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九章 总崩溃
一 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当俾斯麦不再同一个九十岁的皇帝而同一个三十岁的皇帝打交道的时候，他的宫相地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本人是个不高明的心理学家，在威廉二世皇帝登基时，他认为是“威廉时代”的再版。他把比自已所关心的更多的事情交给他的长子去做，他的长子大概是历史所提到的俾斯麦的所有亲人中的最无能的一个；官方报刊用几乎毫不掩饰的讽刺谈到“俾斯麦王朝”同霍亨索伦王朝并存，正如从前卡洛林王朝同墨洛温王朝并存一样。
年轻的皇帝也暂时对俾斯麦表现得十分恭敬。帝国建立时，他还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反社会党人法颁布时，他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他是在所有官方机构都在为社会王国大吹大擂的时候长大成人的，他生话和活动在好像不会受到任何异端思想侵袭的精神气氛之中。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令人警惕的预兆，因为情况也可能发生变化。皇帝的老师枢密顾问欣茨佩特称皇帝是一个个性特别强的人，在他身上，容易化为干劲的韦耳夫王族的倔强性同与理想主义作伴的霍亨索伦王族的任性结合在一起，施托克尔在1888年8月就说，他用宫廷传教师的尖耳朵听见皇帝说过：“我让老头儿再干六个月，然后我亲自执政。”可是，当1890年新年，皇帝请求上帝使他还能在许多年内得到俾斯麦的久经考验的忠告的时候，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三倍于六个月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他屡次拥护俾斯麦的卡特尔政策，冷酷地拒绝了忠诚的自由思想党绅士。
可是“俾斯麦王朝”被这种现象迷惑住了，而这正是不可阻挡的没落的最可靠的标志。当格弗肯从弗里德里希皇帝的日记中发表了揭露“帝国创立者”中的“伟大英雄们”的英雄事业的所有破绽的片断时，俾斯麦不加思索地断言，根据威廉老皇的命令，日记的作者在凡尔赛根本没有得知任何重要的事情，因为老皇害怕他的继位人进行叛国活动。俾斯麦的儿子给还活着的外交家莫里尔造了许多谣，这个粗野的英国人就在全欧洲面前谴责他是恶毒的诽谤者。与此同时，也是他的这个儿子在萨摩亚会议上使德国外交成为欧洲的笑柄，并且通过同瑞士的一项新贸易，使德国外交卷入一件欧洲丑闻之中。
正如猫离不开耗子一样，德国警察也离不开进行挑拨的奸细，尽管它由于不可救药的笨拙已经遭到多次失败。米尔豪曾的警官沃尔格穆特偷偷去找巴塞尔的裁缝路茨，用恶劣的手段诱惑他，结果被这个忠实的党员在陷阱里把他抓住。沃尔格穆特写信怂恿他：“您就赶紧进行煽动吧！”，这是否定不了的；这位正直人士被捕了，在官方确定了他的罪状以后被逐出了瑞士。虽然瑞士联邦委员会把必要的自卫同对俾斯麦的不光采的效劳粘合在一起，同时把路茨驱逐出境，但是这位世俗人却勃然大怒；他的儿子有几个星期之久正式地和半正式地对瑞士的庇护权，对“野蛮的瑞士”进行无礼的威胁，过去梅特涅和波拿巴之流在他们作恶最多的时期都没有敢这样做。伯尔尼的联邦委员会恰当地拒绝了这位可笑的吹牛家，尽管联邦委员会这时在其他方面也还没有按照可能和必要勇敢地保卫自己的正当权利。
在德国国内，普特卡默的后任普鲁士警察大臣黑尔富特执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情况同普特卡默本人相仿。担任过普特卡默的副国务秘书并且兼任帝国委员会主席的黑尔富特，有充分准备地接任了他的高贵职务。当然容克们把他看作是侵占容克职位的资产阶级分子而心怀不满，所以他力图表示一点官僚气派，可是他由此得到的，又由于自己的弱点而失去了。1889年3月，他甚至做了普特卡默所不敢做的事悄，他听任柏林警察总监马戴的后任冯·里希特霍芬根据反社会党人法查封了一家资产阶级报纸。自从八十年代的中期以来，《人民报》在更换了政治领导以后，用适合政治形势的坚定性代表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派；根据《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评论，它的言论没有顾忌，几十年来德国还没有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敢这样做过。当它现在敢于反对对威廉老皇的讨厌的偶像崇拜的时候，它就犯了反社会党人法，被加上侮辱圣上的罪名，人们提出的优美动听的理由是：对死去的祖父的率直的历史评价，就是对活着的孙子的莫大侮辱。
