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少奇 -> 《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合集，1967年） 049） 在晋西北干部会上的讲话 （1942年12月9、10日） …… 群众运动晋西北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对敌斗争与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在游击区、敌占区是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根据地内是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与斗争。 这里以华中群众运动为例，作为晋西北参考，但不能机械的搬用，晋西北和华中不同的是地大、人稀、落后，但某些原则是可以用的。 华中的发展，是经过反磨擦胜利之后，磨擦军、敌人都不能来。第一阶段，是反磨擦阶段，建立了根据地，建立了我们的政权，革命秩序，打了敌人，造成了群众运动的先决条件。先是提出发展华中，以后提出巩固华中。华中的发展基本上是完成了，现在是巩固根据地，其中心一环，就是基本群众广泛、普遍、深入的发动，组织并教育，以提高其觉悟性，参加抗战，这些工作做好了，就容易发动群众参加各项建设，才可能把民主搞好，把政权搞好，才能巩固党，财政经济才会搞得好，统一战线也才会真正搞好。基本群众的极广大发动，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关，不能跳过这一关，只要这一关搞好，一切工作才能更有基础，否则，是什么也不容易搞好的。如果群众工作没有搞好，群众还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没有站起来，我们就搞民主，结果是只有共产党和地主士绅商人的统一战线，而不是广大基本群众和地主资本家的统一战线。如果群众工作没有做好，应该加紧做，一年不好，二年三年，以至十年八年，都非要把这一关搞好不可。 因此，在党中、部队中、干部中，一定要提高群众的观念，有些同志对基本群众的观念非常薄弱，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不纠正，党性成问题。 我们革命，不是为老婆，为吃饭，或出风头，而是为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基本群众的解放。一切为了群众，否则，无产阶级革命就毫无意义，马克思列宁常常讲，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要依靠群众，加强和巩固与基本群众的联系。又讲到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要以共产主义精神，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基本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性，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且必须保持加强与巩固和群众的联系。联共党史结束语第六条的经验教训是说：共产党是什么都不怕，就怕的是脱离群众，只要共产党永远依靠群众，就是不可战胜的。日本特务机关，整天窥伺着我们，随时想找我们脱离群众的弱点，来勒死我们，太行山曾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指示，说破坏共产党最有效的办法，是共产党对群众的强迫命令，共产党如果单靠枪杆、靠地主、靠统一战线，是没有前途的。依靠群众，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不可在行动中有所违背。但是我们的有些同志中，口里面是群众，马克思主义，但一到行动就忘了马克思主义。如果对群众利益不关心，妨害群众利益，以官僚主义对待群众，就不是共产党员，应该批评，应该斗争。 群众工作如何作法？根据地是农村环境，主要是农民运动，其次是工、青、妇女。农民是比较落后的，散漫的，用什么方法去组织最适当？ 一切群众工作，群众斗争，统一于群众团体领导，以统一事权。党、政府、军队只能协助，不能领导。 把群众工作地位看得很低，这是国民党的传统，我们受了影响，这是非常不对的。过去派干部去做群众工作，总是派所谓“第几等”的干部，不派好的，和有地位有威信的，因此干部非常不安心工作。那些干部不安心，要求调动工作，是不对的，是有弱点的，但是把自己看成等级，把人分成等级，把各种工作也分成等级，把群众运动的工作看成很低的等级，这不仅不是共产党的道德，连资产阶级的民主都不如，这是封建社会的等级观点，不是光荣，而是耻辱。 如果要说那个工作第一，那要看当时的那个工作重要，就把它摆在前头。