人经历里所得出的肤浅结论也与事实相吻合。共产党人要我在“煤气工人”支部里起草一份有关意大利局势的报告，并特意嘱咐我只能借鉴统计数字（钢铁生产等），但绝对不能谈思想意识领域的问题。这个我做不来。
然而，出于某种鄙夷的态度，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有人在共产党里把我当作最不受欢迎的知识分子，这个我也认了。况且在与从事社会革命的大多数人接触中，我对他们产生了同情心，以便能够去感受遭受挫折的短暂影响。我所不能接受的是，有些知识分子通过利用这场运动带来的可能性，被迫去选择革命的风潮。这些人我认识，他们在道义方面的决心是不可靠的，他们尝试过诗歌，尝试过哲学，但都没有成功，凭借革命风潮中的混乱局面，他们终于可以或多或少用假象去蒙蔽人，为了方便起见，他们急于去否认那些曾让他们明确思索过的东西，正如超现实主义让他们所做的那样，同时迫使他们讲出自己的心里话，迫使他们尽力证明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思想并不是一个风向标，或者至少不应该只是一个风向标。有人突然想起来要献身于某种特殊的活动，只有这种想法还是不够的，如果以此为契机，人们能够客观地表明怎么走到这一步，而且应该怎么做才能走到这一步，那么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但愿人们别和我谈起这种宗教式的革命转变，有些人只满足于将这种转变的结果告诉我们，而且还补充说，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不想说。在这方面，思想既不会发生突变，也不会发生断裂。或许应该再次绕到恩惠的老路上去……我在开玩笑。但我对此当然抱着怀疑的态度。其实，我知道一个人，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他从哪儿来，多少还知道他将要到哪儿去，人们本来希望这种参照体系是虚幻的，希望此人能去其他地方，别再去自己非要去的地方了！如果这样真能实现的话，我们本想让此人待在可爱的蛹壳里，那么为了能展开自己的翅膀飞翔，他是否应该摆脱自己思想的束缚呢？我真的什么也不信。我认为脱离超现实主义的每一个人都会在思想上责备超现实主义，让我们以他们的观点去发现最值得揭露的那部分，因为超现实主义过去什么都不是，他们这么做很有必要，这种必要性不但实用，而且合乎道德准则。实际上，狭隘的情感往往会让有些人突然转变态度，我认为应当去寻找这种转变的真相，因为在大部分人身上都会出现这种骤变，要到逐渐丧失信仰的过程中，而不是到某一理性突然爆发的事件中去寻找真相，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像怀疑与诚信之间的差别那么大。在思想方面的监督行动让有些人感到很扫兴，监督行动也出现在超现实主义运动中，但让他们感到满意的是，这种监督行动不会出现在政治阶层。从那时起，他们可以自由地展现自己的抱负，在发现自己所谓的革命志向之前，他们就已经肩负着这种抱负了，这正是最严重的一点。应当看看他们是如何以权威的口吻去教训老战士的，看看他们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超越批评思想阶段的，这种批评思想在这儿比在任何地方都要严厉，他们超越思想阶段的速度比烧掉笔杆子还要快，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拿列宁的半身塑像为自己做证，其实那尊塑像只值3.95法郎，有些人还对托洛茨基做出过分亲昵的举动。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有些人曾和我们有过接触，三年来我们抓住一切机会揭露他们背信弃义的投机行为，这类行为让我们领教过痛苦的教训。那些狡猾的反革命分子，那些莫朗日分子、波利策分子以及勒菲弗分子想方设法获取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任，甚至在共产党领导人的默许下出版了两期《现实心理学杂志》（Revue de Psychologieconcrète）和七期《马克思主义杂志》（La Revue marxiste）。在杂志出版之后，他们最终想以粗俗的言行去感化我们，在经过一年默契的“合作”之后，有人打算取消《现实心理学杂志》，因为这份杂志的“销路”极差。波利策决心向共产党揭露莫朗日的罪行，有一天，莫朗日在蒙特卡罗挥霍掉二十万法郎，而共产党把这笔钱交给他是用来做革命宣传的，莫朗日只是对这种手法感到愤怒，他突然来找我，将他那愤怒的情绪一股脑地倾诉给我，与此同时，他却坦率地承认事实确实如此。因此，今天在法国，有人在小报告的帮助下滥用马克思的名义，然而却无人看到其中的弊端。在这种局势下，我要人们告诉我，革命的道德观念究竟到哪里去了。
由此看来，像这些先生那样去蒙蔽他人是多么容易呀。昨天有人在共产党内部接纳了他们，而明天又会有人在与共产党对立的阵营里接纳他们，可有人依然在采用这种蒙蔽他人的手法，去引诱那些无所顾忌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也曾投身于超现实主义运动，但超现实主义运动后来并未遇到更公开的对手。[8]有些人则像巴龙先生那样，为“革命”的世界带来校园式的狂热。带来“粗俗”的无知，这种狂热和无知的外表却蒙上一层庆典的装饰，这位巴龙先生曾巧妙地剽窃阿波利奈尔的手法，编过几首诗，是个草率的追求享乐主义者。他缺乏总体观念，在超现实主义那广袤的森林里，只看到一抹夕阳挂在死气沉沉的水塘上空。几个月以前，巴龙先生以滑稽可笑的方式告诉我，他已完完全全地转变为列宁主义者。我还保留着他那封信，在这封信里，最可笑的建议正让他摆脱可怕的陈词滥调，这些陈词滥调都是从《人道报》（L’Humanité）上照搬过来的，同时还让他摆脱感人的友谊保证，摆脱无能之辈的支配。如有必要的话，我在后面还会谈到这个话题。另外一些人则像纳维尔先生那样，对于要去保护某一事业而感到后悔，不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而慈善机构的女士们在面对穷苦人时则向他们致意，并简单地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纳维尔先生要想成名的欲望难以满足，这欲望最终会把他毁掉，我们对此将拭目以待。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先后任《硬蛋》（L’Oeufdur）、《超现实主义革命》等杂志社的主任，将《先锋派学生》（L’étudiant d’avant-garde）杂志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且还当过《光明》（Clarté）、《阶级斗争》等杂志社的主任，差一点还当上《同志》（Camarade）杂志社的主任，现在他把《真理》杂志最重要的角色揽在自己身上。纳维尔先生从众人眼前这么一过，法国共产党、俄国共产党、所有国家的大部分反对派，还有纳维尔欠下人情债的那些人，比如鲍里斯·苏瓦林、马塞尔·富里耶，当然还有超现实主义和我本人，就都显得太寒酸了。巴龙先生曾写过《诗歌风度》（L’Allure poétique），如果巴龙表露出诗歌风度的样子，那么纳维尔就能摆出革命的风度。纳维尔先生自称在共产党内实习了三个月，其实这也足够了，因为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要提醒大家注意，我就是从共产党里出来的。纳维尔先生很有钱，或至少是纳维尔先生的父亲很有钱，对于那些喜欢鲜明风格的读者朋友，我想做点补充，《阶级斗争》杂志社主任办公室就坐落在格勒内勒街15号，那是纳维尔家族的一座府邸，这座府邸过去曾是拉罗什福科公爵的官邸。在我看来，这种考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不那么超脱。实际上，我注意到，就在莫朗日着手创办《马克思主义杂志》时，弗里德曼曾给他资助五百万法郎。此后不久，有人督促他赶紧偿还这笔债务的大部分款子，但他在轮盘赌桌上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根本就还不上这笔钱，然而，正是仰仗着这笔巨额财政援助，他才得以篡夺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位子，而且居然让人谅解了他那众所周知的无能之举。巴龙先生刚刚接管了《马克思主义杂志》，这份杂志是“各门类刊物”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认购了这项事业开创者的股份，巴龙先生才以为自己将来的前景会更美好。然而，就在几个月以前，纳维尔先生告诉我们他打算创办《同志》杂志，依照他的说法，这份刊物将会有力地促进反对派的批评，但实际上，他以此为借口不和富里耶打招呼就悄悄地去休假，因为他早已习惯休假了，而富里耶又特别精明敏锐。纳维尔亲口对我谈起这份刊物，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他是这份刊物的主任，当然是唯一的一个主任，我对这事还真是有点兴趣。难道这些人就是神秘的“朋友”吗？有人在杂志的最后一个版面上和这些朋友畅谈起有意思的话题，可此人却声称极为关注纸张的价格。不，其实这不过是皮埃尔·纳维尔和他兄弟为搞到一笔两万法郎的经费所使出的手段，但他们只弄到一万五千法郎。空缺的部分则被苏瓦林的“朋友们”给补上了，纳维尔先生不得不承认，其实他连这些人的名字都不知道。人们注意到，为了让自己的观点在那些应该是最正规的阶层里取得优势，为了得到常规的结果，纳维尔先生巧妙地采取挑拨离间的手法，显然他会不惜一切手段去肆意支配革命舆论，然而他的观点能否让人接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老爸是一个银行家。在这个寓意性的森林里，几天前我看见巴龙先生像一个蝌蚪似的在向那条丑陋的蟒蛇示好，幸好他没有说托洛茨基或苏瓦林势力的驯兽师最终也无法驯服那个出色的爬行动物。此时，我们只知道他在弗朗西斯·热拉尔的陪伴下刚从君士坦丁堡回来。旅行虽然会让人变得年轻，但却不会弄瘪纳维尔父亲的钱袋子。同样，最重要的是要让朋友们去讨厌列夫·托洛茨基。再给纳维尔先生提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实质意义：你的名字刊载在《真理》杂志上，字体变得越来越大，甚至已刊登在头版位置上，那么究竟是谁在资助共产党反对派的这份机关刊物呢？拜托。
我认为就此话题谈论这么长时间很有必要，首先是为了证明，与大家原本以为的恰恰相反，过去与我们合作的那些人，虽然今天自称已摆脱了超现实主义，但无一例外都是被我们开除出去的，了解他们被开除的缘由并非没有必要。其次是为了表明，如果超现实主义自认为与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密切相关，而且只同这一方法密切相关，此前我已提到过超现实主义与这一思想方法之间的相似性，那么超现实主义不但现在，而且将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会拒绝在两种潮流中做出抉择，目前这两种潮流针锋相对，互相倾轧，就因为他们的行动方式截然不同，而且每一方都声称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托洛茨基在1929年9月25日的信中承认，在共产国际内部，“领导层转向左倾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他凭借自己的威望支持为拉科夫斯基、卡修尔、奥库贾瓦[③]恢复名誉的请求，倘若这一请求能实现的话，那么他或许还能为自己恢复名誉，然而我们并不是在此时才决定让自己变得更坚强，甚至比托洛茨基还要坚强。如果只考虑最严重的冲突，那将促使这些人朝归顺的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我们这里暂且不谈他们在公开场合下所持的保留态度，然而我们并不是在此时才去戳痛那受压抑的情感伤口，正像帕纳伊·伊斯特拉蒂先生所做的那样，而纳维尔先生却对伊斯特拉蒂先生的做法颇为赞赏，同时以一种客气的口吻教训他：“伊斯特拉蒂，你要是不在《新法兰西评论》上发表你那本书的节录就更好了。”[9]我们在这方面的作用只是提醒那些认真的人注意，要防备这一小撮人，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知道这些人幼稚无知、玩世不恭、好耍阴谋，但不管怎么样，他们是革命者，虽然他们参加革命另有意图。这大概就是目前我们在这方面所能做的事情。我们也对自己所能做的这点事情感到遗憾。
