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结束的开始

一言论和行动

　　对社会民主党“回心转意”所抱的希望，使反社会党人法第二时期产生了第三阶段，这个阶段又延续了一年半的时间，即从1884年秋天到1886年春天为止。
　　俾斯麦在取得不完全的选举胜利以后，就尽力从新帝国议会这只柠檬里榨汁水，推行殖民政策，进行保护关税的新掠夺，同时，如果帝国议会不同意国家去掏人民的腰包，就按照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的榜样，准备一次新的竞选。1884年圣诞节，他就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第一次发了一顿小脾气，但却得到了可喜的成果，德国庸人同过去一样很容易就上了当。俾斯麦仍然估计有可能煽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他坐收渔人之利，这一点是较难理解的。为了自私的目的力图收买报刊的掌权者，往往自己也终于相信他们的雇佣文人的谎话，俾斯麦也是这样。半官方报纸希望至少有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变成“驯顺的家畜”，满足于工人保险的“稀牛奶”，这个希望在俾斯麦1884年11月26日的演说里得到反应。俾斯麦在这篇演说中希望社会民主党还得十二个议席，他称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因素”，没有这个因素就不可能有至今在社会改革方面取得的适中的进步。甚至普特卡默也对“被引入不很革命的轨道的”党，装出一副尽量友好的面孔，变换花样说，反社会党人法的矛头只指向无政府主义集团，这个集团为了直接用暴力推翻现行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当然，当扮演新角色的尝试只能引起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发笑的时候，普特卡默就又采用了刚刚停止的悲壮声调，庄严宣誓说，1885年1月，他的亲信之一、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密探头目卢普夫就是死在社会民主党磨快了的匕首之下的。
　　1884年12月，帝国最高法院对神秘的尼德瓦尔德谋刺案作了最后判决，但并没有揭开盖在上面的面纱。八个被告中，有三个人被判无罪，两个人被判长期惩役，三个人——赖因斯多夫、屈希勒尔、卢普施被判死刑。屈希勒尔和卢普施请求减刑，结果卢普施也減为终身惩役，而屈希勒尔心惊胆战地走上了处刑台。可是赖因斯多夫拒绝请求減刑；他不是以一个政治殉难者的态度，但是心情十分平静，唱着快活的歌度过了他的最后一天，行刑前他高呼：打倒野蛮制度！
　　在这以前，卢普夫已经成为自己的杀人行为的牺牲品，这个谋刺行动没有密探参加，所以警察没有能够发现主犯。它只是收集了一些理由不充分的间接证据，控告鞋匠帮工利斯克，这些证据只能说明，利斯克可能知道这件事，但是丝毫也不能说明这件事是他干的。虽然如此，法兰克福陪审法庭却判利斯克有罪，结果利斯克被处死刑。他死得有丈夫气概，他的咒骂使他的控告人——国家检察官弗雷塞进了疯人院。普特卡默却让普鲁士邦议会根据一条将別的法律作出决议，卢普夫的继承人可以不折不扣地领到卢普失的全部薪金；在俾斯麦一普特卡默的时代中，能让哪个比在可怜的罪恶活动中丧命的密探头目更体面的英雄在政府里享受这样好的待遇呢！
