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反第三条路》
第四章 替代方案
壹、抵抗市场
在二十一世纪之初，这个世界被一种资本主义所宰制。这种资本主义的全球整合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而且相较于自一九三○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情况，它也变得较不受规范，而且更加不可控制。与政治全球化理论家的主张相反，经济自由化并未被真正多边「治理」形式的发展所抵消。国家体系仍然是处于无政府状态，即使这样的情形可能被冷战之后的美国霸权规模所遮掩。同时，世界上以及个别国家内的不平等现象都持续增加，而接连几份研究及报告也用一种规则性来证明这种状况；这些研究和报告若不是提醒世人关于社会造成的苦难有多么严重，它们可能就会显得冗长乏味。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这些苦难称为世界的悲惨际遇（La Misère du monde），即社会的重负。
第三条路的支持者没有完全忽略这些事实。「新兴市场」接二连三地崩溃：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间的墨西哥、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间的亚洲、一九九八年的俄罗斯，都已戏剧性地描述出，个别国家容易因投机性投资的突然流入与流出而受创，并对其经济带来毁灭性的后果[1]。纪登斯承认：「金融市场出现危机的倾向是结构性的，并且需要以合作干预来处理」。他提倡多方面的措施以加强金融市场的国际规范，包括建立一个「世界金融主管机关」来控制「世界金融经济的系统风险」、强化国际货币基金以逐步成立一个在金融危机时能担任最后贷款者（lender of last resort）的「全球中央银行」，以及「供应一个有序的、官方的债务测验管道」。纪登斯还提议所谓的「托宾税」（Tobin Tax，指对国际金融投机买卖课税的提议）应该被适当地检验与讨论[2]。
纪登斯的立场代表了一股普遍的倾向，试图藉由强化国际制度来补救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缺点。下列想法构成了这个策略的基础：虽然经济全球化可能损害民族国家进行经济管制的权力，但国际组织可以对资本施加新的限制。举例来说，此种想法正是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在提倡其所谓「第三条路的次要攻击性变体」所采取的态度：
此变体所提出的观点开启了政治应优先于市场逻辑的概念……关于消减福利国家民主或重新加强民族国家的两难，欲解决这个难题的企图使我们指望更大的政治单元以及跨国组织，它们能够以一种不必折断民主正当性之锁链的方式，弥补民族国家在功能上的损失。我们自然会想到欧盟，这个超越民族国家局限而运作的民主体制。当然，这种较大政治实体的创立无法单独改变地方生产基地之间的竞争过程，换言之，它并未挑战市场导向的整合本身之优越性。只要政治最终可以创造出一套能够维持全球境内政治（a global domestic politics）的基础结构，而且未将其和民主的合法化过程分开，政治便能成功地「赶上」已全球化的市场 [3]。
对于简单的第三条路怀有敌意的社会民主人士，也采取类似的立场。拉方田担任社民党与绿党红绿联盟（Red-Green Coalition）政府的财政部长时，在其短促又刺激的任内，运用民主课责的欧洲制度来控制金融市场，此即为他的中心思想之一[4]。但是非民选且独立运作的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对于拉方田的低利率运动（在利率削减以前，该运动一直被谨慎地搁置到拉方田于一九九九年三月辞职后）所表现出的顽强抗拒，应该能充作一个警惕：国际组织不一定能促进更好的民主控制，并且其甚至可能会和市场一起作用，而不是妨碍市场。
对于这点，哈伯玛斯表露出一些体认，他提到进一步的欧洲整合或许不会促成真正的「世界民主」出现：「如果联邦计划的目标只是要派出另一个具有美国影响力的选手，那么它仍然会是排他主义的（particularistic），仅仅是赋予寻求庇护者已知悉的『欧洲壁垒』（Fortress Europe）一个新的面向，也就是经济的面向」[5]。然而，区域的政治整合或是真正的全球政治整合，也同样能够充分地符合哈伯玛斯所称之「排他主义的」利益。他欣然接受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行动，认为其助长了「国家之间的自然状况受人权（引导）教化观念。从国内法到世界法的转变，因而登上了政治议程」[6]。根据本章的论据，我认为上述这种立场过于天真，这可是一点也不夸张。
七大工业国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欧洲联盟等目前已设立的重要国际组织，其运作都是符合美国与其它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利益。柯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前主席史迪格里兹（Joseph Stiglitz），于二○○○年四月十六日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场大型反资本主义示威之前写道：
下周的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将为华盛顿特区带来大批示威群众，而当中许多人都曾在去年秋天对西雅图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进行抗议、捣乱。他们会指责国际货币基金骄傲自大；他们会说国际货币基金并未真的倾听其应协助的开发中国家；他们会批评国际货币基金偷偷摸摸地行动并隔离了民主课责性；他们还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的经济「补救办法」经常弄巧成拙──把经济成长减缓变成经济衰退，把经济衰退弄成经济萧条。
而且，他们的话也极有道理。在去年十一月前，我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当时全球正经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我看到国际货币基金是如何亦步亦趋地随着美国财政部做出反应。这令我感到十分寒心 [7]。
史廸格里兹对国际货币基金与美国财政部的谴责有两点，一是它们秘密地制定这项政策，二为这项政策的本身──试图以预算紧缩及更多的自由化措施，来修补至少部分是由经济自由化所造成的金融危机：
就连国内的批评家，尤其是那些具有直接民主课责性的人士都被蒙在鼓里。财政部对于其经济分析及指示是如此地傲慢，以致于它甚至常对总统所见的資訊都保持（太过）严格的控制。
公开的讨论才能引起深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美国新闻界仍鲜少得到关注：究竟国际货币基金与财政部推动这些实际上促成全球经济波动增加的政策到达何种程度？〔财政部不顾（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之反对，于一九九三年在韩国推动自由化政策。财政部在白宫内部的争斗中占得上风，但韩国乃至于全世界，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国际货币基金对东亚的一些严厉批判，是不是意在转移外界对其组织之过失的注意？最重要的是，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推动政策，是因为我们或它们相信这些政策能协助东亚国家？还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些政策能有益于美国及先进工业国家的金融利益？若我们认为这些政策能帮助东亚国家，那证据何在？身为这些辩论中的一个参与者，我得看到此类证据，但根本就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8]。