要想让这种不端的言行，这种大转变，这种滥用他人信任的举动在我刚提到的领域内成为可能，那就一定要让这一切成为一个相当美妙的嘲弄的花坛，而且没有必要去指望能多有一些人去参加这类奉献活动。如果革命的使命并不能一下子精确地分辨出良莠，分辨出真伪；如果革命的使命难以完成，可又不得不依赖外部事件去揭穿某些人的真面目，或用不朽的光环去粉饰某些人的脸面，那么又怎能指望革命使命之外的东西会做得更好呢？比如像超现实主义的使命，而在这种情况下，超现实主义的使命又不混同于革命的使命。在经历过一个个挫折，走过一段段弯路，内部出现许多变节者的过程中，或许正是付出这样的代价，超现实主义才得以展现在众人面前，这也是很正常的，而经历过挫折，走过弯路或出现变节者这一现状则时时刻刻要求我们重新看待原始的主题，也就是说，要恢复超现实主义运动最初的原则，并将这一原则与观察明天的冒险者联系起来，这要求所有的人都去“爱”，都能割舍一切。为了能把这项事业做得更好，我们不惜利用所有的手段，不惜深刻地体验所有的调查方式，应当承认，并不是所有的方式都已尝试过了，因为所有的手段都是为我们自己制定的，而所有的调查方式在运动初期也是早已策划好的。社会行动的问题不过是一般性问题的某种形式罢了，我后面还将谈到这个问题，而且一定要谈论这个问题，超现实主义将提出这个问题当做是自己的责任，这正是人类以不同形式来表达的问题。所谓表达就是指语言。因此人们不应对超现实主义最初只置身于语言领域而感到惊讶，在突然闯入这个领域之后，超现实主义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好像是为了在被征服的地域取乐似的，人们同样不应为此而感到惊讶。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这一地域被人大幅度地征服。所有杂乱无章的文字都像发狂似的，而达达和超现实主义一直试图打开这些文字的大门，不管怎么样，这些文字是不会枉然隐退的。它们将从容、坚定地进入文学那愚蠢的小城里，轻易地将小城上等街区与下等街区混同在一起，平静地将小城里的小塔都毁掉。如今在我们的干预下，诗歌也像其他东西一样受损严重，虽然这给民众提供了借口，但他们并未表现出过分的疑虑，只不过在这儿或那儿设置一些障碍。在人们眼里，句子的逻辑机制越来越难以激起人的激情，而这种激情确实让人更加珍重自己的生活，但有人却故意对此装出视而不见的样子。相反，这种自发的或更加自发、直接的或更加直接的行动也获得许多成果，正像超现实主义以书籍、绘画、电影等形式所取得的成果一样，有人最初以惊奇的目光看待这些成果，现在也能接受这些成果，而且或多或少地以腼腆的心态去信赖这些成果，小心翼翼地去改变自己的感受方式。我知道，这个人还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应该给他“时间”，让他逐步转变成一个完美的人。你们瞧，一小部分现代作品已经表现出既惊人又反常的灌输能力，甚至至少可以说有些作品里有一种极不健康的气息，比如波德莱尔、兰波（尽管我持保留态度）、于斯曼、洛特雷阿蒙等人的作品，我这里仅指诗歌而言。我们宁愿把这种不健康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义务。大概没人说我们并未竭尽全力去摧毁这种愚蠢的幸福和睦的幻想，倘若早就揭穿了这种幻想，那将是19世纪的伟大业绩。诚然，我们一直在狂热地爱着那充满腐败气息的阳光。但就在法国当局准备滑稽地组织庆典以纪念浪漫主义问世百年的时候，我们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浪漫主义今天已步入后期阶段，但这个后期阶段还是有活力的。在1930年，浪漫主义的活力就体现在否定当局，否定百年庆典活动上，百年的历史对它来说只是青春期，而那个被人错误地称为开拓的时代其实倒像是婴儿落地的啼哭声，浪漫主义刚刚开始以我们为媒介让世人去了解它的欲望，如果人们承认在它之前（以传统的方式）所思索的东西是好的话，那么它现在所希望的必然都是坏的。
不论超现实主义在政治方面是如何变化的，不论给我们下达的命令多么急迫，命令要求我们只能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去解放人类，这正是思想的首要条件。我都可以说，我们并未找到任何正当的理由来改变所有的表达方式，这正是我们所特有的表达方式，实践证明这是非常适合我们的方式。我在一篇序言里信手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比喻，谁要是愿意对这种比喻认错那就认错好了，这不会因此而损害其他所有的比喻。“这个家庭就是一群狗”（兰波语）。当有人抛开这句话的背景，进而断章取义，甚至尖刻地嘲笑时，他只不过是把一群愚昧无知的人拢在自己周围。他们以损害我们的方式为前提，让人根本无法相信新自然主义的手法，也就是说，他们不会珍惜自从自然主义问世以来在思想方面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1928年9月，有人给我提了两个问题：“问题一：您是否认为艺术及文学作品纯粹是一种个人表象呢？您不觉得这些作品能够或应该反映决定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伟大潮流吗？问题二：您是否认为存在一种表达工人阶级热望的文学和艺术呢？根据您的看法，哪些文学和艺术是表达工人阶级热望的主要代表呢？”我曾就这两个问题做过解答，下面我再来回顾一下当时的解答：
1．当然，艺术和文学作品也像其他用心思索的表象一样，除了思想绝对性的问题之外，在这方面不应提出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以肯定或否定的形式来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以观察到的哲学态度就是将矛盾突出显示出来，那是“人的思想特性与思想现状之间的矛盾，在我们的想象中，那是一种完美的思想，而每个人的思想既不相同，又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个矛盾只能在不断的进步中，在一代代人不断的努力之中得到解决。从这方面看，人的思想既拥有绝对性，又没有绝对性；同样，人的思想认识能力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思想的本性、使命感、能力以及它在历史长河中的最终目标是绝对的，是无限的，但具体到每一个成果以及每一种状态时，它又是非绝对的，是有限的”〔引自恩格斯的《道德与权利》（La Morale et le droit），《永恒的真理》（Vérités éternelles）〕。你们要求我去考虑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在这方面，思想只能在绝对的自主意识与狭隘的从属意识之间摇摆不定。在当今时代，我觉得艺术及文学作品似乎在迎合各种需要，在哲学和诗歌经过一个令人痛心的世纪之后（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洛特雷阿蒙、兰波、雅里、弗洛伊德、卓别林、托洛茨基），这种悲剧也该收场了。在这种局势下，声称这些作品能够或应该反映决定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伟大潮流，也就意味着做出一种相当粗俗的判断，进而承认思想是应时的，忽略了思想固有的本质，因为思想既不受条件制约，又受条件制约；既是非现实的，又是现实的，在其内部找到终结点，而且只想着去服务，等等。
2．我认为目前并不存在一种表达工人阶级热望的文学和艺术。我之所以拒绝承认这一点，那是因为在革命的前期，作家或艺术家肯定都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因此从本质上说，他没有能力去表达工人阶级的热望。我并不否认他可以对此做出评判，而且在道义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他有能力依照无产阶级事业去设想所有相关的事业。我给他提出一个同情心和正直的问题。为此，他将来无法避开引人注目的怀疑，这种怀疑与他本人的表达方式密切相关，并迫使他从自己的内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去考虑即将完成的作品，哪怕这么做只是为了他个人。这个作品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比照某些业已存在的作品，摆正自己的位置，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要是比较起来的话，反对诗歌决定论的观点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诗歌决定论的法则并非是无法颁布的，同样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毫无意义的。对于我来说，我相信这两种发展状态是极为相似的，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是无法补救的。自马克思逝世以来直至今天，外部世界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证明马克思的预见是正确的，同样，我看不出有哪些东西可以否定洛特雷阿蒙的任何一句话，他的话都和人们所关注的事件有关。相反，在我看来，除了马克思的解释之外，任何社会性的解释都是捍卫以及阐明所谓“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尝试，不论这些解释多么虚伪，那时没有人会打着无产阶级文化的旗号，因为无产阶级文化还没有实现，即使在无产阶级制度下也没有实现。“有关无产阶级文化的理论是在同资产阶级文化做类比和对照之后才设想出来的，这个模糊的理论是在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比较之后才提出来的，而富有批评精神的人对此感到很陌生……在新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文化、艺术将会得到更加自由的发展和进步，这样一个时刻肯定会到来。我们只能以幻想型的推测来谈论这个话题。在将来那个社会里，人们不用担心吃不饱饭，镇上的洗衣店为所有的人洗衣服，孩子们吃得饱，穿得暖，身体好，精神爽，他们学习科学知识，学习艺术，就像呼吸新鲜空气，接受阳光沐浴一样；在那个社会里，将不会有‘吃闲饭’的人，而消除一切障碍的利己主义将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自己的目标；在那个社会里，文化的活力是以往我们所经历的东西无法比拟的。但只有经过长期、艰难的过渡期，我们才能达到那个社会，而这个过渡期就摆在我们面前。”〔引自托洛茨基《革命与文化》（Révolution etCulture），载1923年11月1日《光明》杂志〕当今在法国，在庞加莱的独裁统治下，有些骗子和老滑头居然标榜自己是无产阶级作家和艺术家，他们借口自己的作品表现了丑陋和贫困，其实除了下流的报道，除了墓碑，除了描绘苦役犯的速写之外，他们的作品里什么都没有，他们只会拿着左拉的幽灵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甚至把左拉的作品全都搜遍了，也没有捞到任何好处，他们厚颜无耻地愚弄那些在生活、在忍受痛苦、在呐喊、在期望的人，反对所有认真的研究，想方设法为新的发现设置障碍，明明知道自己付出的那些东西是不可接受的，可依然声称自己付出了许多，其实那不过是创作活动中表面的及一般性的体会罢了，他们和蔑视思想的坏人一样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而托洛茨基的那番话早已彻底地揭露了这些人的嘴脸。
