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第七部分 共同的革命事业
45）杜西的幸与不幸
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伊壁鸠鲁〔1〕 |
3月25日，恩格斯告诉劳拉说，琳蘅在马克思的文件中找到500页手稿，是《资本论》第二卷。“由于我们还不知道手稿已为出版准备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我们能否找到别的东西，所以目前最好还是不要在报纸上透露这个好消息。”〔2〕两周后，第三卷手稿也找到了。没人能确定马克思活着的时候写到了什么程度，因为他总说就快完成，却经常一推再推，甚至最终变成空想。“他总是瞒着他的工作情况，”恩格斯回忆说，“因为他明白，我们要是知道他写好了什么东西，就一定会同他纠缠不休，直到他同意发表为止。”〔3〕
恩格斯检查之后发现，这些材料中的思想已经做过修改，但尚未润色。比如，第二卷手稿里满是大白话、低俗的笑话和混杂在一起的多种语言。“这是按照作者当时头脑中发挥的思想原样写下来的。……最后，还有大家知道的、连作者自己有时也辨认不出的字体。”〔4〕困难虽多，但手稿必须出版，马克思的逝世已经使得运动顶部出现一条裂缝，只有把他未完的作品和恩格斯的作品出版，才能为不断出现的社会主义政党提供指针和方向。已经有年轻的追随者误读马克思的理论，更改运动的历史。
有文章批评说，“善良的”马克思被“邪恶的”恩格斯引上了歪路，随后又有文章把两个人的角色对调了一下。〔5〕一位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要求把一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中提到马克思的绰号“摩尔”的部分去掉，他觉得这个绰号会伤害党（好像如果运动的领袖变成了活生生的人，有了个宠物般的名字，就会失去作为社会主义者传奇的地位），这使得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家人大笑不已。恩格斯回复说，“摩尔”是马克思大学时代就有的绰号，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这样叫他。“假使我对他用另一种称呼，他就会以为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需要和解的事情。”〔6〕至于自己，恩格斯礼貌但又坚决地更正一位坚持称呼他为恩格斯博士的人说：“请允许我告诉您，我不是‘博士’，而是不干了的棉纺厂主。”〔7〕
马克思的葬礼后，恩格斯在家里招待朋友时，一名伦敦警察在附近巡视。恩格斯告诉劳拉说：“这些蠢人显然以为我们在制造炸药，可实际上我们在谈论威士忌。”〔8〕
恩格斯和杜西是马克思的遗著的共同执行人。在琳蘅的帮助下，他们撸起袖子，把马克思的一箱箱笔记、手稿、书信、报纸、以及他在边上写满想法的书籍整理出来。〔9〕马克思基本没留下什么钱：所有遗产加起来也就值250英镑。〔10〕他一生的著述都堆积在书房里，需要时间和精力整理。杜西尤其需要注意不能让恩格斯拿到原来的书信，以防里面含有批评恩格斯或白恩士姐妹的话语。她写信给劳拉说："我已经尽到最大努力防止我们的好将军看到任何会让他伤心的东西。实际上，我应该把所有私人信件单独存放。它们只对我们有意义。”〔11〕马克思虽然走了，但她们还要继续保护他。