　　当时小小的瑞士用使人惭愧的方式，向强大的普鲁士一德意志帝国指出，怎样才能把无政府主义幽灵赶走。据说有人计划爆炸伯尔尼的联邦委员会大厦，这个计划促使瑞士联邦的总检察长对瑞士的“无政府主义阴谋活动”进行侦查，调查结果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只要能谈得上是这种运动）正在“迅速衰落”，莫斯特正用他疯狂的煽动手段，使工人日益强烈地反时“行动的宣传”，目前存在的无政府主义阴谋活动完全是由于徳国和奥地利残酷迫害工人而引起的。“非常法把无政府主义鼓动员赶到我们这里来，使他们在我国进行反对他们祖国的活动。”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没有警察就不能生活，所以警察始终是资产阶级的警察；于是瑞士把十二名无政府主义鼓动员驱逐出境，除去考夫曼和魏斯这样的德国密探以外，也有内弗这样的诚实的无政财主义者。可是联邦检察官提出严重警告说，不要用引起无政府主义危险的手段，即压制政治自由来消除无政府主义危险，瑞士警察在这一方面的做法同德国警察恰恰相反，同样在发现无政府主义的组织的技巧方面也与德国警察大不相同。德国警察不能防止其正的行剌，而在人为地制造行刺方面却很熟练。
　　俾斯麦的社会政治言论和社会政治行动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他在18844年11月对社会民主党所作的柏拉图式的爱的声明，是从很快就完全变了调子的双簧管里吹出的可爱的序曲。同1881年一样，1884年社会民主党选举胜利也唤起资产阶级的良心，而且这种胜利越大，这种作用就越强。教皇全权主义者不仅提出质问，而且还提出修订工人保护立法的议案。他们耍求禁止星期日劳动、限制女工和童工，给成年的男工规定每天最高劳动时数。
　　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也提出了类似的议案，只有太子党甚至不愿表面上触动一下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剥削，更不用说认真反对这种剥削了。在这一方面，它同俾斯麦是情投意合的。
　　就像唐·吉诃德用马刺踢他的罗辛南特^[1]那样，这个世俗人也用马刺踢他虛弱的自由贸易派驽马。他在社会政治方面的惊人无知在不得已时可以为他辩护，比如他发表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遭到千百次驳斥的意见说，缩短劳动时间就必然引起減少工资，可是当他说规定每天最高劳动时数损害工人利益时，他的恶意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他说，比如规定每天劳动十四小时，那么至今对工人每天劳动十小时或十一小时就已经满意的企业主，也要让工人劳动十四小时。这种可悲的调言甚至使资产阶级政党感到轻微的战栗，又只有太子党欢喜得发抖地接受了天才政治家的有利的思想。从前的进步党人欧根•季希特尔声称，“帝国首相先生”说得这样合情合理，他可以依靠不屈不挠的人们的核心部队，从前的分离派分子鲍姆巴赫问，关于童工有什么好谈的呢？霍亨索伦的子孙也应该学习手艺啊。可是公正的人们也应该承认，以路德维希•洛厄佛和年迈的菲尔肖夫为首的自由思想党少数派开始反对过分无耻的追逐利润的行为。
　　俾斯麦没有实现法律上的工人保护，相反地，1885年3月13日，他在帝国议会讨论殖民政策的会议上，树立了培养百万富翁这面旗帜。他说，布莱希勒德和汉泽曼这些人也是可以要求保护他们财产的人，甚至是德国人：“我希望，我们能够立即在国内多培养几百个百万富翁”。正如俾斯麦一年前在普鲁士邦的权利中发现了“劳动权”一样，现在他以老霍亨索伦的重商主义政策为依据，“十九世纪的海克立斯”畐然比他当时的教养落后几个世纪，但是他始终处在自己的教养的最高水平上。实际上，他的培养百万富翁是从基佐的Enrichissez-vous〔你们发财致富吧！〕抄袭来的，只是他缺乏基佐的个人的大公无私。在新帝国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中，他提出了1879年的保护关税的放肆行为的再版，因为狼已经饿了六年，所以它们就贪婪地沖向消费的群众。谷物税增加了两倍，木材税增加了一倍，牲畜税和烧酒税提高了，许多工业税也提高了，在“社会改革”的旗号下开始的会议，以富人普遍掠夺穷人而结束，正如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发言人奥艾尔所说，以“对劳动人民的掠夺”而结束。