我在前文已经说过，超现实主义一直呼吁要做出更有系统、更持久的努力，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努力只体现在自动写作和描述梦境方面。尽管我们一再坚持要在超现实主义刊物上介绍这类风格的文章，尽管这些文章在某些著作里已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但应该承认其价值很难得到公众的认可，或者说人们觉得这些文章写得过于“放肆”了。文章当中确实出现了老套的模式，这同样不利于去实施我们所希望的转变。这个错误是大多数作者因疏忽而造成的，他们只满足于让笔在纸上唰唰地写着，却没有细心观察自己内心所发生的变化（其实这种表里不一的双重性比深思熟虑写作的双重性更容易理解，更值得关注），或者他们只满足于或多或少以武断的方式将梦幻的素材汇集在自己笔下，这类素材更侧重于突出鲜明的风格，而忽略了让人去感受作者的用意。这种用意不明的做法将让我们无功而返，我们本可以在这类行动中获得很大的收益。实际上，对于超现实主义来说，这类行动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向我们提供特殊的逻辑空间，确切地说，到目前为止逻辑机能尚未在那个空间里发挥作用，其实逻辑机能始终在意识之中起作用。我在说些什么呀！这些逻辑空间不但没有得到开发，而且这个声音的起源也很少有人知道，那是每个人都应该听到的声音，这个声音非常奇怪地和我们谈起其他事情，但就是不谈我们所想象的东西，有时就在我们感觉最轻松的时候，它却以一种非常严肃的口吻和我们交谈，再不然就给我们讲一些遇上倒霉事的废话。况且，这个声音并未屈从于这个简单的矛盾之需……就在我坐在桌前的时候，它却和我谈起一个男人，此人从一道壕沟里走出来，可并未告诉我他是谁，如果我要坚持了解这个人的话，声音会明确地向我描述这个人，不，显然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就在我写下这段文字时，这个人已经消失了。我在听，我已远远地甩开了《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不要再举其他例子了，是声音在对我这么说……因为所有的例子都在倾听……对不起，我也搞不明白。重要的是要知道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允许这个声音去接我的话茬儿：不要再举其他例子了〔自从《马尔多罗之歌》（Les Chants de Maldoror）问世以来，人们知道，这首诗的批判作用是多么神奇〕。当它告诉我所有的例子都在倾听时，对于借用此声音的力量而言，难道这是一种逃避的方式吗？那么它为什么要逃避呢？就在我急于突然出现在它面前而又不理解它时，它是否准备做出解释呢？这个问题不仅仅包含超现实主义特性。在表达自己的看法时，任何人都不能更好地顺应某种调和的可能性，针对同一个话题，他要把自己该说的东西与不该说却说出来的东西调和起来。最精确的思想已经离不开这根拐杖了，尽管从严密的角度来看，这个拐杖是那么令人讨厌。在表达这一思想的句子当中，确实存在着暗中破坏原意的东西，即使这句话并不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达达主义就是想让人去注意这种暗中搞破坏的东西。大家知道，超现实主义呼吁自动写作法，并以此为手段让某些舰船免遭暗器的攻击，比如那些像幽灵般的舰船（有人以为可以拿这个比喻来攻击我，不管这个比喻多么老套，可我觉得它非常合适，于是便拿来一用）。
因此，我还是要说，我们应当设法更清楚地领会人的思想深处所发生的事情，即使他已开始向我们抱怨自己内心的旋涡。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想减少可以理清的那部分东西，用科学的方法再去学习那些“复杂的东西”恐怕应该成为当务之急。当然，以社会学的眼光来看，我们注意到超现实主义果断地采用马克思的学说，超现实主义不会不重视弗洛伊德对各种观念的批评态度，恰恰相反，超现实主义认为弗洛伊德的批评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能站得住脚的。让超现实主义无动于衷地参加辩论是不可能的，在那场辩论当中，不同心理分析流派的代表们相互交锋（就像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关注共产国际领导层的斗争一样），因此超现实主义不应该在这样一场争论中抛头露面，在它看来，心理分析师们还会长久、有益地一直争论下去。超现实主义并非是想在这方面去炫耀它的实验结果。但从本质上讲，既然超现实主义有机会让它所召集的那些人特意去考虑弗洛伊德的资料，在这一资料的影响之下，这些人的骚动情绪也就安稳下来（他们一直惦记着创作，惦记着以艺术的手法去摧毁），我这里是指“升华”的现象[10]，那么超现实主义就会要求这些人以一种全新的意识去完成自己的任务，以自我观察的手段去弥补因了解有些人所谓的“艺术”情绪而留下的不足。其实这些人并不是艺术家，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医生，在这种局面下，那种自我观察手段就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此外，与我们刚看过的这些人所走过的路相反，以弗洛伊德的意思来解释，有些人具有“宝贵的能力”，这正是我们所谈到的能力，他们准备去研究灵感的复杂机制，人们已不再将灵感看作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可他们极为相信灵感那绝妙的功效，从那时起，他们只想扯断灵感那最后的束缚，甚至让自己屈从于灵感（对于这一点，我们过去根本连想都不敢想）。人们不必为这种微妙的说法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对什么是灵感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是不会搞错的，正是灵感满足了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表达自己想法的需要。人们通常会说有人颇有灵感或者没有灵感，如果没有灵感的话，那么人的技巧和才华所启发的东西还是无法弥补缺少灵感所留下的空白，因为利益和论证的智慧已磨掉了人的技巧，而人的才华只有通过创作才能得到提升。当灵感闪现在我们头脑中时，当灵感在某一特定的想法及其反应（比如写作）之间产生短路时，我们很容易就能把它辨别出来，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的头脑都会阻止我们成为某种合理的解决方法而非另一种解决方法所支配的对象。就像在物理界里一样，当机器的两“极”被零阻力或微弱阻力的导体连接起来时，就会发生短路现象。在诗歌和绘画领域，超现实主义想方设法去制造这种短路。超现实主义只想人为地再造出那种理想的时刻，在那一时刻里，在某种特殊激情的驱使下，人突然被一种“情不自禁”的感觉所控制，这一感觉将他抛入不朽的世界当中，除此之外，超现实主义什么都不想，不但现在不想，而且将来也不想。人虽然变得很清醒，但在摆脱困境时，还是带着几分惊恐的感觉。重要的是他依然觉得不自由，而且就在神秘的铃声发出声响的过程中，他一直在不停地说话。实际上，当他不自由时，就由我们来支配。自动写作以及对梦境的描述[11]就是心理活动的成果，这些成果尽可能像人表达意愿时那么漫不经心，尽可能像人随时准备承担责任时那么轻松，尽可能像智慧不受约束时那么自由自在，这些成果的好处是为文学评论提供了大规模的评价要素，然而在艺术领域里，文学评论却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对抒情的价值重新分类，并推出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可以无限期地打开那只具有多层衬底的盒子，这只盒子的名字就叫“人”；而当人在黑暗中碰到大门外面被“冥间”、现实、理性、神灵以及爱情锁住时，钥匙又说服人不要扭脸往回走，只要保持镇定就行。总有一天，人们不再粗暴地对待生活中那确凿的证据，正像大家过去所做的那样，而那是一种与我们自己的感觉完全不同的生活。我们像以往一样贴近真相，并为自己精心安排一个文学借口，或安排一个其他的托词。我们绝不会在明知自己不会游泳的情况下跳到水里去，更不会在不相信长生鸟的情况下，纵身跳到火海里去拿那个真相，那时人们会对我们的做法感到惊讶不已。
我再重复一遍，错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清的。有些基本方法多多少少显得缺少严密性和纯洁性，在谈论缺少严密性和纯洁性的同时，我打算让人去注意那些已遭受恶劣影响的东西，这种恶劣影响目前不但在超现实主义有价值的表达形式里体现出来，而且通过许多作品表现出来。这种表达方式是否与这种思想相吻合，我在很大程度上持否认态度。有几个人头脑简单，甚至还会发火，应该让他们将那依然有生命力的东西从超现实主义里分离出去，在付出遭受破坏的代价之后，再去恢复那些有生命力的东西，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朋友和我本人只需用肩膀扛一扛那被众多花朵压弯的轮廓，将其矫正成威严的样子就行了。我们只是在微小的程度上忽略了超现实主义，但这种微小的程度并不会让我们担心有人将利用超现实主义去攻击我们。当然，遗憾的是维尼是一个如此自负、如此愚蠢的家伙，以至于戈蒂耶在晚年时也变得糊里糊涂的，但对于浪漫主义来说，这并不是一件遗憾的事。马拉美是一个地道的小市民，可有些人依然相信莫雷亚斯的价值观，想到这一层，人们就会感到很伤心，但如果象征主义是有影响的文学潮流，那么人们大概不会为象征主义感到伤心。同样，我认为超现实主义失去某位有个性的人物并不是什么大麻烦，即便此人十分优秀，况且此人并不完美，他用实际也行动证明，自己极想恢复正常状态。因此，我们留给他很长一段时间，让他在短时间内去利用自己的批评能力，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我认为我们有义务告诉德斯诺斯，由于绝不能再指望他了，我们只有解除他以前对我们所承担的义务。说实在的，我是带着伤感的心情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德斯诺斯和我们早期的战友完全不同，而我们从未想过要挽留这些战友，在超现实主义运动中，德斯诺斯起到一种必然而又令人难以忘怀的作用，选择这个时机来抨击德斯诺斯真是大错而特错了（对于基里科也一样，对吧，可是……）。德斯诺斯写过几本书，如《以悲哀还悲哀》（Deuil pour deuil）、《自由或爱情》（La Liberté oul’amour）、《这句话就像七里靴：我认清自己》（C’est les bottes desept lieues cette phrase: Je me vois）[④]。另外有人传言，他的活动并不仅仅局限在写书上，虽然这些传言远不如现实那么美好，他一直在为保持战斗的姿态而作长期的奋斗。大家只要知道这是四五年前发生的事就行了。从那时起，德斯诺斯便在文学领域里受到各种势力的陷害，有时他会对此感到很愤怒，但他似乎并不知道陷害他的都是黑暗势力，不幸的是他反而无所顾忌地采取了实际行动，于是便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而且比任何人都要可怜，就像那些目睹这一切的人一样。我是说，亲眼看见，其他人都害怕看到这一切，他们不想生活在现时之中，只想生活在“过去”及“将来”的时空里。“由于缺少哲学文化”，正如他今天以嘲讽的口吻所说的那样，其实并不是缺少哲学文化，而是缺少哲学精神，而且他不知该如何去钦佩自己内心所喜欢的人物，进而舍弃他所不喜欢的历史人物。其实，这是多么幼稚的想法呀：是当罗伯斯庇尔还是当雨果！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妨碍德斯诺斯成为德斯诺斯的是什么，他本以为可以毫发无损地投身于某种最危险的活动，即新闻活动之中，可以不去回应那些粗暴的警告，在前进的道路上，超现实主义所面对的恰好是这些粗暴的警告：究竟是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还是走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现在这种个人主义的方法已经受过考验，德斯诺斯的这种活动已吞没了另一种活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难不去下结论。我是说这种活动目前已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其实他在那个界限里所从事的活动已经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了〔他与《巴黎晚报》（Paris-Soir）、《晚报》（LeSoir）、《乌鸫报》（Le Merle）合作〕，他应该向首长揭露这种含混不清的活动。那篇题为“舆论的雇佣者”的文章以及将美好的新生事物扔进非凡的垃圾箱里〔《岔路报》（Bifur）就是这垃圾箱〕的做法就足以说明问题：德斯诺斯在文章里发出谴责的呐喊声，那是多么潇洒的文笔呀！“编辑的习惯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来说，一个相对守时的雇员显然也是懒惰的”，等等。他在文章中向梅尔先生、向克列孟梭表达敬意，他坦言所说的东西比文章里的其他内容更令人扫兴，因为“报纸就是妖魔，它把所有的读者都杀死，其实正是仰仗着这些读者，报纸才能生存下去”。
