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三章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 一 几十亿赔款时期的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很快就从战争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如果说1866年以后的危机教会工人运动思考，那么1870年以后的工业发展就教会工人运动行动。由于得了几十亿赔款，货币贬值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必需品涨价了；工人阶级要使它的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就得提高货币工资；一个巨大的罢工运动席卷整个德国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报纸咒骂这种完全不可避免的自卫是轻率的攻击。同时它自己就陷入特殊的矛盾之中。因为根据自由贸易论，任何罢工都必然在国民经济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所以资产阶级报纸完全抹煞事实地指出，任何现在还在顺利进行的罢工，终归要失败，可是，因为还必须证明工人根本没有理由罢工，所以尽管据说一切罢工都已失败，工人却被描绘为生活豪华的人，他们吃早饭时就用白啤酒杯喝香槟酒。对这种行为的道德上的愤慨，在资产阶级机关报上表现得尤为雅致，而在下一栏中又满意地叙述到，在滥设企业的神话般的酒宴上，人们把香槟酒倒到金鱼缸里，让客人看金鱼的垂死挣扎以取乐。 从某种意义上说，事实同自由贸易派报纸所断言的恰恰相反。这些报纸中的一家有一次在专门谈论柏林的罢工时说漏了嘴，它承认，“尽管提高工资有时也是以某种扭扭捏捏的形式实现的，这些罢工仍然常常取得胜利。不过罢工不能改善工人的痛苦境况，工人们今天从资本家的利润里得到的工资，明天就必须付给房东，成了他们的地租；一般说来，柏林工人的工资增长赶不上房租的增长”。于是房荒问题暴露出来了，虽然房荒是伴随大工业革命的一个老现象，但战后在许多比较古老的城市中，尤其是在柏林，这个问题曾经使许多社会庸医大伤脑筋。大工业一在旧城市落户，立即就吸引来了一支工人大军，为了给现代交通建筑宽阔的马路，还必须拆除狭窄而弯曲的胡同。工人住宅的需要不断增长，可是它的供给却减少了。在柏林、布勒斯劳和科伦，从四十年代起房荒就逐渐形成。1870年以后，由于大工业的急剧发展，房荒便变成了急症。不过它并不是工人的切身痛苦的唯一症候。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到处发择作用，只是在这里主要通过高昂的房租表现出来，在那里主要通过昂贵的面包和肉类表现出来而已。在柏林，有千百个没有房子住的人流浪街头，不知道该到哪里去睡觉。在纽伦堡有千百个饥民在马路上游荡，砸坏面包店和肉店的窗户。在柏林，据当时计算，房租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十四，伙食费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七，服装费增加百分之十八，整个家庭生活费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但是，在柏林的工人中，只有瓦工和建筑房屋的木工经过斗争使工资提高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制造家具的木器工人（也许还有油漆工人）的工资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他工人的工资的提高都在不同程度上远远地落后于物价的上涨。 如果一部分德国工人的生活水平真能得到微小的提高，另一部分人通过提高工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跟得上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那么第三部分人想要改善劳动条件就如缘木求鱼了。第二部分人比第一部分人的数量多，而第三部分人比前两部分的总人数还要多。恰恰是在大工业的起示范作用的部门，不是由于工人的体力消耗太大（如在纺织工业部门），没有形成群众性的罢工，就是群众性的罢工大多遭到失败，比如矿工和五金工人的罢工就是这样。1872年夏天，鲁尔河谷的一万六千名矿工为了争取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和增加工资百分之二十五，勇敢地进行了几个星期的斗争以后，被迫无条件地放下了武器。1871年11月，大初八千名开姆尼茨机器制造工人遭到同样的命运。同一时期，纽伦堡格腊梅尔-克勒特大机器和车辆厂的三千名工人发起的一次争取提高工资运动，也没有任何成果，虽然这些工人由于确实预见到自己的失败，而没有举行罢工，柏林机器制造工人的两次罢工也没有成功。一般说来，几十亿赔款时期德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急剧恶化，这一时期少数人的生活虽然暂时有所改善，但是由于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他们的工资没有相应地增加，或者根本没有增加。 如果能工人们由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个社会也不能给无产阶级提供过得下去的生活），那么统治阶级对待罢工的态度就向他们表明，他们可以期望从这些“最好的朋友”那里得到什么东西。企业主首先实行歇业或实行惩罚，成立反联合组织并提出黑名单，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战争；而国家机关竭力偏袒企业主，干预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这也不是什么新解事，在柏林瓦工的一次大罢工中，“社会王国”使瓦工行东有可能延长了国家建筑合同的期限，把服兵役的瓦工帮工供行东支配。特别使人惊奇的是资产阶级政党，不论属于哪个政治派别，都同样深恶痛绝地攻击罢工工人。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打算稍稍客观地评价一下不能不引起工人的争取提高工资运动的原因。它们的最高智慧就是，指摘罢工是“社会民主党的阴谋活动”，这是极不高明的伎俩。 因为这种行径，不可避免地使工人群众认识到，在所有的政党中，只有社会民主党永远是他们的可靠朋友。事实上并不是社会民主党各派以某种方式迎合工人的罢工欲望。它仍支持工人的工资运动，指出工资运动的合理性，工资运动一旦爆发，它们也尽一切力量保证罢工的胜利，但是它们决不煽动罢工，它们不倦地教育工人：应该先成立一个坚强的组织，然后采取这个使双方受损失的罢工手段。甚至像奥格斯堡的装钉工人约翰·莫斯特这样一个不守本分的人（曾参加过奥地利工人运动，1871年加入了爱森纳赫派，由于有许多放肆行为从一开始就在党内引起不满），也在开姆尼茨尽力阻止机器制造工人罢工，直到最后一刻为止。钳工卡尔·格里林伯格比他的成就更大，格里林伯格惧重地领导过格腊梅尔-克勒特工厂的工资运动，进行了不可避免的退却，没有使罢工遭到损失。资产阶级报纸和进步党市政府（同时也就是警察署）为了对此表示感谢，就意味深长地说，在格里林伯格和纽伦堡的其他几个社会民主党人煽动下在同一时间内发生了面包暴动。直到战后还属于进步党的最忠实的拥护者的纽伦堡工人，由此而认清了事情的真相，大批地转向社会民主党。 各邦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对由罢工发展起来的工会运动也像对待罢工那样充满僧恨和敌意。在萨克森王国这种情况最为严重。自从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以来，自从色当战役以来，自从萨克森分立主义看到它已经不能再玩弄工人和不能再同普鲁士霸权对抗以来，那里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萨克森工人一公开地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萨克森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就像阳光下的雪那样融化了。早在1871年帝国议会选举时期，萨克森激进派中的大部分人就已经转向态度最暖昧的民族自由主义，罗伯特·勃鲁姆的一个老同志莱比锡警察署长吕德尔，已组成为萨克森工人的一个最凶恶的迫害者。过去博伊斯特之流的阴谋家为了压制资产阶级反对派而想出来的整个警察机构，现在被资产阶级反对派同一切落后分子一起用来削弱工人运动，而且对工人的工会运动的压制几乎比对工人的政治运动的压制更为厉害。在萨克森王国，有损健康的纺织工业及其巨大工厂建筑大量集中，这个工业部门使用女工和童工，几十年来它的家庭工业逐渐衰落，它依靠国外市场，发生危机和萧条，使得体力衰弱的工人阶级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他们的工资很低，八千人挤在一平方公里土地上，那里的统治阶级一一从反动政府到资产阶级自由英雄都在不遣余力地堵塞工人摆脱这种饥饿处境的道路：1872年初，莫特勒用下面一段括描述了压制萨克森工会运动的阴谋诡计，他说：“人们时而把我们称做违法团体的联合，时而给我们打上政治团体的烙印，好用某些法律条文来制裁我们。时而说我们同伦敦的国际走一条道，时而说我们干预公共事务，危害秩序。”可是，萨克森政府在这场警察的小战中暂时走在前面，而普鲁士政府则始终勇往直前。1873年，普鲁士政府向帝国立法机关提出了一个惩罚破坏劳动合同的刑法草案，它将取消刚刚给予的联合自由。 有人说，德国工人同他们的英国伙伴不同，宁可追求革命的空想，也不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改善自己的阶级状况，我们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消除这一切可怜的抱怨。事实就是，每当德国工人要转移到工会领域时，他们总被警察的狡猾的压迫手段推回政治预域。本来世界上很少有什么东西像现代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这样，不能一律对待。组织工会的可能性，以及工人对工会的关心发生种种变化；各个行业越是以手工业方式或手工业工场方式进行生产，工会组织就越坚强；而在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家庭工业中，也在女工和童工起重大作用的、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大工业中，工会组织却日趋衰落；而在机器工业中，在劳动力的竞争受到体力或技能的限制时，或者有一个有效的工厂法来保护工人不受有加无已的剥削时，工会组织就重新兴起。所有这些和其他的观点，错综复杂地构成一张能不能组织工会的五颜六色的样本卡片，而且大家知道，英国工会在成长为一种力量以前，也有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惨痛经验。 可是，英国工会能够成长为一种力量，是因为它至少具备一个工会组织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毫无疑问，英国禁止联合的法令用比德国更严厉的惩罚来威胁工人，并常常真正进行了这种惩罚，但是英国工人有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德国工人却从来没有这种自由。