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雷蒙·威廉斯 -> 《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1989）
序言
1988年1月26日，英语世界中最具权威性、始终如一、独具匠心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雷蒙·威廉斯与世长辞。英国左派深感失去了一位大师级代言人。许多报纸和杂志纷纷发表悼念他的文章，说明人们广泛认识到，己确立的文化少了一位非常敏锐的批评家。[1]威廉斯以全新的方式研究了文学、文化、传媒和成人教育，使这些研究和实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文化研究与他关于一场民主的、“漫长的革命”的思想是密切相关的，虽然许多人不赞成他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观点，但他们也承认这一思想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同样，威廉斯的戏剧和小说也对政治题材进行了深刻探讨，但它们也像他的所有其他著述一样，使用的语言与人们广泛接受的政治术语相去甚远。对于左派而言，威廉斯著作的部分价值在于,它们不仅仅属于左派。
不过，要全面理解威廉斯的著作，就有必要研究其政治意义。他的真知灼见和斐然成就与他理解剧烈变化的社会秩序并投身其中是密不可分的。威廉斯的直接政治干预思想是由他对民主文化的关心而自然产生的，就像这些思想所反映的经验和承诺那样，对他的主要批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这本书中所收集的著作和讲座尽管没有直接涉及政治，但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目的——都可被看成是表达和发展了他的“漫长的革命”的思想，而这场革命可以让所有人都享受完全的平等和公民权。
威廉斯认为西方社会并没有体现它所宣称的民主价值，当然这个观点并不是他的独创，但是在研究这一主题时，很少有人能既提供充满活力的细节，又深入到生活的诸多领域。威廉斯的著述无论是关于大众传媒、教育体制、英国政体、工党结构，还是经济的功能，都特别指出了民主参与的制度条件和物质条件。本书收集的论文涉及的主题很多，如消费文化和文化政治、政治承诺的根源和特点、社区的价值观与阻力、大众传媒和生态挑战，还有反对军国主义等。有些文章以前是难得一见的，而且每一篇都能使读者对威廉斯的生活和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本书所收集的不仅有他对当时一些热点问题的评论与思考，也有他对各种不同听众的非正式谈话。本书旨在反映作为公众知识分子的威廉斯的工作范围和工作强度——他坚持认为不要回避最棘手的问题，而且他有能力把个人和政治结合在一起。非常有趣的是，威廉斯坚持要把自己的政治思想植根于个人经历，这就意味着这里有不少自传式的描述：回忆他在威尔士边界乡村的童年生活、在剑桥大学求学时加入共产党、在战争时期担任坦克指挥官、在工人教育协会担任辅导老师、在一所古老的大学担任戏剧学教授等经历。
目前这本书可以看成是对《政治与文学》采访录的补充（该采访录涉及迄至该书1979年出版时为止他的整个生活和工作），也是对左翼书局（Verso）先前出版的威廉斯作品《唯物主义问题与文化》和《社会中的写作》的补充，接下来要出版的一本书将收集威廉斯关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的著述，包括以前未曾发表的著述。本序言的下面部分只是想对本书所探讨的主题进行一些提示，并谈谈它和威廉斯其他作品的某些联系。有些读者想先读威廉斯的原著，那最好还是从第一篇文章开始。这篇文章已有很长时间没有重印了——它极其雄辩、直截了当地介绍了他想说明的主题，这些主题在他后来关于文化和政治的文章（包括本书所收集的文章）中都以极为多样化并卓有成效的写作方式进行了阐释。
这本书中，无论是个人的、纲领性的还是论战性的文章，都反映了威廉斯长期以来为建立“新左派”工程所进行的不懈努力；他不仅鼓励在运动中长于批评及从事教育的成员，而且与战后劳工运动中存在的家长作风、侮辱谩骂、目光短浅、缺乏文化修养等陋习进行了较量。他的著作激励了20世纪50年代新左派的第一次浪潮；他于60年代帮助创立了《新左派评论》杂志；他是1968年通过企鹅出版集团发表的《五一宣言》的主要起草者；他是1981年社会主义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通过许多非正式的方式为大量激进的教育、文化和政治活动担任赞助人、撰稿人和指导者，其目的是要超越劳工运动组织者们狭隘的、精英式的自负。
虽然威廉斯这本书中的许多思想、动议和提议都来源于英国的文化和政治，但是他的著作往往能激发广泛的灵感并得到广泛的应用，他看到的是：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的反战运动和学潮、妇女运动的复兴、70年代的绿色和平运动，还是东欧出现的社会主义反对派，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采用了新左派的思想，并对它进行了修正。在《文化是平常的》（1958）—文中，威廉斯高度赞赏马克思和利维斯，之后他的评论和他的政治观点相互促进，不断从各种历史和民族的源泉中汲取营养：斯特林堡和布莱希特、卢卡奇和廷帕诺、哥德曼和巴赫罗[2]。威廉斯倾注毕生精力深入研究了英国文化，这得益于他对文化的观察能力，可以说他既能从内部，也能从外部进行观察，而且能从英国模式中看出20世纪后期文明的一般性问题。60年代和70年代，他定期为纽约的《国家周刊》供稿，他的文章《英国左派》（1965）最早是为法国《思想》月刊写的文章，现收录于本书的第五部分。
