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11）壮丽的事业
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党宣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 |
正义者同盟一直以巴黎为总部，但到1846年秋，警察的骚扰开始增多，绝大多数最坚定的成员逃离法国。在伦敦，同盟不用担心官方干涉——部分原因是它还很弱小，不值得官方干涉。因此同盟将中央委员会转移到英国首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年前见过面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和英国宪章运动者实现了联合。
1846年初，马克思曾与正义者同盟进行过联系，邀请同盟与自己的通讯委员会联合，但马克思当时正在批判其他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同盟拒绝了他的邀请。但经过通信后，到秋天，马克思已经让同盟
相信：应该放弃模糊的、空想的未来完美社会目标，转而追求“科学的”共产主义，使他们理解并在物质上支持现代受压迫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实际上，无论他们认可与否，无产阶级已经进人到革命斗争当中。〔2〕1847年2月，科隆钟表匠约瑟夫·莫尔敲开马克思家的门，
邀请他加入同盟。在布鲁塞尔见过马克思后，莫尔又去了巴黎找恩格斯。他告诉他们，同盟需要他们这两个年轻人加入进来，让同盟重新焕发活力。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这个邀请。〔3〕
马克思认为同盟应该放弃最初的空想，与时俱进。肆虐欧洲大陆的经济和农业危机给出了证明，在危机面前，很多人加入骚乱，虽然同盟存在的意义便是帮助这些人，却一直未能成功地吸引他们。1845年开始的马铃薯和谷物歉收仍在继续，加上新的贸易政策剥夺了小种植者的生存空间，同时，国家允许大生产者把食物贩卖到更加有利可图的国外市场，结果，国内供应紧缺，很多生活必需品价格从1845年到1847年间翻了一番。〔4〕随着食品价格高涨，人们对其他商品的购买力急剧下降，破产者数目之多前所未有。店铺关门，饥饿开始在城市出现。〔5〕这年冬天，巴黎百万人口中多达三分之一依赖于官员、教会或慈善组织提供的救济。食物引发的暴乱很快出现，工人开始罢工，街道上出现街垒，预示着大事将要发生。有些政府为了平息城市的骚乱，从村镇调集粮食，使得农村本已糟糕的状况雪上加霜。〔6〕
有作家认为，这一历史时刻标志着古老农业秩序的结束，财富不再由收成和季节决定，新的秩序（好坏不论）将由贸易和生产主导。但在1847年，欧洲人民极为不幸地遭遇了两个秩序的同时发难。〔7〕
正义者同盟是马克思同意加入的第一个无产阶级组织。但他不喜欢组织或公开的政治活动。他是一个作家和思考者。我们不知道马克思加入前是否犹豫过（他的最初想法是结盟，而非加入），但莫尔到来的时机很巧，正是马克思对同胞感到最为亲切的时候——他到布鲁塞尔时，马克思和燕妮的第一个儿子刚刚出生。小家伙在2月3日出生，根据燕妮的弟弟的名字取名埃德加。〔8〕从马克思和燕妮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埃德加从一出生，便是他们最喜欢的孩子。燕妮说，这个脑袋大大的小家伙恐怕永远长不了多俊俏，但她就喜欢他身上的那股野劲儿，骄傲地把他称作自己的“小怪物”。〔9〕
当然，伴随快乐而来的，是更大的经济压力。算上孩子的奶妈、琳蘅和埃德加·冯·威斯特华伦，马克思家里现在有3个孩子和5个大人需要吃饭，随着通信越来越多，邮资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包裹寄到巴黎需要6个法郎），还有很多没有家室的战友每天到马克思家解决吃饭问题。〔10〕但在燕妮和马克思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到经济困难时，对这些花费从来没有任何怨言，即便是魏特林与马克思公开吵翻之后，依然每天到他们家里吃午饭。马克思一直说，运动事大，个人事小，牺牲不可避免。马克思让恩格斯在巴黎帮自己向朋友们收账，但即便这些钱能收到，也用不了多久，很快又会缺钱。〔11〕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显然无法带来收入：2月，出版商正式终止了与马克思的合同，收入来源变成了负债。〔12〕
牺牲虽然不可避免，可恩格斯在信件中对马克思承受的个人和职业压力好像并未放在心上，对燕妮表示的关心更少。〔13〕他仍在巴黎试图与社会主义者和关心政治的工人建立联系，还见了几个老朋友。〔14〕莫泽斯·赫斯得了淋病，因出版《前进报》而入狱的贝尔奈斯还没能恢复过来，藏身在法国乡村，偶尔才到巴黎，海涅住在一个小公寓里，下面是一座沉闷的庭院，由于瘫痪发作，一只眼睛永远睁不开了，以前声名狼藉的海尔维格也安定了下来——至少暂时如此，有了3个孩子。〔15〕恩格斯与他们以及少数正义者同盟成员进行了联系，但没能交到多少新朋友。〔16〕
