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五章 鞭子和糖果[1]


一 救济穷人和奸细挑拨
二 太子党和它的瓦解
三 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
四 占领巴伐利亚


　　反社会党人法的第二华时期的第二个阶段也延续了一年半的时间，即从1883年春天到1884年秋天。皇帝提的问题和无产阶级作的答复在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在原则上完成了的事情，在第二阶段则在实际上完成了：俾斯麦搞他的“社会改革”，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对此作了回答。
　　这一阶段反社会党人法的执行情况，同前一阶段差不多完全一样，只不过是鞭子下得更慢一些，糖果分得更多一些。对柏林工会总委员会的控告没有产生恶果，艾瓦德和他的同志被判处轻微罚金，同业联合会并没有被查封。1883年，当柏林工人第一次参加地方自治机关选举时，没有受到很大阻挠。这个选举虽然也是按三级选举制进行的，但同邦议会选举有所不同，那就是各阶级都选举自己的代表。普特卡默神气活现地回答进步党人的不体面的抱怨说：“如果第四等级在地方自治机关选举中共同合作，以便能够申诉他们的一定的疾苦，那么谁给我们权利，把这些人置于反社会党人法第一条和第九条之下呢？这样做，就是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自从1884年1月以来，工人的报纸《柏林人民报》也能每天出版了。①可是，另一方面1883年在柏林有四十六次工人集会被解散，而1884年甚至有八十次工人集会被解散。同首都相仿，鞭子和糖果的政策在全国执行。
　　工人对这种政策的反应，同俾斯麦和普特卡默的愿望是完全相反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指出这种政策的特点说，政府要想驱使工人先作为绊脚石反对自由主义，然后，如果他们碰了壁，便又俯首帖耳。可是，正是这种反复无常，随心所欲的统治比一贯执行的、虽然还很严酷的迫害，更使工人气愤。对于一个无情的敌人，人们至少可以对他的诚实表示尊重。“可是，如果敌人不是力图消灭我们，而是想收买我们，如果他剥夺我们的权利，使我们的家庭遭受贫困，并不是因为在他看来我们的目的是不道德的和有害的，而是因为我们不被他们收买，那么我们的憎恨不仅更加强烈，而且除了憎恨还有鄙视：我们鄙视俾斯麦及其仆从，我们鄙视他的严酷，我们更鄙视他的宽大。”在社会民主党的传单上，下面两句话成了流行语：他的糖果——我们鄙视，他的鞭子——我们粉碎。
　　那位被谄媚者团团围住的“世俗人”，丝毫也不了解工人们的这种语言。他仍然希望，利用施舍的社会主义争取“被引入破途的群众”，利用奸细的挑拨使“罪恶的首领”陷入绝境。他把资产阶级反对派推入左右为难的境地，要么利用“瓦解活动”进行共同事业，从而在本阶级面前身败名裂；要么对反社会党人法不管不顾，从而失去群众的一切信任。如果资产阶级反对派能像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那样立场坚定，那么俾斯麦这时就失败了。反社会党人法的第二个时期的第二阶段的中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反对派是否坚持立场。

一 救济穷人和奸细挑拨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以后，帝国议会终于完成了疾病保险法，虽然俾斯麦为了使意外灾难保险法在议会通过，又发布了一个皇帝告谕，但是帝国议会再一次把这个法案推到一边去了。直到1884年，这个法令的第三个草案才获得通过，这个草案放弃了国家补助，其他方面也是按照大工业家的指示制定的。政府和帝国议会为了完成几个“社会改革的”法令，用了整整一个立法时期，很难说，这些法令中哪一个法令更不完善。
　　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这乏味的讨论中采取了哥本哈根决议规定的立场。从原则上说，这些法令同社会改革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们也没有接触到现代工人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而是在救济穷人这方面打圈子，早在现代工业出现以前，即自从产生穷人的阶级社会出现之日起，这个问题就存在了。把济贫工作的偶然的改善冒“社会改革”，是资产阶级方面也早已指出过的两面手法；十年前，阿尔伯特•朗格写道：“为了维持和巩固工人对上层阶级的依赖或精神上的从属地位，而对工人状况进行少许物质上的改善，凡具有这种倾向的一切政治措施都应遭到唾弃。”而疾病保险法和意外灾难保险法，恰恰具有阿尔伯特•朗格所说的“绝对遭到唾弃”的倾向。它们不是“社会”改革，而是乞食改革，因为它们想用保护有病或遭到不幸的工人不致求乞的可疑许诺，把工人阶级再置于资本的压迫之下。对于德国工人来说，这方面的一切自我欺骗早就被排除了，社会民主党议员曾经预言，按照它们的制定者的意图而制定出来的这些和类似的法令，对革命的工人阶级不会发生任何影响，此后十几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个预言是正确的。
　　可是，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济贫工作根据情况可以做得好些，也可以做得坏些，就不排斥一种实际的合作。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把自己放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它主张，意外灾难保险应该是企业主的事，他们不应让国库或工人自己出钱，疾病保险是工人的事情，他们不向国家也不向企业主恳求施舍，而只要求对社会所有其他阶级都是理所当然的事：独立自主地管理自己的疾病保险金。社会民主党发言人这样明确地详细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专门知识远远超过了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的发言人，然而他们的建议仍然遭到否决。
　　对统治阶级来说，改进济贫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们所关心的是，端上一碗只能看不能吃的菜来迷惑工人，使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且尽可能还要他们付钱。即使在最无能的官僚中，也不是完全没有能干的人材，做最后必须由每个统治阶级做的事情。对工人保险真正有所了解的几个普鲁士商业部的枢密顾问，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把工人保险办得合理一些，枢密顾问洛曼更是这样。他迫切耍求国家对工厂进行严格的监督，要求企业主有义务立即公布他们的企业中发生的所有意外灾难，耍求颁布技术保护条例。事实上，这是认真实行意外灾难保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可是正因为如此，“它们给工业添了麻烦”，就使俾斯麦感到嫌恶。他尽量压制刚刚露头的国家对工厂的监督，让普鲁士商业部拟定的、关于企业主报告意外灾难的义务的法令草案和一个专家委员会拟定的很不坚决的保护条例，从联邦议会里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官方的“社会改革”的实质，不可能再暴露得更清楚了。政府和帝国议会的资产阶级多数派以最不适当的方式，把疾病保险和意外灾难保险结合起来，以便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一官僚的奇怪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官吏和企业主的权力大，工人权力小。自从现代工人问题出现以来，具有社会改革精神的“合作组织”，无论何时何地都被看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才在进行剥削的资本中发现了，“人民生活”及其“道德基础”的“实际力量”（皇帝的告谕庄严地谈到这些词句），并在官僚庇护之下，为这种资本建立一个新的组织，这就是俾斯麦的划时代的功绩。