联合自由同普选权的情况相似：没有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联合自由就成为一把没有刀柄的刀。联合自由只有依靠坚强的联合会，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没有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些联合会是不能存在的。如果工会联合会的萌芽被反动的出版法和结社法的恶毒手段摧毁，那么工人除了对摧毁他建立阶级组织的一切前提的反动派进行政治斗争外，没有别的办法。 德国工人一开始就依靠政治斗争，因此显然地，他们对工会组织的重要性，有时就看不清楚，正如（不过颠倒了一下）工会组织使英国工会看不到政治组织的重要性一样，而且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还要长得多。因为在七十年代初期，德国工人对工会组织的关心程度即使不能说超过了对政治组织的关心程度，但也几乎是相等的。当然存在于工会组织性质中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在这里也起了作用。德国两个最老的工会中，排字工人进行的工资斗争比烟草工人有成果，但这并不是说，烟草工人的工作成就不如排字工人。此外，烟草工人比排字工人更激烈地参加了政党斗争这一点，也不起决定性作用，因为工会领袖弗里茨舍是善于巧妙地克服困难的。烟草工人成就较小的真正原因在于，家庭工业劳动和妇女劳动对烟草工人就像肉里的刺一般。排字工人和烟草工人各有自己的机关报，制帽工人、金器匠、银器匠、陶瓷器工人也做到了这一点。工会组织的幼芽也在建筑业工人——瓦工、粗木工、细木工、抹灰工中成长起来。五金工人的进展较慢，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组织没有根据行业仔细分工，因此许多利益不同、甚至利益矛盾的工人全被容纳在一起。职工们于1871年在格劳豪，1872年在柏林举行了会议；他们有了成立工会组织的善良愿望，可是他们也必须克服巨大的困难。 在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中，还有一派始终对工会组织或多或少是抱拒绝态度的。这一派在拉萨尔派中比在爱森纳赫派中更为强大，但是拉萨尔派也出现了最能干的工会活动家，如瓦工格罗特考和木工卡佩尔，在吕普克尔特移居国外以后，格罗特考担任瓦工工会的领导，卡佩尔担任木工工会的领导。在爱森纳赫派中，巴伐利亚人、鞍匠伊格纳斯·奥艾尔开始在柏林把他的同行组织起来，莫特勒在萨克森不倦地工作，当时党的书记约克在为工会的发展而斗争方面，几乎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坚决。首先，在1872年6月，他在爱尔福特召开工会代表大会，大会代表九千九百二十名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其中有六千一百五十二名属于国际工会，有三千七百六十八名属于地方专业团体。这些数字并不大，这个代表大会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可是，事情本身存在的障碍越难克服，精心培植起来的幼苗一旦被警察的暴力摧残，其捐失就更为严重。 统治阶级徒然地企图掩盖自己的敌意，他们说，他们并不压制工会，而是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滥用工会。他们用这种伪善只能欺骗庸人，而欺骗不了工人。社会民主党的工会运动推动者肯定不想通过工会运动来削弱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但是他们也不想轻率地对待工会运动。像约克这样热心肠的党性很强的人也一再表明，必须把工人的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区别开；这两者同样重要，但又各有各的特殊意义，要发展工会运动，就不应使它单纯成为政治运动的尾巴。约克和他的同志们所希望的工会，是工人在经济方面独立自主的组织。他们比资产阶级报纸的文人，也比讲坛社会主义的教授们，对英国工会更有了解。这些教授起初对进步党的工会表示高兴，可是几年以后通过布伦坦诺之口承认，这些畸形的组织根本不是工会，而是单纯的疾病互助会、伤残人员互助会和丧葬互助会，它们的会员对某些工会理想具有柏拉图式的爱。可是政府和资产阶级甚至对于进步党的工会也抱有掩盖不住的敌意。工人的捍卫经济利益的表面组织已经使它们感到不痛快，由于它们使用政治武器向工会组织的真正的幼芽进攻，使得工人理解到，必须首先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权，给予革命的工人运动以有力的推动。 这个运动在纯政治领域内，也得到了同样有力的推动。一成不变地在新德意志帝国继续存在的旧普鲁士统治制度，很快就使人们对皇帝和帝国的一切热狂的高兴心情烟消云散。军费和捐税的重担没有减轻，而在人民还不习惯这种可爱的刑罚的一切地方，发生加倍可怕的作用。除去当兵和纳税以外，“莫谈国事”也是旧普鲁士的“荣誉”。在北德意志的新刑法中，旧普鲁士刑法的弹性条文写得更明确一些。1873年，新出版法草案送到帝国议会，这个草案的第二十条规定：“在印刷品中用破坏道德、法制或爱国心的方式，攻击家庭、财产、义务兵役制或国家制度的其他基础的人，或把法律认为应该惩罚的行为说成是值得仿效的、有价值的或忠于职责的，或用危害公共安宁的方式攻击市民社会的关系的人”, 处两年以下的徒刑或要塞监禁。正如经济方面的破坏合同法一样，这个条文在政治方面是俾斯麦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非常法，但是就其具有弹性的内容而言（同它相比，曼托伊费尔的弹性条文变成了单纯的孤儿），它也能够打死任何资产阶级反对派，因此对资产阶级政党说来，这个条文并不是在开玩笑。改选的日期临近了，因而拉斯克尔甚至有一次敢于喃喃地说到关于“人民权利”这个难于出口的词，可是这个词对他极为不利。俾斯麦叱责他说：“我们大家都属于人民，我和您一样也属于人民，我也有我的人民权利，我决不容许垄断人民这个名义，并把我从人民中排除出去。我决不允许这样做。”自由主义反对派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答案来回答这个粗暴的挑战。进步党人同民族自由党人几乎是一丘之貉．1873年进步党人为下一届帝国议会选举发表的、由菲尔肖夫草拟的选举宣言，得到半官方主要报纸的应有的赞扬，说什么就是最保守的人也不会不对这个宣言表示赞同，当另一家官方报纸做了一个好像善意的推测一一进步党的左派不会同意菲尔肖夫的过于忠诚的作文练习一一的时候，这些勇士们还扮演了受到侮辱的爱国者的角色；他们断言，他们的选举宣言从来没有像这个宣言这样，得到全体党员的一致赞同。 政治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推动了那些在俾斯麦面前表现坚强不屈的党派，用帝国爱国主义者的隐语来说，就是赤色国际和黑色国际，即社会民主党和教皇全权主义的党。自从俾斯麦和自由派的文化战士对天主教会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以来，天主教会就把它古老的、但仍强大的组织投入战斗，在这个世界性的争论中，天主教会像蛇一样狡猾，它善于挥动俾斯麦的警察政策强迫它使用的资产阶级自由的武器。在帝国内的天主教地区，它把不断增长的政治怨恨的洪流，导入自己的河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工人运动。在莱茵河畔和西里西亚，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在1570年以后的进展极为援慢，在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宣传的主要据点从天主教城市奥格斯堡和慕尼黑移到耶稣教的纽伦堡-菲尔特。教皇全权主义在这一方面决不低能，．它用社会主义的要求来引诱在它的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工人群众；它善于巧妙地建立分布很广的协会，这些协会特别在许多方面能够吸引手工业帮工，美因兹的大教堂司祭莫方提出的社会政治桐领，从远处看来，同拉萨尔的桐领差不多。首先，珑酷的迫害使天主教传教士在天主教工人中得到比他们应静尘世的或天堂的一切幸福所能博得的更多的好威。 在至今还没有发生普鲁士的暴行的耶稣教地区．社会民主党的宣传活动有了发展，在不同程度上远远超过历史上形成的条件对它的限制。耶稣教的巴伐利亚是这样，汉诺威是这样，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尤其是这样。当德意志民族的这个受溺爱的宠儿终于可以从母亲的乳房中吮吸到虔诚思想的乳汁的时候，他甚至露出惊奇的眼光。除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一向就有会员组织的几个工业区，如阿尔托那、奥滕森、皮纳贝克、基尔、诺伊明斯特尔以外，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和它的从事农业的居民、富裕的农民阶级、根深蒂固的分立主义以及北德的方言，同社会民主党的宣传看来是格格不入的，可是1870年以后，拉萨尔派在这里取得的成就比爱森纳赫派在萨克森王国所取得的还大。当然社会观点也发生了作用。因为德国新立法规定，在某地居住两年以上的贫民就可以得到所在村镇的救济，而根据霍尔斯坦的法律，必须居住十五年以上才有享受救济的权利，所以东霍尔斯坦的容克地主就大批解雇本来就过着贫苦不堪生活的雇工，于是在那里的大私有土地上，农村无产阶级群情激奋。可是，一般说来，对于柏林政府的政治赠礼的愤怒，促进了议会民主党在易北河公国[1]的宣传鼓动工作，而堪与萨克森匹敌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警察则做了其他的事情。 情况还相当紊乱。许多无产者，按其阶级地位来说，属于社会革命的政党，可是目前却信奉本质上反动的教皇全权主义，而在新普鲁士地区的社会民主党拥护者中，又有许多不可靠的分子。党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地位仍然极不稳定。不过有许多同路人已经变成了忠实的党员，主要问题是，社会民主党能够做自由主义根本做不到、而教皇全权主义只是暂时能做的事情，因此在纯政治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也是经常可以信赖的。因为人民中的受折磨、受压迫的阶级（远远超过无产阶级的范围），把社会民主党看做是永远可靠的支柱，它就获得了一个产生力量的新源泉，俾斯麦的剥削政策和压迫政策越占优势，这种力量就必然不断壮大起来。 二 海牙代表大会巴黎公社不仅使俾斯麦了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而且也使他和他的同伙了解了国际。欧洲反动派武装起来反对工人协会，大陆上的所有国家都起来迫害工人协会。英国政府虽然反对西班牙政府提出的共同举行警察围剿的建议，并因此触怒了俾斯麦（他在自己的半官方报纸上指摘不列颠成了一个避难所，秩序的神圣事业将从那里遭到破坏），但是英国政府也干涉爱尔兰的国际支部，并通过它的外交代表搜集关于协会支部的情报，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才能阻止瑞士共和国政府把公社的逃亡者移交给存心报复的法国资产阶级。 欧洲各国政府勾结在一起，挖空心思地采取许多迫害措施，与此同时，文明世界的造谣专家还对工人协会展开了诬蔑宣传。伪造国际的历史和秘密、拍发聋人听闻的电报、对公开文告进行无耻歪曲的事层出不穷。人们通过电报向全世界宣布，芝加哥大火是国际的恐怖行动，正如国际总委员会理所当然地以讽刺口吻所说的，他们没有把当时侵袭西印度的飓风也说成是国际的魔力，这真是太奇怪了。