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前后（一个老共产主义者的回忆）〔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1848年前后^[149]

（一个老共产主义者的回忆）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在40年代后期的革命风暴的岁月，我已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为争取生产资料公有化和全人类的兄弟合作而热心奋斗的战士。1846年，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帮工裁缝的时候，在汉堡第一次听到了共产主义者的演说，后来又读了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那时我以为几年以后共产主义就会成为现实……但是，当我在1847年听到卡尔·马克思的演说、读懂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我才明白，仅凭个人的热情和善良的意志是不足以改造人类社会的……我抛弃了狂热和幻想，明确了目的，获得了知识……
　　在我找到工作的那个作坊里，我认识了几个同行，他们在瑞士、巴黎和伦敦做过工，接触过共产主义思想……

　　当时，汉堡有一个工人教育协会，这是一切先进工人聚集的场所。他们每天晚上在那里一起读报、讨论或者唱歌和学习外国语文。报纸多半是反对派的；讨论的中心主要是共产主义问题；歌咏组唱的是激进自由派的歌曲……
　　汉堡工人教育协会在当时是革命思想的中心。的确，在40年代中，这些思想也只是渴望德意志的统一和自由，渴望共和国的成立和各族人民的友爱，渴望思想自由，渴望早期的基督教，渴望共产主义，总之，一切观念都在那里汇合成为一些极其模糊、极不明确的理想……
　　在工人教育协会中，大家都认为威廉·魏特林是了不起的。他成了我们崇拜的对象。
　　1846年11月，同志们介绍我参加了工人教育协会，不久我被吸收为正式会员，开始经常参加那些晚间讨论会……
　　有一个同志拿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让我读。当时有很多工人都读过这本书。由于能弄到这本书的人并不多，我们就只能传阅。这本书我读了一遍、两遍、三遍。于是，我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可能变成另一种样子的……
　　汉堡工人教育协会中的讨论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促使了我的观点革命化，大大地扩展了我的眼界；这是对我的政治观点起决定作用的一个时期……
　　我没有到魏玛的兵营去，1847年4月1日，我乘上一艘开往英国的汽船。那时，我感觉到是在同大陆上的一切往事诀别，要到英国去开始新的生活了，我决心把今后的一生献给人类的解放事业。

　　当我决定去伦敦时，马尔滕斯替我写了一封给伦敦工人教育协会^[56]的介绍信，所以我一到那里就受到了亲切的招待。
　　伦敦工人教育协会于1840年2月7日成立，创始人为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和约瑟夫·莫尔。他们是在参加布朗基的密谋被逐出法国后于1839年底到伦敦的……
　　沙佩尔是一个感情胜过理智的共产主义者……亨利希·鲍威尔是一个鞋匠，身材矮小，机灵而果断。钟表匠约瑟夫·莫尔诞生于科隆，中等身材，长得很结实，以机智勇敢而有魄力见称。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1849年巴登起义爆发时，他毫不迟疑，冲上了火线……敌人的枪弹结束了他英勇的一生。1850年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写道：“我失去了一位老朋友，党则少了一个最不知疲倦的、无所畏惧的和可靠的先进战士。”
　　此外，卡尔·普芬德和格奥尔格·埃卡留斯也积极地参加工人教育协会的讨论，普芬德是画家，埃卡留斯是裁缝……
　　几天以后，我找到了工作，就开始定期去协会，并且入了会。我还被吸收参加了正义者同盟，当时这个同盟正在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魏特林的影响越来越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声已居首位了。