　　倘若社会民主党议员因此而受到欺骗，那么他们就为了几个银币出卖了无产阶级的不可放弃的权利。他们既反对疾病保险法，也反对意外灾难保险法，俾斯麦一再企图借此使他们处于困境，可是连一个工人也没有上他的当。由于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反对按照警察和行会的观点把工业法规往回修改而对它进行的指控，也没有达到目的。自由贸易派的一切表面的和实际的弊害，都抵不上落后的警察统治的大弊害，并且德国工人阶级从来就不喜欢要靠帮工和学徒的汗水养活自己的顽固的手工业行东。
　　正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日益成长壮大，超过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时候，德国的无政府主义日益受到挑拨分子的欺骗，这并不是因为德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完全由流氓和吹牛家，或者只是由落后的工人组成的；其中也有热情性急的人，他们犯了从心理上可以解释的、在政治上害处很大的错误，即认为只有用暴力才能打退对工人阶级的暴力镇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真正危险，恰恰存在于霍尔斯坦的木器工人内弗这样一些人的身上，他们随时准备为了自己的信念牺牲自由和生命。他们的忠实可靠的性格使他们获得了工人的信任，而他们的热狂的狭隘性使他们接受了奸细的怂恿。然而无政府主义宣传没有能在德国工人中广泛展开。莫斯特自从被从英国监狱释放以后退居纽约，在那里也出版《自由》，写的文章比过去更狂妄，对德国工人更不发生影响。无政府主义者的金库仍然空虚，因为进行无政府主义战斗也需要钱，所以“社会革命派”策略的一种新形式——卑鄙的图财害命得到发展，这个形式立即得到打进来的警探的细心照料。
　　早在1882年7月，维也纳的鞋厂厂主梅尔施塔林格就被无政府主义者用哥罗仿麻醉过去，抢走了一千古尔登①。在这个罪行的聪明的主谋人中，有一个叫霍策的，逃到了美国，而奥地利政府并没有要求引渡他。奥地利政府担心，霍策不会被引渡，因为他所策划的抢劫是有政治背景的，可是华盛顿政府解除了奥地利政府的顾虑，它表示愿意引渡这个普通罪犯，可是多瑙河畔的救国者仍然疑虑重重。到了1883年秋天，即在苏黎世举行的一次无政府主义代表议会以后，图财害命的策略才得到更大发展。参加这种活动的有：西里西亚的鞋匠施特尔马赫（《自由》在瑞士出版期间才，他曾任该报编辑）和两个奥地利人——装订工人卡梅雷尔和木器工人库米茨，但也有奸细施勒德尔―布伦瓦尔特和另一个德国警探机械匠考夫曼。图财害命的案件接二连三发生：10月22日杀害了斯特拉斯堡的药剂师林哈尔特和一个哨兵；10月29日，在法兰克福警察大楼进行了爆炸；11月21日，杀害了斯图加特的银行家海尔布隆纳尔；终于，12月15日，在维也纳枪杀了警官赫卢贝克；1884年1月10日，为谋财而杀害了票据经济人艾泽特和他的两个儿子；1月25日枪杀了警探布洛希。
　　这些罪行的主犯没有完全查出来。在法兰克福警察大楼进行的没有发生很大损害的爆[2]炸，可能是正直的卢普夫的一项私人娱乐。可是库米茨、卡梅雷尔和施特尔马赫参与了大多数的罪行，这是人所共知的。当施特尔马赫在维也纳受审时，无政府主义策略又出现了另一种变形。施特尔马赫曾给米尔豪曾的警察局督察卡尔腾巴赫和驻伯尔尼的奥地利公使写信，表示自己愿意充当密探，并不是打算真正执行这一职务，而是为了用这种方式骗钱，他的同志也同意他这样做。施特尔马赫一直到上绞架态度都很倔强，死的时候仍然坚信自己的事业，可是，既然一种事业的界限已经完全湮没在最卑鄙的罪行和最低劣的密探行径之中，那么这种事业又能产生什么结果呢！施特尔马赫被处死以后，在瑞士出现了许多要求为他报仇的恐怖的招贴，这些招贴是德累斯顿的洋铁匠魏斯张贴的。当这个小流氓因此而在利斯塔尔受审时，他也暴露出自己是一个德国警探。他的揭露使米尔奈曾的警察局督察卡尔腾巴赫得了一场致命的中风症。这个可怜的爱国者在为神圣财产进行的斗争中也倒了大霉。与此同时，苏黎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还揭发出德国警探弗里德曼，他常在无政府主义的集会上慷慨激昂地声称：我们的皇帝，我们的皇帝应该上绞架。
　　1883年秋天，在爱北斐特一巴门发生了另一批无政府主义“行动”。这些行动的领导人是排字工人奥古斯特・赖因斯多夫，他出生于莱比锡郊区，1877年就因进行无政府主义阴谋活动，被社会民主党开除出党。很长时间以为他是警探，其实他不是，他也没有像卡梅雷尔和施特尔马赫那样从事卑鄙的犯罪活动，可是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按照警察的喜好活动的阴谋家。他周围有五六个信徒，他们几乎全是不成熟的靑年，他就指使这些人进行爆炸谋杀活动。这种活动进行了三次，没有伤害一个人，在最重要的一次尝试中，爆炸的也不是硝化甘油炸药。患了严重的肺病躺在医院里的赖因斯多夫把鞍匠卢普施和排字工人屈希勒尔派往吕德斯海姆，打算在9月27日，趁德皇及其随从为尼德瓦尔德的徳国女神纪念碑揭幕时，把他们炸死。据赖因斯多夫自己说，这个远征队的经费大部分都是警察供给的，这种说法所以没有在文书上肯定下来，只是因为捐了可疑的四十马克的织工帕尔姆不但没有受到控告，反而出庭作证，他对经费来源一句话也不肯说。帝国最高法院对这个在案件结束后就公然为警察效劳的“证人”的宣誓未加考虑。谋刺的方式十分幼稚，以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虽然如此，这个谋刺行动是怎样被“发现”的，为什么平时不断宣扬“社会党人的谋杀”而在“发现”这一谋刺事件后没有大肆宣扬，这一点后来在帝国最高法院审判时，仍然没有弄清。
　　如果由于帝国议会反对延共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限，因此不得不解散它的话，进行巨大的选举欺骗，看来是不利的。为了给延长该法的有效期限制造必要的情绪，密探们提供了足够数量的谋刺案件。

二 太子党和它的瓦解


　　反社会党人法于1884年9月30日满期，不多几个星期以后，帝国议会的委任期限也到期了。俾斯麦企图利用这次会议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半年前，8月里的一个美丽的早晨，当自由思想党出人意外地出现在角力场上的时候，他的这个企图得到了一个新的动力。这个党是由进步党人和分离派秘密组成的，而这两派中的任何一派都认为，征求选民的意见的努力是没有价值的。这个党的意义当然不是一个秘密，对俾斯麦来说，尤其不是这样。这个新党首先受到皇太子的祝贺，因此好挖苦的人就立即称它为太子党。当时年近九十的皇帝不久于人世，皇太子希望有一个自己即位时可以依靠的“自由派大党”。
