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少奇 -> 《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合集，1967年） 050） 六年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 （1948年8月） 一 绪论（一）历史行程的曲折性（略） （二）芦沟桥事变以后，中国的新形势，党的新任务与革命斗争的新形式（略） （三）党应采取那种形式的抗日武装斗争？那里是党的主要工作地区？（略） （四）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中行动路线的决定 在芦沟桥事变后，是要团结全民族战胜日寇，是要有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统一战线的领导责任问题。在历史上抵抗外族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可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也可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甚至封建阶级，奴隶主阶级也可以来领导的。历史上的这些事例，都可以找到。不论由那一个阶级来领导，不论参加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怎样，只要他能团结各阶层共同抵抗外族的压迫，实质上都还是民族统一战线。但是由于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领导成份不同，统一战线内部的结合关系不同，就决定统一战线结合的范围、程度与形式，抵抗外族压迫的政策与力量等等，而有各种不同，而这些不同点，也就要影响到“是否能够胜利的抵抗外族压迫？”这一结果，以及还要影响到在战胜外族敌人以后国家内部关系的组织。因此，在抵抗外族压迫的战争中，第一，必须要有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第二，还必须要看这个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成份是什么？内部结合的关系是怎样？然后才能了解这个统一战线的力量、它所实行的政策、以及它是否能胜利的抵抗外族、和在胜利以后又将建立怎样的国家？很明白，这后一个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注意或不清楚了解这后一个问题，就必然要作出绝大的错误。 很明白，在今天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是存着或存在过实质上有区别的两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型。 第一种，是以大资产阶级中之一派为直接领导的——在形式上是很不完备的，似乎是很难捉摸的一种很特殊的民族统一战线，这就是抗战以后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合作，就是蒋介石的“团结抗敌”。这种统一战线，在抗战初期中的阎锡山、程潜、廖磊、黄绍竑等人的地区，会经一时是发展到比较完备的形式的。在今天也还是全国性的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他们（大资产阶级）在口头上不承认统一战线的原则，不要共同纲领，拒绝与其他各党派实行平等的民主的合作。他们所要的是其他一切党派团体和阶层不论在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甚至在思想上都完全的绝对的服从他们，跟随在他们的后面去抗日，原则上不允许其他阶级有任何的独立性。并企图在抗战中消灭瓦解或削弱其他一切异己势力，严格镇压民众的革命运动。然而又由于他们的力量软弱，今天他们还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威胁他们最大的民族敌人。他们无力来同时对付国内的其他派别，并且还不能不和其他派别妥协，给以一定的权利和地位。这就是他们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和内容。 第二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现在的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敌后许多抗日根据地，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以三三制政权及其他平等的民主的形式团结所有各抗日阶层及党派团体共同抗日，实行照顾各阶层人民利益的和彻底战胜日寇的政策。但这种统一战线今天还只是地方的局部的，还不是全国的形式。 这两种统一战线，都是抗日的民族的统一战线，都在中国同时存在，也还没有最后闹到彼此不相容。但这两种统一战线不论在形式上、内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而这后一种统一战线，在胜利的抵抗外族压迫的斗争中是有极大的优越性的，也是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所要求的。因此，我们的方针：只要条件是允许的与可能的，我们就应该为建立这后一种比较优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或使前一种统一战线逐渐转变为后一种。在条件许可与可能的形势下，我们总不应该拒绝这样作。 因此，在中国抗战中存在着两种可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一种，是以大资产阶级为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在一定的条件（这种条件在一般意义上来讲，大资产阶级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之下去参加。第二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吸收其他抗日的阶层来参加。在全国范围内来讲，目前要求建立第二种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要求建立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共同领导的统一战线，至少目前也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建立第一种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只能这样作。但在局部范围内（大多数是敌后地区）来讲，建立第二种统一战线就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就应该这样作，只要我们在这样作了以后不致于引起全国范围的统一战线的根本破裂。这就是说，在抗战以后，我们应该独立自主的团结敌后一切抗日的势力和阶层，建立以自己为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政权军队等等在内），坚持敌后的抗战。这种敌后的统一战线应该包含在全国的统一战线之中，不与国民党及中央对抗，同时也不拒绝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抗日党派来参加。这就是我们在敌后应采取的关于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 二 抗战准备时期与抗战初期华北工作的经验（一）抗战准备时期华北工作的经验一九三五年冬天，中央决定我到华北去工作。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我到了天津。当时中央给我的任务，是指导华北党的工作，进行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新政策。