如果这个时期的群众工作重要，群众工作就是第一。打仗，军队第一。打无线电，电台队长就是第一。共产党员没有谁高人一等的。基本上权利义务是平等的。人与人就是平等的。我们党是没有等级的，根本也不应该有等级。列宁曾经称道美国人的事业精神。比如美国资本家说，大总统在办公室时是第一，出门坐汽车，汽车夫就是第一。资产阶级的民主，是欺骗，但是这种事业精神，我们有些同志还没有。那种组织第一、宣传第二、民运第三的看法，都是不对的。不管党政军民去做群众工作，都应该服从群众团体的领导，做那项工作，就由那项工作负责人指导，并应尊重他。因此，要提高群众团体的地位。华中一个地区，集中上千干部归农会领导，做得很好。 党、政府、军队与群众团体的关系： 过去我们的党、政府、军队常常代替、干涉群众团体，把关系搞得很混淆。党、政、民的关系，应该是很自然很巧妙的客观的结合，是战略策略中各种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的巧妙结合。 这种关系的混淆，表现在政府代替群众团体，干涉群众团体的内部生活，派群众团体干部作工作，使群众团体没有独立性等。 如果是政府代替群众与地主作斗争，就会失掉政府立场，不能照顾到地主的利益，而群众也未发动起来，群众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认为是八路军共产党给他的利益，减租成了“恩赐”。结果，把地主闹翻了，群众又不拥护。这种人本意要做好事，结果是做了坏事。国民党就是这样的作法。应当了解，脱离群众，少数人与地主斗争，是不允许的原则。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劳动者自己解放自己”。我们应该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政府只能从旁调解，政府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应照顾农民和地主的利益。党、政府、军队，代替群众减租减息的方式应该禁止。 至于群众团体代替政府征粮，征税，扩兵等，集中了群众团体的力量，归政府调动，结果群众团体放弃了自己本身的任务和工作（发动、组织、教育群众等），于是群众不会正确认识群众团体。比如好些地方的老百姓都说农会是八路军的、政府的农会，而没有说是自己的。我们要组织农民自己的农会，工人自己的工会，不依靠劳动者以外任何的英雄豪杰。党、政、军派去农会工作的干部，应不准讲自己是党、政、军来的，而是农会派来的。应该一切好事，于农民有利益的事，都交群众团体去作，而群众团体又教育发动群众拥护政府，拥护八路军。群众团体干部派去做政府指定的工作时，应完全是政府名义，不用群众团体干部名义。 至于群众团体代替党的现象是，不去搞经济任务，而经常去搞政治宣传，变成了政治团体，变成了第二党。而党随便调动群众团体干部做政治活动，结果党代替了群众团体，是党不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这是不知道农会、工会是经济组织，青年是教育组织。自然不能把经济教育组织与政治任务分开，但其中是有区别的。 党、政、军、民关系要分开，但又是巧妙的结合才好。党，政、军、民关系结合得不好，不是巧妙的结合，原因：第一是，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等级观念的作祟；第二是，相互代替，干涉，都应该反对。 因此，党、政、军、民关系要正确的划分，而又相互很巧妙的结合，是巧妙的结合，而不是混合。列宁说：矛盾斗争是无条件的，矛盾统一，是有条件的。党是最高组织形式，群众团体是经济组织。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是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统一，不是绝对的。不是一元化以后，取消了各种组织。从单细胞到高级动物是发展，越是到高级动物，细胞的分工越细密。我们今天一切都要有分工，分工要科学，明确，不能混淆。划分职权之后，然后统一，成为矛盾的结合。现在客观要求分工，主观却分不清，把矛盾结合，变成了混合。 党不能直接领导群众团体，而应经过自己的党员去领导。政府与群众团体，应是互相协助。 军、政怕群众团体威信高是不对的。这是从第一等第二等于部的错误思想出来的。我们应该要使群众团体在群众中间有极高的威信。群众团体是党联系群众最重要的桥梁，群众团体威信提高，也即是党的威信的提高。群众团体有无限制的极高的威信，号召群众拥护政府才有力量，农会如果威信扫地，就难以号召群众拥护政府。所以群众团体在群众中的威信高（但不是在别的甚么地方也威信高），越高越好。这种威信高，是党的领导的结果。 发动群众的口号： 在根据地——经济要求常常是初步的口号，如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等。 