1872年9月，三国皇帝在柏林开会，爱国主义的吹鼓手把这一天说成是世界和平与世界幸福的新时代，这时全欧洲对国际的迫害也就达到了顶点。按照他们的说法，为了拯救现代文明，一个东方强国的封建的反动旧同盟已经恢复了。可是他们忘了这样的经验：早晨叫得过早的鸟儿，晚间常常被猫吃掉，他们认为沙皇到柏林开会，就彻底消除了法国的一切报复的念头。 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的凯歌也不是完全唱得没有道理的。因为这年秋天，正当德、奥、俄三国皇帝在施普累河畔的宫殿中开会的这一周，国际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结束了它的存在的历史。由于公社的失败，协会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1870年退出商业活动、同马克思一起在总委员会工作的恩格斯关于这一点说道：“国际被推到欧洲历史舞台前面的时候，也正是它在各地无法再进行任何有成效的实际行动〔梅林的引文中是“鼓动”。——原编者〕的时候。事变把它提到第七强国的地位，同时又不允许它动员并运用自己的战斗力量，否则就必然要失败并会使工人运动遭受几十年的压制。”[2]实际上，情形就是这样，而不是别的样子，由于总委员会拥护巴黎公社，“值得称敬的”英国工会退出了国际，在经过一场消耗一切的战争以后，在巴黎粮食供应断绝、公社大量流血以后，法国无产阶级需要有重新集结力量的充分时间。国际失去了法国支部，也就失去了支柱，代替它的是一个很可疑的现象，即公社的逃亡者充斥伦敦总委员会，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论，这是一切失败的革命不可避免的结果。马克思夫人写给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中，表明了对这种混乱状态的预见，她说，如果谁不愿无条件信赖法国人的一切欺骗勾当（她是完全不可能相信的），谁就被看做是普鲁士人。 当国际在英国和法国在某种程度上失去立足之地的时侯，它在许多经济和政治上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如在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的一部分，由于内部不和而日趋衰落。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有一部分还处于英、法、德三国的工人在三月革命前经历过的发展过程，即处在不愿过问政治（因为工人在有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经常受到欺骗）的社会主义时期。这种社会主义还不能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存在条件来理解这个社会。它既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的必然性，也不理解它消亡的必然性。因此它对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手段也完全不了解。它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看做是重蹈覆辙，是培养一种新的压迫力量的新诱惑。这种社会主义企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社会，毁灭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的一切痕迹，但是它打算在现在就实现这个未来的理想，它要求无产阶级“脱离政治”，放弃自己的组织，从而也放弃唯一能够使它战胜统治阶级的集中的权力手段的武器。 脱离政治的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因此它在国际中必然也有自己的代表。国际的任务恰恰是要向各国不同的工人党，阐明现代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任务，从而缩短它们的必要的发展阶段。可是六十年代末期，当巴枯宁开始把这种社会主义置于无政府主义的口号之下，并企图借助于它来夺取对伟大的工人协会的领导权的时候，这种社会主义对国际来说就是一种危险。常常有人说，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密探，但是这一点从来没有得到证实。这种说法的根据也许是因为巴枯宁具有泛斯拉夫主义的倾向，早在革命年代他就由于这种倾向，遭到他的老朋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对。如果人们把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完全归于他个人的功名欲望，那就未免过分了。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俄国人，在他出生的那个国家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甚至还没有经历它的最初阶段，他远离欧洲的精神生活有十年以上，1860年，当他从西伯利亚的冰牢里逃出来的时候，他还完全停留在三月革命以前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上。在理论上，他通过他的无政府主义同蒲鲁东和施蒂纳有联系，在实践上，他同魏特林有种种接触。他把群众的贫困化的不断增长，看作是社会革命的最有效的动力，把阶级地位下降的人看做是最坚强的先锋战士。巴枯宁企图取得他对国际的统治权，因而破坏了国际的组织，并把欧洲工人运动推回它的历史发展早已走过的阶段，就这一点来看，说巴枯宁是个人野心和对马克思的妒忌心作祟，也是正确的。 很明显，非政治的社会主义有一个雅诺斯[3]的脑袋，一面是非常温和的面孔，另一面是非常残忍的面孔。一种主张脱离政治，但又要改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要是不走向最温和的自助、建立宗派和空想的歧途，就是必要走向搞秘密阴谋、暗杀和暴动的歧途。同样很明显，在许多空想主义还很盛行的四十年代，这种社会主义的温和的一面占主要地位，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自发的阶级对立已经表现得如此明显的六十年代，它的残忍的一面就占主要地位了。无政府主义者通过“行动的宣传”同公社逃亡者的最坚决的一派、即布朗基主义者发生了一定的接触。这两派在目的方面相距甚远，因为布朗基的拥护者恰恰想通过迅速的突击夺取政权，以便利用这个政权实行革命专政，但是两派在进行革命突击方面是一致的。这种实践必然给各国政府提供值得欢迎的机会，对劳动阶级进行一种反动的突击，也就是施加巨大的压力，同这种压力相比，巴枯宁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个别地或共同地所能进行的谋杀和暴动，只不过幼稚的儿戏。 国际总委员会和它的领袖马克思，坚决反对巴枯宁的煽动，如果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很快就会战胜这种煽动。可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非常情况下，巴枯宁的煽动甚至在国际中占了上风。可是另一个问题是，维持正在受着内外夹攻的国际，是否会给欧洲工人运动带来得不偿失的巨大牺牲呢。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并且决定擦去国际无产阶级为了实际行动和战斗而锻造的武器上的无政府主义之锈，然后把这个武器放在剑术馆中，以等待比较有利的时机。在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宣布了他的决定。 工人运动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大，在国际的这一次代表大会上比在从前几次代表大会表现得更为明显。根据代表出生的国家来划分，64名代表中有20个法国人、16个德国人、8个比利时人、6个英国人、3个荷兰人、3个西班牙人、2个瑞士人、2个匈牙利人、1个波兰人、1个丹麦人和1个科西嘉人。事实不久就表明，目前的这个总委员会拥有明显的多数，特别是德国人，还有（这次是例外）法国人也站在总委员会一边，英国代表分成两派，投了不同的票。巴枯宁主义者力图按照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把总委员会贬低为一个单纯的“信箱”“通讯和统计局”，结果这种企图没有得逞，总委员会在它作为协会的执行委员会的权力方面得到承认和保证。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庄严的决议，表示对巴枯宁主义者的活动不负任何责任，并把巴枯宁和他的一个助手开除出国际。 总委员会至今的大多数委员，其中包括同恩格斯一起亲自参加代表大会的马克思，要求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这件事使胜利的多数派碰到更大的困难。特别是德国代表反对这个最后被勉强通过的提案。促成这个决定的是，至今的总委员会的委员除少数例外，都拒绝再度当选，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这样，因为否则他们就不能继续写他们的科学著作了，我们当然不应（事实上也没有）从主观方面而应从客观方面去理解这一点。当工人阶级有实际行动的机会的时候，马克思总是乐意中止他的科学著作活动，而在不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下，他就喜欢恢复著述工作。但是，如果总委员会当时的多数派退出，那么协会的最高领导如果留在伦敦就有落入法国布朗基主义者及其暴动策略或英国工人领袖及其“值得尊重的”倾向之手的极大危险。如果不在伦敦，那纽约就是唯一具备档案的安全和总委员会的国际成分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地方了。 毫无疑问，海牙代表大会的这些讨论和决议带有某些玩弄外交手腕的色彩，当时国际的状况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并为这一点辩护。几年以后，恩格斯扼要地写道：“……鉴于国际在普遍反动的情况下不可能满足对它提出的过高的要求，并且要继续充分进行活动，就非使工人运动付出许多流血牺牲的代价不可，于是它暂时退出了舞台，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到美国。”[4]它不只是暂时而且是永远退出了舞台。1873年国际在日内瓦还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但是事实表明，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国际团结的思想在现代无产阶级中已经根深蒂固，因而它已不需要任何外部的支持，各国工人党由于七十年代的工业革命而得到独特和蓬勃的发展，使它们越出了国际的范围，正如欧洲工人运动由于五十年代的工业革命而越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范围一样。 三 最后的党派斗争国际的危机对德国工人运动完全没有、或者等于没有发生影响。