有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的这番表现，进一步强化该组织的提案（由纪登斯所提出）本身似乎不是个吸引人的主意。此外，我们也不应忘记这些政策是由美国财政部长鲁宾（Robert Rubin）与其副手及继任者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所实行的，而当时他们正是占据了白宫的第三条路拥护者。史迪格里兹的批评是属于对华盛顿共识更广泛之抨击的一部分，而这类攻击是正统经济学家所发动的，克鲁曼（Paul Krugman）与萨克斯（Jeffrey Sachs）即为这股趋势的两个主要例子。紧跟着东亚及俄罗斯的重挫，关于发展一个众人所知的世界经济「新金融架构」，在西方资本家之间激起了诸多讨论。布莱尔在一场主题演说中，提出了一套代表性的提案：
事实在于布列顿森林体系是为了战后的世界而创立的机构。世界已向前迈进，而我们需要将国际金融架构加以现代化，使其能够适合这个新的世界。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教训是，我们最好是在拥有公开性、独立央行、适当运作的金融体系以及独立的法庭，并且不必去行贿或是仰赖当权者之恩惠的国家中进行投资。
因此我们提议应该使更高的透明度成为改革的基本原则。藉由严守管理货币及财政政策的新行为规范，达到有关个别国家之经济政策的透明度；经由国际议定的新会计标准以及新的企业管理规范，达到关于个别国家之财政状况的透明度；另外关于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的讨论与政策，也要有新的公开性 [9]。
这篇演说的分析远不及纪登斯对金融市场之缺点所提出的诊断来得彻底，并且较为肤浅。例如纪登斯写道：
所有这些事件（一九八○及一九九○年代的金融危机）的共同脉络是资本流动反复无常的本质。所发生的情况或许类似早先时期的金融大恐慌，但是由于今日全球市场的立即性，却使得这些危机发生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且强度更强。不只可能会有突然的资本浪潮自一国或一地流出，资本也可能会骤然涌入有利的热点（hot spot）。而这两种过程都会产生不良的效果。在每次连续的危机中，金钱迅速流出所造成的伤害都十分地明显。但资本突然向内涌入也具有造成不稳定的影响，导致汇率被高估、房地产与资产价格上扬，以及泡沫经济 [10]。
这段分析至少是沉默地对新自由主义表示谴责，因为金融解除管制已大幅地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动。相比之下，就布莱尔的看法，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是这些受影响国家自己的过错，因为它们欠缺适当的金融「透明」程度。此种断言意味着广泛盛行于美国的观点，其认为一九九七至九八年间的动荡是东亚「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译者按：又称朋党资本主义或亲信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在这些国家中，官僚、银行家及实业家之间存有亲密且隐匿的关系。而其补救措施便内含在其判断结论之中：日本、南韩以及其余国家应该采取西方的（或是更具体而言，英美式）金融结构，其包含独立的中央银行、「审慎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解除管制的市场，以及诸如此类的措施。根据布莱尔的说法，新自由主义绝非压垮东亚及俄罗斯的弊病，它反而是这些国家的救命良药。
这样的评估具有优点（或者说是缺点），它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以脱身。难道美国或英国的政治人物和企业之间就没有亲密的连结吗？一九九八年十月，在避险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LTCM）因俄罗斯金融崩溃而破产之后，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Federal Reserve Board）及十五家主要的美国与欧洲投资银行发起了拯救行动，而「西方裙带资本主义」（Western crony capitalism）正是资深金融记者普兰德（John Plender）用来描述这项行动的用语。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职员包括一位联准会的前副主席；该公司的复杂投机买卖网络，已被编织成代表（尤其是）众多涉入这场救援行动的主要投资银行家[11]。
当然，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国家和资本之间，还有许多其它的例行关联。在一九九六年柯林顿竞选连任期间以及二○○○年高尔（Al Gore）竞选总统时挹注了数千万美元的企业主管，他们这么做并非出于利他主义（altruism），也不是希望能在林肯卧室（Lincoln bedroom）待上一晚，而是期望能得到政府当局的有利待遇。小布什（George W. Bush）的企业金主更是大力倾注资金以助其赢得白宫的掌控权：在二○○○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其政党及其支持者的开销据估计达前所未有的三十亿美元[12]。德沃金评论道：「我们的政治令人感到耻辱，而金钱正是问题的根源所在」[13]。布莱尔未曾隐瞒他对美国政治体系的钦佩：举例来说，他试图藉由向富裕的企业家筹措选举资金，以削弱工党与工会之间的联繋。他将商界人物引进政府部门的政策，并非仅是一种报酬手段：此举反映出布莱尔真诚的信仰，他相信公部门最适合由私人企业来营运。然而，从民主的观点来看，我们很难理解上述这些安排与布莱尔及其它西方领袖对东亚国家的指责，有什么原则上的差异之处。
最后，布莱尔的诊断忽略了西方金融市场在操纵「新兴市场」（emergent market）之危机所扮演的角色。如纪登斯所说，在每个案例中这些危机都牵涉到造成不稳定的投机投资，由先进经济体涌入有利可图的国家，当情况出现转变的时候，接着而来的就是更具破坏性的资本外流。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一名华尔街（Wall Street）的基金经理人爽朗地解释做出这些决策的草率方式：「我们进入拉丁美洲并且对当地一无所知。现在我们要离开了，而我们仍对当地并不了解」[14]。然而在每次危机之后，七大工业国组织及国际货币基金的介入，并不是想要拯救那些受波及的国家，而是为了援救这些投机客，确保他们的贷款能被偿还。这个现象导致「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增加，甚至使得许多相关的新自由主义评论家都产生警觉：换句话说，这些拯救措施会鼓励投机客在未来进行更多的冒险投资，因为他们确信自己将无须为任何其所犯的过错付出代价。