随后，在一份报纸上读到一篇愚蠢的短文时，人们怎会不感到震惊呢：“罗贝尔·德斯诺斯，超现实主义诗人，曼·雷曾要他为其影片《海星》（étoile de mer）撰写剧本，去年我和他一起去古巴旅行。你们知道罗贝尔·德斯诺斯在热带的星空之下给我背诵什么吗？他给我背诵亚历山大十四行诗。但你们可别宣扬此事，这位可爱的诗人会因此而身败名裂，这些十四行诗并非出自拉辛的手笔，而是他本人的杰作。”我认为，其实这些十四行诗与发表在《岔路报》上的散文诗如出一辙。德斯诺斯准备拿这篇模仿的诗文与埃内斯特·雷诺先生一争高低，于是他以为自己可以彻头彻尾地去伪造一首兰波的诗，而这首诗正是我们所缺的那一篇。从这一天起，德斯诺斯跟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但最终还是被人识破了。这首诗显得底气很足，但却冠以一个不恰当的标题：“阿尔蒂尔·兰波的《守夜者》（Les Veilleurs）”，德斯诺斯将这首诗放在《自由或爱情》的开篇部位。我觉得，不论是这首诗，还是后来他所写的其他东西，都不会给德斯诺斯增添任何光彩。其实，最重要的是，不但要让专家们认定这首诗写得很差（虚假、空洞、乱用韵脚），而且要向世人宣布，从超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这首诗证明目前诗歌的目的真是不可思议，这是难以原谅的，而且它所表现出的抱负极为滑稽。
德斯诺斯以及其他几个人所做出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举动正在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因此，我不会就此话题长久地辩论下去了。我只保留一个决定性的证据，他们脑中居然冒出可耻的想法，要让蒙巴纳斯的一家夜总会拿一个神圣的名字去做招牌，而他们正是那家夜总会的常客。几个世纪以来，那个神圣的名字是唯一向这地球上所有愚蠢、下作、令人作呕的东西发出挑战的名字，这就是“马尔多罗”。
“超现实主义内部的情况似乎很不好。布勒东和阿拉贡先生摆出一副发号施令的样子，这真让人受不了。有人甚至告诉我，大家在私下里诅咒这两个‘重返兵营’的长官。那么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有些人并不喜欢这个。总之，有几个人同意用‘马尔多罗’这个名字来命名蒙巴纳斯新开张的一家夜总会。他们说，对于超现实主义者来说，‘马尔多罗’就像耶稣对于基督徒一样，看着这样一个名字被人拿去做招牌，这肯定会让布勒东和阿拉贡先生感到愤怒。”〔载1930年1月9日《老实人》（Candide）杂志〕写下这篇文字的作者曾亲自去过那家夜总会，他以一种粗糙的文笔直截了当地将其所见所闻描述出来，这种文笔看来还是很恰当的：“……就在那时，来了一位超现实主义者，起码又多了一位顾客。这真不是一般的顾客！他就是罗贝尔·德斯诺斯。他只要了一杯柠檬酸甜饮料。面对大家的惊愕的表情，他以含混不清的嗓音解释道：
“‘我只能喝这个。我已经两天没喝醒酒的东西了！’”
真是可惜呀！
当然，从这件事中得到好处对我来说真是太容易了，今天有人以为可以利用这事来攻击我，但并不连带着“攻击”洛特雷阿蒙，也就是说，洛特雷阿蒙是无懈可击的。
早先在回答《绿盘》（Disque verte）杂志所发布的调查问卷时，我曾写过一段文字，德斯诺斯及其朋友们肯定会让我从容地把答复中的重点几句话抄录在此，我对此不需做出任何改动，他们自然也就无法否认，这段文字当时也是得到他们同意的。
“尽管你们做过尝试，但今天很少有人靠这个难以忘怀的光芒来指引方向，这个光芒就是《马尔多罗之歌》和《诗歌》（Les Poésies），在读过这两部诗集之后，我们不应因体验过这个光芒才敢于将它再现出来，才敢于让它生存下去。别人的意见并不重要。洛特雷阿蒙是一个真正的人，是一个诗人，甚至是一位预言家，算了吧！你们曾借助于所谓的文学必然性，但这个必然性并不能使人摆脱那种最为悲壮的责令，不能使人摆脱那种无视人际关系准则，无视对人有所约束的东西，不能实现一种宝贵的交流价值，不能提供一种对进步有益的因素。现代文学及哲学在作无益的抗争，进而不再考虑那种谴责他们的默示。结果大家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承受所有的后果，而我们当中最敏锐、最纯洁的人可不是为了什么别的东西才以身殉职的。他们是为自由而献身的，先生……”
将“马尔多罗”这个名字与一家下流的夜总会挂钩，这种否定形式也太粗俗了，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对德斯诺斯所写的东西发表任何评论。我们不必再从诗歌的角度去评论这种滥用四行诗的做法了。[12]大家看看这种滥用语言天赋的做法把人们引向何方，这种做法用来掩盖思想空虚的状态，用来恢复诗人那种“胡思乱想”的愚蠢传统，因为此时此刻，这种传统早就被破除掉了，不管那些落后于时代的拙劣诗人是怎么想的，这种传统确实被破除掉了，这个传统已被几个人的共同努力所取代，我们一直在突出这几个人，因为他们确实想说出一些东西，他们是博雷尔，是创作出《奥蕾莉娅》（Aurélia）的奈瓦尔，是1874至1875年间的兰波，是早期的于斯曼，是写下“对话诗”和“任意题材”的阿波利奈尔，我们本以为有些人是我们的人，可他们当中却有人试图摆出“醉舟”的样子来欺骗我们，再不然就用“抒情诗”的鼓噪声来麻醉我们，这是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最近这几年，诗歌的问题不再从形式的角度提出来了，这是不争的事实，诚然，我们对评价某一作品的破坏性价值更感兴趣，比如像阿拉贡的作品，像克勒韦尔、艾吕雅、佩雷等人的作品，同时考虑到这类作品里包含着闪光的东西，而正是这种闪光的东西使不可能变为可能，使不可接受的变为可接受的，我们反而不想知道为什么某个作家会在这儿换行，而不是在那儿换行。又有人在和我们谈诗歌的抑扬顿挫，这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他在我们的人当中看不到支持“自由诗”的人呢？为什么人们不把罗贝尔·德·苏扎的尸体挖出来呢？德斯诺斯想笑了，因为我们并不准备如此轻易地让世界平静下来。
除个别人之外，我们信任所有的人，并对他们抱以很大的希望，然而我们每天都会感到失望，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这一点，哪怕出于精神卫生的考虑，将这种失望算在艰苦的生活头上也行。杜尚不能自主地放弃在战争期间下的那盘象棋，就因为这盘象棋绝对下不完，而这盘象棋也许使人萌生出一种奇怪的念头：人的智慧不想去效劳，而且似乎在受怀疑态度的折磨，因为智慧拒绝说出其中的缘由。我们现在来看看里伯蒙－德塞涅，在写完《中国皇帝》之后，他同样不能自主地在最粗俗的电影期刊上去发表令人讨厌的系列侦探小说，即使他改用德塞涅这个名字。一想到皮卡比亚有可能放弃他那纯真的挑衅及狂热态度，我就感到担心，我们有时很难与自己的态度协调一致，但至少在诗歌和绘画方面，我们一直觉得他的辩解很出色：“努力创作，为创作带去高尚、高雅的‘技巧’，这种技巧从未妨碍过诗意的灵感，唯独这种技巧能使某一作品流芳百世，永远保持青春活力……一定要格外小心……一定要紧密团结，绝不能用卑劣的手段在‘诚实的人’之间挑拨离间……一定要为新理想创造有利条件”，等等。这段文字就刊载在《岔路报》上，即使我们原谅了这份刊物，难道这是我们所认识的皮卡比亚讲出的话吗？
话说到这儿，我们突然想为一个人做出公正的评价，我们已同他分手有好多年了，但却一直在关注他所表达的思想，他的有些文章我们依然能看得到，单从这些文字来看的话，他所关心的事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在这种局势下，或许应该这样想，我们和他之间的误解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早在1922年初，也就是达达运动崩溃的那一年，在继续采取共同行动的具体方式上，查拉和我们有分歧，因此我们对他抱有很大的成见，他对我们也抱着很大的成见（我是最近才知道的），特别是在《胡须之心》（Coeur à barbe）演出过程中所发生的事，只要他就自己所说的话做出不恰当的解释，就足以导致我们之间的决裂，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我们相互之间确实是误解了。应当承认，最大的误会就是“达达”演出的首要目标，演出的组织者认为只要在舞台与观众席之间制造出隔阂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那天晚上，我们大家并不是都站在同一边。从我这个角度来说，我倒更愿意相信这种说法，从那时起，我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理由可以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我要让所有卷入那一事件的人都知道，但愿这种事能被人永远忘掉。自从那些事件发生之后，我认为查拉的理性态度一直都很清晰，要是不公开证明这一点，我们的心胸就显得太狭隘了。至于说我们自己，包括我的朋友和我本人，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言归于好的举动来证明，在任何情况下，那些指导我们行为举止的东西并不是宗派性的意愿：即不惜一切代价去实践自己的观点，即使我们并不要求查拉完全接受我们的观点，而是去认可某种价值观，那正是我们所说的价值观。我们相信查拉的诗能产生很好的功效，也就是说，我们认为，除了超现实主义诗以外，他的诗是唯一定位准确的诗。说到他那诗的功效，我的意思是在最广阔的领域里，他的诗是有效的，并朝人类解放的方向上迈出坚实的一步。说到他那诗的定位，人们明白我是在拿他的诗同所有昨天及前天的诗做对比，因为有些东西洛特雷阿蒙并未完全将其变得荒谬不堪，其中排在前列的就有查拉的诗。诗集《我们的飞鸟》（De nos oiseaux）刚刚出版，幸好将来出面阻挡诗集危害的是其他东西，而不是报界的沉默。
因此，我们不必要求查拉重振雄风，我们只想劝他把自己的活动搞得更突出一些，因为最近这几年，他的活动并不那么显眼。我们知道，他依然希望像以往一样与我们同心协力干一番事业，他曾坦诚地写道：“目的就是寻找志同道合的人，除此之外，别无他求。”为此，我们希望他不要忘记，我们过去也和他一样。别让其他人以为我们今天和好如初，而后又会分道扬镳。
我一直试图在我们的人当中找到能交流的人，但遗憾的是，我没找到任何人。难道我应该把这事告诉给多马尔吗？因为他在《大玩家》（Le grand jeu）杂志上就魔鬼展开一项有意思的问卷调查，在某种特定的场合下，他显得很脆弱，如果我们固守这种糟糕的印象[13]，那么什么也无法阻挡我们去赞同他本人或与勒孔特合写的文字。此外，到目前为止，多马尔一直不愿意明确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也不愿意明确地说明《大玩家》针对超现实主义所采取的立场，他对这一立场负有一定的责任，这的确使人感到遗憾。兰波突然赢得人们的尊重，而洛特雷阿蒙却得不到人们的崇拜，这确实令人感到费解。“不断地注视那个黑色的明证，注视那个完美的地狱入口”，我们完全同意这一点，那正是我们被迫所承受的东西。从那时起，让一个团体与另一个团体相对抗究竟是出于什么卑鄙的目的呢？要不是为了出人头地，那么为什么做出那种举动，好像以前从未听说过洛特雷阿蒙似的呢？“但吸收阳光的大片黑色物质，主要背景里的真实竖井，在天穹那灰色的帷幔里来来往往，相互吸引，人将此称为‘分离’。”（见多马尔的《随意开火》，载《大玩家》杂志1929年春）如此讲话的人有勇气承认自己已无法自控，因此正像他自己很快发现的那样，他没有其他办法，只好与我们拉开距离。
