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斯基 -> 《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1936）
导读
哈罗德·拉斯基的职业生涯的突出之处在于他倾一生的精力写了至少14部著作，但很多作品都没有再版。本书是拉斯基满怀兴奋和激情论述自由主义兴起的著作，它也是在政治理论的推荐书目中少见的拉斯基的作品之一。然而，对于上一代人来讲，这本书也只有在大学图书馆里才能见到。
拉斯基名望下降的原因是他在战后社会中所坚持的左翼立场。战后政治的温和与保守主义同拉斯基写本书时所处的激进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19世纪60年代的激进分子也都轻视拉斯基的作品所凭借的历史视野。拉斯基作为在政治理论中运用历史方法的倡导者，其名望受益于这种方法所阐述的道理，但也因此受累。
拉斯基第一本杰出的著作描述了维多利亚时代宗教思想的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倾向，就好像这些思想具有持续的相关性。但是，随着拉斯基日益被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吸引，他越发坚定地相信，这一历史方法可以证明，政治思想，包括反国家主义，都无法超越产生它们的环境。随着拉斯基的学术思想与他自身日益明显的国家主义（statism）的政治主张相结合，他也变得广受欢迎，因为当时国家主义的观点已经成为那一时代的法则。但伴随着国家主义的衰落，他后来所付出的努力也跟他的政治主张一样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在此时，他既忽视了超越历史的反国家中心主义（anti-centralism）的可能性，也忽略了自己思想中所体现的历史主义的真理。
尽管拉斯基日益相信思想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失，但他仍然被先前的残余观点困扰着，认为思想可以超越它们所处的时代而延续下去。没有什么能比这本书更好地表现出暂存性和永久性之间的紧张状态。我们能够看到，这本著作中所描述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些原则仍然同我们如影相随，而对这些原则，拉斯基也深表赞同。但是拉斯基的描述却同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背景相矛盾，因为后者认为自由主义同资产主义的阶级结构紧密相关，而这种结构注定要消失。事实上拉斯基认为自由主义信仰是持久存在的，而马克思式的历史主义则预言自由主义将会消失，二者之间的这种张力使本书更加富有戏剧性。此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拉斯基的历史观念甚至强化了政治思想中的历史传统，而这种历史传统在今天依然广泛流行。
从众多对拉斯基丰富多彩的职业生涯所做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长期对某些自由主义原则的坚持，例如艾萨克·克拉姆尼克（Isaac Kramnik）和巴里·希尔曼（Barry Sheerman）以卓越的才华对拉斯基进行了描述。[1]通过这些描述我们了解到，拉斯基是一颗流星，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一举成为了政治和学术上的风云人物。他写了很多部著作和几千篇文章，这些文章虽然常常还只是未经修改的草稿，但却列举了所参考的文献来源，这都源于他那惊人的记忆力及同样令人惊讶的学识。作为一名教师，他也毫不逊色。他的演讲总是座无虚席，并且，他从前的学生在谈及他的演讲的时候，也依然兴致勃勃。他能记住学生们的名字，而且，他也广泛地影响了一大批未来的学者和世界领袖人物，包括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 和印度后来的外交部长梅农（J. Krishna Mennon）。就算是在餐桌上或讲故事的时候，他也同样引人注目，光芒四射。拉斯基非常喜爱讲述朋友的故事，而有些故事显然是他编造出来的，或者是极度夸张。不管怎样，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他已经在三大洲成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2]然而，1950年他逝世时年仅57岁，此后他的大部分政治著作也逐渐地被人遗忘了。
1893年6月拉斯基出生在曼彻斯特一个颇具政治影响力的犹太人家庭。这个体质虚弱、经常因病卧床不起的男孩在书中找到了慰藉。自从他的父亲内森·拉斯基（Nathan Laski）（曼彻斯特犹太人的无冕之王）积极投身于自由主义政治活动以后，年轻的拉斯基就开始受到政治活动的熏陶。他对自己早年生活的回忆之一就是看到年轻的、崇尚自由主义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在拉斯基父亲的家里面对着镜子练习演讲。在牛津大学，正如克拉姆尼克和希尔曼所说的“拉斯基的好斗和自信的个性”，使得他这个语言学校的局外人也可以在牛津工会（Oxford Union） 的辩论中显得格外出众。