从《文化与社会》（1958）到《漫长的革命》（1961）的自然转变表明：威廉斯对于划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或者把艺术和政治割裂开来的界限不屑一顾——对他来说，艺术与政治都是人们广泛关注的，而不是为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特别保留的。威廉斯的著述总是引起左派内部的争论，但是这些争论必然是建设性的、善意的，因为他的批评者都承认他的正直与大胆、他的独创性与学术性的结合实为罕见。[3]
威廉斯对前社会主义传统，甚至反社会主义传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使得左派中的批评家们感到窘迫。但这却使他能利用被人们忽视的社会批评资源，形成一种社会主义的信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信仰是充满生机的，经受了多次政治风云的变幻。他之所以能洞悉统治阶级霸权的构成，并在著作中对它进行挑战，是因为他决心对已确立的文化构成中的强势点进行研究，而不满足于舒适的纯激进的正统研究，20世纪50年代，威廉斯主要致力于（重新）建立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把它看作一种人类的社会秩序，而不是研究它在生产活动领域明显的经济失败，或者人们所说的失败。虽然他后来进行过许多新的研究，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主题，这一点读者在《英国左派》（1965）和《社会主义与生态》（1982）等文章中都能看得很清楚。
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进一步阐述了一些可以用来鉴别政治改革中的隐含维度及社会构成中的深层构架方面的新概念工具，他坚持认为，政治和经济制度所排除的是经验和社会实践这样的重要领域，对整个生命形式及其长期性的关注，说明他至少给朱丽叶·米歇尔探索女权主义的分析文章《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新左派评论》第40期，1966）的标题，也许还有一些总体上的思路提出过建议。无论是在理论著述中，还是在小说中，威廉斯不仅关注生产和传媒的模式，而且关注“产生和培养”的模式。[4]
威廉斯不仅大胆支持新的实践和体制，而且一直在关注保守的传统。他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种种模式，就像关注由传媒技术变革带来的种种民主的可能性一样。威廉斯对教育和传媒的研究造就了一种讨论和期待的气氛，对此，就连官方也不能完全忽略。1962年他那本多次重印的企鹅特别版《传媒》首次出版。他在书中提出大众传播媒介由大众管理的详细建议。威廉斯并没有直接参与开放大学[5]或四频道的创建，然而他所倡导的思想对这些机构的积极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他在《传媒》一书的结论部分提纲挈领地指出制定新的艺术和教育方针的必要性，认为其目的在于普及文明技能，并尽可能广泛地以民主手段获取文化资源。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威廉斯才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同意加入艺术委员会；但是他发现自己与这个机构从根本上格格不入，因为它“由在任委员推举新委员”的管理模式实际上阻止了真正的民主参与，从而强化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读者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将看到他对这段经历所作的严肃反思。
威廉斯反对文化受商业性的影响和官僚机构的影响，这一态度至今仍独树一帜，堪称典范。在《政治与文学》中，威廉斯以如下方式解释了自己在有关传媒问题的著述中所采取的方法：
左派对所有问题的传统回答都是“公有制”。但是在这个敏感领域中，谁也没有说明公有制应当具有怎样的含义。官僚式垄断的前景无异于跳出油锅却又掉进火坑，理所当然会令人害怕，由国家控制的媒体就是倒子。结果就导致在现行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媒体工作人员无可奈何地接受现状。我的建议从本质上看就是：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应当与把它租借给自我管理的群体使用相结合，从而确保风格与政治见解最大限度的多样化，确保不受任何官僚体制的控制。这个原则适用于从新闻印刷业到广播设施和电影院的各个领域。
[6]
