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方式与策略
一种共产的、反对个人主义的文明，本身有能力把各个社会群体和阶层完美地聚合在一起。而国家就是承载这一和谐的有机结合体的框架。在这个净化的、复兴的国家，人人都只是国家有机体里的一个细胞，社会道德非常和谐，这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战争和分裂的因素都不能带来的。[2]
美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这一极右思想把跨国合作看作是对美利坚民族特质（白种人的，具有男子汉气概的，基督教的）的潜在威胁。美国的民族主义者在反对全球化的同时也敌视一切在美国看来是外来的、威胁美国国家特征的东西。[3]
在过去的20年中，政治与经济间的平衡发生严重的倾斜，政治家越来越从属于大资本家集团……而且，随着商业的扩张，它已经开始独立定义自己的企业公共王国，再由企业的王国定义政治的王国。[11]
为什么公司首脑热衷于企业的社会责任（CSR）？因为他们害怕被人们看作公众和这个星球的敌人从而毁掉他们的品牌。同样重要的是，企业社会责任令他们有机会树立参与环保、维护人权等积极良好的品牌形象。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大幅节省了为达到同样目的所要付出的广告和公关成本。[15]
公平贸易是指北美的经销商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的生产商之间的平等、公正的贸易伙伴关系。公平贸易的参与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则：
· 在当地支付公平的工资；
· 给员工提供晋升的空间；
· 给所有人提供同等的机会；
· 致力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 财政状况接受公众的监督；
· 建立长期的贸易伙伴关系；
· 为当地员工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
· 尽可能地为生产商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17]
本土化要求任何东西都应当尽量在一国或一个地区内被生产出来。远途的交易只局限于提供一国或一个地区无法从内部得到的资源。这样地区对经济的控制力会加强，而且控制权的分配也比较均匀和公正。当有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的时候，科技和信息的流动将受到鼓励。在这些情况下，一种更富有合作精神的利人利己的全球化就会取代损人利己的全球化。[18]
一场论战正在上演。问题的焦点在于是否应该花精力帮助华盛顿共识之后的改革者建立全球性的国家管制能力——这种能力还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清算银行（BIS）等组织得到加强，或者是否应该削弱目前的国际规制以便在国家层次上重新打造更先进的政治体制。[22]
正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相对多元化的全球体系中，霸权统治还未通过 那些强势的无所不包的多边组织确定下来，拉丁美洲和许多亚洲国家才取得了有限的工业发展。正是在一个多边体系中，关贸总协定（GATT）的影响受到限制，国际环境朝着更灵活、更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方向发展时，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才能够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实行有悖于被WTO奉为圣谕的自由市场原则的工业政策，成为新兴工业国……在这样一个更富于流动性、更松散、更加多元化的世界中，在多方力量的制衡下，南方国家才能获得按照自己的意愿、节奏和战略选择进行发展的空间。[24]
我很遗憾地承认在21世纪初，我不再能够理解“推翻资本主义”这句话的确切含义。也许我们即将见证哲学家保罗·维希留所说的“全球事故”。如果它真的发生了，必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如果所有的金融市场和股票交易所同时崩溃，数百万人将不得不依靠救济金生活，银行倒闭的冲击将远远超出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之外，不安定和犯罪现象将充斥整个社会，我们将陷入霍布斯地狱（Hobbesian hell）中，人们会大规模无休止地纷争。你可以把我称作“改良主义者”，但我决不希望这样一个未来，正如我不希望新自由的未来一样。[29]
这些政治运动的分散并不会造成不连贯和分裂。相反，它实际上是对现存破碎的运动体系的灵活适应，也是在更广阔的文化范畴中成长的体现。它是非政府组织激增的副产品，并在1992年里约峰会之后就开始不断积蓄力量。有如此之多的非政府组织卷入了“反对公司”的运动，而只有轴心辐射模式能很好地兼容各种组织的特点、策略和目标……这一自由组织模式最大的优点之一是对它的控制难度太大，这主要是因为它的组织方式和原则与那些作为它攻击目标的公司的组织是截然不同的。它的分散化与公司的集中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它通过自己的地方化来实现全球化，通过分散权力实现团结统一……美国的一份对墨西哥恰帕斯州萨帕塔主义者上升的问题军事报告中就体现了上述道理。根据兰德公司的研究，萨帕塔分子正在利用互联网和全球的非政府组织网络发动“跳蚤战争”，并且逐渐向“集群战争”演变。根据研究，“集群战争”带来的军事挑战是，它没有“中央领导和命令机构。它是多头领导的，它的领导力量不可能被一次性地铲除”。 [32]
