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反第三条路》 第三章 人类的救星 一、维持世界的秩序巴拉德（J. G. Ballard）在他的最新一本小说《超级坎城》（Super-Cannes）一书中，想象出一个资本主义的乌托邦：伊甸－奥林匹亚（Eden-Olympia），它是一个特意建造在坎城（Cannes）山丘上的商业园区，而且也是欧洲的新经济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the New Economy）；多国籍的行政官员在这块商业区中进行工作，有时也会从事娱乐活动；该园区内拥有富饶的资源，一草一木皆修剪得整齐美观，可说是一块极度安全、高科技的与世隔离之地。「在伊甸－奥林匹亚，所有关于对与错的判断都经过精密的设计、嵌入社会结构之中，另外还会实施火灾避难训练以及停车管制措施」[1]。但是，无可避免地，体制中受到压抑的部分终会出现反弹，一群对于单调生活感到乏味的资深行政官员，为了找寻真实存在的暴力，他们发动夜间突击队，对散居于地中海蔚蓝海岸（Côte d’Azur）贫民区（bidonvilles）的阿拉伯裔移民进行攻击。 这部幻想作品，一方面是巴拉德将他长期存在的执念以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另方面也提供了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贴切隐喻──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它隐约地象征着第三条路思想中所出现之社会的自我形象。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和谐（harmony）于体制的核心支配着一切，而经历了二十世纪的阵痛之后，企业与正义已处于正在调和的过程之中。然而，在别处的边陲地带，仍然有一些流氓国家及衰败国家，因暴政与暴力而深受损害。因此对于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它们必须不时去打破其生活富裕的停滞状态，并且对上述问题国家采取警察行动，以遏制其国内的混乱失序。于是，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十年期间，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了各式各样的回扒行动（ratissages），包括：波斯湾战争（the Gulf War）、针对伊拉克与南斯拉夫进行轰炸及封锁措施、派遣军队至索马利亚（Somalia）及狮子山（Sierra Leone）。 巴拉德所虚构的小说和现实世界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差异，即这些对外侵略者的行动动机。自由民主国家并不是受到本身的心灵需求驱使而发动其武装干预行动，此外，支撑过去十九、二十世纪传统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地缘政治或经济目标，都被现今的自由民主国家所否认。相反地，这些国家现在诉诸人道主义原则──并且就第三条路的政治人物而言，他们还诉诸和推动其国内政策相同的价值目标。 当然，在西方列强纷纷拥护这种人道主义式的战事发动背后，决定性的事件乃是一九九九年北约组织（NATO）与南斯拉夫之间所进行的巴尔干战争（Balkan War）。北约强权的领导人，其中最主要是柯林顿、布莱尔、乔斯班（Lionel Jospin）以及施若德，他们宣称必须阻止塞尔维亚人（Serb）针对居住于科索沃（Kosovo）的阿尔巴尼亚（Albanian）多数进行种族净化行动，并以此为理由来正当化北约的轰炸行动。但是，布莱尔又进一步提高这场战争的目的。首先，他宣称这将是一场第三条路的战争（Third Way war），由「美国及欧洲的新一代领导人所发动；这票领袖出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都来自于代表政治进步的这一边，但是他们也都和任何左派的右派的前辈一样地坚定，准备好协助其国家渡过所有难关」[2]。 其次，布莱尔藉由一种相当于将第三条路学说延伸至国际场域的方式，野心勃勃地提出一套将北约政策合理化的说法。他说道：「这是一场正义之战，我们并非出于任何领土上的野望，而是着眼于价值」。这场战争的正当理由不仅来自于塞尔维亚战火侵略下的受害者之苦难，另外还源自于全球化的后果，而其结果「不只是经济上的现象，更是一种政治及安全面的现象」。布莱尔如此阐明： 我们正见证着一个崭新国际社群主义的开端。我所指的国际社群主义乃是明确地认知到下列事实：处于今日，我们比过去的任何时代都还要互相依赖；在相当大程度上，国家利益是受到国际合作所左右；关于这个主义在各个国际努力的领域内，将引领我们往哪个方向，需要进行清晰、一致的讨论。认为伙伴关系及协力合作乃增进自我利益所不可或缺的信念，也就是社群的概念；而正如同在国内政治的范围内，社群概念已得到其应有的声誉，因此，这个概念也需要在国际上寻求回响[3]。
因此，社群在国际层次和在国家层次一样，都是主流概念。根据布莱尔所言，这个「国际社群主义」意味着，在特定的情况下，国家主权概念所包含的不干涉原则是可以被凌驾的。他列举出「五点主要考虑因素」，其指导着大国决定是否该干预他国──动用武装部队的必要性、外交选项已用罄、军事行动的可行性、干预国家肯长期投入的意愿、干预国的国家利益和争端事件的牵连程度[4]。布莱尔确信科索沃事件已符合上述干预标准，而他在战争尾声时宣布：「良善已战胜了邪恶、正义已击败了野蛮，而且文明的价值已广为流传」[5]。 当然，也有其它人对于这种所谓「为价值而战」的合法性感到颇为怀疑。布莱尔自己则承认：「环顾全世界，有这么多个国家仍是非民主的，而且从事着野蛮、残暴的行径。如果我们想要匡正所有在现代世界见到的恶行，那么我们除了干预其它国家的事务之外，可能也没办法再多做些什么」[6]。这样的话，为何是米洛塞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政权被挑选出来，得到外界特别关注的眼神呢？批评者很快就指出，米洛塞维奇在科索沃所犯下的那些暴行，其实也有其它国家作出了和其一样残暴的行为，举例来说，土耳其与哥伦比亚皆是。再者，鉴于控制这几个国家的政权皆十分倚赖西方的支持，因此它们很可能会迫于外界压力而修正其行径。但是另一方面来看，西方国家提供的支持正表示出这些国家对于西方利益的重要性，而这接着就提供了初步的解释，说明为何土耳其及哥伦比亚未被拣选出来，获得和南斯拉夫一样的待遇[7]。 替巴尔干战争辩护的论者则试图压过这些令其愤怒的谬论，他们的做法是把焦点指向塞尔维亚部队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所进行的大屠杀与驱逐行动。他们不断地将塞尔维亚的暴行和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Nazi Holocaust）作模拟，并用它来止息任何争辩的声音。在轰炸行动开始之际，柯林顿这么说：「这是关乎我们的价值。假若早先某人能听从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话，并且勇敢地面对希特勒（Adolph Hitler），会有多少个宝贵生命可能因此被挽救呢？」[8]由于人们（尤其是左派自由主义者的圈子）对于先前放任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部队在波斯尼亚战争（Bosnian War）期间犯下暴行而备感自责、内疚的回忆，使得上述这个比拟的说服效果更加获得增强；波斯尼亚战争最为著名的事件是一九九五年七月，约莫七千名波斯尼亚回教徒在斯瑞布瑞尼卡（Srebrenica）遭到屠杀。而人们声称更加严重的杀戮事件正出现在科索沃，也进一步加强了支持巴尔干战争的立场。 上述这番论据可说是一种恃强凌弱式的推论，而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尽职的暴行猎人（atrocity-hunter）史温尼（John Sweeney），他对于三个首要反对该战事的英国批评者大肆抨击，而这三人分别为：新闻记者皮尔杰（John Pilger）、剧作家品特（Harold Pinter）、广播员阿里（Tariq Ali）。史温尼指责道：「所有的这些暴行都有一个共通点，亦即它们都是米洛塞维奇所造成的间接损害。而在科索沃，当我们打开集体坟墓来看，我们将会发现更惨不忍睹的景况。当数万具尸体一具接着一具被挖掘出来，皮尔杰、品特以及阿里将会感到愧对世人」[9]。 然而，令史温尼及其同党感到难堪的是，在北约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占领科索沃之后，这些坟墓真的被打开，所挖掘出来的尸体却并未达到其所宣称的「数万人」，更遑论北约领袖们时而暗示的数十万之数。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的一名发言人于二○○○年八月时说明：「最终发现的尸体数目将少于一万具，而且较为精确的判定数目约在二千到三千之间」[10]。这确实是更加确凿的证据，证明了米洛塞维奇政权的犯罪本质，但是要将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暴行和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的话，未免是小觑了发生在二十世纪那些活生生、血淋淋的种族灭绝案件。很显然地，这场由米洛塞维奇的军队所犯下之杀戮罪行的主要目的，部分乃是塞尔维亚人欲齐力将阿尔巴尼亚人赶出科索沃。不过，支持发动这场战争的人仍然必须证明若是北约部队未进行轰炸，则这起屠杀事件（再一次地，我必须重申：这起事件是无可否认的犯罪）仍会发生，而不是为了回应北约的轰炸。在一份针对这起战争行为，极具批判性的分析报告中，英国下议院国防特别委员会（the House of Commons Select Committee on Defence）评论道：「对于政治家来说，单纯以为或是曾经暗示光是由空中进行轰炸就可以避免一场人道灾难，实为不智之举；事实上，到了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那场灾难已正在进行。而与北约之意图恰恰相反地，所有的证据都指出，发动空袭的计划反而加速了灾难的启动」[11]。 外界对于被冠上恶名的朗布耶协议（Rambouillet Accords）加以检讨后，人们对于北约组织的出兵又更加质疑了；该项协议由于南斯拉夫的拒绝接受，而成为立即引发冲突的肇因。这份最后通牒的条款──譬如恶名昭彰的该协议附录B（Annexe B），其给予北约部队无限制的权力得以进入整个南斯拉夫──彷佛让人觉得是故意要招致米洛塞维奇的驳回。美国国务卿欧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在战争结束之后，也同样承认了这种想法。而在前述已提及的那篇演说中，柯林顿提出了一套相当不同于为「文明价值」而战之空谈的基调： 此刻，假若我们已在冷战之后获得一些经验，并且已从二次世界大战学到一些教训，那么它就是：如果我们的国家要变得繁荣兴盛且安全无虞，那么我们便需要一个安全、稳固、又团结的欧洲，而它可以成为我们绝佳的贸易伙伴；足够富裕的欧洲国家就可以购买我们的产品；如此一来，欧洲盟邦可以和我们共同分担处理世界问题的重责大任……然后，这就是科索沃问题如此重要的缘由[12]。