可是，现在所有这些越轨行为已经走到了极端。俾斯麦专制制度的腐朽大厦到处都发出破裂、折断的声音，这个制度在十九世纪末期想用德国庸人在神圣同盟时期也不能忍受的方式进行统治。最可靠的支柱开始动摇了。1889年春天，俾斯麦向邦联议会提出的一个钳制舆论的文件，在这个一向很听话的机构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帝国委员会不仅使《人民报》，而且也使许多被禁的工人报纸得到自由；帝国最高法院在一百天的侦查拘留以后，停止了因叛国罪对格弗肯进行的诉讼；以侮辱圣上罪对《人民报》进行的控吿，在各级法院都被驳回；慕尼黑的地方法院在一次秘密结社案中遭到在奥艾尔的巧妙领导下的被告的迎头痛击以后，就把“做伪证的家伙”打发走了。甚至在对达佛和内朗的叛国审判中曾经出过很大力气的帝国最高法院法官米特尔施泰，也在大庭广众之间谴责司法的腐败了，同样狡猾的老鼠——《国民报》也吹着同样的调子。教皇全权主义者的报纸《德国女神》说，什么事也办不成了，这句简短而确切的话很快就成了一句流行语。
这时人们也已经看到卡特尔老鼠慌慌张张地在破船上东奔西跑。民族自由党人严肃地皱起他们的政治家的眉头，发现俾斯麦老了，而办《十字报》的一伙比较大胆的人，已经扯了俾斯麦的后腿。俾斯麦因此对容克阶级未来的有为人士、参谋总长瓦德西伯爵进行了粗暴的攻击，这种攻击所起的作用，无非是更加揭露了“标准区域”的混乱。卡特尔帝国议会在第三次会议中显得同样混乱。它批准了新的沉重的军事负担，可是卡特尔多数派不再愿意接近“社会大厦的顶层”。尽管受到种种高压，它也不同俾斯麦团结一致，通过比过去的保险法更费劲地补缀起来的老年保险法和残废保险法了。谁也不相信官方的“社会改革”的魔力了。倘若不是一小撮封建的教皇全权主义者有怜悯之心，帮助组成微弱多数的话，这个法令也就失败了。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对大部分决非出于正当的动机，可是卡特尔爱国者在这方面比俾斯麦看得清楚，他们不再妄想这种施舍可以使工人阶级睡大觉了。
相反地，事情一天比一天明显，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不可阻挡的胜利进军，正是俾斯麦崩溃的最深刻的原因。正当资产阶级反对派同平时一样萎靡不振地不能指出时代的特征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却在大力准备对所谓当代的海克立斯进行毁灭性的时代判决。
二 二月二十日
在1887年的经济反动以后，差不多与德国的皇位更替同时，出现了十几年来未曾有过的工业繁荣。它没有使工人阶级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本质，却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为反对一种只能在兴衰之间的难以控制的眩晕状态中存在的社会制度而斗争。1888年11月27日，社会民主党帝国议会党团发出的一个号召中说：“时机对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利”。号召要求进行鼓动工作，直到最偏僻的地区；党在下次选举中至少要得到一百万张选票和相应的议席。1889年2月24日，《柏林人民报》发表了柏林从未有过的工资斗争的消息。
