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故地

　　当我今年^[1]5月动身到英国去的时候，我事先就有一个打算，要在我完成宣传鼓动任务回到德国之前，去寻访一下我们流亡者从前在伦敦住过的地方，特别是去寻访一下马克思一家住过的那些寓所。
　　那天是6月8日，星期一。我们（杜西·马克思、艾威林和我）早晨从西登汉姆出发，乘坐火车、出租马车和公共马车去到索荷广场附近的托登汉姆大院路的拐角口，就在那里开始我们的寻访。我们按部就班地进行工作，就像施利曼重新发掘特洛伊城的遗址一样，并且也像他那样，感到这确确实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施利曼要发掘的是普赖阿姆和赫克托耳^[2]的特洛伊，我们要发掘的是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和六十年代政治流亡者们居住过的伦敦。
　　施利曼所要寻找的特洛伊已经被掩埋了三千多年，而我们所要寻找的伦敦才距今不到半个世纪。可是特洛伊木马里的希腊人是不能和现代的建筑师、工程师和投机商们相比的。当时希腊人的杀人武器和破坏工具是十分原始简陋的，就其破坏力来讲，简直可以比作软弱无能的侏儒。而今天的情况却不同，以往需要几十年乃至几百年才能摧毁和重建的东西，今天只消几天工夫就能全部摧毁而加以重建。
　　这是现代大城市中出现的一种什么样的革命呵！用德语说，真是Umwälzungen〔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它不像政治革命那样普遍，那样随处可见，但这对我们来说毕竟是一项持久的发掘工作。谁要是今天从一个大城市出发去周游世界，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在许多居住区就找不到原来的样子了。
　　我还记得，当我在相隔了十六年之后，于1878年第一次重返伦敦时所发生的情形。我擦着我的眼睛，难道这就是我住了十几年的城市吗？以前的每一条街、每一个角落我都是十分熟悉的。虽然有一些地方还和以前完全一样，但是又有了多少新的建筑呀！简直是完全陌生了！即使以前熟悉的地方，也由于周围环境的改变而认不出来了。一些街道消失了，以前的居住区不见了；出现了新的街道、新的建筑。整个面貌变得来连我从前蒙着眼睛就能循路前去的地方，现在虽然近在咫尺也需要雇用一辆出租马车才能到达。
　　话说回来，我们到了托登汉姆大院路的拐角，附近便是索荷广场和莱斯特广场。这两个广场曾经是一群群由于寂寞而聚在一起的德国和法国流亡者们的麕集之地。
　　我们先漫步到索荷广场。那里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原来的房子；房子上还是蒙着熏黑的煤烟，甚至有的招牌上的字号也没有改变。这真好像做梦一样。四五十年的光阴犹如一片烟雾被一阵急风驱散，青年时代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一个二十五岁的流亡者，越过广场，穿过一条熟悉的横街（不是海湾街就是希腊街），朝着老康普顿街走去……那幢旧的模范公寓^[3]，还在那里。四五十年以前，模范公寓里的生活是多么疯狂，多么有趣而又令人懊恼啊。红色的沃尔夫不就是从这里捕走的吗？康拉德·施拉姆不就是站在这里吗？
　　一切一切都像我昨天就在这里似的。
　　奇怪的是：在伦敦这个房宅充斥的汪洋大海里，居然有些街道和街区在经受了汹涌澎湃、冲毁一切的时间浪潮之后还能无损原样地保留下来。
　　外界的暴风雨没有袭击到这里来。比方说，当年法国革命的风暴也只是在各阶层的人民中一掠而去，没有掀起任何波澜，甚至连一根毫毛也没有损伤。
　　―切依然如故！好像时间都停止了。人们在打开古代埃及国王的陵墓时才会有这样的感觉：过去仿佛就在今朝，而今朝仍一如过去。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里是第恩街，马克思曾在这里住过。
　　我们没有拐弯进去，而先到教堂街和麦克尔斯菲尔德街去。
　　对，这就是那教堂，教堂街就是因它而得名的。一切都是老样子：教堂对面还是那家少不了的小酒馆，也没有什么变化。那一排正面有两扇窗户的深灰色的三层楼房也没有变样。我住过八年的那幢14号楼也还在，它仍旧是老样子。这时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摸房门钥匙，然而门是开着的。我走进门去，看到楼梯向上一直通到我住过的二楼和三楼，转而又看到楼梯向下一直通到我以前也偶尔去过的厨房，那是在我欠的房租太多的情况下，为了向善良的女房东和她的女儿们寒暄求情才去的。