凯因斯曾十分著名地将金融市场比作一个赌场：「投机客或许不会像泡沫一样损害企业的稳定流动。但是当企业变成了投机旋风中的泡沫，这个形势便相当严重。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发展变成一间赌场的副产品时，这项工作很可能就搞砸了」[15]。不过，就连凯因斯都想象不到有这样一间赌场，每当赌客下错注的时候，银行便会赔偿他们的损失。
布莱尔认为「新金融架构」在本质上应该保持和旧有相同的结构，并且持续逼迫国家政府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这个看法表示出西方政策在第三条路领导下的大致方向[16]。世界银行的发展即表明了这种征候。世界银行通常被视为国际货币基金的一个比较软性且较能通融的伙伴；虽然它负责贷款给第三世界国家的职责，已赋予其一个强迫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关键角色。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史迪格里兹在其三年合约到期之前，宣布辞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一职。他的公开声明，诸如支持马来西亚在一九九八年采取资本管制，以及抨击俄罗斯罪大恶极的贪污私有化，都成为越来越令美国财政部恼怒的言论。《金融时报》报导：「数周来一直有传闻，财政部长桑默斯已重新任命世界银行总裁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再五年的任期，其附加条件为史迪格里兹的去职」[17]。
世界银行的清除动作在接下来的夏天仍持续进行。世界银行每年发表的《世界发展报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之作者坎伯（Ravi Kanbur），也在二○○○年六月于世银离职。坎伯的草案被修改成贬低「授能」（empowerment，重分配的核心字词）在降低贫穷工作中的角色，并且反而强调「机会」的重要性，也就是经济自由化与经济成长。根据《金融时报》所报导，「许多人都视这些辞职事件为经济学界内，主张正统自由贸易以及基于成长的解决方案这一派人士的重大胜利」。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次长（Assistant US Treasury Secretary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加斯勒（Tim Geithner）对报纸说道：「关于成长乃发展之核心的立场，并不存在什么值得一提的挑战」[18]。
的确，没有什么对此立场的重大挑战是来自第三条路这一边。柯林顿在二○○○年于达沃斯（Davos）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说道：「我认为我们必需明白地重申，开放的市场与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佳手段，其能提升生活水平、减少环境破坏，并且增进共享的繁荣」[19]。英国的国际发展部部长（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萧特（Clare Short），其同时也是老工党（Old Labour）在布莱尔政府的少数几位代表之一，她在西雅图的抗议活动进行期间，称呼世界贸易组织为「一个宝贵的国际组织」，她还说：「那些大肆批评世界贸易组织的人士，他们的运作其实违背了穷人及无权无势者的利益，而不是为这些弱势者的利益着想」[20]。
学术上支持柯林顿与萧特等人的看法，最为有力的论据乃是由《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沃夫（Martin Wolf）所提出。他攻击坎柏及他的支持者，并且写道：
那些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政府，「最重要的是必须努力争取成长」。东亚地区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七年间，经历了每人收入低于一美元〔以相对购买力平价（PP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的人数最大幅度的缩减，这绝非偶发事件……毕竟，该地是成长速度最快的区域。成长意味着更多的财货与服务、更广泛的选择，以及政府能有更多的资源。因此，未能优先强调成长的舒缓贫困讨论，正如美国财政部长桑默斯曾说过，「就像是少了王子头衔的哈姆雷特（Hamlet）」 [21]。
不过，沃夫认为以贸易为基础的经济成长能减少全球不平等的主张，已遭受到挑战，尤其是来自龙德柏（Matthias Lundberg）与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等人的挑战。他们区别出三种不平等的概念──国家内的不平等（inequality within countries），其反映在（例如）收入的不同；国际的不平等（international inequality），也就是人均收入（per capita income）的差异；全球的不平等（global inequality），其结合了上述两类概念，指涉世界上所有个人间的收入差别。
龙德柏与米拉诺维奇指出沃夫所倚赖的是测量国际不平等之变化的研究。但是「一份国际不平等的测量，几乎无法估计全球收入不均衡的真正程度，因为它假定每个中国人以及每个美国人都拥有相同的国民平均收入」。对比之下，试图藉由结合国内与国际不平等的测量来估计全球不平等的世界吉尼系数（world Gini coefficient），便由一九八八年的六十三上升到一九九三年的六十六。其它龙德柏与米拉诺维奇曾参与的研究则发现：
在短期内，更大幅度的贸易开放造成人口中最贫穷的百分之四十者的收入成长趋缓。虽然说长期下来，每个人都能从贸易开于中获得利益，但是却只有穷人必须承受过程中的调整代价。
穷人远较其它人容易受到相对国际价格变动的伤害。而且国家的贸易开放，显然又加重了这种脆弱性 [22]。
尽管第三条路的政府接受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原则，但它们却否认了正迫使世界上的贫穷者必须依赖里根（Ronald Reagan）所称之「市场的魔力」（the magic of the marketplace）来改善他们的困境。布朗（Gordon Brown）及萧特曾试着卖力地将新工党和八大工业国组织（G-8，七大工业国加上俄罗斯）在一九九九年六月所实行的一项动议连结在一起，亦即提供「增强的」债务减轻方案给最贫困的国家。最穷困的第三世界国家积欠西方银行的债务偿还数额，已在富裕国家本身引起人们普遍的愤慨，并且促使激发如福音两千年（Jubilee 2000，译者按：在英国发起的运动，旨在要求富国免除穷国的债务）等群众运动的发展。七大工业国政府面对与日俱增的压力，则被迫同意免除穷国的债务，但债务舒缓机制的适用对象只限于数目有限的国家──所谓的「严重负债贫穷国家」（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 HIPCs），并且附带必须实行一般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之整套新自由主义措施的条件。这些严苛的条款，加上美国国会不愿释出其基金份额，意谓到了下一届八大工业国高峰会于二○○○年七月举行之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受惠于债务减轻方案。此外，据牛津救济饥荒委员会（Oxfam, 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所估算，即使「增强的」严重负债贫穷国家之减债方案确已实行，仍然让十二个最贫穷国家当中的五国，其偿还给西方债权国的金额还超过其本身的医疗保健及教育预算加总[23]。乌干达债务网络（Uganda Debt Network）的阿尔攸（Zie Arlyo）表示：「这项动议正变成二十一世纪的丑闻之一」，「债务减轻方案根本是一场骗局」[24]。