此时党的“八一”宣言及“十二月决议”都发表了，但苏维埃区域和红军与全国各地还是完全隔绝的。 当时华北的情况是怎样呢？ 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本部进攻的急进。一九三五年发生了华北“事变”，何梅协定成立，在日本要求下，中央军从河北撤退，并成立了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最初这是日本侵占华北的代理机关），造成了华北的特殊化。华北处于危急之中，保卫华北保卫中国的任务非常迫切。 第二，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反日大示威运动以后，普及全国各大小城市中的学生反日运动，开始了全国性的革命运动的来潮。但是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仍然处于尖锐对抗的形势中，因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顿时成为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呼声。 第三，是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获得了各阶层人民的赞成，但党仍处于秘密状态中。国民党虽然继续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旧政策，继续进攻红军与捕杀共产党员，但亦处于极大的动摇之中。 总起来说，当时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全中国，亡国灭种的大视威胁全国各阶层的人民，共产党提出了团结全民族，挽救危亡的总方针，工人、农民、特别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化、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赞成抗日的方面，当权的大资产阶级亦处于极大的动摇之中。这就是当时情况的重要特点。 当时我们党在华北的组织情况又是怎样呢？ 从大革命失败以后，经过了九年的反动时期，到现在又有了新的民族革命的浪潮，我们的党在白区保存下来的还有些什么东西呢？这时我们不能不是很悲痛的回答说：我们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其他的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党的组织是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数十个中下级干部。而且在这些组织和干部中还统治着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种路线，是曾经使白区党的组织和工作破坏得很彻底的。 如果说在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全党的时间并不算很长，在遵义会议以后已经基本上纠正过来了的话，那么“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白区党的组织是很长的，是比较统治苏区及红军党的时间要更长的。在苏区及红军中党的组织还没有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的时候，在白区党的组织中早就被这种路线统治了。在苏区及红军党的组织中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在白区党的组织中这种路线还没有被克服。虽然在六次大会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以及在四中全会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白区党中作为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是被纠正过，但这种纠正是极不彻底的，在许多方面，（特别在思想体系及群众斗争策略与组织形式斗争形式等方面）是没有被彻底纠正过来的。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此时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内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退却防御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很明白，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执行，就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当时党内的一般状况。 在上述情况下，当时华北党的任务与工作方针是什么呢？我们是怎样根据情况来提出任务与决定方针呢？ 除开动员群众并动员各方面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当时全党的总口号）而斗争外，党在华北的任务：就是准备自己，并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为了要顺利的执行这个任务，就必须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包括当时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为了要联合一切可能的抗日势力进行抗日，并且有效的准备自己与准备群众，就必须首先肃清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必须根据当时已经开始了的（特别在学生知识界中）革命运动的来潮时期之具体情况，来提出适当的口号，适当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必须正确的配合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必须在青年中、军队中及一切群众中，进行布尔塞维克的顽强的工作，忍耐的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和口号。必须进行这一切，才能团结华北一切抗日势力准备抗日，并进而推动全国的团结和准备抗日。这就是我们在当时的任务与工作方针。 当时我们是按照这样的方针努力工作了的。 我们在华北以至全中国广泛的传布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以党中央委托北方局的名义发表了新的宣言，并以陶尚行的名义给了《自由评论》（国家社会党机关报）一封公开信，答复张东荪在《自由评论》上讨论共产党新政策的文章，这封信在《自由评论》上公开发表了，在党内党外均起了极大的作用，它创造了如何正确执行党的新政策的新方式，使党的新政策进入实际行动的新阶段。当时还出版了《华北烽火》等党的半公开的刊物，又利用当时平津上海等地许多左倾刊物，发表了我们所写的许多文章，这样就迅速将党的新政策广泛的传播出去了、并在社会上取得了极大的同情。为了进行统一战线，我们还进行了许多具体的联络工作，经过各方面的关系向各实力派及社会名流学者等进行许多具体的接洽，一般都得到了不坏的回答。我们还经过某方面的关系和当时南京国民党中央进行了某种非正式的接洽。 在群众中我们就经过各种方式号召群众为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斗争，使运动更深入更走上广大的规模。组织群众抵制日货、反对走私，进行政治的示威、游行、请愿、罢课及部分的政治经济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和投降分子与患恐日病者。