言语炼金术，今天人们偶尔重复的这几个字值得认真地去研究。这几个字正是《地狱一季》（Une Saison en enfer）里一章的标题，虽然此标题也许并不能证明其志向的正确性，但它依然是超现实主义艰苦活动的开端，今天只有超现实主义还在坚持从事这种活动。如果说我们不应把那么多东西都归功于这著名的诗篇，那么我们在文学方面就显得太幼稚了。在表达人的希望方面，绝妙的14世纪似乎显得并不那么伟大，因为一个像尼古拉·弗拉梅尔那样的神人从某个神秘的天神那里得到一部手稿，其实这部手稿早就存在于世，那正是犹太人亚伯拉罕之书，再不然就是因为赫尔墨斯的秘密并未完全遗失？我什么也不信，我认为尼古拉的研究取得过一些成果，而且也曾得到过别人的帮助，况且别人还超过了他，但他并未损失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事都和那时所发生的事基本相同，好像有几个人刚刚通过超自然的手段获得一本奇特的诗集，那是将兰波、洛特雷阿蒙以及其他几个诗人合编在一起的诗集，有一个声音在对他们讲话，就像天使告诉尼古拉那样：“好好看着这本书，你什么也看不懂，不但你看不懂，而且许多人也看不懂，但总有一天你会看见别人看不到的东西”。[14]能否陶醉于冥想之中并不取决于他们。我希望大家能注意到，超现实主义的研究与炼金术的研究在目的性方面极为相似，因为点金石正是让人的想象力去惩罚所有事物的工具，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在人的思想被奴化，人逆来顺受几个世纪之后，我们再次尝试着要以“长久、无限、清醒地让所有感官错乱”的方式，彻底解放这个想象力，并解放所有的一切。我们也许只有用肖像画来简朴地装饰住所的四壁，起初我们觉得这些肖像画很漂亮。这些画是仿照尼古拉的样子画的，那时他还没有找到他的第一个经纪人，没找到他的“物质”以及他的“炼丹炉”。他很想表现这样的场景：“一个国王，手里握着一把大刀，正命令士兵们当着他的面把许多小孩儿都杀死，孩子们的母亲都跪在冷酷无情的士兵脚下哭泣哀求，而其他士兵则忙着把被杀死的小孩儿的鲜血收集到一个大坛子里，天上的太阳和月亮则到这个大坛子里沐浴”，就在那旁边，“有一个年轻人，脚后跟长着翅膀，手里拿着赫尔墨斯神杖，他正用这神杖敲打扣在自己头上的头盔。就在这个年轻人的头顶上方，刚好飞来一个张着翅膀的老人，老人的头上顶着一只沙漏”。难道这不像一幅超现实主义图画吗？有谁能知道我们以后会不会借助于一个新的事实，再去利用全新的物体，或利用那些废弃的物体呢？我认为人们肯定不会再去吞食鼹鼠的心，或者去听锅炉里沸水滚动的声音，就像倾听自己的心脏跳动那样。其实，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是在等待。我只知道人并未了结自己的难事，我所赏识的正是这种狂热，而阿格里帕却将狂热与其他四类元素混淆在一起。对于超现实主义来说，我们所接触的只是这种狂热。大家要明白，这并不是把词汇简单地编排在一起，或者把视觉图像随心所欲地分配下去，而是要再创出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不亚于精神错乱，因为我所列举的当代作家已就这个话题做过许多解释。兰波以为最好还是对自己所说的“诡辩”表示歉意，我们对此毫不在意，依照他的说法，这事“就算过去了”，对我们来说，这已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们觉得这只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它并不能使人过高地估计结局，但有些人却有可能设想出那种结局。“我今天要向美感致敬”：兰波想让我们以为他第二次离家出走，其实他又回到监狱里去了，这种做法是不可原谅的。“言语炼金术”：人们同样感到遗憾的是，“言语”一词在此所取的含义是限制性的，况且兰波似乎承认，“诗歌陈旧的东西”在这个炼金术里占去太多的位置。言语应占有更多的位置，比如对于神学家来说，言语应具有与图像相同的功效，因为人的灵魂正是以图像为比照而创造出来的，大家知道有人把言语追溯到很久远的年代，认为它是各种起因的首要因素，因此，言语在我们所关注、所书写、所喜好的事物中都是首要因素。
我说过，超现实主义依然处于准备阶段，我还要补充一点，这个准备阶段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或许和我本人（的生命）一样长（目前我依然无法承认一个名叫保罗·卢卡的人于17世纪初在土耳其的布尔萨遇见了尼古拉，有人曾于1761年看见同一个尼古拉在妻子和儿子的陪伴下出现在大歌剧院，甚至有人说这个尼古拉至少于1819年5月在巴黎露过面，那时他在巴黎克莱里街22号租了一家店铺）。[⑤]事实上，大致看来，这类准备还属于“艺术”的范畴。尽管如此，我预料这类准备很快就会结束，到那时，超现实主义所包含的令人震惊的思想将在惊天动地的轰鸣声中出现在众人眼前，并将在自由的空间里任意驰骋。重要的是要从将来的意愿中看到现代的方向，那种意愿比我们的意愿更冷酷，并随着我们的意愿逐渐显露出来。不管怎么样，我们对促成建立那种耸人听闻的空虚、对坚持认为思想最终将屈服于可想象的东西而感到欣慰不已，因为就在我们到来时，有些人还在苦思冥想呢。
有些人打算沿着兰波的足迹走下去，当兰波预示这些人会遭遇恐吓及发疯的危险时，人们难免会琢磨，他究竟是在吓唬谁呢？洛特雷阿蒙首先提醒读者，“除非在阅读的过程中，他以一种严谨的逻辑以及紧张的精神去读，这种紧张的精神至少应等同于他的怀疑态度，否则此书（《马尔多罗之歌》）那死亡的魔力将浸透他的灵魂，就像水将糖浸透一样”，但他特意补充说，“只有几个人可以毫无危险地去品尝这个苦涩的果实”。到目前为止，这个诅咒只引来诸多嘲弄或轻率的评论，但这个问题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超现实主义要不惜一切代价甩掉这个诅咒。重要的是要反复去讲，并在此维持炼金术士的“祈祷语”，这个祈祷语放在建筑物的门槛上，以阻挡不信教的俗人。说到此，我觉得最紧迫的是让我的几位朋友明白，在我看来，他们似乎过于关注自己的绘画能否卖出去，或者拿到什么地方去展览。努热最近写道：“我们当中的有些人已开始小有名气，我倒希望他们能从画作上抹去自己的名字。”虽然不知道这是在说谁，但我认为他这是要某些人别再得意地炫耀自己，别再登台显摆自己的作品，不管怎么说，这种要求并不过分。一定要避开公众的称赞，如果人们想避免误会的话，那就绝对不能让公众走进来。要用一种藐视、挑衅的方式让公众在门外感到恼火，感到愤怒。
我要真正地、 深深地将超现实主义隐蔽起来。 但我听到有人在问我， 该怎么样做才能将其隐蔽起来。 大家努力去破坏这种寄生的法国倾向，此倾向倒也希望超现实主义最终以老套的空话来收场， 撤开这种努力不谈， 我认为应该敦促大家去承认， 古老科学中的占星术， 现代科学中的心理玄学（尤其是有关潜在感觉的研究）是严肃的科学， 这么做是有好处的， 虽然从各方面看， 这类科学一直在 遭受坻毁。 其实就是多少带点必要的怀疑心态去接触这类科学， 为 此， 在这两种情况下， 只需要对概率的计算有一个既明确又实际的 想法就行了。 至千说概率的计算，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让别人 替我们去计算。 假定如此， 我认为我们并非不想知道有些主题是否 能重现一种图画， 图画放在一个封死的不透明的套子里， 甚至不能 当着图画的作者以及任何知清者的面去封这个套子。 我们以 “集体游戏” 的形式做实验， 这种游戏使人解闷， 甚至颇有娱乐色彩， 但 我依然觉得这种实验很有意义， 在实验的过程中， 几个人在某时某 刻， 在同一个房间里同时写出超现实主义的文字， 他们每个人提出 一个元素（如主语、 谓语或宾语， 或者是头颅、 肚子或大腿）然后 在一起合作造出一句话， 或画出 一幅独特的画("接字游戏” ，参阅《超现实主义革命》第9-10期， 1929年6月版《杂集》杂 志）， 为某一不确定的东西起草定义("1928年的对话 ” ，参阅《超现实主义革命》第11期）， 对这种毋庸置疑的局面有可能引起 的事件作出种种推测("超现实主义游戏” ，参阅1929年6月版《杂集》杂志）等等， 我们觉得让一种奇怪的思维潜能突然闪现出 来， 这大概就是共同合作的潜能。 尽管如此， 感人的关系还是以这 种方式建立起来， 引人注目的相似性也显露出来， 不可辩驳性那难以解释的因素也会常常起作用， 总之， 那里正是最奇妙的会面场所。 但我们还是想把这个场所指给大家看。 况且， 在这方面， 我们 显然有很强的虚荣心， 只想指望我们自己的才能。 在心理玄学方 面， 计算概率的需要总是和人们能从辩解中得到的好处不相称， 而 且迫使我们要等到人聚多了之后才开始， 因此除了这种需要之外， 我们依然要考虑人的天赋， 而每个人的天赋完全不同， 不幸的是在 人的双重性以及预知力方面， 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点书生气的 气质。 因此， 在这方面设法去 “关注 “ 正常世界以及非正常世界里 的对象并非是毫无用处的， 而且要以向售货棚以及诊所挑战的思想 方式， 即以超现实主义的思想方式去关注那些对象。 观察的结果应 以自然主义的形式来定型， 当然要排除一切美化的手段。 我再次要 求大家尊重通灵者， 虽然通灵者人数极少， 但他们确实存在；要求 大家更多地去关注通灵者所传递的启示， 而不仅仅只关注自己所做 的事情。 我和阿拉贡曾经说过， 荣誉属千极度的狂热， 属千一群年轻的裸体女人， 她们正沿着屋顶滑动。 在这个世界里， 女人的问题 是最神奇、 最模糊的问题， 尤其是信仰使我们接触到女人的问题，而一个尚未堕落的男人应该不但有能力信仰革命， 而且有能力相信爱情。 我一直坚持这种说法， 我的固执态度似乎招来许多人的怨恨， 因此我就更要坚持下去。 是的， 我过去一直以为， 不管以意识 形态为借口是否有依据， 放弃爱情是一个聪明男人在一生当中所犯 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 现在， 我的这一看法依然没有改变。 有人自 称是革命家， 想让我们相信在资产阶级的体制下， 爱情是不可能 的， 还有人声称要献身千一项比爱情更令人嫉妒的事业， 可实际 上， 几乎没有任何人敢千正视爱情到来的那一天， 因为究竟是拯救思想还是任凭思想堕落的想法一直萦绕在人的心头，这种想法与爱情混同在一起，就是为了更好地感化男人。因此，由千无法让自己保持在一种期待或良好的感悟状态，那么我不禁要问，对人而言， 谁能有发言权呢？
最近，我为《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所作的一项调查撰写了一篇引言：
假如迄今为止有一种观念似乎免受被简化的遭遇，似乎曾抵制过那些最著名的悲观主义者，我们觉得这就是爱情的观 念，只有它能够消除人对生活观念的反感，不管它是否在短时间内消除了这种反感。
所有的恶作剧者总是想方设法去淡化，去歪曲“爱情”这个词（比如子女对父母的爱，神圣的爱，对祖国的爱），要说我们在此恢复了此词最确切的意思，即爱一个人的意思实在没有必要，爱一个人是以承认真情为依据的，那是我们“融于心灵与肉体之中”的真情，而这正是那个人的心灵与肉体。这种真情正是所有有价值活 动的基础，因此，在寻觅真情的过程中，要骤然放弃一种或多或少 有毅力的研究方式，借用并利用某种明显的事实，虽然我们的研究 尚未发现这种明显的事实，但终有一天，这一事实会在这种轮廓之下具体地体现出来。我们所表达的看法就是要让那些“娱乐”的行家，让那些热衷千冒险的人，让那些享受快感的人别来回复我们，但愿如此吧，而那些轻蔑者以及医治所谓疯狂爱情的“庸医”就像追求想象中的恋人那样，以抒清的手法去掩盖自己的癖好。
实际上， 我一直希望能让其他人也理解我， 而且只让他们去理解我。 既然我们在此探讨掩盖超现实主义的可能性， 那么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去找这些人， 他们不怕把爱情看作是掩盖所有思想 的理想之地。 我对他们说：幽灵的确会出现， 但人的思想里有一面镜子， 绝大多数人都会去照这面镜子， 但却看不到自己。 令人讨厌 的控制难以运转。 你所喜爱的人依然活若。 至于说启示的语言， 有 些词可以唱高调， 有些词只能压低声音说， 而且从几个方面同时 说。 要甘心以只言片语的方式去学这种启示的语言。