杜西还有另一个生活需要她的专注。她与爱德华·艾威林何时首次见面已经无从得知。1883年3月时的艾威林，是一名33岁对艺术感兴趣的动物学博士。他们最初的见面可能发生在很多地方：他和杜西都是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队伍中的一员；他在1880年曾站在讲台上声援被关押的爱尔兰土地联盟成员，杜西也曾在大街上进行过声援；他曾参选学校理事会，当时杜西在为一名女性候选人造势。龙格在国王学院教课时，他也在这里授课，他还是伦敦偏门报纸世界的一员。〔12〕从政治到莎士比亚再到现世主义，每个杜西感兴趣的领域，艾威林都有参与。最重要的是，萧伯纳说，艾威林崇拜雪莱、达尔文和马克思。〔13〕
艾威林声称第一次见到杜西是在10年前，当时她和她的父母一起去听他的讲座。〔14〕但爱德华·艾威林所说的任何历史版本都难以让人相信，因为关于他只有一点可以确定无疑：撒谎成性。他还惯于吸引女人，这在他们的圈子里被认为是男人魅力的来源。萧伯纳说，艾威林有“蜥蜴的眼睛和脸”。〔15〕还有人说，他长得“生人勿近——丑陋，甚至面目可憎”。同时代人评价说：“没人能长得像艾威林那样难看。”〔16〕但同时，据说即便与伦敦最英俊的男人竞争，只要让他提前半小时行动，他就能吸引到任何女人。〔17〕
未来的性心理学家哈夫洛克·霭理士是杜西最为亲近的朋友之一，他谈到艾威林时说：“他具有阳刚的男子气概、思维能力出色、率性，这些能够掩盖他不讨人喜欢的方面。”〔18〕艾威林曾是著名现世主义者安妮·贝费特的情人，并在1883年看上了杜西。杜西也被他吸引了，她向朋友袒露说艾威林"让我焕发出女性的光芒。我无法抵挡地被他吸引了”。〔19〕这个自称既是爱尔兰人又是法国人（两者都是杜西这样的女人要拯救的对象）的男人好像毫不费力地迅速挤进了马克思家的核心圈子。〔20〕
马克思留下的纸张整理之后发现，第二卷的手稿不是只有一稿，而是有好几稿，多达数千页，进展程度各不相同。对此，恩格斯不但没有气馁，反而说“喜欢这种劳动”，因为他又和自己的老朋友一起工作了。他告诉日内瓦的约翰·贝克尔（仅剩的另外一名1848年成员）说：“最近我清理了1842—1862年的书信。过去的日子和我们的敌人给予的许多愉快的时刻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想起这些往日的经历，我常常笑得流下泪来。我们的幽默是敌人永远不能夺走的。”〔21〕
恩格斯虽然喜欢这个工作，但还是需要帮手。他不仅要负责出版马克思的理论著作，还要处理大批来信。信件从各地涌来，有的要求翻译出版过的文章，有的要求对过去的著作做说明，有的需要对运动给予指导意见。甚至有英国出版商表示有兴趣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虽是成功，却也是负担。恩格斯夜以继日地辨别马克思潦草的字迹，这对他的眼睛造成了伤害。恩格斯找来杜西帮忙，但她的时间要分割给他们一起的工作、她的教课工作、以及她和艾威林一起编辑的两份小报。〔22〕而且，她的时间越来越多地分给了艾威林。
这年春天，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比阿特丽斯·韦伯在大英博物馆见到杜西后，在日记中描述了对她的印象：“很标致，穿着随意而独特，卷曲的黑色长发披散着。漂亮的眼睛有神而多情。”韦伯并不喜欢杜西，说没办法跟她讨论事情，尤其是宗教：杜西对耶稣的个人憎恶感太强，因为他在被钉上十字架前祈祷圣杯能够传下去，这在她看来，缺乏英雄气概。韦伯让杜西解释一下社会主义，但杜西拒绝了，据韦伯说：“我可能会再要求她就整个力学理论给出一个简单的公式。”〔23〕在很多人看来，杜西这样少见的傲慢正说明艾威林对她的影响在增加。
恩格斯发现杜西指望不上之后，转向求助劳拉，因为他觉得劳拉有充足的时间和理由暂时来伦敦：保尔因为去年秋天（那时马克思和劳拉还在瑞士）发表的一次讲演最终入狱。〔24〕