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平津及其他各地学生救国会及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并由华北这些救国团体发起，在上海召集了全国各救国团体的代表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沉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等被选为理事。又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会。经过各界救国会、学生会、民先队等组织了几十个公开半公开的刊物，出版了许多小册子，并组织了许多宣传队、戏剧团、歌咏团、下乡工作队等。这些就是当时适合运动来潮时期之情况的群众的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 党的组织在当时一般还是秘密的。但当时群众的特别是学生文化界的救国活动，多少冲破了一些统治者的严格限制，许多救国团体都是半公开的存在，一部分刊物是在官厅登记出版的，另一部分刊物书籍则是没有登记的，亦可在许多地方公开发行。依照新的情况，使党的秘密工作与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活动需要给以重新配合。我们当时是大体正确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在许多组织中还是很不严格的），使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与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组织和工作，有清楚的划分及适当的联系，因此在这些活动中党的秘密组织的破坏还不大，使党的组织隐蔽在广大的群众中。而且在许多重要的城市及乡村中不大的发展了党的组织，还派了少数干部到香港、广州、上海、汉口、河南等地建立了一些党的组织。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则发展到全国各个城市，以至在巴黎东京等地都有他们的支部。他们总共有两万多队员，一般是青年学生中的积极分子。 要准备抗日战争，没有军队的参加是不可能的。我们当时为了争取华北的军队抗战，进行了艰苦而坚持的工作。这是由以下三种方式去进行的：（一）对上中层军官经过各种关系进行接洽与联络；（二）经过群众救国运动向军队进行了各种宣传鼓动——如直接向军队请愿献旗及欢迎慰劳等，有几次学生的游行示威，政府派了军队来镇压，用大刀、皮鞭、水龙来对待群众，但群众是用喊口号以及痛哭流涕的演说去鼓励军队，向军队喊出“用你们的大刀和子弹去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吧！”的口号。当军队开到北平街市上时，群众让开道路，夹道鼓掌欢迎，喊口号，并把传单送给军队，有些示威者被军队逮捕的，被捕者即向军队大讲其救国道理。这些行动取得军队深刻的同情，他们的士兵和军官都说：我们不抗日还要来打他们，实在是太无良心。（三）用各种形式在军队中进行了秘密的宣传组织工作，把许多公开半公开的刊物输送到军队中去。这些工作对于当时在华北的二十九军五十二军及宋哲元本人的转向抗日，是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当内蒙古的德王及李守信英王等在日寇指使下起来暴动反对中国政府的时候，我们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动员，援助中国政府及军队镇压了这些叛乱。在这里特别的援助了山西的阎锡山，傅作义等准备抗战的工作。 在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是坚决的主张和平解决的，并且在幼稚的党员中及左倾人士中进行了深入的忍耐的解释工作，说服了他们。 在进行上述这些工作之前，以及在工作过程中，我们在党内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斗争，来反对与肃清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党内的指导刊物《火线报》在这一年多之内出版了四五十期，开始就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文章，从原则上粉碎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篇文章取得了党内最大多数同志的赞成与拥护。在以后又在一切的具体工作与斗争中来彻底粉碎这种机会主义路线。 有一次北平的学生举行了郭青的“抬棺游行”（郭青是为爱国被捕死在狱中的学生），是少数先进分子的冒险行动，与学校当局发生了严重的对抗，他们不听学校当局的劝告，不接受学校当局向官厅交涉抚恤郭青及合法的追悼郭青的方式，而要非法的，秘密的、突然的推倒学校的墙壁，抬着郭青的棺材到马路上去游行。致被警察打得落花流水。这是足以陷自己于孤立的行动。我们当时具体的批评了这次行动的错误，并且责令我们的党员进行许多善后工作，向学校当局进行了解释及道歉等挽救了当时的危险形势。 六月十三日北平学生在天津学生游行示威之后，又举行了罢课与游行，并且提出了“长期罢课”的口号，强迫不愿罢课的学生罢课，反对他们读书，骂他们为落后分子。我们当时指出“长期罢课”的口号，及反对读书强迫罢课等，均属错误。当时学生游行罢课的行动是太多了，在一部分群众中引起了厌倦之心，在政府方面造成了镇压群众的口实，我们指出这种行动的危险性。并且责令党员设法说服群众，结束罢课，恢复学校的常态，因此就依然保持了群众的高度情绪与内部团结，并使政府无借口来镇压群众。但在这时候，上海浙江等地的群众救国运动，就因为罢课示威过多，与政府的压迫，引起了群众情绪的某些低落和组织上的缩小。 当时群众中提出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我们当时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一些研究之后，认为他们虽是日本培养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在全国救国运动高涨之情势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之可能。因此，我们就指出了这些口号的错误，而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从这些口号改变后，群众的救国活动取得了进一步合法的可能性。有一次游行的群众正遇着了宋哲元的汽车，学生即送一张传单给宋哲元，宋看传单上写着“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即含笑而去。宋哲元并要群众到北平后门的景山集合，他派了北平的市长秦德纯来向群众讲话，在景山集合时，数万群众唱出了同一的救国歌声。 在党内肃清“左”倾路线的斗争中，大大的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水平及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也就逐步的巩固了运动的来潮，使广大的群众团结在救国会民先队的周围。北平的国民党教授及其他国民党员为了分裂北平学生运动的目的而成立北平学生会（新学联）时，只有极少数的分子参加。在肃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党内只有个别的分子不赞成，采取两面派的办法来反对。 以上就是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所进行的主要工作。 在进行了这些工作之后，我们又获得了什么成绩呢？ 在进行了这些工作之后，华北的党不论在政治上，组织上及统一战线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与成功。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都提高了、华北各地方党的组织基本上恢复了，平津两市党的组织与工作，则是大大加强了，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及华中华南若干的组织，华北总共有五千多党员。