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约翰·莫利纽克斯《安那其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2011）
安那其主义的历史记录
安那其主义思想的要素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因为人类一直梦想着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但安那其主义作为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只能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
在其存在的一百六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毫无疑问，安那其主义中平等地产生了很多男女英雄，也许还产生了更多——他们既著名又无名，为革命事业奉献了一生的个人。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我们所发现的弱点经常在安那其主义实践中表现出来。
我们显然不可能在这里回顾安那其主义的全部历史。相反，我将只是试图通过三段安那其主义的历史说明，并从而加强已经提出的论点。19世纪70年代，巴枯宁的活动、俄罗斯革命中的安那其主义（附注安那其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评）、安那其主义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作用。这不是要翻阅安那其主义的记录，寻找丑闻、背叛和白痴的例子——这种毫无意义的努力很容易被应用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而是研究革命斗争史上的关键时刻，这提供了安那其主义实践的一些最有意思的部分。因此，对这些部分的批判挑战安那其主义传统中最坚实的，而不是最薄弱的部分。
巴枯宁
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也许是安那其主义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物。当然，在他的外表，生活方式和行动的激情，他似乎是一个典型的浪漫安那其主义英雄。直接参与了许多失败的起义并当上了许多监狱的老兵，包括在圣彼得堡臭名昭著的彼得保罗要塞的五年单独监禁，这样的巴枯宁作为安那其主义创始人，比任何其他个人都更倾向于有组织的行动，有别于其他更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
他还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强度体现了安那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固有的矛盾。
巴枯宁在抨击马克思主义为“国家主义”和“威权主义”时，以及他的许多煽动性宣言中，把自己描绘成一切权力、权威、领导和从属关系的激进对手。因此，巴枯宁运动“国际兄弟会”的方案指出：
随着工人的和平呼喊，所有被压迫者的自由和一切形式的统治者、剥削者和监护人的死亡，我们试图摧毁所有国家和所有教会及其所有机构和法律、宗教、政治、司法、金融、警察、大学、经济和社会，使数百万受骗、奴役、折磨和剥削的人，从其所有管理者和赞助者、官方的和指手画脚的事物中解放出来，集体和个人最终能够完全自由地呼吸 （巴枯宁，国际兄弟会方案，1869年）。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bakunin/works/1869/program.htm
1871年，他宣布：
总而言之，我们拒绝一切立法，一切权权威，以及一切对我们的特权，许可，官方的和法律的权力，即使它产生于普选。
1872年：
我们不接受，即使是为了革命过渡的，国民大会、制宪会议、临时政府和所谓的革命的专政。
然而，在他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巴枯宁致力于组织以完全服从自己的原则为基础的小的秘密的和等级制的阴谋。巴枯宁在给臭名昭著的俄罗斯阴谋家内恰耶夫的一封信中解释了他的方法：
其目标接近我们的社会必须被迫与我们的社会合并，或者至少必须让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从于我们社会，而有害的人必须从社会上移走。必须解散那些不友好的和绝对有害的社会，最终必须摧毁政府。这一切不能只通过传播真理来实现：狡猾，手腕，欺骗是必要的。
巴枯宁正是试图使用这些战术赢得对国际工人协会和第一国际的控制。他和他的支持者在1869年加入国际时，宣称自己的组织——社会主义民主联盟已经解散，但实际上仍然作为一个秘密网络保持着。1872年，巴枯宁写信给一位意大利支持者，内容如下：