在边区、游击区——对敌斗争（合法的与非法的）常常是主要的口号，在游击区则主要是群众的武装斗争，减租减息是非主要的口号。 在敌占区——发动群众有限制性，合法形式、合法口号常常是主要的，如少负担、欺骗、拖等等。 发动群众的先决条件：一、是敌伪不常来的情况下；二、清除土匪，没有土匪骚扰，相当安定的社会秩序；三、财政经济负担不重，比较公平合理（少负担、公平合理，才能大规模实行减租减息）；四、群众有一切抗日民主自由。如果先决条件不够，口号就要改变，应看当时的首要任务决定。 真正巩固的群众运动，一定要有群众的领袖，这比党和军队的领袖还要紧。党和军队的领袖可以委派，而群众的领袖是不能委派的。因此要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成为各级的有信仰的群众领袖。没有领袖的群众运动，是不巩固的群众运动。有领袖，有纪律的群众运动，才是真正革命的群众运动。党应培养、提拔、教育干部成为群众领袖，是重要的事。群众领袖是成千成万的，列宁说，应发动每一个厨娘参加政治活动，这对于各方面大大小小的群众领袖的培养，包含极深刻的意义。至于外来的做群众工作的知识分子，只要与群众密切联系，熟知群众，替群众解决问题，也可以成为群众领袖。 工作团方式，只能起打门砖作用，次不能做好群众工作，也不能培养出群众领袖的。工作团主义应反对，工作团、服务团应彻底取消。那些干部应派下去经常做群众工作，长期培养成为群众公认的领袖（至少一年二年的去作才有可能）。在华中，派干部去作县长，先不派到县府，而派去做群众工作，在群众中工作做好了，有了信仰，由群众选他出来当县长，那就成为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袖。 做群众工作，不要怕惹地主。譬如减租减息，一定要做，而且一定会伤害地主，但只要真正发动起群众，伤害些地主也不要紧（最好是尽可能少伤害一些，不得已时多伤害一些也不要紧。中央曾指出发动群众不怕左）。伤害一点地主，对统一战线自然一定会有影响，但这样作了，对统一战线是有帮助的，但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观领导的控制力就要强些，错误就要少犯了。派干部下去作群众运动时，应把原则和作法给他们讲清楚，问题都解答清楚，他们下去做就有把握了。 发动群众运动，应把农会放在第一位，青、工、妇放在次要地位，农民运动起来了，他们了解问题了，都会拿出自己的老婆儿女到青年妇女团体中去的。所以只要农会工作搞好了，青妇团体也会搞好的。工会工作也同样。 在华中作群众运动的经验是这样的，派干部下去作群众运动时，选择几个中心县（比如五百人派四百人到一个县），在县里，找二三个中心区，在中心区里，找二三个中心村（中心区村占干部百分之八十，其他区村派两个人，中心区要派坚强的干部）。非中心区村的两个干部，找好一间房子，贴上农会筹备处条子，留一个在家，以备有农民来问时接头，一个出去打锣，沿村宣传减租减息，改善雇工生活，实际只作宣传工作。而中心区村则集中火力，进行群众运动，把它突破，打开工作。非中心区村则为之呼应，及时宣传中心区进行减租减息成绩。 中心区村在发动群众运动之前，由区政府负责人与工作团负责人访问地主，说明群众运动要来，不要紧，不要怕，即由区政府召开几天士绅地主座谈会（请请酒，唱唱戏），这样调虎离山，以便工作团能够挨家挨户去访问农民，和农民谈话，进行情况的了解，并注意发现积极分子。干部每天将调查研究所得，加以总结，并对自己的工作方式、态度加以检讨，使每天的工作有进步（顶多和农民谈三四天）。个别谈话完了之后，即召集农民中积极分子开会，商讨减租办法，由工作团负责人和他们谈话，使他们彻底了解，并给他们以任务，去找更多的农民来开会。开好了，第二天就召集全村农民大会，决定几个问题，并在大会上选举农会筹备会。减租不能马上就做，应找出当时当地农民最迫切的问题来下手，先经过些斗争，提高农民的热忱和信心，再进行减租减息。这些斗争，以各个农村农民具体要求为口号。比如借粮，就应以借粮为口号。另一边，区政府召开的座谈会，也暗地配合，和一些较开明的地主说好，用些方法使他不好不答应。农民发动去借粮时，就先借那些已说好了的，由农民出面（一定要农民自己出面，决不可干部代替）。一借成功，农民的情绪提高起来了。而别的地主见那些地主都借了，自己也不好不借。农民的积极性这样提高了之后，就不会降低，接着就可准备减租减息，具体讨论减租减息和改善雇工生活的办法。 这时，就加紧教育那几个积极分子，开一个临时的比较深入的二、三天训练班。马上成立农会，要悬榜，农民对于悬榜，非常重视。成立农会时，要准备旗子、标语、游行示威，县长、军队首长都要去出席农会，以示对农会的重视，并讲话鼓励，送东西。这影响一传开去，非中心区，也自动起来了，也要求组织农会。这就是非中心区被中心区所推动。 中心区村干部在工作做成时，即留下一部分干部做巩固工作，其他干部即转移阵地，到非中心区去作。这时到非中心区，群众就会自己找来了。这样，群众运动形成一种潮流，一个月到两个月，就可发动千万群众。 群众运动一起，积极分子涌出，就要抓紧教育，改变其人生观。在华中的经验，是准备了一篇话和他们讲：世界是什么人创造的？