二议会党团和党

　　这个议会党团第一次强大到能在帝国议会中独立行动，它忠实于党的传统和维登决议与哥本哈根決议，它把议会活动的重心放在宣传鼓动方面，但是它也顺便利用了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可以利用的东西，而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功能不抱任何幻想。它没有参加所有委员会，没有参加预算委员会，因为它必须一劳永逸地反对军事国家的预算，但是它参加了许多委员会，如在其中可以保护工人阶级的重要利益的请愿委员会和投票检査委员会。
　　议会党团对于会议的三个主要问題自然而然地表示了态度。它坚决反对新的保护关税的魔女酒宴，而用一个范围很广的工人保护法草案，把资产阶级政党提出的修订工厂立法的陷于困境和已经失败的要求，提高到现代文化的高峰。它的草案的要点是，成年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少年工人八小时工作制，禁止星期日劳动和节日劳动，不可避免的情况除外，禁止儿童和妇女在上部建筑和地下劳动，禁止夜间劳动，对容许的例外要作明确规定，星期五付一周的工资，规定最低工资，建立由帝国劳动局监督劳动状况的、范围很广的，分门别类的体系，建立劳动局、劳动议会和仲裁法庭。这个草案不是每一点都是无懈可击的，在要求规定最低工资这一点上也是这样，这个问题在党团内部已经遭到激烈反对，可是总的说来，草案出色地向资产阶级政党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的明确而彻底的社会改革是个什么样子。这个草案当然受到普遍的欢迎：在人们长时间叫嚷社会民主党用这个草案抛弃了它的“革命空想”以后，草案的每个实际要求都被以“革命空想”的罪名否决了。
　　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像反对关税政策那样，反对殖民政策，而且不仅反对无利可图的殖民政策，还反对工人负担费用、资本家享受利润的一切殖民政策。除去几个小预算项目而外，俾斯麦开了殖民政策的第一张账单，要求每年支用四百四十万马克，以补助建立和维持同东亚、澳洲、非洲的定期邮船联系的费用。这一事业是委托企业主办理的。只要这个要求对殖民政策起促进作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就一致反对。可是这时在以奥艾尔、迪茨、弗罗默、格里林伯格为代表的党团的多数派同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少数派之间产生了一种意见分歧。^[2]多数派认为，政府建议开辟的某些轮船航线，同殖民政策没有关系，而只为各国人民的国际交通服务，从而促进和平事业，这也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少数派并不反驳这种基本观点，却认为德国商船队没有补助金就已经壮大了，因此人们应该让纳税人置身于局外，补助金会产生不健康的税率，它同俾斯麦的“经济改革”是有关联的，因为它引起一种肮脏的竞争：通过国家补助来促逬贸易往来，将会招致新的危机。多数派考虑了这些看法，它试图挫败俾斯麦在航运补助金方面的一切阴谋诡计。
　　德国同东亚和澳洲的贸易有十二分之十一操在汉堡手中，而不来梅只大量输入稻米，俾斯麦想给不来梅轮船公司补助金，这样必然严重损害汉堡的商业，从而严重损害汉堡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德国最大的轮船公司不来梅轮船公司可以立即用旧船组成一支大商船队，而汉堡轮船公司如果要开辟一条新线，就要造新船，这样当时成千上万的吃不饱饭的造船工人就会有工可做。从这种考虑出发，多数派决定赞成开辟东亚线和澳洲线（萨摩亚群岛线除外》，为了贯彻对殖民政策的立场，反对开辟非洲线和萨摩亚群岛线，可是多数派表示赞成的条件是，雇用的船只是第一流的新轮船，而且必须在德国船厂里制造，如果这个条件遭到否决，或者帝国议会赞成多数派所否定的肮线，他们就反对整个提案。这两种情况都发生了，帝国议会原封不动地通过了俾斯表提出的议案，于是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一致投票反对整个航运补助金案。