为了第三条路政府而提出的主张声称：其方案象征规范资本主义的新方法，已因此而被证明是虚伪不实的。这些方案事实上是采用其前身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是激化这些政策。例如，布莱尔政府将公立学校的管理及其它教育服务的供应转移给私人公司负责。同时，在欧洲的场域，新工党执政的英国则强烈要求欧洲联盟采取更加「弹性的」劳动市场政策。
而这绝对不是英国独有的现象。在德国，虽然坚决的劳工运动施加较强的约束，施若德政府仍然朝着相同的方向推动政策。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德国政府决定废除德国公司出售其它公司之持股的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s tax），《金融时报》对此下了两个标题：「圣诞节提前来到德国的董事会」以及「投资银行家注视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根据该报纸报导，这项决定「解开了德国企业的束缚，使其沉溺于合并与收购的浪潮之中」。一位分析师说道：「这意味着更多的企业会从事并购工作。它们将会敲击其过去未曾敲过的门」[25]。红绿联盟能够采取这项重要措施，朝向较偏英美的资本主义模型，致力于极大化「股东价值」（shareholder value），即短期获利（short-term profits）；这是其前任的保守党－自由党联盟所未能办到的。
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对这个过程提出一段宽厚的解释：
这个讽刺的政治历史转折乃是：全世界制定全球化的改革者大都来自左派，他们打破其过去作为政府控制经济之支持者的角色。将这一点视为政治机会主义的证据，实是一个错误。相反地，它是一种关于新兴经济与科技发展的现实主义，而它的意涵是带领经济脱离其相对停滞的最快方式 [26]。
但是，柯司特在此处所倚靠的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之对立，并无太大的帮助。首先，它遗漏了新工党重要人物〔如布莱尔及曼德森（Peter Mandelson）〕对于自由资本主义之原则性支持，这无疑是他们的特色。他们对于商业世界的追求以及公共服务民营化的热衷，不仅反映出权宜之计，更代表他们抱持的一股真诚（甚至是固执己见）信念；他们认为私人企业家在经营事务方面，就是比其它人来得优秀，纵使经验证据已显示出相反的情况──例如，沿着泰晤士河（Thames）畔建造来庆祝公元二○○○年的千禧巨蛋（Millennium Dome）、千禧轮（Millennium Wheel）以及千禧桥（Millennium Bridge），这些完全失败的建筑，更别提铁路民营化带来的更大灾难。
另一方面，柯司特诉诸于现实主义，而压抑新自由主义之替代方案的可得性。举例而言，马来西亚由于强行施加资本控制，限制投机性资金在马国的流进及流出，而能够相对容易地渡过亚洲金融危机。虽然马国总理马哈迪（Mahathir Mohamed）统辖的是一个煸动群众的威权政体，但是就连赞同新自由主义正统的经济评论家都不得不承认，马哈迪成功地抵抗了市场。仍有其它的措施可以被试验用来控制市场，例如对金融投机买卖课征的托宾税。颇出人意料地，纪登斯指出这些措施未被实行的理由：「主要的障碍……无关乎规避的问题或是更为普遍的执行问题，而是（就此范围来说）和政治意志的缺乏有关」[27]。但是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比美国与英国的财政部、白宫以及唐宁街十号（10 Downing Street，译者按：即英国首相官邸）来得缺乏政治意志，尽管纪登斯至少有权进入后面这两个机构。总而言之，寻求新自由主义之替代方案的人士，必须留意第三条路以外的办法。
二、九个反资本主义论点
安德森（Perry Anderson）认为：「第三条路是现今新自由主义的最佳意识型态外壳」[28]。这点是对的，但这并非意指新自由主义不能且将来也不会觅得其它的外壳，而是就目前来说，这个认为效率（如市场对它下的定义）和正义（如社会主义者所认为的意义）可以调和的概念，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主要第三条路国家中仍然是最具政治影响力的意识型态。
然而，这个概念并非完全没有遭受挑战。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底在西雅图上演的示威运动，便标志着一股反资本主义抗议浪潮的开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施行经验推动了这项运动；同时，各种国际组织的角色被提升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用以精心制定其政策的工具，也为外界的压力与抗议提供了显而易见的攻击目标。在二○○○年的时候，这类示威抗议主要发生在华盛顿、米约（Millau）、墨尔本、布拉格、首尔以及尼斯（Nice）等地。在未来几年内，示威运动无疑还会出现在许多其它的城市。第三条路的拥护者迅速地驳回这些运动。例如，洛依德（John Lloyd）在过去十年期间，一方面为新工党辩护，一方面则如狂想家般地试图使西方的意见团体相信，俄罗斯欲得到繁荣且民主之前途的唯一希望，系于最初的叶尔钦（Boris Yeltsin），以及接任的（更加不可能的）普亭这两人身上。他自以为高人一等地驳斥法国农民领袖波维（José Bové），认为其象征一个倒行逆施、混淆不清且民族主义的运动：
留着大胡须、和蔼可亲而且对媒体友好的波维先生，在他那亟待协调的旗帜之下，联合了太多诉求。他所发起的运动在網際網路及行动电话上运作，却又诽谤创造这些科技设备的科学及多国籍企业。波维的运动所寻求结盟的团体，其成员大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例如富裕、强势且具全球竞争力之法国经济体的公民。但是他却试图引起人们共鸣……其运动是诉诸一种另类文明，即法国；以及一种另类生活方式，即简朴（simplicity）。然而这两者在现实世界中都不是完全可能的：而是在媒体主导、围绕在农民抗议所创造的那种欢乐世界，它们似乎才是可能的 [29]。
反资本主义运动确实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不成熟且不甚团结的。但是关于这项运动的反对对象则是十分明确：正如波维自己推广的口号所言，「这个世界是不能用来贩卖的」（Le Monde N’est Pas Une Marchandise）。换句话说，这些抗议行动是指向一切事物被无止尽的商品化──下至生命本身的根本要素（即基因）；而这种商品化行为，正由新自由主义霸权所推销以及第三条路政府所增强。指责这些抗议者为怀旧的民族主义（nostalgic nationalism），不过是一种愚蠢的污辱：这些人士表现出的特征反而是他们的国际性（internationalism）──波维只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积极份子之一，他们都参与了西雅图的示威活动。政治全球化的理论家在下列范围内可说是正确的：就连在上一个世代所发展之极为有限的多边主义形式，也有助于促进赫尔德、麦格鲁及其合著者所称之「跨国社会运动」的出现。如今这些运动正开始寻找共同关注的焦点，并且推出学识渊博的发言人，诸如布迪厄、苏珊乔治〔Susan George,译者按：法国征收金融交易税援助公民联合会（Association for Taxatio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 to Aid Citizens, ATTAC）的副主席〕以及蒙拜特（George Monbiot）等知名人物[30]。一种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强力批判以及可替代第三条路的意识型态正在浮现。所以，有什么是比陈述这些对我来说似乎是此意识型态之关键要素的论点，还更能够总结本书的呢？