这段格外坦白的意见显现出，在美国的盘算之中，隐约浮现的大部分仍是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而不是人道主义上的顾虑。柯林顿本身也和北约组织向中东欧的扩张行动有所关联，在一九九九年四月战争爆发之后，此举亦开始发挥效果。我们将在本章后续的内容中看到，北约的扩张行动乃是，美国欲在整块欧亚大陆维持其霸权地位此一更大规模战略的其中一部分。在这个背景之下，对美国国务院官员来说，在科索沃境内加速进行短暂的警察行动，必定有如一门简单的实物教学课程，示范了新北约部队投掷其火力以打击顽抗国家的能力；而这群官员似乎正是这场战事幕后的首要策划者。 当然，在这起事件中，他们的判断显然是大错特错。米洛塞维奇并未如欧布莱特及她的顾问们所预料，选择立刻投降、放弃抵抗，反而是针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人发动种族净化的恐怖攻击。为了避免对科索沃发动地面进攻以及随之而来可能造成北约部队的大量伤亡，柯林顿只有被迫藉由施若德政府的影响力，开启和俄罗斯方面的沟通管道[13]。当莫斯科当局终于使米洛塞维奇相信他已在国际间遭到孤立时，米洛塞维奇同意接受一项秘密协议；然假若此份协议当时在朗布耶（Rambouillet）就已提出，几乎必定就会使得后续的战争显得毫无需要。南斯拉夫军队从其躲藏地点现身，并且在人员、武器、士气皆完好无缺的情况下，自科索沃撤军；接着，它们沿着边界驻扎部队，准备好应付下一轮的战事。而一名新保守主义的评论家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对于北约占领下之科索沃的命运，作了很适切的总结： 这场战事所达成的……乃是将塞尔维亚人进行的种族净化取代为阿尔巴尼亚人实施的种族净化，并且把塞尔维亚当局的暴政换成是一种由联合国、北约组织、欧洲联盟共同保护下所造成的不当治理，而后者显然未能提供日常的安全防卫、进行经济重建的必要手段、或是为了促使某种文明政治出现所需的架构[14]。
二、霸权的盔甲不过，科索沃战事的瓦解并未消减新工党政府（至少）对于人道干预的满腔热血。布莱尔可说是北约领导人中最为好战的一员，其一直企图在科索沃发动地面攻击。尽管这股欲望遭受阻挠，他仍然一再地将这起冲突表彰为其政府的丰功伟业之一；虽然我们仍不太清楚，这场战争能否算是人道干预的实例，或是能证明布莱尔的坚韧不拔──正如前面第二章第三节曾引述过的备忘录所言：于是科索沃之役可以当成是布莱尔版本的福克兰群岛战争（Falklands War），而后者在当时证明了撒切尔夫人「铁娘子」（Iron Lady）的称号确实名不虚传。然无论如何，布莱尔在二○○○年五月也授命派遣军队至狮子山（Sierra Leone）这个富藏钻石的前英国殖民地，介入了当地如火如荼的内战。 赞同此种干预行动（至少当这些干预能被貌似合理地描述成人道主义的时候）的第三条路支持者，无疑将会发现我们在前一节曾提到的对巴尔干战争的反面分析（该分析看穿了在人道主义声明背后的地缘政治考虑），正是一个「旧式」思维的例子，这种想法仍根植于不断对抗与争战的欧洲体系，以及根值于这个体系在一九四五年后之超级大国竞争时期里的延伸。 由第三条路的观点来看，国家间基本的利益冲突已经变成了一种过去式。纪登斯则称当代的自由民主国家为「没有敌人的国家」（the state without enemies）[15]。他宣称：「较老式的地缘政治已经变得过时了。虽然人们对于这点仍或有争议，但是我是这么认为──随着冷战的终止，大多数国家已不再拥有敌人了。时至今日，谁会是英国、法国或是巴西的敌人呢？」[16] 从表面上来看，他实在问了一个很诡异的问题，因为在一九八九年后的十年之间，法国及英国曾携手参与了两场战争，包括一九九一年针对伊拉克的波斯湾战争，以及一九九九年打击南斯拉夫的巴尔干战争。但是当代的西方学说已提出一套能够容纳这些反例的国家分类方式。这套分类包括：自由民主国家，它们团结在如此坚固之共享价值与利益的联系之下，因此现在它们之间几乎不可能会发生战争；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另外两类国家，其一为「流氓国家」〔rogue states，近来又被美国国务院更名为「令人忧虑的国家」（states of concern）〕，它们并不遵守国际社群的规范；其二则是「衰落中的国家」（failing states），这类国家无法提供其公民最低限度的社会团结条件。因此，这两类非自由国家都是外界干预的合理目标：一方面，外界可能不时需要采取警察行动来对付伊拉克、南斯拉夫或北韩等流氓国家，另一方面，「衰落中的国家」则可能需要被国际社群援救。 上述的分类已在罗尔斯的《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一书中，寻得了其在哲学上的镜像。该书确认出四种主要的社会类型：自由的人民（liberal peoples）──以某部分的自由主义正义慨念为治理基础的宪政民主体制；「合宜的人民」（decent peoples），这类人民所属的社会结构是阶层体系式的，但此结构提供其成员一些经由「合宜的协商阶层」（decent consultation hierarchy，罗尔斯在此处似乎是想到了传统的回教政体）来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法外国家」（outlaw states），这类国家仍然把战争视为一项合法的工具；「重负的社会」（burdened societies），此类社会的不利环境使其无法达到一种自由社会或合宜社会的状态。 自由以及合宜的人民皆是「秩序良好的人民」（wellordered peoples）之实例，由于其在国内所达成的合作程度，他们能够形成一个人民的社会（a Society of Peoples），当中的成员都放弃使用战争来彼此对抗，并且同意接受某些「亲密原则与传统正义原则」（familiar principles and traditional principles of justice）的管理；这些原则乃共同组成了万民法。但是其中一项原则：不干涉的义务（duty of non-intervention），「显然必须在法外国家及重大人权侵害的整体情况中有所限制。尽管此项原则适合用在一个良序人民的社会，但它却不适用于失序人民的社会之情形，而战争以及严重的人权迫害都是此类社会所持有的」。因此，原则上「干预法外国家是合理、合法的作为，因为它们会侵犯人权」[17]。 罗尔斯亦承认他的宪政民主规范论也许不会符合自由国家的实际行为，他说道：「民主和平的可能性和实际的民主国家是不兼容的，因为这些国家会（经常是秘密地）干预其它较小、较弱的国家，并且甚至会介入根基未稳的民主国家；实际的民主国家也表现出下列特征：相当程度的不公平、寡头政治的倾向，以及独占性的利益」[18]。然而，《万民法》的总旨是要把哲学规范和政治现实间的差距缩减到最小。因此罗尔斯反对将他的差异原则由个人社会的结构扩展到整个世界的结构；原先根据差异原则，如果不平等是有利于处境最糟者，那它们就应当被人们所容忍。罗尔斯斯较偏好这样一种世界主义式的正义概念，它会带来全球性的重分配，此对「重负社会」而言是更加适当的援助义务（Duty of Assistance to ‘burdened societies’）[19]。 特定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战争在主要老牌民主国家间的消声匿迹」，似乎已促使罗尔斯去设想一种在规范和现实之间相当密切的一致性；罗尔斯认为此种战争消弭的情形「乃极其接近一种人群关系中的简单经验规律」，以及「自二战以来，人们对主权权利之看法所出现的根本且历史深层的改变」[20]。此时，罗尔斯所提出之万民法的哲学概念，结合了更为经验性的政治全球化理论。 而此种理论最具系统性的呈现乃是由赫尔德（David Held）、麦格鲁（Anthony McGrew）及他们的同僚所完成。他们主张由一六四八年的西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 of 1648）所产生的旧式主权国家体系，正在被他们所称的「全球政治」（global politics）所取代： 传统的国家主权与自主性之概念，正在区域和全球秩序的变动过程及结构之内被重新协商及重新阐释。此外，国家被固定在复杂重迭的政治范畴里头──先前我们曾将此范畴称作多边治理（multilateral governance）。因此国家主权和国家自主性必须被看作是镶嵌在更广泛的治理架构内；在此架构中，国家主权及自主性变成仅是一组原则，并且和其它原则一起构成了政治权力行使的基础。西伐利亚的国家主权及国家自主性体制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变更，而它变成是限定在一种基础的形式内[21]。