在3月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恩格斯说，巴黎的政治局势正变得更加紧张。“目前本地的警察十分可恶。看来他们想利用饥荒，竭力挑起一场暴力或者制造一桩大规模的密谋事件。”很多共产主义者被捕，即将受审。毫无收获的恩格斯竭力劝说马克思离开“枯燥乏味的”布鲁塞尔，到巴黎来，跟自己一起干。不过，他邀请马克思来巴黎与革命颠覆活动无关，如果说恩格斯此时想到过要颠覆什么的话，也应该是婚姻。他告诉马克思自己4月就会有点钱。“我们可以在一起开怀畅饮。……而且我也渴望同你在一起痛饮。”恩格斯可能也知道单凭这些吸引不了马克思，因此继续说：“这并不妨碍有时候谈一些正当的事情或者使生活带一些文雅的乐趣，而这些对我所认识的一帮人来说是办不到的。你一定得到这里来。”〔17〕
马克思没有去，他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比利时的政治局势也很紧张。普鲁士政府提醒比利时官员，藏身于比利时的流亡者已经违背约定，重新开始了政治活动。德国书商卡尔·福格勒在4月被捕，他也是布鲁塞尔圈子中的一员，马克思曾希望他能够出版《哲学的贫困》。〔18〕马克思此时已经开始为布鲁塞尔移民反对派报纸《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文章虽然政治性不强，还是引起了官方的注意，让马克思难以应付。他在写给海尔维格的信中说，普鲁士公使馆正密切监视报纸的编辑，恐怕自己也被监视了。〔1〕
6月，同盟成员在伦敦聚集，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改组。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自己虽然很想参加，但经济情况不允许（他的《哲学的贫困》本月就要付印，他需要为此准备钱）。〔20〕还有护照问题，虽然他也可以冒险在没有身份证件的情况下穿越边境，但考虑到警察的检查已经更加严格，这显然不是个好主意。马克思说，鲁普斯会作为布鲁塞尔支部的代表参加大会，再加上恩格斯作为法国支部的代表参加，他们应该足以介绍清楚自己对同盟的改造想法。
在6月2日开始的一周里，数十名同盟成员聚集在伦敦一家酒馆的包房里，进行讨论，同意进行重大改革，让组织的目标更加明确。首先，同盟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更加坚强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模糊不清、但很令人安心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改组后，同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恩格斯、莫泽斯·赫斯和卡尔·沙佩尔受命起草一份共产主义纲领，用以招募新成员。〔21〕初稿在伦敦完成，通过教义问答形式，介绍什么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目标、无产阶级的历史以及革命的途径。〔22〕大会还向所有未能参加大会的成员发出了一封辞藻华丽的通告信：
兄弟们！我们代表着一个伟大壮丽的事业。我们正宣布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这个变革，无论就其彻底性还是就其成果的丰硕来说在世界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享受这次变革的成果。可是我们知道，这次变革来势迅猛，日益临近；我们看到，在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到处都有愤怒的无产阶级群众投入运动，并且用一种有时还是嘈杂的但越来越响亮和清楚的声音，要求从金钱的统治下、从资产阶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看到，资产者阶级越来越富，中间等级则日益破产，这样，历史的发展本身将引起一场伟大的革命。由于人民的苦难和富人的骄横，这场革命有朝一日终将爆发。〔23〕
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在伦敦对于肩负起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感到振奋。但在当时，这实在算不上大事——他们人数太少了。柏林方面派去伦敦进行监视的警官估计说，到那年夏天为止，同盟成员大概只有84人。〔24〕马克思夏天在布鲁塞尔建立支部时，只有18名成员。第一名成员便是燕妮，之后还有她的弟弟埃德加和恩格斯，这样算起来，除去马克思最亲近的人，只有14名成员。〔25〕在1847年前后，这便是共产主义革命先锋队的规模。
绝大多数布鲁塞尔支部的成员是住得离马克思家很近的德国人和比利时人，这是一个团结的、近似于家人般的团体，这也很可能正是它的力量源泉。意料之中，马克思被选为支部主席，所有人都听从马克思的指令。