此外， 从星相学的角度来看， 超现实主义表达出受天王星影响的东西， 想到这一层时， 人们怎么会不希望出现一本评论天王星的 专著昵？从这个角度看， 这样一本书可能会填补古人所留下的空白。 然而， 人们在这方面什么事情也没做。 波德莱尔出生时， 天象恰好是天王星与海王星奇妙地会合在一起， 因此波德莱尔的天象一 直难以解释。 天王星与海王星曾于1896-1898年会合在一起， 而且 只是每隔45年才再次会合在一起， 阿拉贡、 艾吕雅和我本人都是 在这样一个天象下出生的， 我们只是从舒瓦斯纳尔那里获悉， 这个 天象在星相学里研究得很不透彻， “根据近似的征象， 这个天象大 概意味着：热爱科学， 探究神秘， 极想学习新的东西” （当然， 舒 瓦斯纳尔所用的词汇不可信）。 他接着补充道：“有谁能知道天王星 与海王星的会合是否能产生某种新的科学流派呢？要是将行星的这 种表象放在占星术的星座里， 它似乎能与人的才干相吻合， 这个人 善千思索， 有远见卓识， 有独立自主的精神， 能够成为首屈一指的探索者。”这几行文字摘录千《天体的影响》(Influence astrale) 一书， 是舒瓦斯纳尔千1893年撰写的， 在这1925年， 作者似乎已注意到他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
我要真正地、深深地将超现实主义隐蔽起来。[15]
因此，在这方面，我声明自己有权执行严厉的政策。我们对世界不能妥协，不能宽恕。要将可怕的市场抓在自己手里。
有些人将恶心的面包喂给鸟吃，一定要把这些人打倒在地。人们在《魔法第三书》（Le Troisième Livre de la Magie）中看到：“想达到心灵最高境界的人都去找预言家，为了达到那个境界，他应该让自己的思想彻底摆脱庸俗的东西，同时净化自己的思想，让它不要染病，不要变得萎靡不振，不要生出邪念或染上其他类似的毛病，要摆脱所有非理智的东西，这些非理智的东西会死缠着他的思想，就像锈蚀死缠着生铁一样”；《魔法第四书》（Le Quatrième Livre de la Magie）明确指出，众人所期待的启示要求人们“待在一个纯洁明亮的地方，四周挂着白色的帷幔”，只有在自己的尊严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再去抗击鬼魂与神灵。第四书强调指出，鬼魂的书是用“很纯的纸写就的，这种纸从未用于其他用途”，人们通常将这种纸称为纯正的羊皮纸。
魔术师不珍惜自己干净的服饰，不珍惜自己纯净的心灵，这样例子几乎没有，就在我们期待着精神炼金术能得到什么结果的同时，我们在这方面可不像魔术师那样显得如此挑剔，对此我真是不明白。然而，有人正是以此来猛烈地抨击我们，而这似乎也正是巴塔耶先生打算让我们接受的东西，巴塔耶先生目前正在《文件》（Documents）杂志上掀起一场奇特的运动，来反对那种所谓的“渴望保留原始状态的卑鄙心态”。巴塔耶先生自诩反对严格的思想规范，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会对巴塔耶先生感兴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服从于这一严格的规范（黑格尔要对这种规范负主要责任，我们对此并未觉得不合适），这种规范甚至不会显得更软弱，因为它要成为一种非精神的规范（况且这也正是黑格尔所期待的）。巴塔耶先生公然申明，在这个世界上，他只考虑那些最卑劣、最令人沮丧、最腐朽的东西，他劝说别人不要为任何已确定的事情帮忙，要别人“荒谬地和他一起跑到乡下的凶宅里，那几所闹鬼的凶宅比苍蝇还要恶心，比理发室还要酸臭，他的眼睛突然变得很模糊，而且挂着难以名状的眼泪”。我之所以引用这样的话，那是因为这话不仅仅涉及巴塔耶先生，而且涉及以前的超现实主义朋友，他们只想自由自在地行动，和别人到处去鬼混。也许巴塔耶先生有能力将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我倒觉得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可真是太有意思了。我们在前文看过，巴塔耶先生在组织赛跑，参加赛跑的人当中有德斯诺斯、莱里斯、兰布尔、马松和维特拉克先生，但他们并未解释为什么里伯蒙-德塞涅先生没有出现在赛跑的队列里。我说过，这些人又聚集在一起真是意味深长，任何一个瑕疵都会让他们背离自己最初的活动，因为他们大概只能把不满当作自己的共同点。况且，要是没有碰到巴塔耶先生的话，人们还摆脱不了超现实主义呢，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格外开心，因为令人讨厌的严格纪律到头来只会以服从新的严格纪律而告终。
巴塔耶先生那里并没有什么著名的东西，我们看到反辩证唯物主义又气势汹汹地杀回来了，这一次，他们打算从弗洛伊德身上打开一个缺口。巴塔耶先生说：“作为唯心主义的对立面，唯物主义是对本来现象的直接解释，为了不被人看作是一种愚痴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应该直接建立在经济及社会现象之上。”由于作者在这里并未明确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况且他又能怎么做呢？），我们只注意到，从表现手法的哲学视角来看，这段文字写得很含糊，而从创新的诗意角度来看，这段文字狗屁不通。
然而，巴塔耶先生打算留给某些特殊思想的命运倒显得极不含糊，由于这些思想的特性，我们应该知道它们究竟是属于医学的范畴呢，还是属于驱邪降魔的范畴，因为说到“苍蝇出现在演说家的鼻子上”时[16]，这是针对“自我”所采用的最后的论据，我们识别出那种帕斯卡尔式的愚蠢老调，很久以前，洛特雷阿蒙就已经揭露了这种腔调的危害性：“伟人的思想（在伟人‘二字’下画三条着重线）并不受他人支配，因此不会受自己身边喧闹声的干扰。因此不必让炮火停下来，以阻止他去思索。也不必弄出风标或滑车的声响来。苍蝇现在还不会思考。是人在自己的耳边嗡嗡地叫着。”一个思索的人完全可以站在一座高山的顶峰上思索，也可以站在苍蝇的鼻子上。因为巴塔耶先生喜欢苍蝇，所以就苍蝇的话题我们谈了这么长时间。不，我们还是喜欢呼唤鬼神巫师的头冠，那是用纯亚麻制作的头冠，头冠的前面装饰着一块金箔，苍蝇是不会落到那上面的，因为人们此前已把它洗得很干净，以把苍蝇赶走。巴塔耶先生的不幸是他在思考，当然他像“鼻子上落着一只苍蝇”那样的人去思考，因此他倒更像是一个死人，而不像活人，但他确实在思考。借助于一个小小的机构，这个机构在他内心里还没有损坏，他试图让别人去分享他的执念，正是通过这种手段，他声称可以像一个粗野的人那样去反抗所有的制度。巴塔耶先生的例子在此显得很荒谬，他那种憎恨“思想”的症状让他感到很尴尬，因为就在他准备将其传播给他人时，这种症状只能给人一种意识形态的假象。医生们也许会说，这是一般化的意识缺乏症。实际上，有人从原则上确认“恐惧并不会引起任何病态的顺从感，而只会起到肥料的作用，就像植物生长所需要的肥料，肥料大概会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但对植物却非常有益”。表面看起来，这种想法似乎显得平淡无奇，但它却是粗鲁的，或是病态的（他们是否还要去证明吕里、贝克莱、黑格尔、拉博、波德莱尔、兰波、马克思及列宁生活得像猪一样呢）。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巴塔耶先生过度滥用各种形容词：肮脏的、衰老的、陈腐的、污秽的、轻佻的、痴呆的，他并不是拿这些形容词去抨击那些令人难以容忍的东西，而是用最抒情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当雅里所说的“难以形容的扫帚”落在他的盘子里时，巴塔耶先生则宣称自己感到很高兴。[17]在白天里，他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像图书管理员那样（人们知道他在国立图书馆里从事这个职业），小心翼翼地翻阅着古老而又可爱的手稿，到了晚上，他就陶醉在那些垃圾之中，他想拿自己做比照，把那些垃圾好好装饰一番，这篇《圣－塞维启示录》（Apocalypse de Saint-Server）就是明证，为此他在《文件》杂志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是虚假证词的典型范本。比如，有人倒乐于去欣赏描绘“大洪水”时代的版画，《文件》杂志第二期转载了这幅版画，还有人客观地告诉我：“看到书页下方的山羊和乌鸦，顿时冒出一种快活、意外的感受，乌鸦的尖嘴插到一颗人头的肉里（巴塔耶先生见此会感到很兴奋）。”为某些建筑元素披上人的外表，正如他在从事这项研究时所做的那样，然而这不过是精神衰弱症的一般征象，仅此而已，绝不会是其他什么东西。事实上，巴塔耶先生只不过是太疲惫了，他沉醉于这种令人震惊的观察：“一朵玫瑰花的花蕊与它外在的美毫不相称，如果把花冠上的花瓣一片片地剥掉，那它就只剩下一个外表丑陋的花蒂了。”此时，他倒让我想起阿方斯·阿莱讲的一个故事，想到这个故事，我不禁笑起来，故事说有一个苏丹王把所有的娱乐活动都玩腻了，而宰相见苏丹王烦闷得要死感到很内疚，可又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给苏丹王带来一位漂亮的姑娘，姑娘身披着纱衣为苏丹王一个人跳舞。这个姑娘长得特别漂亮，可是每当姑娘停下来时，苏丹王便命人脱去她的一件纱衣。就在仆人把姑娘的纱衣都脱光时，苏丹王还在懒洋洋地示意仆人继续剥光她的衣服，仆人赶忙去生剥姑娘的皮。其实被剥掉花瓣的玫瑰依然是玫瑰，在前面这个故事里，那个舞女依然还要继续跳舞。
“萨德侯爵和疯子们关在一起，他让人送来许多美丽的玫瑰花，然后将花瓣一片片地剥下来，撒在粪坑的粪水上，这种做法使人感到震惊”，要是还有人拿这事来反驳我，那么我会针锋相对地指出，要想让这种抗议的举动失去非凡的意义，只要让一个常年坐在图书馆里的人，而非一个在监狱里度过二十七年的犯人这么做就行了。实际上，所有这一切都使人相信，萨德的意愿与巴塔耶的截然不同，萨德在谋求精神和社会的解放，他的这种做法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想以此去批评诗歌的偶像，去责备这种传统的“美德”，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要每个人都能献出一朵花，那么这种美德就会将这朵花变成一种表达最高贵情感或最低落情绪的工具。此外，还应当保留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评价，即使这种事实并非是纯粹的传说，它既不会削弱萨德的思想及生活的纯真性，也不会削弱他那要创立一种法则的欲望，可以说，这种法则并不完全取决于在他之前所发生的那些事。
超现实主义目前还不打算放弃这种纯真性，而且也不会满足于让某些人去依附于这种纯真性，在那两次背叛事件的过程中，这些人以为必须要找到含混不清及令人难以容忍的借口才能更好地生活下去。我们只好把这副可怜的样子当作“才能”了。我们认为，我们所要的是能够引起某种允诺、某种拒绝的东西，而不是只说空话，抱着空洞的幻想。单单为了体验那种隐约看到远方光明的快乐，人们是否敢于去冒一切风险呢？我们打算把自己那点可怜的优势，把自己的好名声及疑虑，把那些不起任何作用的激进想法，把那些所谓义务的糊涂想法，再加上那些既好看、又有“感性”的玻璃统统扔到坩埚的深处，而那远方的光明已渐渐变得更加明亮起来。
我们认为，只有在道德纯净的环境下，超现实主义的行动才能做得更好，但很少有人愿意听我们讲述这种环境。要是没有这种环境的话，那么要想抑制思想中的癌症是根本不可能的，有人极为痛苦地想着那些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有些应该存在的东西却根本“不存在”，癌症就扎根在这样的想法之中。我们曾经说过，这些东西恐怕会混淆在一起，或者在非常情况下，它们会相互干扰。这并非是不求进取，而是绝对不能仅把目标定在这个限度之内。
