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那其主义思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约翰·莫利纽克斯《安那其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2011）

安那其主义思想

　　安那其主义有多种形式。有拒绝一切形式组织的纯粹的安那其个人主义。有许多小型安那其主义组织。有些安那其宣称他们对不论阶级如何的一切人都有信心。有些安那其共产主义者把目光投向工人阶级。有农民组织的马赫诺（革命后俄罗斯内战期间的农民领袖）的安那其主义。有驳斥工会的安那其主义。有以工会为基础的安那其工团主义。有安那其革命主义、安那其恐怖主义者、安那其和平主义者、安那其绿色主义者。还有不在这个名单上的，或者是上面这些主义的独特组合。
　　有的安那其受到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影响，但没有蒲鲁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或克鲁泡特金主义者遵循特定的学说或路线。因此，对批评家来说，安那其主义是一个移动的目标。攻击某个特定的理论或政策，别的安那其也不会受到伤害。如果剖析某个特定的经典思想家，其他安那其就会否认他。
　　然而，尽管有这种困难，但某些一般的想法和态度是所有或者至少大多数安那其所共有的，它们可以作为批评的出发点。其中最重要的是：a）敌视一切形式国家，包括革命国家；b）敌视一切形式的领导，包括革命领导；c）敌视所有政党，包括革命党；d）个人主义倾向。我会一个一个进行批判。

国家

　　安那其（无治）的字面含义是“无规则”，反对国家和政府——不仅仅是针对特定的国家或特定的政府，而且反对所有国家和所有政府，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是安那其主义的决定性特征。
　　安那其主义坚持认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即对整个社会行使法律和物质权力的男女组成的特殊机构的存在，是压迫性的，与真正的人类自由不相容。为了结束压迫和建立自由，国家统治必须被不存在任何压倒一切的中央权威的自治社会的统治所取代。
　　按照由来已久的古老的智慧，这种“无父无君”的看法是灾难性的，或者是不可能的。灾难性，是因为没有国家，社会将陷入一场混乱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谓的“丛林法则”将占上风，人的生命将是“肮脏、短暂和野蛮的”（正如17世纪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曾经说过的）；不可能，是因为“人性”使某些个人或群体不可避免地会上升到顶峰，并将自己确立为统治者。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寄希望于选举政府并维护某些民主权利（言论自由等）使国家变得民主。