威廉斯的一些基本价值观来自他自己的背景和早期的经历，这使他深切地同情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以及农民的反抗。虽然威廉斯的父亲是铁路工人，他的家庭却属于威尔士边境小村潘迪附近的农业社区。居住在那里的主要是农民、农业工人、教师、神职人员，还有一些工会活动分子。在谈及自己早年的政治经历时，威廉斯回忆了在潘迪建立的左派图书俱乐部及其支持中国和西班牙的一些活动，他谈到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科尼·齐利亚克斯的讲座给他留下的印象。[7]人们感到一种新的“情感结构”——由于局部参与以及散漫的政治文化模式而增强的国际主义——这种感觉会长期持续。在本书第三部分重印的《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吧？》（1975）—文中，威廉斯解释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与党卫军在诺曼底作战的经历，对他后来对第三世界民众造反的反应产生了很大影响。军人统治、地主统治和帝国主义统治都必然会引起反抗和革命：“我从来都不会说我反对用军事力量来保卫一场革命。”
威廉斯对20世纪的革命了如指掌，知道这些不是轻易可以认定的。在为新版《现代悲剧》所写的《后记》（1979）中，他对一些人深恶痛绝，因为他们把革命过程中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的痛苦说成是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哑剧，而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则十分健忘。在《现代悲剧》（1966）中，他对这些主题以及20世纪中“以无序的斗争反对无序”所造成的痛苦都进行过反思：
我们必须承认在近期直接经历中的这种痛苦，不要用名称去掩盖。但是我们关注的是整个行为：不仅是邪恶，而且还有与邪恶作斗争的人；不仅是危机，而且还有危机所释放的能量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学到的精神。
[8]
威廉斯的评论式著作的主体部分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总是对当时的问题进行直接的政治反思，而这在历史学家看来也许并不妥当。威廉斯的所有著作中都存在一个历史维度。但是这个历史是用来针对现实的；当代的经验被特别用作检验文化理论的重要手段。威廉斯运用受利维斯影响的检验真实性及经验的试金石，把公民权赋予了一个曾经被批评完全忽略的世界。因此在《现代悲剧》这样的著作中，威廉斯可以说：“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英国正在用军事力量对付南阿拉伯的‘持异见的部落人’。”这就是工党政府的所作所为，据此他得出如下结论：
我对这种模式及其掩盖方式太了解了，因为这样的经历我一生中有过多次，所以不可能对这种很平常的错误观念保持沉默。许多国人都反对这些政策，并在许多特定的情况下使之终结。但难以置信的是，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还要致力于人类的解放，甚至承认所有其他人的基本人权，因为这是任何一场真正革命的动力。在一个由巨大的经济不平等所驱动、被有组织地操纵的社会中，要说我们在自己的活动中已经这样承认了，那的确言过其实了。即使我们已经在自己内部这样承认了，它也只是对真正革命信仰的滑稽模仿。只有这样的承认得到普及，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在一个交流非常广泛的世界，实践中任何的保留往往都会蜕变成实际的对立面。
[9]
1987年，威廉斯谈到近期“虚构的反面乌托邦”——如保罗·希罗克斯的《零地带》和皮特·戴维斯的《最后的选举》——时不无讥讽地说，这些充满绝望的预言和讽刺不再被定在一两代人之后，而是定在几年之后了。如果说《现代悲剧》把自身定位在帝国主义和革命所掌控的世界，那么《乡村与城市》则为从生态角度彻底批判资本主义、批判把社会主义歪曲成“生产力至上”铺平了道路。20世纪70年代后期，威廉斯支持建立了社会主义环境资源协会。他也是对爱徳华·汤普森关于核军备竞赛危险日益增长那篇文章最早做出反应的人之一。在《核裁军政治》（收集在本书第六部分）一文中，威廉斯认为“与其他任何时候相比，要营造和平，现在就有必要营造比和平更多的东西”；与核军备主义密切相关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异化，包括其传媒的腐败，其代表大会的渐行渐远，日益无能，其经济力量疯狂、不负责任的集中。威廉斯认为现代武器系统的持久威胁来自相互敌对的社会关系。
虽然威廉斯不断批评田园文化或消费文化，认为它们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掩盖了使之得以存在的劳动，但是他也不赞成“不断展开的阶级主题”的概念。他对社会意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主体间及其物质先决条件方面，而且他历来认为社会意识是在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各阶级派别内部或派别之间形成的。这种表示关系的方法解释了20世纪60年代引发歧义的国际文化遗产、70年代深刻对抗的英国危机、80年代后现代的视觉陷阱问题，其注意力集中在复杂的社会总体、新老两代交替以及地区盟约方面。