民先队在平津两市有三千多队员（全国二万多队员），平津学生会差不多所有的大学及中学都加入了。各方面畏惧与仇视共产党的心理大大减少，许多方面都愿意与党接洽及来往了，在军队中的影响和组织，也有很多的发展。党是深入在群众中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这些成绩，是内战时期党在白区工作中空前未有过的成绩。这是一方面由于当时运动来潮的影响，另方面是由于在华北党内克服了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正确执行党中央路线的结果。 这些成绩，都造成后来党与八路军在华北抗战中比较顺利的工作条件与发展条件。 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有什么缺点呢？ 在这个时期内我们工作中最大的缺点，就是在工人群众中的工作非常薄弱。除开在唐山及个别的铁路与工厂中有很小的组织外，在许多企业中是没有什么组织的。党的新政策在工人中的影响亦很少。当时在学生群众中的救国运动，一般还没有发展到广大的工人群众中来，还没有稍为广大的工人群众起来参加救国运动。这是由于：（一）当时的政府及工厂对工人群众的压迫与限制是特别严重的，（二）从很久以来，党在工人中的组织，就受到无数次的破坏，在一九三六年的夏天，还有一次相当的大破坏，企业中的党员及与党接近的工人共有五十多人被捕。无数次的破坏，使党与工人阶级的组织联系几乎完全断绝，而党内能作职工运动的干部亦几乎完全没有保存下来，使党必须重新训练干部才能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去工作。（三）当时党的领导机关特别是各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对工人中的工作亦是注意得不够的，没有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派遣必要的干部到工人中去刻苦工作。这就是党在工人阶级中工作特别薄弱的原因。 其次就是中央对过去白区工作中党的领导上的“左”倾路线，还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在党内公布，因此就使得当时克服“左”倾路线的斗争遇到了困难，并在党内发生了纠纷。为了要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就不能不彻底粉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左”倾路线，然而又不能明白的在党内公布过去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当着有不少的同志明白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要求答复的时候，而我们的答复还不能不是含糊的。这就给了当时个别留恋“左”倾路线的负责者以间隙，使他们乘着这个间隙来组织反对当时正确领导的斗争。也正在此时我给了中央一封信，论过去白区工作中党的领导问题，要求中央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结论在党内公布，以解决当时我们在工作中的困难，但是当时中央是没有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困难的（这个困难非有中央的帮助，是不能解决的）。恰在不久以后，中央就召集白区党代表会议（一九三七年五月和苏区党代表会一起召集的），我和华北的代表来到延安开会，就在这时候，反对者在党内，在代表中，暗中进行了许多反对领导的组织工作，他们并和延安的某些同志结合起来，因此就影响后来白区党代表会议中不了解内幕的一部分代表和他们在一起非常坚持的拥护历史上白区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企图否定当时华北党的正确领导路线。因而使得这个白区党代表会议的结果是不好的，困难不独是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虽在不久以后抗战就发生了，华北的工作条件，工作任务，完全改变了，但是这个白区工作会议所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是到很久以后还没有最后消除的。这也成为当时华北党的工作中一个严重的缺点。 这就是我们在工作中的成绩与缺点。 这就是抗战准备时期党在华北工作中的基本经验。 （二）抗战初期华北工作的经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的时候，我们还在延安，华北各地方党的负责同志虽立即回到原地去了，但我们就一直没有能到达北平，只能到达山西的太原。因此，在事变中，党的方针和口号，只能用电报向平津传达、而且大部未能实现。但此时党的方针和口号是正确的，在经验上有其一定意义。 中日军队在卢沟桥冲突的事变发生以后，党中央就估计日寇要占领平津。平津危急。如是就提出了“为保卫平津而流最后一滴血！”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号召群众与军队紧急行动。并令我们的同志向平津军政当局进行接洽，商讨如何共同保卫平津的问题。我们提议建立“城防委员会”作为保卫平津的领导机关，我们并且准备参加这个委员会。 不久日寇即实行武装占领平津，宋哲元及共二十九军与天津的保安队在实行英勇的抵抗之后，平津被日军占领。但当时中国军队大批向平津增援，数十万中国军队集中于平津附近，有向平津（特别是北平）反攻，收复平津之可能。日寇也大举向平津增兵。这时我们的口号，就是“为收复平津而流最后一滴血！”并且向平津党发出了这样的指示：立即准备武装斗争与武装起义，配合反攻平津的中国的军事行动，收复平津。但同时我们又指出：这种武装起义的时机，是在中国反攻平津的军事行动决定胜负的紧急关头及日军败退的时机，才有可能。才有胜利的希望。在其他的时机在平津进行武装斗争与武装起义是不能允许的；因为收复平津的主力，是在平津城外向平津反攻的中国军队，我们和群众在平津的组织与武装力量，是微弱的，是不能战胜日寇的，是只有配合作用的。 后来中国军队并没有向平津反攻，平津的武装起义也没有举行。 这时华北及全国抗战的形式，还没有确定。根据过去“一二八”抗战，冀东抗战及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的经验，可能再来一个什么停战协定，事情还有妥协的可能。这时我们的方针是采取一切办法推动全国抗战。力主向平津反攻，收复平津，反对丧权辱国的和平妥协。 因为平津被日寇占领，我们的领导机关及许多党员和抗日分子已经不能在平津立足。我们就决定：凡属不能在平津立足的党员和抗日分子都撒出平津，党的领导机关亦撤退到太原，并且应该迅速坚决的撤退。退出平津的人，大部分应到太原来分配工作。不能到太原者，即退到冀东或平津城外的乡村，设法拿起枪来打游击，但在这种撤退过程中，发生了以下的问题： （一）有个别的负责同志在平津反对撤退。利用在撤退时某些人中的慌乱现象在党内党外提出了“反对逃跑”的口号。他们命令平津党员及群众团体的某些负责人留在平津，因而部分的延迟了这种撤退的行动。虽然没有因此造成损失，但这些同志的意见与行动，无疑是错误的。他们不知道；此时党的责任，不是什么“反对逃跑”，而是如何组织逃跑（如果逃跑二字不好听，就用撤退二字），使那些应该逃跑的人跑得更快更有秩序。如果在此时反对逃跑，党又不去组织撤退，那只是帮助敌人。除此以外，再无其他意义。 （二）当着平津大批党员和学生撤退到山东济南的时候，北平党的学生运动委员会也到了济南，关于以后的行动在学委中发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以蒋南翔同志为首，主张再向南京及武汉撤退。理由是“全国范围的工作要紧”。另一些同志的意见，就主张留在华北工作，到太原北方局去分配工作。这两种意见争论不决，他们就在济南停留了很久，当时我们立即用电报，写信并派人到济南告诉他们，要他们迅速率领全部流亡学生到太原来分配工作，因为当时北方局正有很多工作等着他们来分配。