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维·阿德勒〕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

维·阿德勒

　　今天，他们在伦敦安葬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最优秀的人。现在，要向他告别了。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失去了他，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他的指教，只好自己应付一切了。我们十分悲痛，他的逝世给我们带来的损失真是无法估量。
　　我们回顾他丰富的一生，也就是回顾革命无产阶级50年来的历史。我们纵观他的一系列著作，也就看到本世纪思想的变革。然而，对我们来说，还不止如此。我们这些年轻人不太了解马克思，由于对导师的爱戴，对榜样的感激，我们同恩格斯更接近了。他功绩卓著，千古不朽；只有有幸接近他的人才知道他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人。
　　恩格斯的渊博知识使他成为一位导师，这样渊博的知识在专业化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他博学多才，见多识广。他有高深的哲学造诣，他不仅掌握了经济学的知识，而且掌握了广泛的历史知识，尤其是比较语言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同时他还有现代商人和工厂主的全部实际本领。他经常自嘲说，他一生中从没有经过任何考试。然而这个人是多么善于学习啊！在摆脱了曼彻斯特营业所的枷锁以后，他首先关心的是“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彻底脱毛”。八年当中，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马克思曾把英国工业雇佣劳动作为《资本论》第一卷的基础，同样他还想用俄国的土地占有关系来写关于地租的那一章。恩格斯学习俄语并帮助他的朋友收集大量资料。去年，他钻研了早期基督教的历史^[2]（《新时代》^[3]上的那篇文章就是证明），并研究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最新文献。在临终前几个月，他发现自己只是从第二手材料了解迈内尔特这位天才对生命和大脑皮层功能的研究，于是，他把迈内尔特的主要著作全翻遍了。而这时，他正在紧张地准备《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
　　只有能够这样学习的人，才会成为像恩格斯那样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不是经济学教条，而是一种世界观。革命的无产阶级运动只是头脑变革的一部分，这种变革把本世纪变成了一个革命的时代。但是，处于复杂的日常斗争中的人很难理解这一点。恩格斯教会我们总结，把握发展的全貌，整理并利用一切知识领域的每项成就。恩格斯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社会民主党能够称为科学的政党，我们党和我们个人都应该把这一点归功于他。
　　另一方面，恩格斯的渊博学识对我们也是有益的。我们的运动是国际性的，但这并不是说各国运动的形式和发展速度是相同的。一个像旧“国际”^[4]那样的同盟已经不能够领导它今后的发展了。然而，自从无产阶级革命从个别人头脑中的观念和希望变成事实和群众运动以后，各国兄弟党之间的谅解比任何时候都更必要，自然也更困难了。因为要做到谅解必须了解并认识各国运动的特殊条件。我们的历次国际会议都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只邀请了有关同志。难能可贵的是，恩格斯对各国的人和事都了如指掌。然而，这并不是说他独断独行，非要别人唯命是听，也不是说他有这种要求。他总是循循善诱，即使在他不能说服我们的时候，他也是耐心诱导。他教育我们相互了解，从而携手并进，同心同德。除了科学知识，他还有一套极不寻常的本领。他能把一团混乱的东西解释得清清楚楚。他的谈话，他的关于政治问题的书信，都使人豁然开朗。他渴望看到无产阶级解放这一目标的实现，有时对几十年以后的事做出乐观的预言，因而遭致敌人的讥讽。但是，这样一个像年轻人一样乐观热忱的人，在关键时刻，总是清醒而冷静。他收集大量事实，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20年后，德国政治经济学教授们才发现应知人们之所想，才发明出“历史方法”。但是，他们没有学到也不可能学到他的关于政治权力关系本身渊源于经济关系这一根本观点。他们虽有大量材料，仍然一筹莫展。但是，在恩格斯看来，任何事实都有生命，事实不仅是结果，也是原因。世界上从未出现过这样实际而客观的思想家。正因为如此，他对夸夸其谈深恶痛绝，那些盲目乐观地解释一切事件的人，他不仅认为是粉饰太平，而且干脆称他们为“骗子”。他不断地迫使我们正视现实，现实越是严酷，他越是坚定。他常常热心地告诫人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他要是发现一个夸夸其谈的人，就会爽快而诚恳地给以批评。