　　在议会党团内部没有发生原则性意见分歧，对一个实际问题的不同判断，没有导致投票时的实际分裂。可是这个插曲在党内引起激烈争论，这是反社会党人法存在期间党内出现的最激烈的争论。苏黎世党员首先起来反对议会党团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报》也同他们的看法一致，接着伯尔尼，伦敦、布鲁塞尔、哥本哈根的同志，以及德国国内的莱比锡、罗斯托克、科尼斯堡的党员也跟着这样做。3月20日，议会党团发表了一个声明，其中指责这些攻击是“完全不适当的”，党报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反对对它的内容负责的议会党团，“不是报纸决定议会党团的态度，而是议会党团监督报纸的态度”。这个声明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引起了新的攻击，法兰克福的同志最激烈地反对“独裁处理”，反对革命工人运动不可陷入的“议会主义泥坑”。幸而议会党团和党报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4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和平协定：议会党团承认，《社会民主党人报》不是它的私人报刊，而是并且应该永远是全党的机关报，编辑部则同意，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维护党的统一和行动能力，议会党团在非常法的战争状态下担任领导期间，一旦做出一定的决议，应该绝对依靠全体同志的支持。这样当然还远不能使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内部争论甚至继续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进行，几个月以后这场风波才又平息。
　　双方都表现山敏感和过分激劭，这同争论的真正对象是完全不相称的。议会党团少数派把航运补助金当作俾斯麦计划的一部分加以反对，而多数派在反对提案以前，先把它放在批判的坩埚里考查，也是无可非难的。像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非常文明的党，有一切理由培养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地上就可以成长的交明的萌芽，因为所有这种萌芽在这个社会中都带有资本主义性质，所以资本主义利益同文明利益之间的正确界限很难划分，在航运补助金问题上同北海波罗的海运河问题上一样，这条界线是不容易看清的，虽然北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开凿起初也只为资本主义利益和军事利益服务，但是不久以后议会党团就表示赞同这一工程，并没有因此引起党内的反对。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多数派及其历史权利上的立场和议会党团所否决的决议，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尴尬的妥协。东亚线和澳洲线（萨摩亚群岛除外）的航运补助金将补偿企业主按契约规定向目的地的定期航行所造成的损失。这些船只必须完成邮政工作，在旅途中必须保持最低速度。除了规定的中间港而外，不能停靠其他港口，而过去作为货运航线，可以不管航行时间长短，停靠每个发货或收货的港口。、
　　这时候经验表明，旧的运货航线增强了，而在艰苦条件下开辟的受补助的德国邮政航线，却不是经常都获得利润，但是间接地对于贸易和交通发生了有利作用，特别是对于各国都利用和称颂的旅客运输起了有利作用。构造精良的船只、优秀的船员、充分的物质供应吸引了全体国际公众的注意。
　　迪茨在二读时语言同建筑铁路初期的情况相似，补助金作为利息保证是不够的，根本谈不到什么由于税款而得到加强的“肮脏竞争”。补助金仅仅是对任何一条航线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自愿承担的特殊工作的报酬，而邮政航线由于国际竞争已经成为必要，大西洋彼岸的交通和我国两大航线没有补助金而得到发展，是由于移民的垄断而实现的，只有移民给投下的资本提供可靠的保证。同航运补助金有关的真正的殖民航线，不久就开辟了，相反地海军根据地的换防士兵则用邮船运送，过去这些士兵有一部分必须花很多钱用外国船运送或者用运输船直接运送。过去和现在英国人给大英轮船公司，法国人给法国邮船公司，奥地利人给奥地利轮船公司也支付类似的补助金，可是德国邮政航线打败了所有竞争者。
　　此外还要考虑建船问题。过去几乎所有到美洲去的船只都是英国制造的。虽然施泰廷的伏尔康造船公司进行了在自己的造船厂打破英国专利的试验，但是结果不佳，只有一个可靠的收获：英国人减低了他们所造的船的定价，以致一个私人企业主不在英国用便宜价钱买好船，却在德国用高价买有问题的产品，他就是一个傻瓜。英国的船价减低很多，使欧洲大陆的造船业不能同它竞争。这时德国造船业发生了危机。木船制造逐渐停顿，而铁船的制造由于没有订货而不能发展。船坞里空空荡荡，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港口大约有两万名造船木工没有工作可做。虽然在施泰廷、卢卑克、汉堡、不来梅港建立了造铁船的船厂，但是它们只能造小船，大船要由英国船厂制造。