不仅在德国工人界，而且在欧洲工人界也发生了朝气蓬勃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两件伟大的事实使得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上永远值得纪念。事实之一是国际在更扩大的程度上恢复了。自从圣加仑代表大会以来，德国党领导就同英国工会和法国可能派进行了漫长的讨论，终于定于1888年，后来又改为1889年召开一个名副其实的普遍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召开的，在审查委托书和确定议程方面有最高权力。尽管作了最大努力，德国党领导并没有达到它的直接目的，可是它的无私的热情间接得到了良好的结果。1889年7月14日，即攻克巴士底狱的纪念日，在巴黎举行了两个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其中比较有意义和重要的一个，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倡议、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实际准备的。这个代表大会的德国代表就有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全部外国代表那样多。它的参加者共有三百九十五人，其中法国代表二百二十一人，德国代表八十一人，英国代表二十二人，比利时代表十四人，奥地利代表十人，匈牙利代表三人，荷兰代表四人，俄国代表六人，瑞典代表二人，挪威代表三人，丹麦代表三人，瑞士代表六人，波兰代表五人，西班牙代表二人，罗马尼亚代表五人，美国代表五人，波西米亚、保加利亚、阿根廷和芬兰代表各一人。
这次代表大会同老国际的各次代表大会的区别在于，这次像动员一支大军一样，总参谋部作了准备工作。现在各国工人群众在过去在日内瓦、洛桑、布鲁塞尔和巴塞尔树立了标志的道路上，奔向共同的目标。资产阶级报纸责备代表大会没有详细讨论工人保护法的问题，代表大会用拉萨尔的话回答说：人们不再讨论这些问题，而是决定这些问题。代表大会声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地方，绝对有必要实行以八小时工作制为基础的有效的工人保护法，并要求各国工人根据这种精神，对他们的政府施加影响，特别是促使各国政府派代表参加仍由瑞士倡议于1889年5月召开的国际工人保护会议。代表大会还宣称，吸收女工参加工人队伍，是男工的义务；代表大会要求不分性别，不分民族同工同酬，要求不受限制的、完全的自由联合权和结社权。最后代表大会决定，每年5月1日，国际无产阶级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1889年的第二个伟大事实，是启发了前此还没有接触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阶级觉悟的普遍罢工运动。它的顶点是英国码头工人罢工和德国矿工罢工。[1]5月中旬，举行罢工的矿工，在莱茵-威斯特伐里亚有九万名，在萨尔区有一万三千名，在萨克森王国有一万名，在西里西亚有一万七千名至一万九千名。教皇全权主义势力促使威斯将伐里亚的矿工，派他们的领袖施勒尔、布思特和济格尔到柏林去向皇帝求援。皇帝答应由官厅来审査罢工者的要求，可是，如果运动里搀杂着社会民主党的目的，那么他就不能向他们表示好意，在这种场合，他就要毫不容情地进行干涉，因为在他看来，任何社会民主党人都等于是皇帝和祖国的敌人。矿工派代表团去见皇帝，这件事本身是必然破坏、而且实际上也破坏了大罢工的一个错误步骤，可是它获得了重要的精神影响。一个可怕的命运使统治阶级从惓怠的自满状态中惊醒。相反地，卡特尔帝国议会在残废和老年保险法方面所做的勉强的拙劣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席卷欧洲无产阶级的巨大运动的气息，甚至也侵入这个帝国议会的郁闷空气之中。帝国议会一再回到扩大法律上的工人保护这个要求上。可是俾斯麦的回答仍然是冷冷的、僵硬的否定。德国工人阶级在进行许多任务资斗争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即将到来的选举，这次选举将第一次建立一个为期五年的帝国议会。还在胜利的前夕，党就由于哈森克莱维尔、凯泽尔、克雷克尔等人的死，失去了几个老议会代表，其中尤其是凯泽尔和克雷克尔尝尽了反社会党人法的最苦的滋味；哈森克莱维尔在柏林第六区的席位，克雷克尔在布勒斯劳第二区的席位，分别由李卜克内西和屈恩胜利地保持住了。为了给自己铺平战场，党在很大范围内使用了一种新武器；它通过抵制，保证自己有开会的大厅，保证党的报纸在工人来往的场所到处都有基地。同罢工一样，抵制也是一种使双方受害的武器，它使工人自己受害的情况是有的，因为人们滥用了这种手段。但是总的说来，为了给工人阶级创造同其他阶级同样的光线和空气，为了粉碎官厅和企业主企图阻止无产阶级参加政治斗争而施加的压力，人们完全合理地实行了抵制，因而取得巨大成就。