在本书收集的许多论文和讲稿中，都能发现威廉斯对复杂问题进行堆砌描述的典型方式。这不是因为他受到任何中庸思想的提示，而是因为他在寻求准确和现实主义，同时也因为他意识到人类的社会能力在不断増长与发展。他在著作中一方面谈到资本主义文明及其反对力量所面临的不断深化的危机，另一方面，他的著作中既有对各种形态文化的敏锐感知，也有为了保证人类控制疯狂的经济、军事竞争进程所必需的联想。威廉斯在提及生态危机时是清醒的，也是经验主义的，因为他希望培育各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效社会反制形式。虽然威廉斯的社会主义有时候可能是在重复与重申莫里斯对资本主义浪费与破坏的指控，但他从来没有苟同后者力图把问题或解决问题的方法加以简单化的做法。社会主义不是走出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死胡同的现成途径，也不是什么简单的途径。他吸收了生态批判社会主义的含义，发现这使得“建立全球集体意识”的工作变得更加紧迫，更加困难。威廉斯的《迈向2000年》（1983）最明显地体现了他心目中的政治核心，他在书中说要使植根于阶级政治的精神遗产与“新社会运动”提出的必要纠正办法一致起来。他认为后者对于建立超越整个阶级利益的“总体利益”来说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社会运动日程表上提出的重要问题，如果彻底解决，就能“把我们带进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中心体制以及……其阶级体制”。[11]
威廉斯在关注生产方式重要性的同时,也很关注它与“消费模式”的某种特定联系。他的批评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是假作同情，不说什么“劳动人民现在可以买得起曾经代表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耐用消费品了”。他想说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主宰消费领域的是一种浪费的、破坏性的、不负责任的累积体制，消费本身受到了不当的或者错误信息的误导，在许多方面都是受操纵的、从属的、被动的。威廉斯在反对盛行一时的“消费主义”的同时，提出有必要建立以新的方式告知并保护消费者的机构。实际上，威廉斯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等于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集体与个体“消费主权”的概念。他在提出这些思想的同时，还提出了制度方面的具体建议，目的是确保在大规模生产企业面前，家庭不被分解。这样他预见到了在改革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在想什么，并勾勒了宽泛的文化基础阵地，拒绝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片面性，不论它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12]
虽然人们熟知威廉斯旗帜鲜明地强调文化实践的政治，但仍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特别关注政党组织和国家组织的功效与适应性——特别关注这些组织是否能够推动“漫长的革命”中的民主。他认为，劳工运动的兴起限制了英国政体的寡头政治结构，但没有挑战它，更没有去改造它。
劳工运动不但要提倡教育或传媒的民主改革，而且有必要提高它自身的民主功能，这个主题在威廉斯的著作中多处可见。劳工运动的机构是集体记忆和智慧的文化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机构对于他们所面临的任务而言已经足够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威廉斯在研究“英国左派”时指出，工党的结构是由不民主的集团投票主宰的，它把社会主义的左派禁锢在由短期的整体利益和费边式的渐进主义政治所主宰的联合体之中。“工党是一个联合体，这一事实导致它明显的理论贫乏；任何超越一般普通定义的企图都会立即使这一复杂的联盟面临压力。”工党提出的即使最积极的社会改革也充满了“道德父权主义”的思想，而在外交政策方面，工党政府也受到“冷战”、“危险的小沙文主义”和“吉卜林式的帝国主义”的影响。工党内部的左派在组织上处于服从地位，这就使党外左派力量——核裁军运动、“发誓要保持战斗警觉性”的共产党以及比较分散的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新左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1965年年初的几个月中，威廉斯就在《英国左派》ー文中写道：
对那些接受这些常规（也就是“一个异化社会中的灰色常规”）的人们来说，英国年轻人的声音非常可怕，这声音既深沉又活跃，更重要的是，它一旦成为一种政治声音，就不是要支持或者反对议会政治中某个特定群体，而是要反对整个社会结构了。