　　我们又继续前往！伦敦是非常之大，而我们的行程才刚刚开始，可以说是开始的开始。
　　我们又回转到街角，折入麦克斯菲尔德街。这里只有很少的几幢房子。1号，2号，3号，4号，5号。6号在哪里呢？这是麦克斯菲尔德街吗？那幢房子应当在这里，可是这里并没有。那幢6号楼是以前恩格斯从流亡生活初期直到他老父派他去曼彻斯特经商为止所住过的，当时肯定是在这里，可是我们就是没有找到。新辟的街道把那幢房子吞没了。那家小酒馆是我从前和恩格斯、康拉德·施拉姆一起在这里给在座的那些英国的酒馆常客们演唱过一首不成调门的歌的地方。当时我们在这里还居然赢得了热烈的鼓掌，而现在这里已经成了一家豪华的酒吧间。只是那位正直善良的托塞尔先生开设的铁制品商店还在（他的姓名今天还可以在我的几把纪念刀上看到），而且一点没有变样，只是业主已经不再是他了。
　　我看到四周都是新的街道，新的街名。一切都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的市容要比旧的市容宽大漂亮多了。充满着艰难不幸的达德利街和詹理斯街已清除掉了。所有的贫民窟、棚户区、各种简陋的住房都不见了，出现了整洁优雅的街道。这个有教养的“体面”的社会受到了一种“道义”上的攻击（但不是道德上的攻击），使它面对这种攻击自己感到羞愧。为了不在自己的鼻尖底下看到这种罪孽，这个社会把最肮脏的东西清除掉了，把各种污秽清除到别的地方去，正如懒惰的家庭妇女和料理家务的懒姑娘把各种垃圾废物统统仔细地扫到一间小屋里，扫到床铺底下去，或者扫到某一个隐蔽的角落里去一样，做到眼不见为净就行！
　　沙夫茨伯里伯爵把伦敦进行了一番“大扫除”，把那产生邪恶与罪愆、贫困与不幸的贫民窟都消除了；他要“经常不断地”改善那些不幸的女裁缝们的命运，这些不都是昨天的事吗？
　　这果真是昨天的事吗？
　　是昨天吗？我最后一次到这里来是什么时候？我从前是什么时候从瑞士、从法国来到这里的？对了，那正是那位在英国废除谷物税的罗伯特·皮尔从马上摔下来折断了脖子的时候，即1850年6月。四十九年的时间过去了。可是今天呢？难道贫民窟、棚户区、各种简陋住房果真都清除了吗？是呀！它们在这一片地方是清除了，可是移到了别的地段，仍然是这样的肮脏破烂，阴森惨淡，和从前一模一样。
　　而那些社会邪恶又怎样呢？所谓“社会邪恶”，就是指偷偷地大肆卖淫的娼妓，她们又怎样呢？难道卖淫停止了吗？绝非如此。卖淫的人减少了吗？不，今天有两万多卖淫的女人，比以前还多。
　　而那些女裁缝们又怎样呢？她们的命运变得好一些了吗？血汗劳动制（sweating-system）停止了吗？没有，完全没有！牺牲者的数目反而增加了。如果托马斯·胡德^[4]今天能从棺材里爬起来的话，那末他一定会给他的《衬衫之歌》再添上一些新的诗句。她们的命运比以前更加“血汗”，而这种血汗劳动制今天世界各地都在采用，就好像往昔的法国三色国旗在世界各地飘扬一样。
　　难道人们能够期待另一个样吗？一个人本性难改，社会也是如此。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人们不可能要求它本身无法做到的事情。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本性，使它没有能力消除贫困与罪愆，因为它本身就产生罪恶。这罪恶的社会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可能表现出它有改变世界的良好意思（沙夫茨伯里伯爵肯定是有良好意愿的，况且他还有财富、威望和权力），但也仅仅停留在良好的意愿而已，纵然使之付诸行动，也无非是一大堆毫无效果的难题罢了。良好的意愿等于零，这一点已为巴克尔^[5]所证明。只要产生问题的根由依然存在，那末问题就将始终存在下去。这并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些人或某一阶级的人所能改变得了的。
　　充满不幸与悲惨的贫民窟虽能离开资产阶级的社会圈子稍远一点，这不过是一个花点钱的问题，一个建筑上的问题，但是只要产生不幸与贫困的根源依然存在，那末这里的贫民窟驱散了，而在另一个地方贫民窟又产生起来。