他问：“就是这个问题——用英语怎么说？”说着论坛激进分子的世界语和哑语，他拎起T恤衫的袖子给我看袖子的缝合处。
是的，袖子的接缝。许多变化与所谓的中心并没有关系，而是发生在接缝处，一种隐含着力量的中间地带。[38]
只有多样化是经得住考验的法则。它根本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工人阶级连同其组织代表的分散化共同为社会多样化提供条件，这引燃了国家危机的导火索。因为社会多样性能够将金融民主上的失败转化为史无前例的激进民主的进程。[40]
1、对话。 当权者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应对下层的主要挑战——镇压或者安抚。换言之，他们可以利用政府和司法的强制力镇压要求变革的运动，或者通过做出有限的让步来分化和削弱运动势力，尤其是收买立场不坚定的运动力量，孤立运动的激进派。反资本主义运动目前就遇到了这两种应对措施。镇压的措施在热那亚警察暴力事件中表现得最明显；而美国、英国和其他主要西方国家在“9·11事件”后通过的反恐立法实际上对直接参与运动的各方构成了长期严重的威胁。但这并不排除各种被称为国际资本主义者的组织把运动转化为对话形式的努力。
其中就包括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与他们的批评者展开对话的努力，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际金融机构受到广泛斥责以后，这种努力并未减弱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势头；相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2000年9月的年会和2001年1月首届世界社会论坛之前，发生了在全球资本主义代表和运动代表之间的论战，这些论战告诉运动者，他们的对手已经在理论上和学术上陷于崩溃。不过众多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还是希望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进行认真的对话，来讨论他们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帕特里克·邦德谴责这一趋势为“在保守的非政府组织和环境保护组织中间，存在极度危险的趋势。有些人甚至干脆称它们为非政府组织联盟，用以指明他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密切的关系，揭示它们与那些机构所做的极其荒谬的交易”。[1]
有人还进一步指责“非政府组织是帝国主义的走狗”。[2]但是持批判观点的人也发现自己处在一种矛盾的思想中。我们通常把非政府组织看作“市民社会”的关键组成部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非常流行的自由民主论中，非政府组织用来指独立于政府和经济体系之外，能够独立采取行动的社会组织和机构。[3]但是多数非政府组织并不是独立的。新自由时代出现的大规模私人资助把非政府组织变成行使国家财富再分配的代理机构。同时，西方政府对非政府组织资助的减少迫使他们努力争取私人资助，甚至利用电视广告的策略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这样一来的后果之一是非政府组织发起运动（如无障碍获得药物运动），来表示对西方国家对非洲和巴尔干地区进行军事干涉行动的支持。[4]
主要的非政府组织与西方政府之间复杂的关系决定了他们在从根本上减轻第三世界债务压力方面不可能有所作为。他们对政府的依赖表现在托尼·布莱尔政府下的国际发展部部长克莱尔·绍特对待他们的策略上。时而投其所好，用政府发展所做的承诺来使他们保持缄默；在他们胆敢批评政府政策（比如谴责热那亚8国峰会没有解决第三世界贫困状况和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这些问题）时，则蔑称他们是好心的却又很愚蠢的白人自由主义者。
国际金融机构开展对话的努力是徒劳的。主要是因为在“放权”的外衣下，世界银行仍然坚持原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把机构调整说成是“消灭贫穷的政策”不过是积极的奥威尔式（Orwellian）的做法，因为这样的手段实际上加大了贫困程度，相信这样的政策就是自欺欺人。[5]沃顿·贝洛，作为反资本主义运动最有影响力的战略设计者，在给尼古拉·布拉德的信中写道，“全球经济管理机构正在经历司法危机”。他认为“跨国公司的消极抵抗”意在“使全球化合法化”。而且现在就应该“为解决这些问题，对那些试图展开大公司和‘市民社会’对话的努力进行联合抵制”，并且“把多边国际机构内部的司法危机合法性延伸到全球化的引擎——跨国公司那里”。运动者应当强调“跨国公司与黑手党之间的相似性”。[6]
