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人对卡尔·马克思的回忆〔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一个工人对卡尔·马克思的回忆^[153]

（纪念马克思逝世十周年）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自从我们伟大的领袖逝世以后，拥护他和反对他的人都写了许多文章谈论他和他的生平事迹。
　　但正如“自由”英国的一群工联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写这些文章的人几乎都不是bona fide〔真正的〕工人。从他们的出身或社会地位来看，他们大都属于所谓中等阶级。
　　因此，我，一个工人，一个做针线活的普通人，趁纪念我们不朽领袖逝世的这个机会，把我多年来与卡尔·马克思的私人来往中的一些情节的回忆写给比我年轻的同志们，这也是未尝不可的。这篇回忆中，一部分是记述马克思给我和别人留下的印象，一部分将会补充他的生平传记。
　　40年代中期，当我第一次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10上看到马克思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十分年轻。1847年，我在讨论和通过历史文献《共产党宣言》的会议期间，对他的学说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时，我正在伦敦工作，是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56]的成员。协会总部设在德鲁里191号。1847年11月底至12月初那几天，共产主义者同盟^[8]中央委员会在这里举行了一次会议。马克思和恩格斯专程从布鲁塞尔赶来参加了会议，就现代共产主义及其同政治和工人运动的关系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会议当然只能在晚上举行，与会者全是代表，我不是代表，但是我们这些人同他们都很熟悉，也十分关心讨论的结果。不久我们便知道，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会议宣布一致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述的原理，并委托他俩起草和发表宣言。1848年初当宣言的手稿送到伦敦时，我把手稿送到印刷所，然后把清样交给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主要创始人卡尔·沙佩尔校对，也算为发表这一划时代的文献尽了一份力。
　　1848年革命爆发以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主编的《新莱茵报》^[12]在科隆出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许多盟员和一些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当时我也从伦敦到了科隆，尽力帮助同志们做宣传工作。我时常把《新莱茵报》带到我工作的地方去散发，常常在工作时间向伙伴们朗读其中某些文章，他们也听得很带劲。1849年5月，在普鲁士政府再三控诉^[143]《新莱茵报》之后，该报被迫停刊，马克思被逐出科隆^[108]。不久我也遭到同样的命运。1851年，我在美因兹被捕，两年之后，我在极不光彩的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113]中又被判处三年徒刑，囚禁在格劳顿茨和季尔别尔堡（在西里西亚边界）。
　　在审判的时候，当时住在伦敦的马克思竭力营救我们，但由于警监施梯伯和其他“国家救星”的阴谋诡计，由于陪审官的阶级偏见，此外我还得加上一句，由于别人干的蠢事要我们负责，马克思及其朋友们的努力就毫无成果。
　　那时候，已经有不少的所谓行动家、超革命家，在他们的心目中，什么都不够激烈。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随时都可以用骚乱或其他类似的暴动引起革命。然而他们十之八九都只是些空谈的英雄，从来没有在运动中做过什么认真的工作。其中叫得最激烈最厉害的空谈家在口头上叫着要咬破一切剥削者的喉咙，后来自己却变成了最凶恶的剥削者，其中有的人甚至驾着华丽的马车在伦敦街上兜风。
　　1856年我出狱后又回到伦敦，在那里我才第一次同马克思有私人的接触。
　　1850年，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脱离了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因为以维利希为首的“革命制造者”在其中占了优势。这时，“革命制造者”金克尔已被开除出协会，我说服马克思重去协会，劝他做几次有关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报告。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同志们也重新加入了协会。
　　1859年春，工人的报纸《人民报》^[22]出版了，这是用来反对金克尔创办的《海尔曼》^[154]周报的，后者在意大利战争^[21]时期宣传波拿巴党人的口号。马克思被邀为《人民报》的撰稿人。他写了一些论普鲁士的立场的非常有趣的文章，同时又在朋友中奔走募捐，以支持这份报纸。同年，马克思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1860年又出版了《福格特先生》，这本书公开揭露了这位绅士及其“保护人和党徒”的波拿巴主义的阴谋。福格特及其伙伴们散布的无耻诬蔑迫使马克思写这本书。这本书包含了1848年流亡史的许多材料以及欧洲各国内阁的外交阴谋的宝贵的记载。
　　到1864年，国际^[26]终于诞生了。由于我积极地参加了建立国际的工作并成为总委员会的委员，因而同马克思更加接近了。