人对可怕的历史性失败仍然心有余悸，但不必感到害怕，而且还可以不受约束地相信自己的自由。尽管天空中出现了一片片乌云，尽管他那盲目的努力碰到许多阻力，但他依然在主宰着自己。难道他没有感觉到那短暂的隐秘的美感，没有感觉到那长久的可以隐秘的美感吗？诗人声称已经找到爱情的钥匙，而此人和诗人一样，在仔细寻找之后，也找到了爱情的钥匙。要想超越这种生活在危险之中并随时有可能丧命的瞬间感觉，这完全取决于他本人。他可以无视种种禁令，使用思想复仇的武器去反对所有人及物的兽性，有一天，当他失败时（只是当世界不变时，他才会失败），他会勇敢地面对蹩脚的步枪所射出的子弹，就像面对齐射的火力一样。
注释
[①] 瓦迪尤斯和特里索坦为莫里哀所著五幕喜剧《可笑的女才子》（Les femmes savantes）中的人物。
[②] 此书为安德烈·布勒东于1928年创作的作品，后做过多次修订。
[③] 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1873—1941），第二国际及罗马尼亚社会党领导人，十月革命后前往苏联，成为乌克兰苏维埃领导人，后因持不同政见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41年被枪决；米哈伊·奥库贾瓦（1893—1937），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因反对斯大林的民族政策而被流放，1937年被枪决。
[④] 典出《林中睡美人》，当公主遭遇不幸时，一个穿七里靴的小矮人（穿上这种靴子，跨一步就是七里远）跑去找仙女来拯救公主。
[⑤] 尼古拉·弗拉梅尔生于1330年，若算到1819年，他应该有489岁了。作者此处的意思是，如果他本人也能活四百多岁，那么超现实主义的准备阶段就要持续这么长时间。
[1] 《医学心理学年鉴》（Annales médico-psychologiques）第12期，下册，1929年11月。
[2] 我知道最后这两句话会让有些傻瓜感到格外高兴，很长时间以来，他们一直试图和我作对。我确实说过“超现实主义最简单的行动……”？真是的！有些人对此极感兴趣，并以此为借口，问我“期待着什么”；而另一些人则对这种无政府主义言行表示抗议，并要人相信，我这番不遵守革命纪律的言辞恰好被他们抓个正着。对于我来说，阻止这些人的影响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是的，我真担心一个人是否生来就有暴力倾向，此前我还琢磨，在这个人身上，暴力究竟是能形成呢，还是不能形成。在人的拒绝行为中，美德发挥出自己的作用，不管这一拒绝行为是不是本能的举动，而我相信这种绝对的美德，况且我对呐喊声充耳不闻，然而促使我这么做的并非是一般的效能原因，革命前夜长久的耐心从中得到深刻的启发，而且我对这种原因甘拜下风，而呐喊声则把我们从可怕的差异中解脱出来，那是胜利与失败、接受与排斥的差异。我所说的那个最简单的行动，显然我的意图并不是因为它简单，所以才推荐这种行动，要是就这个话题和别人吵嘴，这同庸俗地问所有新教徒为什么不去自杀，问所有革命者为什么不到苏联去生活没有什么区别。当然还可以问许多其他人！有些人急盼着我从他们眼前消失，而我对社会的骚动有一种天生的喜好，我大概因此而打消了要走开的念头，但只为这些人而打消这个念头可真是白费力气。
[3] “当《罗杰疑案》（Le Mystère de Marie-Roget）最初的版本发表时，读者以为书中的有些注脚是多余的。但在小说所描述的那场悲剧过去多年之后，我们认为最好还是将原注脚补充进去，再对作者的基本构思做一番解释。一位名叫玛丽·塞西莉亚·罗杰的小姑娘在纽约近郊被人杀害，虽然她的死引起公众强烈而又持久的关注，但直到小说创作并发表时（1842年11月），这桩疑案依然没有侦破。在此，作者以一位巴黎少女的命运为背景，详细地描述了凶杀案的主要事实，与此同时，他还描述了那些不重要，甚至是无关紧要的细节。因此，故事的梗概是可以和事实真相重叠的，而寻找事实真相才是目的。
《罗杰疑案》是远离犯罪现场创作出来的，除了报纸所提供的消息之外，作者并未做过其他的调查工作。因此，如果作者身处于此凶杀案所发生的国家，并亲自去现场调查取证，那么他就能掌握更多的资料，但这些资料他都没有。尽管如此，提醒大家注意以下事实还是有必要的：两个人（其中一人就是小说中的德吕克太太）在不同阶段并在小说发表后很长时间里所作的证词不但完全确认了最终结论，而且确认了结论所假设的主要细节。
——引自《罗杰疑案》法文版序言
[4] 甚至在车间里？将来有人会这么说。实际上，倒是应该由我们去缓慢、扎实地了解工人的理解力，同时不能因此而让自己的好奇心削弱下去，超现实主义运动让那些诗歌、艺术以及心理学的专家们感到很恼火，因为这些专家就知道闭门造车，从本质上讲，工人的理解力跟不上我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步骤，而阶级斗争的革命因素并不能导致那一系列步骤。唯独社会上最值得尊重的那部分人被排除在人的思想之外，而且他们将时间都用在种种设想上，这些设想将直接服务于社会的解放，这促使他们以怀疑的心态，将人们当着他们的面或在背地里所做的事情都混淆在一起，因为社会问题并不是唯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们是最先对此感到遗憾的人。因此，超现实主义已不抱什么奢望，能让那些忙碌的年轻人甩掉自己的思想，虽然他们的思想十分活跃，就在这同时，另一些人却或多或少厚颜无耻地看着这些年轻人忙碌，人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相反，假如不是为了着手阻止那一少部分踌躇不决的人，而最终做出让步，那么超现实主义打算做什么呢？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所经受的训练也未能证明）他们同意以奢华去抗击贫困。我们的愿望是，要坚持让这些人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思想，我们认为这些思想能振奋人心，同时要避免让这些思想的交流方式转变成目的，其实目的应该是彻底摧毁某种社会等级的观念，我们身不由己地属于这一社会等级，只有当我们在内心里废除社会等级的观念时，我们才能够废除自己身外的等级观念。
[5] “革命，算了吧！”在超现实主义运动中，他大概还喊出过这么一句具有历史意义的口号。
[6] 说到这儿可真是太巧了，因为自从这几行文字首次发表在《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上以来，种种咒骂声朝我铺天盖地般地涌过来，假如这其中有什么可以让我得到宽恕的东西，那就是我并没有急于去实施这场大屠杀。假如有人出面指责我，而我又承认在很长时间内授人以柄，那肯定是指责我太仁慈了，因为除了真正的朋友之外，有些头脑清醒的人也来指责我。我有时确实倾向于一种宽容，这种宽容涉及到特殊活动的个人机遇，甚至涉及到一般活动的个人机遇。只要大家都认可的那一少部分想法不被推翻，我会让这人接受自己的小过错，让那人承认自己的怪癖，让另一人承认自己缺乏必要的手段。大家要相信我会改正自己的错误的。
我给自己提供一个机会，给共同起草《一具僵尸》的十二个人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冷嘲热讽地大肆攻击我，在有些人看来，这种放肆的攻击言论严格地说已不再使人厌烦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种言论根本就没有让人厌烦过，我对此并不感到恼火。我注意到，他们这次所探讨的问题至少使他们感到很兴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们感到如此兴奋，他们当中有人兴奋得气喘吁吁，也许要等到我咽气时才能缓过劲儿来。然而，拜托了，我身体还很健康，而且以喜悦的心情看到，有些人和我相识很久了，在若干年当中他们常常来看我，他们对这种以“诅咒他人死亡”的手段来表示不满而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这种手段只会启发他们喊出令人难以容忍的咒骂，为了满足一些人的好奇心，我在本宣言第195页摘录他们的咒骂。虽然购买了几幅油画，可我并未成为这几幅画的奴隶，有人认为这就是我的罪过，要是相信这些先生们所说的话，这正是我的过错……另一个过错就是撰写了这篇宣言。
所有的报纸对我或多或少都没有好感，然而它们却主动向我承认，在这种局面下，人们几乎看不到那种有可能从道义上责备我的东西，也免得让我就这一话题看到毫无意义的细节，但却给我更多的尺度去衡量他们给我造成的伤害，况且我也不想拿别人说我的好话去说服自己的对手，这样有可能给我造成更大的伤害。
一位读者写信告诉我：
我刚刚读过小册子《一具僵尸》上的文章，您的朋友们不可能用更好的方式向您表示敬意了。
他们那宽宏大度的气魄以及团结一致的决心令人感到震惊。十二个人去对付一个人。
对您来说，我是一个陌生人，但绝不是一个局外人。我希望您能允许我向您表达我的敬意，并向您致敬。
如果您想争取其他人的支持，那么会有许多人站出来支持您，他们会紧跟着您，虽然他们当中许多人与您截然不同，但他们像您一样十分宽厚、真诚，而且处于孤独无助的境地。至于说我本人，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行动，关注您的思想。
我确实在等待着，但不是等着自己死亡的那一天，而是等着我们大家死亡的那一天，我们所有的人迟早会辨认出这个征兆，但并不会像其他人那样什么事情也不做，人们是否注意到这一点，甚至备受困扰的人是否注意到这一点呢？我的思想不是用来出卖的。我已经三十四岁了，但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地相信我的思想能够鞭挞那些没有思想的人，鞭挞那些即使有思想也早已将其出卖掉的人。
我想让人把我当作一个偏执狂。有人对精神世界里会有如此野蛮的道德风尚而悲叹不已，这种道德风尚一直试图得到众人的认可，他竟然求助于那种无耻的骑士精神，将来还会把我看作是最不受人欢迎的人，投身于战斗之后，脸上肯定会挂彩，留下伤疤。文学史的老师们即使十分怀旧，对此恐怕也无能为力。一百年来，种种严正的警告已做得太多了。可我们距离那美妙、迷人的“《欧那尼》（Hernani）之战”〔注：19世纪30年代，雨果的著名浪漫主义戏剧《欧那尼》公演之后，掀起了一场古典派与浪漫派的争斗，也就是历史上震动欧洲的“欧那尼之战”。〕还依然十分遥远。
[7] 断章取义，这正是最近有人攻击我时所采用的手段。比如《世界报》就采用了这种手段，他们以为可以利用下面这句话：“布勒东竟然大言不惭地声称可以革命者的视角去考虑爱情、梦想、精神错乱、艺术及宗教等问题……”在《世界报》第二天的版面上确实看到这样的话：“《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在上一期里攻击我们。我们知道这些人是什么蠢事都干得出来的。”（尤其是他们甚至不直接答复你们，就拒绝了与《世界报》合作的建议，从那以后，他们是不是更蠢了呢？算了吧。）同样，一位参与起草《一具僵尸》的合作者严厉地责备我，他的借口是我曾写过：“我发誓绝不再穿法国军装。”很遗憾，这并不是我说的。
[8] 尽管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一发现令人感到遗憾，但我认为，超现实主义就像置于深渊之上的一块狭窄的跳板，那跳板的两侧是不可能有栏杆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应该相信那些人的诚意，总有一天，魔鬼或神灵将会带着他们来找我们。在目前情况下，要他们保证最终能和我们结盟，或许也太难为他们了，况且，他们内心里以后会不会生出低级趣味的东西，现在就做出预测恐怕也太无情了吧。怎样去检验一个二十岁男人的思想是否稳定呢？而他本人却只想着依赖自己所提交的那几页文字的艺术特性，他讨厌种种束缚，虽然这一厌恶感证明他确实经受过束缚的压迫，但这并不能证明他将来没有能力让别人也去经受这种束缚的压迫。然而，一个思想是否能永远保持生气勃勃的样子，就取决于这个年轻人，取决于他对这个思想所怀抱的激情。但结果多么令人失望呀！人们刚来得及去思索这事，转眼之间，另一个人又长到二十岁了。从理智方面看，真正的美感乍一看与魔鬼的美感难以分辨。
[9] 关于帕纳伊·伊斯特拉蒂及卢萨科夫事件，请参阅《新法兰西评论》杂志1929年10月1日版以及《真理报》1929年10月11日版。