　　那时候，我还没有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我只知道他们两人在布鲁塞尔主办《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0]。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两个人将要为社会主义开辟一个新的时代……
　　我到达伦敦后几个月，即1847年夏天，召开了共产主义者同盟^[8]第一次代表大会。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参加了这次大会，但是马克思没有出席。会上，同盟进行了改组。恩格斯说：“密谋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旧的神秘名称都被取消了……从这时起它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1847年夏，著名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的作者埃蒂耶纳·卡贝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发出了号召，他这样说：“既然在这里（法国），政府、僧侣、资产阶级以至于革命的共和派都对我们进行迫害、诬蔑和诽谤，既然他们不让我们生存，要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消灭我们，那就让我们离开法国，让我们去伊加利亚，在那里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卡贝表示有可能找到两三万共产主义者来实现这个计划。
　　这一号召也传到了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大约在1847年9月，卡贝亲自到伦敦，要我们相信他的思想。我们把他这个建议讨论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同盟表示反对一切试验。我们的回答是：卡贝的道路是错误的，我们尊重卡贝这位公民的人格，但是我们反对他的流亡计划……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战士都有责任留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启发人民，振奋低落的士气，奠定新社会组织的基础，以此与恶势力相对抗。如果正直的人们、为美好的将来而斗争的战士竟逃之夭夭，去给野蛮人和骗子手清扫战场，那么，欧洲势将毁灭而且必然毁灭……
　　由于这些根本原因，我们认为卡贝的建议将会带来不幸的后果，我们也向各国共产主义者发出号召：“弟兄们，我们要坚守岗位，保卫古老的欧洲；我们要在这里展开活动，进行斗争，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那些建立公有制所必需的因素，公有制首先就应该在这里建立起来。”
　　这就是我们给卡贝的答复……这一答复说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早在那时就驳斥了各种空想的尝试……
　　卡贝离开伦敦以后，不久，在1847年11月底又举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卡尔·马克思也出席了大会。他和恩格斯从布鲁塞尔到伦敦，目的是要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捍卫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大会一共进行了十天。
　　各次会议只有代表参加；我不是代表。但是我们知道谈的是什么问题，所以我们非常关切地期待着讨论的结果。不久我们就听说代表大会一致赞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述的原理，并且委托他俩起草宣言。后来，1848年初，当《共产党宣言》手稿送到伦敦时，我把手稿送到印刷所，并从那里取回清样交给卡尔·沙佩尔校对，也算为发表这一划时代的文献尽了一份力。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俩给我的印象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马克思当时还很年轻，约莫28岁的样子，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中等身材，结实有力，肩宽额高，满头密密的黑发，目光炯炯，能洞察一切。就在那时他的尖刻的讽刺已足以使他的论敌丧胆了。马克思是天才的人民领袖。他发表的演说简洁而有条理，逻辑性很强；他决不浪费笔墨，一字一句都有深刻的涵义，都是整个论据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马克思身上嗅不到一点空想家的气息。我对魏特林时期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宣言》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别了解得越深刻，就越明确地感到马克思是成熟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马克思的精神上的兄弟，一望而知是典型的日耳曼人。他体格匀称，动作灵敏，有金黄色的头发和漂亮的胡子。他不大像一个学者，倒像一个年轻有为的近卫军上尉。
　　恩格斯本人对现代社会主义的创立和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常常强调他那不朽的朋友的作用。像恩格斯这样的人，你只要对他了解得越深刻，也就会越加敬爱……

　　当时，我们在伦敦工人教育协会56里，有点过于激动。我们深信必须立即“行动”了，根本没有考虑到，要使无产阶级能推翻资产阶级世界，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教育组织工作。
　　《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848年2月。我们在收到的时候也同时听到了巴黎二月革命9开始的消息。
　　这个消息使我们如何振奋，真是无法形容。我们陶醉于欢欣鼓舞之中。那时我们只有一种思想、一种感情：把毕生献给人类的解放！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立即通过布鲁塞尔领导机构，授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组织新的中央委员会。
　　这个决定刚一做出，马克思就在布鲁塞尔被拘留。后来他被迫前往法国，而这也正合乎他的打算。