寻求团结的努力还发生在许多其他的领域。2001年7月的热那亚抗议受到了当时基本控制着欧盟的民主党的零星攻击。正像可预见的那样，英国布莱尔政府从未停止对示威运动者的敌视。事实上，《金融时报》在峰会结束后不久报道：“布莱尔先生对他的朋友说，热那亚事件尽管看似‘无法接受’，却有可能有助于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化。”[7]虽然布莱尔原定的对反资本主义运动实施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在9·11事件之后转变为努力充当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世界大使，但是布莱尔领导的政府却始终是“华盛顿共识”的忠实拥护者。
法国总理利奥内尔·若斯潘对热那亚事件的反应与布莱尔截然不同：“法国谴责极少数打着‘揭露全球化罪行’的旗号使用暴力的群体；但是法国很高兴看到有全球规模的公民运动，为大多数来自富裕或者贫穷国家的人们能够平等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而努力。”[8]若斯潘的同僚，社会民主党人，德国总理格尔哈德·施罗德接受了“新中心”这一口号，并讥笑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在2001年9月号召开展关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弱点”和我们应该“如何应付投机资本的自由流动问题”的论战。[9]德法两国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高层工作组来控制国际金融市场——《金融时报》称之为“挂在反资本主义运动者胸前的一朵鲜花”。[10]若斯潘对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友善态度在“9·11事件”之后仍然没有改变。总理内阁成员与反全球化组织运动领导人频繁会晤，2001年11月法国国会还通过了支持托宾税的修正案。阿雷格里港二次会议吸引了包括舍维内芒等六名法国部长在内的大批法国政治家。亨利·韦伯，上世纪60年代末期的革命者，如今站在若斯潘政府中主管经济、财政和工业的部长洛朗·法比尤斯领导的右翼社会主义党派一边，称世界社会论坛（WSF）运动“具有历史意义，它对当权左派的表述是基本而重要的”。[11]
毫无疑问，官方的关注反映了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强大影响。不过，官方的关注不一定就说明欧洲社会民主势力的领导者们有真正改革的意图。尽管若斯潘当政之初极力培育自己的社会主义者形象，他的“多数左派”政府较之前任政府却更多贯彻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就像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学者菲利普·高登指出的，“若斯潘作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联盟的领袖，看似倾向于搞国有经济，暗地里却将价值2400亿法国法郎的国有资产私有化了，这个数字超过前面6任政府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总和。”[12]不难理解，若斯潘和施罗德努力亲近运动者是因为他们看到运动能够赢得大众支持从而对法国和德国的大选产生重要的影响。若斯潘在2002年法国总统大选中的失败，使得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更加努力地把自己同反全球化联系起来。这对运动是危险的，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它已经失去了斗争的利器。
2、暴力和国家。 另一种基本反应——镇压，同样给反资本主义运动带来困难。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特别是在自治主义者中间，分散的、破碎的“运动式的运动”结构反而成为相对于力量集中的对手的一种战略优势。内奥米·克莱恩非常赞同加拿大议员保德·伯劳的评论：“我们的对手像块巨石，我们无法挪动它，只有努力从上面、下面和两侧包围并战胜它。”[13]但如果这块巨石——资本主义国家并非老实地站在那里束手就擒呢？如果它主动出击呢？那会怎么样？最直接的一个例子发生在2001年7月20日那天的热那亚示威活动中。当时很多不同的派别包围了这座城市。一向不支持街头暴力运动的“白衫党”也对8国集团宣战，并决心闯入召开峰会的红色禁区。他们在卡利尼体育中心（Carlini Stadium）的队伍遭到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的袭击。在随后的巷战中，卡洛·朱利亚尼被警察打死。事后，“白衫党”的领导人卢克·卡萨尼接受了短暂的采访，他说道：
警察疯狂地展开猛攻。我从政治事实角度作了回应，我们进行了回击。对我们来说，单纯采用武力回击无异于以卵击石。当时在热那亚汇集了可以调动世界上最先进的8个国家（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衡量）的军队、秘密武器。我们的运动根本无法与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相提并论。我们3个月内就会被镇压下去……两三年前，我们就深入考虑过如何避免在行动中引发毁灭性的冲突。我们的策略与众不同：首先告诉公众我们将要做什么，让他们知道如果我们受到警察的攻击，我们仅有木板可以御敌。我们的原则是我们对自己造成的冲突或舆论负责。在热那亚，我们还是按照这种思路来行动。但他们欺骗了我们……警察开了火，尽管之前他们保证不会动用武器。意大利贸易部长雷纳托·鲁杰罗曾许诺示威权属于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如今这一许诺却被警察武装起来的车轮轧得粉碎。[14]