　　然而，传统观点是错误的，安那其主义是正确的。人类学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证明人类可以在没有国家和政府的社会中生活，而且这种社会远非混乱，还比我们现在的社会更有秩序。人类学家已经见证和研究了许多这样的ancephalous（没有首领的）社会——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非洲南部的贡桑或卡拉哈里·布什曼——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一万到五千年前，没有国家的状态才是人类社会持续了千百万年的正常状态，直到五到十千年前农业、牧业和私有财产的出现，社会被划分为不同阶级。
　　在认为一切形式的国家都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压迫时，安那其主义也是正确的。议会民主的出现并不能改变这一点。议员无论如何当选，都不掌握实权，而真正权力仍然掌握在国家常任官员（将军、警察局长、法官、公务员等）、银行家和大企业手中，他们利用这种权力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普通民众的利益服务。
　　但是，如果一个无国家的社会是可能的和可取的，那么该如何摆脱现有的国家呢？正是在处理这一关键问题时，安那其主义开始陷入麻烦。
　　我必须说，有些安那其甚至不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仅仅满足于对国家权威的抗拒，认为这是纯粹的个人态度，并认为没有必要为废除国家权力制定一个连贯的战略。但是，这种姿态只是要让国家可以自由地永久地继续压迫人民群众，只是自取灭亡，因为任何个人或小团体最终都无法抵抗国家的力量。
　　一些安那其试图通过农村甚至城内的小自治社区来逃避国家的权威。不幸的是，安那其公社所遭受的困难与罗伯特·欧文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在一百五十多年前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公社相同：a）这只是在少数人中实践的主张；b）少数群体仍然受到更广大的社会的所有压力，迟早（通常是早）会屈服于他们。
　　不过，安那其对这个问题最激进和最严肃的答案是，国家将被革命摧毁，即通过群众起义，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直接行动将粉碎和瓦解现有的国家的核心机构——武装部队，警察，法院，监狱等。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绝对正确的——列宁在他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国家与革命》中来确切地讨论，革命的本质是国家机器的粉碎（而不是让社民和改革派接管现有国家）。此外，它的优势是作为一个真正在历史上发生过的过程，首先是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然后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而每一场伟大的民众革命，无论是1918-1923年的德国革命，还是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还是1979年的伊朗革命，都显示出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
　　然而，旧机器粉碎的同时立即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要用什么来取代它？在这一点上，安那其主义往往非常模糊，但与安那其主义原则相一致的唯一答案是，旧国家必须立即被一个没有政府以及中央权力的自治社区所取代。在这里，安那其主义的立场失去了所有的可信度。像马克思主义所断言的那样，社会主义一旦在国际上确立地位，阶级斗争消失，生产一旦达到人人有生活必需品的水平，为集体利益而劳动的习惯成为第二本性，那么国家就会失去功能，逐渐消亡。这与安那其提出的，在革命的过程中，当革命的胜利悬于一线时，革命阶级应该立即放弃一切权力，完全是两回事。
　　这将是灾难性的，有两个根本原因。第一，没有考虑到旧统治阶级不可避免的抵抗。阶级斗争不会随着起义的成功而停止。每一次革命的历史都表明，旧统治阶级不仅会不惜一切代价保留它所拥有的权力，而且会试图用尽一切手段夺回它失去的权力。鉴于同时进行的国际革命的可能性，也必须铭记，被剥夺财产的资产阶级将会依靠国外政府和反动势力的支持。
　　一场成功的革命必须考虑面对一切，从官僚主义的不合作和经济破坏到武装抵抗、恐怖主义、内战和境外势力军事干预。革命群众在没有工人民兵或军队的协助下，在没有任何形式的法律制度来确保人民的意愿得到尊重的情况下，在没有中央决策和权威制度的情况下，在没有建立革命形式的国家权力的情况下，能抵御这种反革命活动吗？不，不能。
　　有许多历史先例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让我们假设一个例子。让我们假设法国发生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遭遇了以马赛为根据地的右翼叛乱，再加上德国和美国政府支持的右翼势力侵入东北部。为了自卫，革命必须决定应该在东北部集中哪些力量，应该向马赛派遣什么部队，以及如何支持和武装他们。这只能是一个国家政府作出的、国家的决定。不能协调这些决定只会导致失败。
　　革命国家之所以重要，第二个原因是要建立新的经济秩序。虽然在基层自发的工厂的占领、工人对工业的控制、建立分销合作社等方面将完成大量的工作，但在这个早期阶段，国家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考虑谁来占有从资本家没收的产业和工厂的问题。如果这些企业不是由新的国家所有，而是由各个独立企业的工人拥有，这不仅会妨碍合作和规划，而且还会导致不同工作场所之间的竞争，从而分裂工人阶级，而这正是工人阶级最需要团结的时候。
　　或者以铁路为例。138年前，弗雷德里希·恩格斯曾反对安那其主义。他写道：

　　这里，无数人的合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合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里，活动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属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弗·恩格斯，《论权威》，1872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72/10/authority.htm ^[1]]