协会的总委员会在为反对巴枯宁而发表的一篇文件中附带地进行了相当轻率的评论，说拉萨尔派在阻碍德国工人组织几年之久以后，已经变成了警察的单纯工具，这种不公正的攻击激起《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对马克思和国际进行了同样不公正的攻击。但是拉萨尔派同爱森纳赫派一样，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毫无关系。 色当之役以后，两派在民族问题上有了一致的看法。它们对柏林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共同的斗争。在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性见解方面，它们也保持共同的水平，那就是它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仍然是生疏的。哈赛尔曼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以“自然法的”方式阐明，工人单独创造的产品应属于工人，保险公司职员卡·奥·施拉姆是在历史科学方面的划时代的天才，正如马克思在社会科学方面、达尔文在自然科学方面是划时代的天才一样。 当时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唯一的党的作家是狄慈根，他是爱森纳赫派的最热心的理论家，可是他的才华洋溢的论文只在狭窄的哲学轨道上活动，因而不能对正在进行实际斗争的工人发生有效的影响。《人民国家报》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新旧著作——关于农民战事的论文，关于巴黎公社的宣言，内容过深，工人不易接受，科学共产主义的大师很少涉及能够最清楚地说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日常实际问题。爱森纳赫派的拥护者常常抱怨《人民国家报》发表的文章学术性太强和过于呆板，甚至党的委员会也劝告编辑部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风格为学习榜样。拉萨尔的宣传作品仍然是这一派的工人的主要精神食粮；后来，爱森纳赫派的年轻一辈中的一个最能干的人卡尔·格里林伯格在回顾这一时期时写道：“从组织方面来看，我们是爱森纳赫派，从原则和宣传方面来看，我们是拉萨尔派。” 毫无疑问，《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不仅在叙述的通俗方面，而且也在对经济学-社会主义问题的清晰理解方面胜过《人民国家报》。当大家都在研究房荒问题的时候，哈赛尔曼为了用一组最明晰的论文说明土地问题，而联系到房荒问题，而《人民国家报》却让蒲鲁东主义者米尔伯格关于这个问题发表了种种胡言乱语，这些胡说后来由恩格斯的关于住宅问题的经典论著所澄清。正是在理论问题上，爱森纳赫派喜欢对拉萨尔派发出傲慢而自负的声调，可是它实在没有理由这样做。白拉克对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这个“拉萨尔的建议”发动的攻击，表明这个优秀的人物走上了歧途。他称拉萨尔的建议是“徒然追求陛见资格的、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他根据拉萨尔的建议描绘的一幅讽刺画只存在于他的幻想之中。哈赛尔曼同他以前的施韦泽一样，始胳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拥护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即在无产阶级胜利以后，这些合作社应该成为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第一个实际据点。彻底修正自己的纲领的要求，在爱森纳赫派中是普遍存在的，但这种修改方式只是暴露了这一派在理论上还很模糊。土地改革、废除继承权以及在拉萨尔派中早被施韦泽摧毁的各种折衷的社会主义，在爱森纳赫派的优秀人物中还很盛行，甚至白拉克也没有抛弃把原则的共产主义暂时隐蔽起来，以迎合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 只有在一个问题上，即在非常重要的工会问题上，爱森纳赫派在理论认识方面比拉萨尔派清楚得多。1873年6月，《人民国家报》发表了许多论工会的卓越文章，这些文章今天读来还是一种享受而且也是有益的。这些“实际的解放信号”指出，工会运动是与政治运动同样重要、同样正当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武器，但是这两种运动应该严格加以区别。这些论文清楚地论述了工会的任务，指出工会作为无产阶级阶级状况的有效杠杆，作为民主自治的学校，作为未来的社会组织的雏形，一句话，作为争取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自觉斗争的机构所能做的一切，它的前提始终是工会运动通过另一条独立的途径，追求与政治运动相同的目标。这几篇匿名发表的论文是排字工人卡尔·希尔曼写的，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对工会问题的探讨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当然在《人民国家报》上立即发出反对这些文章的声音，但是希尔曼的见解显然在爱森纳赫派中占有重要地位。相反地，拉萨尔派的工会工作者的处境十分困难，如果不是柏林建筑工人以他们卓有成效的罢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取得了重要地位，他们的处境还会更加困难。支援总联合会在严肃的罢工运动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要把当地的联合会改组为柏林工人同盟的企图，没有获得较好的成果。按行业组成的工会，如瓦工工会和木工工会保持着实际的力量，但是空洞的反抗并没有停止。在每次代表大会上都有人发出反抗的声音，并始终要求作出取消现存的工会或至少把工会贬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分会的决议。 在组织方面，拉萨尔派又走在前面。比较起来，它的队伍装备更好，更有战斗准备，人数也较多。拉萨尔派1871年、1872年在柏林，1873年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举行的代表大会，看到他们的积极的成员已经增加到二万人，而1871年在德累斯顿，1872年在美因兹，1873年在爱森纳赫举行代表大会的爱森纳赫派只有将近一万名党员。当然拉萨尔派的组织也有其危险的一面。这个组织是同独裁领导相适应的，如果主席是像哈森克莱维尔这样一个在好坏事情上都缺乏独裁者的才能的人，这个组织就必然要发生争夺权势的恶劣竞争。协助哈森克莱维尔工作的有联合会机关报编辑哈赛尔曼，杜塞尔多夫制帽工人、书记德鲁西和会计格吕威尔，这些工作人员每年由代表大会选举，主席由全体会员直接选举。哈赛尔曼在联合会机关报中怀着妒忌的心理不让任何作家同自己竞争，联合会的精神生活虽然没有宗派性，但是仍带有宗派色彩。理事会的其他理事，如格罗特考、卡佩尔兄弟，尤其是回到伊塞隆的特耳克，在哈森克莱维尔领导下比在施韦泽领导下所起的作用大得多。如果党的领导有一套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可以分别工作，那无疑是一种进步，由于他们缺少这种合法的活动场所，因而他们像仇敌似的自相冲突。拉萨尔派对自己的组织的崇拜，有它一定的理由，不过这种崇拜太过分了；它的最顽固的代表人物是特耳克，他本人虽然在外省，但是他觉得柏林的领导仍然不够集中。 1871年以后，爱森纳赫派的委员会设于汉堡、盖布和约克在那里担任领导，监察委员会于1871年迁到柏林，1872年迁到布勒斯劳，1873年迁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爱森纳赫派的组织远比拉萨尔派的组织松弛，会员缴纳会费不太踊跃，而且也不多；同拉萨尔派的财政日见充裕的情况是个鲜明对比，爱森纳赫派始终处于负债的困境。爱森纳赫派的组织尽管有许多显著的缺点，但也有它的优点。党的各个领导机构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摩擦一向都能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对这一点给予再高的评价也确是不为过分的。 特别是爱森纳赫派所掌握的书籍和报刊机构比拉萨尔派多。早在1871年，除了《格里米乔市民和农民之友》以外，还创办了《德累斯顿人民使者》《开姆尼茨自由新闻》《布伦瑞克人民之友》这些地方党报，不久又在纽伦堡-菲尔特出版《民主周刊》，1873年这家报刊成了党的财产。接着在霍夫、格腊、爱森纳赫、美因兹、慕尼黑（在慕尼黑出版的《无产者》这时已停刊）等地，出现了几乎过多的新的地方报纸。筹划中的著作股份公司变成了莱比锡的合作印刷厂，这个印刷厂除了《人民国家报》以外还出版日益增多的小册子。白拉克除出版《布伦瑞克人民之友》外还出版了许多党的书籍。 对爱森纳赫派说来，“知识分子”并不像拉萨尔派所说的那样有害。只是在纽伦堡-菲尔特，平素很有才能的作家梅明格尔和摩克之间的一次不愉快的争吵，对法兰克尼亚的运动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后来在清除了这两个捣乱分子以后，这个运动在工人格里林伯格、加布里埃尔·勒文施坦、舍尔姆、佛尔来因的正确领导下，便蓬勃发展起来。伯恩哈特·贝克尔参加爱森纳赫派，无疑也是一个有价值的成果。他主持《布伦瑞克人民之友》的编辑工作，写了一些论拉萨尔的宣传鼓动和死前一段时期的活动情况的充满怨恨的文章，这就加深了对拉萨尔派的敌视。但是爱森纳赫派的青年作家也表现出一些优点，他们是布勒斯劳的布鲁诺·盖泽尔和麦克斯·奈泽尔，汉堡的约翰奈斯·韦德，还有来自南德人民党的，不久就同赫普纳尔一起编《人民国家报》的威廉·布洛斯，而这时李卜克内西正被囚禁在要塞里。在遥远的科尼斯堡，侯补法官科科斯基出版了一个周刊，叫《民主报》，当然没有能够维持很久，后来科科斯基转到《布伦瑞克人民之友》工作。 在爱森纳赫派那里，工人仍也远比在拉萨尔派热心地参加各种小册子的著述工作和报刊工作，而拉萨尔派主要是进行口头宣传。历史发展必然使得七十年代的I．人运动不能产生四十年代臂理产生过的理说家，在四十年代，共产主义者同盟关切而有见识地同德国哲学家和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学派一起斗争。狄慈根是一个佼佼者，他令人想起魏特林、埃卡留斯、普芬德来。新的工人运动一开始就承担了许多实际任务，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想家暂时完成了理论工作。普及他们的研究成果，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进行日常斗争，当然是在爱森纳赫派中做文字工作的工人的起码的任务，但也是有益的、卓有成效地加以解决的任务。排字工人弗兰茨达到了他的目的，1870年他曾经得到党内同志的同意，逃避了巴伐利亚政府对他（《无产者》的编辑）进行叛国案审判，到了苏黎世。德国的自由贸易论者维克多·伯梅尔特在那里当了大学教授，因为他是该学派的比较有见识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以他认为自己有责任，用苏黎世州的官方统计证明自由贸易论者恩赐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根据这条规律，随着资本的积累，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幸福也会同时增长），并认为自己有责任立即消除社会主义。