拉法格的入狱之旅充满宏大的姿态。他在巴黎南部蒙吕松发表煽动性讲演后，该地法庭要求他和盖得出庭，但他们未予理会。逮捕令发出后，拉法格说除非火车票能报销、而且有一处宽敞的大厅发表演说，自己才会出庭。他接下来又发表了一封致法官的信，在其中把自己的社会讽刺文学与乔纳森·斯威夫特相比。〔25〕他受到了彻底的嘲笑（当时还活着的马克思对他都没有客气），他在12月被捕，之后在候审期间被暂时释放。〔26〕拉法格3月在伦敦参加马克思的葬礼时，法庭做出判决，给他定了罪。〔27〕他回到法国后上诉失败，5月时，他被关入位于巴黎东部拉丁区的著名的圣佩拉热监狱服刑6个月。〔28〕
圣佩拉热监狱几乎是每个骄傲的法国革命者的必到之地。拉法格和盖得被关入了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区域（被劳拉称为“王子楼”），可以带家具进去。拉法格带进一张桌子和一把扶手椅，要求允许妻子每天中午来陪自己一起吃饭——有时劳拉自己做，有时直接从附近的小餐吧买。〔29〕劳拉告诉恩格斯说犯人们的食欲都“好得让人苦恼。……我每天上午10点半都得带上一篮子做好的食物和用来做午饭的食材”。她还偷偷带进去一瓶白兰地，“友爱的伙伴们”纷纷贡献出红酒、雪茄、烟袋和烟草。〔30〕
恩格斯觉得，这说明拉法格有人照料，劳拉来伦敦能发挥更大作用。但劳拉以玩笑的口吻说，担心自己离开后，这“两位大人物”会缩小。〔31〕但劳拉对这两个囚犯的担心，可能只是为了掩盖她不愿去伦敦的真正原因。她对于恩格斯让杜西和他共同作为马克思遗著的执行人感到不满，更让她恼怒的是恩格斯提到杜西在与一名英国出版商洽谈出版英文版《资本论》（翻译由恩格斯的律师朋友塞缪尔·穆尔承担）事宜。〔32〕劳拉怀疑杜西试图独吞父亲的著述遗产，而恩格斯显然默许了。
对劳拉而言，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公正的问题。她把一生献给了父亲的工作，甚至为此牺牲了孩子。现在他死了，自己便被一脚踢开，不得触碰父亲的思想遗产，这不公平。她写了一封信给恩格斯，愤怒地说，父亲在瑞士时曾提到，希望由自己撰写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并负责《资本论》英文版的翻译。她和父亲本来打算新年后就去怀特岛开始工作，但由于之后发生的事情未能成行。“小燕妮死后，我说想去看看爸爸，却被告知会惊吓到他。杜西让我去伦敦的信在爸爸死后第二天才寄到。”说到马克思有两个女儿还活着，却只有一个被确定为他的遗著的执行人，劳拉的措辞更加激烈：“爸爸都绝不会把他最大的也是最喜爱的女儿确定为唯一的执行人，不让另外两个女儿插手，他会给予她们公平的爱……更不会只撇开一个女儿。”〔33〕
恩格斯的回复对劳拉没有半点安抚，他说，是杜西告诉自己，马克思对他的著述做了这样的安排，而且讨论的时候拉法格也在屋里。他还引用英国法律说明杜西被选为法定代表人的原因。恩格斯说，自己不想她们姐妹再起纠纷，建议劳拉直接和杜西谈一谈。恩格斯自己则请教一下琳蘅。〔34〕就这样，恩格斯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的政治和理论重担，还继承了他的家庭内部纷争。面对诸多压力，40多年来很少被疾病战胜的恩格斯由于一种慢性疾病不得不卧床一个月。
马克思一生总在历史事件面前延误机会：《共产党宣言》出版时间太晚，未能赶上1848年起义；为公社而写的《法兰西内战》在公社结束后才面世；最典型的是他在1851年时预计《资本论》将在5个星期内完成，给首届世界博览会宣传的资本主义必胜观以迎头痛击，结果他拖延了16年。但从另一个角度上，他又已经足够早。《资本论》法文版的出版和巴克斯在1881年对他的著作的评价开启了一个热潮；到1884年底，英国已经有3个社会主义组织，其中2个以马克思思想为根基。杜西处在新运动的中心。她和很多年轻参与者在《现代思想领袖》杂志（刊登巴克斯那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的杂志）位于圣保罗大教堂旁边佩特诺斯特街的拥挤的编辑部聚会。1884年1月，杂志变为社会主义期刊《今日》。杜西同时为《今日》和艾威林编辑的也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进步》杂志撰稿和邀稿。〔35〕海德门的社会主义报《正义报》也在这个月开始出版。