　　这些论点在目前显然是仍然适用的。伦敦、曼彻斯特、纽卡斯尔、汉堡、柏林和慕尼黑，每个地方的工人都可以各自投入大量精力，但当涉及到时间安排或建设新生产线时，必须有一些全面的协调和权威。想想飞机的调度，对权威的需求就变得更加清晰和迫切了。
　　你不能说这些产业就会简简单单地变成整个社会的财产。在以后的阶段，当然会出现一个全世界连成整体的真正的社区，但在革命中，“社区”被分为对立的、交战的阶级和派别，因此，革命社区、工人阶级绝对有必要建立体现其利益的机构。
　　或者考虑一下失业者、病人和其他目前还靠国家福利生活的人。在一个完全发达的社会主义（或安那其主义）社会中，将不会再有失业，产品将按需分配，但在革命之后，数以百万记的依赖国家福利的人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存在，除非有人替他们支付生活资料的费用，否则他们必将挨饿。福利是从工薪阶层征收的税中支付的，因此，必须有一个有权在革命后的几周和几个月内征税的权威。因此，必须有一个国家。
　　这里安那其主义的弱点是，它常常有一个浪漫的革命观念，在“伟大的一天”之后，层层困难都可以仅仅通过善意来解决。在一场革命中，数百万劳动人民共同行动起来，改变社会，并在这个过程中改变自己——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的意识，他们作为集体的一部分的意识，正在改变并极大地扩大。没有这些变化，新社会就无法建立。但是，转型的过程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的，甚至有可能不会发生，原因很简单，并不是工人阶级的所有阶层都会以同样的程度参与斗争，有些部分可能会完全绕过这些斗争。组成中下层阶级的数百万人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因此，在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将有一部分人因其总体观念或因某些特殊情况对革命的担忧，仍然受到旧思想的影响，追随旧统治阶级的领导。这些人有时必须接受多数决定，法律成为必要的，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工人国家。
　　原则上，这与罢工工人组织人墙以防止自己队伍中的少数人被击打是一样的。归根结底，工人国家只是一条人墙，只不过提升到了尽可能高的水平。
　　然而，一些安那其会争辩说，当你允许一个国家存在时，也就意味着被权力腐蚀的特权精英，这将很快演变成一个新的暴政。但这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人阶级一再表明了其建立革命权力机关的能力，这些机关在形式和内容上与旧资产阶级国家完全不同，既民主又平等。
　　1871年巴黎公社确立了所有公职人员应由选举产生、应可以被罢免并应支付与工人同等工资的原则。这极大地抑制了野心家的参与，并有助于防止当选代表的利益与其所代表的利益分离。苏维埃或者说，工人委员会于1905年革命时首次出现在圣彼得堡（“苏维埃”只是俄语中议会的意思），然后于1917年传遍俄罗斯全境，通过从工作场所选出代表，进一步推进了这一阶段。使代表对他们为之进行民主讨论和辩论的集体负责，进一步加强了底层对局面的控制因素。
　　议会选区是一个较大的地理区域，这里的选民不能控制或罢免其议员，即使他违背其所有的选举承诺或完全改变其政治效忠，因为选民是一个原子化的个人的集合，谁也没见过谁，所以不能形成集体意志或作出集体决定。2010年英国大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数以百万计的人投票支持自由民主党，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将托利党拒之门外，结果却只能看着自由民主党与大卫·卡梅伦的托利党组成联合政府，对福利国家发动了大规模攻击。但是在接下来的四年内，选民对政府中除了议会外的任何动作都无能为力，而到四年以后，一切都已经晚了。而由于工人委员会是根据工作场所的选举建立的，所有需要集体做出的决定都是通过召开工作场所会议并召回代表。
　　有时有人反驳说这样的一个制度是不民主的，因为它会排斥那些不在工作场所的人——失业者、养老金领取者、家庭佣工等。但并非如此。只要工人委员会以工人集体权力集中的工作场所为基础，就没有理由不包括失业工人协会、养恤金领取者协会、租户和居民团体等的代表。事实上，除了剥削者和法西斯分子之外，人民的每一部分都可以、而且应该得到代表。此外，工人委员会可能包含若干不同的政党或团体的成员，代表劳动人民中不同的趋势和意见。这种议会根本不是一党国家或独裁政权的配方。相反，它们将比任何议会制度更加民主，促进普通工人阶级的参与。
　　俄式的革命工人委员会一直出现在各种革命中，1918-19年德国革命、1920年意大利革命、1956年匈牙利革命，以萌芽形式出现在1972年的智利、1979年的伊朗和1980年的波兰。2011年埃及革命中出现的捍卫革命人民委员会（The Popular Committees for the Defence of the Revolution）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
　　工人委员会不是按照预先确定的蓝图建立的，而是自发地从斗争中产生的。当工人的斗争开始挑战整个制度时，它们就成了工人阶级采用的合乎逻辑的组织形式，代表了新工人国家的核心，它将取代旧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无阶级社会过渡，在这个社会中，国家将逐渐消亡。
　　总得来说，国家绝不是一个永恒存在的机构，但也绝不是仅仅是一个错误或一个坏主意，不仅仅是以某种方式把自己放在人类的头脑中，把我们所有人都绑架起来，直到安那其主义赶来并解释它其实没有存在的必要。国家产生于某些经济和社会条件，首先是社会在生产力水平低的基础上分裂为敌对阶级，除非这些现实条件得到改变，否则不能废除这种状况。此外，要改变这些状况，国家采取一种新的革命的形式。