是工人农民创造的。饭那里来的，农民受苦来的。房子那里来的？工人修的。衣食住行，一切都是工人农民创造的，世界应该是工人农民的，但是未创造世界的，却占领着世界。……这里要注意打破农民受苦的迷信，说明人受两种压迫，一种是自然的压迫，如气候、山川……一种是人的压迫，人剥削人，人吃人，人杀人，世界没有地主资本家可以成为世界，没有劳动者工人农民就不行。这里应以外地农民起来的经验，以及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给农民工人解释。说明不劳动者不得食。他们一了解了这个真理，会非常兴奋，那他就会主张索性把这世界推翻吧，把那些地主老财都干掉吧。因此，这里要特别向他们说明今天统一战线的重要，今天为了打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和地主老财讲统一战线，共同打日本，这是为了全民族利益，同时也就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前途。这里革命阶段的性质一定要给他们说清楚，并要说明根据地的重要等等。这篇讲话，可以采取问答式的。讲话的语言和举例最好是当地农民所容易懂，而又切身感到的。 这些话一定要先搞好，一定要搞清楚去讲，农民是会懂，觉悟会提高的。在提高阶级觉悟基础之上，来讲统一战线。离开阶级觉悟来讲统一战线，是不对的，是右倾机会主义。一定要答复农民许多问题，问题解释明白，他一懂了之后，他会是兴奋得睡都睡不着的。在华中进行教育的时候，那些刚觉悟的农民，心里简直发痒，常常跑来问这样问那样，提出许多问题。，一定要经过这样，农民的革命思想就巩固起来了，农民说换了一个脑袋了，这就是以共产主义精神，以马列主义进行农民教育。这是新的启蒙运动，也就是阶级教育。打破了这一关，农民跟上我们走，就不会因为受一点波折而怀疑动摇。 提高阶级教育，和统一战线政策是并不矛盾的，统一战线教育即是阶级教育。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超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没有的，如果说有，那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不是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便是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群众未发动起来，而讲统一战线，是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平等的合作，而不是做尾巴。只有把劳动者的阶级觉悟提高，才能真正进行统一战线，才是有独立性的统一战线。只有使劳动者了解阶级，阶级前途，提高到懂得运用统一战线，懂得去如何同地主资本家讲统一战线。群众不觉悟，没有统一战线。 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统一战线政权，统一战线政权，是中国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创造。必须高度的提高劳动群众的觉悟，才能有真正的统一战线政权。统一战线教育，只是阶级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对劳动群众的教育，应是全盘的阶级教育。只强调统一战线，是不对的，会犯错误的。华北党缺乏阶级教育，至少是薄弱。教育农民以统一战线，是具体统一战线的教育，不是抽象的。农民的觉悟一提高了，他会非常容易懂得统一战线的，会非常实际的从当地的阶级关系去进行统一战线的。在华中某地，农民背地称地主为“烟袋杆子”（黑心），当面和地主拉一拉，而且能够在拉一拉中，进行适当的批评、斗争。农民做起统一战线来，比知识分子更高明，更有办法。 农民在提高觉悟之后，心也发痒，嘴也发痒，会到处去讲，普遍给农民工人去谈，去进行思想教育、宣传，那简直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在思想上巩固起来了，就准备进行以后的斗争。 进行减租减息三个阶段，农民说是：斗理，斗力、斗法。斗理，就是思想斗争。斗力，就是斗力量。斗法，就是斗法律。 第一个阶段，进行宣传，造成舆论。因为地主是很狡猾的，他会要用种种方法来恐吓农民，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宣传力量，造成“不减租减息是没有道理的”舆论潮流，这样来斗理。讲理之后，即进行减租，从开明的地主先减起，因为容易一开始就做好，没有什么障碍。一方面使农民增加信心，一方面也使那些地主知道：“你看某人都减了，你也该减。”同时也是分裂地主的统一战线。然后，那些不减的，就和他们斗争，进入第二阶段，斗力。先有了理，去进行压力，就会得到社会的同情，如果是无理压迫，会失去社会同情，有时斗争，应选择一个最顽固的大地主，只要把他斗下来了，其他地主也就迎刃而解。