这些报刊面世之时，正值英国民众不满情绪加重，伦敦出现一波极端的爆炸袭击——首次袭击的目标是国会大楼，发生在马克思离世3天后（但两者并无关系）。1883年随后出现的两起爆炸袭击均以地铁为目标。1884年也以爆炸开年：1月，尤斯顿站附近的隧道里发现爆炸装置；2月，维多利亚站发生爆炸。爆炸袭击的怀疑对象是爱尔兰激进分子，但也说明了首都乃至整个国家因为经济困境出现的紧张局面。〔37〕国会虽已将选举权扩展到500万男性（换言之，三分之二），但这对下层阶级无济于事，因为不管多少人获得投票的权利，他们的生活没有实质改善，因此开始把目光投向政府以外，比如很多人投向了工会——被政府内外的资本主义利益相关者视为工人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38〕
有意思的是，在马克思持续地批判资本主义长达30年后，他的思想仍然难以为人所理解，甚至杜西周围的人都不能理解。比如，50岁的建筑师、艺术家、诗人、小说家和社会改革家威廉·莫里斯尝试攻克法文版《资本论》，结果被其中的经济理论搞得晕头转向。〔39〕不过，他说自己也许的确没能理解剩余价值，但一眼就知道这是一个腐烂的制度。“在我看来，抢劫是通过剩余价值这个说法实现的，还是通过农奴制度或公开的抢夺实现的，并无多少区别。整个制度都是畸形的，让人无法忍受。……不需要通过政治经济学，我也知道闲人阶级富裕，工人阶级穷困，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抢劫了穷人。我知道这个，是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40〕莫里斯加入了海德门的组织，并很快开始与杜西一起工作。因为《资本论》而走向社会主义的萧伯纳也是如此。“卡尔·马克思，”他说，“让我成为了真正的男人。”〔41〕（萧伯纳在《今日》的工作就是把自己无人愿意出版的小说刊登在报纸上。）〔42〕恩格斯注意到了杜西的朋友以及这些新的英国社会主义者，说他们“组成十分复杂”，但又说“总算是一个开始”。〔43〕
在梅特兰公园路，整理马克思的著述的工作仍未完成，但仅剩的两名住户准备搬走了。1883年9月，杜西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布卢姆斯伯里租下一处公寓，琳蘅则搬去了恩格斯家。恩格斯对此非常高兴，自从莉齐死后，彭普斯便一直做家里半正式的女主人，但她现在也嫁人了，生了两个孩子，也搬走了。除佣人外，家里便没了女性，在恩格斯看来，没有人比琳蘅更加合适，因为她对马克思无比熟悉，更加能让他回忆起马克思的生活。
因为终于获得了长久以来期待的独立，杜西极为兴奋。她决定不在经济上依赖恩格斯，而是自己教课、写作、做研究、以及找所有能带来收入的事情做。1883年秋天，《资本论》出版16年后，终于给马克思家带来了版税收入。恩格斯处理了这件事情，把迈斯纳支付的16英镑分给了杜西、劳拉和龙格家的孩子们。〔44〕金额虽然不大，但领受者极为高兴：一者为其象征意义，二者他们也实际需要。用拉法格的话说，马克思的孩子们都很“拮据”，他自己和劳拉更是如此。他除了为社会主义报纸撰稿和作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代表进行鼓动活动外，再无其他事可做，而这两者又都无法给他带来收入。
不过，他的左派呼吁和抗议终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听众。法国工人的不满情绪比英国严重数倍，甚至农民也在遭殃。随着贸易和交通的发展，大量粮食和肉类从俄国和美国运到法国，使得法国本地农产品价格下降多达四分之一。〔45〕自由贸易同时重创了制造业：德国制造的玩具以及德国和比利时制造的家具纷纷涌入法国。甚至普鲁士的传统行业假花都开始从德国和英国进口。〔46〕