尽管威廉斯对工联主义和英国工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却看中了它所吸引的阶级忠诚，认为这是能超越它的既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潜在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威廉斯很高兴地看见工党内部出现了比较激进的左派，因为它寻求的是变革，而不是只是抓住现有结构不放。他后来成为《新社会主义者》杂志的责任编辑。该杂志是工党全国执委会于1981年创办的，当时正值1974年至1979年威尔逊一卡拉汉政府的闹剧之后，工党内部处于上升势头的右派暂时遭到了遏制。本书收集了威廉斯发表在由鉴别力强、充满信心的詹姆斯·卡兰主编的《新社会主义者》杂志上的好几篇重要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抨击了粗野的“游牧资本主义”及其工具撒切尔政府，赞扬了煤矿工人罢工中矿工社区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坚韧；在另一篇文章中，他狠批了左派继续屈从于工党那种特殊的联邦式结构。在关于工党是否应当向政治中心提供一个反对撒切尔的联合政府的辩论中，威廉斯运用了与这一主题有关的大量时髦语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工党本身历来就是一些社会主义者和具有大西洋主义、亲资本主义的工党右翼的联合体：“无论提倡大的还是较小的（联合体），实际上都放弃了为转变信仰和舆论而进行的斗争。”在威廉斯看来，无论是致力于和中间派的联合，还是继续致力于和工党议员的联合，都意味着聚积在一个软弱无力、毫无凝聚力的纲领周围，背弃重新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任务。1987年6月，在接受特里·伊格尔顿采访时，威廉斯告诫左派要注意工联主义联合体的妥协含义（见本书第七部分）。他强调指出，1987年选举的经验说明中间派正与工党议员重新结盟。虽然他坚持认为“中间派的重新结盟不关左派的事”，但是他指出，如果这能导致选举改革，就能打开一条通向“社会主义者、绿色和平主义者、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实行某种联合”的道路。威廉斯认为让工党“整体上”变成社会主义政党是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它不断导致左派保持沉默。但是他知道，任何新型的社会主义形态都必须建立在工人阶级及其社区的抵抗潮流之上，在撒切尔执政期间，这股潮流在劳工运动内部和外部都得到了发展。
威廉斯不接受传统的工党左派政治，他并不认为英国的政体结构是社会主义行动的必要地平线。他极力主张与欧洲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者联络，希望看到社会主义能够挑战那些构成英国政体的原则。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经常到威尔士党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发表讲演，证明他支持威尔士民族主义政党的激进化，证明他对中央集权的英国政体的职能深表质疑。
1982年威廉斯发表了观点大胆的纲领性文献《民主与议会》（见本书第七部分）。这本小册子是由社会主义协会发表的，它不仅指控英国公共行政工具的诡秘和等级结构，也指控英国国内政治代表体制所具备的中央集权、寡头政治和歧视等特点。威廉斯认为，准确、公平地代表选民各种政治观点的选举体制是最基本的需要。因此按比例分配代表并打破头重脚轻的西敏寺体制是社会主义倡导的体制的重要补充。他在这本小册子的结尾部分提出了国家民主化的全面纲领，认为它是控制经济和文化进程的必要前奏。
作为社会主义者，威廉斯将具有持续的影响，其中的一个原因从这些干预文章中就能看到；此外，从他对真正民主社会的文化和政治相互伴生所给予的耐心关注，从他对探讨很有必要的、有关制度革新的实际问题的意愿中也不难看出。虽然威廉斯在这里具体提到的是英国各种机构和英国政体进行民主转变的必要性，这些干预文章也适用于更加广泛的相关问题。在讲英语的国家，政治代表性是在“得票最多者当选、胜者包揽一切”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这就势必会产生奇怪的联盟，阻碍激进的新政治力量的出现，束缚公开的民主辩论的发展。
这本文集的读者很快就会发现，威廉斯的政治思想既非一成不变，亦非离经叛道。但令人惊叹的是，他始终关注着主要问题。在《文化是平常的》发表二十年之后，在《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吧？》一文中，威廉斯重新定义了他与马克思主义、与“漫长的革命”的关系。