领导

　　安那其经常宣称他们拒绝领导，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一直认为自己天生就是要指挥人的，而“领导才能”是它试图通过各种精英教育机构为后代培养的首要品质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领导是带有傲慢、欺凌和特权的，安那其对此作出这样的反应是正确的。
　　左派在劳工和工会运动中的领导也没有呈现一幅有吸引力的画面。在整个世纪里， “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一直是温和主义和攀缘附势的代名词。
　　生产一个这样的领袖，正常的模式是，一个活动家首先通过激进的政策和言论在基层建立起支持，然后逐渐上升到显赫的地位，并一点一点地放弃原则，直到他或她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精英中的一员，穿着漂亮的西装，坐着司机开的车，高薪，商务关系还有其他无数的好处，完全变成了他们本来打算改变的体制的俘虏。
　　工会领袖也差不多。从他成为官员的那一刻起，他就为了办公室的舒适而离开了车间的恶劣条件。他的工资和工时不再与他所代表的工人挂钩，他开始积累特权。他的工作是在工人和管理层之间进行调解，在这个过程中，他跟后者花了更多的时间。腐败，如果不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政治上的，或多或少是不可避免的。不久，他就会把争端和罢工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要赢得的斗争，还会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式是劳动力可以被欺骗和逼迫接受的最低限度。
　　这种领导在政治上是灾难性的。在剧变的时刻，当大批劳动人民开始参与进来，开始把事物掌握在自己手中时，这些领导人的直接本能会是设法平息事态，恢复正常。如果这意味着背叛他们应该代表的事业，他们当然就是这样的。
　　1968年5月在法国发生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学生和工人组成的非同寻常的自发群众运动通过在巴黎街头的群众斗争、学生的占领和全国千万工人大罢工以及对许多工厂的占领，对戴高乐主义政权做出了挑战。“领导人”在当时主要是指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人，他们除了将这场潜在的革命运动的诉求缩小到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一系列适度要求，让大家尽快恢复工作之外，想不到什么更好的办法。
　　从这种在工人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史上一再重复的经验来看，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领导是错误的，应该废除。不幸的是，这个职位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领导的存在是一个事实，而这一事实也并非源于人们头脑中的错误思想，也不是源于某些个人或特定组织结构的与生俱来的邪恶，而是源于人们在事实上所具有的不同经历，因此他们的政治意识、对信仰的投入、知识、勇气等也不相同。
　　在每一个工作场所，每一个工会分支机构，每一个运动，总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愿意和更有能力承担必要的任务，作出主旨发言，留意联络名单，看管钱，或者最关键的是，提出一些关于政治前进道路的想法。
　　即使是历史没有记录到任何正式的领导或组织的最自发的暴乱、示威、罢工和起义，如果放在显微镜下，也会揭示非正式的领导的时刻和组织：在关键时刻高喊“前进”的人；那些挤到人群前面的人；第一个扔石头的人等等。
　　这一事实也影响到了安那其主义。无论安那其多么希望放弃领导，事实就是安那其主义运动一直有领导人。安那其主义的历史，和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主要人物的历史：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马赫诺、戈德曼、沃林、杜鲁蒂，甚至丹尼尔·孔-本迪。安那其主义运动可能认为正式地拒绝承认领导人的存在可以缓解问题，然而这反而他们增加了问题。这意味着，有些安那其主义领导人没有经过正式的选举，不能被随意罢免和受到民主控制。这意味着安那其主义运动特别容易受到自封的、自我延续的领导人，甚至媒体任命的领导人的危害（六十年代的自发主义学生运动受到这种媒体宣传的“明星”很大的影响）。令人吃惊事实的是，从历史上看，安那其主义运动往往只是通过其领导人的名字来令人熟知的。
　　今天，除了学者之外，谁还能说出巴枯宁运动、马赫诺运动或杜鲁蒂运动（当然，除了“Makhno Movement”，“Durutti Column”）的正式名称呢？。相比之下，共产党、第一国际、布尔什维克党甚至社会主义工人党都比较著名。
　　如果安那其主义不能解决自己的领导问题，那么它就更不能解决整个工人阶级的领导问题。从历史上看，这种领导权要么让社民偷去，要么拱手让给了斯大林主义——这一事实的结果就是无数的背叛和失败，从第二次国际1914年崩溃为民族主义并支持帝国主义战争，1933年向希特勒投降，到托尼·布莱尔和新工党对新自由主义、乔治·布什和伊拉克战争的热情拥护。安那其主义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些势力霸权的挑战。制作书籍、小册子、报纸、传单，甚至只是进行安那其主义的演讲，都确确实实在为对左派和工人阶级的影响力而斗争。然而，它拒绝领导，因而未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为阶级的领导权而战，它不仅不助于工人阶级从领导人手中解放，而且有助于改良主义者继续占据主导地位，把工人运动领入歧途。
　　用诸如“领导不重要，群众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之类的话来掩盖整个问题，当然也是行不成的。资产阶级的历史观，与其一直以来的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一致，无疑夸大了领导的作用，直到历史沦落为国王、皇帝、将军和总统的队伍，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可以负担得起忘记这一点的代价：“但是，领导的行动也是有作用的。”领导不能凭空进行革命，也不能通过意志力创造群众运动，实际上他们根本无法进行革命，只有群众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鉴于已经存在的群众运动和革命的大势，该运动的领导所发挥的作用可以显著影响结果，有时甚至是决定了革命的胜利或者失败。
　　在希特勒刚开展取得权力的年代（1929-33年），德国出现了一个群众工人运动，其指挥权被SDP（社民党）和KPD（共产党）瓜分。如果这个运动联合起来，它就有能力阻止纳粹。社民党领导人一如既往地希望避免对抗，共产党领导人则奉斯大林之命，将火力集中在社民而不是纳粹身上，这一事实阻止了团结的建立，并极大地协助了希特勒的上台。
　　因此，由于领导问题既不能被忽视，也不能寄希望于它自己消失，对于那些真正想要改变社会的人来说就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要求一个真正革命的领导：a）努力保持在其支持者的民主控制下；b）抵制制度腐败；c）找到办法确定斗争中正确的前进道路。安那其主义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十分混乱，而它的反领导拜物教意味着它无法执行这项任务。