与地主斗争，用各种方式都可以，但不准动手。在华中，有的地主躲避减租，不在家使农民无谈判对手，农民于是想了一个方法，大家在地主家里等，等饿了就在地主家里开饭时吃饭，吃得几顿，地主觉得躲不是办法了，跑回家末，仍是不减租，于是农民和地主在一处相持起来，地主为避免农民再吃饭，自己就不吃饭。但农民人多，大家守着他，轮流的悄悄的换回去吃饭，地主饿得受不了。斗不下去了，结果还是减租。普遍减租了之后，就进行麻痹阶段，斗法。发动农民到地主家里去谈，表示大家为了抗日，要吃饭，不得已，表示抱歉。农会并可开会，请了地方长官和地主来参加。在会上表扬开明地主的大义，对地主的普遍减租表示感谢（华中农民在这会上讲话时非常策略，非常有分寸），以消地主的积恨。遇敌人“扫荡”时，农民就去帮助地主空室清野，帮他搬东西，帮他把牛隐蔽起来，以示共同抗日，互相团结。群众起来了，租减了，只要没有过分伤害地主，地主那时不敢去找敌伪，也不敢去找顽固分子，只有找我党我政府保护，因此我们对地主的控制也容易了，也才真正推进了地主和我们讲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才会巩固。 要有群众运动，一切工作，才会作好，农民起来，因为防止地主打黑枪，自动要求发枪，民兵也就起来了。他们要求政权迫切了，政权也就巩固了。农民换了脑袋之后，加上一个决心，不怕死，就可以成为共产党员。参加党的多了，党的成分改变了，党的进步和巩固就不成问题了。这样，我们就要进行文化教育，来提高他们，阶级觉悟提高，才不会因一点牺牲而出怨言。应使他们有牺牲决心。在华中，今冬到明春，进行民主改选运动，办学校、夜校，教育群众。我们教育群众，靠真理，不靠骗，难道不能动员几百几千万青年跟上我们走吗？能的。真正教育好了，群众是不怕牺牲一切的。 晋西北也可以这样作，也许有些口号方式不同，但必须要有群众运动的潮流，在教育上组织上巩固起来。我们坚决反对代替的群众斗争。 群众运动的“左”倾过火问题： 群众运动起来了，可能有掌握不住的情形发生，因为群众不动则已，既动起来，一定超过主观愿望和要求，有些过左的现象，不会尽如人意。因此有害怕过火，反对“左”倾的现象。应该认识群众运动起来发生过左是一回事，领导的过左又是一回事。应该把群众行动上的过左，和干部领导上思想上的过左，严格区别开来，这是有原则差别的。领导上的过左，是“左”倾机会主义，是犯错误的，是不允许的，应该禁止的；群众起来有些过左的现象，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不能禁止，也不应该害怕的。但不能了解为我们“左”一点不要紧，在领导上可以“左”一些，这是机会主义的了解。如果是“左”的领导，群众一定跟着来，到了搞得过火之后，觉得不对，又赶快来纠正，打击群众的“左”，这是愚弄群众，是不对的。须知，群众运动，总会有过火的，群众的左，是客观的，主观的领导怎样正确，有时也不能完全控制。如果怕群众运动起来左，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心理。 因此，群众运动，应加强我们主观领导能力，领导应当正确。预先防止右倾和“左”倾，在发动的时候，预先给群众讲清楚，比如说一切斗争都可以，但不准动手。群众运动本身有时左有时右，无论如何，我们的方针要拿得稳，我们主观领导，决不能左右摇摆。怕“左”而不发动群众，与以为左一点不要紧而用“左”的领导发动群众，都是不对的，要切实避免。 我们不怕群众过左，而怕自己干部过左，前者只有好处，后者只有坏处。四项动员时，不是群众“左”，而是派下去的干部“左”。结果，地主弄翻了，群众未起来，把自己孤立了。 因此，我们对群众运动，一定要在领导上控制得住，对群众运动的控制，不是强迫命令，而是思想上领导上的控制，出于群众的自愿。比如大革命时，武汉码头工人自发驱逐巡捕到河里，占领了租界，一、二十万工人到英租界游行示威。陈独秀当时害怕群众过左，要想停止群众的游行示威：并要全总负责，全总负责同志说明停止是不可能的，当晚找了群众领袖来说明，示威时绝不能动手，不要损坏东西，这在思想上控制住了，结果第二天游行示威，包围领事馆，搞了一天，没有发生一点事情。这是有纪律的群众运动，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没有秩序，没有纪律的群众运动，不算群众运动。那一次的群众运动，对于收回英租界发生了绝大的力量。 群众运动真正起来，有秩序有纪律，就在有正确的领导。比如打长沙，几十万农民没有纪律，抢得一塌糊涂，而打阳新，发动了几万农民搬运东西，纪律很好。因为前者没有领导，后者有领导。在正确的领导下，群众个别的左，群众自己就起来纠正了，群众自己就建立了纪律。群众中的领袖，也可能搞得过火，但这是高度的革命热情，我们应该爱护，绝不能向群众泼冷水，而应该在思想上进行说服教育。如果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不知道爱护，这共产党员的党性就不纯，就是有些站在群众之上命令群众的味道。