　　巴黎的事件对英国工人阶级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从30年代中起就在英国无产阶级思想感情中起主导作用的宪章运动，由于二月革命的胜利进展而受到新的推动。这个革命刚一开始，伦敦工人就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表示祝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参加了这次游行，他们尽力支援宪章运动。
　　宪章派^[50]最有声望、最有才干的领袖厄内斯特·琼斯有时来到我们协会；我在那里有机会认识了这位勇敢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宣传家。琼斯个子不大，但长得很结实。他那端正、严肃、刚毅的面貌令人一望而知是一位坚决果断、无所畏惧的人民领袖。他精通德文，是当时少数懂得社会主义并宣传社会主义的宪章派领袖之一。
　　3月13日，在伦敦肯辛顿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琼斯在会上讲了话，他号召人民不要害怕可怜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不要害怕宪警、士兵以及那些供特别警察驱使的胆小如鼠的家伙。“推翻内阁，解散议会，颁布宪章——我们决不让步！”
　　4月初，在伦敦召开了宪章派公会，它的任务是比以前更强硬地向议会提出请愿书，要求实现工人多年来提出的政治自由。请愿书应于4月10日交到，并且不能像从前那样经过一些全权代表转交而是由工人群众亲自递交。这样做是要使议会懂得无产阶级准备在必要时用武力满足自己的要求。
　　4月10日早晨，伦敦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情景。所有工厂、商店都关了门。伦敦的资产者们拿起武器来维持“秩序”。这些武士中也包括小拿破仑即后来的威廉堡公民^[150]。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决定参加游行。我们用各种武器装备起来。我清楚地记得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的那一副滑稽相，他拿着一把闪闪发光的、锋利的缝纫大剪刀给我看，说他打算在警察进攻时就用这把剪刀自卫。
　　工人们已经在肯辛顿广场集合起来准备向议会前进。可是，我们突然听说组织这次示威的菲格斯·奥康瑙尔不主张结队游行……因为政府准备用武器对付我们。不少人听从了他的劝说，但是其余的人仍勇往直前，结果宪章主义者同警察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既然游行群众的团结已因奥康瑙尔的失策而动摇，自然也就不可能获得成功……我们万分失望地离开了这个广场，而一小时以前我们来的时候还是满怀希望的。

　　差不多在西欧发生这些风暴的同时，在中欧，革命也开始了；这次革命使我们非常激动。工人教育协会里的晚会越来越活跃，越来越热烈。我们大家都准备回到德国，奔赴战场。但是我们大半都缺少旅费，无法实现这一愿望。直到1848年7月我才积蓄了足够到德国的旅费。
　　正当我们准备启程的时候，传来了六月起义惨遭失败的坏消息。这对我们所起的影响很难以笔墨形容。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把《新莱茵报》12（1848年6月29日）上马克思所写关于这一事件的文章读了20来遍，因为这篇文章恰好表达了我们的情感。
　　尽管如此，我们并没有气馁。8月初，我离开伦敦，回到德国。

　　1848年夏我到达科隆。这个城市对我的吸引力很大，因为革命工作者马克思、恩格斯、威廉·沃尔弗、弗莱里格拉特、沙佩尔和莫尔等当时都在那里，出版《新莱茵报》。
　　为了能在科隆住下来，我决定先找工作。当然，用我的真名实姓去找工作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已被看做一名逃犯了。一位在汉堡的朋友给我弄到一份署名为卡斯滕斯的证件；直到现在，科隆及其近郊的人们都还知道我这个名字。由于我的特征与证件上写的大致符合，警察也就没有给我找什么麻烦……
　　找到工作以后，我加入了工人联合会^[151]；领导这个联合会的有哥特沙克医生、安内克上尉、沙佩尔、莫尔、诺特荣克和德斯特尔。此外，科隆还有一个民主协会^[152]；在那里我认识了威廉·沃尔弗，他经常做关于当前政治情况的报告。听他演讲确是一件乐事。他在政治评论方面的生动的幽默极为大家所赞赏。对于那些并不令人兴奋的普普通通的事情，他也能处理得很好，至于采用嘲讽的口吻还是采用严肃的口吻，他能根据讲题的性质分别对待。弗莱里格拉特有时也来参加，后来我和他也就认识了……
　　1848年9月，莫尔为了对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宣布戒严和查封马克思的《新莱茵报》表示抗议，组织了一次露天大会。本来准备会后修筑街垒；可是后来情况没有发展到动武的地步。
　　1848年11月13日，民主协会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马克思宣布了罗伯特·勃鲁姆被维也纳野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枪决的消息。马克思刚露面时，会场气氛活跃，接着就鸦雀无声。马克思走上讲台，宣读了关于勃鲁姆牺牲的电报。我们顿时惊愕得呆若木鸡。接着，场内群情激昂，人声鼎沸。我感到当时德国人民会万众一心举行起义，完成革命。但是，我们全都想错了。情况完全不是那样；那些头面人物竟向那个下令屠杀人民最优秀儿女的暴君献媚。