但他们争论仍然继续，反对者仍不放弃他们的意见，最后蒋南翔等就率领大部分学生自由行动到南京，其余一部分学生到太原，另一部分留在山东工作。 日寇占领平津后不久，即大举向中国内地进攻，全国抗战的形势也已经确定，收复平津的可能性暂时丧失，国共合作亦宣布成立，共产党已有半公开及公开的合法地位。在这时候我们就决定了如下的方针。 甲、党在平津的组织转入长期的秘密工作，应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保存与积聚力量，以等待和准备将来反攻时期收复平津的行动。而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援助平津附近乡村中的反日游击战争，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干部人员除必要留在平津者外，应退到乡村组织游击队打游击。 乙、在冀东（这里是早几年前就被日寇占领并划为特别区的地方），是准备迅速发动反日的武装起义，配合全国的抗战，并在冀东坚持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我们冀东的同志在上述方针下当八路军宋时轮支队进入冀东行动时，是英勇的发动了冀东人民的大起义。这是一次很值得研究的人民反日大起义。我们的同志在起义前作了很好的工作，那里的国民党组织及伪政权下差不多全部的保安队（七八个旅），县政府的武装，开滦矿山的工人，农民及许多地主资本家，都联合起来参加了起义。是真正的发动了几十万群众来进行反对日寇汉奸的武装斗争，并在起义后立即组织了联合的领导起义的政权与军事指挥机关。然而这一次起义在不久以后即遭遇到敌人很严重的进攻，受到严重的挫折。只有到后来才又用了很多的办法，方把冀东游击战争组织起来。 冀东人民的起义为什么受到严重的挫折呢？原因如下：一，是因为敌人对起义的人民很快就实行了严重的进攻；二，是当时进入冀东行动配合起义的八路军主力支队在宋时轮指挥下违反上级命令很迅速的退出了冀东，并指挥刚刚起义还没有组织好的人民武装与群众（一共六七万人）也一齐向冀察晋撤退，因而在长途行军中及敌人的打击下大部瓦解，三，是冀东同志在起义之前虽有很好的组织工作，但是对于在起义后如何坚持斗争的准备是不够的。他们在起义后组织与指挥武装的能力和经验，还是不够的。他们有倚赖八路军主力的心理，在主力退出冀东时，他们就失去了坚持的信心。 这就是冀东起义随即受到严重挫折的原因。 丙、在华北其他地区（我军的后方）党的方针，是动员群众，并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战，援助前线抗战，同时准备独立自主的进行游击战争（因为华北一切地方都有失守可能，在失守以后即进行反日游击战争）。在这些地区此时主要的群众组织形式，是各地战争动员委员会（有一些地方是救国会）。这种动员委员会，有许多地方是政府与军队都有代表参加的，另外一些地方就只是群众的组织形式。它是战争动员机关，是团结群众，参加与援助抗战的机关、也是游击战争的准备机关、组织机关和领导机关，最后有许多地方的动员委员会，因为原来的政府走了，就过渡到政权机关。这种动员委员会的形式，在华北抗战中是会经发生过这些演变与重要作用的。 丁、在华北没有失守的许多城市，矿山，工业区及铁路的工人职员中，我们决定了短期工作布置。我们估计这些城市、工业和铁路，不久就会被敌人控制的。如果能迁移者，迅速迁移，不能迁移，在抗战中又有必要者，除开努力生产外，就是大胆进行经济政治斗争，准备和组织在失守以后工人职员的行动。我们号召工人职员在敌人到来时组织工人游击队打游击，或回到乡村去领导农民打游击。要他们把家属送到乡下，自己组织工人自卫队。或者分别回到自己家乡去组织游击队，当时国民党当局及工人中的特务分子还是不允许工人组织自由的。我们也不管他们，要积极的工人大胆活动，如因此而失去工作，或暴露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亦不要紧。因为他们的工作在不久敌人到后横直是要失掉的，所以不要怕开除、失业。在这种方针下，我们在城市，工业区及铁路上组织了数千人的工人游击队，虽然成绩还不算大。 以上就是我们在太原失守以前，行动路线的决定。 战争激烈的进行着。到十月间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太原就危急了。当时我们提出了保卫太原的口号。我们是怎样提出这个口号的呢？是这样提出的：一，保卫太原。二，太原是最后保不住的。因此，还要准备在太原失守以后继续进行斗争的一切工作。三，太原保不住，又为什么要保卫太原呢？这只是为了争取时间，为了消耗敌人，为了使我们有更多时间来准备太原失守后的游击战争，为了发扬我们民族的正气与英勇精神，因此，太原虽保不住也要尽一切努力来保卫它一个时候，而并不是死守。四，我们不在太原保卫太原。我们只能以动员群众组织游击队在太原周围及敌后打游击牵制敌人的方式来保卫太原。因为当时我们并无重兵来扼守太原，只有国民党才有这种兵力。这就是我们在保卫太原这个问题上的方针。 我们这样提出保卫太原的口号，有个别负责同志是不了解的，他们表示不同意这个方针，因此发生了一些争论。他们认为“不能说太原保不住”。他们认为：“既说太原保不住，要准备太原失守以后的事，又说要保卫太原，这是不合逻辑的，说不通的，事情也是不好办的。”他们认为：即使估计将来太原真守不住，也不能向群众说明。因为如向群众说明太原是“守不住的”就会要动摇群众的情绪，使群众丧气，不能鼓励群众保卫太原的热情。并且还不能说“我们不在太原保卫太原”。 很明白，这些同志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说保卫一个保不住的太原。照形式逻辑来说，当然是不合法则的。但我们如果注意到真实事情的发展，如果按照辩证逻辑来说，那就是说得通的，符合客观真理的，事情也是好办的。我们的理论，只能是客观真理，只能是唯物的。客观上这类的事情很多。这和很多高级军官在进行没有胜利希望的战斗之前，准备退路，是同一样的事实。这和工人们在进行没有胜利把握的、反对资本家进攻的罢工斗争之前，就准备罢工的失败，作为退兵之一战的事实，也是相同的，稍为有思想的劳动者（只要他没有形式逻辑）都是懂这种逻辑的，都能办这种事的，我们还告诉这些同志说：向群众说明太原保不住，固然可能引起群众某种灰心丧气的情绪，但如果这是不久就要实现的真理，那我们只有告诉群众以真理，使群众在精神上早就有所准备。否则，我们今天说太原保得住，明天太原又失守，那群众更会灰心丧气的。共产党永远不怕真理，永远不怕告诉群众以真理。即使这样作对我们有暂时的不利，也必须这样作。这是共产党固有的作风。否则就只有欺骗群众。或者根本不提保卫太原的口号。 在抗战之初，我们就估计到在华北有全部沦陷的危险，我们就计划到华北全部沦陷之后，我们将要怎样行动？我们估计国民党军队会大部退出华北，华北的旧政权以及国民党部也会要退走，而人民是无法退走的，我们八路军也是无法退却的。那时坚持华北抗战的责任会全部或主要的落在八路军身上。但那时我们又怎样办呢？ 在估计了上述可能的情况之后，我们就提出了这样的方针；我们要准备独立的坚持华北抗战，要广泛的准备游击战争，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的集团军，要建立起很多根据地，我们才能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在八路军一到太原时，北方局就向八路军的高级干部及地方党的干部明确的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与这样的方针。在后来十一月十五日北方局的书面决定上，又重新确定了这些。但当时有少数同志并不这样想，并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针与这些任务。他们当时想了：华北或者不致于全部沦陷，或者在我们用顽强的正规战抵抗敌人时，还能阻止敌人前进。他们对于当时华北的形势，华北全部沦陷的危险，就是估计不足的。因此，他们就觉得并没有在全华北准备游击战争的必要。说到扩大八路军到数十万人的任务时，他们一来就认为这是作不到的与不可能的任务，二来就认为这将给国民党以受不起的刺激，一定要引起统一战线发生“大破裂”。至于在华北建立在我们领导下的根据地及统一战线政权，那更是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上“不能允许的行动”。他们的方针是什么呢？