党

　　革命领导问题直接导向了革命党的问题。然而，安那其对党的思想的反对，甚至比它对国家和领导的敌意更强烈。
　　这依然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那些政党只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和工人党一直是压迫和剥削所谓共产主义国家数以亿计劳动人民的主要工具，这势必引起普遍的“反党”的反应。当看到社民和改良主义政党的保守、官僚主义和职业主义性质，以及一些极左可能会成立的政党中相当可笑的宗派主义时，对整个关于成立政党这种想法的广泛怀疑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事实仍然是，工人阶级革命党的建设对于进行日常阶级斗争至关重要，对未来革命的成功更是如此。
　　有两个简单且令人信服的理由。第一，工人阶级面对的是一个高度组织化和集中化的敌人，因而要打败它，就必须组织自己的队伍。在每一个工作场所和产业部门，工人都面对着资本的集中权力，而劳动力的组织和团结是任何成功抵抗的首要条件。那些试图在没有集体组织权力保证的情况下独自挑战老板权威的工人都只会被解雇。在整个社会层面，老板的统治受到最高度集中的组织——资产阶级国家的保护，就更是如此了。任何一个，哪怕是阶级和政治意识最少的工人都能理解对这种组织的需要。因此，那些完全拒绝组织的安那其都应当谴责自己完全脱离工人阶级。
　　革命党的第二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从来都不是平衡发展的。
　　资本主义掌握媒体，控制教育制度。教会等无数机构确保在“正常”时期，即不是大规模革命斗争的时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对大多数工人的思想产生强大的影响。
　　将大量工人描绘成完全被洗脑，也就是被动地接受资本主义向他们丢过去的一切——剥削、压迫、贫困、失业等等这些遭遇会向他们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是错误的，然而资产阶级思想仍在工人阶级中拥有强大的控制力。典型的工人阶级意识是源于自身经验的批判的思想与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反动思想矛盾的结合。例如，许多工人会憎恨他们的老板，并明白对富人是一条法律，对穷人则是另一条法律，但也可能会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偏见。其他工人可能是反种族主义和反性别歧视的，但仍然认为没有盈利动机工业就无法运作。在正常情况下，只有少数工人一贯反对资本主义，并始终拒绝资本主义思想。
　　因此，必须有一个以少数有政治意识的工人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在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的整体运动和斗争中为革命思想进行斗争。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认同组织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安那其所采取的战略——安那其工团主义战略——仍然不充分。安那其工团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工会主义思想背道而驰。它虽然至少试图与工人阶级接触，是安那其个人主义向前迈出的一步，不过这还不够。
　　工会本质上是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为工资和条件讨价还价和斗争而成立的群众组织。为了有效地履行这一职能，他们接纳成员时就必须尽可能广泛和包容。理想情况下，工会的队伍中将包括工作场所、行业或行业的每个工人，只有彻头彻尾的工贼^[2]、法西斯之类的除外。这意味着工会不可避免地和正确地包含了大量工人，虽然他们的想法是混乱的，在许多问题上是完全反动的。
　　因此，在工会内以及社会其他阶层（失业者、学生、家庭主妇等）中必须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工人组织，也就是说，一个政党，为革命思想、革命战略和革命领导权而斗争。
　　那些认为需要组成自己独特的安那其组织来为革命思想进行协调斗争的人，实际上正在以另一个名义组成安那其主义政党。不公开承认这一点并不能使他们比别人更能避免同样在其他组织中发生的问题，而只能变成一个缺点。他们在政党问题上的混乱，以及他们对国家和领导问题的混乱，使他们既无法采取任何连贯的战略，也不能对自己组织的作用和结构有任何明确的认识。