更加具体而言，「国家政府乃是被锁在一系列的全球、区域及多边治理体系之中」。这些「全球治理形式」包含正式制度化的国际或区域合作组织，诸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欧洲联盟；另外它们也包括比较非正式的网络，由下列机构、制度所组成：多国籍企业、「跨国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逐渐发展成规范不同国际关系面向的国际体制，以及「世界法」（cosmopolitan law）的新兴要素，尤其是「人权法……、战争法、抑制战争罪与侵害人权罪行的法律，还有环境法」。这些革新措施、制度的最终结果乃是「政治权威的去疆界化」（a deterritorialization of political authority），不过这些作者也都承认，此种过程的范围以及涵义至少仍有部分是尚未明确的[22]。 政治全球化所引起的关键性议题，和这些治理形式对于权力分配所造成的影响有关：这些治理形式是否代表着一个国家间体系的先进卓越性质（这个体系多半是被主要强权国家间的冲突利益所控制）？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可以质疑上述这一点。赫尔德、麦格鲁以及其共同研究者十分热衷地列举出自十九世纪后半之后所建立的「规范体制」（regulatory regimes），「而这些体制原则上是为了指导迫切的跨国过程，使其变得可预料且有秩序而设立的」[23]。但是至一九一四年所成立的一些组织，例如国际电报联盟（Internatioal Telegraphic Union）、国际商业统计署（International Bureau of Commercial Statistics），或是国际大地测量学会（International Geodetic Association），也都未能阻止国家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期间，落入前所未有的残暴冲突。 正如这些作者所指出，自一九四五年以来，国际组织已出现更进一步且十分迅速的增加情形，而此一过程又受到随冷战终结而带来的更高层之多边合作所增强：举例而言：举例而言，由主要工业大国所组成的七大工业国（G-7），正式扩大纳入俄罗斯；关税暨贸易总协议（GATT）被更加强大且更具干预主义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所取代；欧洲经济暨货币同盟（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于一九九九年一月达成最终成果：发行欧元（Euro）；其它区域间合作形式的发展，如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与亚太经济论坛（Asia-Pacific Economic Forum）；在数个国家由联合国授权所进行的军事干预行动；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张到中东欧地区。 但单就制度面增长的事实，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存在于这些「全球治理」网络中之真实权力关系的讯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赫尔德、麦格鲁及其同僚所乐见，并且被视为「全球民主」具体化的制度以及体制，也进一步促使美国的霸权得以制度化。而这些对于霸权的讨论充其量只是更令人感到困惑。于是，他们写道：「尽管美国随着冷战告终而具有获致全球霸权的潜能，但是它已扬弃了任何自诩为全球帝国或明显霸权的意图，因为其巨大的结构性权力仍然深深地刻印在当前世界秩序的本质及运作之中」[24]。 此处似乎存在有两种想法：第一，美国并不仰赖早先如西班牙、法国或是英国等强权所采用的该类正式帝国制度，这项事实的真实度，不仅可以套用在一九八九年以来的时期，也同样适用于整个战后时代；第二，美国并不需要此种制度，因为现存全球秩序的运行在结构面上就是偏向美国的利益。这一点也是真实无误的，但它意味着在实际上（要不就是在名义上），美国已达到全球支配性的霸权地位。然而，此一观点遭到下段引文所反驳；该段文章值得我们作详细的引述，因为它反映了一股普遍的期望，许多人期待政治全球化能代表着权力在全球的层次有了真正的扩散和普及： 经济全球化的增强已经和全球经济监督机制的加强有所关联，包括提高的监管行动以及国际管控行动的深化，譬如经由世界贸易组织来实行。而国家经济的解除管制则伴随着全球范畴中新型态的管制措施。但是当美国的势力处于顶点之际，这些发展并未获得推动的助力，反而在美国处于相对衰退时，它们才有所进展。在这个背景下，就全球化的节奏似乎已不再和单一霸权强国或集团的兴衰起落密切相关的情况而言，目前的年代也许是有别于过去……在新的多边管理控制之脉络下，当代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反映出一个累积的趋势，逐渐朝向更多自我组织与市场导向的制度安排发展，而在遭遇危机的时刻，这样的安排往往只会从一个霸权强国得到明确的政治指示[25]。
所以，或者说美国是一个衰退中的强权，或是它已高尚地声明放弃其「获致全球霸权的潜能」，美国都只有在危机时刻才愿坚称其根本的影响力。这么说可是一点也不夸张，虽然并非十分清楚。赫尔德、麦格鲁和他们的合著者则提及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的著作《霸权之后》（After Hegemony），来支持他们的论点。这本书的内容是有关于探讨霸权稳定论（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的限制，而后者乃是广为国际关系学者所知的理论。这个理论声称：（1）「典型的世界政治之秩序是由一个单一主宰强权所创造出来的」；（2）「秩序的维持需要持续的霸权」[26]。 基欧汉的主要参考点乃是华兹（Kenneth N. Waltz）对于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Realist）传统所作的著名重述，该论述将世界政治解释为：很大部分乃是由一个相互竞争国家之结构所造成的结果，而这些国家皆被设想为自私的理性行动者[27]。尽管这样的体系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但这个理论也预言该体系能够达到高度的国际稳定性──只要经济及军事权力分布的变动，并未给予个别国家任何动机去寻求体系的转变；此种转变的不均衡状态典型地都是由「霸权战争」（hegemonic wars）所解决，而该类战争的进行乃是为了改变整个国际结构[28]。 由这个理论的立场来看，二十世纪晚期呈现出一个情势转坏的面向。最迟至一九七○年代，美国的霸权地位已显得日益衰落。在军事上，苏联已发展出投射其火力到全球各地的能力，包括传统飞弹及核子武器皆然。而在经济上，美国相较于日本与德国，亦处于相对的衰退期。如果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对于一九三○年代之经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 甚具影响力的解释是正确无误的话，那么上述情况便会是一个特别危险的处境。据金德尔伯格所言，经济衰落所反映出的事实是，没有霸权势力可以提供公共财（public goods）──尤其是稳定易陷入恐慌之金融市场所必需的流动性（liquidity），而国际经济稳定皆须仰赖这些公共财：英国无法再扮演此种角色，美国则是不愿去担纲。于一九六○年代末期逐渐产生的全球货币失序便暗示着，历史正处在重蹈覆辙的过程之中[29]。 基欧汉对此种预测提出异议，他指出尽管在此时美国的势力是处于衰退，仍有各种不同的国际经济体制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例如那些和货币、石油及贸易相关的体制。此类体制或许是由一个霸权国家所开创，然而一旦体制被建立之后，它们就能够发展出一种自我维持的特性。甚至当国家并未受到外界强迫而去从事制度化的合作，它们也可能会发现这么做乃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举动，因为国际体制藉由（例如）降低不确定性与交易成本而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好处。这些方面的考虑证明了霸权并不是达成国际稳定的一项必要条件；它们也突显出超越华兹所使用之该种理性选择理论的必要性。制度拥有一种自身特有的功效，而其不可化约成行为者自私自利的盘算。据此，「一种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的综合体乃是不可或缺的」[30]。 基欧汉提出一套在理论上十分缜密的分析，而它在经验上也已获得支持。不过，该分析却具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它倚赖了一个其实是错误的事实前提。关于美国霸权终止的传闻已经被过分渲染、夸大了。美国在一九六○及一九七○年代的相对衰退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由此所得出的推断却已证明是不可靠的。若要正确地理解这个衰退的程度以及界限，就需要考虑到自一九四五年以来更广泛的国际体系之历史。以我的观点来看，最适合用来了解这段历史的理论架构，仍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所发展出的架构，其主张现代帝国主义具有两个基本且部分为相互矛盾的特殊趋势，一方面是资本全球整合的趋势，另一个则是在国际国家体系中、经济与地缘政治竞争相互交织的趋势[31]。 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九○年之间，世界政治呈现出一个两极的结构，该结构反映出全球在敌对的两大超强集团之间被有效地分割。在西方阵营，这意味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的政治、军事及经济等层面之领导下，进行整合的工作。就基欧汉的话来说：「在美国的军事实力庇护之下，它建造出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式的世界政治经济体制，其以多边原则为基础，并且具体化了美国所赞成的规则」[32]。这个描述对于所谓的「布列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包括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银行（World Bank），以及关税暨贸易总协议（GATT）等等〕以及北约军事同盟等制度而言，都是十分正确的。 这种事态的一个后果便是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出现局部的分离现象。