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领导的右翼政府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这也把人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事实——国家，作为有组织的武力机构，是维护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最后一道防线。热那亚会议之后，反资本主义运动内部就是否应当因为面临残酷的镇压而放弃大规模的示威运动进行了讨论。[15]可运动引发的更深层次的困难在于，如何在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禁权的同时，不重新产生它试图挑战的等级和独裁机构。对运动的分散和疏松的宣告根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3、帝国主义和战争。 如果说热那亚事件揭露的是国家在国内使用暴力，那么阿富汗战争揭露的则是国家在国际上使用暴力。“9·11事件”令所有主张暴力的改革领袖暂时停顿下来。热那亚之后的论战中，贝洛是认为可以采取巷战的人之一。[16]但是，他认为热那亚“胜利”险些葬送在黑色组织（the Black Bloc）势力的手中。“9·11事件”使运动者们处于守势，而2001年11月世贸组织多哈会议的成功召开，表明“运动的对手们”认识到：“反恐战争”其实为在全球范围内促成统一战线提供了条件，迫使它的敌人处于守势。于是最初的运动就只剩下“苟延残喘”的份了。[17]
这样的分析的确有一定道理——“9·11事件”的确令北美的运动组织者们乱作一团，多哈会议无疑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又一次胜利。在热那亚事件之后的紧张环境下，对阿富汗战争的反对和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推动了欧洲运动的发展，并且向着反帝国主义和战争，以及反全球资本主义演变。贝洛（连同苏珊·乔治和其他反全球化运动组织领导人）的分析隐含地表示反公司全球化应当从反对军国主义和反战争的运动中独立出来。不过，如我们在前面章节看到的，这些不是很容易分得清。贝洛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表明他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之间的联系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对于指导未来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实践十分重要。[18]也许，反全球化运动组织的领导人态度谨慎，并没有急于将他们对“反恐战争”的抗议列入示威游行的内容中，反映出传统的改革者倾向于把政治和经济当作两个不同的领域分别对待，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处理。[19]
4、阶级和力量。 布什政府的战争倾向引起更多关于热那亚示威事件的思考。示威运动对新自由主义和战争的严峻挑战，使它与全球经济和军事结构产生冲突。不管示威运动最终提出如何变革这一结构，它又如何能与包含着巨大的强制力和摧毁力的结构对峙？自治主义者的言论就体现出上述问题。托尼·内格里用外部例子的隐喻委婉地表达他的政治策略：
当我们提到“放弃”，并不是表达一种消极的意义。如果放弃仅仅是指罢工，那它的意思是消极的：当资本成为所有生产资源的分配手段，放弃和罢工就是消极的。在今天，如果有人放弃了，而且所放弃的是资本、知识和语言的关联力量，那就是一种积极的反抗。无论是主观上还是物质上，放弃都成为可怕的斗争。我们可以在黑客世界中找到这样的例子。这是一种“削弱”的模式，也就是说拒绝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政权。[20]
这样的策略并没有得到清晰的表达。但它跟地方主义者在现有经济关系之外重建生产和分配体系的思想有相通之处。放弃策略最明显的问题在于，它无法解决资产阶级及其国家对生产资源的占有高度集中化的问题。毕竟反资本主义运动试图反对的是目前资源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和由此导致的世界性的不公正状况。而且，目前的分配体系还使那些试图改变现有经济关系的努力处于极其不利的环境中，它们面临着公司化的持久危险。科林·海恩斯在提出用地方化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含蓄地指出：
跨国公司……将会动用他们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反对地方化，因为地方化严重削弱了他们的权力基础。但是，群众运动还是应当说服欧洲和北美的政府使用他们的政治力量对贸易规则作出必要的修改，他们会发现，自己其实低估了规范这些庞然大物的能力。跨国公司的决策中心仍然是以国家为基础的，虽然他们在全世界建立了许多分支机构。因此，他们的活动也难以逃脱国家和经济力量的管制。[21]