　　只有国家的强制能够有所帮助，社会民主党提议投入受补助的航线的所有船只都应是在德国船厂制造的新船，这个提案遭到否决，而且从帝国议会多数派的立场来看，也必然遭到否决，因为如果通过这个提案，受补助的各线的开辟就要推迟很长时间。俾斯麦了解这种情况，他在二读时宣称，社会民主党提案的思想是值得赞扬的，不过它用现在的形式是不能通过的。但是他愿意在联邦议会中主张，在受补助的航线上行驶的所有新船都必须在德国船厂制造，保守党根据这个精神立即提出的议案被通过了。不来梅轮船公司可以使用第一流的旧船，但必须在德国船厂制造新船。这样一来，德国造船业得到了意外的发展，代替从前两万名吃不跑饭的造船木工，今天却有了几十万必须组织起来用斗争来争取、而且也正在争取他们的利润份额的工人。
　　关于航运补助金问题的实际内容就谈达些。此外，这个问题只是同它有关的激烈而无聊的争论的机缘而不是原因。有人说，反社会党人法的“铁箍”使社会民主党结成一个整体，这是自由主义的廉价的一半正确的言论；同它水平相当的是另一种言论，即认为暴力手段不能镇压精神运动；德国自由主义常常以巨大的热情宣扬的它自己的历史，最能清楚地说明这种说法的相对的正确性。使社会民主党团结起来的，不是反社会党人法而是别的铁箍。的确，为了使这个法令失效，这个党更紧密、更牢固地团结起来，但是这种力量来自党的历史存在条件，而不是来自残酷的压迫，如果这种压迫也能起一定作用，那么它只能起破坏作用和造成混乱的作用。它究竟发生什么作用，要看被它压迫的阶级的本质而定；它对间接有关的资产阶级起削弱和麻痹的作用，对直接有关的无产阶级则起了使它激动和发怒的作用。关于航运补助金问题的争论，议会党团和党之间的巨大摩擦，就是在已经延续了七年的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必然自发产生的过分激动的一种征兆。
　　反社会党人法要求议会党团担任党的领导，要求德国唯一可以自由讲话的地方——帝国议会讲坛具有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本身不能要求的重要意义。议会党团没有犯任何严重错误，还在1884年选举以前，它毫不容情地把不遵守党团的严格纪律的年迈的里廷豪森开除出去。1887年选举以后，党团更积极地参加议会工作，只做它不能不做的事情，欧根•李希特尔抱怨党团在帝国议会里“疲疲沓沓"（264），这就最确切地表明，党团同议会迷毫不相干。一定的意见分歧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经过选举战的十分紧张的工作以后，议会工作没有成果引起了失望，这种失望在1881年选举以后，甚至早在七十年代的卓有成效的选举以后就以类似的方式出现了；另一方面，尤其是在反社会党人法对工人的压制最厉害的地方，却不断产生这种忧虑，即议会党团可能为了取得某些成就，而同资产阶级政党关系过深，并在议会活动中堕落下去。恰恰是党的最宝贵的财产一一最老、最忠诚的党员，保卫着党的至上的独立性；虽然在萨克森邦议会中已有五个社会民主党员，1885年春天又有两个社会民主党人进入黑森邦议会，但是当弗罗默和哈森克莱维尔主张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时，他们却遭到了顽强的反抗。
　　议会党团在帝国议会中提出的工人保护法很少受到反对，可是也引起党内种种摩擦。八十年代的经济状况是一种慢性的萧条，它被在这个十年的初期、中期和末期发生的个别波动所中断，也就是说，每次都出现工业的较大繁荣。这些复兴中的第一个复兴的标志就是新罢工运动和工会运动，反动派对这些运动没有完全置之不理，但是一般说来没有能够把它镇压下去。八十年代中期，当工业繁荣掀起一个较大的浪头时，运动正有力地发展着；发生了多次罢工，1885年，几乎所有行业又都有了工会组织，一部分是地方联合会，一部分是中央联合会，总共有八万多会员。这些组织通常是在罢工中自发产生的。比热雕刻工人的联合会是在柏林一次失败的罢工中产生的，木器工人的联合会是在斯图加特的一次罢工中产生的，卡尔•克洛斯十分英明地使这次罢工以胜利告终。当然在建立工会联合会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为了使官厅找不到任何干涉的借口，对组织形式进行了种种试验，中央联合会的所在地最好选在有较大结社权的小邦中，裁缝设在汉堡，烟草工人设在不来梅，手工业工场工人设在格腊，五金工人设在曼海姆。随着保险法的颁布，工会联合会失去了一个有力支柱，可是工人在迫切希望成立组织的情况下，也善于把坏事办成好事；他们纷纷成立了疾病互助会法允许的自由互助会；1885年这种互助会的会员有八十七万四千五百零七人，为五年前的十四倍。