在古典帝国主义的年代──约略是一八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间，经济和政治－军事对立的情况通常是会互相增强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维持经济与军事扩张所必备之资源的权利，乃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考虑因素，特别是对于现存国际结构的挑战者而言，例如德国和日本。然这个情况在一九四五年之后出现了转变。除了俄罗斯与中国外，在一九一四至一八年间以及一九三九至四五年间处于敌对的主要国家，都在美国领导下被合并到同一个政治－军事集团之中。在布列顿森林制度的架构内，这些国家可以进行它们的经济竞争，而不会制造出促使世界大战爆发的该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的公司开始发现它们在面对日本及德国的竞争者时，处于愈趋恶化的竞争劣势。就连在一九五○及一九六○年代的长期荣景（Long Boom）时期──也就是世界资本主义虚构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相较于欧陆和日本的经济，美国的经济也成长得缓慢许多[33]。相对的美国经济衰退由一九六○年代中叶之后变得清晰可辨，并且表现在货币的不稳定以及国际竞争的加剧。然而，虽然西方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政治紧绷有所增加──举例而言，在一九七一年八月的「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译者按：又称「美元冲击」（Dollar shock），意即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八项美元防卫政策，而对美国及其它国家的经济造成冲击〕之后，华府放弃了金汇兑本位制（gold exchange standard），而成为让美元贬值的前奏──美国仍旧能保持其领导的地位[34]。 经历过一九六○及一九七○年代的国际经济冲突，使得评论者宣告美国的霸权已走到尽头。但是一九八○年代的发展却产生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首先，严苛的经济重建措施让美国的厂商比起日本及欧洲的对手，能够在实质上增加竞争力[35]。其次，苏联遭遇长时间的经济与政治危机，造成其自身的崩溃，以及其在中、东欧之卫星国家体系的瓦解。这个局势使美国又成为全世界压倒性主宰的军事强权：到了一九九六年，单单美国的国防预算，就略微超过俄罗斯、日本、法国、德国、英国及中国等国加总的军事支出[36]。 随着冷战结束，奈伊（Joseph Nye）因而认为美国仍保持着最主要的势力，并且在两方面的权力掌控上将其它国家远远抛在后头，包括传统的权力来源（自然资源、军事、经济及科技）以及「柔性权力」（soft power），而后者乃是源自美国文化对于全球的影响力[37]。不过，我们有必要了解到一九八九至九一年间的重大转折点，对于美国的霸权来说，也是一个构成潜在威胁的时刻。经济竞争的压力已经部分地具有裂解西方集团的倾向。而冷战的终结更是有让此一过程更加严重之虞。 在一九七○年代末期和一九八○年代初期，所谓的「第二次冷战」（Second Cold War）期间，美国曾试图要运用被认为是更胜于苏维埃军事威胁的力量，来重申它在欧洲的首要政治角色。然而，苏联集团的瓦解却消除了先前有助于使美方盟友／对手各安其位（例如日本与西德）的地缘政治限制。尤其是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确立其地位──例如，德国总理柯尔（Helmut Kohl）在一九九○年七月经由和莫斯科当局的双边协商，解决了德国在北约组织的会籍问题，并且使华府必须面对这项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而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德国外长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藉由强力推动一项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的决议：承认斯洛维尼亚及克罗埃西亚为独立的国家，而破坏了布什政府欲使南斯拉夫维持统一所作的努力。 美国为了重申其居于领导的政治－军事角色，它需要一致且持续的努力作为。而一九九一年的波斯湾战争提供其一个契机去提醒德国与日本：它们的石油供给安全最终仍须依赖美国的武装势力。受联合国批准而成立以将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的盟军，即表明了多边组织所具有的潜力，能够为以美国为首的倡议提供一个合法化且能够动员的架构。有时候这些情况会牵涉到特别的（ad hoc）努力：从而，在一九九四年金融危机过后，七大工业国组织对于墨西哥的援救配套措施，就包含了德国及英国（其实令两国极为反感）必须支付极高的金额，以赔偿美国投资者在当时似乎是格外具吸引力的「新兴市场」里冒然进行投机买卖的损失。 还有一些因素则促使美国得以重新确立其领导地位。譬如，日本在一九九○年代经历了所有先进国家自一九三○年代以来，最为严重且持久的经济衰落情况。而对于德国来说，九○年代绝大多数时候也是一段长期经济停滞的期间。这两国的局势和欣欣向荣的美国经济相对比之下，便向许多国家表明了英美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模式之优越所在。而新近受到一九九一年马斯垂克条约（Maastricht Treaty）所巩固的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结果却无法处理南斯拉夫分裂的问题。美国的军事实力和政治领导仍是终止波斯尼亚战争（Bosnian War）所必需，而这也为一九九九年的科索沃危机设定解决的模式。至一九九○年代尾声，卡特（Jimmy Carter）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t），同时也是北约扩张行动的策划者之一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这么写道：「残酷的事实在于西欧、并且也逐渐含括中欧，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受美国保护的国家，而美国的这些盟国不禁让人联想到古代的封臣与进贡国」[38]。 北约的扩张反映出美国的野心之大。其意味着一个防御性的西欧军事同盟转变为一个深入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集团。波兰（Poland）、匈牙利（Hungary）以及捷克共和国（the Czech Republic）的加入，使得北约组织拓展到前苏联的边界。在那些经由和平伙伴协议（Partnership for Peace agreements）而排队成为北约同盟之候选会员的国家之中，多半都是延伸至中亚地区的前苏联共和国。而美国对于这块区域的关注强度就表现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五月前苏联共和国；乔治亚（Georgia）、乌克兰（Ukraine）、乌兹别克（Uzbekistan）、亚塞拜然（Azerbaijan）及摩尔多瓦（Moldova）出席了北约组织五十周年庆祝大会；这五个共和国成立了一个亲西方的联盟：古阿姆集团（GUUAM）。 北约组织的再造是为了达到三个战略目标。第一，它能确保对俄罗斯的包围，并且远较美国在冷战时期所尝试的任何作为都要来得有效。这当中，乌克兰获得了一个关键性的重要地位，其反映在乌克兰的独立严重限制了俄罗斯得确立自己成为一个欧洲强权的能力：正如布里辛斯基所言，「没有了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39]。因此乌克兰被投以特别的关切──举例来说，它得到美国慷慨大方的援助，而一场北约最高决策机构的会议：北大西洋理事会（North Atlantic Council），也于二○○○年三月在基辅（Kiev）召开[40]。 第二，扩展中的北约组织提供了一个制度架构，其担保西方强权（尤其是美国）能够经此架构而获得进入里海（Caspian Sea）地区的管道；这块至关重要的地区不仅富含石油与天然气矿藏，在战略上更是位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地带。第三，北约的新「战略概念」提供了进行「境外」（out-of-area）行动（此类行动通常是基于人道理由而发动）的余地，其合法化了西方阵营的军事干预行为，而适当时美国能在这些干预中扮演支配性的角色。如同我在本章第一节曾暗示过的，科索沃战争正是一个此种境外行动的试验案例，而除了别的效果之外，它还开了一个北约组织可以单方面进行军事干预行动的先例：如此一来，北约就不必从俄罗斯与中国仍握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来取得发动军事干预所必需的权力[41]。 赫尔德、麦格鲁以及其合著者在书中认为，当代的全球化即牵涉到真正「多边管理控制的结构」愈来愈居于优势的地位。然而，上述北约扩张的例子显示出，我们必须以相当程度的怀疑论来看待他们的说法。这些作者都格外地专注于经济管控的形式（的确，他们的「军事全球化」讨论在经济学上都十分集中在贸易及生产的模式，而不是变动中的地缘政治竞争之形式[42]）。不过，就连这样的局面，也几乎不像是任何可以被描述为纯正多边主义的状况。 内容包括民营化、解除管制及自由化措施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被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强行施加在第三世界以及前斯大林主义国家（ex-Stalinist state），这相当大程度地显示出这两个组织和美国财政部（US Treasury）的密切联系。在一九九七至九八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的紧缩方案被强加在泰国、南韩以及印度尼西亚身上（在印度尼西亚甚至促成民众起义爆发），而国际货币基金的总经理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宣称：「我们正在做的事，和美国的世界外交之基本目的相一致」[43]。