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少奇 -> 《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合集，1967年） 105） 在湖南省委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8月24日） 同志们： 小舟同志要我来讲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和群众路线问题，我想就这两个问题提出一些意见请大家考虑； （一）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进行研究。根据我所看到的一些现象、事实与问题，我觉得有这样一个问题，并且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我们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面讲到的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还存在。在私有制度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 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一一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一一已经基本上确立起来了。当然还有一些遗留问题，如农业方面的山林入社、穷村与富村在一个社里的关系，大社与小社的组织形式等等尚待处理。你们说合作社组织调整以后三、五年不变，那就是说三，五年以后还有变更，因而对所有制问题上农民还很耽心，对农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年后才有收益的，农民耽心恰恰那时又要变了，我看这句话不好。私营工商业的改造，现在还是公私合营，不是全民所有制，还有一个股息的尾巴。所有制的这些遗留问题，不久以后就可以解决。 但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基础上所产生的分配问题又出来了，所有制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分配问题大量地、突出地产生出来了，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又出来了，而且今后还会出现的更多。什么样的分配制是由什么样的所有制来决定的，这是政治经济学上的一条原理。生产资料的占有归结为产品的占有价值的占有，消费资料的占有，占有为了消费，所以最后还是消费资料占有问题。资本家、地主占有很多的工厂企业和土地，无非是想大吃大喝，有得吃、有得穿、有得用。我们国家有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两种所有制，也就有两种分配制。如农业社的分配，各个农业社的劳动日所得之报酬可以有多有少，这个社一个劳动日分五毛，那个社分一元，彼此之间有影响，但彼此都不打架，互无争执，没有所有的农业社一样分的要求。这是因为农业社是集体所有制嘛！但是在一个集体一个合作社内部的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分配，不但相差一倍不行，相差一丝一毫都不行，而且相差很多就会打破脑壳的。当然事实上很难做到分得那末公平合理，一点差额也没有。同样，在全民所有制的工厂、矿山、企业中，也不能容许有这种差额，同一类型、同一工种、同一技术水平的几个纱厂工人的工资，就绝对不能有多有少。我们的国家干部、党群干部、军队干部都是如此。这是因为它是全民所有制嘛！这是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反映在分配制上的差别性。 两种所有制内部，必须按照按劳付酬的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以促进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如果分配不公平合理，就要阻碍生产力的顺利发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影响：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或者障碍生产力的发展。公平合理就是既不能多，也不能少，饲养员工分低了，牛就养不好。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分配问题上。生产关系必须适合于生产力，如不适合，就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公平合理的分配才能促进生产力。