　　可惜，这个大党本身除去依靠“自由派”的皇太子以外，没有任何支柱！1881年以来，自由党反对派执行了一种无比软弱的政策。甚至南德人民党也是这样，这个党同心胸狭窄的进步党人的区别，最多只是它更会说空话而已；在这两个党内，必要时能够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并受到真正的党的领袖嫉视的人，是屈指可数的。分离派无非是“被激怒的自由贸易主义者”。这个反对派的唯一功绩也就是，反对进一步提高关税率；分离派甚至对新财政关税问题也不是很有了解的。新党的纲领代表了活动资本的阶级利益，并用自由、国民福利等等一般词句装饰门面；为了有面奏皇帝的资格，进步党人取消了他们的旧纲领中的最进步的几条，或者加以修改，使得对王朝毫无损伤。进步党的选民对此发出了一些怨言，党的领袖为了安慰选民，提出保证说，分离派美人在结婚时带来了值钱的嫁妆；新联盟的盟员将不赞成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限。
　　自由思想党的纲领中确实写着：不论任何人任何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且一切还有一点远见的自由党人都想废除反社会党人法，这也不是不可置信的。在资产阶级的有教养的阶层中，已经有人为这个“不幸的法令”叹息，只有时髦哲学家冯•哈特曼公然赞扬这个法令的“教育作用”，哈特曼想用自己的例子证明，黑格尔死后五十年，资产阶级哲学的确已经腐朽透顶了。谁也不能要求自由资产阶级，为了革命的无产阶级而损害它的觐见资格，可是反社会党人法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堕落，使它受的害处最大。非常法给它带来了损失，却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利益。如果它要想保持觐见资格，如果它要想给皇太子提供一个可靠的支柱，它就必须尽速取消这个“不幸的法令”。
　　俾斯麦十分殷勤，在这个新党刚成立不久，他就请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他要求帝国议会把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再延长两年。3月20日和21日就对他的提案进行了第一读，同时还对继续在柏林、汉堡和莱比锡实行小戒严的问题进行了辩论。政府当然把无政府主义者的罪行当作主要王牌，其实应该对这些罪行负责的只有政府自己。倍倍尔说：“只是因为有了反社会党人法，所以才可能产生无政府主义者，反社会党人法的制造者也就是无政府主义行动的制造者，哈森克莱维尔、格里林伯格和李卜克内西也根据同样的精神发了言；他们毫不费力地指出，当代历史的每个内行的观察家都知道，社会民主党不但不赞助罪恶的无政府主义，反而是防止无政府主义的可怕蔓延的唯一堤坝。普特卡默拖出那个装满引文的大口袋，来反对社会民主党本身。可是他从这个无穷无尽的宝库中，除了拿出从倍倍尔《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中摘出的而且还加以歪曲的几段引文而外，变不出任何别的东西。甚至忠实的《国民报》对这件事也发了牢騷。这家报纸认为，既然在旗布反社会党人法时，某些事情已被固定下来，那么就不应禁止倍倍尔在他的著作中进行的抽象推论的尝试。俾斯麦就天主教会是否对社会民主党进行坚决抵抗这个老问题，同文特霍尔斯特进行了争论。亨内尔认为反社会党人法的害处是，资产阶级政党忘记保持彼此间的“一定联合”以反对共同的敌人——社会民主党。太子党的这个供状，并没有使自己非常光荣地成为“反动的一帮”，资产阶级反对党没有干脆反对政府的草案，却把它推给一个委员会，这就是改变主张的第一步。尽管如此，第二天祝贺皇帝八十八岁诞辰的帝国议会代表团还受到了严厉的责备，听到这样的威胁：皇帝将把否決政府提案看作是对他个人的打击。假如人们过去对俾斯麦的意图还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现在这种怀疑就不存在了，如果帝国议会不屈服，谋刺案那年的选举就要重演。
　　在这种预示下，委员会的会议形成了一场十分卑鄙的戏剧。文特霍尔斯特提出了自己的“修正建议”，这些建议可能便警察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可以比过去更多地摆脱法律的克缚。亨内尔主张加重普通法，这就使无产阶级逃出狼窝又入虎口。这些只要颁布非常法他们就“坚持反对”的人，现在想方设法要赞成这个常常遭到诅咒的法令。进步党人走了一步比较巧妙的棋，他们提出了神秘的尼德瓦尔德谋刺案，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政府的选举计划，可是他们没有就这件事对密探的挑拨行为进行有力的批判，反而提出了炸药法，恐怕这是现代国家的立法所做的最不合理的行为。所有恳求和悲叹足以使石头人动心，可是普特卡默接受了俾斯麦的最严格的命令，他简单地宣布：注意，先生们，这里是障碍，你们跳吧！
　　他们确实跳了。半官方的选举机器已经完全开动起来，太子党经不住这种压力。这个党的内部斗争在蒙森写给他的科堡选民的一封信中忠实地反映出来。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在这封信里用值得赞扬的敏锐眼光不仅指出反社会党人法是没有用处的，而且也指出这个法令是非常有害的，可是最后却说：如果政府坚持这个法令，我也赞成，一切祸害都落到它的头上。教皇全权主义者中有三十九人、自由思想党人中有二十七人改变了主张；因为欧根・李希特尔对和平还没有信心，所以他就叫他的助手奥托•海尔梅斯给从前的进步党人写信说，你们在帝国议会里参加表决是不必要的。这些信件的原文具在，海尔梅斯也承认这些信是他受李希特尔之托而写的。如果李希特尔为自己寻找借口说，撤销命令不是“根据党领导的命令”进行的，那么这种说法就同普特卡默的说法同样高明：普特卡默说，没有一个密探是“根据政府的命令”培养起来的。仿佛这些事情任何时候都是官方所作的，如果这两位“伟大的政治家”希望为自己的热烈的誓言找到深信不疑的公众，他们对于人类轻信的扩张能力一定有独特的理解。此外于李希特尔还为他的二十七个党员临阵脱逃辩护，正好像一个女子硬说自己还是一个处女，因她只生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他说：一次不能算数，将来我们一定更坚决地反对应该诅咒的非常法。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可是由于他们动摇不定，他们从没有能够对这个法令作出决定。5月10日，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两年的议案以一百八十九票对一百五十七票通过。
　　在二读和三读的会议中，阴谋的实质明显地暴露出来。俾斯麦声嘶力竭地向太子党挑起激烈的战斗，刚刚毁灭了自己的党的前途的李希特尔同样激烈地回答说，下次选举将保证自由主义的前途。两只好斗的公鸡只是附带地谈到反社会党人法，可是俾斯麦趁此机会扔山了劳动权的诱饵，说普鲁士邦的法律保证无产阶级享受这种权利。德国的教授们立即写关于矛盾的意味深长的论文，而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对这件事只是表示鄙视；它提出了一个讽刺性的提案说，希望俾斯麦尽快提出一个实现劳动权的法律草案。社会民主党议员一向保持自己的尊严，坚持实事求是地参加辩论，在这些辩论中，剥夺工人权利必然为同反社会党人法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个人的和政治的权力问题作卑劣的幌子。他们仅仅驳斥了敌人们的事实上的虛伪，三读结束时，通过李卜克内西宣读的一个声明，确定了事实。