在这番话发表之前，柯林顿政府成功地完成了一项阻挠日本提案的行动，而原先日方提议成立亚洲货币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来处理该次危机。原因在于，此种创新的设计可能会妨碍国际货币基金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开于东亚由国家组织的经济结构（其特征为当地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连结），并因而促进多国投资[44]。 赫尔德、麦格鲁以及他们的同僚将世界贸易组织引述为一个「国际管理行动之深化」的实例。它确实是如此，但是这对谁有利呢？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功能似乎是双重的：第一，提供一个较前关税暨贸易总协议有效的论坛，让主要的贸易强权：美国、欧盟、日本与加拿大等所谓的「四方国家」（Quad），和农业输出大国组成的凯恩斯集团（Cairns Group），能够一起解决它们的争端；第二，提供一个更加严厉的执行机制，其能够强行作出普遍有利于华盛顿共识的决策。虽然争端解决小组偶尔会作出不利美方的裁判，但是世界贸易组织运作的总体架构却是强烈地偏向支持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型[45]。有时候这种偏袒情况是非常粗陋不堪：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初，在西雅图举行的世贸组织高峰会议谈判破裂，不只是因为会场外的群众示威抗议，更是肇因于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vsky）的傲慢无礼；巴尔舍夫斯基当时试图提交一连串的既成事实给南方国家代表，而这些乃是主要西方强国于「密室会议」（green room）进行的秘密讨论中所达成协议之事项[46]。 上述文章并不是故意要否定各式各样的专业国际机构与非政府组织所做的重大努力以及相当无私的成果。正如我在前一节所质疑的，现存的全球秩序也不能被视为仅仅是一个华府的工具。而是当今首要几个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本身、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北约组织等等，它们都只能在重申美国之权力（这就是我在此处试着简要地证明的状况）的脉络下被理解。冷战期间在苏联影响下成立的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意图提供一个超越被分割之欧陆的协商架构；而它却在一九九○年代晚期转变为美国在巴尔干国家（the Balkans）的一个政策工具，这个事实正是前述这种过程的一个绝佳象征[47]。我们若是像政治全球化的理论家一样，对它视而不见，那简直就是幼稚愚笨。 三、帝国的冲突不久之前，布里辛斯基曾试图规划一套策畧，而人们或许会称之为美帝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布里辛斯基蔑视所谓的婉转说法，他直指「全球治理」的现实情况： 对手的垮台使得美国处于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它同时变成全球第一也是唯一的强权。而美国的至高优势更让人在某些方面联想到早先的帝国，尽管这些帝国的地域范围现今已较为狭小。早先的帝国权力基础是建立在一个由封臣、进贡国、受保护领地，以及殖民地所组成的等级体系之上，而那些位于帝国疆域外的人通常都被视为野蛮民族。某种程度上，这类过时的术语并非全然不适用于一些目前正处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国家[48]。 对布里辛斯基而言，与其说美国的优势地位纯粹在于华府当局控制了世界的重要资源，倒不如说是华府拥有主宰欧亚大陆的能力，因为这块大陆涵盖了全世界三个最具生产力之区域的其中之二，以及七大军事强权的其中之六。危及美国霸权的主要威胁是来自于俄罗斯与中国组成一个反西方联盟的可能性，以及「欧亚巴尔干」（Eurasian Balkans）地区完全的不稳定性；该块区域由实际上的巴尔干及近东（Near East）地区延伸到中亚地区，它分隔了欧亚大陆东边与西边的富庶尖端，并且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它们的重要能源来源之一。布里辛斯基认为，欧盟对于美国处理这些威胁以及潜在危险的能力，乃是不可或缺的： 欧洲是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桥头堡。欧洲对于美国具有很大的地缘战略利害关系……大西洋联盟直接确立了美国在欧亚大陆上的政治影响及军事力量。在美－欧关系的现阶段，欧洲盟邦仍高度仰赖美国提供的安全防护，因此任何欧洲领域的扩张也就自动变成了美国之直接影响力的扩展。反过来说，若是和大西洋彼岸没有紧密的联系，则美国在欧亚版图的优势地位将会逐渐快速消逝。从而，美国对于大西洋（Atlantic Ocean）的控制以及使其影响力与军力更加深入欧亚大陆的能力，也将会严重受限[49]。
就布里辛斯基的观点来看，欧洲组织复合体的扩张（尤其是欧洲联盟与北约组织）于是象征着美国影响力的扩大，也代表了一种遏制俄罗斯势力复苏的手段。然而这亦属于一个更大「地理战略」的一部份，其战略目标乃是运用两种建立帝国的传统方法来维持美国的霸权，分别为分而治之（divide-and-rule）和组成一个结盟与合伙的网络，而它们是用来将潜在的挑战者锁在一个由华府精心安排的国际体系之中： 短期内，在欧亚版图上巩固并且长久维持普遍的地缘政治多元主义，对美国是有利的。此举助长了谋略与操纵的空间，以阻止任何最终试图挑战美国优势的敌对联盟崛起，更不用说任何有此意图的单一国家，其出现的可能性乃是微乎其微。而在中期阶段（大约是接下来二十年间），上述作为应该会逐渐演变成更加重视伙伴的出现，这类伙伴是由美国所驱使、具有渐增的重要性、并且和美国的战略兼容。它们或许能协助组成一个更加合作的跨欧亚安全体系。最后，在更长远的阶段，前述措施能逐步形成一个彼此真正共同分担政治责任的全球核心[50]。
因此，将美国独霸以一个真正的多边安排来取代，甚至只是大国之间的多边安排，都被推迟到一个太过遥远的未来，以致于我们无法作任何审慎的估算。布里辛斯基可以十分振奋地脱离西方政府及其顾问在讨论国际政治时常会使用的那些言不由衷的话语。怀特（Martin Wight）形容布里辛斯基所称之「立场的根本模糊性就像是西方大国在一九一九年后的暧昧不清，这些强权在成功的窃贼生涯结束后，试着安顿下来成为一个间歇出现在治安官席位的乡绅」[51]。用伪善来描绘此种立场会是一个不太宽厚的方式，但至少布里辛斯基已经可以脱离这些勾当。他的分析具有两个更深层的优点：首先，它突显出下列层面：国际组织的增强并不一定会威胁美国的霸权，但它可能确实会强化美国的霸权。其次，他强调优势地位并非自动形成的，而是需要被各界的同心协力所支撑，这些努力特别是针对维持「欧亚大陆上普遍的地缘政治多元主义」──换句话说，欲维持霸权地位，必须使潜在的挑战者保持分裂并且因而相对地衰弱。 上面第二点提醒我们注意到「霸权」这个词汇所蕴含的模糊性。至少在理论上，霸权可以被解释为古代帝国统治者所行使的那种绝对政治支配[52]。或是以另一种更加有用的方式，霸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更加相关的词汇：它指的是最强大的国家使用各式各样的办法，包括强迫、劝说、贿赂、结盟、经济机制的客观运作等等，在一个国际体系中确保它本身的目标能够达成，体系当中的其它成员有能力妨碍或阻挠霸权国的倡议，并且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们甚至能集体向霸权挑战[53]。这有助于解释华府对于多边组织的依赖：诸如七大工业国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北约组织，它们可以使美国得以调动西方国家的拥护与资源来支持它自己的提案，并且能提供一个协商的论坛，让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以相对非破坏性的方式，厘清与规范彼此间的利益冲突。 上述这些考虑都十分地重要，因为它们突显出一项事实：尽管美国的霸权真实存在，但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所有其它强权都拜倒在美国「超－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面前的世界中。安德森（Perry Anderson）认为科索沃战争证明了美国有能力漠视潜在挑战者──俄罗斯被贬低为「一个象征性的辅助国」（a token auxiliary），而中国则甘愿忽视其在贝尔格勒（Belgrade）的大使馆遭盟军殊摧毁的事实，「因为它的政策很清楚不容任何事情妨碍到其与华府的良好关系」[54]。既然柯林顿政府确实能够在短期内抵销掉中国与俄罗斯的异议，并且更利用俄国来说服米洛塞维奇达成和解，那么巴尔干战争较为长远的结果，很可能会导致这两个国家以及其它国家组成一个联盟以遏制美国的势力。 因此美国的安全顾问机构「战略预测」（Stratfor）认为： 西方阵营决定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轰炸伊拉克，接着是发动科索沃战争，这两者都直接违逆了俄罗斯的意愿，并且使得俄罗斯的政策发生革命性的剧变。这两项行动使俄罗斯确信美国意图令其降低至第三级强权的地位。华府对于俄方意愿的故意漠视，使得俄罗斯国安单位相信若没有抗衡美国的手段，俄罗斯将会完全无计可施。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他们和西方的经济关系实际上已经在一九九八年八月的金融危机中瓦解了，所以他们现在几乎已经是退无可退[55]。