德国排字工人斯蒂凡·波尔恩回忆说，马克思和燕妮在伊克塞勒的家，虽然装饰简单寒酸，却是“共产主义的精神家园”。恩格斯把他介绍给马克思和燕妮时，他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欢迎。波尔恩对燕妮的热情记忆尤其深刻，把她描述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她一生中，只要是她丈夫关心和投入的，她都具有极大兴趣。……马克思深爱他的妻子，她也共担他的志向。”〔26〕他们在一只手握紧拳头准备斗争的同时，另一只手紧紧地牵在一起相互扶持。
在布鲁塞尔，一切进展都很快。《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出版方实际上已经把报纸的控制权交给了马克思，〔27〕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成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吸引和教育其利益未能在同盟中得到代表的工人。星期三，协会成员在位于著名的布鲁塞尔大广场上、装修豪华却不协调、镶嵌着木板的锡格尼咖啡馆碰面。马克思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的剥削过程，其他人讲授语言、科学和文化课程。星期日，有家庭聚会，内容包括诗朗诵（有时由燕妮朗诵）、流行剧目表演以及跳舞。〔28〕马克思还被选为国际民主协会副主席，这是一个小组织，成员包括来自几个国家的行业精英，由马克思的对头组建，目的是消除他在工人中的影响。协会成立时，马克思不在布鲁塞尔，恩格斯极为聪明，选择了加入，这样不仅消除了威胁，还为马克思增添了新的力量。〔29〕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中，他们经常通过政治辩论，利用自己无比锋利的思维和言辞击败对手，干净利落，毫不留情，乐在其中，少有败绩。让人觉得，他们的对手甚至都无法完全理解自己是如何被击败的。
他们的活动和报纸引起了警方注意。警察在一份机密报告中说：
这家报纸极为有害，以没受过教育的人为目标，向他们施加非常败坏的影响，不但向工人和劳工灌输均分财富的理论，让他们相信这是他们固有的权利，还向他们灌输对统治阶级和社会的深切憎恨。……工人协会的成员人数已经在数天内从37人增加到70人，这非常值得注意。〔30〕
马克思告诉海尔维格，工人协会的成员已经有100人，而且还在继续增加。〔31〕
9月，马克思到荷兰见自己的姨父，讨论遗产问题。〔32〕自1845年夏天向列斯凯预支过稿酬之后（列斯凯现在正要求马克思归还），他和燕妮就再也未曾有其他收入进账。一年前，马克思的姨父莱昂和燕妮的母亲给过他们一笔钱，资助他们租房，之后，马克思从朋友那儿也要回一些小钱，但现在他们已经身无分文，花费却越来越多。房子一年的租期将在12月到期，马克思又想在11月去伦敦参加同盟第二次大会，因为恩格斯说，面对新的威胁，只有他亲自前往，才能巩固已有成果。〔33〕
秋天，巴枯宁抵达布鲁塞尔后，立刻挑起了不少麻烦。他与马克思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到1847年，巴枯宁因为马克思对待魏特林和蒲鲁东的方式，对马克思更加怨恨。他认为，魏特林让自己从一名哲学生变成了革命者，蒲鲁东令自己更进一步，从革命者进化为无政府主义者。〔34〕巴枯宁虽然接受了马克思的邀请，加入了国际民主协会，却觉得协会太过组织化，不适合自己。他告诉海尔维格说，“这种氛围让人无法自由呼吸”。〔35〕他还说，马克思仍在进行“坏工作”，用理论毁掉工人。〔36〕他指责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是纸上谈兵的造反派，不过是包装得不错而已：“自负、恶言恶语、闲扯、理论上傲慢自大……整天说关于生活、行动和简单的理论，却实际上完全没有生活，没有行动。……不停地拿资产阶级这个字眼做文章，但他们自己从上到下都是小城镇资产阶级，真是可笑至极。”〔37〕
马克思的荷兰之行只求得了口头上的承诺，回来时两手空空。但考虑到自己的思想和领导地位将要受到挑战，伦敦之行极为必要，自己必须亲自参加同盟大会，即便这意味着留下燕妮独自一人应对家里的经济困难。他写信给巴黎的帕维尔·安年科夫寻求帮助：
我的经济状况目前也十分危急，我的妻子可以说正受到债主们的围攻，她处于极端严重的经济困境。……我毫不客气地、坦率地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您，如果您能给我的妻子寄去100—200法郎，那您真的是救了我，使我免遭极大的不幸。自然，我要等到同我的家庭的经济关系妥善解决之后，才能还您这笔钱。
马克思说，如果安年科夫同意，可以把钱寄到伊克塞勒。“但是，您在信中不能让我妻子看出，我从伦敦给您写了信，……我希望，下一次写信能告诉您一些比较令人愉快的消息。”〔38〕马克思也只能求求人，剩下就只能依靠燕妮自己了。
1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和维克多·德斯科在频临北海的比利时港口城市奥斯坦德会合，第二天，他们坐上驶往英国多佛尔的轮船。前往英国首都的激进分子人流很是壮观，有几个组织在11月底举办了活动。首个活动纪念的是被残酷镇压的1830年波兰起义，被分裂的波兰此时仍未恢复过来，波兰也因此成为所有欧洲反对派的共同事业，法国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波兰人、丹麦人和英国人，聚集在索霍区大风车街上的一家酒馆里，共同缅怀起义的牺牲者。〔39〕