不过，在辩论方面的成功并未阻止拉斯基被吸引到较少运用言辞的政治活动当中。他不仅被女权主义所吸引（在工会的辩论中人们认为他已经同女权主义紧密相连），而且接受了工团主义（syndicalist） 及其所倡导的直接行动理念。事实上，直到1920年，他仍然同情工团主义者所提出的反国家主义的立场。[3]在1914年从牛津大学毕业以后，拉斯基成为了《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的反战社论撰稿人。尽管如此，他也试图应征入伍，但因为心脏虚弱而遭到拒绝。也许，他早已预料到最终自己会因身体虚弱而被拒绝，因此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遗憾。拉斯基随即和他的妻子弗里达（Frida） 乘船到蒙特利尔（Montreal） ，成为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 的历史讲师。
正是在麦吉尔大学，拉斯基结识了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后者成为拉斯基的终生挚友，即使拉斯基在20 世纪30年代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通过法兰克福特的关系，拉斯基得以进入哈佛。在哈佛，他令其学生和同事们刮目相看，并开始在美国政治集团的众多新秀中建立了一个由其广大仰慕者构成的崇拜网络，其中就包括庞德（Pound）、布兰代斯（Brandeis） 以及同拉斯基交往甚密的《新共和国》（New Republic ）的编辑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后来，他又结识了富兰克林·罗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和马克斯·勒纳（Max Lerner） ，当然还有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正是霍姆斯同拉斯基通信交流的观点，成为日后拉斯基作品中最具持久影响力的部分。[4]
尽管拉斯基同国家主义论者克罗利建立了朋友关系，但这位年轻的哈佛大学讲师仍然是一个反中央集权者。这可以在拉斯基的第一批著作《主权问题研究》（Studies in 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 和《现代国家的权威》（Authority in the Modern State）中体现出来。这两本书分别在1917年和191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前一本书集中论述了维多利亚宗教论战中反国家主义的因素，而后一本书则研究法国天主教反动行为的政治理论。这两本书的目的，如其所言，都力图阐述这样一个观念，即绝对的主权是一种幻想，因为几乎所有追求统一的社会秩序都必须依赖于多数人的同意。“国家”（即拉斯基所指的中央政治权威）的倡导者们，不管他们是古代的、中世纪的，还是现代的，都没有意识到，“没有哪一个社会历史时期对国家决定进行的有组织的反抗，不是根植于人们真实感受到的深切不满，在1381年时这样……在1789年也是如此”[5]。
毫无疑问这些记述都是基于史实的，而且拉斯基还明确地预言，现代主权学说将同国王神圣权力的教义一样，最终必定会消失。但是，这些消失是基于其他的先验原则，这些原则是由讲求实效的多元主义术语（一般认为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表达出来的，它们不认为部分只能在整体的关系中才能被定义出来：国家“只是社会团体之一，而一个人的个性吸引他加入社会团体”。
这两本拉斯基的早期著作都坚定地为言论自由和个体反对国家权威的表达自由等自由主义原则辩护。他支持波土顿的警察罢工，批判1919年的“红色恐怖”，并由此引发了强烈的争论狂潮，其第二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尽管当时拉斯基广受欢迎，但也由于他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而树敌无数，而且这一点也并没有因他经常会为自己的自负深感内疚而得到任何弥补。拉斯基倾向于夸大他的朋友圈，几乎丝毫不能缓解他的自负形象。[6]然而，如果考虑到他给世人留下的这些非常真实的印象，那么，他以自我为中j心的行为方式使一些熟人与他渐渐疏远，当然就不是十分令人诧异的事情了。当1920 年拉斯基回到英国的时候，他的政见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和监事会（Board of Overseers）中引起了震动，此时，他已经出版了三本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发表了几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和很多篇评论文章，那时他才27岁。[7]
同拉斯基交往的大多数朋友都是非常真诚的，友情为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获得了一个职位，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8]最初拉斯基名义上与自由党人站在一起，他的家庭支持这一政党，但他对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 的机会主义越来越反感，并且随着他同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 和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 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很快他就从具有反国家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转向了费边主义和工党。