　　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限延长以后不久，资产阶级反对派提出、普特卡默雅致地加以美化的炸药法也通过了。刚才还明争暗斗的多数派各党，现在齐心毋力地反对社会民主党对它们共同的拙劣作品的批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因为它不能表达自已的现点，所以它在投票时弃权。哈森克莱维尔代表议会党团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在声明中确定这个奇怪的法令是不能接受的，至于政府想用什么办法制服它自己培养的无政府主义，那是政府的事。大家知道，炸药法没有触动无政府主义犯罪分子一根毫毛，却使许多无辜的工商业者遭到不幸。
　　如果说太子党曾经希望利用自己在政治上受屈辱，至少挫败俾斯麦的竞选活动，那么它在这一点上也犯了错误。延长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限的提案通过以后，俾斯麦就已经打出了一张新王牌——殖民政策。在这以前，他是这个政策的坚决反对者。1871年3月，谣传俾斯麦想取得法国殖民地来补偿军费，俾斯麦说：“我不要任何殖民地。殖民地只能起供给基地的作用。对于我们德国来说，这种殖民地就像没有衬衫的波当贵族家庭的绸面黑貂皮衣服一样。”七十年代的危机以后，资本主义集团中产生了一种殖民热狂，而俾斯麦仍然置若罔闻。这种殖民热狂的目标是农业殖民地，为的是通过有组织的移民，防止所谓社会苦难的主要源泉——人口过剩，同时保证德国工业有新的富裕的购买者，俾斯麦不听这一套，有一次他在帝国议会中说，“我不赞成移民，在我看来，一个把自己的祖国当作一件旧上衣扔掉的德国，已经不是德国人了”。人们怎么能够要求这个经常是所有狠心的地主中最狠心的易北河以东的容克，赞成没有产业的雇农移居国外呢？移民必然使农业无产阶级的工资上涨。可是现在，当资产阶级为商业殖民地，即为最严重的剥削的新场所开始宣传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1884年4月，俾斯麦令人惊奇地打电报给驻开普敦的德国领事，叫他把一个不来梅商人在西南非洲的居住地安格拉•贝昆纳置于德意志帝国保护之下。同时他派总领事纳赫提加尔乘德国军舰到喀麦隆和多哥去，在那里升上德国旗帜。然后半官方的和甘心效劳的报刊就用一切高压造成班贝尔格尔曾怀着镰恶的心情嘲笑过的“射击比赛的情绪”。事实上，俾斯麦使太子党的几块柱石（一方面是大船舶业、大商业，另一方面是啤酒桌上的庸人）发生了动摇。他在帝国议会中说，王室的商人应该管理那些帝国花了很少的钱就得到的新殖民地。这样就打消了庸人对自己的钱包的顾虑。俾斯麦用一番讽剌话激起了庸人的经常存在于饭桌以外的无限的事业欲，他说，到现在为止，德国人是闭门不出的人，他们在图林根山上会餐，把背脊朝着海。这时自由党反对派所培养的民族陶醉感并没有反抗。
　　当太子党不敢原则上反对殖民政策的时候，它的处境就更恶劣了。它是一个地道的资本家政党，每只资本主义公猫嗅到利润的气味，都高兴得咪咪叫。这是它的不可消除的本性。班贝尔格尔和李希特尔仅仅指出，俾斯麦的殖民政策是一项不利的买卖，赚不了钱，却要花很多本钱，不能增加民族光荣，反而减少民族光荣，使帝国的对外政策受到许多“责难”。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可是1884年夏天，这股冷水不能使昏昏沉沉的庸人清醒过来。俾斯麦的交易所朋友布莱希勒德之流拿出几百万马克，建立剥削新殖民地的公司，无数的雇佣文人用美丽的词藻描写了据说埋在非洲沙漠和泥沼中的无穷无尽的宝藏。这样就在大资产阶级，特别也在小资产阶级中引起一种醉意，仿佛一个新的滥设公司欺骗的时期又开始了似的。
　　在这次竞选中，俾斯麦没有提出烟草专卖和类似的口号。他就热中于社会改革和殖民政策，反对所谓要使德意志民族失去这种光荣地位的卖国的自由思想。保守党人唱着同一个调子，自由思想党建立后、在海德尔堡会议上断然投靠政府的民族自由党人也是这样。自由思想党的竞选策略已经够可怜的了，为俾斯麦制造热狂的煽动者的民族自由党的竞选策略却更加可怜。太子党没有以牙还牙，它没有在自己的旗帜上写：打倒俾斯麦！而只是悲哀地呻吟：我们是这样善良的爱国者，人们怎么可以叫我们卖国贼呢！这个党的许多领袖，如福尔肯贝克预定今后也投票赞成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限，这就给了这个党以致命的一击。它失去了四十个议席，其中有三十个以上为老保守党所得，民族自由党人得到了叛徒应得的报酬，从猎获物中只得到很少一点，同一个巴结的奴仆所得到的酒钱相仿。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给保守党一教皇全权主义者多数派铺平了走进帝国议会的道路口。
　　这不是俾斯麦的全部希望，因为除了保守党一教室全权主义者多数派以外，还没有形成保守党一民族自由党多数派。可是一个保护关税的多数派已经形成了，因为老皇还平安无事地活下去，所以进行了第二次袭击，取得了更好的成绩。无产阶级的坚定、勇敢的态度使容克地主受到沉重的打击，资产阶级只要撞他一下，他就倒了，可是资产阶级不但没有撞倒容克地主，反而被快垮台的容克地主弄得完全垮台。这是三月革命后在德国常常发生而且今后还要常常发生的事情。

三 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


　　10月28日是社会民主党的胜利日。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后不久，倍倍尔在汉堡第一区的一次补选中获胜，因而在这个立法时期结束时，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就有了十三人。在改选中，社会民主党共得二十四个议席，五十四万九千九百九十票，比1881年多二十三万八千零二十九票，由总票数的百分之六点一上升到百分之九点七，对党来说所得票数更为重要。
　　竞选的准备工作是根据哥本哈根决议进行的。议会党团成立了一个中央选举委员会，由奥艾尔、倍倍尔，格里林伯格，哈森克莱维尔和李卜克内西组成，散发了一百五十万份竞选宣言，取得了很大效果；宣言用不多的篇幅指出，保护关税论者、行会拥护者、殖民狂人以及其他庸医（不管他们叫什么名字）的疗法，都不能医好病态社会，只有采取科学共产主义指出的途径，社会才能恢复健康。宣言使用了明确、平静，令人信服的语言，毫不夸张，但也不含糊。揭露了一切非法的选举阴谋的指导性小册子也起了很好的作用；而且现在工人对反社会党人法已经习惯了，不那么容易被人吓呆了。
　　在这次选举中，工人们没有受到像1878年和1881年那样严重的压迫。在投票检査中，帝国议会对于同一切法律概念毫不相容的、令人愤慨的警察专横行为或到有点羞愧，并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将来发生类似情形。帝国议会决定，由社会民主党人申请举行的选举集会，甚至在申请时提到有社会民主党员在这个集会上发言，也不应用反社会党人法禁止这种集会。此外，帝国议会还在营业法规中加上这一规定，即选票不是反社会党人法中所说的印刷品。这样就撤销了帝国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因为普特卡默曾令人动心地抱怨说，缺乏一种手段来禁止利用选票进行选举宣传，之后帝国最高法院就宣布选票是反社会党人法上所说的印刷物。当然许多警察机关不理帝国议会的决议；如果在一个有资产阶级法律习惯的国家，工人在1884年选举中所受到的警察压迫和其他压迫，仍然是一种极端专横的行为；可是按照普鲁士一德意志的概念，社会民主党的宣传是一种自由的活动。