　　工人阶级组织的必要性及工人内部意识的不均衡发展是一个事实，只有那些把工人阶级描绘成最光明的群体，为之涂上最不切实际的色彩的“极端革命派”，才会否认这样的事实。因此，最常见的安那其主义对这个论证的答复是，革命政党的历史表明，他们不可避免地沦为官僚主义、精英主义、威权主义和各种其他罪恶的东西。“有什么保证，”安那其问道，“你所说的政党不会走同样的路吗？”
　　当然，不可能有绝对的保证，因为什么都不能绝对保证革命的胜利，示威或罢工的成功，安那其主义也不能。处理这个问题的唯一明智方法，首先是确定这么多工人组织和政党堕落的原因，然后看看该怎么来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
　　安那其通常从领导人对权力与生俱来的饥渴或者列宁主义组织形式的固有威权主义（如民主集中制）来解释政党的堕落。第一个解释本身就是在攻击自己，因为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与生俱来的”倾向，如与尼采所相信的那种生俱来的权力意志，它会腐蚀任何协会、团体还有社会，使安那其主义本身变得不可能。第二个失败则很明显是因为官僚主义，这种堕落不仅影响了列宁主义政党，也影响了包括大量改良主义党和工会在内的所有类型的工人组织，包括安那其主义政党和工会。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者则解释了这些堕落趋势，其实是来自于资产阶级社会对从其中崛起的工人组织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在两个层次上施加。一方面，资本主义对普通工人的剥削、压迫和异化劳动使他们难以培养出控制其领导人所必需的信心和意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就其本质而言，不断对领导人施加腐败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将他们与普通人分开。
　　这一解释对于解释革命运动历史上最严重的堕落情况，即布尔什维克主义向斯大林主义的转变，尤为重要。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对俄国革命的压力，以外部支持和强行掀起内战的形式，有效地摧毁了曾完成1917年革命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曾在1917年达到的那种意识和信心的高度，被战争、饥荒、流行病和经济的彻底崩溃所破坏，以至于它无法再有能力继续对社会实行健康的民主统治，领导层的官僚化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出现。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对这个官僚主义领导人（以斯大林为象征）施加压力，诱使它放弃其国际革命的方向（单凭这一点本可以挽救革命），转而按照其本身的条件与资本主义竞争，也就是说，为竞相积累资本而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
　　在同样的压力下，虽然在非常不同的情况下工作，也产生了全职官员对工会的统治和议会代表对改良主义政党的统治。
　　那么，一个革命党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直存在的压力呢？有四项至关重要的措施。

　　1）党必须参与劳动人民的日常斗争。正是这种关系反过来给资本主义施加了压力。相比之下，改良主义政党主要基于工人的被动性，宗派主义者根本不与工人阶级建立关系。
　　2）党必须严格遵守革命原则。这本身将在很大程度上排除野心家和政治落后分子，他们容易受操纵。
　　3）显然，任何物质特权都不应附加在党的职位或领导权上。
　　4）政党结构和规则必须将民主（关于政策、选举和领导责任的充分讨论和辩论）与集中（在行动上执行多数决定的统一）结合起来。集中或纪律通常被视为一种从上而下的专制控制机制，尤其在安那其看来是如此。事实上，在革命党中，它同样是一种民主工具，因为它确保了领导人可以执行党的政策，而非民主的集中组织则是领导人“自由”无视党的政策或个人主义地完成行动。

　　归根结底，党与阶级斗争的唇齿相依的关系是决定性的，任何宪法结构都不能事先保证这一点。但这丝毫不改变一个政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性，而且鉴于资本主义环境不断给所有工人阶级政党施加压力，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提供了抵御这些压力的最佳手段。
　　拒绝一切政党，特别是列宁主义政党的安那其主义，只会有助于让工人阶级在组织性和政治上失去斗争能力。