【论点一】：敌人不是全球化，而是全球资本主义
有一票如洛依德的新自由主义者及第三条路的拥护者（包括一些应该对此了解更多而不是如此肤浅的人），他们指控反资本主义者反对简单的全球化。事实上，反资本主义者并未反对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逐渐增加的连结。如果真有反对什么的话，那也是反对目前被中间左派所把持的西方政府，它们试图藉由默许反寻求庇护者与「经济移民」的种族主义媒体运动，甚至有时是鼓励这些运动，来阻碍上述这些连结。不过，正如我在前面章节曾试着表明的，全球化的主要形式是经济的，并且是以世界经济整合的形式呈现，其整合则是以大规模资本主义工业组织及金融机构的支配为基础。认为这些组织造就了上一个世代的科学与技术创新，正是马克思所谓「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一个恶名昭彰之范例。
【论点二】：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组织是多国籍企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以及反映其利益的国际组织
赫尔德、麦格鲁及他们的同僚写道：「多国籍企业的营运是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核心所在」[31]。在一九九八年，全球共有五万三千家多国籍企业，外加四十五万个海外子公司以及九点五兆的全球销售额。它们占全球贸易的三分之二；而三分之一是采取同公司旗下的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外国直接投资的数据未能充分陈述多国籍企业的经济势力范围：例如，全世界约有五分之一的固定资本形成毛额（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是由多国籍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所承担。此外，这些公司也都牵涉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而网络又将这些公司和其它（通常是更加小型的）厂商连结在一起[32]。
多国籍企业大部分仍是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基地，而大多数的投资也都集中在当地[33]。它们对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具有庞大的影响力，举例来说，当地政府会竞相提供有利的配套方案，意在吸引新的外来投资。而相同的协议过程与影响，目前也在国际的层次上逐步发展。因此在西雅图的世界贸易组织高峰会，进一步贸易自由化的前景（特别是关于服务方面），促使产生各种不同的多国籍企业游说联盟，例如美国服务产业联盟（US Coalition of Service Industries）、欧洲服务领袖集团（European Service Leaders’ Group）、加速关税自由化（Accelerated Tariff Liberalization）[34]。其它团体，譬如由约莫一百位美欧首席主管所组成而甚具影响力的跨大西洋商业对话（Transatlantic Business Dialogue），则大力要求更加全面性的改变，藉以让多国籍企业能够不受阻碍地进入各国经济[35]。
大型企业的势力持续增加，甚至让某些强烈赞成资本主义信念的人士也产生了警觉，如华尔街的投资顾问高夫曼（Henry Kaufman）所说：「那么，美国这种有缺陷的民主所面临的更长期挑战是什么？首要威胁在于当前合并与集中的风潮，其不仅发生在金融部门，也出现于汽车制造、电信通讯、航空制造、石油、广播、電腦及软件等产业」。高夫曼关切此一过程对于竞争的负面效果，以及因而对经济效率产生的不良影响，他说道：「虽然根基稳固的主要公司在产品面或服务面也可能易受损害，但其巨大的资本优势就是能使它们获得创新或模仿创新，并藉此在竞争激烈的阶段，能够比它们较小的对手撑得更久」[36]。
经济集中与经济集中化的过程也具有政治上的涵义。这并不是说，诸如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民族国家一样，都只是多国籍企业的工具。虽然如此，但这些组织大都作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与其相关联之经济势力，能够根据相对有利于最大强国（即美国）的条款来仲裁并调节其冲突的场所。唉！认为国际组织象征着「全球治理」之雏形的想法，不过是一个幻梦。
【论点三】：资本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事物
然而，在反资本主义者之中存在一种倾向，他们常常认为全球资本主义是一个邪恶的阴谋。这种想法在跨国企业身上被具体化，后者经常被描绘成一个巨大的异类实体，它们持续地处于活动状态、试图吸收并摧毁他者，十分类似〈星舰奇航记〉（Star Trek）里的博格人（Borg）。但资本主义不可简化为它的制度形式，包括多国籍企业在内。资本是一种关系、不是一个事物，而马克思是第一个指出此观念的人。资本是一个非人的竞争积累结构，没有人可以控制它，就连最大的个人资本家亦然[37]。
这个抽象的理论命题具有重要的具体意涵。很显然地，更加国际整合的金融市场发展乃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但是金融市场并非具体明确的制度，尽管它们拥有重要的制度前提──因此在前一个世代，主要西方资本主义政府所进行的解除管制政策已大幅促进了金融市场更高程度的整合。金融市场是一组关系群集（a cluster of relationships），和各式各样的行为者连结在一起，包括：投资银行、避险基金（hedge funds）、私人投机客，以及中央银行等等──它们都卷入了企图夺取最大利益的过程之中，但它们却都被这些过程所宰制。
【论点四】：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必要条件限制了其调整与改革
因此资本主义被认为具有特定的再生产条件，这些条件限制了资本主义之结构可以被改革或调整的程度。而这些限制接着解释了过去社会民主政府试图教化及民主化资本主义时，所面临到的困难。当政策被察觉到会威胁稳定且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时，将会引起一股反应，特别是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它会损害引起问题的政府，并且通常还会强迫其放弃有问题的政策。我们必须了解这个过程并不需要资本家本身策划的阴谋。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外逃的奥妙之处在于，这项机制无需一致的决心以迫使政府政策出现改变。此机制欲产生作用唯一需要的是个别投资者所做出之大量追逐私利的决定：对于投资者来说，引起问题的政策使得投资者将其资本移至他处变成一个理性的选择，而这会带来累积的效果（通常是以货币危机的形式出现），引起政策逆转（a policy-reversal）[38]。