　　纯粹是卖狗皮膏药！纯粹是珀涅罗珀式的手工活^[6]！英国人叫做海上耕犁。要在水上犁出一条沟，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然而转瞬之间水又重新会合，所以还是劳而无功。
　　我们接着往前走！现在到了第恩街。我们去找马克思一家人住过很长一个时期的那所房子。我以前已经去找过一回，但是未能确定是哪一所，后来恩格斯告诉我说，门牌号码换过了。那里的房子幢幢都是一模―样的。前几次我来伦敦的时候，每一次都没有充裕的时间去更仔细地寻找。在琳蘅死前不久，我曾和她谈起过这件事，但是她也不能确切地指出是哪一幢。而杜西呢，从第恩街搬到肯提希镇去的时候，她才一岁，也当然不会记得。
　　我们必须一幢一幢地逐个寻找。这条街变动很少。右边，从与老康普顿街相交处起，有几幢外貌完全相同的房子，很难确定到底是哪一幢。我唯一记得的可靠标志是，它的斜对过有一座朝着老康普顿街的剧院，是当时凯利小姐私人开设的。可是现在这剧院已完全改建过，比以前大得多了，并改名为皇家剧院。我不知道它是向哪一面扩建的，是向右面呢还是向左面。这样一来，我所知道的唯一可靠的标志也就移动了位置。最后我总算确定了两幢房子，只要认出其中一幢来就行了。但是单从外表看是不够的，我必须走到屋里去。其中有一幢房子的门敞开着，我走了进去。入口处的楼梯间看来是熟悉的，再从楼梯间向外面看，所见到的整个建筑的格局也和我记忆中的相吻合。但是伦敦大多数的房子都像是在工厂里用一个模子造出来的一样，丝毫没有独特的地方。再往一层楼走进去，我觉得又不对了，一切都是陌生的。
　　这时候马克思的女儿和她的丈夫正在街上继续观察。我把我似是而非的探索结果告诉了他们。
　　那末再到隔壁那一所房子去看看吧！那所房子的门牌是28号。马克思一家住的那所房子的门牌不也是28号吗？我没有记错吧？对啦！我突然记起来了，我初到伦敦时是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记住这个门牌号码的，这个门牌号码是我住的房子的门牌号码的一倍。那末这一定是恩格斯自己搞错了，他说门牌号码好像是换过了，也许只是他的猜测吧？我们拉了一下铃，一位年轻的妇女来开门。我们问她是否还记得以前的房客和房主的姓名。
　　她说记得，但只限于她搬来后最近九年的房客和房主。
　　我问她听说过有一位叫卡维纳太太的人吗？她是―个著名女作家的母亲^[7]，也是我们当年住在这里时这所房子的房东。
　　她说，没有听说过！
　　我说，能允许我进去看看这所房子吗？
　　她说，当然可以！
　　楼梯间是符合的。整个建筑的样子也跟先前一样。我愈往前走，就觉得周围的一切愈熟悉。楼梯通向后面房间，一切都对！
　　可惜二层楼上马克思住过的那几间房间锁着。但是我所能看到的一切都一点不差，完全是原来那样。毫无疑问，我确信马克思过去就是住在这里。
　　我走下楼去，叫喊起来，“找到了！这房子就是！就在这里！”这就是我曾经来过无数次的那幢房子。马克思就是在这里，在贫困的流亡生活和敌人的疯狂憎恨（不光是诽谤）的折磨下，克制着疲惫不堪和焦急烦恼的心情，写成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福格特先生》和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通讯（这些通讯现在终于编成了集子，题名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就是在这里为写《资本论》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就是在这里，马克思夫人在伦敦所生的三个孩子相继地死去。首先是弗克斯欣^[8]夭折。1852年，燕妮·马克思怀着万分的悲痛在活页日记本上写道：
　　“我是多么伤心，这是我失掉的第一个孩子呀！”
　　几年之后，她又在同一张纸上添加这样的话：
　　“唉，我当时真没想到还会再次遭受这样的痛苦，我想再没有什么痛苦比这样的痛苦更难忍受的了！”
　　她说的是可怜的穆希^[9]的死。
　　在弗克斯欣死后过了十几个月，小弗兰契斯卡^[10]死了。
　　在活页日记本的另一张纸上（这些活页日记是不久前清理手稿时找到的）我们还能读到：