此外，法国正在遭受普遍的工业萧条，很多工人失去了工作。1883年3月，也就是马克思去世的那个月，大量失业工人涌上巴黎街头，随后组织了一系列罢工。他们沮丧的原因不仅仅是低工资和长工时，还有矿山和工厂工人不得不忍受的非人生存条件。工人住的木棚极为简陋，没有水也没有供热和卫生设施。很多家庭连续数代都负担不起更好的地方，只能挤在这样的木棚里。吃饱是奢望，医疗更是闻所未闻。商人担心社会主义宣传渗人这些营地，他们觉得允许工人成立工会应该有助于减轻社会主义对工人的吸引力（在他们看来，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但他们还是要求工会组织只能解决经济问题，比如工时和工资，不能涉及社会问题，比如居住条件。〔47〕
拉法格和盖得从5月到10月住在圣佩拉热监狱期间，法国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日益紧张。拉法格把监禁生活描述为轻松。他喝酒喝到醉，吃龙虾的时候把壳剥掉，因为这是更“无产阶级式”的吃法，和伙伴们一起玩兔子与猎犬的游戏。但他也很无聊，告诉恩格斯说：“这墙壁居然永远都不会塌掉。”〔48〕劳拉说，保尔开始感到身体不适，但她怀疑他是因为吃了太多油腻的鸭肉和禽肉。〔49〕
劳拉这期间的生活却没那么有趣。他们之前已经搬到皇家港口大街蒙巴纳斯附近的一处公寓。他们的公寓与邻居只隔着一层薄薄的隔板，没有任何隐私或舒适，也难得有安静。他们也没有钱，劳拉开始买彩票，期待着中个大奖，日常花费则经常向恩格斯要。〔50〕她接受恩格斯的钱是因为她和保尔都在为党工作，而且她也没有其他选择。
劳拉极为孤独，与唯一的妹妹关系疏远，又不能做会让她此时的生活具有意义的事情——翻译和整理父亲的著作。她无法像母亲那样，通过参与丈夫的工作寻找慰藉：劳拉很少参与拉法格夸张的政治活动，他被释放后，继续在法国各地跑，追逐他的听众。当然，最艰难的还是失去孩子带给她的痛苦。这年秋天，独自度过生日的劳拉写信给恩格斯说：“几天前，我已经38岁！这不可耻吗？我从没想到自己会活这么久，没人让我觉得活这么久是值得的。我很羞愧地说，我的无用的泪水弄脏了这封信，但这都是你们的错！”〔51〕她16年前嫁给拉法格时，在恐惧的同时，肯定对即将踏上的充满希望的旅程无比期待。现在，她被困在满是巴黎下层人的房子里，一定难以相信事情怎么会到如此地步。
1884年3月，一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周年的活动在海格特公墓举行。同时，这也将是巴黎公社的13周年纪念。一年前，只有十几个人来到马克思的墓旁送别他。但在1884年春，多达6000人整齐地系着一抹红色，聚集在索霍区托特纳姆法院路，列队前往他的安息地。其中有来自德国和法国的代表，但绝大多数群众都是英国人。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转变，马克思一生中共事过的英国人都没有几个。队伍有序地行进数英里，穿过伦敦的大街和居民区，最终来到广阔的公墓后，却发现无法进入。杜西告诉劳拉说，500名警察驻扎在公墓里，守着大门。杜西上前询问一名警官，自己和几名女人能不能进去给父亲敬献花圈，但遭到拒绝。队伍秩序井然，撤退到附近一处公园，向马克思表达哀思——他们未再受到阻止，却处在严密监视之下。〔52〕