我认为，你迟早会明白建立（国际）核心部分的必要性，这些核心由最可靠、最忠诚、最聪明、最有活力的成员组成，简言之，是最接近目标的成员。这些核心本身之间紧密相连，与类似的在意大利其他地区或国外的那些已组织和未组织的核心将有双重任务。首先，他们将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成为这个被称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庞大机构的振奋人心和活生生的灵魂，接下来他们将讨论一些不可能公开对待的问题……对于像你和你的朋友这样聪明的男人，我想我已经说得够多了……自然，这个秘密联盟能接受进入它的行列的，只有极少数的个人。
宣布的原则与实际做法之间的这种矛盾不应仅仅被视为巴枯宁个人要求主宰局面的结果。事实上，巴枯宁是安那其主义拒绝领导这种内在矛盾的活生生的体现：即取代民主选举产生的可随时替换的领导的，不是领导的不存在，而是不民主、未经选举和不可替换的领导。
然而，这个秘密阴谋不仅违反了安那其主义本身的原则，而且是领导工人阶级革命的灾难性手段。任何一小群特别挑选的个人都不可能衡量或引导工人阶级的情绪：因此，阴谋直接导致了仓促起义的思想，少数人企图独立于大多数工人的行动与愿望之外发动叛乱。巴枯宁参加了几次这样的冒险，都以可悲的失败告终，包括1870年9月在里昂发生的一次，在一波民众骚乱中，他和他的支持者占领了德维尔酒店，宣布自己为拯救法国委员会，并宣布废除国家。
不幸的是，国家拒绝承认它被废除了，并迅速以国民警卫队的两个连的形式废除了巴枯宁的政变。巴枯宁被迫逃往热那亚，因而被排除在参加真正的工人革命——第二年的巴黎公社之外。
有趣的是，巴枯宁不仅将秘密权力的概念应用于革命运动的组织，也应用于后革命社会的组织。巴枯宁在给他的朋友和追随者阿尔伯特·理查德的一封信中解释了一旦建立无政府状态，他和他的支持者将如何构成一个“秘密独裁”。
作为无产阶级风暴中看不见的飞行员，我们必须指挥它，不是通过开放的权力，而是通同盟〔联盟成员〕的集体独裁：一个没有任何职务徽章、没有头衔、没有官方权利的独裁政权，更强大的地方在于，外人看不见它有什么权力。这是我唯一接受的独裁统治。
（《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理论 第三卷：无产阶级专政》，1986年纽约，第95页）链接：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bakunin/works/1870/albert-richard.htm
幸运的是，这种无形权力的愿景可以被斥为完全的幻想，因为可以想象如果它被实现，那就将成为最不民主的统治形式。
一些后来的安那其可能试图否认巴枯宁，但正如我们会看到的，巴枯宁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二十世纪的安那其主义中重新出现，即使在其“最伟大的”时刻也是如此。
俄罗斯
俄罗斯的安那其传统早于马克思主义，但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安那其主义在1917年革命中的作用是多么小。
俄国革命是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革命。1917年俄国工人和士兵达到的斗争程度和政治意识是任何工人阶级在其他任何时候都不曾达到的高度，然而安那其主义却只是勉强在这个重大运动中站稳了脚跟。
因此，沃林，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俄罗斯安那其主义知识分子，在1917年7月返回俄罗斯时，在革命的核心彼得格勒没有发现哪怕一份安那其主义报纸、一张海报、一个演讲者。在苏维埃，安那其没有值得一提的代表权，甚至在基层工厂委员会，安那其主义决议也始终输给压倒性多数的布尔什维克的决议。
造成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布尔什维克扮演的角色。一般来说，当工人运动的现有领导处于最背信弃义和令人幻灭的境地时，工人阶级各阶层之间就会出现安那其主义情绪，但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提供了明确的革命性领导，从而吸引了几乎所有工人阶级激进分子的支持。
第二，从1917年2月至10月是一个双重权力的时期，也就是说，两个敌对国家之间斗争的时期。一边是旧沙皇国家的残骸，其军队和官僚机构由新的临时政府主持；另一方面是工人和士兵自己创造的苏维埃，他们的权力和权威一天胜过一天。关键的问题——最终是也唯一的问题——是哪个国家所代表的哪个阶级会获胜。是旧的沙皇-资产阶级国家会粉碎苏维埃和工人阶级，还是工人阶级会粉碎旧的国家，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的政治力量——克伦斯基政府、孟什维克等——都逐渐沦到对一切无能为力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如安那其主义一样原则上排斥一切国家的倾向，必然被边缘化。大多数的安那其，要么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上做出了让步，成为苏联政权的冷淡支持者，要么与安那其主义决裂，加入了布尔什维克。除次之外的人，像经验丰富的克鲁泡特金（已经因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俄罗斯、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而名誉扫地）被看作和越来越令人厌恶的临时政府一样的人。
