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A.卡利尼科斯：反资本主义宣言
后 记
全球化是W•B•盖里所谓竞争概念的一个绝好的例子。[1]它受到两方面的挑战——实证性的和规范性的。在全球化的本质和程度方面存在争议，对全球化的利弊权衡方面，就像《1066年纪实》中所描述的，也存在着争议。我们无法说明两方面的挑战者有什么关联。很多反资本主义运动接受了一些实质是全球化的主张，却在道德和政治上对其加以谴责。[2]
如果我们先来看全球化争论的实证性方面，会发现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正在淡化。这正类似于全球化鼓吹者大前研一和批评家诺瑞娜•赫兹的断言。特别是在鼓吹者中间有一种严重的目的论倾向，即把全球化说成是接不可避免的最终归宿。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尤其赞同这一看法，他们认为反对全球化简直跟对抗天气一样愚蠢（鉴于人类的行为正在导致气候的变化，这个比喻在这里可能不太恰当）。即使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和他们的助手们所做的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也认为全球化属于超历史的过程。[3]
而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怀疑论者则认为全球化是偶然的、可逆转的过程。分析家们从不同的政治角度展开了议论——例如，革命左派（克里斯•哈曼），传统社会民主派（保罗•赫斯特、格雷厄姆•汤姆逊），自由国际主义（罗伯特•吉尔宾），还有保守党右派（尼尔•弗格森）都指出，过去几十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与19世纪末期相比（而非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较）就显得不足挂齿。直到上世纪后25年达到的国家收入水平才能与那时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模相称。[4]这说明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并非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而且它也不一定能持续很久。
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根据历史上的例子——“战争萧条期全球资本主义的崩溃”——来研究西雅图示威给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指出，世界经济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分裂因金融市场的不稳定而加剧，这与近十年来的金融恐慌有相似之处，这为民族主义者通过政治手段发泄对第一次全球化浪潮（1870——1914）的憎恨提供了条件：各种保护主义，对移民的限制，自给自足式的统治，就像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有前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民族主义时代”取代了“资本主义时代”，导致了一场可怕的世界大战。考虑到目前自由国际主义的激烈的反全球化运动，詹姆斯认为它们缺乏连贯性的指导思想和诸如前苏联的五年计划那样的具体的替代性经济方案。不过他又总结道：“以上两方面的缺陷……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化时间钟摆速度如此之慢，但是却无法解释为什么钟摆会停止摆动。”[5]
詹姆斯的历史比较分析又把我们带到全球化争论的规范性方面。他认为当前的反全球化运动都必然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目前的反全球化力量，在对移民的敌视（因为关注劳动力市场），资本控制（为了预防金融领域的动荡）和质疑国际贸易的基础上开始结盟。”[6]毫无疑问，民族主义者对目前的全球化形式不满。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如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和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总统近年来开始站出来批评“华盛顿共识”。马哈蒂尔针对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恢复了资本控制以帮助马来西亚经济尽快摆脱危机。穆加贝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对则属巧合：由于他的政府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在上世纪90年代初推行的结构调整政策引起国内社会和政治的叛乱，他向反殖民主义立场的回归主要是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在北方同样有反全球化的民族主义者，在第二章我们讨论了极端保守的反资本主义现象。例如，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和美国的民粹主义。
但这决不是说所谓的反全球化（误导性的）就是民族主义的。与运动本身的国际性特征不同，在收容所、难民事务上，运动的处理宗旨仍然与官方意见相左。支持公司全球化的国家常常拒不执行国际协定并且把他国的示威者拒之于国门外。2002年2月在阿雷格里港举行的第二届社会运动会议的口号为：“保障自由发起运动的权利，保障所有移民拥有完整人格和合法地位的权利。”即使那些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改革派也认为这是向削弱独裁势力，使世界多元化迈出的重要一步。丹尼尔•本塞德恰当地把反资本主义运动称为“国际主义的复兴”：
通过与第二国际或第三国际的比较，21世纪的国际主义达到名副其实的全球性规模。商品化和私有化的普及使得国际主义较之其前身的地理分布更加宽广和多变，而且更加复杂。它需要联合不同文化和一大批各种各样的运动：女权运动，生态保护运动，文化运动，年轻人的运动，工会等等。在经历了20世纪的失败后，它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因为被压迫者的政治家已经觉醒并且汲取了“极端年代”那些失败的教训。[7]