海恩斯的策略跟反全球化运动组织领导人的是一样的，但它把我们带回到前面的老问题：能够把国家政府从“华盛顿共识”下解放出来的力量来自哪里？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仔细考虑目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反对公司全球化的运动主要是为了打破目前已经在全球和国家层次上存在且不断加剧的结构不平等状况。在过去，这些不平等状况曾经被概念化为不同阶级的理论。但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过去25年来在北美遭受的严重挫折使人们相信，当今社会——至少是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不能够通过阶级的概念来理解。后现代主义可能是推崇这一思想的最有影响力的流派之一，他们设想的世界是由多元的动态生产关系下自由的个人结成的分散群体所构成。[22]哈德和内格里的多样化概念就是这种思想的一个变式，它试图将多样化的主题容纳在一个允许不同个体统一行动的框架中。
阶级已经消亡的思想总是错误的，我们现在就应当将其摒弃。一方面，财富和权力正越来越集中到全球社会政治的上层阶级手中；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设想的无产阶级扩大化正在全球上演。事实上，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加剧导致了全球产业工人的增加。世界银行在1995年的一项研究中表明，在全世界24.74亿非家庭劳动者中，有8.8亿属于企业雇员，10亿在自有土地上工作，4.8亿属于个体职业者。[23]这个数字其实低估了产业工人的数量，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中，第三世界国家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农民和个体职业者不得不间歇性地为人打工来维持生计。
这些统计数字的意义何在呢？对马克思来说，阶级的重要性在于它与权力的关系。他一贯认为资本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一种关系：资本家的利润来自对产业工人的剥削。这使得工人在团结起来的时候，有能力通过罢工切断剩余价值的供应流，从而给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但是，马克思也强调，工人阶级有能力也有动机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且用一种没有阶级和剥削的社会形态取而代之。[24]阶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或许就是很多传统左翼力量不再重视阶级分析的原因：他们怀疑工人阶级是社会转型的代理人。[25]
如我所指出的，产生这种怀疑的原因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发达国家有组织的工人团体不断边缘化。但是这一事实应当放到其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工人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先锋队组织，例如1979—1980年菲亚特汽车公司工人和1984—1985年英国矿工所遭受的失败，实际上是上世纪70年代初为应付世界经济进入危机时代而发生的大规模资本重组的结果。这一过程包括北方传统制造业和采掘业的急剧“衰退”和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南方更发达的地区。不过即使制造业的劳动力绝对数量减少了（这在发达经济体中也不是普遍的趋势），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人均生产能力较数十年前有显著的增长。尽管制造业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制造业在一国经济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出口和盈利能力方面尤为如此。同时，公共和私营服务领域的大量工人也像产业工人那样感到了提高生产率的压力。政府和雇主对提高劳动力流动性的要求自然使工人感到不安。只不过他们现在还没有削减正式劳动力，转而雇用临时工：2000年，英国92%的雇员拥有终生劳动合同，而在1992年这个数字仅为88%。[26]同样地，外来直接投资正越来越集中在第三世界经济发达的区域：跨国公司正在被吸引到那些拥有优质的基础设施和稳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的地区。然而就像第三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所体现的，那些高素质的劳动力受到的剥削一点都没有减轻。[27]