他们的方针是要集中一切力量联合国民党进行正规战，抵住敌人前进，而敌人是抵得住的，因此，抵不住以后的事情不要去想它。游击战争吧？那只有在不大的敌人侧后去进行一些，辅助华北正面作战，它的意义与前途是不大的。由于这些不同的意见，在我们中间最初就发生了争论。很明白，这些同志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当时正面的否决与批评了这些意见。 到太原危急的时候，整个华北沦陷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已不可避免。因为太原是华北最后的一个大城市，太原失守后，在华北进行正规战争的条件一般的就失掉了，就不能组织相当固定的战线了，因此，就只有一般的以游击战争的形式来坚持华北的抗战。这时我们就在全党确定的指出：华北今后抗战的主要形式将是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因此，华北全党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广泛的发展。组织与领导游击战争。我们在党内提出了军事化的口号，要一切的干部和党员学习军事，学习游击战争，决心把自己投入到抗日游击战争中去。一切党员不得逃避游击战争。逃避游击战争的不是共产党员！ 这时候中央也指示我们，说我党我军在华北，这时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只有游击战争可以进行，除开游击战争以外，是没有别的事情可做的。这样的指示，在当时华北情况下，是完全正确完全需要的。 在当时，群情慌急，不知所从。党内也有少数党员表示了这种情绪。我们即在党内禁止党员离开华北，打治他们向别处逃走的念头，并令党员向各地群众作广泛而忍耐的解释。向群众说明：在太原失守后，所有在华北的中国人，只有三条路走：第一是继续和敌人打，第二是逃走到别处去，第三是投降敌人。此外再无第四条路可走。这三条路中只有第一条“打”的路好走，“逃”和“降”，都不是出路。而要继续和敌人打，又怎样打法？谁个打？是否能打胜仗？这些问题，都是在一般人民及许多党员的思想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是我们就采取了许多实际办法，在思想上，原则上，组织上来解决了这些问题。 第一，是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怎样打法），游击队的组织问题。我们出版了一些论游击战争的小册子。又在党内党外举行了多次的公开演讲，说明；在数十万正规大军失败之后，小的零散的游击队，在人民帮助之下，能够继续坚持华北抗战，并能打胜仗，保卫自己及保卫华北的道理。 第二，是关于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根据地抗日政权的建设及政策等问题。我们以陶尚行名义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小册子。并且还写好了农会工作大纲，工会工作大纲等。 第三，是关于干部问题。我们从八路军中派出了一大批军事干部到地方上去工作，并在各处开办了很多党的干部与游击干部的短期训练班。关于人民武装的组织问题，用山西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名义颁发了人民自卫军的组织条例。 第四，是关于游击队作战区域问题。我们就开始逐渐划分军区与军分区，并委任了一些军事负责人（军区司令等）来系统的计划与布置这些区域的工作。 我们告诉群众说：游击战争，不能完全依靠正规军队来打，而是要由人民自己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来打的。就是要人民自己来打的。 在太原失守前后的时期，由于党的正确政策，八路军的胜利与良好的纪律，党与八路军在人民中的威信无限制的提高了，党已一般的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可能。党与群众运动，华北人民的武装抗日运动，到处都有大发展之可能，到处都有群众寻找和等待共产党与八路军去领导他们，告诉他们的办法，要求党派人去指导他们打游击。这时候，一方面是旧统治阶级的退却逃跑，张惶失措，和汉奸的粉墨登场，另方面是广大群众的愤激，武装抗战的决心，民族革命运动的真正高涨。这时候我们的最大问题，就是干部的缺乏。当时我们采取了什么办法来解决干部缺乏的问题呢？采取了以下的一些办法： 第一，我们开办了许多一星期卒业的训练班，把这些人立即分派到各地去进行工作， 第二，我们把上层领导机关的人员尽可能分派下去，连技术人员也分派下去工作， 第三，我们动员了城市中的大批工人，大批党员，大批学生及同情抗日分子下乡去组织游击队，回到自己家乡去组织游击队。如果他们将游击队组织起来无法指挥时，即靠近八路军的部队，交给八路军指挥， 第四，我们召集一些可能的党的工作人员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告诉他们工作方法，检查他们的工作，交给他们的任务，使我们各地方的工作人员，能够迅速成熟起来，能够担负当前的任务， 第五，大量的发展党员，并采用由上而下的方式建立各地方的党部，即是首先建立各县的县委或地委，然后再来发展党员建立支部。 因为我们从思想上，原则上，组织上解决了上述各种问题，所以大体上全党都有一定的信心，一定的计划，去进行工作，去应付激烈变化着的环境。所以我们当时的发展是很快的，有许多根据地很快就建立起来，冀察晋边区政府在太原失守不久以后就成立了。他们在形势的飞跃中，自己也飞跃，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最后，是华北的几乎全部沦陷，国民党军队的大多数都从华北退走，井抛弃很多武器资材，河北察哈尔两省政府及差不多所有两省的县政府专员都逃走了，山东韩复渠的省政府和县政府及其军队也逃走了，山西的旧派——旧的统治者也大多数逃走了，而山西进步的新派就大活跃起来，华北人民，在愤激之余，正决心准备自己起来救自己的时候，八路军部队和共产党的工作人员深入到华北敌后去，纪律是特别好的，态度是特别和蔼可亲的。就到处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就密切的和人民结合在一起。如是我们的党员和八路军，积极的抗日分子，抬起国民党军队所抛弃的武器资材，就到处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一时在广大沦陷区中各种各色的，我们的，其他党派的与无党无派的游击队，共有数百起。而这些游击队都与八路军有密切的联系，有许多就加入八路军，如是八路军在敌后就得到迅速的十多倍的扩大，许多新的八路军支队编制起来。八路军顿时就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力军了，成为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的集团军了。 在旧的行政官吏逃走或叛国之后，我们就委任了许多新的县长、专员，并在各战略区经过民主方式成立行政公署或边区政府，从事新的抗日秩序的建立和恢复。不久以后，许多地区的土匪就被肃清，人心逐渐安定，人民自卫军，民众运动都大大开展起来。党的组织亦有十多倍的发展。如果单以华北范围来说，我们的党也就一跃而成为领导华北抗战的最大的政党了。 很巧，敌人在占领太原以后的四五个月，没有继续向山西南部进攻，这给了我们从容布置敌后工作的时间，同时也给了国民党在晋南晋西布置工作的时间。在山东济南失守以后，敌人在一个时期内亦停止了向南进攻，又在台儿庄受了五路军一个打击，我们山东的同志在韩复榘的政府与军队逃走之后，没有迅速的放手的发展武装与委任县长专员等，他们轻轻的放过了许多最好的时机。这也就给了反共派在山东布置工作的时间。 这时候，我们决定了在敌后采取可能的国家政权的斗争形式，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与统一的军事指挥——建立军区军分区、颁布各种地方法令、征集物资粮食及镇压汉奸等，我们决定了根据地中党的公开及采用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不论党、政、军、民及其他组织，最初均采取由上而下的方式来建立，首先成立领导机关，然后建立下层组织；因为在革命高涨之时期内，领导机关建立以后，很快就能吸收充分的群众来充实下层；因为一切都在飞跃中，时间是很宝贵的，浪费时间就等于犯罪，一切都要迅速爽快的解决，如果没有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局面是打不开的，或不能迅速打开。