事实上，直到随后的十月革命和紧随其后内战以后，安那其主义才得以在事情中发挥独立的重要作用。内战是革命的艰难时期，也是俄罗斯人民遭受巨大苦难的时期。革命被围困了。白军，由最反动的沙皇将军领导，以国际资本主义所有势力的资金、武器和军队为后盾，令彼得格勒和新生工人国家悬于一线。世界大战的浩劫、1917年的经济危机、革命本身不可避免的破坏以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损失，而内战不仅直接造成了可怕的大量死亡，也使苏联经济彻底崩溃。工业停滞不前，交通系统崩溃，没有燃料可以加热城市，工人被迫回到农村寻找食物，霍乱和斑疹伤寒的流行肆虐。
但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坚持了下来并取得了胜利，这一事实证明了他们在俄国工人阶级中赢得了深刻的支持。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安那其主义也能够在工人阶级的各阶层中获得听众，更能够听取农民的支持，他们因遭受的这些艰难困苦而幻灭。
农民的不满情绪尤其普遍。1917年，农民从他们常年的压迫者，也就是地主手中夺回了土地，布尔什维克也赞同这一点，从而将农村的农民起义同城市的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但在内战期间，工人国家不得不动用武器从农民中征用粮食。对此别无选择——唯一的选择是城市大规模饥饿和革命的彻底失败——但这不可避免地疏远了农民。虽然战争处于激烈的时期，地主返乡的直接威胁确保了广大农民对苏俄的忠诚，但随着战争接近尾声，农民的愤怒沸腾了。这引起了两个安那其一直以来声称与安那其主义有关的，具有历史重要性的现象——马赫诺运动和喀琅施塔得起义。内斯托尔·马赫诺是一位年轻的乌克兰安那其，他身边聚集着一支农民军队，先是与白军作战，然后是红军，他们以极大的胆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直到内战结束时最终被红军镇压。
喀琅施塔得是一个岛屿海军基地，控制着彼得格勒的所有海上通道，其水手在1917年革命中发挥了主导作用。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发动武装叛乱，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要求停止粮食征用并终结"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由于担心起义可能导致刚结束的内战重新爆发，布尔什维克的红军无情地迈过冰冻的海面，给该岛带去一场狂暴的腥风血雨。
马赫诺运动和喀琅施塔得都被安那其主义神话化为被布尔什维克极权主义镇压的人民真正的自由革命的表达。然而，现实却大不相同。
马赫诺可能喜欢盛大的安那其主义宣言，但在实践中，他是一个专制的农民领袖和军事指挥官，任意处决他的对手（尤其是共产党人）和疯狂的醉酒狂欢。也许对马赫诺及其运动的真实本质最能说明问题的判断是由极具同情心的历史学家乔治·伍德科克在他的经典著作《安那其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史和运动史》中宣布的 ：
从本质上看，他既是一个乡下人，又是一个地方主义者：他憎恨城市和城市文明，他渴望“自然的简单”，渴望回到一个像过去农民传说一样，“自由劳作者”“按照自由而欢快的歌曲的曲调工作”的时代。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后来的阶段，当马赫诺人占领了一些相当大的城镇时，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直面过组织工业的问题，也从只能获得几个城市工人的忠诚。
但还有另一个因素——革命起义军。从理论上讲，这是由农民、工人和叛乱分子代表的大会控制的，但在实践中，它是由马赫诺和他的指挥官统治的，而且像所有军队一样，只有名义上是自由的。它使用自己的征兵形式，并遵守粗暴的纪律，这毫无疑问，马赫诺是主人，往往涉及迅速和暴力的惩罚……他的放荡是卡拉马佐夫式的：甚至他的崇拜者沃林也承认了这一点。 （乔治·伍德科克，《安那其主义》，伦敦1975年，第396-7页）
安那其沃林抱怨道：
在酒精的影响下，马赫诺……失去了自己的控制。然后是往往得到暴力支持的个人的任性，突然取代了他的革命责任感；这是专制，是荒谬的恶作剧，是独裁的滑稽动作，一个战士首领……这导致了马赫诺军事集团或者说密党的形成。（沃林《格伍德科克行动》第397页）
与马赫诺一样，喀琅施塔得起义也采用自由的口号，如呼吁进行“第三次革命”，这引起了安那其的支持，但它也植根于农民对战争共产主义的征粮政策的反对。喀琅施塔得1921年的驻军不是1917年的驻军。1917年的老兵要么已经死了，要么被调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农村的新兵，他们中的许多人，如第160步枪团的2500名乌克兰人，来自对马赫诺特别友好的地区。
但农民不是能够领导俄国革命前进的社会力量。与小农场形状的私有财产为盟，生产方式的个人主义，在地理和经济上与城市生产的决定性力量的隔绝，及其物质生活条件使农民运动无法全国在全国范围内代替布尔什维克的权力（更不用说国际）。