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也排除万难，欣欣向荣地蓬勃发展着。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工人报纸创刊，有时也许太多了，但是党的著作不仅是向广的方面发展的。《新时代》使得自己的硏究一年比一年深入，考茨基在国际文库中发表了论托马斯·莫尔的著作，这是一本硏究历史唯物主义的篇幅不多的书，它对宗教改革时期作了详尽的评判，胜过了天主教和耶稣教的历史建筑师的大部著作；布洛斯给德国工人写了一部法国大革命的动人的历史、雅-施泰恩彻底清算了宗教-哲学的自由思想家集团的资产阶级不彻底性。现在，除了《新时代》以外，党还有两个优秀的周刊。席佩尔在柏林出版了《人民论坛》，同时还用《柏林工人文库》的名称，定期陆续出版受人欢迎的小册子。克拉拉·蔡特金通过在这个文库里发表的论妇女问题的杰出论著，显示岀她是德国女工的最有才能的先锋战士。雪恩朗克因为莫须有的政治犯罪服过长期徒刑以后，在纽伦堡主编《工人大事记》。他的监狱生活的成果是关于菲尔特地方制镜业的涂水银技术及其工人的硏究，这个研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还有一点成就的唯一领域内，显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卓越观点，它的千真万确的说明，甚至促使慕尼黑政府进行缓慢的改革。
在文学的原野上也萌发了新芽。如果说资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特别在德国，是在艺术领域内进行决战的，那么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一开始就是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中实现的，这对它没有任何损害。历史的发展要求这样。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几乎完全没有经济由和政治自由，而在下半叶至少有了一部分；战斗的无产阶级直接同敌人斗争，不用再走艺术的弯路。可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艺术（例如所有造型艺术，音乐和戏剧）是完全以资本主义前提为基础的。只有在抒情诗和叙事诗中，无产阶级的阶级精神才能体现出来，而在当时并不缺乏这种诗欲。
但是，始终只与文艺作伴，而不善于领导文艺。其实，无产阶级的“倾向艺术”比资产阶级的“纯艺术”更坦率、更真实，所谓“纯艺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过，它只是一种反动的虚构，其矛头是指向资产阶级的伟大革命诗人，这些人从他们的阶级的意义来说，都是有“倾向性”的。自从为拉萨尔的早死而写的许多挽歌以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缠绕着一个简单朴素的花环，“有的侃侃而谈，有的结结巴巴，有些诗幽静，有些诗粗犷”。奥多尔夫、哈森克莱维尔·弗罗默、盖布等人还在政治斗争的空闲时间推敲他们的大胆的诗句；其他一些人，如麦克斯·克格尔、列奥波特·雅科比、鲁道夫·拉凡特距政治远，距文学近，可是就是他们也不要求开辟艺术的新纪元。正如他们之中的作品形式最完备的一个人所说，他们只希望表达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在不同阶段给他们带来的所有的愤怒，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欢欣，从内心里唱出几乎要使他们的胸部破裂的过多的感情；至于将来的文学史，是否把他们安置在它的许多部门中的一个部门里，这件事他们从未考虑过。