　　反动势力的嚣张首先表现在迫害反对派的出版物上。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由于英勇不屈地捍卫过自由和正义，受到特别残酷的迫害。1849年2月7日，《新莱茵报》的编辑受到了首次审讯^[143]。次日，又进行了第二次审讯。到1849年5月18日，该报终于被查封。报纸用红色油墨印了最后一号……
　　在审讯过程中，马克思没有申辩，而是指责了内阁。控告马克思（该报主笔）和恩格斯的理由是《新莱茵报》上刊登的那篇文章侮辱了“为上级检察官和宪兵效劳的人”。法庭上座无虚席。在最高检察官和律师讲话之后，马克思开始发言。他发言约一小时；最后他以沉着有力的语调对最高检察官和以他为代表的整个旧制度，对卑鄙龌龊的普鲁士官僚、老朽的军队、腐败的法庭以及在专制制度下产生和培养起来并终生为它服务的老法官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攻击。马克思说：“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
　　几个月后，马克思就被驱逐出普鲁士。恩格斯前往巴登……而其余留在科隆的同志们则向乡村展开了宣传工作，因为当时我们已经懂得在农民中进行宣传的意义。（1893年我出席社会民主党科隆代表大会时，有几个农民邀我到科隆附近的沃林根去。他们还记得我在1848年和1849年的情景。）
　　我们利用空闲时间制造子弹，造好后运往巴登。当然，子弹是秘密地制造的。红色贝克尔〔注：指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弄来弹头和火药，我们每一个人都各尽所能，支援革命……
　　反革命全线得逞，反动派开始实行恐怖统治……共产主义者同盟重新恢复并决定秘密地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形形色色的形迹可疑的人混入了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中央委员会迁往科隆。我的任务是在美因兹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组织并使工人相信我们的目标。表面上我们的宣传仅仅是散发传单。我们组织得很好，能够在一小时内将传单散发到整个美因兹。警察一次也没有抓到过“罪犯”。
　　1850年10月，法兰克福的同志们委托我在纽伦堡重新组织同盟；我完成了这项工作。可惜我们做宣传工作的时间不长。当时，在我们的祖国——德国，到处都在逮人，警官的气焰十分嚣张。反动派竭尽全力，不择手段地镇压自由运动。
　　1851年6月，我也在美因兹被捕了。

　　当我生平第一次跨进牢房门槛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在那里一呆就是好几年。我当时年轻而愉快，我只觉得我不过做了一个无产者应当做的事……
　　我被控告的罪状有三条：第一条是散发唆使“叛国”的著作；第二条是冒名顶替；第三条最为严重，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相勾结。起诉书上说：
　　“被告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为帮工裁缝，现年27岁，生于萨克森—魏玛公国之布兰肯海恩，现住美因兹。有关该被告之私生活与1847年夏至1848年春在伦敦之交往,1848年、1849年及1850年在科隆之情况，与此同时与共产主义者同盟领袖之勾结以及任美因兹社会主义工人协会主席时之活动，勒泽尔及其同党之起诉书中均有详细记载。去年（1851年6月18日）逮捕该被告时，曾抄获大批共产主义书籍，其中有伦敦工人教育协会章程，1848年出版之《共产党宣言》，科隆、维斯巴登和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章程，《共产党的要求》，《红色问答书》，《告各国民主主义者书》，布朗基之《祝词》以及标题为《德意志人和普鲁士臣民》之传单等……据上所述，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与人合谋，企图推翻国家制度，煽惑民众，反对王权，互相争扰，并力图挑起内战，实属有违莱茵省刑法典第八十四、八十九、九十一等条以及普鲁士刑法典第六十一节第二项及第六十三节等项之规定，应依法予以惩处。
　　总检察官尼科洛维乌斯
　　1852年于科隆”^[1]