到1921年，拉斯基已经专心致力于费边委员会的工作，不辞辛劳地制作费边主义的宣传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1923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一篇论文》（Karl Marx: An Essay）。这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读的作品，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作出了激烈的批评。他还在工人的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在英国各地的工人团体中发表了无数的演讲，并帮助霍尔丹（Haldane）建立了英国成人教育学院（British Institutefor Adult Education）。这所学校的影响力是惊人的。截止到20 世纪30年代末期，根据克拉姆尼克和希尔曼的分析， 87%的英国工人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接受了英国成人教育学院某种形式的教育。[9]
工党的政治主张在拉斯基的下一部作品《政治典范》（A Grammar of Politics, 1925）中得到了更加直接的展现。在这部作品中，他将国家描述成一种控制资本主义力量和实现机会平等的积极手段。虽然他仍认为决策应由工厂中的工人队伍来完成，但他将福利国家和某些产业的国有化视为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此外，拉斯基继续为反对国家权力的言论自由和道德良心进行辩护，再一次反对“红色恐怖”的形势和对共产主义政党领导人的迫害一一这一次是在英国。
在1926年大罢工之后，拉斯基出任工业法庭（Industrial Court）的仲裁人，并终其后半生一直担任这一职位。工业法庭是一个为了解决工业争端而建立起来的机构。拉斯基还写了深受欢迎的《共产主义》（Communism） 一书，高调批判共产主义者中的宗派主义，并且规劝人们不要同他们站在一起。这本书广受赞扬（当然，共产主义者除外），并且巩固了他同工党上层已经建立的广泛联系。拉斯基已经多次被要求代表工党，作为该党的议员候选人。虽然他总是拒绝，但在1929年大选期间，他在三十余个选区参与工党候选人竞选活动，并为工党赢得了权力。次年，他成了重获生机的《每日先驱报》广受欢迎的每周专栏作者。这是世界上第一份一天卖出两百万份的报纸。[11]在这一时期，拉斯基与工党的左派逐渐趋同一一并且第一次跟工党领导层形成对比，因为在拉斯基看来，他们大都缺乏政治理论一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对自由表达的坚定辩护。在1930年出版的《现代国家中的自由》（Liberty in the Modern State）一书中，拉斯基重申了这种思想。然而， 1931年9月麦克唐纳的背叛（Great MacDonald Betrayal） 瓦解了工党政府，并建立了依然由麦克唐纳领导的“国民”联盟。在这之后，拉斯基更加坚定地站在左派的立场上。在20世纪30年代的“粉红色十年”（pink decade）期间，即马克斯·贝洛夫（MaxBeloff）称之为“拉斯基时代”期间，拉斯基成为英国和美国左派的主要代言人。拉斯基对已经被地方党部开除出党的麦克唐纳发动的攻击引起了巨大的争论。他认为麦克唐纳的“背叛”与乔治五世违宪操控事件的“宫廷政变”可以等同，这一背叛使拉斯基坚信，在资产阶级处于危难的时候，它将采取一切手段（甚至是违宪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力。[12]
但是，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工党又该如何应对共产主义者对议会政治的奚落，而为自己辩护呢？拉斯基对这种两难困境所做的回应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宪政原则的双重忠诚，这一回应使他更深地卷入工党政治。用他的传记作者的话来说，拉斯基所期望的是，“试图巧妙地通过议会手段，制止利用资本主义的力量发动议会外的蓄意破坏活动”[13]。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件很难达到平衡的事情。他希望发生在1931年的灾难性事件能够使工党清除内部的中间派和自由派分子，为此他同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一道成立了社会主义者联盟，宣称它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所有成员均是社会主义者的政党。
1933年，拉斯基出版了《危机中的民主》（Democracy in Crisis）一书。尽管这是他到那时为止最具“中央集权主义”（centralist）色彩的一本书一一排斥多元主义、联邦主义和行会社会主义一一但仍然体现出拉斯基的内心深处所秉持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的相互冲突。一方面，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期间，统治者不会坐视不管（本书不断重申这一主题），甚至还建议新生的社会主义政府可以诉诸紧急权力或者实施宪法专政（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另一方面，他认为英国的统治阶级将会赞同和平革命，并且，他还坚定地支持自由主义的议会制度。