列宁对群众的革命热情是非常爱护的，十月革命时，工人群众要烧某教堂，而那些教堂是富有艺术价值的，列宁嘱对群众进行说服，但群众对教堂太气愤，还是要烧，列宁说，那就满足群众的要求吧，群众有这样高度的革命热情，是可以创造很多这样教堂的。这就是列宁对于群众革命热情的估量。如果我们发动农民起来时，农民如气愤的烧了地主的房子，我们对这样的农民要安慰，要批准，然后才进行说服，解释今天对地主须进行统一战线的道理。之后，才对地主方面进行善后，由政府找地主来安慰，并批评他们一顿，指出他这都是平日对农民不好的结果。马克思、列宁指示我们，无论何时农民与地主斗争，我们共产党员总是站在农民方面，这是阶级立场（至于在群众运动中，有坏分子混进来捣乱。可以依法办理）。 政府如何配合群众工作？农会是以农民利益代表出现的，政府是统一战线政府，是代表各阶层利益的。政府中的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者，又是各阶层利益的代表者。这其中是有矛盾的。这矛盾如何解决呢？华中某县长说，他的心是站在农民这边，但形式是照顾农民也照顾地主，即是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为了阶级的前途。只能在照顾各阶层利益形态下，为了农民，同时在为农民利益的立场上，照顾各阶层利益。当农民与地主斗争，估计农民要吃亏时，就跑得快一点去帮助农民，向地主说，不要那样搞，而当估计到地主吃亏时，就去得慢些，多拖延些时间，以官僚主义对待地主，等到农民已得到利益，才出面调解，如果对地主损失太大，则对农民先鼓励一番，然后说服农民，再才是保护地主的利益。在日常生活中，对农民绝对不官僚主义，对农民任何时间都可以接见，都可谈，随处都可坐，都可解决官司。但对地主在形式上要摆官僚架子，才有好处，否则，那些地主瞧不起你。地主以官僚主义形式与农民作斗争，敌对阶级对付我们以官僚主义，是他们的斗争形式。官僚主义在一定形式下是一种斗争形式，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也应该拿来用。但这种官僚主义，绝不可以搬到党内来，绝不可以对付我们的基本群众。 在我们根据地内，不允许非法斗争，一切都应是合法的。群众要合法，政府要合法，但全党对合法斗争没有经验。合法斗争有两种：一种是在敌人统治下，作合法斗争，对付敌人，一种是在我政权下，作合法斗争，对付地主。这两种都没有经验，过去白区党自动的有意把合法斗争取消了。在我根据地内，应是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斗争。棺材不装活人，而我根据地内，竟有打黑枪，活埋人的事，这都是非法的。自己有政权，而自己却要处于非法地位，这是自己先输了一着。我们应以合法斗争，议会斗争，去制服敌对阶级。工农和地主比较，地主有文化传统，有统治经验，有法律知识，因此，我们共产党员应特别努力学习合法斗争，这是大艺术。 在群众运动起来时，地主开始是恐吓群众，恐吓不行，是斗争，斗争不行，控告，控告不行，让步，收买，地主会用钱用女人收买，收买是顶厉害的。地主会参加农会，会参加政府。在华中对付收买办法，是出布告，订章程，非经县农会批准，非劳动农民不得参加农会，到地主家住宿，收东西，一定要经过批准，如果与地主私自勾搭来往，是犯法的，要批评，要撤职。但主要靠群众监督，并靠教育。至于行贿的地主要处罚，褫夺公民权数年，使其名利两空。 关于群众组织问题： 单一的组织形式，不能把复杂的群众组织起来，因此采用不同的组织形式，是必要的。 组织形式，是以斗争形式来决定的。群众中，何种斗争是主要的，就组织何种团体，如主要任务是经济的，就应是经济的组织，但也可以作政治斗争。主要任务如果是政治的，就应是政治的组织，但也可以作经济斗争。工会农会是保护工人农民经济利益的，是工人农民的经济组织，是不分信仰、派别、年龄等等的，这样，才可以包括工人农民的全体。如果把工会变成政治组织，则就只有有觉悟的工人农民才参加。实际工人农民的政治组织，就是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把工会农会变成政治组织，是关门主义的，把政见不同，或不管政治的人，关在门外了。经济组织是要把所有工人农民都组织起来，参加工会农会的人，不应有政治条件上的限制，这是阶级组织，共产党也是阶级组织，但只是阶级的一部分组织。 抗联（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等）是政治组织。用救国会名义的原因，是： 一、那时工人农民要救国，它比经济口号更能发动群众，动委会亦然。这种时机历史上不常产生，中国历史上也只有过一回。 二、那时用救国会名义是合法的，更少阻碍，更可多组织群众，比较灰色些。那时经济口号是不合法的，这是因为中国历史的特殊条件决定的。 今天情况是否变化了呢？变化了。那时“八路军”三个字，即可发动群众，今天群众对抗战动员的态度不同了。今天情况变化，共产党也要跟着变化。工会农会应成为经济组织，减租减息，维护群众利益，名义改成工会、农民协会也可以，不改也行，免得闹新花样，但实际要注意在工作中转变为经济组织。 