　　“1852年复活节，我们可怜的小弗兰契斯卡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可爱的孩子和死亡搏斗了三天，受了许多痛苦。失去生命的小尸体停放在后面小房间里，我们都搬到前面房间来。晚上我们睡在地板上，三个活着的孩子同我们睡在一起。我们都为停放在邻室的冰冷而苍白的小天使痛哭。这个可爱的孩子在我们生活最穷困的时候死去了。”（由于缺乏埋葬孩子的费用）“我跑到住在附近的一位不久前曾拜访过我们法国的流亡者那里……他立刻以友谊的同情给了我两英镑。我可怜的孩子现在能够安睡的小棺材就是用这钱买来的。她生下来的时候就没有睡过摇篮，而她最后安睡的一具小棺材也是等了好久才得到的。当我们把她抬出去送到永眠之地的时候，我们是多么伤心呵！”
　　我们还是不去谈论这尼俄柏的痛苦^[11]和令人悲伤的流亡者的凄惨情景吧！
　　每一句话都是如此使人伤感，简直是在对死者抱愧……
　　我们在第恩街已经没有什么可寻找的了，于是又回到托登楠大院路的拐角处。在那里我们坐上了去肯提希镇的公共马车。
　　托登楠大院路上只有很少的一些变化。街面还是跟从前一样，大多数的杂货铺和商店是从前就有的。
　　大路左边的那座“小礼拜堂”（教友派教徒惠特菲尔德的“神龛”）一点都没有变样，只是墓园现在上着锁。可怜的穆希就葬在那里。我记得似乎马克思的另外两个夭折的孩子也葬在那里。
　　我们渐渐驶近肯提希镇。那家熟悉的饭馆出现在眼前。不错，这就是那当年的“红头巾”饭馆，它因为挂有一幅戴有红头巾的少女肖像而得名。我们曾在那家饭馆里作过一次异想天开的尝试，想把那里的一个受人压迫的雇佣少女从她的苦难中拯救出来，为此我们差一点遭到一顿毫不含糊的、绝非传奇式的殴打。
　　接着我们看到了座落在威尔士亲王路的另一家饭馆——用女巫希普顿的名字作招牌的“希普顿大婶”饭馆。它的对面就是我的旧居——劳克斯匹坪的3号房子，样子还一点都没有变，就好像我昨天才离开它似的，不过路名已经改了。我想，门牌号码也都已换过。现在的门牌是朝威尔士亲王路的方向数过去的。
　　公共马车把我们送到这里，我们就下车了。我们徒步拐过弯去，走上摩尔顿路。完全是一番重返故园的感觉！不过没有走多久就看到了新的马路。我离开伦敦时，这些马路还没有呢。那时，这里还只是一片旷野，如今已出现一排排鳞次栉比的房屋。
　　突然，杜西举起双臂，指给我看一所在伦敦郊区来说是比较宽敞的房子。她叫道：就是这幢！
　　真的，就是这所房子。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在这所座落在格拉弗顿坪的单幢住宅里，马克思一直住到他辞世前十年。这就是那个小阳台！那时候，马克思夫人出了重天花后，正在痊愈时期。三个女儿因母亲生病住在我家里。马克思夫人就经常在这个小阳台上向她的三个女儿挥手，作送往迎来的表示。当时马克思夫人身体还非常虚弱，一开头只能低声讲话，可是当我把孩子们领到阳台下面时，她就马上变得多么容光焕发！当时这幢住宅的门牌是9号^[12]，现在是48号。
　　我们走不多远就到了梅特兰公园路41号（九年前还一直是1号^[13]）住宅，卡尔·马克思就是在这幢住宅里辞世的。他不是在1872年，就是在1873年搬到这住宅来的^[14]，因为原来的寓所由于家里两个大的女儿都已出嫁而显得太大了。
　　在这整片地区，我觉得几乎一切都是新的。这里，从前是城的尽头。但是迄今已过去了三十四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内，这座几百万人的城市大大地向四周扩展了，超越了原来的界线。
　　我们从这里出发，默默地向汉普斯泰特荒阜走去。荒阜的变化很大，但是原有的本地气息还没有完全失去。我们寻访着当年的旧地，也感到需要吃点东西了。因为我们这次“重游故地”已经费时很长而又费力很大，漫游伦敦实在比漫游整个英国倍感辛劳。于是我们来到“稻草人城堡”点心铺，准备吃些点心，这个点心铺是以英国童话中稻草人的城堡命名的。
　　“稻草人城堡”点心铺！从前我们来过这里近百次！我们今天又坐在这里的这个小房间，就是long long ago〔很久很久以前〕我和马克思及其夫人和孩子们以及琳蘅等人曾经欢聚过数十次的地方。
　　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摘自威廉·李卜克内西：《纪念卡尔·马克思——生平与回忆》（Karl Marx zum Gedächtnis.Ein Lebensabriß und Erinnerungen），1896年纽伦堡版，第92-101页；参阅《摩尔与海军——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Mohr und General. Erinnerungen an Marx und Engels），1970年柏林版，第160-174页。