弗兰茨在一本有点粗野、但内容精辟的著作中证明，政府聘任的统计学教师由自己提出的数字中看出同实际所写的相反的东西。由于为人正直早就是拉萨尔的宣誓证人的德国最著名的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这时在普鲁士王国统计局的杂志上承认，伯梅尔特遭到弗兰茨的严重打击；他说，弗兰茨无可争辩地指出，中等阶级减少，而无产阶级增加的现象，而且无论从绝对意义上说或从相对意义上说，都是这样，甚至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在田园式的瑞士，“资本发疯似地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的手里”，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社会民主党这两个派别之间的差异的根源是它们的历史发展不同。拉萨尔派是一个较老的派别，它的战斗经验比爱森纳赫派多六年。当爱森纳赫派开始战斗时，最有利的阵地已经控制在拉萨尔派手中。拉萨尔派在新帝国的唯一大邦中占有很大的优势。他们掌握了帝国首都，并由首都出发占据了新皇帝的祖国勃兰登堡马尔克。他们控制了从布勒斯劳到施泰廷的奥得河道。他们的旗帜飘扬在古老而有势力的汉堡和沿海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上空，飘扬在现代工商业正在蓬勃发展的古老的汉撒同盟城市不来梅、卢卑克和汉诺威的上空。在西部，他们占有爱北斐特-巴门和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在西南部，他们占有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和美因郜。与此相反，爱森纳赫派虽然也控制了古老的德国文化的先进地区，可是自从十九世纪初期起，萨克森王国在政治上已经成为民族发展的落后地区，尤其是它的大城市也受到巨大影响，只有莱比锡是唯一的例外。在首都德累斯顿，博伊斯特的长期统治严重地妨害社会生活，工业城市开姆尼茨由于它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发户的精神迟钝而得到不好的名声。《人民国家报》有一次也直率地指出，在德国没有一个城市在同萨克森的曼彻斯特[5]一样的条件下，文化水平也像它这样低的。此外，爱森纳赫派的主要阵地扩展到德国中部小工业区的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家庭工业里，扩展到南德中等邦的像岛屿一样从手工业的大海中突出来的工业区。在爱森纳赫派中明显地流露出组织同乡小集团的愿望，就是由上述情况决定的。如果这一派的报纸有时过分热衷于地方分权，那可能是他们为了掩饰当时的困难处境，而不是忽略了中央集权的优点。 从这里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两派的差别主要表明它们需要相辅相成，而不需要互相攻击。拉萨尔派的任何一点特殊长处都使人想到爱森纳赫派的一点特殊的短处，反之也是一样。在罢工时的互相支持、在工会中的共同工作、为反对共同敌人而进行的实际斗争，都使得两派的成员在许多地方结合起来。在维尔腾堡（当然拉萨尔派只是在维尔腾堡的首府有一块巩固的根据地），甚至达到完全一致。1873年起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卡尔·希尔曼主编的《南德人民报》，就是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合办的。可是在实践中纺成的和解之线，往往在不可避免的势力范围冲突中重被扯断，1872年夏天，当弗罗默和汉堡的鞋匠哈特曼开始在南德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的时侯，爱森纳赫派特别感到不愉快。因此只有通过正式途径才有真正和解的可能，而这方面的情况却是很特殊的。 拉萨尔派有点像家里的长子，次子必须顺从他。对于两派的联合问题，他们采取观望态度，可是只要他们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至少都是经过一番仔细考虑的。他们认为爱森纳赫派的组织不切实际和他们的“半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要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些看法可能有夸大的成份，也可能是完全不正确的，可是他们还允许对这些观点进行讨论，加以澄清。相反地，爱森纳赫派在宣扬和平方面非常热心，而在建立和平方面则十分笨拙。他们主要责难拉萨尔派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追随普鲁士政府，这样一来，当然任何实际谈判一开始就会搁浅。爱森纳赫派的报刊甚至认为拉萨尔是个杰出诗人，但却是个蹩足的政治家。在《人民国家报》上，甚至出现过这样恶毒的话：要是拉萨尔不自动去，俾斯麦也一定会找到他。 所有这些臆测的唯一证明，就是断言拉萨尔派几乎不受警察和国家检察机关的干扰，而爱森纳赫派却不免要受残酷的迫害。这种论断的正确性不是没有问题的。拉萨尔派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同爱森纳赫派在萨克森一样受到压制。在南德进行宣传鼓动的所谓的“警探”弗罗默，却曾因此而屡次被控告，像一个普通罪犯一样（有时同普通罪犯拘押在一起），从他的居住地不来梅由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虽然他的腿受了重伤，但仍必须戴着手铐脚镣走过据说他在那里犯了“叛国”罪的从奥登瓦尔特山麓的本斯海姆到洛尔施的道路。最后，由于对他的起诉毫无根据，他被从待审拘留中释放出来，这一切对于一个“警探”来说，倒是极奇特的遭遇。《人民国家报》受到被控诉违犯出版令的压迫比《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更为严重，这是事实，可是这是一种暂时现象，也同《民主周刊》当时在莱比锡享有较多的出版自由那样，并不说明任何问题。至于《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曾自夸说，它比《人民国家报》更懂得避开反动的出版法和反动刑法的圈套，这也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可是爱森纳赫派的没有希望的和解策略找到了一个口实，因为拉萨尔派给这种策略以一种合理的外貌。特耳克想向1872年的代表大会提出一个取消拉萨尔派的一切工会的议案。可是哈赛尔曼拒绝在联合会机关报上发表这个议案的全文，由于出版委员会同意哈赛尔曼的意见，使特耳克极不愉快。毫无疑问，出版委员会这样做是有其实际理由的；在罢工运动高涨时期，在工人群众中散布不和，是完全没有益处的。这时特耳克正在为拉萨尔的纯洁的不可侵犯的组织而努力，他感到在驳回的批示后面，隐藏着施韦泽的阴谋。1872年5月3日他在汉诺威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指责哈赛尔曼同施韦泽狼狈为奸，他说，施韦泽为普鲁士政府效劳，主张成立工会，以便通过分散工人运动的力量来破坏工人运动；施韦泽同柏林警察总署有联系，并向这个机关报告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事情。特耳克谈到他担任联合会副主席时期的情况，他说：“施韦泽在服刑前不久对我说，一旦发生情况，我任何时侯都可以去找警察总署。施韦泽同我一起到那儿去，并且给我作了介绍，同时表现出他对那些房间都十分熟悉。”特耳克接着说，施韦泽曾经为自己的私事挪用过会员缴纳的会费，并且曾从支援总联合会的金库中拿出五百塔勒存到自己存款的银行里去。 这些揭发给听众的第一个印象是发出很自然的呼声：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如果你知道这一切，但却始终拥护施韦泽，那你就是一个比施韦泽更坏得多的叛徒。这个结论是不可避免的。要么事情像特耳克所说那样，那么他从1868年秋天以来就起了同施韦泽同样可耻的、或者更可耻的作用，要么特耳克由于热狂崇拜组织而想入非非，以便表示他所不理解的对严格恢复拉萨尔组织的反抗。今天一切有关情况已经昭然若揭了，毫无疑问，第二种情况是存在的。特耳克是一个正直人，他相信自己的想法；他本人在这里起了最坏作用这一点，在道德上是没有责任的，可是这些想法的毫无根据，就更加暴露无遗了。说施韦泽搞工会运动是为普鲁士政府效劳的推测，根本不值一驳，如果人们回想一下把特耳克叫到柏林来的时候施韦泽的情况，那么对警察总署的访问也就不会使人感到气愤。当时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刚被禁止，而在柏林又差不多无形恢复起来了，施韦泽始终重视维持联合会的正式组织，他为了确定警察机关是否承认特耳克的代理资格，而同特耳克一起到警察总署去，那他并没有做出比一年后白拉克所做的更坏的事。白拉克为了了解迁移到布伦瑞克来的爱森纳赫派执行委员会会不会受到警察机关的刁难，也曾到布伦瑞克警察局去过。倘若施韦泽为了在自己服刑期间让工人运动掌握在叛徒的手中，而从百哩之外把自己的可能是最能干的追随者叫来，让他代替自己的职务，并派他为警察总署的密告人，那施韦泽不但是个恶棍，而且也是个傻瓜。假如事情果真像特耳克五年以后所想象的那样，那么老街垒战士特耳克当时一定会马上就大吵大嚷起来。 关于施韦泽的所谓侵吞公款事件，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也就不言而喻了。他的确从支援总联合会金库中取出五百塔勒存到他存款的银行里去，可是他存款的银行也就是联合会存款的银行，联合会的收入只要超过一定的数额就要存到银行里去。施韦泽只在手续上犯了错误，他在存款时，没有按照会章的规定，找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两个委员一同办理。全德工人联合会和支援总联合会的司库如不同他合谋，施韦泽根本就不可能侵吞公款。况且由于考虑到爱森纳赫派对施韦泽的指责，1870年和1871年的代表大会曾经仔细过账目，并通过一致的决议，承认账目完全没有问题。 在这些争论的过程中，施韦泽被加上了这样的罪名：虽然没有非法地盗窃联合会金库，但利用他独裁的合权合法地挪用公款。不过施韦泽为联合会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没有报酬的，直到1869年人们才未经他本人同意每月发给他45塔勒的薪金，而他自己把这笔薪金降低为25塔勒，而且起初根本没有领取。后来领这笔薪金，也只是在他担任主席的最后一年的事，正如他为1869年11月和12月的最后一次长途旅行，也领了普通的宣传鼓动出差费一样。所谓被他侵吞的其他几千塔勒，也都用于联合会的机关报方面，这笔款不会超过《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其存在的六年多期间所支付的诉讼费用和罚金。《社会民主党人报》出版的头几年，它的亏空是用霍弗斯特腾的钱来弥补的；这笔钱用完以后，就靠联合会金库的补助，直到施韦泽由于父亲去世而得到一些遗产为止。然后施韦泽就自己弥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亏空，直到党接收了这家报纸和它的部分债务。名义上是施韦泽，实际上是联合会机关报用这种方式拿到的款子，主要是1868年的代表大会批准的一千塔勒和1871年的代表大会批准的一千塔勒。此外还有普法战事期间柏林会员为党报募集的几百塔勒的捐款。施韦泽的对手说总数是二千五百塔勒。