　　同过去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活动在三个戒严区取得的胜利最大。在初选中取得的新胜利中，有五个是辉煌的；柏林第四区（津格尔），得二万五千三百八十六票，汉堡第一区（倍倍尔，得一万二千二百八十票，汉堡第二区（迪茨），得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六票，阿尔托那（弗罗默），得一万零二百六十六票，莱比锡郊区（菲勒克）得一万五千二百三十八票。柏林的六个选区共得六万八千二百七十五票，汉堡的三个选区和阿尔托那共得四万六千五百五十票，莱比锡市区和郊区共得二万四千九百一十四票。在柏林，施特克尔和瓦格纳的社会蛊惑使出了一切欺骗伎俩，在汉堡，所有工人集会都受到阻止，在莱比锡，没有一份报纸是用一种起码的公正态度对待工人的。人们不知道，谁应该受到嘉奖，《社会民主党人报》用赞扬的口气写道，应该受到嘉奖的是德国西北部的密集方阵，帝国首都北部和东南部的坚强堡垒和莱比錫市区和郊区的社会主义工人营。
　　在主要选举中获得的其他四个议席分布在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党的老根据地：格劳豪一梅朗内（奥艾尔）、茨维考一格里米乔（施托尔）、开姆尼茨（盖泽尔）和罗伊斯长系（布洛斯）。此外，党参加了二十四次复选：在柏林第六区和汉堡第三区（这个大商业城市的郊区），在莱茵区和萨克森的旧根据地：爱北斐特一巴门，佐林根，德累斯顿旧城、奥尔巴赫一赖辛巴赫，在七个普鲁士的地方中心：布勒斯劳第一区和第二区、科尼斯堡、马格德堡、卡塞尔、汉诺威，基尔，在三个北德或中德小邦：不伦瑞克第一区、哥达、罗伊斯幼系，在美因郜的五个选区：法兰克福、达姆斯塔特、奥芬巴赫、美因茲、哈瑙，最后在南德的三个选区：纽伦堡，慕尼黑第二区和法兰肯塔尔一施派耶尔。
　　在许多地方，参加复选的是资产阶级候选人，党必须采取抉择。从前的选举多次表明，虽然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一般建议在这种场合放弃投票，可是哪怕是资产阶级左派的一个比较像样的候选人参加复选，社会民主党员的战斗热情就控制不住。这次中央选举委员会也不得不向这种潮流让步；10月30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宣言，作了这样的规定：敌对党派进行复选时，社会民主党员只有当敌对党派的候选人是下述人物时才参加投票，这些人坚决、明确地表示有责任投票反对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限，反对加重刑法，反对侵犯或限制普选权，反对延长立法时期，反对采用劳动簿，反对新关税和新生活必需品税。
　　复选在11月中旬结束。社会民主党在复选中得了十五个议席：柏林第六区（哈森克莱维尔）、布勒斯劳第一区（克雷克尔）、布勒斯劳第二区（哈森克莱维尔）、马格德堡（海涅）、汉诺威（迈斯特尔）、佐林根（舒马赫）、爱北斐特―巴门（哈尔姆）、奥尔巴赫-赖辛巴赫（凯塞尔）、不伦瑞克（布洛斯）、哥达（博克），罗伊斯幼系（勒迪格尔）、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萨博尔）、奥芬巴赫（李卜克内西）、纽伦堡（格里林伯格）和慕尼黑第二区（福尔马尔）。哈森克莱维尔在奇勒斯劳第二区，布洛斯在不伦瑞克就职。在补选中，柏林第六区（普方库赫）和罗伊斯长系（维麦尔）都保住了。党丧失的选区有：弗赖贝克、米特魏达和哈瑙；夺回的老选区是：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阿尔托那、格劳豪一梅朗内、奥尔巴赫一赖辛巴赫、莱比锡郊区和爱北斐特一巴门；第一次占领的选区有：不伦瑞克第一区、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哥达、汉诺威、马格德堡、罗伊斯幼系和慕尼黑第二区。
　　虽然社会民主党领导选举的机关在复选中尽可能支持自由思想党人，但是遭到失败的太子党却力图用自己的特殊方式缩小工人党的选举成果，这个党硬说，社会民主党在复选中得到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的支持。当然其目的首先是要冲垮自由的坚固堡垒即太子党；除了由于“背叛”而外，欧根・李希特尔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多的打击（如果人们相信他自己所说的话）。在1884年的复选中，在许多选区，如汉诺威、马格德堡、慕尼黑第二区，民族自由党人，甚至保守党人投了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票，这是事实。《科隆日报》也说，在某些情况下，社会民主党议员同进步党议员相比，是较小的祸害，马格德堡警察局长也说了类似的话。不管由此得出什么反对民族自由党人或保守党人的结论，但是不能不考虑到，这样就贬低了社会民主党在竞选中取得的胜利。即使这个议席或那个议席是由于反动派的未经请求的、不受欢迎的帮助得来的，也远不能消除社会民主党议席数和得票数之间存在的明显的不成比例的情况，这种情况当时存在，以前和以后也经常存在，并且自由思想党英雄同“最阴险的反动派”的同盟不断地制造这种情况。在1884年的复选中，假如社会民主党在某个地方，用某种方式向反动党派献媚，那么它才做了有失体面的事。但是这种事情从未有过。
　　相反地，在这些复选中，“反动的一帮”的没有主见是令人吃惊的。在李卜克内西同一个民族自由党人竞选的奥芬巴赫，民族自由党散发了一份传单，那上面写道：“杀人犯赫德尔、诺比林、卡梅雷尔，施特尔马赫的名字带有敌人即社会民主党的特征，社会民主党公开宣布，它的道路是从鲜血和死尸上通过的，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可是，在迈斯特尔同汉诺威王党分子布吕埃尔竞选的汉诺威，民族自由党人却恭顺地跟着社会民主党人跑。他们宣称，迈斯特尔“本来”是俾斯麦的“社会改革”的拥护者，虽然社会民主党的竞选宣言中说：“民族自由党，这个没有节操的党、政治伪善的党死了，而且已经腐烂了……它仅仅是一群小丑……德国的反动派所以变得如此强大，应该归功于这个党的可的怯懦和没有节操……帝国议会至今制定的社会政治法令（疾病保险法和意外灾难保险法）十分恶劣，以致我们的代表不得不投反对票……今天政府和保守党人所实行的国家社会主义纯粹是一种骗局》”尽管如此，民族自由党人仍然把迈斯特尔当作俾斯麦的“真正的”拥护者，投了他的票，这样人们就可能怀疑，是更应该敬佩这些绅士的厚颜无耻呢，还是更应该敬佩他们的爱真理的精神。可是这种怀疑也适用于自由思想党一人民党的报纸，这些报纸面对这些事实，大谈所谓“反动派和社会民主党”的同盟。
　　比如《法兰克福日报》为它热爱的，但已无可挽救地失败了的宗纳曼发表了一个竞选宣言，这家报纸在它的本地消息中用赞扬的口气谈到这个宣言时说，这个宣言是由法兰克福工商业界、法律界的最杰出的代表发出的，这些人大部分属于民族自由党，也有一部分属于保守党和教皇全权主义者党。在这一号的政治评论中，报纸又厚颜无耻地说，“保守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本来就是兄弟，他们追求同一个目标，同甘共苦，是一对可敬的兄弟。”《社会民主党人报》对这种说法作了尖锐的批判，它说，这家商业报纸大概估计到，只有傻瓜才读它的政治评论。
　　人民群众开始厌恶资产阶级政党的行为，这是1884年选举的明显的特征之一。如果我们查一查关于选举的官方统计，就可以看到，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前，工人运动已经深深扎下了根的地方，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数都大大增加了。在萨克森王国，以十二万八千一百二十四票达到了1875年的水平；在贝尔格一马尔克工业区，在美因郜，在不伦瑞克和汉诺威，在萨克森省，在西里西亚和图林根，都得到了同样好、甚至更好的成果。即使在小资产阶级或小农观点占统治地位的地区，紅旗也开始重新在风中快活地飄扬着。