　　*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显然在马克思主义与安那其主义之间的辩论中非常重要，我在俄国革命中讨论安那其主义时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对于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般叙述，请参阅Chris Harman^[3], Russia: How the Revolution was Lost (1967)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harman/1967/xx/revlost.htm和Tony Cliff, 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cliff/works/1955/statecap/index.htm

个人、社会和阶级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与安那其主义的主要区别之一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某些程度上，这比我目前为止讨论的一切分歧更难处理。首先，这个问题必须更加抽象和哲学化；其次，它因安那其主义运动中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深刻分歧而变得复杂起来。然而，安那其个人主义一直是运动中一个足够重要的倾向，我必须处理它。我希望那些拒绝个人主义而使用以阶级为基础的方法行动的安那其明白，这一节不是针对他们。
　　讨论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通常被认为带有一种粗糙的反个人主义，把一切对个人的关注是谴责为“布尔乔亚”，机械地将社会和集体与个人对立起来。这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误读，这种误读当然也还是斯大林主义推动的，也是我想纠正的印象，因为我认为这可能会导致许多安那其和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远离马克思主义。
　　安那其个人主义可以追溯到威廉·葛德文（1756-1836年）和麦克斯·施蒂纳（1806-1856年），他们两人都宣扬极端的个人主义，这种风格可以从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找到。

　　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无〔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
　　而从这些昭然若揭的例子（神和人类）里，你们岂不就会领悟到利己主义者是最时行的吗?从我这方面来说，我由此取得这样一个教训：与其无私地为那些伟大的利己主义者继续效劳，还不如自己也成为利己主义者。
　　既然神和人类不外乎只将它们的事业置于自己的基础上；那么，我也就同样将我的事业置于我自己的基础上……
　　滚开吧，总之，那种不是完全属于我的事业……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我自己更重要的了！
　　http://www.lsr-projekt.de/poly/enee.html#all.

　　我怀疑葛德文还有施蒂纳对当今安那其主义的直接影响接近于零^[4]，但是安那其主义思想中往往有一个相当模糊而不明确的个人主义元素，值得对极端的个人主义提出一些批评性的意见，也就是“自由的”个人这个想法。他们只追求自己的目标，没有任何限制，也不管其他人。
　　首先应该说，这种纯粹的、不受约束的利己主义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存在过。人类现在，而且一直都是不可化简的社会，即相互依赖的社会。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狩猎采集社会里，没有国家，没有单独的政治权威，个人也绝不可以自由地做他们喜欢的事，或者只是为自己服务。狩猎是自然界强加的必要条件，是一种集体的合作活动。拒绝承认自己对该团体的义务的个人会发现自己被排除在集体之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就相当于死刑判决。除非忽视了生产领域，否则就不会考虑这些“纯粹”、“为所欲为”的自由观念，但我们是不能脱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的。因此，它往往只是把生产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假设”在某处，不知何故，我们背上的衣服，我们嘴里的食物之类的，已经提供给我们了。当然，这是一个高度精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态度。〔相比之下，马克思把生产问题作为他整个历史理论的基石〕。安那其个人主义者依然可以选择争辩说，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商品如此丰富的社会，以至于我或多或少地有完全的自由来决定要不要去工作，但这并不能解决代理机构、谁来创造、及如何创造这个社会的问题。
　　其次，从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个人主义的社会根源是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封建社会，哲学的出发点是上帝、教会和上帝制定的社会秩序。正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如笛卡尔的公理“我思故我在”这样的个人主义开始发展。在早期的现代政治哲学家中，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人的生命基本上是一场个人主义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为反安那其主义的结论提供了正当理由，即认为所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同样，资产阶级新古典经济学也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即个人理性的利己主义消费者，作为其出发点。此外，虽然安那其可能希望给这种反独裁主义的个人主义一个左翼倾向，但这种个人主义思想却不乏被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使变成极右翼的、支持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基础，这绝不是偶然。
　　在这方面，还有必要提到十九世纪末期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他认为所有历史和人类行为（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整个宇宙）的驱动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力意志。尼采不是安那其，比起对安那其的影响，更著名的是他对包括纳粹的极右势力的影响，但他可能读过并受到施蒂纳的影响，他对二十世纪末的思想家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后者又影响了安那其主义。此外，很显然许多安那其相信某种权力意志理论的变体，想当然地用它来解释列宁主义者、政治家、官僚之类的其他人的行为，却不用在安那其自己身上。安那其的那种，与马克思正相反的观念，认为国家原则或权威原则是阶级分化和经济不平等的创造者，这也是和与生俱来的权力意志概念非常契合的。
　　除了缺乏任何经验基础之外，普遍权力意志的概念基本上是一个右翼理论。它如果被用来分析整个社会（每所学校、每个医院、每所监狱、每个办公室等）的权力和权力斗争，并伴随着始终自愿选择地抵制权力，始终站在弱者一边，那么它就可以像福柯那样，笼罩上左派的光泽和左倾诉求的纱幕。但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所能希望的最好的结果也只是无休止的抵抗，没有任何普遍解放的前景，因为权力斗争只会不断重新产生自己；第二，如果权力的意志是与生俱来的和普遍的，我们，还有安那其，为什么要选择站在无能为力的人一边，而不站在强权一边呢？也许并不更坏，或许还更合理？事实上，或许应该正如许多尼采人所做的那样。
　　那么，马克思主义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看法是什么呢？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排斥对个人自由和个人人格发展的关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资本主义的其中一点就是，尽管它鼓吹个人主义，实际上却粉碎了大多数人的个性：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