即使这笔钱果真是这样多，或者差不多这样多，始终用于党的一个即使不说是最重要的，也是相当重要的目的，这些花费收到了巨大的益处，并且光荣地载入党的史册：《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六十年代是无产阶级的模范的机关报，正如《新莱茵报》在革命年代、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八十年代是无产阶级的模范机关报一样。 第三种说法是，施韦泽没有使联合会金库受到损失，反而用政府的秘密基金充实了金库，同时自己也从秘密基金中得到过豪华生活的费用。但是，1870年和1871年的代表大会经过仔细检查以后一致声明，没有任何一个分尼是非法地拿到联合会金库里去的，关于施韦泽生活豪华的说法，也只是在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产以后才有的，在这以前，他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在退出运动以后，他就只有靠写舞台剧本的收入来过清苦的生活。 这些细节说得比较琐碎，这是因为这些事情曾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发生过很大的作用，因为一个人的荣誉是同它们有关的。它们对于施韦泽有无过失的这一历史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个问题转化为其他两个问题：施韦泽有没有执行坚决而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这种政策不管在个别问题上存在多少缺点，总的说来，它是从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从政府的利益出发的。一个由无产阶级中的最有力量、最先进的阶层进行的蓬勃发展的运动，能不能长时期受一个警察密探的欺骗呢？历史事实会给这两个问题做出答案的。 理事会会议的争论，在1872年6月于柏林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继续进行。会上又猛烈地指责了特耳克。有一个代表提议把他开除出会，如果一切情况像特耳克所说的那样，这个提案就是完全合理的。可是这样一来，联合会也就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这时对严格的中央集权的崇拜，表现出它有害的一面。假如是在爱森纳赫派那里，这种冲突定会得到解决，得出最后结论，不管这些结论的性质怎样，而在拉萨尔派那里，联合会的利益起了决定作用。在讨论期间，人们曾要求出席旁听的施韦泽退出会议厅，因为他不是联合会会员。随后把这件事交给一个委员会去调查，这个委员会作出决定说，根据一些重大的但是未能得到完全肯定的事实证明，不能信任施韦泽，相反地哈赛尔曼的一切嫌疑都洗刷干净了，过去特耳克也不能采取别的行为，因为他当时没有充分的证据。他们两人取得了谅解，于是开除特耳克的提案也就被撤销了。代表大会应该对他们两人表示信任。委员会的这一决定，除一个委员外，其他委员都表示赞成，接着代表大会还作了一个决议说，不能再接受施韦泽加入全德工人联合会。表决时，有五千五百九十五票赞成，一千一百七十七票反对，一千二百十九票弃权。 当这些事件通过代表大会的记录为人所知的时候，爱森纳赫派当然对此感到十分兴奋。《人民国家报》不仅说，我们指责施韦泽的一切，都得到了证实，而且也像许多拉萨尔分子那样说：如果施韦泽有过失，那么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和特耳克也会有过失。爱森纳赫派尤其激烈地反对特耳克，这件事不能归咎于他们，因为特耳克在1869年指责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是虚伪的家伙，而根据他现在的说法，当时他已经知道施韦泽同普鲁士警察有秘密关系。拉萨尔派认识自己的严重缺点为时已经太迟了，现在他们企图纠正这个缺点。《新社会民主党人报》说，在给施韦泽下判决时，问题不在于他同普鲁士政府有关系，而在于“一些别的事情”,因为人们拿不出他同普鲁士政府有关系的证据，甚至也没有对他提出指责。的确，人们不能证明他有这种关系，但是确实对他进行过指责。所谓“一些别的事情”，原来是鲁道夫·迈耶尔为了写一部工人运动史而从施韦泽那里要来的一些关于全德工人联合会历史的普通笔记。施韦泽本人偶尔也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谈过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他对一个保守党的、但有独立见解并对工人运动抱有同情的作家，在文学方面表示了一点好感，只是由于《新社会长主党人报》把迈耶尔给施韦泽的笔记所加的表现形式记在施韦泽的账上，这件事才被夸大成为“背叛”。 于是两派的和解尝试遭到彻底破坏。但是《人民国家报》继续进行这种尝试，它迫切要求拉萨尔派在抛弃施韦泽以后，也必须把同施韦泽一伙的人免职，《人民国家报》的这些努力只能得到同它的预期相反的结果。布勒斯劳的监察委员会在刊登在《人民国家报》的显著地位上的明确的指示，结束了这种合并的策略，监察委员会正确地指出，合并的策略不但不能阻止分裂，反而会使分裂更加扩大。 这时，资产阶级报纸也接二连三地刊登了施韦泽受到拉萨尔派指责的消息，施韦泽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给这些报纸写信说，这些“忘恩和愚蠢”的现象在这些人身上是不足为怪的，“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受一种新思想的鼓舞力量的推动，而绝大多数人则是由于对较高社会阶级的妒忌心或其他不光采的动机”，况且他们都是鼠目寸光。这是施韦泽为了自己也不应该说的一句很不漂亮的话，但这并不是他的结论。当汉堡的全权代表布罗伊尔由于认为对施韦泽不公平而带着几百个会员脱离联合会的时候，施韦泽拒绝担任他们的领导，以免为他个人而给工人运动造成障碍。他没有制造新的分裂，而是在一份《致德国工人》的传单中极力鼓吹两派统一。他为他受到的侮辱巧妙地说了下面几句话：“如果我没有过错，那么代表大会对我的态度就是卑鄙的不公正的。如果我有过错，那么代表大会给全德工人联合会做了一件卑鄙的不公正的事，因为它让这样的人担任党的领导，这些人在我的周围有几年之久，了解我的一举一动，在我的任何职务行为中，他们都是执行者，因此他们都是我的同犯。”接着施韦泽通过回忆他最活跃的时期，透彻地论证了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统一，如果领袖们愿意，就同他们合作，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就抛弃他们，如果他们反对，就反对他们。”人们读了这些已经变黄的传单不能不受到感动，这是一个人的朴实而聪明的告别词，这个人在最困难的时期用可靠的手掌过社会民主党的舵，给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作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他受他的卓越行动的后果的束缚，做过一些错事，也忍受过更严重的不公正的待遇。过了不到三年，即1875年7月，施韦泽就在瑞士逝世。 四 特森多尔夫时期1874年1月10日举行的帝国议会改选，向各界揭露了这一事实：俾斯麦在短短三年之中，以无比的浅见搅乱了极其有利的局面。过去他犯了罪，现在受到应得的惩罚。对他的专制的任何反抗，都被他的雇佣文人指责为“敌视帝国”，这次选举的结果是，不算进步党的五十万票（根据俾斯麦的计算，其中有一半应该算做“亲帝国的”，另一半应该算做“反帝国的”），还有二百四十万八千五百四十九张绝对“亲帝国的”票，二百三十三万九千九百三十六张绝对“反帝国的”票。因此“帝国的朋友”只有七万四千六百十三票的微弱多数。事实上，如果人们考虑到，好几十万“亲帝国的”票是用人所共知的选举手段榨出来的，那这个多数就是一个严重的少数了。 当然，议席的分配比所投票数的比例对俾斯麦更有利。民族自由党人和教皇全权主义者各得整整一百五十万票，但是前者约得一百五十个议席，后者约得一百个议席。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一方面最为不利。他们得了三十五万一千六百七十票，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六），其中拉萨尔派得十八万零三百十九票，爱森纳赫派得十七万一千三百五十一票。可是拉萨尔派在第一次选举中只在什列斯维希—霍加斯坦的两个选区——阿尔托那（哈森克莱维尔）和普勒恩—塞格贝克（莱麦尔）——取得胜利，爱森纳赫派只在萨克森王国的六个选区，即弗赖贝克（盖布）、米特魏达（瓦尔特希）、开姆尼茨（莫斯持）、格劳豪—梅朗内（倍倍尔）、茨维考—格里米乔（莫特勒）和斯托贝克—施内贝克（李卜克内西）取得了胜利。进入复选时还有十一个社会民主党候选人，他们分布在：柏林第六区和西哈费耳地区，汉堡第一区和第二区，伊策霍和基尔，德累斯顿旧城、莱比锡郊区和波尔那，罗伊斯（长系）侯国和爱北斐特—巴门。这十一个人中只哈赛尔曼在爱北斐特—巴门和约翰·雅科比在莱比锡郊区获得胜利。可是由于雅科比放弃当选，因而在补选中又丧失了他的选区。雅科此在莱比锡叛国案后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加入了爱森纳赫派，可是实际上他又不愿参加活动，因为他不能承认新帝国的产生是合法的。后来《人民国家报》对雅科比十分尊敬地回答说，正如普鲁士宪法和雅科比长期参加的普鲁士邦议会是合法的一样，新帝国也是合法的，如果雅科比站在这个立场上，那他就不应该在一个有希望当选的选区当候选人。这些话同六年前对雅科比的不协调的抗议政策寄予莫大希望的《民主周刊》的话是多么不同啊！ 尽管所得的九个议席为数很少，可是社会民主党的选举人对于他们的努力成果已经十分满意了。在萨克森王国、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在汉撒同盟[6]城市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所投票数前三分之一以上为社会民主党候选人所得；在北德和中德的小邦中，尤其是在不伦瑞克和图林根地区，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所得票数最为可观；在普鲁士各省中，只有波森一省还没有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在东普鲁士他们已经有三千二百六十二票，在波美拉尼亚有四千几百十八票。柏林的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九票还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数字，可是从哈森克莱维尔在进步党的堡垒机器制造工人区同舒尔采—德里奇一起进入复选，以及资产阶级对未来事件的朕兆[7]惊惶失措中，这种轻微的失望得到补偿。在教皇全权主义的三个最主要根据地，即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西里西亚和巴伐利亚，进展较慢。可是在巴伐利亚，新教的法兰克尼亚以一万一千零二十九票成为光荣的例外。在维尔腾堡还没有开辟完全明确的道路；在不少选区，社会民主党一开始就同人民党合作，在斯图加特，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之间的不和由于选举又一次爆发出来。拉萨尔派得了一千九百七十七票，爱森纳赫派得了四百三十四票，在整个维尔腾堡邦社会民主党共得八千九百五十四张选票。在巴登，从曼海姆出发为拉萨尔派进行鼓动的是德雷斯巴赫，为爱森纳赫派进行宣传的是室内装饰工埃哈尔特；两派共得三千五百十六票。在普法战争以来，开始在凯撒斯劳滕，尤其在前普法尔茨建立了大工业的莱茵巴伐利亚，无产阶级还缺乏必要的锻炼。