　　这样一来，回溯到德意志帝国成立的最初几年的一种发展又重新开始了。这种发展被反社会党人法的突然冲击和资产阶级社会蛊惑的诱骗所打断，只有现代大工业无产阶级才能一开始就对这种打击和诱骗进行同等程度的坚决反抗。如果社会民主党的宣传现在又在工业扫帚还没有扫平的土地上前进，那么同十年前相比，情况已经有利得多了。人民群众的失望比七十年代初期更彻底、更持久。他们领教过资产阶级医治社会贫困的药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自由党的自由贸易制度和反动的行会制度，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们之中最健全、最能干的阶层开始认识到，只有社会民主党的根本疗法对他们有所帮助，或者至少看到，一切受苦人和被压迫者只有在这个原则明确并忠于原则的党身上，找到可靠的支柱。不仅保守党的和自由党的欺骗已经完全失效，而且教皇全权主义者的期骗也开始失效。为了掠夺群众，文化斗争越是堕落，中央党的内在反动性质就暴露得越明显。恐怕没有一个选举结果像教皇全权主义者的要塞科伦和慕尼黑受到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袭击而动摇这样引人注目了。
　　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均衡地克服了各种各样的障碍，因此这种宣传的扩展就更有重要意义。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在勃兰登堡、梅克伦堡、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斯坦打退了封建容克地主，在巴登和维尔腾堡打退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在亚尔萨德斯一洛林，社会民主党得了三千一百十一票，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从曼海姆到科尼斯堡，横穿整个帝国，几乎已经形成了一条党的连续不断的哨兵线。德雷斯巴赫在曼海姆得了五千多票，不久以后在一次补选中以约七千票进入复选；他和另一个同志当选为市议会议员，在市民委员会中，有十六名社会民主党人代表第三等级。对科尼斯堡根本没有抱什么希望。根据1882年的职业调查，同所有大城市中比较起来，这个城市的工业最少，而独立的小企业却得到特殊的发展。到1878年为止，科尼斯堡的社会民主党主要由几个受约翰•雅科比影响的、激进的思想家组成，而绝大多数人又都受到反社会党人法的迫害。1881年选举时，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只得了二百八十四票，这支小小的队伍是钳工师傅果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集结起来的。果道由于参加社会民主党，被东部铁路工厂开除出厂；他到別的地方找工作，也因同样的理由遭到拒绝，结果他只得当小行东，亲身体会到小手工业的一切痛苦，他善于用动人的言词教育不是它自己的意向而是苦难把它推进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学术界的先锋战士不如这个真正的无产者，他虽然患了无产者病，身体口益衰弱，可是他仍然充满了求知的欲望。现在党在科尼斯堡已经得到四千三百四十九禀，这首先是他的功劳。
　　可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可遏止的分化日益把一切历史任务（解决这些任务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转嫁到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宽肩上，这个事实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在德意志帝国的第二大邦——巴伐利亚表现得这样清楚明白。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产生之日起，它在巴伐利亚就有拥护者，可是，在巴伐利亚有一支利用合法手段发展队伍的全党的一个侧翼，却是1884年选举以后的事。

四 占领巴伐利亚


　　反社会党人法在巴伐利亚虽没有完全按照柏林的方式执行，可是一幵始就是雷厉风行的。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是天生的残忍而不是阴险的打算，如果阴险的打算也起了作用，那么它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温和的实践”的高级权术，而是别的东西。慕尼黑的可以说是自由派的内阁，为了使自己成为有精神病的国王的不可缺少的、卓有成效的赤色幽灵驯服者，对继续不断地迫害社会党人十分关怀。同时柏林和慕尼黑之间还有一定程度的冲突，菲勒克在巴伐利亚首府就善于为自己的政论工作利用这种冲突。巴伐利亚政府根据下述原则来看待菲勒克向巴伐利亚以外的德国各邦发行的内容大同小异的报纸，这个原则是：圣弗洛里安，请您保护我的家，去烧別人的房子吧；可是当巴伐利亚政府査禁了威胁它本身的《南德邮报》的时候，帝国委员会却违背它的其他实践，取消了这个禁令。
　　在莱茵河左岸的普法尔茨，反社会党人法一度完全蹂躏了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的一切活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除了由曼海姆组织的夜间散发传単这一活动外，工人运动没有其他鼓动手段。可是这种强有力的地下工作很快就表现出最令人高兴的效果。1882年，埃尔哈特由曼海姆迁居路德维希港，普法尔茨成了一个独立的鼓动地区。1884年选举运动，当普法尔茨无产阶级试图通过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夺得集会权时，有八百名士兵被派往路德维希港，可是由于工人采取了既坚决又冷静的态度，挑起一场血战的企图没有得逞。相反地，工人们在法兰肯塔尔-施派耶尔选区（路德维希港就在这个选区内）以四千八百二十二票进入复选，“进行惩罚的巴伐利亚人”不得不夹着尾巴逃跑了。从此以后，普法尔茨的运动不断发展。
　　在莱茵河右岸的巴伐利亚，纽伦堡一菲尔特仍然是三个法兰克尼亚行政区的运动的中心。当然主要是一块受到波涛四面拍打的岩石，而不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大网的汇合点。国家的官僚、自由思想党的地方上的警察和一些无政府主义分子这个可爱的三人小组，使纽伦堡的工人过着痛苦的生活，因为这些工人是格里林伯格式的硬骨头，所以他们立场坚定，可是对他们来说，即使只在法兰克尼亚本地求得进展，也是十分困难的。1884年2月，格里林伯格企图把上法兰克尼亚的被最可怕的实物工资制剥削得一贫如洗的家庭编篮工人组织起来，首先在施派耶尔成立一个编篮工人的同业协会，可是上法兰克尼亚政府赶快令人难以置