他说他比较倾向于把自己看成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使用“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术语给人的感觉要“比共产主义者委婉一些”，但是他坚持认为把成千上万人参与的传统归结到“一个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身上”都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他毫不犹豫地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基本命题，毫不犹豫地对他所说的“文化唯物主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历史唯物主义帮助社会主义者看清是什么东西在阻碍被解放的人类力量的成长：“不只是选举中的敌人或传统的敌人，而是一个敌对的、有组织的社会结构……”要挑战这个敌对社会机构，只有通过倡导不同于费边式或斯大林式传统的大众民主政治——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与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内部的资产阶级霸权的根源进行较量：
从我自己的思想和经历中，从我对其他人生活的观察中，我了解了合作的经验，我了解了霸权的现实，我了解了一个特定社会的情感结构的饱和能力。在我们一生中，只要尽了努力，就能发现自己身上、自己内心深处一层一层的异化结构。
在这里，威廉斯并没有把意义的文化构建与物质生存的紧迫压力相对照，因为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相对富裕的工人，也感到这样的压力：
我认为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要进行必要的经济斗争。我认为这仍然是我们社会中最具创造力的活动。我在几年前就说过，那些伟大的工人阶级机构是具有创造性的文化成就，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首选政治斗争手段。但是……我知道有一种和文化霸权本身的进程相关的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我认为必须通过持续不断的启智和教育手段，从总体上和细节上打垮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意义和价值体系。这是我所说的那种“漫长的革命”的文化进程。我把它称为“漫长的革命”，意思是说它是一场真正的斗争，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争取民主和经济胜利的必要斗争的一部分。确实，人们在斗争中、在行动中是会变的。要改变像情感主导结构这样深层的东西，只能通过积极的新体验。但……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仅是一场实际的、有组织的运动，也将是—场富有情感和想象的运动。
即使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第二次大选胜利之前，被广泛认可的左派在学术文化中的进展与“新右派”在大众文化中的入侵之间就出现了明显的巨大差异。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威廉斯在文化研究领域跃居重要地位，而与此同时的二十年中，马克思主义历史编撰工作也硕果累累，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普通人文科学中出现了许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增大的同时，撒切尔主义也在保守党内部巩固了自身的控制，进而控制了全国的政治。威廉斯在《未来阶段的种种问题》一文中指出，尽管撒切尔的保守党实际上从未得到过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英国政体的奇特性质却使它有了特别的优势。此外，80年代的英国之所以受到特别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压力，是因为70年代工联主义的种种失败和撒切尔主义“动态私有化”的幻象，及其掩人耳目的、不平等的、花了巨大社会代价买来的消费者满意度。威廉斯对这些轻易得到的信誉和轻易造成的失业，对违背仍然由社会决定的意识并使之个体化的种种复杂手段提出了质疑，这样的质疑说明他早就意识到有各种不同的大多数，意识到还有另一种组织原则。
威廉斯从来不满足于为自己得出结论或者确保这些结论在学术界得到认可。《关键词》（1976)ー书的出版，说明他深化了自己关于意义的文化构建的论点，也使他的发现能为更多人知晓。威廉斯研究了“个体”、“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这些术语的历史，甚至（也许是专门）对那些认为这些术语并不难理解的人们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威廉斯在《咬文嚼字：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几个关键词》这篇文章中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阐明煤矿工人斗争中的这几个关键词，学习那些坚持罢工斗争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大量集体经验：