当小城拉姆布莱希将的赤贫的织工在市区选举中突然决定把所有厂主从市议会中赶出去的时候，新的无产阶级市区参议会又被轻而易举地取消了，因为他们斗不过他们的剥削者的阴谋和诡计。 社会民主党的两派互不联系地进入了选举战。从表面上看，这样做对它们是有害的，因为如果它们一开始就共同作战，那它们也许可以多得几个议席。事实上对它们是有利的，因为两派所得的票数差不多相同，这对双方的过分激动能起镇定作用。拉萨尔派看到，爱森纳赫派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尾巴，爱森纳赫派认为，所谓拉萨尔派同政府友好的说法是无稽之谈。拉萨尔派在竞选中的政治态度是无可责难的。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当他们在复选中要在拉斯克尔和宗纳曼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他们不顾一切地选举了他们的老对头宗纳曼。两派在自己的复选中互相支持，事实上两派统一的日期是1874年1月10日。外部的逼迫提供了完全合并的最后动力，可是它不是最初促使合并的思想。无产阶级的团结，是无产阶级的绝对有效的、但也是唯一的武器，这种团结有一种自发的不可拒抗的力量。当这种力量对自己的目标还不明确，当它本身似乎受到威胁的时候，它是能起破坏作用的。各党派之间发生极激烈的斗争、整个一生都表现为同样忠实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的人们的互相指责以及施韦泽的悲惨命运，原因正在于此。但是，当无产阶级的团结看清了前途的时候，它就用不可抗拒的力量闯了进来，就像一条必须起看泡沫和漩涡从河底的岩石间挤过的流水一样，平静地流入又深又宽的河床。资产阶级人士当然不能理解这种现象，否则近几十年来他们就不会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内部可能发生分裂的时间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 选举以后，帝国议会立即召开，这时社会民主党议员私人之间也比较接近了。新议长福尔肯贝克也许比他的前任西姆桑更有偏见，班贝尔格尔竟然敢于要求工人阶级的议会代表讲究礼貌，以免成为引起主人不高兴的客人。当然资产阶级多数派也拒绝要求把还被拘在胡贝尔图斯堡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议会开会期间放出来。于是七个社会民主党议员只有依靠自己的紧密团结。起初，他们还有一些意见分歧，可是这些分歧已经根据党内同志的精神得到了解决，同时他们还表明，两派的旧的敌对集团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现在，拉萨尔派对新军事法案提出了1867年李卜克内西想提出的建立国民军的示威性议案。当莫特勒承认帝国是民族共同体的时候，哈赛尔曼表示反对说，没有德意志—奥地利人参加，新帝国就不是民族共同体，社会民主党应该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德国，这个国家当然只能是一种自由联合。在一切实际政策问题上，两派都肩并肩地站着。他们同样坚决拒绝对天主敎会实行军事警察政策，同样尖锐地鞭责沙文主义多数派对第一次进入帝国议会的亚尔萨斯—洛林议员的可恶举动。 俾斯麦马上又给新帝国议会带来两个在上届帝国议会中他就在这上面碰过壁的、反对无产阶级的非常法，即破坏契约法和出版法第二十条，不过后者这次是以比较缓和的形式提出的。这次他还是没有成功。在一读以后，哈赛尔曼就指责破坏契约法是“对工人阶级的宣战”，以后这个法案转交委员会审查，而且自由派各党暂时还不赞成出版法第二十条。此外，他们当然赞成按照俾斯麦的命令拟定的出版法，这个法是旧普鲁士出版法的翻版，它对普鲁士本国还有一点进步作用，而对许多中小邦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退步。在这一突变中，受俾斯麦的资本主义利润所诱惑的普鲁士自由派是主要罪人。他们围绕着取消保证金和印花税问题，讨论了自由报刊的政治理想。如果可能的话，进步党在保护利润的同时，当然也要保护节操，可是，当它对民族自由党的背叛发出第一个可怕的破门令，并表示对这一畸形的出版法不负任何责任的时候，拉斯克尔便冷冷地对进步党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们进步党人坚定地挥舞着原则的旗帜，我们民族自由党人处理资产阶级的实际事务，一般说来这样做可能是有益的，但是你们这次对空话作了过分的夸张，既然我们不应该同你们一起反对出版法，你们就必须同我们一起赞成出版法。在这次友好的冲突中，进步党人放弃了节操，只保护了利润。落进自由派报纸老板的腰包里的钱虽然很可观，但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生意很不景气。至少有一个资产阶级政论家看透了这个买卖：古伊多·魏斯在《天平》正确地预言，如果对报刊的政治压力仍然存在，只是维持它存在的物质条件有所改善，那它就会上比过去更多地接受产业性质，它的主张就越来越适应于市场規律。今天悲叹没有立场的商业报纸相互竞争的资产阶级自由思想派，是自食恶果了。 比出版法还要重要的，是帝国议会将于1874年春天讨论的军事法令。它接触到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切身问题，在普鲁士冲突时期，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是被自上而下的革命所推迟了。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和普法战争提供了很好的机会，通过赞成多年的预算，对议会是否每年必须同意军事预算这个问题推迟答复。可是现在尖起嘴已经没有用处，只有吹口哨了。政府提出的军事法令草案第一条要求，永远在法律上确定德国军队的平时定员为四十万一千六百五十九人。按照即使最软弱的自由派在1867年也曾表达过的观点，这就是宣布实行“赤裸裸的专制制度”。如果帝国议会放弃它本来不多的几项权力中最有效的一项，那么虚假立宪政治就死亡了。 1874年春天，自由派资产阶级为了反击俾斯麦对它热中[8]的立宪政治的谋害，既不需要远见，也不需要多大勇气。进步党人和民族自由党人加在一起已经形成了微弱的多数派，因为他们在维护议会的批准预算权中，得到所有“帝国敌人”的支持，所以他们支配着强大的多数派。可是俾斯麦对这些人了解得很透彻，有一次他用刻薄的轻蔑态度，对他们随口说了这样的话：他们根本不知道，假如1867年他们能够坚持到底，就可以从他手里夺得许多东西。现在他以同样轻蔑的态度对民族自由党人说，他们是“以他的名义当选的”，因此必须干脆服从。这个威胁和俾斯麦让他的雇佣文人掀起的喧嚣的愤怒风暴也足以打倒许多民族自由党人。民族自由党的领袖卞尼格先还做了一件多余的事情，这位民族联盟的前领导人对自己较好的过去进行了嘲弄，他说，1848年以来，还没有一个像反对帝国议会批准预算权的半官方骚动这样原始的运动深入人民群众。在拉斯克尔领导下的其余的少数民族自由党人，虽然企图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当他派人去问进步党，可否指望这个后备队的时候，传来了令人惊异的消息，这些“不屈环挠的人们”[9]也正纷纷溃逃。于是俾斯麦得到了七年时间，在法律上确定了为期七年的平时兵员，这甚至比长期确定兵员更符合他的心愿。因为如果议会完全无权批准军事预算，睨视他的宫相职位的宫廷党和军人党，就能比较容易把他撵下台，而议会的预算批准权由于一下子放弃了七年，就已经受到了不可挽救的打击。俾斯麦不得不稍稍提前依靠“全民投票”，但是他也看到，波拿巴主义的这一剂最后的救命药，在纯朴的德国人身上比在变化无常的法国人身上所起的功效大得多。此后他在自己的外交药房中留给这种药以光荣的地位。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社会民主党议员都坚持斗争，毫不退缩。有人说，他们经常只做“社会民主党的演说”，这也不是事实。他们不追求议会雄辩的可疑的荣誉，他们简单明白、实事求是地论述了他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只有哈赛尔曼的演说有时带着比较严重的鼓动形式，此外，他的演说也是值得赞扬的。敌人的憎恨也使两派变得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用笔和棍棒攻击了爱森纳赫派，也攻击了拉萨尔派。 自从选举以来，从“世俗人”的办公桌上到庸人的啤酒桌上，都出现赤色幽灵。可是无论是“世俗人”还是庸人都超不出痴呆的怯懦和痴呆的怨恨，虽然他们并不缺少明智的忠告。根据自由贸易派论工人运动的肤浅拙劣的著作，农业社会主义派和讲坛社会主义派已经接近了它们的历史理解，1874年出版的几本着作，颇为尖锐地向统治阶级指出，它们的自杀的欺骗政策的结果。 阿尔伯特·朗格论工人问题的一部篇幅不大的书（第三版），是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一种。许多情况促使朗格又接近资产阶级世界观。1872年，当他应马尔堡大学之聘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了。在瑞士，他用剩下的一点力量领导小资产阶级和小农民主派，进行了光荣的斗争。此外，布伦坦诺论英国工会的著作对他也不是没有影响的。朗格说，布伦坦诺的“重要著作”动摇了马克思的“极端的见解”，马克思认为，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相此，有力的工会组织和有效的工厂立法，都是无关紧要的。朗格虽然不再专门对工人说话，但他并不因此就不是工人阶级的忠实的老朋友。他始终把“工人由他们对企业主的不体面的从属关系中真正地彻底地解放出来”当作所有严肃的社会改革中的最高目标，他尖锐地讽刺了讲坛社会主义的变节分子阿道夫·瓦格纳，他说，谁在专门的小册子中印用富兰克林的话来证明工人只有通过勤劳和节俭才能改善自己的命运，这个人就一文不值。朗格虽然尊重布伦坦诺的著作，但是他也说，我们是否还把时常被资本的力量突破和击退的工人的一切辛劳成就不只看做是彻底改革各种关系（这种改革也牵涉到国家制度和占有形式）的准备工作，这至少是值得怀疑的。这样朗格就同马克思的观点接近了，马克思从没有说工会组织和工厂立法是不重要的，但他经常只把它们看作是“彻底改革的准备工作”。但是，从实质上看，朗格在他的著作的第三版上是对资产阶级读者说话，而在第一版上则是向无产阶级读者说话。他揭穿了怀有偏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欺骗，用明显的理由——总的说来还与自己的名称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文化不可能有一个较忠实的领袖——反对有教养的庸人的成见。 1874年春天，作为资产阶级阵营中的警钟而岀版的另一部著作——谢夫莱的《社会主义精义》的价值就低得多。谢夫莱在政治上是一个糊涂虫，从前是士瓦本的仇视普鲁士的分立主义—民主主义者，后来在奥地利的封建内阁中任商业大臣，最后是俾斯麦的慈善社会主义的阿基利阿[10]，他从来没有理解朗格充分理解的工人运动的历史权利。他把科学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要在资本主义价值概念的基础上实行生产数资料社会化的空想的学说，因而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误解。但是他的真正贡献而且在1874年可以算做真正功绩的是公开反对“口号、虚伪、激情、成见、自我欺骗和告密”的恶劣影响，资产阶级以为自己用这些东西可以压倒社会主义者的所谓“分配者”。