当时我们在“拿起枪来，保卫家乡、保卫华北、坚持敌后抗战”的口号之下，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斗争形式——抗日民主政权与抗日游击战争，这样的组织形式——抗日民主根据地、由抗日人民代表会议直接产生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府，八路军、抗日游击队、人民自卫军、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的救国会，党的公开等等，并且爽快的彻底的以大刀阔斧的方式用这些新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代替了前一时期（地下党时期）旧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用新的口号代替了旧的过时了的口号。由于我们及时的提出了适合当时情况的新的口号，去代替旧的口号，采取了新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去代替旧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并且保证了各种斗争形式、组织形式（武装的、和平的、流血的、不流血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在斗争过程中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而相互结合起来，因此，就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激烈变化着的环境中，一步一步的发动了最广大的群众走上革命的战场，并在战场上适当的布置开来。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内关于策略的具体指导。 华北人民的革命运动，华北的党，在上述策略指导之下，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历史是大踏步的前进了。仅仅在几个月之内，华北的大部地区就完成了这样几个大转变：统治华北的腐败的旧政权，在敌人进攻下，几乎是完全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敌人的傀儡政权——汉奸政权。随即又由于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反日游击运动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之下的大发展，又在华北大部分地区——广大的乡村中，摧毁了敌人的傀儡政权（当时有许多汉奸县长专员在各大城市预备上任，但未能来得及上任，已经上任了的许多县长专员及许多地方的汉奸维持会等则被抗日军和游击队所推翻），代之而起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所有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抗日民主政权。华北的城市是更加走向黑暗，然而华北的乡村是更加走向光明。仅仅在几个月之内，数十万国军在华北的抗战中是失败了，退走了，代之而起的又是数量更大的与八路军密切结合的人民的抗日游击队，而这些游击队在抗战中所给予敌人的打击，将大大超过数十万国军所给予敌人的打击。而这种伟大坚强的游击运动，将在全国及全世界人民面前证明，也在敌人面前证明：要征服中国，是不可能的。很明白，像这样几个突然的、复杂的巨大的转变，没有正确的指导，是不能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完成的，这就是正确的指导在革命中的重大意义。 当时在策略的指导上最复杂、最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头脑去冷静的思索与处理的问题，就是统一的民族斗争中之基本上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翻了筋斗。当时我们是用这样两种形式前进的：第一种形式，就是在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完全退走了的地方，及从敌人手上收回的地区，我们是动员群众直接的前进，建立该地政府和部队，独立自主实行三民主义，进行抗战，然后请求国民政府批准（但国民政府不批准也就算了），这大半是在河北采取的形式，这我们在上面已经研究过了，第二种形式，就是在山西采取的，即是与山西新派合作的形式，利用新派及牺盟会的形式前进，在山西建立根据地，建立武装政权，实行三民主义，进行抗战。这第二种形式，也是很值得研究一下的，因为它也能使我们使革命前进一大步。（我们在敌后也与其他国民党人合作抗战，如阎锡山、于学忠、丁树本等，但都不能前进到完全实行三民主义。） 关于山西新派发展的具体经验是什么呢？ 我们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最初是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式下建立起来的。没有山西的新派，以及新派如果不在旧派的进攻下胜利的打击旧派，那么我们在山西以至华北坚持抗战的困难，是要大得多的。山西新派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也给了旧派投降敌人的企图以很大的打击。 山西的阎锡山在绥远事变（德王、李守信的暴动）之后，就了解敌人要侵占山西的严重性，因此，他就决定了“守土抗战”的方针。因为他要抗战，他就需要人民的帮助，就需要采用许多进步的办法与任用许多坚决而有能力的人材。来动员与组织抗战的力量。但是他又不敢任用共产党员。因此，他就任用了许多以前“自首”过的共产党员，以及无共产党籍的进步青年。如是这就形成了他下面的一派势力——即山西的新派。他并学习了许多共产党的进步办法来准备抗战。在抗战发生后，在战争过程中，特别表现旧派官僚军阀的无能与腐败，表现新派是到处有办法的。如是他就重用新派。在太原失守后，旧派的许多人逃跑，也有投降的，如是他更重用新派，建立了新派的武装（决死队），任命新派作专员县长等。但到后来，因为新派愈加发展并形成为独立的力量，他又畏惧新派的势力过大，就反过来压抑与打击新派，提高旧派，并利用旧派来反对新派。到最后就指挥旧派向新派武装进攻，因而在山西发生新旧派的战争。在新旧两派的斗争中，新派采取了坚决的方针，击溃了旧派的进攻。如是新派的力量就更进一步的发展与巩固起来了。旧派被击溃后，亦无力再组织大规模的进攻。而新派至今仍保持对阎锡山的某种关系。 我们在最初分析阎锡山某些进步的设施时，就认为他是封建性带得很重的山西的统治者，由于敌人对山西的进攻，他需要守士抗战，他在抗战中需要实行许多进步的办法，目的是在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因此，他的进步是有限度的，是暂时的。但是他的抗战与实行进步的办法，是好的，对革命是有利的，我们应援助他抗战。然而如果新派的势力及群众运动的发展超过他所需要的与他所允许的范围以外时，他将无所顾忌的来镇压群众和新派，他并不需要真正的彻底的群众运动，也并不须要革命。他对抗战也是动摇的不彻底的。因此，我们对于阎锡山最初就决定了这样的方针；（一）与阎合作抗日，并且进行群众运动，但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戒备他来反对我们与群众；（二）用一切方法援助新派力量的发展，使新派实际的统治某些地区，并设法参加新派（它是我们可靠的同盟者）；（三）和新派一起，超过阎之允许范围以外，独立自主的去进行群众运动，但尽可能利用他的“牺盟会”的形式，（四）新派在拥护阎锡山的口号下与旧派斗争，直到与旧派进行武装斗争，使旧派投敌或在山西造成反动的局面，成为不可能。上述方针，是正确的。