　　这一年，女工运动也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分散性的发动以后，经历了它的第一次高潮。它甚至已经取得了一个小小的实际成果；当政府要想对缝衣服的线课税的时候，柏林现成服装业女工提出强烈抗议，以致帝国议会首先决定调査内衣制造业和现成服装业女工的状况。尽管政府进行的调査非常表面，也很不充分，但仍揭发了这个广泛剥削妇女劳加力的领域内的令人吃惊的情况。这次调査展开了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代替另一个的各种不同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的五色缤纷的样本图卷。同时并存的有：手工业、家庭工业、商人资本、血汗包工业^[3]、股东和工厂主、大中企业、为国际市场生产的出口公司、满足乡村和地方需要的商号、根据订货劳动的小企业，手工和机器、工厂车间和作坊、地窖和阁楼中的活动，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妇女劳动力的敲骨吸髓的剥削，以致官方报告人也相当坦率地承认，得不到家庭支持的女工的唯一选择就是饿死或者卖淫。这幅可怕的图画对于官方的“社会改革”没有发生任何影响；而为了解脱大地主和大工业家的“困境”，俾斯麦有许多事情要做。
　　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保护法在工会运动和罢工运动中更加振奋人心了。有五十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帝国议会通过这个法令。同任何一次火热的斗争一样，在这些斗争中也产生了许多超过目标的希望。1885年以关于航运补助金问题的争论开始，而以李卜克内西同菲勒克之间关于正常工作日的意义的激烈论战结束。菲勒克幻想正常工作日会或多或少地吸收一部分产业后备军，而李卜克内西中肯地指出，尽管正常工作日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一个重大阶段，但它不能根本医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祸害。反社会党人法在这里也制造了人为的对立。《社会民主党人报》出于正当的理由，对工会运动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而《劳动权报》也岀于正当的理由，过分专门注意工会运动。于是两家报纸之间产生了某种对抗，这又引起赫希柏格和卡•奥・施拉姆再一次企图贯彻他们对现代工人运动的特殊观点。
　　赫希柏格为殖民政策的口号所迷惑，在《劳动权报》上表示赞成征收交易所税，条件是其收入用于建立工人生产合作社。《社会民主党人报》立即否定了这个建议，但并没有因此而忘记赫希柏格对党的功劳。1885年夏天，赫希柏格去世时，党报发表了充满感激心情的悼词。同企图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的施拉姆的冲突比较激烈。当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篇论洛贝尔图斯的一部遗著的完全适当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文章以后，施拉姆就挑起了一场完全多余的争论；遭到恰如其分的驳斥以后，施拉姆还在菲勒克的出版社里出版了一本论洛贝尔图斯、马克思和拉萨尔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为了换换花样，他又大捧拉萨尔，当然用的是假如拉萨尔本人活着一定会坚决拒施的方式。《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一组卓越的论文驳斥了这个小册子，施拉姆利用议会党团中的一些人对党报的余恨而进行拙劣的投机，但并没有改善自己的处境。他同这时与菲勒克分手而成为《新时代》的一个热心的撰稿人的雪恩朗克也发生争吵，结果第三次被人驳倒。
　　尽管有许多策略上的意见分歧，党没有再从辛辛苦苦地攀登上去理论认识的高峰上摔下来。相反地，它以矫健的步伐在被它占领的高地向前迈进。《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社会民主党文库中收集了较老的社会主义文献的杰出作品，而迪茨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国际文库中展开了新的社会主义硏究。现在，当谢夫莱开始胡说什么“社会民主党没有前途”的鬼话时，也许能使一些忧心忡忡的资产阶级分子安下心来，可是在党内，他所起的作用无非是，党了解了谢夫莱的《社会主义精义》一书的弱点，而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党对这本小册子还是十分赞赏的。