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如何联系？马克思说：“任何一切经济斗争，同时就是政治斗争，政治斗争是经济斗争的集中表现。”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是客观的联系。正确反映出来，就是真理。应该很恰当的去看出它的联系，正确的加以理解。内战时，国际曾指示：“白区任何一个斗争，都是对于苏维埃红军最好的帮助。”这是客观的联系。但是反对李立三的主观主义，机械主义，形式主义的联系。 关于工农青妇的关系问题： 农村群众运动，应首先发动农民运动，造成潮流，这是可能的，有内容的。但发动起来后，将来如何呢？马克思说：“农民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而资产阶级没有用完的一分遗产。”把工农摆在一起是不妥当的，工人阶级是有前途的，农民阶级则没有前途。所谓农民没有前途，是指农民的生产关系，生产情形，没有前途。苏联工人农民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成了工人了。 今天农会的威信要提高，把农会提高和加强到一定限度，农会工作搞好了，农民领袖提拔了，农会本身工作即当为工、青、妇、儿童等团体所代替，以及合作社等所代替。工、青、妇、儿童、合作社、政府做好了，农会就没有什么事情，本身变成为联合性质。这是必然发展的结果，这是好的前途。农民本身有好多阶层，集中组织农会是可能的。 冀中合作社，有一百多万社员，作用很大。农会以后应集中力量办合作社，合作社有各种各样的，消费、生产、运输等。今天的合作社应是综合的，什么都搞。 工会组织，应研究行会经验，好处加以采用。雇农工会，可设立会所，盖一间房子，买几亩地，由雇工自己出钱，政府帮助拨地之类。工会每年集会一次，杀猪宰羊吃一顿，平时可不必作什么，遇雇工发生斗争，工会就设法帮助，过生活困难，就设法互济等。华中曾发现一个行会从大革命一直保存到现在的。 今天晋西北农会是提高，而不是取消。可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提高一步群众运动。对减租交租问题，应采取不同的策略。农民不交租，政府可以要些官僚主义，不机械的执行法令，等地主与农民闲起来再调解。而地主不让农民减租时，则出来依法执行，由农会发动群众。 认为今天不会如苏维埃土地革命时那样可以热烈的深入的发动群众。这种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好不好，只要深入的工作，经济利益少一些，也可发动群众到战略上来，否则，即使有土地革命，也不可能发动群众。发动群众之成功与否，不在于经济利益之大小。经济要求，是群众的目的，但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为政治的。今天发动群众的资本少了一点，我们不可浪费目前发动群众的资本。所以从经济发动农民之后，应加强教育，提高到政治水平。 青救主要是学习教育组织，为群众教育的中心。应和政府教育工作密切合作。 妇救保护妇女利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及政治积极性。永佃权问题：永佃权如已订，可不必取消，在华中，永佃权的土地在以下的条件可以收回，即：一、地主收回自耕，三年以上，不许雇工耕种（雇短工可以），二、农民无原因降低产量，三，农民抗不交租一年二年，四、农民自动退还土地。自耕转租，原佃户有优先权。 山东减租减息后，订合同五年。 永佃权是一种保障，但基本保障，还在于农会，还在于农民群众的发动。只要有工作，有斗争，就可保障群众利益，不会吃亏。不要光靠法令，不要忘记工作。群众利益，主要不是靠法律，而是靠自己的斗争。团结，才可以改造世界。苏联宪法公布后，有的党员担心会有坏人被选到政府来，斯大林批评说，重要的是共产党员的工作，如果会有坏人被选了，那是共产党员的耻辱。 减租减息口号问题； 减租减息，在晋西北，内容虽少，但意义仍是很大，这主要是组织、发动、教育群众，减租减息是发动群众的几百个口号之一，但它是重要的口号。晋西北是否已尽可能改善了群众生活？我想；“尽可能”尚未完全利用。不可忽视群众微小的利益，应该以严肃态度处理农民“微小利益”，反对知识分子眼高手低。应以群众眼光看微小利益，不要以自己眼光看。因为群众对每个微小可能，却非常重视，要注意一切口号：改善群众生活，民主，减租，减息，……都是为了抗日，同时准备应付将来。 群众团体的独立性问题： 群众团体有相当独立性，但不能独立到和党、政府对立起来，走到反党反政府地步。所谓独立者，不是政府的支差机关，附属组织，而有它自己的工作。 富农参加农会问题： 工会是阶级组织，农会在一定意义上，即对封建地主来说是阶级组织，对资本主义来说，不是阶级组织。混淆阶级观念，富农是自己劳动的，不拒绝参加农会，不劳动的富农，则拒绝加入农会。富农少一些加入农会，也不要紧。