现代社会不能通过农村统治或组织。因此，无论如何，农民都只能被迫屈从于这一种或那另一种主要城市阶级，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
这一一般真理对俄罗斯的局势具有特别的效力。农民起义是直接针对沙皇主义和地主的，这种农民运动与城市工人运动结盟是极其进步的。针对城市工人的权力，甚至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工人权力的残余，这不可避免的是反动的。不管它举起的旗帜是红色、绿色还是安那其主义的黑色，旨在粉碎“共产主义独裁”的农民起义只能打开资产阶级或沙皇复辟的大门。
喀琅施塔得起义发生在彼得格勒的入口处，如果它胜利了，甚至就算只是存活了较长一段时间，都给刚刚击败的白军一个重开内战的黄金机会。白军完全理解这一点，并全心全力地向喀琅施塔得提供粮食援助，同时制定计划，准备在起义成功后派遣部队。
俄国和外国安那其联合起来支持喀琅施塔得，这只能说明他们对自己的阶级效忠十分糊涂，无法用阶级术语来分析局势，被他们无国家、无权力的革命乌托邦理论蒙蔽了现实。
因此，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中安那其主义的资产负债表表明，当革命推进时，它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当革命衰退时，它却给反革命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帮助，尽管他们并不打算这样如此，它还是给予了真正的帮助。
关于安那其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评的说明
这本小册子是马克思主义对安那其主义的批评，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辩护。然而，安那其主义意识形态的要素之一一直是批评马克思主义为专制的，而这一论点的核心是批评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初期的行为。革命社会主义者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这一时期普遍为布尔什维克的历史辩护，这是马克思主义—安那其主义辩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空间的考虑使得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充分处理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对这段时期最好的描述和分析是在托尼·克里夫，《列宁》，第3卷，《革命围攻》，伦敦1987年），但评论的主要问题是必要的。
安那其主义论点的实质如下：
1．1917年10月的革命是布尔什维克的政变，而不是真正的工人革命。
2．布尔什维克没有建立无产阶级（工人政权）的专政统治，而是建立了自己对无产阶级的专政统治——他们有系统地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废除了工人对工厂的控制，镇压了所有反对派（如马赫诺和喀琅施塔得），并建立了一党制国家。
3．这样，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随后的可怕的斯大林政权奠定了基础。列宁主义曾经，并将再次导致斯大林主义。
关于这一观点，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它与罗伯特·瑟维斯等许多其他主流资产阶级和右翼关于革命提出的学术说法几乎完全吻合。虽然这本身并不能反驳它——毕竟我也可以同意大卫·卡梅伦二加二等于四的观点——但在这样一个高度紧张的政治问题上，它应该可以让安那其停下来冷静思考。
人们相信1917年10月的事件仅仅是一场政变，还是因为从彼得格勒夺取权力用到了几千名赤卫队，并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但这忽视了广大工人群众对行动的极大支持，包括布尔什维克此时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中占多数的事实，令人吃惊地错过了重点。之所以单凭几千名赤卫队就能够占领冬宫并逮捕政府而不立即受到国家军队的镇压，是因为大批士兵、水手和工人已经站在了革命的一边，使得克伦斯基政府找不到人来保卫自己。任何怀疑这一点的人都应该试着想象，如果明天一个革命党（如社会主义工人党）带着几千名成员，试图在议会或白金汉宫游行并夺取它，会发生什么。
关于布尔什维克掌权行为的争论是片面的，但也有一些道理，因为他们确实采取了镇压性的行为，例如禁止反对党。然而，它忽略了前因后果，造成了一个与马克思主义者巨大的不同。如果我跟你说一个著名的革命者和自称“人民之友”的人在近距离射穿了一个女人的胸口，那听起来很糟糕。如果我们知道那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马拉，而他射杀的女人是夏洛特·科黛这个正要用刀刺进他的心脏的反革命，那感觉将大不一样。〔不幸的是，马拉没有枪，被暗杀了〕。