三俾斯麦的失望

　　尽管1885年党内发生的策略上和理论上的争论被资产阶级报纸所利用，来欢呼“社会民主党的分崩离析”，但是这些争论没有使实际的天才俾斯麦长期受到迷惑。有一次菲勒克把所谓“右翼”的纲领归纳成三点要求：废除反社会党人法、无条件的联合自由、按英国的榜样制定工厂法，对俾斯麦来说，这比公有制甚至更可怕，因为这些要求直接威胁着他心爱的利润，原来防止”革命暴行”只是反社会党人法的表面目的，而实际压制工人阶级才是它的真正目的！俾斯麦的思想家头脑渐渐认识到，以为德国工人阶级会被任何一个容克用鞭子和糖果打倒的想法是多么愚蠢。
　　“温和的实践”仍然继续，但是新的阴谋诡计的苗头已经露出来了。半官方报纸十分凶恶地攻击每次罢工，自由互助会受到一次又一次的阻挠，由于取缔五金工人联合会，反社会党人法第一次深入干涉同业联合会运动。在布勒斯劳，警察查封了西列西亚印刷厂，说它是一个联合会，实际上它是克雷克尔私人的财产，帝国委员会毫不犹豫地批准了没收这个印刷厂的财产的十足非法的行为。在比雷菲尔德甚至实行了几天大戒严，因为一个缝纫机厂的罢工工人被他们的“给面包的人”所激怒，在后者的住宅前面示威。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警察局长迈耶尔命令他的部下用闪亮的刀去砍给一个勇敢的社会民主党员送葬的人，没有任何理由，完全出于兽性。在这次可怕的墓地屠杀事件中有三四十人受伤，甚至最懒散的庸人也被激怒了；迈耶尔和他的几个同伙受到控告，最多被判三个月监禁。与此同时，阿尔托那的雪茄烟工人屈克尔哈恩因为在许多场合下散布《社会民主党人报》而被判三年半监楚。不仅如此，皇帝还立即赦免了迈耶尔和他的同犯，以免人们对这个著名的“法治国家”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除此而外，现在俾斯麦也开始要求司法做警察不能给他做的事情。为了祝贺俾斯麦七十诞辰，进行了一次为了某种崇高的民族目的的普遍募捐，在这种情况下，成千上万的贫穷的工人也被爱国的企业主榨去几分钱，可是，等到凑到两三百万马克的时候，俾斯麦就伸手拿了一大半，把他祖先卖掉的世袭地中的一部分再买回来。当这位天才命令对自由思想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帝国议会议员进行一系列的诉讼，以便根据普鲁士邦法律中的一项腐朽条文，把他们从党的金库领到的日薪当作“有失身分”的收入而夺去的时候，俾斯麦的崇拜者尙且为俾斯麦侵吞捐款一事感到羞愧。但是，这些案子中有七件在第一审里被宣判无罪，另一件对当时被拘留在基尔和明斯特尔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代表进行了几年的案子也遭到失败。帝国检察官拒绝了以叛国罪对那些代表起诉的企图，向一些地方法院对秘密结社进行的控告也没有得逞。萨克森司法大臣阿贝肯终于使开姆尼茨（1883年，福尔马尔曾住在那里）的国家检察官唯命是听，可是开姆尼茨的法院却不听他的话。开姆尼茨地方法院反而宣判所有九名被告一律无罪，因为人们提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这些人进行刑法意义上的秘密结社。
　　1885年11月，帝国议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俾斯麦不久就同帝国议会争吵起来。首先是因为以充实国库和装满容克地主腰包为目的的烧酒专卖。原浆烧酒不在专卖范围之内，应保证生产者得到每一百公升三十五马克（最低三十马克，最高四十马克）的平均价格，而市场价格每一百公升仅为二十四马克。在后波美拉尼亚庄园里每月能出九万公升烧酒的烧酒商俾斯麦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个措施给容克地主格来多少利润。但是，帝国议会的多数派对于讨厌的专卖感到不如意，因为这个议案没有通过的可能，所以连容克也不敢投赞成票，他们由于害怕愤愤不平的公共舆论而徒劳地做出这种丑行。1886年3月27日，烧酒专卖提案在帝国议会由于除三票外全部反对而遭到否决。
　　同时帝国议会必须对延长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作出决定，一些情况表明，俾斯麦很想借此机会立即废止这个法令。可是，如果他真有这个意图，那么他不久就会相信，资产阶级反对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对抗情绪。他们并不是没有越来越感到反社会党人法令人不能忍受；甚至像格奈斯特这样的民族自由党人也公开谈到废除反社会党人法的必要性！可是《社会民主党人报》说得对，它对所有这些议论冷冷地评论说：当反社会党人法像火似地烧着统治阶级的手指的时候，它们就会废除它，而在这以前，它们是不会这样做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得了老年人的精力衰退的病症；当时班贝尔格尔看到永远朝气勃勃和敢于斗争的社会民主党就用羨慕的口气说：他们是有信仰的啊！自由思想党人非常高兴，因为这次他们可以不受责备地发表他们长篇的陈词滥调了，而教皇全权主义者则满足于用他们的“修正提案”的震耳欲聋的炮声把延长这个法令所需要的援军轰走。骗术已经嶽骗不了任何人了；同平常一样，“修正提案”飞到桌子下面去了，同平常一样，政府答应把它建议延长的期限缩短了两三年。