无疑地，俄罗斯在普亭（Vladimir Putin）领导下的政策，尤其是他废除了俄罗斯绝不率先使用核子武器的承诺，并且明确地采纳了旨在反对「霸权」势力的战略原则，都显示出莫斯科当局逐渐采取和美国敌对的立场。中国快速地扩张军备，反映出北京当局两方面的渴望，一是确立自己为一个区域强权、并且最终将成为一个世界强权；二是重新夺回台湾这块丧失的土地；而这种情况也使得中国可能和美国发生冲突。《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将一份美国国防部对于中国以武力夺回台湾之能力的评估报告，描述为「近年来极为罕见的一份美国政府官方档，因为其叙述了中国与美国未来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性」[56]。对美国来说，唯有假定美国政策计划者相信有必要为将来与俄罗斯及中国可能发生的战争预做准备，才可以解释五角大厦（Pentagon）在后冷战时代所维持的军事编制规模[57]。 展开了鼓吹布里辛斯基之世界政治概观的同类现实主义分析，「战略预测」从过去五百年来「不变的强权竞争之模式」的观点，来观察目前的国际局面： 过去十年并未构成历史的终结，这十年一如过往，只能算是一段间歇期；在这段期间内，一个单一强权或是联盟显得如此大获全胜，以致于一个对此霸权之新兴挑战的出现乃是令人无法想象的。美国在和苏联的对抗中取得胜利是那样的惊人、出乎意料而且绝对性，因此美国的价值似乎就是全球的价值，而美国的权力目前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没有哪套价值永远是全球价值，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权力是永远无可匹敌的，无论它有多么强大……这场国家的竞赛仍未结束[58]。
「战略预测」将新兴的国际结构描述为「一个美国、中国及俄罗斯之间的三方赛局」。这并不等同于「一场新的冷战」[59]。冷战牵涉到一个鲜明极化的世界，由两大敌对集团所分割，而绝大多数的重要国家都分属这两大集团。然而美国和俄罗斯与中国这两个主要挑战势力，在经济能力及军事实力上的差距，使得冷战那种极化对立不大可能会发生。比较可能的是会出现「旨在限制美国的联盟建构」，它们藉由「提高吸引美国注意的可能性，以及造成足够的威胁以迫使华府出现有利的政策转变」来达成目的[60]。 如此造成的结果是高度不稳定的事态，正因为美国的傲视群伦使得华府对诸多议题仍是漠不关心，因此二级强国就可以经由改变同盟来增加它们的影响力。法国自一九五○年代以来的复合外交政策，其目的虽是保持做为西方集团的一员，但同时它也谋求各种不同的策略，诸如推动欧洲整合、建立非洲新殖民帝国以及与后斯大林俄罗斯维持双边关系等等，藉以平衡美国的力量。法国的例子很可能是许多其它国家的榜样： 二级强国本身就已接近一级强国……如果它们做出选择的话，它们当中任何一国都可以决定晋升第一级的行列（仅落于美国之后）。这意味着只要新的时机成熟，这场三方赛局很快就会加入新的竞争者。它们有些将不会来自于传统的地域，举例来说，印度或土耳其经年累月下来，便可能进化为强国。此处的重点在于，三方赛局的结构提高了二级强国去仿效法国的动机，并且因此提高了一级强国成员增加的可能性。
这也许会导致一个更加不稳定的世界。而必然地，它将会导致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世界[61]。 「战略预测」欣然地将世界政治的结构形容成一场竞赛，恰如布里辛斯基把欧亚大陆称作一张棋盘，而华府就在这张棋盘上恣意移动它的大战畧棋子。这些比喻表明了现实主义者在分析地缘政治竞争过程时所持有的道德冷漠，然而在最佳的情况下，这样的竞争过程会将大量有其它更佳用途的资源浪费在军事投入，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会造成惨不忍睹的大屠杀，以及强权冲突下之受害者的苦难。现实主义的分析缺陷也是广为人知的：尽管现实主义深究国际国家体系的逻辑，但它未能认知到这个体系的历史特殊性；它忽略了国家间冲突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脉络；它看待国家为统一、同构型的实体；它还低估了意识型态表述（相对于工具性计算）对于激发政治行动的影响力[62]。 尽管如此，相较于某种异想天开的信念──相信政治全球化将会凌驾国家间的冲突，现实主义的错误似乎还没那么糟。帝国强权与地缘政治竞争就是当代国际体系的根本特征。若忽略这个现实面便是落入了护教学（apologetics），试图藉由忽视构成世界政治的对抗状态来粉饰世界政治的真貌。「国际社群」（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措辞并不能指涉任何实际存在的事物：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个抱负；若是最糟的情况，则会蒙蔽了决定我们所有人命运的不平等与冲突关系。 因此，对于声称严重人权迫害足以合理化其践踏国家主权之举的人道干预主义，我们必须以相当审慎的怀疑态度来加以看待。强国始终都主张它们拥有干预小国事务的权利。在十九世纪，它们是如此直接地诉诸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考虑。从而，在一八一五年之后的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时期，卡斯尔雷（Castlereagh，译者按“：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宣称：「唯一的安全原则就是国际公法（Law of Nations）原则──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藉由其国内兴讼（Proceedings）而危及其邻国的权利，而如果有此权利，倘若它们行使适当的裁量权，则干涉（Interference）权即十分明确」[63]。在冷战的意识型态对抗期间，举凡遏止共产主义扩散〔杜鲁门主义（the Truman doctrine）〕或是维护社会主义体系〔布里兹涅夫主义（the Brezhnevdoctrine）〕，都是可以解释干预行动的正当理由。 那么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的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中，有什么原则性的正当理由能够解释践踏国家主权的行为呢？卡特政府在一九七○年代晚期开始突显一个理想，亦即美国的政策是以捍卫全世界的人权为动机。非洲在一九八○及九○年代经历了惨绝人寰的饥荒与战乱，具体的人道干预概念便是在此时成形。诸如无疆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等非政府组织坚决主张，不管当地政府的意愿为何，这些组织拥有为这些灾难的受害者提供救济的权利；接着它们要求西方国家对其行动提供军事保护以支持此项权利[64]。 在冷战终结之后，人道干预的概念得到了普及。一九九二年，一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报告（Carnegie Endowment Report）呼吁「一个新国际关系原则：国家内部的人民团体遭到消灭或是驱离，可以作为国际干预行动的正当理由」[65]。波斯尼亚战争以及卢安达种族灭绝事件（Rwandan genocide）给予这项原则更高的可信性。接着又爆发了科索沃危机，该事件似乎被量身打造成一种手段，藉此将全新改造的北约确立为从事此种干预的专属工具，虽然在这起事件中，西方强国为其军事行动辩解的理由是，若缺少这些行动，就会发生一场人道灾难[66]。 关于越来越多起诉战争罪之努力所形成的秩序，我也同样对其抱持怀疑的态度；而赫尔德、麦格鲁及其合著者却欣然接受此秩序成为「世界法的重要元素」。在一九九九年巴尔干战争的例子中，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起诉行动的选择性本质。美国对于印度支那（Indochina，译者按：即中南半岛）的蹂躏，很可能是上一个世代最严重的战争罪行，而它竟然完全未受处罚；甚至，该起罪行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仍继续享受着物质及道德上的奬励，这些报酬通常应该是和荣誉政治家的成就联系在一起。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对战争罪犯进行起诉；即使外界对于安理会这个为列强所把持的组织，是否有权在联合国宪章的规范下授予刑事管辖权（criminal jurisdiction），仍存有相当的疑虑，更遑论安理会还受到洛克斐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及索罗斯基金会（Grorge Soros’s Open Society Foundation）等机构所资助[67]。一九九九年五月，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决定起诉米洛塞维奇，这（选在可疑的绝佳时机）有助于对米洛塞维奇施压，迫使其寻求科索沃战争的协商解决；尽管米氏可能必须承担责任的最重战争罪──斯里布瑞尼卡（Srebrenica）的大屠杀，已经差不多是发生在四年之前了。同一时间，美国国会则是强烈反对设立一个根据和约所组成的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因为美国军队可能会被纳入审判考虑。 当代的人道干预完全无法超越现实政治，反倒成为现实政治的一个工具。如我们先前所见，人道干预并未消减新工党政府对于布莱尔之「国际社群主义」（Doctr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热忱。二○○○年九月，英国工党与自由民主党作出一项联合提案，要求联合国加强其军事干预能力，并且提供英国军方的专业意见。这个主义的适用也一直是高度选择性的。二○○○年三月，赶在俄罗斯总统大选之前，布莱尔特别前往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表达他对普亭的支持，随后并在伦敦欢迎普亭的到访；布莱尔作出这些举动，无视于普亭在车臣（Chechenya）发动残暴的战争。布莱尔当时宣称：「毫无疑问地，他（指普亭）用我们的语言来谈论改革」[68]。因而，一项未曾声明的干预标准似乎是：侵害人权的国家是否拥有核子武器。 新工党之所以支持人道军事行动，其中一项理由也许是这有助于解决当前的老问题：英国在后帝国时代的角色。布里辛斯基由美国的观点毫不留情地强调，英国现在的角色已变得多么有限： 英国不是一个地理战略的参赛者。它握有的主要选择权不及法国与德国，它对欧洲的未来也并未怀抱远大的愿景，而它的相对衰落亦减弱了其传统上担任欧洲平衡者一角的能力。英国对于欧洲统一的矛盾心理以及其与美洲逐渐减弱的特殊关系，使得就面临欧洲未来的重大抉择而言，它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英国是美国的重要支持者、一个非常忠诚的盟友、一个极其重要的军事基地，也是在关键情报活动上的紧密伙伴。美国需要培养和英国之间的友谊，但是不须对英国的政策投以持续的关注[69]。