在马克思对英国新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得到彰显之际，艾威林也正式登场，他像马克思的继承人一样向队伍致辞。一年前还在政治上籍籍无名的他，凭借手段站在了马克思圈子的前沿和中心。恩格斯甚至允许他协助塞缪尔·穆尔进行《资本论》的英文翻译，虽然他毫无经济学背景，翻译的样品也被恩格斯斥为“毫无用途”。〔53〕但出于对杜西的考虑，恩格斯还是同意了——之后，他将不得不对艾威林做出更多让步，由此造成的个人和政治代价都极为巨大。后来有人提出：正是恩格斯如此绝对地包容艾威林，原本条件成熟已经开始在英国爆发的马克思思想受到了抑制。
海格特公墓的纪念活动几周后，梅特兰公园路的房子终于清空了：琳蘅和恩格斯把其中一些书籍、家具和手稿分给了各地的革命同事。恩格斯留下了最珍贵的手稿，他将根据这些手稿完成马克思未完的著作，他还拿回了马克思的一些家具，把马克思离世时躺的那把椅子放在了自己的书房。〔54〕恩格斯家现在成为了马克思一家人的正式居所，他本人成了一家人真正的家长。〔55〕因此，杜西在决定嫁给艾威林时，向他祈求祝福。可以想象，如果杜西向马克思提出同样的请求，马克思永远不会同意。但恩格斯不同，他一生中的两个女人都只是他名义上的妻子，因此他并不反对。
本着诚实的精神，杜西写了很多信，解释搬去和艾威林同住的原因，并寻求收信人的支持。“你应该早已知道我非常喜欢爱德华·艾威林，他说他也喜欢我，”她写信给劳拉说。“所以我们打算‘一起过’。你知道他的状况，应该说，我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但我想，这是最好的。我会盼望着你的回信……请不要误会我。他人很好，你不能把我们两个任何一个想坏了。……如果你知道他的状况，我相信你不会的。”〔56〕
杜西也通知了自己教课的学校的女校长，因为担心自己的情况会危及到工作（的确危及到了）。〔67〕杜西非常谨慎，在接受任何邀请之前，她都要首先说明自己与一同赴约的这个男人之间的准确关系。回复其中一个邀请时，她说：
我应该把目前的状况向您讲清楚。我跟爱德华·艾威林在一起，从今以后，我们会像夫妻一样在一起。……我遇到艾威林博士时，他已经独住多年。我可以告诉您，我的姐姐和我的父亲的最老的朋友都完全支持我们这样做。应该说，我不是轻易做出这个决定的，我也不是没有看到这样要面对的困难。但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感觉已经很坚定，到了现在，我不会再退缩……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对的。
她在信尾署名“爱琳娜·艾威林”。〔58〕
恩格斯和琳蘅对杜西的困境感到好笑。恩格斯告诉劳拉说，数月以来，杜西和艾威林一直装作不是情侣，“这两个可怜的傻瓜真好笑，一直以为我们没看出来”。〔59〕实际上，他们最终把关系公开后，恩格斯也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样的秘密即便无可厚非，也可能招致敌人的口舌。恩格斯并不完全确定杜西能够免遭批评，为了保护她，他写信让卡尔·考茨基随时注意报上会不会出现关于他们的结合的报道。“很可能会有某个反动的家伙把这件事捅到报刊上去，到那时还有足够的时间。……我的伦敦，几乎就是一个小巴黎。”〔60〕考茨基在1883年11月恩格斯的生日宴会上见过艾威林，觉得他令人生厌。〔61〕好像只有恩格斯和琳蘅支持他们的结合，也许是他们太高兴看到杜西沐浴在爱河中，所以选择了无视艾威林的缺点。
7月，恩格斯给了杜西和艾威林50英镑，让他们去德比郡度蜜月。〔62〕（对他们的行程而言，这是个很大的数目，但被艾威林毫不费力地花光了。）杜西此时最亲密的女友叫奥利芙·施赖纳，是一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和志向远大的作家，笔名拉尔夫·艾恩。奥利芙像杜西一样穿着随意（黑色的头发随意地披散在脖子和额头上），体形娇小强健，有一双可爱的黑色眼睛。杜西和她几乎每天都见面，因为杜西和艾威林这年夏天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大罗素街上租了一处公寓，奥利芙就住在这附近。杜西的亲姐姐不在身边，她便把奥利芙当作了家人，因此她和艾威林去德比郡时，建议奥利芙也去附近租一处房子。