工党内部对前一个观点的强烈反应是可想而知的。党内的温和派开始动员，抵消他们所认为的拉斯基给工党带来的窘境，因为工党的纲领仍然是凯恩斯主义和温和主义。尽管拉斯基受到工党内部各阶层的欢迎，但他还必须赢得足够的支持，以便在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里（National Executive Council） 谋得一个职位。1935 年，拉斯基写了《国家的理论与实践》（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一书，在书中他公开采取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尽管他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成为第一个敢如此行事的英国重要学者，这也表明拉斯基在工党内部正趋于边缘化。[14]他再一次声明自己对公民自由的坚定信念，并主张英国的统治阶级应该倾听理性的声音和坚持英国的传统。但他也再一次坚称，阶级斗争仍旧主宰着公共生活，只不过现在完全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述这一观点的。
一年以后，即1936年，拉斯基试图在理论层面处理先前一直困扰他的左派论述的两难困境，即阐述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一书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进行了历史的考察，从最初清教徒思想中的萌芽，一直到它对20世纪30年代“粉红色十年”的重大意义。然而，尽管本书以其广阔的视角和深刻的洞见令人惊奇，它的副标题“一篇解释性的论文”（An Essay in Interpretation） 倒也非常贴切。它既不是一部教科书，也不是一部不容置疑的作品。事实上，此书对于英语世界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标准诠释，而拉斯基的得意门生之一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也将这一观点戏称为“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政治理论。
拉斯基在本书中认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因此，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商业文明中的私有制提供意识形态上的辩护。一场取消财产规则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将推翻自由主义。也就是说，拉斯基以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方式宣称，自由主义在为财产辩护的过程中也包含了“自我摧毁的条件”。[15]拉斯基认为在自由主义内部存在着一种经常同保护资产阶级财产相矛盾的趋向，一种进步的或主张采取社会行动的趋向，它将会通过规范财产，以强化自由的其他价值。但他也认为，绝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还没有激进到令自己的意识形态同对财产的规制保持一致。自由主义这种进步的或“社会化”的一面注定会遭到失败，因为在其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它的意识形态中“资产阶级”的一面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拉斯基还预言，这种情形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尽管如此，拉斯基依然支持自由主义及其所派生的民主制度，尽管自由主义注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大潮席卷下灰飞烟灭。事实上，本书虽然简短，但提供了关于自由主义的社会行动面向的许多丰富案例，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提出疑问：拉斯基在这样做的时候，是否削弱了他自己有关自由主义终将失败的论点。因此，尽管本书体现了他的才华，但它依然延续了拉斯基思想的暧昧态度，因为在他看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水火不容。
拉斯基无法在本书的四个章节中理清这些为数众多的模棱两可的思想，这就使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途径出现了四个相互交织的方法论问题。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途径，就像第一章中列出的那样，在强调人类思想依赖于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同时，也贬低（即使并没有抹杀）了前者的独立性，而且，它还强调物质性的历史力量对思想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而不是强调思想和具体行动的相互影响。第一，如果从这个一般基础出发，拉斯基可以继续宣称自由主义“就像所有社会哲学一样……无法超越产生它的【历史】载体”，那他又怎么能够赋予自由主义具有超越历史的特征，并赞同自由主义思想的永久贡献呢？ [16]
第二，正如拉斯基在第二章中所说的那样，当17世纪自由主义“诞生”的时候，它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流派是洛克式的，如果洛克主义是有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那我们怎样解释拉斯基所论述的自由主义的激进表现方式？后者是由早于洛克的平等派提出来的，并由受到洛克影响的改良家进一步阐发的。