布尔什维克的威权主义不是受教义或天生的倾向制约的，而是他们所认识到的自己所处的环境——他们真正为自己的性命和革命的生死而战的令人绝望的内战环境。此外，必须认识到，内战也彻底破坏了俄国的经济，造成了生产灾难性的下滑，而且这也破坏了革命的社会基础，即革命的工业工人阶级。这确确实实使得布尔什维克停滞在革命这个飞跃的半空中，并被迫以独裁的方式行事，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犯错误。
安那其主义的论点也没有考虑到选择另一条道路的后果。1920-21年摆在俄国人面前的确切可能的道路是什么？一种可能性，太真实了，就是白卫兵反革命的胜利。毫无疑问，这将意味着对工人、农民和革命者最可怕的屠杀并产生某种俄国特色的纳粹主义。另一个具体的可能性是布尔什维克独裁政权。当时的俄国人民有可能指望一个健康、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吗？不，绝不可能。也不可能会是一个今天的英国（la Britain）或法国这样“正常”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尖锐的矛盾、绝望的贫困和饥荒排除了这两种选择。安那其主义革命和迅速建立安那其主义社会是可能的吗？绝对不行！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包括崇尚自由的维克多·塞尔日[1]等人物，选择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并接受它的缺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可以说，布尔什维克专政也像白军胜利一样导致了1928年以后斯大林统治下“对工人、农民和革命者最可怕的屠杀”，但是时间的间隔很重要。对于俄国革命来说，打破僵局的唯一出路就是将革命传播到国际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战略是掌权，希望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一旦国际革命受挫，首先是在1923年的德国，情况就急转直下导致彻底吹响了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号角。但这并不意味着列宁的战略是错误的，特别是因为在意大利、德国和其他地方的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式革命政党的缺席。
将1917-23年的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三十年代的斯大林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混为一谈，就是把一场被围困而扭曲的革命与反革命混为一谈。现如今，由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工人革命，在经济发展、工人阶级规模和向国际传播的机会方面，将处于更加有利的境地。它将能够遵循列宁本人在1917年设想的道路，即在健康的多党苏维埃民主政体中发挥领导作用，而事实上，工人阶级将有能力确保这样。
西班牙
如果说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革命，那么1936-37年的西班牙革命就是它在历史意义上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之一。此外，这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安那其主义参与并得到大众支持的革命性动乱。事实上，到1936年，安那其主义工会联合会（CNT）已经有了100万会员，这是它迄今为止在工人阶级中最大的发展趋势。因此，西班牙革命可以被正当地视为安那其主义的试金石——这次考验的失败并不是安那其主义工人本身的问题，他们已经展现了无上的勇气和极大的自我牺牲精神；而是安那其主义作为革命策略的内在缺陷。
西班牙革命始于1936年7月，以答复佛朗哥将军反对新当选的人民阵线政府（共产党、社会党、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法西斯暴动。
尽管政府瘫痪，但西班牙工人，主要是受鼓舞的安那其，奋起阻止法西斯主义。武装的工人包围了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军营，呼吁士兵们起来对抗他们的长官。经过一天的战斗，巴塞罗那军营被拿下了，第二天在马德里也同样取得了胜利。几天之内，工人们就完全控制了城市。工人委员会兴起，组织运输、食品供应、民兵和医疗保健。他们派出武装纵队到农村去保护粮食，支持农业工人的行动。通过集体组织社会的运行使每个人都摆脱了压在身上数十年的剥削和压迫。例如，在巴塞罗那，妇女的地位超越了世界上任何国家，堕胎合法化、提供节育信息、新式的自由婚姻使得胁迫和拒绝离婚不再发生。正如当时的作家乔治·奥威尔所言：