党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前不久创办的一个文学性娱乐报纸受了这个法令的间接影响停刊了。后来迪茨在鲁道夫·拉凡特和布洛斯的帮助下，通过《实话报》建立了党的文艺生活的新的集合点。《实话报》以本来按其性质而论，是一种滑稽性报纸，小心翼翼地在不稳定的基础上活动，后来它的内容一年比一年丰富，获得了几十万读者，成为党的传播最广的报纸——一个在他有力的双肩上也担负着党的一部分严肃工作的有朝气的快活的小伙子。除了这家报纸以外，慕尼黑的《南德信使报》也在蓬勃发展。其次还有党的年鉴，罗伯特·施魏舍尔在充实年鉴的文学内容方面有很大功劳。他是1848年的老革命者，中年流亡国外，生活在阿尔卑斯山的简朴而孤寂的农民群众之中，青年时代他就喜欢的诗歌成了他严肃的朋友，施魏舍尔始终忠实于青年时代的理想；在党的发展的重要的一天，即在1868年的纽伦堡代表大会上，他发表了一篇动人的纲领性演说，帮助大会取得了胜利；他同意古老的见解，一个完整的诗人不仅需要头脑和心灵，而且也需要有骨气。他给党的年鉴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和关于农民战争的优美的特写，这些作品形式优雅、明晰，具有真正的诗人气质，表达了坚定、刚毅的意志。
正当工人阶级充满春天的创作欲望的时候，它的最可恶的敌人在他不愉快的冬天为这样一个问题绞尽脑汁：他怎样才能再一次制造一个言听计从的帝国议会。俾斯麦只能依靠波巴拿的全民投票生活，可是从哪里找到一次新的全民投票的新诱饵呢？不能使封斋节选举[2]的鞭打重演，卡特尔帝国议会的每次会议，为了军国主义而用群众的皮做了这样宽、这样长的皮带，以致连最大的牛犊也够用了。由于在萨摩亚会议上出丑，殖民政策的阴谋被揭穿了，同样，由于烧酒税、砂糖税及其礼品，以及由于资本主义卡特尔、康采恩和托拉斯的迅速增长，“民族经济政策”的黑幕也被揭穿了。1889年，卡特尔、康采恩和托拉斯增加到九十五个，其中有二十个是在纺织工业方面，二十五个在金属工业方面；十一个国际性的铝、铜、锡等的卡特尔不计算在内。甚至卡特尔的数目仅次于德国的美国，也只有六十二个卡特尔，德意志帝国在人为地抬高物价方面是世界各国之冠。这种抬高物价的行为是造成普遍不满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时，它也夺去了“民族经济政策”的最后的光辉。自由贸易派不厌其烦地指责保护关税政策是形成卡特尔的原因，这种说法虽然不完全正确，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是正确的。事实上，卡特尔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由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产生的；同妇女劳动和童工相类似，卡特尔虽然具有资本主文形式的普遍危害性，但是它也包含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萌芽。自由贸易的英国也有卡特尔，它虽有最发达的大工业，但是卡持尔的数字只居第四位，即落后于实行保护关税的德国、美国和奥匈。如果说保护关税恰恰是培养最有普遍危害性的卡特尔的温床，那就对了。
因此，俾斯麦为一次新的全民投票，只有利用社会党人的恐怖，可是这样做也有种种困难。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有两个障碍，德国工人做梦也想不到，为了使得一种破产的制度又成为有支付能力的，而在小口径武器面前退却。另一方面，皇帝也不是没有受到自从他登基以来的历史发展的影响:他虽然嫌恶社会民主党，但是他觉得把资产阶级统治和容克地主的统治的所有缺点结合起来的一种政策，越来越不能可靠地保护一个现代君主国。他并不拒绝统治阶级中的头脑清楚的人物日益不可抗拒地产生的看法，即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恰恰迫切需要取消反社会党人法，在法律上实行工人保护。皇帝本人处处也受密探包围这一事实，可能使皇帝从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让会的演说中听到密探活动的时候，也会反对反社会党人法。总之，既然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吓不倒社会民主党，那么用谋剌案选举那种恶劣行动也吓不倒皇帝。
船已经破了，可是俾斯麦还不想离开他长期以来所享受的肉锅。1889年10月，他在卡持尔帝国议会的第四次，也就是最后一次会议中，提出了一个企图使反社会党人法永远有效而不必再延长其有效期的法律草案，其中加强了“司法保证”，还有其他几点同样可笑的“减轻”。卡特尔多数派准备使这个法令永久化，只是民族自由党人希望取消第二十八条的警察驱逐权，以便使“减轻”稍微像个样子，而保守党人宣称，一种永久化的法令没有这种权力是不能接受的。