想以此博得他的信任恰恰是很困难的；一旦获得他的信任，定能得到他的帮助。他慷慨地提供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而且不惜花费时间。他写过不少书信；这些信大都散失了，后辈们十分珍惜这份遗产，发表时都舍不得删掉一个字。恩格斯有广泛的通信联系；他不仅流畅地用德文、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写信，而且必要时也用瑞典文和俄文写信。他一个人竟掌握了这么多的文种！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一旦发表，对这两个人就会有一个新的了解了。恩格斯的书信写得那样优美、秀丽、仔细，就像要送去排印一样，他从不马虎从事，不像别人那样装腔作势，但是，他在任何时候办任何事情总是一丝不苟。
　　当然，恩格斯热情地关心各国的运动。他每天都要阅读党报，而且还不是匆匆浏览。邮差每天都要在他桌子上送上一大堆报纸，这就可想而知了。他对奥地利的运动尤感兴趣，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他非常重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并对它寄以厚望。他经常阅读我们的报纸，不仅看德文的，也看捷克文的，他对情况的了解之深真令人吃惊。当然，有些情况也是通过路易莎·考茨基-弗赖贝格尔同志了解的；五年来，她为恩格斯料理家务，当恩格斯重病缠身的时候，她又是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护理员。
　　恩格斯身受疾病的折磨却仍然十分冷静，甚至还非常幽默。直到他临终前，大家还瞒着他患的是不治之症，但是他早就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并泰然自若地安排了一切。他如此镇静，因为他已经完成了生平的一件大事：出版《资本论》第三卷。
　　现在，我们就要触及这个特殊人物的特殊方面了。除了他和卡尔·马克思的无私的、亲密的友谊，还有更重要的因素使他们两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让马克思充分发挥他的非凡的创造力。他只把自己看作是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助手，他富有谦让精神，一心想的是他们的共同事业，尽量贬低自己，甚至言过其实。当然，要想把这两位朋友的成就截然分开，即使他们自己也是办不到的。但是恩格斯做得更多，马克思逝世后，他发扬无私精神，放下自己的工作，全力以赴地出版马克思的遗著。他做了多么巨大的工作啊！凡是能读到他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人，都会感到他对亡友的热爱、钦佩和尊敬。负责这项工作的人不仅是科学巨人，而且还是亡友的好助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集学者、战士、普通人于一身。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既有威力又有魅力的人。高深的造诣和坚毅的意志在他身上融为一体。然而，他为人朴实，也可以说，他不狂热，却满腔热忱。
　　他的指示、他的音容笑貌，我们再也见不到了。我们将会长期感到失去庇荫。但是，剧痛的伤痕一旦愈合，革命的无产阶级每前进一步，我们都要传颂他的英名。卡尔·马克思是一个最伟大的理论家，同样，恩格斯可以说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最伟大的策略家。感激这两位伟人，就应该向他们学习，跟他们前进。各国无产阶级是懂得如何感激他们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将是他们的纪念碑。

^[1] 维·阿德勒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889-1895年与恩格斯有书信往来，并多次看望过恩格斯。这是阿德勒在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时，发表在维也纳《工人报》上的悼念文章。

^[2] 指弗·恩格斯的《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457-483页）。

^[3] 《新《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span>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是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
　　我把恩格斯和我的谈话详细地告诉格·瓦·普列汉诺夫，他向我说明了我所不理解的恩格斯不好意思的原因。普列汉诺夫说，恩格斯大概以为我指的是他的那些诗篇，因为某个德国人曾扬言一定要找出那些诗篇。——作者注

^[4] 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