最重要的是，人们相信革命与未来，以及一种突然进入平等和自由时代的感觉。人类终于可以尝试表现为人，而不是资产阶级机器中的鸡。（乔·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伦敦1984年，第10页）
成功的工人革命潜力巨大，但法西斯的威胁依然存在——佛朗哥在西班牙西南部成功地建立了控制权，另一个法西斯分子莫拉将军正从北方袭来——共和党政府也是威胁，它至少在名义上仍然掌权，在加泰罗尼亚（革命的中心）和马德里也是如此。
那么安那其主义领导人做了什么呢？（请再次注意安那其主义领导人在实践中的存在）。他们先于1936年9月在加泰罗尼亚加入了政府，后于12月在马德里加入了政府。这一行动不仅背离了安那其主义原则，而且更悲剧的是这种行为意味着对工人阶级和革命的背叛。安那其主义领导人进入的人民阵线政府致力于保护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并试图恢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权威。其路线是在反对佛朗哥的斗争中联合不同阶级中的所有民主力量，而工人阶级所要求的社会的根本变革却应当被搁置到法西斯被打败之后。
政府中资产阶级代表的这一立场表明，对他们来说，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说到底还是没有工人阶级的胜利更邪恶。因此，除非他们的私有财产得到保障，他们才会与左派合作。至于社会党，表示愿意与布尔乔亚长期合作。
对共产党来说，与资产阶级合作则是莫斯科强加的政策，以免惊动作为斯大林反对希特勒的盟友的法国和英国政府。
因此，安那其主义领导人加入了一个以镇压西班牙工人阶级大规模起义为己任的政府，并接受了它所赋予的责任。这也意味着他们接受了这样一项战略的责任，它远没有它所声称的那样加强与佛朗哥的斗争，这实际上注定了这场斗争的失败。
如果这场反法西斯战争只是作为一项常规的军事行动进行的，那么佛朗哥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战争机器的支持下，最终总是会获胜的。反法西斯势力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是将这场战争转变为一场革命，让大众的活力和主动权自由支配，通过行动和言辞呼吁法西斯所控制的领土上的工人和农民，并通过使殖民地独立来破坏佛朗哥在摩洛哥的基地（他就在这里发动的政变）。人民阵线政府反对这场人民战争，还得到了安那其主义领导人的协助，而安那其主义领导人是最能引导西班牙工人运动趋势的人。
关键问题是，为什么安那其主义领导人会以这种方式行事？是纯粹的个人偶然现象，还是安那其主义固有的弱点的结果？答案由CNT领导人自己提供，他们在试图为自己辩护时提到了局势的特殊性质（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并解释说：
我们要么合作，要么使对我们自己独裁加重……没有什么比用武力逼迫更远离安那其主义了……
我们没有夺取权力，不是因为我们无法夺取权力，而是因为我们不想夺取权力，因为我们反对各种独裁统治。
换句话说，形势是绝望的，反革命已经兵临城下，必须通过领袖，协调和权力才能抵制它。这种权力可以是现有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可以是工人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由于安那其拒绝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与资产阶级国家捆绑在一起。
这里有一个铁一般的规律，它不仅限于1936年的西班牙，而且它也不但已经，并将依然适用于每一个严肃的革命局势。反革命永远就在门外，真正的选择永远只有资产阶级的权力和工人的权力两种；拒绝无产阶级的专政统治总是意味着在决定性的时刻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因此，西班牙革命的失败，即安那其主义作为群众运动所达到过的最高点，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反常的。相反，它触及了安那其主义的核心，表明它作为革命行动指南的致命缺陷。
[1] 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1890—1947），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比利时安那其主义革命家和作家。他一生矢志不移地捍卫俄国十月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传统和为反对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而作不懈的斗争，是托洛茨基的战友。非常关心中国1927年的革命，写了不少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中国托派领袖之一郑超麟就曾翻译和出版过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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