双方都装模作样。政府在申述制定驱逐令的理由时，曾经令人信服地说过，第二十八条的警察驱逐权，把社会民主党的鼓动传播到全德国，正是保守党人会经悲叹，容克地主的剥削领域的安宁因此受到十分严重的威胁，这样事先就给他们现在的论断——没有这种权能，社会和国家就不能存在——打上了印记。可是，自从驱逐令破产以来，驱逐活动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在柏林尤其是这样），因为这些活动对它们的主谋者的打击比它们的牺牲者还重；因此把正式取消这些活动吹嘘成一种“减轻”（为了这种“减轻”就要永远忍受其余的反社会党人法），是民族自由党人的一种摆饰。尽管双方的伪善都很明显，这出喜剧仍然演到终场：在二读时，民族自由党人坚持他们的“减轻”，以反对保守党人，随后保守党人投票反对“被减轻了的”法令。1890年1月25日，这个法令以一百六十九票对九十八票遭到否决，后来也没有复活。
整整十年之后，俾斯麦的长子同保守党政治活动家黑尔多夫进行的一场争论，充分说明了幕后的情况。海伯特·俾斯麦断言，他的父亲对于反社会党人法的垮台没有责任；他曾经让保守党的一位领袖对保守党人说，他们可以投票赞成民族自由党所谓的“减轻了的”法令，但是这个委托没有被执行或者没有被正确执行。这种说法的虚假性一开始就是十分明显的，不过陷入窘境的保守党领袖也不愿扮演俾斯麦的传奇的殉难者，虽然他只有严厉揭露自己的党，才能换取做一个正确的中间人的荣誉。因此黑尔多夫公开声明，他和他的保守党朋友诚恳地请求俾斯麦向他们公开表示，他们可不可以跟着民族自由党人走，可是这个请求没有得到明确答复，而只是——“不是没有一定的保留和不肯定”——得到暧昧不明的呓语；为了使党的一种自然的、适合帝国和邦的利益的局面成为可能，镇压社会民主党是最有利的战场，他关心保持卡特尔政策，甚于保持全部反社会党人法。这几句简短的话说出了俾斯麦从颁布反社会党人法到反社会党人法垮台为止的全部政策；卡特尔政策，剥削入民群众是目的，
而压制社会民主党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有利”和“最自然的”手段。另一种表白同这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即他关心目的，即剥削群众，甚于关心手段，即压制社会民主党。可是，对于希望得到具体指示的可怜的容克来说，这种微妙的话当然是有很多种解释的。后来“减轻了的”法案在二读时被通过以后，举行了一个各部大臣会议，俾斯麦在会上坚持，在帝国议会最后批准时，由政府拒绝这个法案。这次会议以后，俾斯麦又召见了老实的黑尔多夫，“非常拘谨和沉默寡言地”接待了他，保守党人提出，如果政府在三读时发表一个声明，说它可以接受“减轻了的”法案，那么他们就投票赞成这个法案，俾斯麦对这个问题又一次拒绝给予明确的回答。没有得到任何指示，于是保守党人就投票反对“减轻了的”法案，至于他们是不是像黒尔多夫十年以后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一个束手无策，仓皇失措的集团，或者他们心里是否知道“世俗人”的心意，这个问题可以不去管它。
无论如何，黑尔多夫的声明完全揭露了俾斯麦的计划。他既不想要他只需点一点头就可以通过的“减轻了的”法案，也不想要对民族自由党人稍施压力也可以得到的“未减轻的”法案。他把事情安排成这样，仿佛卡特尔帝国议会动摇了社会和国家的基础,而政府没有任何责任，仿佛他不同意皇上为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破坏国本的煽动而拿起必要的防御武器：然后，假如俾斯麦的密探队像过去无数次做过的那样，实现了尼德瓦尔德谋刺案那样的阴谋，制造了必要的气氛，那么俾斯麦就对不顺从的帝国议会做出一付悲哀的表清，宣布改选。如果人们考虑到，他不久以后说过，这个时期他寻找一位坚决而冷酷的将军，把社会民主党扼死在血泊之中，那么人们就会怀着恐惧的心情想到，为了赋予波拿巴的惯技以独特的冲击力，他会做出什么计划。
