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九十九天

　　过了不久，3月9日，威廉皇帝逝世，享年九十多岁，他的继承人以病笃之身继承王位。
　　弗里德里希皇帝不但不是什么天才，而且很难说是一个有才能的人，甚至还有严重的封建王公的意识，但是也感到一点现代精神的气息。他在即位诏书中自称是一个和平的人；如果后世的人能够称颂他的统治，说它造福人民，有利于国，是帝国之幸，他就感到满足，至于带来荣誉的辉煌的丰功伟绩，他是不关心的。当然这个诏书在个别地方可以有各种不同解释。它是由基督教保守派教授格弗肯执笔，并得到自由思想党对它表示无限忠诚的。当弗里德里希皇帝的寿命已经差不多是可以按日按时来计算的时候，自由思想党的国务活动家还在酒筵上不知疲倦地分配大臣席位。
　　俾斯麦虽并不这样愚蠢，但却更加阴险。一切王牌在他的手中；命在旦夕的皇帝或帝国议会中席位不足十分之一的皇帝党，对俾斯麦又能有什么损害呢？正像最了解情况的施托克尔所说的，俾斯麦“愿意为了多病的皇帝的可以预见的短促的统治时期创造出一个稳定和团结的体系”，换句话说，一开始就阻止皇帝的任何独立行动，这就很少君主政治的意味，但从宫相的立场来看，却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俾斯麦并不以此为满足。对于弗里德里希皇帝的即位诏书中的现代精神，以及皇太子与太子妃几十年来对俾斯麦的虽然无力但很坚决的反抗，都需要进行沉重的回击。俾斯麦煽动带丝帽的爱国平民反对孤立无援的皇帝与皇后，与此同时在一次极尽人间卑鄙之能事的最丑恶的狂欢饮筵上，他高兴地肯定了格弗肯的一个绝望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在这个人的生活中发现高尚思想的特征呢？
　　俾斯麦的“稳定性”自然也扩展到弗里德里希皇帝所不满意的反社会主义者法令的执行方面。同老皇威廉在世的时候相比，现在，俾斯麦继续迫害工人阶级的恶毒乐趣更大。弗里德里希皇帝执政时期外交政策的唯一行动，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人报》赶出瑞士。由于驻柏林的瑞士公使受到人身侮辱，由于驻伯尔尼的德国公使令人苦恼的叫嚷，而且也由于为了立即恢复德瑞通商条约而对瑞士工业的利益作了让步，因此伯尔尼的瑞士联邦委员会答应，于1888年4月把伯恩斯坦、莫特勒、施留特尔和陶舍尔等人逐出瑞士国境。借口是说《社会民主党人报》滥用瑞士的好客而发表了损害瑞士与一个友邦的良好关系的言论。关于这件事，瑞士的官吏奥托·朗克在为被放逐者举行的告別会上说得好：“在世界历史上，每当大事正在酝酿的时候，都会发生激烈争论。人民的幸福并不是阳光下结成的果实；不是的，它是在狂风暴雨中成熟起来的。”但是被驱逐者自己在《告瑞士自由与正义之友书》中宣称，人们没有证实，也不可能证实他们有任何称得起是违反普通法的行为，他们既没有图谋或怂恿暴力活动或叛国活动，甚至也没有鼓励别人这样做。人们归罪于他们的事情，都是报刊发表言论范围内的事情，是瑞士宪法保障有充分自由的范围内的事情。驱逐他们的真正原因在于，《社会民主党人报》揭露了德国挑拨分子的卑劣活动，因此普特卡默进行报复。这次驱逐使瑞士降低身分，成为俾斯麦警察的工具。
　　这次暴行引起瑞士一切公正市民的深刻愤慨和耻辱感。许许多多的人对被逐者表示同情，勇敢的孔采特站在瑞士市民的最前列，保证《社会民主党人报》以原来的精神与语调安全地继续出版。但是为了避免外部压力的假象，该报1888年10月起在伦敦出版。但是它的性质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一切完全和过去一样。俾斯麦和普特卡默对少数几个人发泄怒火，除此而外不过按照可爱的老习惯放了几声空炮而已。离开德国的战场更远了，但是这丝毫也没有减弱党机关报的作用。在反社会党人法的第三阶段，党的机关报的任务与第二阶段有所不同；德国工人运动的规模已经如此巨大，德国国内的机关报已经如此之多，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需要另设国外机关报。但是仅仅在一定的程度上，因为德国国内的工人报刊当时已处于千钧一发之际，随时有被封闭的危险。它们必须进行严格的内部审查，而且这种审查是最讨厌的，因为它不受蒙骗；也是由于德国统治者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无情鞭挞感到理所当然的畏惧，德国国内的工人报刊才能得到有限的活动范围。为了使国外的党机关报尽可能地扩大基础，国内的工人报刊忍受了种种痛苦；反社会党人法存在一天，《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一天不能停刊。它在伦敦出版可以和在苏黎世出版同样好地完成当前的任务，尤其是密探比过去更害怕它：一个流氓还没有听到第一笔钱在他的口袋里叮当作响，“铁面具"就已经使他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作为普特卡默的“成绩”，苏黎世的驱逐活动也同他的所有“成绩”一样是没有希望的，而且这是他的最后的“成绩”了。弗里德里希皇帝反对执行还在他的先人统治时期就制定了的关于延长立法时期的法令；他不愿把自己的名字同对最重要的人民权利的第一次破坏结合起来。可是作为皇帝，他无权否认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批准的法令。他可以先在其邦议会立即仿效帝国议会的反动行动的普鲁士邦进行反抗，可是他在这里也是徒然地对军国主义的反抗进行斗争。当他执行普鲁士法令的时候，他只能通过一道叫普特卡默停止对选举的官方干涉的命令，来证实自己的良好意愿。那时在普鲁士众议院的一次投票检查中又一次发现这种干涉扩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范围。普特卡默用资产阶级反对派容许他惯用的含冤受屈的可笑的傲慢声调回答，可是这回他碰了钉子，6月8日他接到免职令。这一迅速的处置，使得全权的宫相小心谨慎起来；他没有把“连带责任”扩大到他最忠实的助手身上，而满足于用一次饯行宴会来安慰遭到不幸的伙伴。一个星期以后，皇帝去世，使他摆脱了一切忧虑。
　　在弗里德里希皇帝统治的九十九天中，社会民主党保持着严肃、刚毅、可敬的态度。它既没有自由思想党的空虚的幻想，也没有卡特尔的可恶的反抗。在《柏林人民报》上发表的奥艾尔写的悼词，对去世的皇帝的好愿望作了公正的评价，但也尖锐地指出，即使这种愿望可以自由发展，它也有一定的界限；奥艾尔用一句可以抵得上自由思想党报纸的所有浮夸言辞的简单话，谈到当时孤单单地受到俾斯麦的狂吠的党徒欺凌的“英国女人”^[1]：“这位至死忠诚和献身的妇女，不论她在宫殿还是在茅屋遇见我们，都永远是一个崇高的形象。”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不仅在它明确有力的政策方面超过了统治阶级，而且在统治阶级从来看作是自己的不可转让的财产的高尚意识方面，即在人类感情的真正心灵感受方面也超过统治阶级。

^[1] 指弗里德里希皇帝之妻维多利亚（1840-1901)，她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1819-1901)的女儿。——原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