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看这样说是否妥当？恐怕这个问题是长期性的大问题，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恐怕那时粮、布、油、盐、肉等几种主要物资可以不要分配要多少拿多少以外，有些东西还是会要分配的，因为社会上总有新的产品、新的花样、新的好吃、好看的东西不断发明创造的，开始不能大量的满足需要，不搞点配给制又怎么办呢？到那时分配得不公平，恐怕还要闹的。因此，分配问题是长期的矛盾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上产生的新的问题。 我想就分配上带全国性、普遍性的几笔大账讲一讲： 第一，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社会总产品除掉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的补偿额以外的国民收入，怎么样分配？两笔大账：一笔主要是搞基本建设，一笔主要是吃掉、穿掉和用掉。到底积累多少、消费多少是一个大问题。统统吃掉它，我们的社会就要退步，不能进步。社会主义的积累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泉源。一定要拿出一部分来积累，才能再生产，而且要积累得多，才能扩大再生产。也可以这样讲：今天吃的与明天吃的、眼前利益跟长远利益，我们这一代跟我们的儿子一代的分配问题，我们自己吃多少，留给我们的儿子多少（这里所指的是整个社会的遗产，不是家庭遗产），要有一个适当的比例。你们看，这是不是分配问题？ 第二，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生产这么多东西，工人消费多少？农民消费多少？现在不是正在闹这个问题吗？农民比工人“苦”，很多人叫这个问题，他就赞成农民要多分一点。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国民党统治时期，城市生活好，农村生活差，资本家那么好，农民不说你们资本家太有钱了，应该分一点给我。为什么我们这个时期农民要说话了呢？农民说：“毛主席有偏心，工人是你的亲儿子，农民是你的干儿子”。又说：“工厂是我的，城市也是我的，全民所有嘛！”是的，我们也承认是全民所有的，难道五亿农民不属于全民吗？既是他的，他就要讲话，就要说：“我们的生活苦，你们的生活太好，你们要少拿一点钱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这几年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工业品的销售价格，缩小剪刀差，不就是一个分配问题吗？生猪提价后，一头猪农民就要多分十五元，你们就少分了十五元。这是一个大账，也是一个分配问题。 第三，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国家从税收、利润中收入国库的钱，成为国家的预算收入，用来主要投资（即国家的预算支出）于国防费、行政费、文教费和经济建设费等项目。这个分配比例也是一个大事情，弄得不好就要闹事，学生们问：“为什么周总理到外国都送钱，就不给我们多办学校？” 第四，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等，这也是分配里面的一个问题。 第五，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现在工厂、企业里面的管理人员的比例太大，农业社真正种地的人和社的管理干部的比例，都有这个问题。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以及这两种人的工资比例、生活待遇比例处理得不好，工人、农民都有话讲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又是你的，又是我的，你多了我少了可不行！所以工人、农民对机关管理人员多、非生产人员多、干部多和工资待遇高不满意。既然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在这个制度上有相当多的人（不是一切的人）都争着要分配得多一点，工资要多拿一点，房子要多住一点，汽车你有坐我没有坐，出差坐火车你坐软席我坐硬席的问题等。总之，无非是想自己多分一点。说本位主义也是这个问题，什么叫做本位主义呢？归根到底就是要多分一点嘛！民主人士闹，也就是闹这个问题。想多分一点：个人想多分一点，这个或那个集体想多分一点。同时，所有的人都反对分配不公平，如果说对分配不公平，不合理不反对，那除非是他自己多分了（当然不是所有多分了的人都不反对不公平不合理的分配）。有汽车坐的人不反对坐汽车，没有汽车坐的就反对坐汽车，有公馆住的人不反对住公馆，没有公馆住的人反对住公馆。 