　　这份起诉书我一直到被拘禁了15个月之后才看到。
　　在这一段艰苦时期中，大部分的时间我是在单人监禁中度过的……我从美因兹监狱被转送到科隆监狱，从6^[2]月27日至7月6日，九天中一路上完全是步行的。我从一城被押送到另一城时多半有二三十个囚犯在一起。但在转押期间，总是把我当做最危险的囚犯，夜间单独看管……途中一直给我上了镣铐。狂热的宪兵总是把我铐得太紧，使我双手出血。要是我对这种野蛮行为提出抗议，他们就把我毒打一顿……
　　1852年10月4日，我在科隆陪审法庭出庭受审。被告人除我以外还有：诺特荣克、毕尔格尔斯、勒泽尔、丹尼尔斯医师、贝克尔医师、阿伯拉罕·雅科比博士、克莱因博士、奥托、赖夫和埃尔哈特。审讯继续了五周多。关于这次审讯的详细情况，在卡尔·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谈得很详尽，我不想在这里赘述了……
　　这次判决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样一来，我必须坐三年牢……不过，我很快就安下心来，甚至还很高兴，因为拘留时间已经结束，现在我至少知道还要在牢里坐多久……
　　释放日期越近，我越焦急难熬。在我被监禁的期间，萨克森一魏玛新王即位，实行大赦……这对我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四年半的监禁宛如一场噩梦，1856年1月27日，我自由了。
　　“自由了”！好像德意志当时已不是一个大监狱了！这是我到魏玛时立即产生的印象。那时，我刚去过布雷斯劳〔注：现称弗罗茨瓦夫〕、爱尔福特和夫赖堡探望亲戚和同狱的难友。我打算在魏玛从事宣传工作，不过，当时人心惶惶，连“共产主义”这个词都令人望而生畏了。
　　那时，我自己没有祖国。我申请身份证，地方当局又不愿意承认我这个“声名狼藉的”共产主义者是在他们国家里出生的。经过长期的奔走和交涉，我才取得了一些证件，经汉堡出境到伦敦……

　　1856年5月，我到达伦敦。不久我拜访了弗莱里格拉特……随后又去找卡尔·马克思，他把他已经出版的作品送给我，以“补偿”我的那些被没收的书籍。此外，我还寻访了1848年时期的老友卡尔·普芬德、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等人。在他们那里我也认识了不少当时住在伦敦的德国侨民，其中有威廉·李卜克内西。找到工作以后，我又开始经常到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56]去。这一时期，协会的情况很不好。1848年革命运动遭到破坏以后，不少会员退出了协会，而留下的人又逐渐染上了小市民习气。协会中再也看不到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痕迹，它已经腐化变质，差不多完全和自由派一鼻孔出气了……
　　眼看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这种状况，我感到非常痛心。我在协会里尽力物色志同道合的人，在这方面有了成绩以后，我们就再从头干起……威廉·李卜克内西又开始常来协会；马克思也来做了好多次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演讲。马克思一生中从来没有向工人索取过什么，当然，他做这些演讲是完全不要报酬的。这样，协会的成员又增多了……
　　在这个时候，伦敦出现了“自由思想者”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是查理·布拉德洛。他来自民间，是一个很出色的演说家和宣传家。他的公开讲演一开始就不仅反对宗教和教会，而且反对剥削和压迫。我同我的妻子参加了这个运动……马克思的夫人和孩子们也常常去听布拉德洛的星期日讲演；其间马克思也去过几次。那时，我在马克思家里曾经听到马克思夫人称赞布拉德洛，她希望布拉德洛能为无产阶级运动作出贡献。可是马克思笑着说，他认为布拉德洛早晚是要投靠资产阶级的……
　　后来，马克思的话完全应验了。布拉德洛刚在英国博得一点威信，就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叛徒。他当选为议员，俯首帖耳跟着资产阶级走，对社会主义大肆诬蔑和诽谤……后来他企图混进国际工人协会，但遭到马克思的反对；这帮钻营私利的野心家是瞒不过马克思的眼睛的……
　　1859年，《海尔曼》周报在伦敦出版，创办人和主持人是哥特弗里德·金克尔。这是一份自由派的报纸，小市民习气很浓厚。为了对抗这家报纸，我们决定创办自己的报纸，并约请马克思和恩格斯撰稿。1859年5月7日，我们自己的报纸《人民报》^[22]的创刊号出版了。我被指派负责发行工作……《人民报》只出了16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它写过几篇文章。
　　我把1860年到1864年的几年时间用来充实自己的知识。我按时去听伦敦大学的教授们赫胥黎、丁铎尔和霍夫曼所做的生理学、地质学和化学方面的讲演。德国工人们一般都踊跃地去听这些杰出的学者们的讲演。而鼓动我们去听讲的是马克思；有时他本人也去听讲。