　　信地歪曲法律，宣布这个协会是一个政治协会，作为一个政治协会，它就不能吸收未成年者和妇女参加，而且不能同其他协会发生联系；这样，编篮工人对他们的剥削者的非法行为的合法的反抗就被官厅镇压下去了。可是对手无寸铁的工人的这种令人气愤的迫害，间接地为社会民主党做了最有效的宣传，不久社会民主党在上法兰克尼亚的编篮工人中有了几千个拥护者；向其他法兰克尼亚选区进攻，甚至向纽伦堡附近的中法兰克尼亚选区进攻，更为困难，因为那里居民的生活条件、工业和城市的缺乏、尖锐的宗派矛盾以及其他情况，很少能给像纽伦堡工人那样的现代大工业的高度发展的无产阶级提供结合点。
　　在土瓦本行政区，可惜奥格斯堡没有或者还没有起纽伦堡在法兰克尼亚行政区所起的作用。奥格斯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如果工人阶级再一次从社会主义认识的高地跌落下来，它就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曾经用有力的打击战胜过巴伐利亚上院的社会民主党的重镇，变成了最可悲的工业城市。每个工厂都有互助会、消费合作社和储蓄所，工人工资低微，完全受他们的剥削者控制；一个被开除的工人，在其他地方也找不到工作。工人们感觉到自己是无产者，但是他们也具有受到有计划的压迫、被占统治地位的工业剥削的人民阶层的缺点；他们把力量完生消耗在庸俗的娱乐中，消耗在彼此间的喧哗、叫嚷中，而对他们的上司却不敢显示自己的力量。不过奥格斯堡的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一千五百五十张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毫不含糊地表明，纪律和毅力重新在奥格斯堡无产阶级身上觉醒，现在又很快加强了。
　　可是，不是法兰克尼亚和土瓦本地区，而是老巴伐利亚地区即上巴伐利亚、下巴伐利亚和上普法尔茨行政区能够成为把南德最大的邦投进社会民主党群众运动的涡流的杠杆。这些地方养育着古老的德意志民族中的比较起来最不沮丧的民族，并且最明显地带有作为农业区的巴伐利亚邦的性质。事实上只有慕尼黑及其周围地区有大工业，就在那些地方，手工业也相当兴旺，还有几个中等矿，此外，在小城市和农村，工业的萌芽刚刚露头，渐渐出现了锯木厂、水泥厂、铁工厂、造纸厂等等。剩下的就是农业和林业，除去范围不大、政治上没有力量的大地主以外，主要是中农和小农，这里没有受到普鲁士容克地主那样的巨大灾害，并不是从法国革命前以后才是这样，而是从中世纪起就是这样，在中世纪教会就是最大的封建主，人民的古老经验证明，在主教权杖下比在容克的鞭子下生活得好些。上巴伐利亚的贵族大多是山修道院理事堂会员形成的，当巴伐利亚公爵很早就威胁上巴伐利亚贵族，农民对贵族怀有正当的、彻底的不信任的时候，贵族就更难得势了。同贵族地主一样，大资产阶级也没有占有优势，自由主义纯粹是一个脱离农村居民的“有教养者”的党。反犹太主义者也找不到市场，因为犹太高利贷还没有严重地剥夺农民，反犹太主义宣传最多在居民点和市场的最偏狭的小市民之中得到一些响应。天主教会具有决定性影响。
　　老巴伐利亚的人民群众生活比较富裕。他们还没有见识过资本主义仆从的唯一造福的节约福音，他们收入的任何增加都立即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收入的差別较比资本主义发达的德国为少；过奢侈生活的人较少，一贫如洗的人也较少，很少有阶级仇恨，彼此也没有隔阂和矜夸。老巴伐利亚的特点同这一点是有联系的，这个特点是，人民的不可动摇的力量、倔强、顽固、事业心不强、完全没有利欲，劳动热情平常，喜欢享受、没有一点奴才气。这是一个真正的农民阶级，没有钻牛角尖的举动和神秘旳思辨，对理论几乎没有兴趣，很少有受形式教育的欲望。在这些群众中，宗教起着习惯和艺术的作用，在政治方面，他们是坚强的感情民主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以柏林为榜样的“强有力”的政府是不能得势的。巴伐利亚的官吏远不像普鲁士官吏那样拘谨和恭顺。对社会党人的疯狂迫害，同这一点也不矛盾，这种迫害仅仅证明，巴伐利亚工人也不是慕尼黑政府在其间来回摆动的推动力量之一，慕尼黑政府是经不住真正有力的冲击的。
　　同奥格斯堡一样，慕尼黑的年轻的工人运动也被教皇全权主的洪水所淹没，在这个邦首府，为了使精神错乱的路德维希国王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党人恐怖，警察当然用最大的压力进行工作。对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进行的法律诉讼和警察处分层出不穷，警察局长米夏埃尔•格雷特组织了一个不体面的告密系统，这样大胆地把他的密探的最冒险的发现放到自己的职务宣誓之中，以致各界（甚至资产阶级也是这样）送给他“发伪誓的米夏埃尔”这个亲切的外号。因为靠这个邦的其他地方来援助首府，暂时还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党内认为慕尼黑在很长时期内已经失去了，这样，1884年社会民主党在慕尼黑的两个选区中所得的大量选票就更使人惊奇了。
　　这个可喜的转变的功劳，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于福尔马尔。他是道地的老巴伐利亚人，在一个官吏和军官家庭长大，十五岁上就长得体格健壮，十六岁当了少尉，二十一岁在普法战争中受了重伤，躺在病床上过着无聊的生活。当严肃的科学硏究先把他引向民主主义、然后正确地引向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已经走过一段不平凡的生活道路了。福尔马尔在身体恢复健康后，立即献身于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反社会党人法颁布时，他在茨维考监狱里服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徒刑，在那里他写了一本论社会主义孤立国的著作。这个篇幅不大的著作在理论上有许多毛病，可是它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明了福尔马尔到处结合实除情況的倾向。因此他不大适合担任在国外出版的党报的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的第一年，他曾任该报主编），但在帝国议会的实际斗争中却幸运地找到正确道路。他的关于烟草专卖问题的著名演说是党的第一个议会声明，这个党在资产阶级以所谓社会改革掩盖阶级利益冲突的混乱状态中，采取了完全无可非难的明确立场。
　　可是，1883年，福尔马尔为了领导巴伐利亚的鼓动工作而回到慕尼黑时，他才找到了真正的用武之地。他考虑到，在慕尼黑机械地执行适用于大工业无产阶级的策略，不会得到很大效果，在老巴伐利亚其他地区则不会得到任何效果。他没有否定党的原则立场，却力图使这种立场适应巴伐利亚的特殊情況。他始终完全忠于社会民主党纲领，他把宗教同党派斗争区别开来，可是，正因为如此却更加明显地揭露了教皇全权主义者把宗教和政治混合起来的行为，以及个别教土和整个教会充当政治和社会的压迫者的事实。他在着重对巴伐利亚出生的感情民主派发生影响的同时，也竭力让这个民主派自己教育自己。
　　深入了解农民的疾苦也不违背党的原则和纲领，而且通过这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鼓动才能深入巴伐利亚人民群众。当然这里必须在下述两种农民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钱，一种农民是靠他的几个奴隶和雇工的汗水养活自己的，就像行东靠他的几个帮工和学徒的汗水养活自己那样；另一种农民是自耕农，他们同现代无产者的区别只是，他们还占有可怜的劳动资料。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同第一种农民，就像同行东那样没有什么联系，而后一种农民却是它的最亲密的同盟者，巴伐利亚的农民阶级中，有十分之九是这种自耕农。严格遵守这条必要的界线，经常需要许多实际的本领和机智，但是任务困难不能成为放弃任务的理由。中央党的愚蠢和不忠实越是彻底地医好自耕农的病（正如自由思想党的愚蠢和不忠实使自营的小行东明白了自己的处境那样），这个任务就越需要解决。