既然全体人民都反对不公平，那么这里就表现一个问题：这正是公有制度实现以后，人民群众更关心集体，更关心国家的一种表现。因为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集体的事业、国家的事业办的好坏，都密切关系到所有的人的生活与命运，这就不能不引起大家共同更加关心。农业社社员对他这一个合作社内部看得很清楚，全民所有制复杂一些，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人民对全民所有制的更加关心，主人翁的态度就比较困难一些，就要有更高的觉悟程度。人民群众关心集体，关心国家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物质基础。可不可以这样说：因为你办得不好，他就会骂，你分给他少了、吃了亏了，他就要讲话、就要开会、要搞公平合理才罢休。这样，民主就有一点味道，不然开那么多会、搞那么多民主又有什么味道呢？民主就是要搞得有点味道才搞嘛！所以国家领导人员，工厂企业领导人员以及其他方面的领导人员和管理干部的生活待遇如果过高的话，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相调和而相违背的。是不是这样的呢？如果调和我们就这样干下去，如果不调和我们就不这样干了。全体人民要反对不公平合理嘛，这是不能调和的，是要招致人民群众的反对，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我们这些人的生活待遇太高了，对发展生产有利吗？我们当中有这么一部分人，把公有制的财产似乎不自觉地据为已有，无限制地享受。这样就会要引起人民群众的反对，而且要引起蜕化。象“南霸天”、“北霸天”就变成了垄断，形成官僚阶、层、官僚集团。这样就会引起冲突、闹事。 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主要表现为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是损害经济基础的。例如生猪的收购价格低了，价格政策上犯了主观主义错误，农民就不愿意养猪了，就没有生猪出口和市场肉类供应了，这就是领导上犯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犯有宗派主义，就不能团结六万万人民，而只能团结这一部分人，排斥那一部分人。前面说了，我们的基本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基本上确立起来了。只是在农业社、公私合营里面还有一些遗留问题尚需好好地解决外，就要花很大的力量去注意解决分配当中的问题。说社干贪污，什么贪污呢？多数是想自己多分一点或暂时多分一点，要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不能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这样可以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高高兴兴，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而努力！也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如果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严重错误，搞得一部分人不高兴或党内的团结不那么好。情绪不那么高，那就损害了经济基础。 （二）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北京讲过，你们也传达讨论过，我还是讲一下子。 上面讲了，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是有矛盾，这许多的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群众同领导关系的矛盾。更确切地讲，就是跟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矛盾。分配不公也好，学生不能升学也好，什么事情搞得不好都怪你们领导不好，如说“毛主席有偏心”，或者说“毛主席的政策好，）一到下面就走了样，下面干部搞得不好”。总之是骂领导不好。的确，我们领导上确实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有些问题处理得不尽合理，分配不公，总是有错误，那还不使问题、矛盾更加深化和发生闹事？反之，如果领导不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处理得好，就可以团结一致过日子，努力生产。