这里对过去几十年来社会变化的总结表明，工人阶级的问题不是结构性问题，工人阶级并没有因生产关系的变化而简单消失，而是变得更加团结——即不同的工人群体团结在一起用一个声音说话。[28]由于先前受到打击，出现分裂以及数量的减少，发达经济体内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与曾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政治剧变中扮演核心角色的自信的工人阶级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倒退。如某些工会领导人所认识到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出现使得工人阶级有机会通过加入反新自由主义联盟重新赢得战略攻势。同时，工会大规模的介入也为流动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有组织的工人团体的参与是一系列著名抗议活动的重要特征，这些活动发生在西雅图（1999年11月）、魁北克市（2001年4月）、热那亚（2001年7月）、巴塞罗那（2002年3月）、塞维利亚（2002年6月）。
对工人组织的战略性角色的认可，丝毫不会影响反资本主义运动所强调的思想多样性。因为这并不意味着承认工人阶级所宣扬的，其思想道德水平与其他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压迫的群体相比具有先进性。马克思在其成熟的经济学著作中没有提出工人阶级比其他任何人遭受更多的苦难：他清楚地知道大部分产业工人，从总体上说，物质生活的条件要比大多数农民（无论在今天还是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农民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直接生产者群体）好得多。真正的公正要求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生活所必需的资源时具有同等的机会： 这是基于需求， 而不是生产贡献的要求。[29]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就来自他们有能力使公平法则成为现实：因为他们遭受的剥削将关系到资本主义能否运行，他们也有团结在一起的实力来打断、破坏并重新组织生产，从而将经济生活的轨道转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对于将要扮演这种角色的工人来说，首先应该彻底转变工人组织的传统政治理念。也就是说要放弃葛兰西所说的“经济团体”方法，那种仅仅强调立刻改善工人物质生活条件的做法，那种工会领导人百般追求与资本建立所谓的“社会合作伙伴”关系，为此不惜损害其成员利益的做法。工人阶级应当具备的积极思想是，工人阶级代表的是包括南方半无产阶级的城市居民、农民、没有土地的劳动者在内的更加广泛的受压迫群体。工人组织单凭参加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还不能培养出这样的觉悟。环球速递公司（UPS）的工人道·塞宾在西雅图示威运动中激动地说：“我曾经认为那些谈论环境问题的儿童不过是装腔作势。但现在我认为他们也是即将改变这个世界的‘我们’的一份子。”[30]
反资本主义阵营中的思想同样需要调整。金·穆迪曾预料到“工人阶级的相对非流动性”，指出：“工人阶级在生产和积累过程中的特殊地位赋予了这个阶级推翻社会的能量，但这种力量能否发挥受到地理的制约。庞大的群体数量和低廉的收入使得工人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转移至很远的地方。”穆迪以此与“高度流动的、分散在全球正义运动的年轻核心力量做比较”， 后者的影响力恰恰来自“其运动者在全球街头巷尾的流动性以及其大胆的政治策略”。[31]这样的比较不无道理。托尼·布莱尔把反资本主义运动蔑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巡演杂技团”。其实，那些所谓的高层会议参加者才更像是在巡演杂技。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最大运动性反映了地方与全球的辩证关系。运动者的网络在洲际甚至是更广泛的基础上流动。不过运动的主体仍然是当地的工人阶级。美国北部的工人运动组织在西雅图示威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魁北克示威运动者的主体是法国和加拿大工会组织；在热那亚是意大利工人和年轻学生；在巴塞罗那是当地年轻人和来自本地及加泰罗尼亚（Catalonia）的工会成员。类似地，在阿雷格里港召开的第二届世界社会论坛所得到的支持主要来自里约热内卢及其周边地区的年轻人、工人和城市农民。此刻，古老的绿色口号“全球性的思维，地方性的行动”体现出真正的价值。
某些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政治模式可能是组织工会成员参与运动的最大障碍。通过附属团体以及在统一决策基础上进行组织的方式本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而事实上可能有相反的效果。一致通过某项决策能够反映出组织为达成共识所做的努力，然而这样的决策也抹杀了那些实力派角色在幕后进行沟通协商和决策的可能（因为这不符合民主），结果造成很多独立的、动机各异的示威运动，它们彼此既分化了力量，又容易产生矛盾。这种组织模式还暗含了这样的思想：示威运动仅仅被看作某些组织和个人的自我觉醒，而不是有组织的、旨在达到预定目标的政治运动。成功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确十分诱人，但同时也会引致自私的表现甚至是危险的个人主义。一些反资本主义者把民主与个人自治划上了等号，这是一种近似自由主义的观点，而不是在团结基础上的正确思想。当这种观念与自治主义者对工人组织的敌视合在一起时，就会令普通的工人感到厌恶。建立在多数支持基础上的民主有其自身的缺陷（首先，是占多数的军队对少数反对派的支配），但是在运作良好的情况下它能鼓励不同观点的辩论，辩论多少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并使得参与辩论的各方能够为他们共同做出的决策负责。以上问题目前还微不足道——示威运动的规模、成熟程度和影响，相对某些运动者的个人英雄主义所招致的反感来说，更应当受到关注。但是运动的发展，要求我们对目前这种民主的性质进行深入、严肃的思考。