碰到社会民主党的有力反抗，这次他也会像过去枉何一次一样遭到失败，不过事情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俾斯麦首先同皇帝发生了冲突。皇帝并不是要想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在1月24日的大臣会议上，他赞成接受“减轻了的”法案。但是他希望，为了定于2月20日举行的帝国议会选奉，打起社会改革的旗号。2月5日，发表了两个圣谕，其中一个是答应修订工人保护法，尤其是限制劳动时间，另一个是安排召开国际工人保护会议。这两道命令都没有内阁的副署，但是俾斯麦后来硬说，这两个命令是他由最初拟定的草案中摘出来的，特别是添加了国际会议这一条，仿佛是一个挡住皇帝的“人道的、对工人友好的热情”的筛子。这两道命令引起很大的重视，加强了对社会民主党有利的高潮，工人们正确地把这两个命令算作社会民主党的道义上的胜利。
这次由倍倍尔、格里林伯格、李卜克内西、迈斯特尔和津格尔组成的社会民主党中央选举委员会没有发表选举宣言。委员会所发布的只是关于审査选举人名单、关于募集选举经费的实际规定，提醒工人注意敌人集会的捣乱，建议在领导竞选时严格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敌人的行动是对我们最有效的行动”。每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知道，什么事情是主要的。工人队伍严肃而沉默地向前迈进。他们决心进行一次艰苦的战斗，估计可以取得重大胜利，但是2月20日的胜利远远超过了他们最大胆的估计。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共得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九十八票，差不多占总票数的百分之二十,比1887年多六十六方四千一百七十票。党在普鲁士王国一地所得的票数几乎等于三年前在整个德意志帝国所得的票数，萨克森王国的票数接近二十五万，巴伐利亚王国的票数超过了十万。如果人们要想提到在这难忘的一天使无产阶级获得荣誉的每个德国地区，那么人们就必须把所有德国地区都列举出来。看一看社会民主党在那里或者获胜或者参加了复选的七十八个选区，要比列举选票数字更能表现出党的竞选胜利的伟大。
那么我们就可段说，社会民主党的五个构筑了许多堡垒的军营控制了德国。第一个军营包括易北河东容克地区的十七个选区。围绕着柏林第二区、第三区、第四区、第五区和第六区，有六个马尔克选区组成了这个社会党人的巨大要塞的外堡，这六个马尔克选区是：尼德尔巴尼姆、西哈费耳兰、曹赫一路肯瓦尔德，特尔托夫一贝斯科夫一施托尔科夫、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柯特布斯—施普雷姆堡，然后有两个波美拉尼亚的选区：施泰廷和郞道夫一格腊芬哈根，一个东普鲁士的选区：科尼斯堡，三个西里西亚选区：布勒斯劳的两个选区和赖辛巴赫一诺伊罗德，是这个要塞的前进哨。党的西北部的军营比这个东北部军营还要强大一些，它有十八个选区：同古老的汉撒城市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的五个选区结合在一起的，有三个梅克伦堡选区：施韦临、罗斯托克、居斯特罗，四个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斯坦选区：阿尔托那，基尔、格吕克施塔特、弗伦斯堡,五个汉诺威选区：汉诺威、哈默林、哈尔堡、施塔德、格斯特明德，此外还有一个不伦瑞克选区。社会民主党的第三个军营有二十一个选区，穿过德国中部；它的组成都分是萨克森王国的九个选区：莱比锡、市区和郊区、来特魏达、开姆尼茨、格劳豪一梅朗内、茨维考—格里米乔、施托贝克—施内贝克、奥尔巴赫—赖辛巴赫、普劳恩，五个萨克森省的选区：马格德堡、哈雷、爱尔福特、瑙姆堡、卡尔贝—阿舍斯累本，五个小邦选区：两个罗伊斯、哥达、佐内堡、宗德尔豪曾和两个新普鲁士选区：卡塞尔和马尔堡。第四个军营是沿着帝国西部边界的十三个选区，两个威斯特伐里亚选区：比雷菲尔德和多特蒙德，五个莱茵选区：累内普一梅持曼、爱北斐特一巴门、佐林根、杜塞尔多夫、科伦，六个美因郜选区：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赫克斯特、哈瑙、奥芬巴赫、美因兹、达姆斯塔特。最后，南部九个选区形成的第五个军营使这条锁链闭合起来：亚尔萨斯的米尔豪曾、巴登的曼海姆、维尔腾堡的斯图加特、巴伐利亚的慕尼黑第一区和第二区、纽伦堡、菲尔特、克罗那赫和维尔次堡。