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完全可以统一的，因为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所以，归根到底，人民内部的矛盾表现为人民群众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矛盾。即使领导上没有错，而是人民思想上的错误，那你这个领导没有官僚主义，你就可以向人民讲清楚，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矛盾也可以调和起来。 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正确方法，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不是把矛盾挑起来，使之紧张化，在人民内部造成紧张局势。我们在“土改”中，通过发动农民诉苦、挖穷根来激发农民跟地主的阶级仇恨，打倒地主阶级。在抗美援朝、肃反中也是造成紧张局势。因为这是敌我矛盾、敌对阶级的矛盾、对抗性的矛盾。可是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就绝对不容许这样做，应该使矛盾缓和，不能故意使它紧张起来。当然还是要批评斗争，一点点小小的紧张是必要的，不然，你坐在汽车上，就要被拖下来。因此，前面后面各一个团结很要紧，没有前面一个团结后面一个团结，只有紧张，势必造成错误。 这个方法也就是小民主的方法，只有在某种情况下迫不得已，才可以采取一下大民主的方法。因为对待顽固的官僚主义分子小民主反正不解决问题，来一个大民主也不是不可以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不是不可能有大民主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允许有小民主，就势必来一个大民主，如果要避免大民主，那你就必须充分采用小民主的方法及时地解决问题。波、匈全国性的大民主，就是因为缺乏小民主的原故。 我这一路来，听了一些人民群众闹事的问题，研究了一下有这样几个问题； 现在几乎全国所有的闹事都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利益，至于带有政治目的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恐怕不容易发生。人民群众当中有不少政治思想问题，只要我们能够及时地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来解决群众中的政治思想问题，群众是不会起来闹政治性的事件的。现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普遍在喊，可是有点不结合实际的教条主义，不是先研究了群众思想，然后如何解决问题，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是教条主义地讲社会发展史猴子变人。所以他们感到政治思想教育枯燥无味，不能解决问题。前天跟学生谈话中，他们提出了不少问题，一部分是切身经济利益问题，一部分是政治思想问题，有的学生就说：我到学校五年了，从来教育局：领导机关没有来过人征求我们的意见，或者征求了也不解决。工厂里面也是如此。我一找学生、工人谈话，要他们提问题提意见时，总是提不完，站起来讲不下去，可想而知积累的问题不少。因此，我建议省委、市委及各个部门每年专门集中地向他们征求两次意见，让人家把所有的问题提出来，无非是提出几百条几千条，归纳起来也就是那么几类问题，还是有头绪的。征求了意见后，能够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就加以交代、解释清楚、答复人家。看这样好不好？不然有意见没地方提，问题积累在那里，总有一天火山爆发，大民主就来了。每年征求一次意见，答复一次，你们考虑一下这个办法怎么样？ 反革命分子少数还是有，但目前反革命起来闹事只能利用群众中的经济切身利益问题或政治思想问题来鼓动群众闹事，而且要用反革命纲领、反革命口号来领导群众闹事，他还不能拿出来的，他拿出来的只能是群众当中经济切身利益的要求或政治思想问题。群众当中的要求大部分是正确的、合理的、可以实现的，只有一小部分不正确、不合理、不能实现，这一小部分经过向群众解释以后，群众也不坚持的。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学龄儿童要求入学以及中小学毕业生要求升学的问题，你说这个要求不合理？这是合理的，问题是做不到，做得到的只有那么一部分。那些做不到的不愿意下农村种地的，他们说：“种地丢人、没出息、没前途，是浪费”，有个女同学写信给我说“我这个年青白嫩姑娘怎么能下乡挑粪呢？”我把底子一翻、道理一讲，他们也不坚持了，没有一个人起来打我嘛！当然下乡去问题还是有，不想下农村还有的，但他们也不坚持。