　　因为实在制造不出重大的政治事件，所以政府也就以能够得到的为满足了。普特卡默只从大引文口袋里拿出一件小小的法宝——《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一篇用历史的真实性评论普鲁土国家的女圣人——路易丝王后的文章，此外就着重谈到虽然不在德国，但在比利时发生的工人骚动，俾斯麦则试图歪曲倍倍尔关于俄国状况的十分中肯的言论，似乎德国社会民主党宣扬杀人。因为俾斯麦提出，马克思有没有“培养杀人犯”并派来杀害他——伟大的俾斯麦，是值得怀疑的，所以马克思的活着的两个女儿公开声明：在她们的父亲看来，俾斯麦只是一个可笑的人物，至多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有时很可利用的非自愿的助手；认为像马克思这样的人可能从事“培养杀人犯”的工作的恐怖小说式的想像再一次表明，马克思多么有理由只把俾斯麦看作是虽然十分狡猾，但却非常愚蠢的普鲁士容克，他完全没有能力理解任何伟大的历史运动。3月31日，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被以一百六十九票对一百三十七票延长两年，即至1883年9月30日为止。
　　资产阶级反对派使俾斯麦一普特卡默政府幸免于难，可是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却是不好说话的。在关于小戒严到期的辩论中，津格尔揭发了一个密探——警察伊林，他化名机械师马洛夫混进柏林的一个工人协会，企图在这里通过粗暴地侮辱皇帝、散发无政府主义印刷物，通过挑起爆炸谋杀事件而起破坏作用。普特卡默用来俺饰过去的密探活动的一切美妙借口，这次都没有发生作用；伊林一马洛夫是编制内的公务人员，他奉了上级的命令，直接违反结社法，化名在反社会党人法允许存在的工人协会中进行特务活动。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有企图犯罪的嫌疑，这种嫌疑由于许多的确凿的证人而成为绝对的事实。
　　人们理解，普特卡默为了减少这一揭发的份量而装作十分傲慢的样子，正如一个自由思想党议员所称呼他的，纯粹是个戏子。可是，他坚决让遭到不幸的现存制度支持者支配国家的进行仲裁的权力手段，国家检察官不得不以诽谤罪控告伊林-马洛夫的原告——作家克里斯滕森和瓦工别尔恩特；在两级的法律审判中，这个密探的官方上司热心为他辩护。根据他们的宣誓证言，这个密探是一个最无可非难的高尙人士；他们宁可采取不够慎重的态度，也不能让伊林一马洛夫受到一点委屈，因为，他们怎么能够指挥这样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去干那种必须从早到晚说谎、说谎还是说谎的工作呢！他们津津有味地谈到伊林提供的“有价值的材料”，而伊林本人至少暴露出了一些小小的缺点：他在自己的经典报告中经常把马克思和莫斯特相混。正直人士的整个生存决定于这些无知之徒的谚语，这件事也给资产阶级世界一个深刻的印象。只有由地方法官巴尔迪（271）修斯任庭长的陪审法庭还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判处两个被告六个月监禁；在高级法院面前，由于人们提出一大批反对伊林的证明材料，整个官方机器陷于崩溃，被告被宣判无罪，因为他们所说的全是真话。可是这时普特卡默仍然坚持到底，并给已被法院定罪的密探以令人“惊异的满足”，发给他普通荣誉奖章，对于不久以后，在进行类似活动时被揭发的警官纳波拉也是这样。
　　虽然如此，当社会民主党敢于触动打了官方印记的密探的时候，对俾斯麦一普特卡默政府来说，发酸了的“温和的实践”的牛奶已经凝成烈性的毒药了。尽管在公开的场合还显出英雄气概，而在自己的寂静的小屋里，政策的执行人也承认同1881年秋天的赤裸裸的暴力方法已经破产那样，1886年春天的收买办法也同样破产了。

^[1] M，唐·吉诃德所乘马名。 ——译者

^[2] 恩格斯对航运补助金问题提出了重要的策略建议，参阅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第103-106页和第118页。——原编者

^[3] 血汗包工业《Schwitzmeisterschaft)—— 来源于在英国流行的对某些中间人的一种称呼“Sweater”(榨取工人血汗的雇主)一词，这些中间人从大企业包下工程，然后以尽量少的工资雇工完成，从工人的血汗中榨取利润，因此叫血汗制度。——原编者

一 言论和行动

二 议会党团和党

三 俾斯麦的失望

一言论和行动

二议会党团和党

三俾斯麦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