跟据所得票数的比例，党本来可以要求七十八个选区，事实上，它只得到其中的三十五个。在主耍选举中党在二十个选区获胜：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津格尔和李卜克内西）汉堡第一区、第二区和第三区（倍倍尔、迪茨和梅茨格尔）、阿尔托那（弗罗默）、莱比锡郊区（盖尔）、米特魏达（阿•施米特）开姆尼茨（席佩尔）、格劳豪一梅郎内（奥艾尔）、茨维考—格里米乔（施托尔）、施托贝克一施内贝克（宰菲尔特）、马格德堡（博克）、罗伊斯长系（费尔斯特）、罗伊斯幼系（乌尔姆）、爱北斐特一巴门（哈尔姆）、佐林根（舒马赫）、米尔豪曾（希克尔）、慕尼黑第二区（福尔马尔）、纽伦堡（格里林伯格）。在复选中，党同平常一样，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布勒斯劳，高贵的自由思想党人在主要选举后一天，就转到卡特尔一边去了。成为问题的只是，党在复选中必须在两个资产阶级候选人之间作出选择时，它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圣加仑代表大会在封斋节选举的经验的影晌下决定，在这种情况下绝对弃权。可是现在社会民主党的选举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通过支持资产阶级反对派，抵偿封斋节选举的大骗局，通过彻底粉碎卡特尔，给一切背叛反社会党人法的活劫树立一个目标。明确的政治必要性战胜了一切形式上的顾虑；早在2月22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就发布了复选口号：打倒反人民的卡特尔，打倒要把反社会党人法永久化的人们！它要求党员在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复选时，把票投给所有表示反对各种形式的非常法“反对任何刑法加重、反对任何破坏普选权行为的候选人。明确放弃其他党的报答，强调指出，为了党的利益，为了社会福利必须这样做。工人群众的战斗意志早已准备好响应这个号召了。复选消灭了卡特尔，它在新帝国议会中只有一百三十五席，是没有希望的少数派，保守党—敎皇全权主义者多数派也不可能组成。
党在复选中仅仅获得了十五个议席：尼德尔巴尼姆（施塔特哈根）、布勒斯劳第一区（图曹尔）、科尼斯堡（舒尔采）、不来梅（布龙斯）、卢卑克（施瓦尔茨）、格吕克施塔特（莫尔肯布尔）、汉诺威（迈斯特尔）、不伦瑞克（布洛斯）、哈雷（孔内尔特）、卡尔贝—阿舍尔累本（海涅）、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威·施米特）、美因兹（约斯特）、奥芬巴赫（乌尔利希）、曼海姆（徳雷斯巴赫）和慕尼黒第一区（比尔克）。在党的议会代表中，现在已经有许多在反对反社会党人法的斗争中立过功的人了；少数人来自资产阶级职业阶层，如作家席佩尔和乌尔姆、律师施塔特哈根、敎师孔内尔转、旅店主比尔克，大多数人来自工人阶级，如雪茹烟工人布龙斯和费斯特尔、木工约斯特和席克尔、白铁匠梅茨格尔、排字工阿·施米特、石版印刷工威·施米特、鞋匠宰菲尔特。
2月20日摧毁了宫相俾斯麦的基础：这一天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社会民主党召集的队伍比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所召集的都大，这一天给俾斯麦的统治判处了死刑。在这危急关头，罩在赤裸裸的自私心外面的一切骗人的外衣全脱掉了；俾斯麦不体面地离开了他以卑鄙手段所掌握的权位。这次，复仇的女神在完成她的任务以前，是不会让一个罪恶深重的人进入坟墓的；这位“世俗人”大吵大嚷地对自己进行报复，甚至他的最不可调和的敌人恐怕也想不出比这种报复更残酷的手段。
[1] 1956年，卡尔·欧伯曼重新发现和发表了弗里德里需·恩格斯为《劳工领导者》写的论1889年鲁尔工人罢工的长期未发表的文章。卡尔·欧伯曼：《1889年的鲁尔矿工罢工。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一篇未发表的论文的评语》载《历史科学杂志》，1956年第2期，335-342页。——原编者
[2] 参看本书第六部第七章第二节。——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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