要求合理或者合理办不到，把账一摆、把底子翻给他听，说下乡当干部不好，老老实实种地好，至少种三、五年地后，再当干部，将来我们提拔干部，提拔基层干部就要提那些有文化又直接搞过几年生产和群众关系又好的。所以，现在要×万中学毕业生下乡种地，对我们很重要，宁愿慢一点让他们当干部，将来对我们干部队伍有很大的好处。所以不要怕向群众解释，做得到就做得到，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合理就是合理，不合理就是不合理，不要含含糊糊，怕跟群众讲话，好象理亏似的。 群众起来闹事，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先是说闲话，乱七八糟讲，自由主义；然后就正式提意见或派代表交涉；如达不到目的就开会，向北京告状，向人民日报写信、出墙报；再达不到目的最后就大民主、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我们的官僚主义就是不注意小民主经过了这么几个阶段还不理睬，非等到大民主来了才不得不做工作解决问题。我看闲话是最好解决问题的阶段，不要怕闲话，让他们讲，不要批评、责备、禁止讲闲话，它就是社会舆论嘛！那怕人家讲得不对，甚至就是反革命谣言，都不要去禁止，让它去讲，从各种舆论、谣言中去发现群众中的切身经济利益的要求与政治思想问题以及领导上的错误，去发现反革命分子，你就好分别处理。对讲闲话也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发火，批评、指责、禁止闲话，我看这不好，这种办法造成的损失大得很，以后就听不到了。当然也不是要去鼓励人家讲闲话。另一条路线是注意听人家讲闲话，听了就分析是与非，对的应该接受改进，错的也应该注意。说闲话说不垮我们的事业的，闲话多是开始闹事的头一个苗头，你就要注意，不注意他就要正式提意见，再不注意他就要写信告状，最后就罢工，罢课、游行示威。 闹事的原因一般不外乎这样几条：说话不算数，许了空头愿，结果不兑现。招兵买马的时候，千个技工学校与一个技术学校，一字之差，培养出来的人一个当工人，一个当干部，听的糊里糊涂，讲的也故意讲错，同时答应人家说我这个学校如何如何好，很多闹事是由于这样来的。为什么说那么好呢？当有十分好你只能说七、八分好，故意夸大好处来骗人更不行，困难就要说够，有十分就硬要说十分。当然夸大困难也不行。另外一些原因就是一脚踢开不讲清楚，厚此薄彼，待遇不公平，正确的意见和要求得不到合理、及时的解决。所有这些都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而产生的，如果领导上没有官僚主义，这类问题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就很快地得到解决。命令主义、尾巴主义都是官僚主义。尾巴主义就是投合人民的心理，群众的要求不管合理不合理，办得到办不到，许一些空头愿，这还不是尾巴主义？事情弄起来以后，就采取压制的办法，硬压、软压开斗争会、动员家属等，汉口一个汽车配件厂几十个工人闹事，领导上就召开整个厂子几百人的大会，把那几十个人压下去了。湘潭×××所属的一个技工学校闹事，开始也是尾巴主义，不敢斩钉截铁地讲话，后来逮捕了人压下去了，硬压软压都有。这样压制问题并不能解决的，压得人家的问题更严重，人家永远也记得的，伤了心。你领导上的错误就不检讨，人家怎么会服气呢？毛主席说；“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方针，要把这一方针推广到全国六亿人民中去，这就是说，对待普通工人和农民的问题，要和对待我们的同志与干部一样，是谁的错就是谁的错，你错了我要说服教育你，我错了我就要改进，领导上不承认错误，人家不会服的，二十年、三十年以后还要找你算账的，今天的工人、农民，明天也可能当干部。所以，群众里面的是非要分清，领导上的罗非也要分清，这样才公道。现在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当中有很多困难，也就是人民内部有很多困难。同时我们国家、机关、工厂、学校也有很多困难。我们国家采取的态度是：凡属进了机关、工厂、学校的，进来了，就不开除、不辞退，有了工作就不会失业。这样的制度只有我们国家才有，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资本主义国家更没有。匈牙利一／下就开除了十五万人嘛！原来我们研究的时候，到底实行一个什么制度呢？是照外国那样不需要的时候就开除、辞退呢？还是照现在这样，进来了有工作当然不辞退，没有工作也不辞退呢？如果实行不辞退的制度，是不是可以这样要求：国家要求工人、职员在必要时要做更困难、待过更低的工作呢？如果说大家都只做好事不做差一点的事，也不开除的话，那就是社会主义也难办，办不到。