从一九四五年至今，英国已进行了一连串的殖民战争。以人权之名继续发动这些战争，或许会促使英国的统治者觉得他们仍旧能驾驭全球。而继续担任华府最亲密也最顺从的欧洲盟友，举例来说，轰炸及封锁伊拉克已成为一项英美共同的政策，也许能强化他们的这种幻觉。然而幻觉仍然只是一个幻觉，就算是相信强国的军事威力能变成一种解放工具，也不会使得幻觉有所改善。这种信念忽略了这些强国对维持一个被不均及冲突所撕裂的国际体系仍具有兴趣。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 注译： [1] J. G. Ballard, Super-Cannes（London, 2000）， p. 89. [2] T. Blair, ‘We Are Fighting for a New Internationalism’, Newsweek, 19 April 1999. [3] T. Blair, ‘Doctr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对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发表的演说，22 April 1999, www.fco.gov.uk, pp. 2,3,4. [4] Ibid., p. 9. [5] 「英国首相就北约停止空袭南斯拉夫发表声明」， 10 June 1999, www.fco.gov.uk, p.4. [6] Blar,‘Doctr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 9. [7] 关于本段及后面段落所概述的批评，更多延伸的内容可参见N. Chomsky, 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London, 1999）, L. German, ed., The Balkans, Nationalism and Imperialism （London, 1999）, and T. Ali, ed., Masters of the Universe?（London, 2000）. [8] 「柯林顿总统对全美州郡市公务员联合会双年会（AFSCME Biennial Convention）所发表的谈论，p. 3（emphasis added）. This speech provid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Pete」, 23 March 1999, www.whitehouse.gov, p.3. [9] J. Sweeney,‘Why Can’t They See?’, Observer, 30 May 1999. [10] J. Steele, ‘Serb Killings “Exaggerated” by West’, Guardian, 18 August 2000. [11] House of Commons Select Committee on Defence, Fourteenth Report, 23 October 2000, www.parliament.the-stationery-office.co.uk, para.299. [12] 「柯林顿总统对全美州郡市公务员联合会双年会（AFSCME Biennial Convention）所发表的谈论」, p. 3（emphasis added）. 这篇演说提供了葛文（Peter Gowan）之彻底分析的出发点,‘The Euro-Atlantic Origins of NATO’s Attack on Yugoslavia’, in Ali, ed.,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13] 和俄罗斯政府有联系的瑞典金融家卡斯腾费德（Peter Castenfeldt），其与德国资深官员密切合作以促成这笔交易的角色被揭露于Financial Times, 14 June 1999. [14] E. N. Luttwak,’ No-Score War’,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4 July 2000. [15] A. Giddens, The Third Way（Cambridge, 1998）, p. 70. [16] Idem, Runaway World （London, 1999）, p. 18. [17] J.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Cambridge, MA, 1999）, passim; quotations from pp. 37-8, 93 n. 6. 罗尔斯亦提到了第五种社会，即开明专制（benevolent despotism）（ibid., p. 92），但是它在其论点中所占份量甚少。 [18] Ibid., pp. 48-9. [19] 例如参见ibid., pp. 117-8, 罗尔斯在此处辨别了社会发觉其自身所处的环境以及社会面对这些环境时所作的选择。这是罗尔斯之作品中的一个桥段，这明显与他在《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中对「应得」（desert）的评论有所矛盾。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主张，个人所作的选择必然反映了他们无法掌控的环境，例如自然天赋的分配。关于这一点的讨论，我必须感谢马垂维斯（Matt Matravers）。 [20]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 pp. 52-3, 79. 关于现今对民主国家是否会互相交战的广泛讨论，简略的批判概论可参见S. M. Walt, ‘Never Say Never’,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1999. [21] D. Held, A. G. McGrew, D. Goldblatt and J. Perrati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Cambridge, 1999）, pp. 443-4. [22] 在哈特与内格里（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著名的新书《帝国》（Empire, Cambridge, MA, 2000）中，他们提出了这个分析的一个极左派变体。他们主张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伴随着一个新型政治主权的出现，即帝国（Empire），它无法减缩为任何特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就连美国也一样。此帝国的特征是它的统治不具有任何界限，与其（正如其名称所暗示）最类似的形式是古罗马的政治秩序。但是，不同于赫尔德、麦格鲁及他们的合著者对此发展提出了一个正面的诠释，哈特与内格里则将此帝国视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最新形式，劳工以及反殖民的斗争使这个帝国得以出现，而且由于依赖跨国「大众」（multitude），此帝国处于持久的危机状态（因为它须寄生于榨取后者的创造性精力）。尽管哈特与内格里的分析十分杰出，但和左派自由主义「政治全球化」理论一样，容易遭遇相同的根本反对所攻击；正如我在本章试图要说明的，没有证据显示，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协调其政策并协商其争论的多边政治形式发展，能够消弭超级强权之间的利益冲突，或是消除美国在强权之间的相对优势。至多，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混合主权形式的出现，在这当中国家利益追求之合法化，是经由诉诸跨国组织（例如，联合国、北约组织、欧洲联盟）以及它们所确认之价值的方法；因此，如同哈特与内格里所注意到的，人道干预确立了「被普世价值所合法化」的「警察权」（ibid., p. 18）. [23] Held et al.,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 43；另请参见table 1.1, ibid., pp. 44-5. [24] ibid., pp. 425. [25] ibid., pp. 426. [26] R.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rinceton, 1984）, p. 31. 这个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变体（其导致一个循环的历史哲学）可参见G.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London, 1994）. [27] R.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 1986）. [28] 例如参见R. G.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1981). [29] C.