这段分析并非意指寻求改革只是白费工夫。对第三条路的主要责难之一就在于，其政策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之必要条件所设下的限制内运作得很好。例如，合适的最低工资（minimum wage）、丰厚的年金，以及有效率的公共运输，并不会使英国的资本主义倒塌，可是新工党却对这些政策敬而远之。当代的迫切议题需要进行具体的改革──例如在法国，托宾税已由积极从事运动的征收金融交易税援助公民联合会（ATTAC）及左翼的《世界外交论衡》（Le Monde diplomatique）月刊所接受与推动。动员对于这类措施的支持，可以达成财富重分配，将资源由富者转移到贫者；这也能检验实际的改革局限。但是一个有效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必须意识到，这些限制确实存在。
【论点五】：资本－关系意味着资本对其相反面（工资劳工）的依赖
资本主义不仅仅是资本之间的一种结构性关系。尽管资本互相会有差异和矛盾，但它们皆共同依赖工资劳工（wage-labour），因为对劳工的（直接或间接地）剥削乃是资本得以获得利润的来源。当然，这正是马克思之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理论的中心论题：资本是由其与工资劳工的对立关系所构成。
这在目前并不是一个流行的概念。例如，柯司特驳斥全球化开创了「工作的终结」（the end of work）这个普遍为外界所接受的看法：「全世界的支薪工作数目……正处在人类历史上的最高点，并且仍在上升中。而由于女性投入劳动市场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各地成年人口参与工作的比例也在增加。若忽略这些资本数据，就是无视于我们的社会」。于是柯司特坚决主张：「在现代社会中，支薪工时（paid working time）构成了社会时间（social time）[39]。但是他连同许多其它社会理论家也认为，工资－关系的扩展伴随着工作的分割与个别化，而这已根本地削弱了有组织的劳工。
不过实际的情况远不如这番论据所暗示的来得清晰明确。无疑地，自一九七○年代晚期以来的资本主义重组（还有欲克服对此过程之抵抗所必需的挫败斗争），已逐渐破坏了遍及各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势力。此外，强烈的国际竞争意谓现在的重组推力是永久的，并且使劳工处于持续的压力之下。然而，这不表示集体性的劳工阶级组织及行动已经过时，我们还须考虑下列三个原因。
第一，工作场所的强烈压力，以及经济自由化所造成的工作不安全感（job insecurity），可能会引起反抗。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一九九五年十一、十二月间法国公部门罢工的规摸，以及其所得到的民众支持。第二，尽管多国籍企业努力进行委外处理（out-source）、签约外包（contract out），以及原子化它们的员工，它们仍然容易受到居于战略地位之劳工团体的攻击。在全球先进经济体中，美国这个最彻底削弱有组织劳工的国家，也在一九九○年代末期，目睹了数家大型公司遭到成功的罢工所打击。
第三，某些和「新经济」（New Economy）有关联的变化，确实已增加了公司的弱点。二○○○年九月，在法国、英国及其它欧洲国家所发起的燃料封锁行动（fuel blockades），急遽地造成强大冲击，虽然这些行动主要是由一些小型雇主联盟所执行，而不是由工会主义者所发动。这个事件说明了一旦递送流程被中断，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可能立即地就遭致颠覆。从而，这些经济体十分倚赖用以减少库存，并藉此降低成本的及时生产模式（just-in-time）。
【论点六】：有组织的劳工和其它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正处于重新定义的过程中
对于前一个世代的人来说，关于所谓「新社会运动」的性质（由于这类运动有些许进展，如今这个称呼已颇不正确），他们已有颇多着墨；这些运动是和下列议题有关，如妇女、黑人、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解放，以及环境的破坏。人们通常都想象这类运动会挑战传统的劳工运动，并且可能会取而代之──部分是由于工会被人们察觉到的「经济主义」（economism），以及专注于生计议题（bread-and-butter issues）的社会民主政党，部分则因为这些新运动被认为会对支配形式（forms of domination）提出质疑（这些形式不可化约为资本主义剥削及资本主义所起的阶级冲突模式）。纪登斯早先的理论著作中，至少有某部分的意图在清楚阐明新型态政治〔正如他所说，即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所要求的该类马克思主义（Marxism）批判[40]。
这类对于有组织之劳工和其它社会运动的反对立场，现在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这是因为那些从事于不同种类之集体行动的人，正越来越被一种观念所激发──他们逐渐认为，在其特定的关切或不满之外，存在一个共同的敌人：全球资本主义。发生在西雅图的抗议活动之所以重要，不只因其促使世界贸易组织的高峰会挫败，还在于其集结了美国劳工的核心分子〔卡车司机工会（Teamsters）、机械师，码头工人、汽车工人〕，以及关心如环境破坏与第三世界债务等议题的行动主义者：正如一则标语所述，「卡车司机和乌龟──终于凑在一起了!」。
这个聚合现象代表了一个可能的重要进展，双方阵营在此过程中开始重新定义其对于自身及彼此之动机与利益的想法。因此，或许北半球的工会领袖开始比较不会把南半球的工人看作削弱其薪资及条件的竞争者，而是把他们视为相应的伙伴，共同面对其所遭受之更加严厉、苛刻的剥削。同样地，环境保护和第三世界的积极份子可能开始视有组织的劳工为一个潜在的盟友，其具有挑战资本主义强权制度所必需的集体经济实力，而不是视其为倾向保护主义与民族主义政策之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势力。
这个互相重新定义的过程十分脆弱，而且很明显是可逆转的。双方阵营都容易受制于其本身对改革运动所持续面临之威胁（亦即被并入它们欲要求改变的组织）的看法。整体而论，美国及英国的工会领袖都极度不愿意做出任何可能会严重损害其与执政当局（分别是柯林顿－高尔政府以及新工党）之关系的决定，即使他们可能只得到最微不足道的让步作为交换。非政府组织也可能发现自身的地位沦落到仅仅是强权者手上的有用白痴（useful idiots of the powerful）。无疆界医师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的创始人库许奈（Bernard Kouchner），现在却担任北约组织驻科索沃的代表，正是这种威胁的最佳象征。然而，关于这样的一种结果，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论点七】：保护环境意味着挑战资本主义