　　马克思认为同工人晤谈具有莫大的意义，他找的是那些并非奉承他的而是真诚地对待他的人。他认为倾听工人们对于运动的意见非常重要，任何时候都愿意同工人们讨论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并且很快就能知道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否充分。他们对这些问题理解得越充分，他就越高兴。在国际存在期间，总是一次也不放过总委员会的会议。会后，我们（马克思和总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常常走进一家小酒店，要一杯啤酒，随便谈谈。在回家的路上，马克思总要谈谈正常工作日，例如八小时工作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1866年就进行过宣传，并在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9月）上把它写进了决议草案。马克思经常说：“我们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可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时间在一昼夜中往往超过这个时间的两倍。”确实，马克思的工作太繁重了，单是一个国际就花费了他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啊！这对不知内情的人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同时马克思还不得不为生活而工作，不得不在英国博物馆里度过很多时间，为他的历史和经济研究收集材料。
　　马克思住在伦敦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他从博物馆回家的时候，常到我家来（我就住在博物馆附近），商谈一些有关国际的问题。他回家以后，吃一点东西，休息片刻，就又开始工作，往往就这样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一直到天明。晚饭后短暂的休息也常常因同志们的造访而中断。
　　对于任何一位值得信任的同志，马克思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的。像其他许多同志一样，在他家里度过的时光使我毕生难忘。尤其是马克思夫人显得很突出，她身材颀长，异常美丽，举止文雅，然而和蔼可亲，热情好客，贤惠聪敏，没有一点高傲矜持和矫揉造作，使人觉得她仿佛就是自己的母亲或姊妹。她的整个气质使人想起苏格兰民间诗人罗伯特·白恩士的诗句：“女人啊！可爱的女人，上帝派你抚慰男人。”她对工人运动的事业怀着满腔热忱，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每取得一个，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成就，她都感到莫大的安慰和喜悦。
　　马克思的三个女儿早在少年时期就对近代工人运动有了浓厚的兴趣。这个运动在马克思家中成了经常谈论的主题。马克思同他几个女儿的关系是非常真诚、毫无拘束的，这是可以想见的。姑娘们对待父亲简直就像对待兄长和朋友一样，因为马克思鄙视那种外表上的父道尊严。在有事情的时候，他是孩子们的顾问；而在平时，只要时间许可，他总是她们游戏中的伙伴。马克思对所有的孩子都非常喜爱。他常说，《圣经》中的基督热爱儿童，这是他最喜欢的。他在城里空闲的时候，常去汉普斯泰特荒阜散步，那时往往可以看到这位《资本论》的作者和一群街上的小孩子正在尽情地嬉戏。
　　马克思和一切真正的伟大人物一样，毫不自负，尊重别人的每一个正当的要求和经过独立思考后发表的意见。我已经说过，他向来注意倾听普通工人对工人运动的意见；因此，饭后他常来我家，找我一同去散步，和我谈各方面的问题。我当然尽量让他多讲话，因为对我来说观察他的思想过程确是一件乐事。我常常听得出神，很不愿意同他分手。总之，他非常健谈，可以把任何一个同他谈话的人紧紧吸引住，甚至可以说，使他像着了魔一样。他富于幽默感，他的笑声是发自内心的，当我们的同志在某国取得胜利时，他都毫不掩饰地大声欢笑，并以此感染周围所有的人。马克思对于德国工人在每次选举运动中所获得的胜利，对于每次罢工的胜利是多么高兴啊！要是现在他能亲眼看见我们组织的大规模的“五一”示威^[155]运动，他又该何等愉快呀！敌人的攻击只使他觉得可笑。听他用幽默讽刺的口吻谈论这些事，真使人非常高兴。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著作一旦完成了任务，他就对它们非常冷淡了。当谈到他早期的著作时，他总是对我说：“如果你想要我的全部著作，你得向拉萨尔去要，他都收集了。许多著作我这里一本都没有。”他常常向我借用我收藏的他的一些书，这就证明他的话是真实的。
　　十年来广大群众对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一无所知，而且到今天，也还没有充分了解它们的价值，特别是1848年革命前后和革命时期中所写的著作，更是如此。当时，传播这些著作遇到极大的困难……有人说全德工人联合会87的成立是近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开端，早期同马克思、恩格斯一起工作的人们听到这种论调只好发笑。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在60年代初期成立的，在这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人已经孜孜不倦地宣传和顽强地斗争20年了。当然，我说这话并不是反对拉萨尔。我本人早在1848、1849、1850年就已经认识拉萨尔，始终都非常重视他那充沛的精力，并且衷心地承认他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巨大效果，使运动有了长足的进展。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1852年10月和11月，在科隆共产党人受审的时候，当时他是一个旁听者。他曾几次到伦敦，但我没有会见他。他没有到工人教育协会7来，而在马克思的家里，我也没有碰到他。
　　1868年10月初，马克思兴冲冲地告诉我《资本论》第一卷已被译成俄文，在彼得堡排印。他非常重视当时俄国的运动，赞扬那些为研究和传播理论著作而忍受巨大牺牲的俄国人，同时也称赞他们能领会现代的思想。最后，他终于从彼得堡收到《资本论》第一卷的俄文版^[156]，他认为这件事是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他和他的一家人以及他的朋友们都为此感到无比欣喜。