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Harmondsworth, 1987）. [30]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 135. [31] See N. I. Bukharin, 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 （London, 1972）, and A. Callinicos, ‘Marxism and Imperialism Today’, in Callinicos et al., Marxism and the New Imperialism（London, 1994）. 赫尔德等人虽引述上面第二本书籍，但似乎并不了解其论点：参见Global Trans formations, pp. 3, 6. [32]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p. 136-7. [33] R. Brenner, ‘Uneven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 Downturn’, New Left Review, I,（229）, 1998, ch. 2. [34] See F. Block,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77）. [35] R. Brenner, ‘Uneven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 Downturn’, pp. 197-204. [36] G. Achcar, ‘The Strategic Triad: USA, Russia, China’, in Ali, ed.,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p. 106. [37] J. S. Nye, Jr, Bound to Lead （New York, 1991）. [38] Z.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New York, 1997）, p. 59. [39] Ibid., p. 46. 布里辛斯基在其美国之欧亚战略的「重要地缘政治中枢」名单中，把乌克兰排在首位：ibid., p. 41. [40] Stratfor,‘Finally, NATO Tests a Resurgent Russia – in Kiev’, 2 March 2000, www.stratfor.com. [41] 关于北约扩张的批判性讨论，可参见J. Rees,‘NATO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in German, ed., The Balkans, and G. Achcar, ‘Rasputin Plays at Chess: How the West Blundered into a New Cold War’, in Ali, ed.,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42] Held et al., Global Transformations, ch. 2. [43] Financial Times, 9 February 1998. [44] 参见R. Wade and F. Veneroso,’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 New Left Review, I（228）, 1998, and P. Gowan, The Global Gamble（London, 1999）, ch. 6. [45] 例如参见S. George,‘A Seattle, le commerce avant les libertes’, Le Monde dip lomatique, November 1999, and W. Bello,‘Reforming the WTO is the Wrong Agenda’, in K. Danaher and R. Burbach, eds, Globalize This! （Monroe, ME, 2000）. [46] A. Sinai, ‘Le Jour ou le le Sud se rebiffa’, Le Monde diplomatique, January 2000. [47] See D. Johnstone,’Humanitarian War: Making the Crime Fit the Punishment’, in Ali, ed.,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pp. 161-4. [48]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p. 10. [49] Ibid., p. 59. [50] Ibid., p. 198. [51] M.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London, 1991）, p. 210. [52] 例如参见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 29. 对于过度机械性的霸权理论，奈伊（Nye）提出了一些有用的批评：参见Bound to Lead, part I.关于前现代帝国的权力限制，参见M.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I （Cambridge, 1986）, ch. 5. [53] 更加细微的讨论可参见Keohane, After Hegemony, ch. 3, and G. Achcar, ‘D’un siecle americain a l’autre: entre hegemonie et domination’, Actuel Marx, 27,2000. [54] P.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II（I）, 2000, p. 12. [55] Stratfor, ‘The Putin Doctrine: Nuclear Threats and Russia’s Place in the World’, 17 January 2000, www.stratfor.com, p.2. [56] Financial Times, 24 June 2000. [57] Achcar, ‘The Strategic Triad’, passim. [58] ‘Stratfor’s Decade Forecast: 2000-2010: A New Era in a Traditional World’, 20 December 1999, www.stratfor.com, pp. 2,3. [59] Stratfor, ‘Why It’s Not a New Cold War: Secondary Powers and the New Geopolitics’, 6 March 2000, www.stratfor.com, p.1. [60] ‘Stratfor’s Decade Forecast’, p. 4. [61] Stratfor, ‘Why It’s Not a New Cold War’, p.6. [62] 一个对于现实主义的重要批判，参见J. Rosenberg, 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London, 1994）. [63] 摘自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p. 134. [64] A. de Waal, Famine Crimes（London, 1997）. [65] Johnstone, ‘Humanitarian War’, p. 150. [66] 除了Johnstone, ‘Humanitarian War’, pp. 164-5之外，还可以参见A. Callinicos, ‘The Ideology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Ali, ed.,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二○○○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小布什和他的顾问抨击高尔与即将卸任之柯林顿政府的人道干预政策。根据战略预测所述，这段争论代表： 一场针对外交政策之深层辩论的开端。其中一方目睹了强权对抗的终结，并且视军队为维持小型区域动荡之秩序的工具。另外一方则把过去十年视为强权对抗的过渡期，并且认为军事力量应该为大型战争预作准备。（‘A Last a Foreign Policy Issue: Bush, Gore and the Balkans’, 23 October 2000, www.stratfor.com, pp. 5-6. 但是，如果布什政府选择接受后者的观点，这不必然表示它会如许多支持民主党的评论家所预测那般，后撤到孤立主义。反对的力量包括美国利益的全球特性，以及在陷入僵局之国会内达成重大国内政策的困难性，通常会促使美国总统朝向积极的外交政策发展。我们应当记得在一九九二年大选期间，柯林顿曾承诺要专注在国内议题：他的第一次对外干预，即灾难性的索马利亚冒险行动，这是接替前任老布什的政策。人道干预的意识型态因为作为一种政策工具非常有用之故，而无法被草率放弃。 [67] Johnstone, ‘Humanitarian War’, pp. 164-5. [68] ‘Building“a Bridge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英国首相布莱尔及俄罗斯甫当选尚未就任之总统普亭所召开之记者会的编辑副本，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London’, 17 April 2000, www.fco.gov.uk, p.2. [69]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pp. 4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