上述考虑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不仅是因为这会影响到运动本身建立的道德准则的基础。2001年12月阿根廷反对新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社会力量是那些无业人员及那些“中产阶级”（大量的条件更好的白领阶层）。邻里间组成的小分队成为运动者的主要组织形式。这一组织形式受到普遍称赞，被认为是新式的直接民主的开端。[32]然而他们并不是有代表性的团体，只不过是示威者的简单聚集。阿根廷的工人组织一直受到庇隆主义领导的工会联盟的支配，原因在于工人组织领袖存有民族主义思想，并因此与包括总统爱德华多·杜阿尔德（总统本人也是庇隆主义者，并通过这次起义上台）在内的许多民族主义政治家结盟。阿根廷的分裂局面受到自治主义者的欢迎，他们认为这样才体现了“社会多样性”——就是前面曾经提到的多面性。但是，多样性其实意味着邻里组织缺乏推动社会转型的必要力量，政府将会逐渐萎缩和陷于孤立，把主动权拱手交给新自由主义者、多数派甚至是军队。[33]任何不重视多数工人阶级支持的反资本主义运动都必将走向灭亡。
5、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左派？ 示威运动内部对各种复杂事务的不同见解本身就是值得思考的战略性问题。维托里奥·阿尼奥莱托曾经把这种意见的多样性解释为追求“非意识形态左派”的原因：“我们的运动并没有把世界看作一幅经典的画卷，以至于只有通过复制才能改变世界……如果我们承认意识形态，我们就不可能成就一个多样化的运动。”[34]在对“意识形态”否定的背后，暗含着传统左派曾经犯过的教条主义错误。很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示威运动前辈都喜欢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先锋队。世界社会论坛拒绝正式的政治党派代表的参与就表明社会运动组织相对政治组织的优越性。[35]
事实上，对政治派别代表的拒绝多次被打破。独立的世界议会组织（World Parliamentary）和市政论坛组织（Municipal Forums）就曾携同欧洲社会民主政治家涌向阿雷格里港的二次会议。在大选中，即使头脑简单的圈外人士也能明显看出世界社会论坛受到了巴西工人党（统治着里约峰会和阿雷格里港）的利用。比当政的政治家利用反资本主义论坛更为严重的是，运动内部产生了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派别。我在本章前面部分讨论的几种倾向为新自由主义的反对者提供了不同的分析、策略和方案。不管他们是否承认，他们本身就属于不同的派别。阿尼奥莱托强调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多样性无可厚非，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缺乏多样性，而是多样性引起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
不同派别间的紧张关系正受到更多的认识和关注。比如迈克尔·哈德在阿雷格里港二次会议期间就发现存在两种主要的流派：“我所说的改良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是把国家主权置于新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而另一种类似的观点是‘把国家主权直接置于资本的对立面，不管是否存在国家对资本的管制’，同时反对一切国家范围内的解决方案，而是寻求实现全球化的民主”。但是，哈德继续说道：
用传统的分析意识形态冲突的模式来分析运动内部各个对立方的矛盾是错误的。网络运动时代的政治斗争具有很多新的特点。尽管有力量强大的团体占据中央地位，支配着整个论坛，但他们终究是失败者……他们最终也会被多样性淹没，因为多样性能够把任何固有的、核心的元素化为无形的、松散的网络。[36]
尽管哈德关于“网络运动”的概念颇具新意，其政治分歧可以通过斗争机制自行解决的观点却由来已久。例如，早在第二国际时期（1889—1914），就流行着卡尔·考茨基的改良派观点和罗莎·卢森堡的革命派观点。所有不同派别都不承认自己是独立的政治派别，并由此导致他们认识不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有效表述和有组织的政治策略有助于政治运动的胜利。[37]上述战略问题的出现就足以证明，反资本主义运动目前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这些来之不易的准则。我们也不必因为存在不同的策略而感到惋惜。相反，这才是运动不断发展的表现。真正的考验来自能否保持运动的规模，特别是在产生这些运动的活动和论坛中；同时能够诚恳地、公开地讨论不同的观点、战略和方案。[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