在这些充满危机的社区中，存在着正在复苏的社会主义的生长点：这不是个别案例，而是带普遍性的案例。由于这里存在着多样性和对多样性的尊重，所以新的大众力量正在形成，并在寻找有效的政治表达方式。从细节上看，这将是一个长期、困难的过程，但是煤矿工人在寻求保护自身利益，他们概述了总体利益的新形式，向“管理”、“经济的”和“法律和秩序”这几个具有摧毁力的关键词发起了挑战，因为它们掩盖了资本主义在一个不计后果的新阶段的真实运作。
1986年，威廉斯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讲稿，指出左派在教育，尤其是成人教育中所取得的实际进步，但同时也指出了它所采取的某些自我孤立的理论程序和政治口号。在寻找打破文化包围和服从的方法时,威廉斯问道：
难道我们不应当以挑剔的眼光看ー看如此众多的组织形式及其理论与著作吗？它们只不过是在超越它们的、不加区别的文化背景下，基于其自身的否定言词和封闭形式而己。一种思想的理论形式产生了对撒切尔主义的总体分析，在历来比较复杂、极不稳定、瞬息万变的社会情景下，这种分析使人产生绝望情绪，放松政治警惕，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偶然？难道小资产阶级理论家为适应短期形势而进行长期调整的做法就永远不会结束？或者，针对近期的几种艺术形式，我们可不可以再次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贬低被剥削者的人格不就是在延长剥削者手中的契约吗？……通过实际的和可能的阶级关系，能够造就新的艺术和理论，而在共同寻求解放的过程中，这种关系的中心问题则具有新的、在某种程度上空前的复杂性……
[13]
罗宾·布莱克本
《新左派评论》，1988
[1] 写悼念威廉斯的文章的有：比尔·韦伯（1月27日《卫报》），特里·伊格尔顿和弗兰克·克尔默德（1月28日《独立报》〉，弗朗西斯·马尔赫恩（1月29日《卫报》〉，布莱克·典里森（1月31日《观察家报》），安东尼·巴尼特（2月3日《听众》杂志），托尼·本（2月4日《晨星报》），弗雷德·英格利斯（2月5日《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安东尼·奥尔布拉斯特（2月5日《论坛报：斯图尔特·霍尔（2月5日《新政治家》），柏特里克·柏林徳（2月12日《伦敦书评》），朱迪思·威廉森、安东尼·巴尼特、斯图尔特·霍尔和达菲德·埃利斯·托马斯（2月28日四频道），马戈特·海涅曼（1988年3月《当代马克思主义》），凯文·戴维（1988年3月《内在联系》）,4月，纽约《民族》周刊刊登了爱德华·汤普森和爱德华·赛义德撰写的纪念文章。
[2] 斯特林堡是瑞典戏利家、小说家；布莱希特是德国戏剧家、诗人；卢卡奇是匈牙利哲学家；廷柏诺是意大利哲学家；哥徳曼，亦译戈德曼，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巴赫罗是原东徳哲学家。——译注
[3] 威廉斯著作的评估实在太多，既有批评的，也有其他类型的，很难列出参考书目，但是我想提一下，对威廉斯著作展开的最有意义的讨论出现在《新左派评论》上，特别参见《新左派评论》第9、10和99期上E. P.汤普森的几篇文章，第6期上特里·伊格尔顿的文章，第99期上安东尼·巴尼特的文章和第148期上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的文章。
[4] 虽然威廉斯在早期著作中提出“产生和培养”的概念，在考虑这个悖论的时候，曾感到迷惑不解，并进行了自我批评，但他未能对后来在妇女运动中出现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论述。参见《政治与文学》，第147—150页。
[5] 开放大学，即广播电视大学。——译注
[6] 《政治与文学》，第370页。
[7] 同上，第31页，左派图书俱乐部似乎造就了战后许多杰出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不应当把它等同于人民阵线的固定模式——威廉斯谈到自己当年十八九岁，刚刚走出潘迪的左派图书俱乐部，在剑桥大学第一次见到共产党的组织者时曾经说：“我希望和赤色分子中的最赤者交往。”（同上，第41页）
[8] 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修订版，第83页。
[9] 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修订版，第79页。
[10] 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第329页。
[11] 雷蒙·威廉斯，《迈向2000年》，第172—173页，在《唯物主义问题与文化》中也能找到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反思；尤其注意那篇关于东德异见人士鲁道夫·巴赫鲁的，题为“在现存的社会主义之外”的论文。
[12] 参见黛安娜·埃尔森，《把市场社会化》，《新左派评论》，第172期，1988年。威廉斯对资本主义消费主义被动性的批评，参见《漫长的革命》，第286—288页；他在《迈向2000年》—书中也多次提及这一主题。
[13] 雷蒙·威廉斯，《文化理论的种种用途》，《新左派评论》,第158期，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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