谢夫莱说，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一个能不能实现还大成问题的目标，但是他指出，如果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可能的，那么它比资本主义私人经营，比“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不知要优越多少倍。他的论证也像朗格的论证一样，不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完全没有发生影响。但是在这种影响扩大和加深以前，新帝国的使者和预言家就为了再一次迷惑爱国者，而鸣锣开地道走近前来。 1874年夏天，特赖奇克发表了论社会主义及其保护人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给所有爱国者指出，讲坛社会主义的柠檬水，甚至科学共产主义的没有搀假的葡萄酒，都是危险的毒汁。根据特赖奇克所受教育和所走的道路，他属于讲坛社会主义派，但是作为资产阶级的热中于统一的人们中的最正直和最有才华的一个，他以正确的本能预见到，社会民主党中有一种力量正在成长，这种力量将以胜利的步伐越过他辛辛苦苦地用铁和血粘合起来的一切理想。于是他就成了社会主义者的所有敌人中最积极的一个。他从没有认真地研究过经济学，他不得不使用曼彻斯特学派的最老的陈词滥调，并且庄严隆重，喧嚣一时，仿佛他从西乃山[11]上把神的秘密的新使命带回家来。他硬说，他的社会政治见解是从自由贸易论者的社会统计学中汲取来的：即从一个以来没有而且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涌现过的泉源中汲取来的，这样他自己就暴露了对经济问题一窍不通。他令人惊异地断言：英国自由贸易主义者是英国工厂立法的创始人，这样他就牺牲了作为祖国祭坛上的历史学家的声誉。但是，在自由贸易的空论抛弃他的地方，他就用自然科学的空论挽救自己。如果作为人类社会的调节器的唯一造福的竞争名誉扫地，那么打起生存竞争的旗帜同样行得通。人类的发展决定于人的永远不平等，因为人类的发展是靠群众的贫困来维持，并在战争的血泊里恢复青春的。凡是达尔文以研究家的诚实态度，确认为动物的不自觉的生存本能的东西，特赖奇克都称之为人类的伦理法则。[12]古伊多·魏斯正确地指出：兽性将来不必为自己的名字感到羞愧，到那里去，向野兽学习吧。 他们到那里去，向野兽学习。不管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报纸把终于被人发现的杀龙勇士特赖奇克捧得多高，俾斯麦仍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不会相信圣经上的奇迹，不会希望耶利哥的城墙会被这样有力的喇叭吹倒。[13]他指望有具体的权力手段，因为帝国议会还不同意他提出的反对工人阶级的非常法，所以他的明确的意见是，可以上比至今更有效果地利用曼托伊费尔反动派的工具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俾斯麦在这一政治行动方面的主要工具是国家检察官特森多尔夫，他是一个偏狭的官僚和拙劣的法学家，但也是一个对任何帮凶勾当都不畏缩的奴才。特森多尔夫原来在马格德堡任国家检察官，由于疯狂迫害社会民主党的鼓动而崭露头角，后来被召到柏林，在柏林市法院的第七庭中发现了一个同这个国家检察官旗鼓相当的三人团。 早在1874年1月，特森多尔夫就在爱森纳赫派的柏林受托人、排字工人亨施身上立了第一次救国功勋，亨施并没有由于演说或写文章犯过罪，但是他作为工人阶级的卓越的组织者，就应该受到严厉的处罚。亨施被以挑拨罪和其他罪名起诉，因为他曾在工人集会上散发了背面印了广泛流传的、从没有受过攻击的工人歌曲的卡片。特森多尔夫建议判刑二年，第七庭决定判一年监禁。同时特森多尔夫宣布，不久他将同莫斯特“说说理”，因为莫斯特曾把那首诗歌收入他所编的一本歌集中。帝国议会会议一结束，莫斯特就在美因兹被捕，并解到柏林，同窃贼和骗子手拘押在一起。后来受到控告，理由是他在一篇关于巴黎公社的演说中曾经说过，如果统治阶级不及时进行改革，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起了挑拨作用。借口这种“可耻的威胁”（事实上这是连最温和的讲坛社会主文者也常说的一句话），特森多尔夫建议判刑两年半，柏林的可敬的法官判了莫斯特一年半监禁。 然而特森多尔夫和同他类似的其他国家检察官决不只迫害爱森纳赫派。1874年的头七个月，有不少于八十七个拉萨尔分子在一百零四个案件中总共被判了二百十一个月零三个星期的监禁（以罚金了结的小案件不算在内），判罪的根据完全是下面这些弹性条文：诬蔑国家机关，挑拨不同的居民阶层互相敌对，反抗国家权力，亵渎圣上罪或其他侮辱罪，还有侮辱俾斯麦罪，除了别的许多人而外，哈森克莱维尔也被扣上最后一种罪名判处了三个月的监禁。这个“世俗人”终于想出了他的旧恩主曼托伊费尔还没有想到的独创的办法；他使人印了几千份起诉书，自己利用空闲时间亲笔在这些起诉书上签了名，以便把它们射向批评他的计划的人，说他们侮辱了他个人。对遭到控告的拉萨尔派所下的判决，同对亨施和莫斯特所下的判决都是同一种司法口径，第七庭的独树一帜的荣誉，很快就黯然失色。爱尔维修过去关于领薪金的法官所说的和著名的法学家如特韦施腾用比较客气的话所证实的事情——假如要颁发瘟疫勋章和年金，那法学家们就会证明，瘟疫是为了上帝和法律而存在的，逃避它就是叛国——又一次应验了。 对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同样严酷的迫害，又清除了仍然堆积在社会民主党的这两派之间的一大堆陈年垃圾。虽然如此，圣灵降临节在汉诺威举行的拉萨尔派的代表大会，仍然拒绝了同爱森纳赫派合并的提案，而几个月以后在科堡举行的爱森纳赫派代表大会，虽然表现了要求统一的愿望，但把关于统一的可能性的实际讨论推迟到下一年。现在完全合并的唯一障碍是组织问题。爱森纳赫派不愿适应过分严格的组织，而拉萨尔派则不愿舍弃这个组织，虽然汉诺威代表大会又一次指出，这种组织的最恼人的后果，即领导人之间的摩擦不断发生。于是特森多尔夫想到一个挽救办法：如果我们破坏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那社会民主党就不能存在了。七十年代的社会民主党报纸常常把荣誉送给这个灾难的救星，这是最理所当然的了。 汉诺威代表大会以后，柏林许多著名的拉萨尔派成员的住宅受到搜查，他们的信件、文件装了好几筐，全拿到警察总署去了。他们认识到这一行动的目的，于是哈森克莱维尔立即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址迁到不来梅。可是现在已经不是反动派至少还尊重自己的法律的意义和文字的时代了。特耳克企图再一次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证明，即使利用普鲁士结社法也不能奈何联合会的组织，事实上，联合会的组织比其他任何政党的组织更严格地恪遵这个法令。但是编辑部对特耳克的言论发表了一个简短而确切的评论说，如果联合会应该解散，那么法律上的考虑就是最后的障碍了。早在6月25日，特森多尔夫就作了一个法律上的决定，暂时封闭全德工人联合会。同前几次的情形一样，为了找借口，不得不把结社法第八条（由于成立分会）端出来。人们用类似的方式对付拉萨尔派的工会和对付开始组织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女工联合会。不久，爱森纳赫派的柏林组织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同结社权一样，工人的集会权也变成泡影，他们的集会被当作所谓联合会的秘密组织的继续而加以解散。特森多尔夫时期充分表明，人们可以用同从前反对资产阶级时所用的完全不同的方式，利用反革命的反动结社法来对付无产阶级。 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两派的合并就势在必行了。既然组织的外部支柱已经打倒，那么党越大就越坚强。拉萨尔派懂得考虑这一点，并且根据这一点行动。他们的领导人之间的妒嫉心对较快地同爱森纳赫派合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是主要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特森多尔夫消除了最后的不和种子，残酷的迫害使一切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组成统一的密集方阵。前此拉萨尔派中最顽固的盲目相信组织的特耳克，在1874年秋天去找盖布和李卜克内西，他们毫不迟疑地握住了伸过来的和解之手。 1874年12月15日，社会民主党帝国议会议员第一次讨论了进行合并的细节问题。盖布询问拉萨尔派的条件，哈赛尔曼宣布他们的主要要求就是双方毫无保留地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使爱森纳赫派似乎有点惊奇，因为他们以为对方会提出拉萨尔纲领的特殊要求（比如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件社），可是根据拉萨尔派的整个历史发展，哈赛尔曼只能把这个要求作为合并的根本问题提出来。当然爱森纳赫派马上就同意了。同一天晚上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柏林工人用热烈的欢呼欢迎两派的议员。 三个星期以后，工人运动的两股巨流也在汉堡汇合了。1875年1月1日，忠实的约克死了，他在这精力旺盛的壮年，就过早地被工作和斗争折磨死了。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共同给他送葬，在五千人的庄严的送葬行列中，飘扬着二十面旗帜。当约克的一位老朋友在霍尔斯腾门旁，走进队伍问一个旗手，这面漂亮的旗帜属于哪一个工会的时候，那个年轻力壮的工人回答说：这是无关紧要的，为什么要问这个呢？我们大家是一个整体啊。 [1] 在十九世纪，易北河公国即指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译者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0页。 [3] 罗马神话中守门的两面神。——译者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1页。 [5] 开姆尼茨（现名卡尔·马克思城），因纺织工业发达，有萨克森的曼彻斯特之称。——译者 [6] 原文如此。——编者 [7] 朕，缝隙；兆，龟坼，皆极细微，以喻事物的征兆。《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955页。——编者 [8] 原文如此，下同。——编者 [9] 对进步党人的一种讽刺称呼，下文中也常出现。——译者 [10] 阿基利阿（Egeria）是古意大利生育和水源的女神，据罗马神话，他曾在文教问题上向她的情人努玛献策。——原编者 [11] 红海北端，苏伊士运河以东山脉名，此处大概是指《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摩西受耶和华呼唤上西乃山，将耶和华的吩咐晓喻百姓的事。——译者 [12] 1875年梅林发表了第一篇独立批判性短文《社会主义者的杀害者冯·特赖奇克先生和自由主义的最终目标》，来驳斥特赖奇克关于社会主义及其辩护人的文章。最近在托马斯·霍勒：《弗兰茨·梅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版第367-390页中，引用了这篇文章的最重要几节。——原编者 [13] 圣经中的敌事，相传约书亚吩咐自己的战士随着吹羊角的声音大声呼喊，从而使耶利哥城墙塌陷。——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