　　于是社会民主党的鼓动一直深入到一个古老的农业邦的最后一个角落。一般说来，老巴伐利亚各省最明显地带有巴伐利亚的特点，而在这些省中，以上巴伐利亚、在上巴伐利亚中又以帝国议会选区罗曾海姆一米斯巴赫一特尔茨最明显地带有这种特点。这个选区幅员广阔，人口稀少，沿着蒂罗尔边境，从瓦尔辛湖直到基姆湖。它几乎没有工业，只有一个城市和几个集市点，甚至居民较多的村庄也没有几个。大部分地方荒无人烟，住所分散，同时每个农家或小村落的所有耕地都在住所周围。有许多地产自古以来（从十六世纪以来，更远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纪），根据文书记载，就属于同一个家庭，尤其在上伊札尔塔尔和荒凉的雅亨劳以及湖边地区，有许多田庄本来是贵族的庄园。在这个选区中，即在这个高山牧场生活，农村私刑和偷猎制度的主要地区中，保守倾向和习惯深深扎了根；从理论上说，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对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更为不利的了。可是这个选区曾经是党在巴伐利亚的最好的选区。
　　占领巴伐利亚成为整个发展的最突出的标志，这个发展是德国历史的产物。如果人们要说明，为什么所有受苦的人民群众的健康的力量都开始聚集到社会民主党旗帜的周围，那么人们就必须说明，为什么大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德国这样迅速发展，以及为什么政治进步不能同社会进步保持同样的水平，为什么政府的权力掌握在落后和衰老的阶级手里，为什么资产阶级的许多阶层这样懦弱和怠惰，小资产阶级这样胆怯和不和。在这些前提条件下，就发生了现在发生的事情。当拉萨尔想把所有无产者都聚集在以大工业无产阶级为先锋队的社会民主党内的时候，他已经预见到这一点，他只是过高估计了历史发展的速度。
　　这样，德国社会民主党就面临新的困难任务。每当党胜利地进入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居民阶层中的时候，它就碰到这种危险：仍然被传统的成见束缚着的新入党的分子企图夺取党的领导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他们刚刚理解了初步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马上就想指挥这一斗争。恰恰在德国，在这个典型的小市民国家，在工业发展强制地、大量地消灭小市民阶级的时候，某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兴起就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社会主义虽然承认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把所有生产资料变为社会财产的要求是正当的，但是它说这个要求只有在实际上不可预测的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因此现在就依赖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
　　在一定情况下甚至赞同最反动的所谓“提高劳动阶级”的努力。这种社会主义经常在德国工人的健康的判断力面前遭到失败；社会民主党的党员虽然具有平等权利，但是从它的历史性质上看，它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党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党。它的历史核心是，就其整个阶级地位来说是革命的、现代大工业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是党的卓越战士，没有这个坚强的不可摧毁的支柱，党的纲领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无产阶级在党内虽不能享有不民主的特权，但是它应该享有同它的才能和力量相适应的地位。如果说历史发展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一个大乐队，那么小笛子也同低音大提琴一样有发声的权利，可是必须由现代工业无产阶级演奏低音大提琴，因为只有它才能胜任。
　　资产阶级政党怀着憎恨的本能看到，从某些观点来看，占领巴伐利亚也有它不利的一面。它们有几个星期之久幻想社会民主党“回心转意”，对于社会民主党选票增加这一事实，它们聊以自慰的是，至今团结一致的党可能发生新的深刻的分裂。这种分裂也确实在1884年产生了。可是资产阶级高兴得太早了，它们的希望以通常的失望而告终。1884年选举的结果给党提出的问题，对党来说实际上不成其为问题。如果有意识地堵塞党的日新月异的生活的源泉，就是走向宗派主义的第一步。党任何时候也没有想到这种慢性的自杀；党感到自己充分具有巨大的、原始的生命力，不用害怕由于使新分子服从党原来的伟大目标而产生的斗争和争论。毫无疑问，小农和小资产阶级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地区的党，同大工业无产阶级人口地区的党，外表上有些不同。人们只要比较一下两个最大的中等邦，就立即可以看出这种差別；在萨克森，“两个民族”之间的鸿海日益扩大和加深，而格里林伯格和福尔马尔在巴伐利亚成了该邦最受欢迎的人，成了各种居民阶层的有求必应的顾问和助手。可是党的统一对党的各个部分都同样重要，而且是它们的最高利益；离开树干的任何树枝都将枯死，成为枯木，只能给政治和社会的反动派生炉子。
　　在凯固的、不可摧毁的党的范围内，实际工作中的和策略上的意见分歧不会成为分离和破坏的因素，而只能成为令人鼓舞和振奋人心的因素。①这些意见分歧在1884年选举后立即出现，而且反复出现，今后也还会反复出现，可是它们只是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它由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生活中诞生，随着自己的任务的增加而成长，它恪遵诗人[4]的告诫：成熟就是一切。[3]



[1] 《柏林人民报》的第一期所谓试版，不是在1884年1月，而是在1884年3月30日出版的（参见爱德华‧伯恩斯坦：《柏林工人运动史》第2部，1907年柏林版，第210页和第128页）。 ——原编者

[2] 货币名，一个奥地利的古尔登等于二马克。——译者

[3] 在1884-1885年的党内争论中，恩格斯对于加强党的革命派有过重大贡献， 对党内的一切改良主义倾向和资产阶级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参见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第99-100、107-108、109—110页。——原编者

[4] 指莎士比亚亠——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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