本塞德所说的谨慎的确存在。它反映了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表面上出现在意识形态的真空中，而实质上是出现在由本塞德所说的觉醒和失败及1989 年后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所引起的思想的人为同质化中。于是对如何命名运动产生了疑惑，也产生了本书重点提到的运动策略和替代方案问题上更大的模糊性。本塞德认为阿雷格里港二次会议“可能标志着首次统一的反资本主义浪潮的最高发展阶段。自‘9•11事件’后的一系列运动……把许多问题提上了日程。这些问题的政治倾向，虽未导致联盟的破裂，但也使反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的核心处于严重的紧张状态”。[8]我试图通过探讨这些问题来抛砖引玉，为将来发起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铺平道路。我的结论是运动的成功取决于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并由此建立新的全球经济制度；它的基础是主要社会资料的社会所有和民主计划体制。
不过，最后我仍希望回到讨论这种社会变革想要实现的价值问题上来。“价值”总是为统治性的言论所主导。《金融时报》在得出“9•11事件”之后反资本主义运动明显削弱的错误论调后，说它觉察到，“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价值观的攻击大量减少”。[9]这些价值观把我们经常描述的“文明世界”定义为“反恐战争”的主角。乔治•W•布什在2002年4月告诉巴勒斯坦人民：“每个人必须作出选择；跟文明世界站在一起，还是跟恐怖分子站在一起。”[10]
目睹了以色列国防军以“反恐”的名义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所制造的死亡和破坏事件，全世界的大多数人一定会想起甘地在被问及他对西方文明的看法时的著名回答：“这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是我们应更加严肃地对待这些根深蒂固的言论，思考那些“文明的价值观”，即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对社会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其中一个典型代表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或者像现在偏好的名字——团结。但这些都属于有争议的概念。[11]在当代的政治哲学中，新右派主义者，如罗伯特•诺齐克，强烈反对约翰•罗尔斯等平等主义者对自由价值观的定义。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价值观突出了布什政府的战争倾向，在实现这些价值观方面十分有限。它把自由退化成买卖的权利，把平等贬低为一种法律形式，把团结分裂成个人主义，威胁着这个人人赖以生存并追求梦想的星球。反资本主义运动赋予了自由、平等、团结截然不同的意义。要实现这样的意义，（我认为）只能靠反对并最终取代全球资本主义。只有反资本主义运动，才能促进世界范围内的真正解放，才能使这个星球和星球上的人类团结、民主，从而实现现代化的美景。正是现在，我们要赢得整个世界。
[1] W.B.Gallie,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London,1964),ch.8。
[2] 这一见解应当归于Sam Ashman。
[3] D.Held,A.McGrew et al.,Global Transformations (Cambridge,1999)。关于全球化论题更加深入的讨论，参见A.Callinicos,Against the Third Way (Cambridge,2001),ch.1。
[4] C.Harman,“Globalization：A Critique of a New Orthodoxy”,International Socialism,(2)73(1996);P.Hirst and G.Thompson,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Cambridge,1996);R.Gilpin,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Princeton,2000);and N.Ferguson,The Cash Nexus (London,2001)。
[5] H.James,The End of Globalization(Cambridge MA,2001),pp.2 224。Meghnad Desai在Marx's Revenge中类似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在过去150年的发展史，其中1914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市场的分化夹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末的两次全球化浪潮的中间。
[6] James,End of Globalization,p.223。
[7] D.Bensaid [2002],“Le Nouvel internationalisme”,即将出现于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历史概要参见P.Anderson,“Internationalism：A Breviary”,New Left Review,(Ⅱ)14(2002)。
[8] Bensaid',“Le Nouvel internationalisme”。
[9] Financial Times,30 November 2001。
[10] “President to Send Secretary Powell to Middle East”,4 April 2002,www.whitehouse.gov。
[11] A.Callinicos在Equality(Cambridge,2000)中深入挖掘了这一论点的历史和哲学含义。Jacques Derrida对互助的态度的批评立刻在Politics of Friendship (London,1997)中引起轩然大波。
鸣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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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和出版商感谢下列给予版权材料使用许可的刊物：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引用四处，《金融时报》拥有全部版权；《卫报》（Guardian）引用两处；内奥•克莱恩（Naomi Klein）的两篇文章各引用一处，两篇文章分别是发表于《国家》（The Nation）2000年7月10日刊第18—21页的“虚幻的事物”和发表于《卫报》2002年2月15日刊的“自戕的资本主义者”。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统计所有引用材料的原版作者。如果发现仍有疏忽遗漏的，出版商将在第一时间作出必要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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