这两个意义的聚合不只是反映了一个偶然状态。证实此论点的结构性现实在有关环境的案例中尤为明显。解除资本主义在上一代所遭受的那些限制，实质上已导致对于自然环境的渐进破坏，并且带来越来越灾难性的后果；然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须仰赖这个自然环境。中间左派的政治人物宣告他们对于终止并扭转此一过程的承诺，但他们并未表现出愿意采取根本措施的迹象（这样的措施才能使这类宣言不只是良善意图的流露而已）。首先，这个情况反映出西方选民被紧紧嵌在对环境有害的习惯之中，尤其是他们对私人汽车的依赖。
然而更为根本的是，第三条路的政治人物不愿去对抗支撑着这些个人行为模式的资本主义权力结构。柯林顿政府统筹由美国多国籍企业所提出的活动，接连在联合国会议中阻挡对各国施加降低污染排放之严格目标的提案。由于英国的发电厂以天然气取代煤，使其出乎预料地提前达到一九九七年京都会议（Kyoto conference）设定之目标，因此布莱尔政府打算在京都会议所提出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此制度既显示出市场优先性被容许去渗透并腐蚀生活的每个层面，它本身也是一个允许美国继续排出占全球百分之二十四之温室气体的机制）的规定下，将剩余的「碳排放额度」（carbon credits，也就是制造污染的权利）出售给美国[41]。英美两国皆大力要求欧洲引进基因改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不管其是否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的潜在危险。
我们很难理解拯救环境所必需的措施如何能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相一致。在国内的层次，逐步淘汰私人汽车或至少是大幅削减其使用量，一方面会需要大规模的公共运输投资，而这将破坏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需的支出目标，并且更为普遍地提升公部门在政策制定及政治辩论上的姿态与声望；另一方面，还得对抗和现状有密切联系的资本主义利益汇集，尤其是化石燃料企业，如石油公司、汽车制造商等等。欲扭转温室效应而必须在国际间进行的步骤──监测污染排放的减量、重新造林、推动替代形式的运输及能源供给等等，会带来某种集体议定的资源配置制度；假若针对资源配置进行规划尚未变成一个确定过时的概念，那么上述举动会是一个吸引人的主意。在今天，「生活政治」只能是反资本主义的政治[42]。
【论点八】：替代的社会模式将会从反资本主义运动中发生
当然，社会主义的规划由于苏联和其它斯大林主义国家之官僚统制经济（command economy，译者按：又译指令型经济、计划经济）的崩溃而声誉扫地。这个失败使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对于反资本主义者有了标准的回答──要求反资本主义者解释他们的替代方案为何。如同我们在本书绪论里所看到的，纪登斯所描述之「社会主义的结束」〔the death of socialism，他指的是我称作经济国家统制主义（economic statism，也就是一个由民族国家所掌舵的经济体系）的结束〕使第三条路有了它的出发点。
在某种层次上，要求反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具体说明他们用来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乃是一个完全正当且无人能合理拒绝的请求。但是自「实存社会主义」垮台以来，这个问题已经默默地重复出现于前者的论述之中；事实上，这番论述关闭了所有关于替代方案的讨论空间。此时所呈现的选择便隐约只是在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国家统制主义（通常是指斯大林主义的形式）之间的抉择。这样一来，不仅压抑了延伸于这两个选项之间、甚至是两者之外的所有其它可能性，更让一个声称是社会主义变体的瓦解，令所有其它类型的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社会主义）声名败坏──纵使它们大都由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敌视，而将其动辄争论的多样性团结起来。
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出现提供了一个终止这个愚蠢讨论的契机。这个运动完全的不连贯特性，换言之，此运动里头出现各式各样的意识型态思潮，诸如绿党（Green）、社会主义、第三世界主义者（Third Worldist），以及无政府主义，它们本身内部都是十分复杂，而这很可能会激励人们去详尽阐述各种不同、彼此无可比较的替代模型。透过在理论上阐明以及在实际上履行这些模型的尝试，我们或许能逐渐养成一种更加清晰的判断力，以了解我们如何能超越资本主义。
【论点九】：超越资本主义需要一场革命性的社会转型
即使同意论点八的论据，反资本主义运动目前的立场仍存在一个必定会面临的不明确性。很自然地，批评是集中在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定变体──新自由主义试图去普及的英美模式。这会使得下列问题变得悬而未决：是否替代方案应该是另一个更为仁慈且民主的资本主义形式，例如有时被称为莱茵模式（Rhineland model）的管制资本主义（regulated capitalism，其与欧陆国家及日本有所关联），或者是否我们应寻求完全取代资本主义。某些批判第三条路的论者，如布迪厄及拉方田，他们似乎是提倡一种国际版本的莱茵资本主义，当中由欧洲联盟提供民族国家不再能供应的规范。基于部分于本章第一节曾提及的理由，对我来说，他们所提出的方案似乎不是个实际可行的策略[43]。
我认为这个问题较我们当前所遭遇到的资本主义之特殊形式又更加深奥。在资积累的逻辑中，本来就会把人类和地球本身看作仅仅是待使用的原料，而如果有必要的话，这些原料也可以被毁坏。过去二十年来，原先在二十世纪中叶施加于资本主义的限制被有系统地移除，上述情况因而更突显出来。我们所需要的是断绝这个完全的资本逻辑，并取代成一个不同的逻辑──在最低限度上，它必须优先考虑人类需求，并且使资源配置受到民主的控制。传统上，一个能达到这些条件的社会就被称为「社会主义」（socialism）。无论护得进入白宫之许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我认为继续使用这个字汇（即社会主义）以及试图实现一个它所命名的社会，这并没有什么不对。
创造这样的社会是将会是一个十分艰鉅的工作。它将意味一场革命──换句话说，一场有系统的社会转型，以另外的逻辑取代目前的社会逻辑。对认为此种剧变是不可行、甚至是不可欲也不必要的人来说，第三条路的概念很有吸引力。但是，正如我们所见，第三条路不过是一张意识型态的外表，让资本主义能够在背后继续其残忍且毁灭性的路线。应付（如当前已构成的）世界的真正弊病，意谓踏上一条已为世人所忽略的道路，而大多数人都已遗弃了这条路径。然而我相信，唯有经由这条道路，我们才有希望去避免在二十一世纪又重蹈覆辙，毕竟，这些新式惨剧曾令二十世纪显得如此骇人，而且几乎是一场梦魇。
注释：
[1] 关于东亚与俄罗斯金融风暴及其结果的分析，可参见A. Callinicos,‘World Capitalism at the Abys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81）, 1998, and P. Gowan, The Global Gamble（London, 1999）,ch. 6.