　　每当工人们在同剥削阶级的斗争中遭到失败时，马克思总是满腔热情地维护战败者的事业，出色地保护被压迫者驳斥战胜者必然发出的破口大骂。他在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157]以后是这样，在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和1871年巴黎公社^[28]失败后也是这样；当时全世界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大多数未觉醒的工人，都凶狠地攻击公社的拥护者。当时，马克思首先挺身而出，为公社的失败和被迫害的公社战士们辩护；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证明他为了这一事业曾消耗了多少的精力。真的，只有在患难中才能看清谁是真正的朋友！公社失败以后，马克思因为处理国际的事务，越来越感到劳累，心里也感到不满。
　　每次革命中固然会涌现出许多勇敢的战士，但同时也会暴露出一群投机分子和各种各样的冒险家，他们希望多少能从革命中捞到一些个人的利益。公社的流亡者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并没有得到好处，所以就利用一切机会制造纠纷。巴黎公社参加者本身不团结更加促进了这一点。布朗基分子、蒲鲁东分子、自治论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各色各样的“分子”不停地互相攻击。这些纠纷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也有所反映。会议上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论，要使这些家伙恢复理智，马克思得费好大的力气。他在这些场合所表现的耐心，实非笔墨所能形容。但是失望的巴黎公社参加者们的谬误和疯狂的计划，也常常使他发火。
　　当时，布朗基分子是最暴躁的，最难以理喻的。他们幻想革命已是囊中之物，并到处宣布死刑。
　　起初只是觉得可笑。但法国代表们的争吵把其他国家的代表也卷了进去。加之巴枯宁从中煽动，海—霍耳博恩（当时总委员会开会的地点）的会议是最紊乱最无聊的，我实在无法形容。人声嘈杂、意气用事、观点不一致，简直无法维持秩序。某些人还责备马克思缺乏耐心，那就来看看他是怎样耐心去理解别人的思想，指出他们结论中不正确的地方吧！
　　从某种观点看来，一个政治战士绝不能过分宽宏大量；我认为，我们应该大大感激马克思，因为他用种种方法把野心勃勃的两面派拒绝于国际的门外。特别在初期，各种各样的坏分子钻进了国际，其中也有无神论者牧师布拉德洛。我们首先应该感谢马克思，因为他教这些人懂得了国际工人协会并不是宗教教派和其他各种宗派的避难所。
　　当马克思的两个大女儿燕妮和劳拉嫁给两个跟他志同道合的优秀分子的时候，他非常满意。燕妮的丈夫是沙尔·龙格，劳拉的丈夫是保尔·拉法格。可惜马克思夫人和马克思本人都没有赶得上他们最小的女儿爱琳娜同爱德华·艾威林的婚礼，否则他们会对自己的孩子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进行宣传工作感到莫大的欣慰！他们会多么高兴地迎接最近十年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巨大成就啊！
　　1883年，马克思的继承了母亲一切优点的长女去世了。这对于正处于困难时期的我们的朋友马克思是一次极沉重的打击。一年前（1881年12月2日），他刚刚失去他的终身伴侣——妻子。这两次打击使得他的健康再也无法恢复了。那时候，马克思已经咳嗽得很厉害。他的咳嗽声使人觉得这样一位肩膀宽阔、体质坚强的人就要碎裂一样。那时他的全部机体早被经年累月的过度疲劳所损害，因而咳嗽对他的折磨也就更为厉害。70年代中，医生就禁止马克思吸烟。他的烟瘾极大，对他来说戒烟确是一种莫大的牺牲。在他戒烟以后，当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既高兴又自豪地对我说，他已经有多少天没有抽烟了，而且，只要医生不许可，他决不再抽。在这以后每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总是告诉我戒烟已经有多长时间了，而且在这段时间里他没有抽过一支烟。他自己似乎也不大相信，他竟能做到戒烟。经过一个时期，当医生允许他每天抽一支烟的时候，他感到分外高兴。
　　大家都认为卡尔·马克思死得太早。他的知交们老早就为他的健康担心，因为凡是同他的科学工作有关和有利于工人运动的事情，他都不惜牺牲自己去参加。在这些事情上，他的任何朋友，甚至家里的任何人都不能说服他。他的遗著抵不上他想要说的十分之一，这说明他把多少知识带进了坟墓。他的充满战斗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一生说明了他的英雄本色！
　　我们应该感到满足的是，卡尔·马克思的最老最知己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还身体强壮，精力充沛，还和我们在一起。通过他，党能得到马克思更多的遗著。
　　这样，马克思就是在死后也还能给我们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他的学说正在战斗的无产阶级中间日益广泛地传播着，各地的工人运动都受着这一学说的影响。马克思不但向群众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洪亮的口号，同时还用自己的学说创立了一个使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和正在联合起来的基础。
　　曾以卡尔·马克思为灵魂的国际又复活了，而且比以前更为强大，更为有力；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工人部队高举的旗帜，就是马克思在1848年引导战斗的无产阶级时所举起并由他终身高举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无产阶级大军正在奋勇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

感谢东方红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