[10] 弗洛伊德写道：“人们对神经官能病病理了解得越透彻，就越能察觉到此病与人的精神生活现象有着诸多的联系，甚至与我们极为重视的现象有着种种联系。尽管我们抱着强烈的愿望，但还是注意到现实很难让我们感到满意，因此，在内心受压抑的状况下，我们在自己内心里过着一种异想天开的生活，这种生活将弥补真实生活的不足，同时让我们去实现自己的欲望。一个能干的人，一个成功的人（我当然要让弗洛伊德承担使用这个词的责任），正是能把欲望的幻想转变成为现实的人。由于外部环境以及人自身的缺点而使这一转变遭受失败，这时，人就会疏远现实，跑到自己梦境之中最幸福的世界里躲避起来，当他生病时，便把梦里的内容转变成病的症状。在某些有利的条件下，他依然能找到从幻想转入现实的途径，不会因退化到幼稚境地而最终脱离这一现实，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有艺术天赋，从心理学角度看，这种天赋极为神秘，那么他能够将自己的梦境转变为艺术创作，而不是将其转变成病的症状。因此，他可以避开神经官能症的宿命，以这种迂回的方式找到与现实相联系的途径。”
[11] 我之所以认为应该强调这两种活动的价值，倒不是因为它们在我眼里构成某种智力的混合物，而是因为对于一个老练的观察者来说，它们不会引起混乱，或引起作弊的行为，甚至让人觉得自己的才能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当然，生活给我们创造的条件阻碍了不间断的思想活动，这种思想活动似乎是非理性的。有些人毫无保留地投身于这种思想活动之中，其中有些人甚至跌入很庸俗的境地，终有一天，他们不会徒然地被抛到自己内心的梦境之中。在他们看来，与这个梦境相比，重新着手那种预谋的思想活动不过是一幕可怜的景象，即使这正是他们同代人的情趣。
这些直接的手段适合于所有的人，既然我们不必去创作艺术品，而是要阐明我们内心里从未披露却有可能披露的东西，我们就要坚持强调这些手段，在内心深处，我们几乎辨别不出美感、爱情、道德，然而它们却发出耀眼的光芒，这些直接的手段并非是唯一的手段。目前人们似乎可以期待着某些令人失望的手法，将这种手法运用到艺术和生活之中，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但不是让大家去注意现实，或注意想象的东西，怎么说呢，而是注意现实的反面。有人乐于去想象总也写不完的小说，就像有些问题总也解决不了一样。在这部小说里，所有人物身上的特点虽微不足道，却用大量的笔墨描绘出来，他们的举动都是人们早就预料到的，但得出的结果却出乎预料；相反，在那部小说里，心理的描写绝不会以牺牲书中的人物及各类事件为手段，把无用的责任写得过于草率，在两把利刃之间犹豫不决，并在那儿无意中发现事变的根源；而在另一部小说里，背景的真实性第一次不再向我们掩盖奇怪的象征性的生活，而所有的物品，包括最常用的以及描写得最详细的物品都不再像是梦境里的东西，就是在这部结构简单的小说里，只有劫持的场面刻画得过于累赘，一场风暴描写得非常精确，但气氛却写得过于欢乐，等等，这些小说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写完呢？倘若有谁认为现在应该了结这种“现实的”挑衅性，了结这种丧失理智的举动，那么他不必为独自提出诸多建议而感到忧虑。
[12] 参阅《连人带物》（Corps et biens），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1930年版，最后几页文字。
[13] 参阅《待续》（A suivre）（《杂集》杂志1929年6月期）。
[14] 《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的这段文字已写好三个星期了，这时我才看到德斯诺斯所写的那篇题为《犹太人亚伯拉罕的秘密》（Le mystère d’Abraham Juif）的文章，此文前天发表在《文件》（Documents）杂志第5期上。11月13日，我曾这样写道：“毫无疑问，德斯诺斯和我本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关注着同样的问题，然而我们却各自完全独立地做着自己的事情。要想确定我们俩对各自的计划并不知情还是很难的，我敢肯定我们俩从未提起过犹太人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德斯诺斯那篇文章里的两个人物恰好是我在后文里所描述的人物，我对他在文章里的粗俗解释持批评态度，况且那是17世纪里的人物。在与德斯诺斯合作的过程中，这种意外已不是第一次了（参见拙作《迷失的脚步》中的《通灵者来了》以及《没有波皱的文字》，伽利玛出版社）。除了这种通灵的现象之外，我一直都不太重视其他任何事情，在断绝情感联系之后，这种现象会依然存在。因此，我要避免作出任何改变，我认为自己已在《娜嘉》一书中讲述得很清楚了。
从那时起，里维埃先生在《文件》杂志上的文章里告诉我，人们要德斯诺斯就犹太人亚伯拉罕写一篇文章，没想到这竟是他第一次听说亚伯拉罕这个人。虽然这篇见证性的文章迫使我在那种局面下放弃了心灵感应的假设，但我觉得它不会削弱我的批评意义。
[15] 但我听到有人在问我，该怎么样做才能将其隐蔽起来。大家努力去破坏这种寄生的法国倾向，此倾向倒也希望超现实主义最终以老套的空话来收场，撇开这种努力不谈，我认为应该敦促大家去承认，古老科学中的占星术，现代科学中的心理玄学（尤其是有关潜在感觉的研究）是严肃的科学，这么做是有好处的，虽然从各方面看，这类科学一直在遭受诋毁。其实就是多少带点必要的怀疑心态去接触这类科学，为此，在这两种情况下，只需要对概率的计算有一个既明确又实际的想法就行了。至于说概率的计算，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让别人替我们去计算。假定如此，我认为我们并非不想知道有些主题是否能重现一种图画，图画放在一个封死的不透明的套子里，甚至不能当着图画的作者以及任何知情者的面去封这个套子。我们以“集体游戏”的形式做实验，这种游戏使人解闷，甚至颇有娱乐色彩，但我依然觉得这种实验很有意义，在实验过程中，几个人在某时某刻，在同一个房间里同时写出超现实主义的文字，他们每个人提出一个元素（如主语、谓语或宾语，或者是头颅、肚子或大腿）然后在一起合作造出一句话，或画出一幅独特的画（“接字游戏”，参阅《超现实主义革命》第9-10期，1929年6月版《杂集》杂志），为某一不确定的东西起草定义（《1928年的对话》，参阅《超现实主义革命》第11期），对这种毋庸置疑的局面有可能引起的事件做出种种推测（《超现实主义游戏》，参阅1929年6月版《杂集》杂志），等等，我们觉得让一种奇怪的思维潜能突然闪现出来，这大概就是共同合作的潜能。尽管如此，感人的关系还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引人注目的相似性也显露出来，不可辩驳性那难以解释的因素也会常常起作用，总之，那里正是最奇妙的会面场所。但我们还是想把这个场所指给大家看。况且，在这方面，我们显然有很强的虚荣心，只想指望我们自己的才能。在心理玄学方面，计算概率之需总是和人们能从辩解中得到的好处不相称，从而迫使我们要等到人聚多了之后才开始，因此除了这种需要之外，我们依然要考虑人的天赋，而每个人的天赋完全不同，不幸的是在人的双重性以及预知力方面，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点书生气的气质。因此，在这方面设法去“关注”正常世界以及非正常世界里的对象并非是毫无用处的，而且要以向售货棚以及诊所挑战的思想方式，即以超现实主义的思想方式去关注那些对象。观察的结果应以自然主义的形式来定型，当然要排除一切美化的手段。我再次要求大家尊重通灵者，虽然通灵者人数极少，但他们确实存在；要求大家更多地去关注通灵者所传递的启示，而不仅仅只关注自己所做的事情。我和阿拉贡曾经说过，荣誉属于极度的狂热，属于一群年轻的裸体女人，她们正沿着屋顶滑动。在这个世界里，女人的问题是最神奇、最模糊的问题，尤其是信仰使我们接触到女人的问题，而一个尚未堕落的男人应该不但有能力信仰革命，而且有能力相信爱情。我一直坚持这种说法，我的固执态度似乎招来许多人的怨恨，因此我就更要坚持下去。是的，我过去一直以为，不管以意识形态为借口是否有依据，放弃爱情是一个聪明男人在一生当中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现在，我的这一看法依然没有改变。有人自称是革命家，想让我们相信在资产阶级的体制下，爱情是不可能的，还有人声称要献身于一项比爱情更令人嫉妒的事业，可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人敢于正视爱情到来的那一天，因为究竟是拯救思想还是任凭思想堕落的想法一直萦绕在人的心头，这种想法与爱情混同在一起，就是为了更好地感化男人。因此，由于无法让自己保持在一种期待或良好的感悟状态，那么我不禁要问，对人而言，谁能有发言权呢？
最近，我为《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所做的一项调查撰写了一篇引言：
“假如迄今为止有一种观念似乎免受被简化的遭遇，似乎曾抵制过那些最著名的悲观主义者，我们觉得这就是爱情的观念，只有它能够消除人对生活观念的反感，不管它是否在短时间内消除了这种反感。”
所有的恶作剧者总是想方设法去淡化、去歪曲“爱情”这个词（比如子女对父母的爱，神圣的爱，对祖国的爱），要说我们在此恢复了此词最确切的意思，即爱一个人的意思实在没有必要，爱一个人是以承认真情为依据，那是我们“融于心灵与肉体之中”的真情，而这正是那个人的心灵与肉体。这种真情正是所有有价值活动的基础，因此，在寻觅真情的过程中，要骤然放弃一种或多或少有毅力的研究方式，借用并利用某种明显的事实，虽然我们的研究尚未发现这种明显的事实，但终有一天，这一事实会在这种轮廓之下具体地体现出来。我们所表达的看法就是要让那些“娱乐”的行家，让那些热衷于冒险的人，让那些享受快感的人别来回复我们，但愿如此吧，而那些轻蔑者以及医治所谓疯狂爱情的“庸医”就像追求想象中的恋人那样，以抒情的手法去掩盖自己的癖好。
实际上，我一直希望能让其他人也理解我，而且只让他们去理解我。既然我们在此探讨掩盖超现实主义的可能性，那么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去找这些人，他们不怕把爱情看作是掩盖所有思想的理想之地。我对他们说：幽灵的确会出现，但人的思想里有一面镜子，绝大多数人都会去照这面镜子，但却看不到自己。令人讨厌的控制难以运转。你所喜爱的人依然活着。至于说启示的语言，有些词可以唱高调，有些词只能压低声音说，而且从几个方面同时说。要甘心以只言片语的方式去学这种启示的语言。
此外，从星相学的角度来看，超现实主义表达出受天王星影响的东西，想到这一层时，人们怎么会不希望出现一本评论天王星的专著呢？从这个角度看，这样一本书可能会填补古人所留下的空白。然而，人们在这方面什么事情也没做。波德莱尔出生时，天象恰好是天王星与海王星奇妙地会合在一起，因此波德莱尔的天象一直难以解释。天王星与海王星曾于1896到1898年会合在一起，而且只是每隔四十五年才再次会合在一起，阿拉贡、艾吕雅和我本人都是在这样一个天象下出生的，我们只是从舒瓦斯纳尔那里获悉，这个天象在星相学里研究得很不透彻，“根据近似的征象，这个天象大概意味着：热爱科学，探究神秘，极想学习新的东西”（当然，舒瓦斯纳尔所用的词语不可信）。他接着补充道：“有谁能知道天王星与海王星的会合是否能产生某种新的科学流派呢？要是将行星的这种表象放在占星术的星座里，它似乎能与人的才干相吻合，这个人善于思索，有远见卓识，有独立自主精神，能够成为首屈一指的探索者。”这几行文字摘录于《天体的影响》（Influence astrale）一书，是舒瓦斯纳尔于1893年撰写的，在这1925年，作者似乎已注意到他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
[16] 乔治·巴塔耶：《人的面孔》，载《文件》杂志第4期。
[17] 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Différence de laphilosophie de la nature chez Démocrite et épicure）一书里，马克思向我们阐明，在每一个时代，那些研究头发的贤人，研究指甲的圣人，那些“裹足不前的哲学家和哲学家渣滓”是怎么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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