^[1] 指1896年。——出版社

^[2] 普莱阿姆（Priamos）为希腊传说中特洛伊之王。赫克托耳（Hektor）为特洛伊主将。——中译者

^[3] 模范公寓（Model-Lodginghouse）见本书《这里有我敬仰的一个人》一篇中李卜克内西的原注。当时在英国伦敦开办了几家这样的公寓。这种公寓适合于住家，每家有几个房间，除了上述的公用设施外还有浴室。这种有专人管理的宿舍干净极了。现在在伦敦各种各样的模范公寓还很盛行。——中译者

^[4] 托马斯·胡德（Thomas Hood，1799-1845），英国现实主义诗人和漫画家。1843年发表《衬衫之歌》（"Song of the Shirt"），作品描写了伦敦女缝纫工们的苦难生活，对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中译者

^[5] 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实证主义者，曾试图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中译者

^[6] 珀涅罗珀（Penelope）是希腊神话中俄底修斯（Odysseus）的妻子。俄底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中献木马计，从而使希腊军获胜。在他回国途中，历尽艰险。当时，他的妻子珀涅罗珀正苦于无法摆脱各地求婚者的滋扰，于是她找了一个借口，说她在择偶以前，要先做一件衣服。她白天缝纫，但是到了晚上又都拆掉，因此永无完工之日。比喻徒劳无益的工作。——出版社

^[7] 卡维纳（Kavenagh）太太——伦敦的一位房产主，英国著名女作家朱莉娅·卡维纳（Julia Kavenagh）的母亲。——中译者

^[8] 亨利希·格维多·马克思（Heinrich Guido Marx，1849-1850），爱称弗克斯欣（Föxchen），马克思夫妇最小的儿子。1850年11月由于肺炎引起抽风死去，死时年仅一岁。——中译者

^[9] 埃德加尔·马克思（Edgar Marx，1847-1852），爱称穆希（Musch），马克思夫妇的第一个儿子，病魔夺去他的小生命时刚九岁。——中译者

^[10] 弗兰契斯卡·马克思（Franziska Marx，1851-1852），马克思夫妇最幼小的女儿，还是婴儿时期——约十一个月就夭亡了。——中译者

^[11] 尼俄柏（Niobe），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后。因她触犯了阿波罗的母亲而失去了七个儿子和七个女儿，为此她悲痛万分，整天哭泣，后来变成石像。尼俄柏的痛苦常用来比喻失去子女的痛苦之情。——出版社

^[12] 杜西坚持说这所房子从来就是1号，或者至少当他们搬进去的时候是1号。不过我认为她搞错了。不管怎样，这一点很快就会弄明白的。

^[13] 自1856年10月1日至1864年3月末，马克思一家居住在哈弗斯托克岗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巷9号楼（das Haus 9，Grafton Terrace，Maitland Park，Haverstock Hill）。——出版者

^[14] 马克思是从1875年3月到逝世为止，住在梅特兰公园路41号。马克思于1863年11月30日他母亲在特利尔逝世之后，就离开伦敦，先后在特利尔、扎尔特博默耳、汉堡、汉诺威、卡尔斯巴德等地逗留、疗养。详见格姆科夫著《马克思传》年表。——中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