　　并宣布他们的目标：“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我的重点——JM^[5]〕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8/communist-manifesto/ch02.htm^[6]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扩展了这个观点。

　　自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77/anti-duhring/ch25.htm^[7]

　　而对于马克思来说，个人也不是孤立的唯一者，也不是与社会背道而驰的“孤岛”。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oscow 1981）中，他写道“个人是社会存在物”（第93页），并批评“粗陋的共产主义”，它只关注纯粹消极地废除私有财产，并“到处否定人的个性”（第88页），支持共产主义“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是……矛盾的真正解决…… 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第90页）〔马克思的要点〕。
　　然而，要达到这个“自由领域”，需要变革的推动者，一种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纪的社会力量。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变革的推动者是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正如《共产党宣言》所界定的那样，“没有自己生产资料的现代雇佣劳动者的阶级，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沦落到出卖劳动力量^[8]”。这种对工人阶级革命作用的认同——它解放自己并在这个过程中解放人类的能力——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它贯穿于这本小册子中，但此时我想就工人阶级斗争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提出两点意见。
　　首先，任何集体斗争都涉及对个人按自己的喜好自由行事的某些限制。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工人阶级斗争的最基本形式即罢工中，把工作当作自己的喜好的人是工贼。但第二，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关于个人自由的经验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区别。对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的个人自由和发展是与集体对立的，对工人阶级来说，个人和自由的主要限制是他们的经济状况受到限制，这只能集体改善。因此，对大多数工人阶级来说，他们的个人的自由和发展是受保护且更进一步的，这是与集体相对立的；而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他们的个性和自由的主要限制是他们受限制的经济状况，这只能通过集体加以改善。因此，对于大多数工人阶级来说，他们的个人发展取决于整个阶级的进步，例如他们个人享有更健康和更长寿的机会取决于免费医疗服务的集体成就，他们获得教育的机会取决于免费国家教育的存在等等。的确，对于许多工人来说，正是在集体奋斗中以及通过集体奋斗，他们个人的个性才能得以觉醒和绽放。一场革命涉及到数百万个这样的个人的个性的同时唤醒，而工人的社会权力的实现将意味着（如果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自由的话）个人自由与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一切自由相比的巨大扩展。
　　安那其主义中的一些倾向，如安那其工团主义和安那其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样，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作用，但通常它们仅限于抽象地宣告对自由的热爱，而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通过工人阶级斗争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另一些安那其则完全否定了工人阶级的概念，从切断了与任何可能带来变革的社会力量的联系，或者会寻求它的替代品，如“大众”或“ precariat^[9]”。后一种选择将在第4章关于自治的章节中讨论。

^[1] 链接是作者加的，中文版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arxist.org-chinese-engels-1872-1873.htm

^[2] scabs，指破坏罢工的人。

^[3]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hris-harman/index.htm

^[4] 可是the Anarchist Library里有不少他们的作品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

^[5] 作者名字John Molyneux的缩写

^[6] 中文版链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9

^[7] 中文版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5.htm#3

^[8]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加的注释。

^[9] 岌岌可危的阶级，吃了上顿没下顿，雇佣状况不稳定的无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