[2] A. Giddens, 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 （Cambridge, 2000）, pp. 37, 126, 127, 129;另请参见ibid., The Third Way（Cambridge, 1998）, pp. 150-1.
[3] J. Habermas,‘The European Nation-State and the Pressures of Globalization’, New Left Review, 1（235）, 1999, p.54.
[4] 参见O. Lafontaine, The Heart Beats on the Left（Cambridge, 2000）, esp. ch. 15.
[5] Habermas,‘European Nation-State’, p. 58.
[6] Ibid., ‘Bestialität und Humanität: Em Krieg an der Grenze zwischen Recht und Moral’, Die Zeit, 29 April 1999, online edition（www.ZEIT.de）, p. 2.
[7] J. Stiglitz,‘The Insider’, The New Republic, 17 April 2000, online edition（www.thenewrepublic.com）, p. 1.
[8] Ibid., p.8.
[9] T. Blair, ‘Doctr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对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发表的演说，22 April 1999, www.fco.gov.uk, p.6.
[10] Giddens,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 pp. 125-6.
[11] J. Plender, ‘Western Crony Capitalism’, Financial Times, 3 October 1998.
[12] Financial Times, 25 October 2000.
[13] R.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Cambridge, MA, 2000）, p. 351.
[14] Financial Times, 27 January 1995.
[15] J. M.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London, 1970）, p. 159.
[16] 如果真有任何实质的改变。对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FSF，于一九九七年至九八年金融危机后所设立）的第三届会议之报导（the Finanical Times, 24 March 2000）指出，金融改革的过程已陷入泥淖：「此过程的观察家注意到，改革的立即动力，也就是世界金融市场的持续混乱，其实并不存在。而且七大工业国集团（更不必说新兴市场国家）都对这个管制过程意见不一致，因此金融稳定论坛面临了艰困的时刻」。
[17] Financial Times, 25 November 1999.
[18] Ibid., 30 June 2000.
[19] 摘自M. Wolf, ‘The Big Lie of Global Inequality’, ibid., 9 February 2000.
[20] Independent, 30 November 1999.
[21] M. Wolf,‘Banking for the World’s Poor’, Financial Times, 21 June 2000.
[22] M. Lundberg and B. Milanovic,‘The Truth about Global Inequality’, ibid., 25 February 2000.
[23] Ibid., 21 September 2000.
[24] 摘自C. Harman, The IMF, Globalization and Resistance （London, 2000）, p. 6.
[25] Financial Times, 24 December 1999.
[26] M.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The In formation Age, Vol. 1; 2nd edn, Oxford, 2000）, p. 145.
[27] Giddens, Third Way, p. 151.
[28] P. Anderson,‘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II, （1）, 2000, p. 11. Seep. 7 above.
[29] J. Lloyd,‘The Trial of José Bové, Financial Times, 1 July 2000.
[30] 例如参见P. Bourdieu, Acts of Resistance （Cambridge, 1998）, S. George, The Lugano Report （London, 1999）and G. Monbiot, Captive State （London, 2000）关于这种新运动的批判性学术调查，参见C. Harman,‘Anti-Capit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88）, 2000.
[31] D. Held, A. G. McGrew, D. Goldblatt and J.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Cambridge, 1999）, p. 236.
[32] Ibid., pp. 236-7.
[33]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变得更加扩散，能显示此一微幅趋势的最新数据，请参见ibid., pp. 248-5 1.
[34] S. George,‘À Seattle, le commerce avant les libertés’, Le Monde diplomatique, November 1999.
[35] Monbiot, Captive State, ch. 10.
[36] H. Kaufman,‘Big is Bad for Global Prosperity’, Financial Times, 28 July 2000.
[37] 现代资本主义被认为是一个竞争累积的结构；其最适合被理解〔依布哈林（Bukharin）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突破性分析〕为同时包括市场竞争以及由国际国家体系所组成之地缘政治对抗：参见A. Callinicos, Theories and Narratives（Cambridge, 1995）, pp. 128-40, and‘Periodizing Capitalism and Analysing Imperialism’ in R. Albritton, M. Itoh, R. Westra and A. Zuege, eds, 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London, forthcoming in 2001）.
[38] 更加广泛的分析，参见C. Harman,‘The State and Capitalism Today’, International Socialism,2（51）,1991.
[39] Castells,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p.276 n. 93, 468, 470.
[40] 特别参见A.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London, 1981）. 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可参见E. O. Wright, ‘Gidden’s Critique of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138）, 1983, and A. Callinicos,‘Anthony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Theory & Society, 14, 1985.
[41] 涉入气体排放交易的金融服务商坎特费兹杰罗公司（Cantor Fitzgerald）说道：「温室气体交易市场虽然只是刚起步，但它却被预期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市场之一」。Financial Times, 18 November 2000.
[42] 更多关于资本主义与环境的讨论，参见P. McGarr,‘Why Green is Red’, Internationalism Socialism, 2（88）, 2000. 红、绿汇集的一个障碍在于，人们普遍相信马克思主义对于环境问题反应迟钝。的确，柯恩（G. A. Cohen）指责马克思仰赖一种「技术上的解决办法」（technological fix，即无止尽的生产力量扩张所造就的无穷富足）来确保共产主义会是一个无冲突的社会：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1995）, ch. 5. 在一本重要的新书中，佛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对于这番解释提出了彻底的质疑，他主张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学术生涯最早期思想的重要论题之一，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Capital）中的一个主要关切，乃是资本主义式农业对土地造成毁灭性影响的证据〔特别是出自李比希（Liebig）的化学研究〕：Marx’s Ecology （New York, 2000）.
[43] 另请参见A. Callinicos, ‘Social Theory Put to the Test of Politics: Pierre Bourdieu and Anthony Giddens’, New Left Review, I（236）, 1999, pp. 85-95, and Equality（Cambridge, 2000）,pp. 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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