因此，这个问题要向所有的工人、职工讲清楚，国家包下来，不辞退，不开除，但在必要时，好事干完了，还要干一点困难一点、待遇更低一点的事情，、否则，那就要破坏了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对所有的人都统筹安排，对鳏寡孤独、乞丐、抢的、偷的安排了，地主、资本家也安排了，反革命也安排了，只要没有判处死刑的人都给了一个生活出路，那有对工人、职工、不能升学的中学毕业生不安排的？问题是国家有好事安排一点好事，没有好事困难一点的事情也要去做。这些事情，如果向群众讲清楚，多说几次，群众是会同意的。问题是好事情都被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作了，差点的事情让人家做，这样人家就有话说了。××工厂将百多工人调到手工业合作社去工作，其中就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青年团员，也没有一个他们的老婆，这样人家就有话说了，不好办事的。这也是一个分配问题，应该有几个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去比较好。 要扩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生活，经常解决一些问题，一年中集中起来搞它一两次提意见、要求，解决问题。但无论如何总有一些地方照顾不到的，官僚主义总还会有的，因此群众闹事总会有的。要不就是群众思想不通想错了，要不就是反革命挑起来了。闹起来了又怎么办？闹起来以后，如果是领导上的错误，就改正错误，如果是合理的要求、应该答应的要求就答应，不是合理的要求，就是闹起来了，也不能答应。没有讲清的问题要讲清，应该征求意见而没有征求意见就征求意见。领导处理问题时，有一类问题不要征求群众同意就可以指挥的，如一个工人由这个车间调到那一个车间，还有一类问题必须经过群众的同意，如把工人从飞机厂调到手工业合作社，上海调湖南，调出工厂、调出本地这类问题关系人家一家人的生活，不能行政命令，要经过群众同意、签订合同。这些问题在党内可以不同一点，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的，但一般工人不行的。××厂把一百多人赶出工厂，那样做错了，还是要弄回来，再进行动员说服，加一点党、团员、家属进去，人家还是可以同意的，下乡种地总比当兵、打仗拚命的事情好一点嘛。下乡种地不要命，要命的事情我们还能动员人家去，我们应该相信自己有道理说服人家的，翻开底子，不照我的办，你们怎么办？可以以理服人的，劳动人民，工人、农民，是没有成见的，它跟敌对阶级不一样。常常我们一些领导同志对关系他们命运的问题轻率处理，不认真讲清道理。那还不闹事？闹事是好还是坏呢？毛主席说了，也好也不好，不要草率收兵，不要轻易开除人。闹事当中，我们的党、团员怎么办？党、团员平常代表群众的正确要求说话，对群众中不正当的要求要教育解释，看到群众非闹不可的时候，我们党，团员是不是参加了我说应该参加，应该一部分或全部党、团员参加，群众一上马路，党团员也一定要上马路，以便在闹事当中掌握领导，否则被坏分子掌握了领导就更乱了。党、团员要掌握领导，就不能为官僚主义行为作辩护，不要为上级机关的错误作辩护，越辩护就越糟糕，就掌握不了领导。 （三）上下级关系问题 我们党的下级组织、下级机关对上级组织、上级机关，第一条不要闹分散主义、独立王国；第二条对上级组织的决议案如不适合当地情况，就应该要求改变，不要求改变反而不好，不要明知不对，行不通的勉强执行，造成损失，要求改变，就是说要顶一下，顶回去，应该顶，不项不好，顶就好。恐怕你们对下面也应该这样讲，要鼓励人家顶，顶一下有好处。顶一下，也可能顶对顶错，顶对了很好，顶错了承认错误嘛，一顶就有危险，就有争论，因为对党、对人民负责任，就不要怕批评、怕受处分，好汉作事好汉当，应当是这样一个态度。否则，你就不要革命、不要参加共产党、不要当领导。当共产党员可以不要命的，自己做的事情错了受处分也甘心，不冤枉我。怕批评、怕受处分，应该做的事情不做，应该顶的不顶，我看这样的态度是不好的。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既不要越权，也不要失职。否则，条条办事情，块块不调整，还要你这个块块干什么？中央的各个条条有很多规定，个别机关的个别规定规定得不合理，或者不适合你这个地区的情况，行不通，属于地方性质、范围之内的，当地党委有权作决定改变。有些可以先斩后奏，或者边斩边奏，有些可以先奏后斩、还有斩而不奏的可以分别不同情况处理。现在对上怪条条，对下又强调条条这是不对的。条条块块的矛盾是领导集团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矛盾总会有的，现在是条条块块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起作用，条条是垂直往下插的，一定要插的，要插就不要听其乱插，所以你这个地方党委就要顶一下，不要插乱了，要起调整条条的作用，否则，就是未尽职责。 （四）基本建设中的赶工问题（略） （五）关于群众路线的几个具体问题 群众线路问题中央作了多次的阐述了，你们要我讲，我就讲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城市工矿、企业、机关宿舍问题。 城市工人、职工、干部都说宿舍不够，我们也作过自我批评。我到过几个工厂看过宿舍，宿舍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看不是集体宿舍、单身宿舍少了，而是家属宿舍问题。集体宿舍除开一些小的公司和公私合营小厂子的问题尚未解决外，大的工厂、矿山、企业集体宿舍是有多，当住八人的只住六人，当住六人的只住四人。家属宿舍不够，结婚、接老婆、家属进城房子不够，现在家属宿舍盖了不少，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盖越紧张，问题越大，例如郑州纱厂里四千工人，盖了六百多人的家属宿舍，家属宿舍等于厂房所占的面积，将近七分之一的家属宿舍解决了，收的房租很少，管理不好，水电等项费用厂里每年要贴几万元，还在那里喊房子问题。我问他们厂长，如果四千人的家属宿舍都建起来，需要多少资金，钱从那里来？现在每年贴这么多钱，全盖起来后，又贴多少，你愿不愿意贴？其他工厂也是如此，所有各式各样的人都搬家属，都要盖房子，都要贴钱，而且少盖少贴，多盖多贴。你们算算账，还要盖多少房子？要投多少资？要盖多久？要贴多少钱了从一个机关，一个工厂到一个省，到全国又需要多少了这个账可以算出来的，把这个账算出来以后，告诉大家到底还是要盖家属宿舍呢？还是要五年计划？我看现在应该要提出这个问题了，全民所有制嘛！大家的事情大家讨论决定，把家属都接进城里来，从历史上考察考察看怎么样，中国一千年以前的唐朝时候有一首诗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我看应该把这首诗在报纸上登一下，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上登了夫妻三年各处一方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是这样登了的嘛？自古以来就是那样的，不信再看国民党统治的时代。这只有七、八年以前，大家还记得的，什么样的人搬家属进城呢？大概一个县政府只有一个县太爷可以带家眷的，科长是带不了的，省政府厅长可以带，处长带的不多，科长就不行，部队里面团长可能带，营、连长不能带的，教员中间中学教员不能带，大资本家可能带，小资本家也带不了的，店员更不用说，每年过年时轮流回去十天半月，如果不是贪污，靠工资养活不了老婆孩子的。我们革命胜利才七、八年，就想从工人、职工到科员干事所有的家属都搬进城来。这怎么成呢？况且我们已经盖了这么多的家属房子，这是史无前例的，为什么还要骂人呢？当然将来会要解决的，那是将来嘛！这是一个题目，诸你们研究一下。 年老的人要搞退休制度，凡是在城里面没有工作的人、养老的人，残废军人、荣誉军人等这些人，如何能使他们下乡过生活，工人养老有百分之五十的工资的话，拿到农村和在城市工作时生活一样，你们试试这个办法，这样对三方面有利；一方面对国家有利，房子空出来了，工资减少了一半，另一方面，对本人也有利，生活节省一半，少花钱，再一方面，对农民也有利，一个乡住上十个退休的人，每人每月五十元，一年六百元，十人就六千元，他们要在乡下用的，这笔钱就由农民赚了。你们把这个账算给农民听，他们会欢迎这些人下乡的。我们在西柏坡住的时候，打游击的时候，农民看到我们占用了他们的房子还不太高兴，一等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又感到失去了很多好处了。所以家属留在乡下过生活，城里人赚钱乡里面消费对国家对自己对农村农民都有好处。家属一进城什么问题都来了，住的问题、学习问题、托儿所、理发、澡堂，商店都要增加，要解决又解决不了，不解决大家思想又不通，看怎么办？是否宿舍加收一点房租，至少使它不贴本，最好还有一部分折旧。现在工厂里面的干部不交房租的，所以不能发动工人交，厂里看到省政府、市政府的干部也不交的，就要顶，一直顶到北京，把房租顶高一点，房租不能超过工资的百分之五。这个规定恐怕不妥当。 第二、学生问题。 现在有许多学龄儿童不能进学校，有很多初小、高小、初中、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学，包括在座的同志们的儿女在内，可能你们走后门打交道送进去。这样做不行的，将来学生起来闹事，你们还要接回来，而且要作检讨的。许多的教员教了一辈子书，自己的儿子还不能入学或升学。是不是可以想办法自己出钱组织办学呢？读一点书比不读好，多读比少读好嘛！学校一种是国家办；另一种是集体办，不要国家拿钱，工会、工厂、机关福利费不开支，由工人、职员、干部中自已有儿女读书的人出钱，工会来组织聘请教员，校长，采取民办的方式，民办小学，民办中学，没有办学的房手，就动员一些家属回去或挤一挤，房子就有了，大家一想办法就出来了，问题是要走群众路线；第三种是私人办学，个体办，一个人请一个先生教，或者有一个先生自己开办私塾，第四种，就是组织互助学习小组，不要求正规的，能够办好一点就力求办好一点，不要鼓励落后就行了。 