如果富农已参加农会了，在反封建斗争时，他可能赞成，或可能中立。但增加工资，减租减息，他不赞成，我们不要特别反对富农，但要反对富农的封建性。这一切，都要从当时的具体问题上看（在减租减息之前，是七分封建，三分资本，在减租减息之后，是三分封建，七分资本）。 公营工厂的工会问题： 公营工厂，一种是不以利润为目的的，如兵工厂，一种是以利润为目的的，即商品生产。前者，没有剥削，仍有剩余劳动，但没有交换，所以剩余价值没有实现，即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这种剩余劳动，是给了无产阶级，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事业，为自己阶级事业，为国家民族而劳动。列宁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工人有史以来才为自己而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劳动。这是值得赞扬欢迎的。工人应该努力工作，爱惜工具和原料。 为商品而生产的公营工厂，是有利润的。但这种利润大部分给了共产党、八路军，给了抗日民主政权。但有一部分给了商人，即一部分剩余价值落在商人的腰包里了。抗日民主政权中，地主也剥削了些，但政府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只要政府存在，不倒台，也是应该的。至于被商人剥削去的一部分，也是不可避免的。就在苏联也是如此，因为苏联要作国际贸易，同资本主义来往，这是有好处的。被外国资本家剥削一些，但另一方面得到的更多。 因此，公营工厂的工会，应教育工人，努力工作，节省材料，提高生产，反对工厂中的官僚主义。工人和厂方应是合作的态度。 军事工厂是秘密的，不能泄露。全世界的军事工业都是秘密的。军事工厂的工会不参加总工会，只在不妨害秘密的条件下可与联系，工人犯法，受军事法庭审判。但管理方式，不应是军事管理，不能把工人看成军队，应多一些自由，多一些受教育的机会，只要他不乱走，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完全自由。工人如自愿上操是可以的，但不能机械的上操上课，要使他养精蓄锐，多做些工作，和把工作做好。 政委，指导员，只管理工厂杂务人员，不能管理工人。工人应由工会管理，政治部、处，不应站在工人之上，而应站在工人之中。政治部、处，其实可以取消，工厂里用不着政治部，指导员等。工厂中支部，可由上级党部领导。工会受党的领导。工会不参加总工会的代表大会，可以自己开代表会及党的会议。这样取消了一个政治部系统，可以少吵些架。晋东南已取消了政治部、处。 军事工厂工人的待过问题，军队去的工人（原是战士），可说服，如一定不行，则增加些。外来工人待遇，适当提高其待遇，但要求做好工作。工人的衣服，鞋、袜、日用品，当然要供给，不能与兵士待遇一样。我们对工人的唯一要求是：生产好，进步。 民主问题民主有资产阶级民主，有无产阶级民主。共产党员中有许多是民主精神差。 民主就是人与人完全平等。平等精神与等级制度是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缺少经济上的平等，无产阶级，经济上也是平等的。 据说斯大林在某一次大会上，不准备讲话，但全场要求他讲，他就说，你们要我讲，我不得不讲。这是尊重民主。他说，美国人的民主精神我很佩服，美国工场里，工程师和工人在精神上是民主的。 中国红军会经是官兵不分，这是很好的，平等的。可惜在今天我们的军队里已缺少了一些这种精神，这是一种倒退。民主精神的倒退。 现在干部到处表现自己，自以为荣，而不知道这不是民主，而是封建的等级观念。营长团长没有权利侮辱勤务员的人格，人格是平等。总司令是个职务，不是人格，不当总司令，还不是平民。美国总统华盛顿退位就是平民，来自平民，退为平民。 我们干部总站在人的头上，比别人高一等，这不是民主精神。当干部怕退为平民，是封建观念作祟。 职务有高低不同，职务高的，可以指挥职务低的，但不能因此而产生人格上的不同。职务不同，而要求待遇同，是平均主义，因为工作不同，待遇也不能平等，因此干部有马骑，有好饭吃，平等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职务不同，而造成了社会地位不同，人格不同，就不是民主。因此，要在党内，部队内，人民内，以民主精神来进行教育。民主精神教育好，工作就可以做好。如果要求高人一等，不但违反共产主义，而且违反民主主义。如果共产党员搞民主，而在精神上不民主，那是搞不出什么民主来的。只有我们的领袖，干部，群众，真正民主了，在精神上是彻底的，才会搞出真正的民主来。不然的话，开参议会也是开不好的。毛泽东同志说：“不要站在民众之上，而要站在民众之中。”那种凡是承认自己可以站在别人之上的人，同时也会承认别人也可以站在自己之上。但我们有许多干部是站在民众之上的，应该严厉的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