　　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26]宣告成立，久已消失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新的形式下复活了。工人们对社会主义发生了空前的兴趣。我们以往活动的果实正在成熟……
　　巴黎公社^[28]失败以后，国际面临一个非常艰苦的时期。操纵着舆论界的英国报刊拼命地对我们进行诽谤和诬蔑。情况发展到了极端严重的地步，我们在伦敦找不到一个集会的场所。1872年3月18日，我们打算隆重地举行一次公社成立周年纪念会，可是我们租用的场地又被封闭。所以我便特别租了一所房子供总委员会开会之用。英国报刊在大陆上得到的多半是好评，其实，它也和德国报刊差不多。这在最近几年特别明显。例如来自德国的有利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报道，英国报纸就拒不发表或加以歪曲。可是他们对沙皇、俾斯麦和克里斯比却百般颂扬。英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比德国的好，不过是比较狡猾，比较善于权变；他们并不阻止工人运动，而是利用一切手段去腐蚀工人运动。
　　1870年以后，外界对国际的攻击日益激烈，各国政府大都对国际的信从者采取高压手段，法国甚至还制定了特殊法律来对付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英国工联也对他们施展阴谋诡计，此外，米哈伊尔·巴枯宁又从组织内部进行阴谋活动。这时，马克思的处境并不值得羡慕。他为国际担负的工作过分繁重。一切要发表的宣言、公开信和其他文件都由他一人执笔。此外，他还必须写一些长篇的通讯并同流亡伦敦的巴黎公社参加者联系。马克思执行这一切义务，没有任何物质报酬，尽管他还不得不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家庭的开支有了显著的增加。那时，在马克思家里经常可以遇到一些法国流亡者，他们受到殷勤的招待。当时马克思夫人的处境特别困难，她常常来找我们夫妻商量或者谈一些家庭问题。但是这一切并不能阻挡她热诚地参加无产阶级运动。
　　同巴枯宁的决战本来要在海牙代表大会^[27]上进行。巴枯宁答应出席海牙代表大会。为了结束同巴枯宁的争论，马克思也因此前往海牙。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是马克思亲自出席过的惟一的一次代表大会。通常他都留在伦敦，让别人出席代表大会，让他们出头露面。这次他决定去海牙，惟一目的是要一劳永逸地结束巴枯宁的阴谋活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到了海牙，马克思夫人也借这个机会带着孩子们一同前往。
　　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初召开，出席代表共65人，代表德国的有：伯恩哈德·贝克尔、库诺、胡果·弗里德兰德、库格曼医师、赫普纳、里廷豪森、舒马赫（佐林根人）、亨利希·肖伊和约瑟夫·狄慈根。
　　米哈伊尔·巴枯宁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他没有来参加代表大会。可是他的仆从们却来了；不过他们起的作用是怪可怜的。代表大会应当决定的问题主要有两个：（1）总委员会迁往何处；（2）开除巴枯宁出国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第一个问题发言，主张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他的建议被通过了。开除巴枯宁的问题在秘密会议上进行了讨论。甚至反对马克思的人也斥责巴枯宁的阴谋活动，赞成把他开除……
　　马克思在海牙逗留时，各文明国家的记者们缠住他不放，大家都希望见见他，听听他对国际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的意见……
　　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是旧国际历史上的最后一件大事。某些联合会逐渐消失了，各国成立了一些较大的组织。
　　国际完成了它的使命的大部分，它的主脑卡尔·马克思从经济上和哲学上论证了社会主义，国际已成为第一个在整个文明世界传播这种学说的组织。由于经济的和精神的条件不同，这种学说得到公认的快慢也就不一样。马克思本人对国际的期望也不过如此。