奥利芙的最亲近的男性朋友是亨利·哈夫洛克·霭理士，后者与她在外形上完全相反。霭理士身材高挑，金发，额头很宽，头发向后梳理得很整齐，一副典型的英国年轻绅士的模样。但他却又极为古怪，他的胡须一边修剪得很整齐，另一边却又长又散乱。他的专长领域是心理学。奥利芙知道杜西已经把称呼改为艾威林夫人后，很快写信给他说：“我很高兴见到她。我爱她。但她看起来很糟，亨利，爱情真是伟大而又神圣的东西。”〔63〕到德比郡后，奥利芙开始明白杜西为什么显得那么忧伤。她写信给霭理士说：“我开始对艾威林博士感到恐惧。……一靠近他，我就感到害怕、恐惧。……他是那么自私，但这又构不成对他感到恐惧的理由。”〔64〕霭理士打算亲自去看看。他在奥利芙之前就已经认识杜西。回忆起他们在伊斯灵顿会堂的首次见面时，他写道：“我仍记得她光芒四射、满脸笑容的样子，她就坐在我的秘书桌边上，但说了些什么已经完全不记得了。”〔65〕
霭理士抵达德比郡后发现杜西“精力充沛、光芒四射”，“在身体、精神和情感上都显得成熟”。与奥利芙不同的是，他觉得艾威林很容易亲近。〔66〕但他在离开后才知道被他描述为在旅店里生活自由自在、痛饮不停的艾威林没有结账便离开了，而且在附近的旅馆还做了同样的事。〔67〕之后，霭理士便开始关注从海德门的民主联盟成员嘴里传出的关于艾威林的传言——民主联盟已在这年夏天更名为社会民主联盟，杜西和艾威林均是联盟成员。霭理士告诉奥利芙说，一名已经与艾威林疏远的联盟成员指责他有借钱不还的恶习，联盟委员会在考虑开除他。〔68〕杜西知道这些传言，但没有放在心上。她熟悉这种骂战：父亲曾一生面对批评者的谎言。但传言没有停歇，社会主义者很快声明无法与艾威林共事。杜西欢迎这个机会：她要为这个她相信长期受到冤枉的男人辩争。数年后，当杜西痛苦的一生中最悲剧的一幕发生后，李卜克内西说：“名声越坏，反而好处越多，可以说，正是艾威林博士的坏名声为他赢得了爱琳娜更多的同情。”〔69〕
到12月，社会民主联盟内部争吵极为激烈以至发生分裂，但焦点并非艾威林（虽然海德门归咎于他和杜西）而是策略。在很多成员眼里，社会民主联盟过于专制，过于国家主义，过于倾向于与其他政党联合。此外，海德门为革命确定了一个时间：1889年。这显然违背马克思的看法：大变革不能强迫发生，只能逐渐演化。〔70〕有些联盟成员加入费边社中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团体，其渐进主义座右铭引自打败汉尼拔的那位罗马将军：“你必须等待合适的机会，像费比乌斯那样，非常耐心地等待。”〔71〕包括杜西、艾威林、贝尔福特·巴克斯和威廉·莫里斯在内的其他人离开后成立了社会主义同盟。同盟的章程规定其目标：不是进行政治活动，而是教育和宣传社会主义。“在目前的英国，需要做的是教育和组织。”〔72〕
恩格斯告诉劳拉说，巴克斯、艾威林和莫里斯恐怕是全英国最不善于经营政治组织的人，但还是认可了他们的热情。实际上，恩格斯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去管理那些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不断上演的社会主义派别间的相互争斗。〔73〕在这方面，他比他的老朋友更加实际。马克思愿意把理论工作放在一边，去维持纪律。但恩格斯相信：指导运动的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多地、更快地出版他们的著作。这个讲究行动的人现在完全相信文字的力量。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