第三、城市建设问题。 邯郸一个新建的峰峰煤矿，没有马路、电影院、澡堂、理发馆、商店等等，说没有钱办，两只手伸着问市委要，市委就向中央要，郑州纱厂也是一样。我跟他们说，问上面要钱办这类事情，一个钱也没有，一个煤矿八级井下工人每月工资二百四十多元，十五、六岁的纱厂女工工资也是五、六十元，厂矿那样阔气，你们为什么没有钱？这都是为工人服务的嘛？工人就自己拿钱办嘛！召开一个大会，每人凑两天工资就搞起来了。市政建设的经费到底从那里来呢？当然大的市政建设如自来水、大电站、大的下水道等要国家投资，那些小的商店、电影院、澡堂、理发店等国家预算无论如何也列不上的。因此，市委也不能给钱，应由市民出钱，是为他们服务的嘛！基本上、原则上应该是这样。如果要市委办这些事情，那就收点税、加点房租，每人每月抽它一毛钱，一年就可以抽多少。中央规定把房地产税列入了国家计划，那就不叫房地产税也可以，横坚工人出钱就行了。 第四、旺季与淡季的问题。 长沙市手工业一到旺季就赶工，粗制滥造，质量不好；一到淡季就窝工，要求商业部门增加收购。我看商业部门能够收购更好，实在不能收购的话，还有办法的，淡季时发一半工资，旺季就赚回来了，旺季时留下一点钱，放在淡季里面去吃。这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自己不想办法呢？我们同志们就不知道走群众路线，在群众里面商量想办法，只知道两手伸着向上面要。要就是恩赐，要就命令主义，没有一个群众路线！ 第五、动工俭学。 周总理过去到法国留学时，勤工俭学，一方面做工，一方面学习。邓小平同志在法国做了五年工的。现在的大学生、中学生中是否也可以提倡一下勤工俭学，一方面改善生活自己搞点学费，另一方面也是劳动教育。那种认为做工就是丢人的空气要变过来，劳动不但是不丢人，而且是光荣的事，现在的中学生每人每期扣多少洗衣费、多少理发费，有些贫苦学生有意见的，是不是可以不扣了，洗衣、理发组织起来自己干，女学生也可以绣绣花、缝缝、补补、打打毛衣，赚一点钱，使它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特别是组织一些穷苦学生千这些事情。河南的学生自己上山打柴做饭吃。我有一个侄子在北京读书一年做了几十个劳动日，尽是利用寒暑假做的，可是一进学校就不干了，原因是怕丢人。这丢什么人呢？这种良好的风气自古以来就有的，唐朝李密把书挂在牛角上，边看牛边读书，后来当了宰相。勤工俭学过去有宰相，现在有周总理，有河南的学生。 青年团信阳地委召开学校青年团的干部会议，反映了学校团支部的官僚主义情况：学生找老师事先叩门经过老师同意后，就进去行一个脱帽礼，团支部也这样学，要进办公室的团员叩门、报告，一套架子，因此，青年团的干部就脱离了群众，学了官僚主义了。会议上说服了两天，要他们取消团支部办公室和学生搞“三同”（同睡、同吃、同活动），思想还不适，后来找他们谈话以后，思想搞通了，结果回去搞了一个“四同”（同吃、同睡、同活动、同学习）。这种情况，不仅汉阳有，汉口也如此。不知道你们学校中有没有了团的干部在学校里面培养人家当官僚就坏了。 有的工会干部抱怨自己是五等干部，要求提高等级。我看这个思想不好、不健康、是脱离群众的，应该搞下去一点，根本不要等，当平民。等级制度是贵族搞的，什么“公、侯、伯、子、男”，等级制度现在有点萌芽。现在很多地方住房子，坐椅子都分等级，死了还有等级，北京人民公墓葬坟什么样的干部葬在那一等、多少面积，都有规定。当然这个问题没有领导，说没有领导也不是，有人在那里规定这种制度的，不过是我们不知道就是。这种制度是从那里来的呢？北京有公馆，那个公馆是原来的国民党、军阀、官僚资产阶级盖的，现在把它拆掉也浪费了，没有公馆的就仿照北京的盖是不对的，难道我们以后就仿照国民党的办法，军阀，官僚资产阶级的办法盖很多公馆？这个问题是值得考虑的，已经盖起来了就算了，以后要从新设计的。几千万人问我们要宿舍，恐怕机关干部也是一样，住房子要改变制度，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上不能搞等级制度。越搞越深的，特别是对后代不好，悬殊太大不妙。我到莫斯科去，人家中央机关的部长也住在大楼上，没有盖公馆，间数多一点就是。不要搞公馆，你住在那里，人家总是不满的。这个思想要转变，不要使等级制度发展，发展是没有底的，以后要有新的办法。总的路线是；无论搞什么事情，都应该接近群众，联系群众，关心照顾群众，要走群众路线。还要靠群众自己来办，不要光问国家要恩赐。越恩赐越问题多，越闹事，凡是恩赐的，这个赐多了，那个赐少了，就有意见，凡是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办的，办好办坏，也不抱怨的。总起来讲，也就是群众路线的问题。 我在你们这里讲了一些，省委汇报时也讲了一些，听到什么事情有议论就发，这些话我要申明一句，不负任何责任。同时也没有任何权利，你们照我的意见做就做，不做就不做，如果照着做，做错了你们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