马克思虽然不以演说著称，但还是针对波兰冲突的经验，用德语发表了演说（由沙佩尔翻译成英语）。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各国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就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付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虽然无产阶级还没能形成这样的联合战线，但他们有共同的经验可以分享，可以共同建立新的世界。
毫无疑问，旧波兰已经死亡了，我们绝对不希望它复活。不过，死亡的不仅是旧波兰。旧德国、旧法国、旧英国，——整个旧社会都已经过时了。旧社会的死亡，对于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种损失，而一切现代国家里的极大多数人所处的状况正是这样。而且，他们必须通过旧社会的灭亡才能获得一切；旧社会的灭亡将使一个不再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新社会建立起来。〔40〕
所有发言者都表达了与波兰和工人阶级团结的意愿，当天的会议以所有人脱帽共唱《马赛曲》结束。
第二天，同盟大会在同样的地点开始，参加者多是老面孔。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亲眼见到马克思，虽然，马克思在他们这个小圈子里，早已因为在文章中对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同样毫不留情而声名远扬。正如他把世界分成了黑与白，众人对他的看法也分成了对立的两种：有恐惧和厌恶，也有喜爱和崇拜。同盟已经同意遵从他的思想领导，现在，他们终于要与他面对面，亲眼见到这位人间的避雷针。
住在伦敦的德国裁缝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形容恩格斯身材修长、敏捷，“不像学者，倒像是一名穿着整齐的年轻军官”。〔40〕马克思则不论是体型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了他巨大冲击。“马克思很年轻，大概28岁的样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中等身高，肩膀很宽，体格孔武有力，举手投足间显得精力充沛。他额头很高，形状好看，头发漆黑浓密，眼神具有穿透力，嘴角已经展现出让对手恐惧的嘲讽的线条。”他说，马克思说话没有半句多余，从不妄想。经过这第一次与马克思见面，列斯纳觉得马克思是天生的领袖，“代表着社会主义思想的气质”。〔42〕
接下来的十天里，同盟成员聚集在酒馆上面的一个大房间里，桌上放着啤酒罐，大家围坐在桌边凳子上，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讨论6月初步讨论过的原则。大家穿的衣服差别很大，一眼看去，就能看出各自的社会地位不同，有工人阶层穿的棉布工服，有中等阶层知识分子穿的黑色长礼服，虽然破烂，却还是要显露应有的仪态，有来自更遥远地方的朋友穿戴的传统服装和奇异的帽子及饰物。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追随者努力让这个多元的组织免于陷入空想，极力去除纲领中任何残余的幻想。同盟要想成长，就必须与工人产生联系，就要坚定地讨论工人的需要和愿望。〔43〕
会议结束时，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得以通过，章程规定了成员的条件，明确了同盟的多层组织结构。〔44〕对同盟的目的也进行了修改，之前的目的是建议性的：“通过传播财产公有理论并尽快地求其实现，使人类得到解放”。〔45〕修改后的目的则完全是马克思式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46〕
章程规定，同盟将继续秘密开展工作，这是因为虽然在伦敦这样的地方可以公开，但在普鲁士的成员万一被发现，肯定会被逮捕。同时，同盟需要一份纲领性的文件，向想要加入的人介绍自己。12月会议结束时，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尽快起草一份纲领。
虽然恩格斯已经对6月草拟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问答进行了重写，但在他们抵达伦敦前，他便对文件的形式有了新的想法。他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的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党宣言》。”〔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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