这个方针执行的结果，使新派胜利，也使我们胜利。这个方针与山西新派的成功，是不可分离的。而山西新派的成功，至今也还是统一战争中左派的唯一成功。因此，它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我们没有白白的帮助阎锡山（实际上即帮助他的新派），我们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 这就是关于山西新派的经验。 总起来说，华北党在这个时期中所执行的路线，无疑问是正确的。是灵活的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自己的方向，没有住自己的工作中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清楚的、确定的、及时的决定了自己应该前进的方向，并且是能干的动员了组织了全党全军及数百万群众朝着我们指定的方向前进了。然而，即使如此，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是有不少缺点的。 在这个时期的工作中我们还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呢？重要的有以下一些。 第一，就是有些地方党的负责同志，特别是那些有老基础的地方，他们因为长期习惯于秘密党的工作作风，在形势突然转变，历史飞跃前进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方式一下转变不过来，他们不会运用公开的、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去爽快的决定与解决各种问题，他们仍然是照过去一样，一点一滴的去进行工作，一个一个的去发展群众团体的会员和党员，只进行局部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满足于几个党员与几十个会员的增加，满足于局部经济政治斗争的微弱的成绩，他们不能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来提出任务，更不能解决在客观上完全成熟的那些任务，因此，他们就不能不远远落在客观形势发展的后面。这种毛病，到以后很久才被逐渐纠正。这些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只是主观的片面的来提出任务与决定问题：而不能根据激烈变化着的客观情况全面的来提出任务与决定问题，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提得不正确，问题决定得不正确，因此，当着需要他们大踏步的迅速前进的时候，他们就不能迅速前进。 当着客观形势的发展，是逆流，是不利于群众和我们前进的时候，我们就要善于等待，就不要冒险前进，这时候不耐心等待，就要犯罪。但当着客观形势的发展，是来潮，是高涨，是利于群众和我们前进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等待，就要大胆前进，这时候，再要等待，也就是犯罪。我们在过去十多年的秘密工作，是等待了十多年，等待什么？就是等待这样一个运动的来潮与革命的高涨。今天，运动的来潮与革命的高涨，都等到了，但是你又轻轻把它放过，你又不利用这种时候迅速前进，使过去十多年的等待成为白等，那也是等于犯罪。 第二，就是有些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他们在特别可能与有利的时候，不知道以自己为领袖来团结一切的抗日势力与抗日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来领导敌后的抗战。他们不了解不熟悉国家政权形式在革命斗争中的极其重大的意义，而等闲视之，弃若敝屣。在山东，在微山湖西，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当着旧政权完全逃走，汉奸政权又被我们推翻，很久以后，还不独立自主的建立新的抗日政权，不知道委任县长专员，不知道经过民主方式产生当地最高的政府，迅速建立新的抗日秩序。他们让那种无政府状态延长下去，他们似乎觉得自己无权利站在当地抗战的领导地位，无权利站在统一战线及抗日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无权利成立当地抗日政府及委任县长专员等，而且他们似乎还觉得当地的全体抗日人民也无这种权利，唯一有这种权利的，就只有中国的：欠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以他们就等了又等，等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去恢复那里的“一党专政”，然后他们再给以拥护。但到后来，这些一党专政者对他们转眼无情的时候，不独是不报答他们拥护的善意，而且要驱逐他们出境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在这些同志的错误观点之下，就在山东丧失了许多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最好时机，并还将下面已经建立好了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机关也取消了。认为这些机关的建立不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由于这些错误，就造成了我钾9以后在那些地方工作中的许多困难。这种错误观点在华北其他一些地方也或多或少的发生过，也或多或少的浪费了许多可宝贵的时间。 第三，就是我们有一些同志在发展中犯了许多过左的错误。在筹措部队的给养时，没有严格遵守统一战线的政策，过份加重对于地主富人的负担，逮捕汉奸罚款亦有许多地方是过份的滥罚一顿，在收编游击队的时候，编得过多，没有保留必要的地方武装及非党的外围武装，并对编余干部的处理是简单的粗糙的，并还有收缴不反对我们的其他抗日部队枪枝的事情。 在发动群众运动中有些地方对于流氓分子的破坏性与乱干，注意得不够，被这些分子所利用，因而造成某些地方某些时候乱捕人、乱杀人、乱筹给养的现象，引起社会上严重不安的现象。党的发展也在许多地方犯了“拉夫”的错误，因而引进了一些坏人以及不少落后的分子。这些错误，在许多地方都或多或少的发生过，严重的地方就造成了我们一时的独立及相当危险的形势，得罪了很多人，引起很多人对我们的不满和反对，因而使我们以后的工作发生很多的困难。这些错误现象的被纠正，在许多地方是很慢的，拖延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有些地方在纠正这些过左错误的过程中，又不适当的打击了群众和我们的下层干部，向群众和我们的下层干部“泼了冷水”，因而引起群众情绪的低落，我们下层干部的消极和地主富人以及反动分子的抬头反攻等。 第四，当时北方局与八路军的领导在路线上虽然是正确的，但在个别的政策上及个别的工作上亦不能免除自己的错误与缺点。在最初，我们对于地主，对于汉奸，在政策上是有些稍为过分的规定，这虽在不久以后我们自己就纠正了，但下面是很久还没有完全纠正的。其次是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曾在党内及军队内提出了反对独立自主的口号，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并且批评到过去独立自主在敌后行动的方针，是不对的。因此就影响到许多地方不敢放手的发展，并使自己受拘束。这样的错误，我们在不久以后也自己纠正了。再其次，就是在这个时期北方局没有和八路军总部在一起，北方局在晋西停留时间过久（当时我还在延安），没有迅速到敌后各根据地去亲自帮助各地解决许多问题，有许多原则问题没有在党的干部特别军队的干部中彻底的解释清楚。八路军部队向河北平原及山东深入的时间，也稍为迟了一些。这些缺点，都多少影响到当时的工作。 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期中工作上的缺点与错误。 这就是抗战初期，也就是我们在华北发展时期的工作经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