　　我常常去拜访马克思。对于任何一位值得信任的同志，马克思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着的。像其他许多同志一样，我在他的家园里度过的时光使我毕生难忘。马克思的夫人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她是一位颀长的、非常漂亮而贤慧的妇女，她雍容大方，对人和蔼可亲，所以大家感到同她在一起就像和自己的母亲或姊妹在一起一样……她以满腔热诚同情工人运动的伟大事业；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每一个成就，即使是最微小的，也都使她感到莫大的喜悦和欣慰。
　　马克思认为同工人晤谈具有莫大的意义。他找的是那些并非奉承他而是真诚地对待他的人。他认为倾听工人们对于运动的意见非常重要。任何时候，他都愿意同工人们讨论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并且很快就能知道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否充分。他们对这些问题理解得越充分，他就越高兴。
　　在国际存在的期间，他总是一次不漏地出席总委员会的会议。会后，我们（马克思和总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常常走进一家小酒店，要一杯啤酒，随便谈谈。在回家的路上，马克思总要谈谈正常的工作日，尤其是八小时工作制。马克思经常说：“我们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可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时间在一昼夜中往往超过这时间的两倍。”确实，马克思的工作太繁重了。单是一个国际就花费他多少精力，多少时间啊！不知内情的人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同时，马克思还不得不为生活而工作，不得不在英国博物馆里度过很多时间，为他的历史和经济研究收集材料。马克思住在伦敦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他从博物馆回家的时候，常到我家来（我住在博物馆附近），商谈一些有关国际的问题。他回家以后，吃一点东西，休息片刻，又开始工作，往往就这样工作到深夜，有时还一直到天明；短短的休息也常常由于党内同志们的来访而中断。
　　马克思同一切真正的伟大人物一样，毫不自负。我已经说过，他向来注意倾听普通工人对工人运动的意见；因此，饭后他常来我家，找我一同去散步，和我谈各方面的问题。我当然尽量让他多讲话，因为对我说来，听他闲谈和深入发挥，确是一件乐事。我常常听得出神，很不愿意同他分手。总之，他非常健谈，他可以把任何一个同他谈话的人紧紧地吸引住。他富于幽默感，他的笑声是发自内心的。当我们的同志在某个国家取得胜利时，他都毫不掩饰地大声欢笑，并以此感染周围的一切人。
　　马克思的三个女儿早在少年时期就对近代工人运动有浓厚的兴趣，这是马克思家中经常谈论的主题。马克思同他的几个女儿的关系是非常真诚、毫无拘束的。姑娘们对待父亲简直就像对待兄长和朋友一样，因为马克思鄙视那种外表上的父道尊严。在有事情的时候，他是孩子们的顾问；而在平时，只要时间许可，他总是她们游戏中的伙伴。
　　马克思对所有孩子都非常喜爱。他常说，《圣经》中的基督热爱儿童，这是他最喜欢的。他在城里空闲的时候，常去汉普斯泰特荒阜散步，那时往往可以看到这位《资本论》的作者和一群小孩子尽情地嬉戏。
　　1883年，马克思的继承了母亲一切优点的长女去世了。这对正处于困难时期的我们的朋友马克思是一次极沉重的打击。就在一年多以前，1881年12月2日，他失去了他的终身伴侣——妻子。这两次打击使他的健康再也无法恢复了。
　　那时候马克思已经咳嗽得很厉害。他的咳嗽声使人觉得这样一位肩膀宽阔、体质强壮的人似乎就要碎裂一样。那时他的全部机体早被经年累月的过度疲劳所损害，因而咳嗽对他的折磨也就更为厉害。70年代中，医生就禁止马克思吸烟。他的烟瘾极大，对他来说戒烟确是一种莫大的牺牲。在他戒烟以后，当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既高兴又自豪地对我说，他已经多少天没有抽烟了，而且只要医生不许可，他决不再抽。在这以后，每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总要告诉我，他已经戒了多久了，而且在这段时间里，他没有抽过一支烟。他自己似乎也不太相信，他竟能戒烟。经过一个时期，当医生允许他每天抽一支雪茄烟的时候，他感到分外高兴。

　　1883年3月15日，我从恩格斯那里得到马克思逝世的噩耗。这一消息使我大为震惊。凡是同马克思有过亲密交往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他的逝世使工人运动遭受了多大的损失！工人运动丧失了一位不平凡的人，他不仅拥有非凡的智慧和渊博的学识，而且具备像钢铁一般坚强的性格。他的遗作虽不及他想告诉人们的十分之一，却足以证明他把多少的知识带进了坟墓。他的充满战斗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一生说明了他的英雄本色！
　　马克思坚信，工人群众早晚一定会了解他，从他的学说中汲取力量，推翻资产阶级社会，高度自觉地努力建立新社会。

感谢东方红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