第三，在第三章中，拉斯基对自由主义的一场政治胜利进行了描述，它消极地抵御了18世纪“左派分子”或者社会潮流对财产权的攻击。作为一种抗议的表达方式，或者作为未来可能取得胜利的一种表现，这种社会潮流依然具有活力。但是，如此一来，对这一点他的认识是不是过于不足？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将政治理论的命运同应用这些理论的政党的命运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最后，拉斯基在结论篇中总结道，社会革命必须由自由主义以外的理论建构所激起，因为社会行动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本性是不相容的。但从当前或我们所知道的情形来看，他的这一命题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呢？拉斯基是不是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即高估了为自由主义准备了原始基础的环境的持久影响力？还是他错误地解释了这种历史环境？或是他曲解了自由主义学说本身？还是他在这些事情上都搞错了？
尽管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编年史可能存在上述不足，但拉斯基在书中所展现出的丰富知识，以及书中提供的大量信息，肯定使本书超出了“红色十年”（red decade） 的应时之作（livre de circonstance） 所具有的意义。此外，拉斯基在书中所提出的四个相关问题，精确地呈现了本书的宝贵和永恒的特性。因为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是学者们辩论的内容）比他所提供的答案更加重要。现在我们就转入考察第一个问题，即一般思想的永恒特性问题。
一
拉斯基在作为导言的第一章中为自由主义下了一个基本的定义，即自由主义就是提倡世俗主义，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以及思想和质询的自由。这些都是自由主义所包含的因素，可以按照“尽管不是普遍如此，但通常情况下”这种模式加以适用，而且，拉斯基也全心全意地拥护这种适用模式。但他继续说道，因为它“总是服务于”有产者的“目标”，自由主义“总是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社会行动……总是乐于保护个人创新，而不是赞许政治权力所追求的社会一致性”，“总是倾向于在自由和平等之间提出反论”。这些都是拉斯基谴责的自由主义所具有的消极特征。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拉斯基承认自由主义具有社会行动的一面，这一社会行动的方面是因应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的。这里，他在谈论自由主义“总是”消极地对待社会行动时，赋予了自由主义一种超越历史的特征，而这同他所强调的思想的历史性是相互矛盾的。但当他将反对社会行动归为自由主义的普遍性之后，他似乎又急切地宣称，自己热烈支持的宽容和自由原则“并不具有普遍性”。
拉斯基坚称，自由主义的历史不是一部“有意识地不懈追求”好的自由主义目标的历史。相反，他认为，这些好的目标都是在非故意和无意识下产生的副产品，它们服务于保护私有财产这一有意追求的目标。因此，当自由主义提出超越其最初狭窄财产范围的有意识的普遍性主张时，它根本无法获得成功，因为它的历史渊源已经多少给这些主张形成了致命的约束。
拉斯基没有回答以下这一可能，即自由主义者有意识地关注所有的目标，而且这种意识已经超出了自己最初所能企及的范围。拉斯基似乎想要说的是，自由主义最初的意识形态面向，即对财产的保护，可以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因为自由主义的这一面向，已经在历史上成为现实。而自由主义很少意识到的另一个方面，即普遍论者对自由的辩护，是其无法实现的或“乌托邦”的面向。当然，像拉斯基这样的公民自由主义者不会仅仅因为普遍论者对自由的辩护无法实现，而质疑为自由辩护的正当性或呼吁。他所必须展示的是，普遍论者在狭义上（in particular）对自由主义的要求和在广义上（in general）对思想观念的要求所具有的历史影响要比这些要求背后的物质利益来得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曾经出色地解释了清教职业伦理的形成同自由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关系，而拉斯基正是通过批判韦伯的这一解释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的。
根据拉斯基的观点，清教主义帮助了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是一个无意促成的结果，并非有意为之（他认为韦伯就坚持这种观点）。因此，韦伯和他的门徒犯下了一个严重的时代性错误：他们构建了一套资本主义的职业伦理，并将其追溯到宗教神学，而如果将这种神学置于实际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的话，它与“中世纪晚期的宗教法规学者的观点完全一致”。尤其是韦伯认为，加尔文派所倡导的“神召”（calling） 观念为职业伦理注入了力量，而这种观念在产生之初就与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 的思想差异不大。按照拉斯基的话来说，清教主义独特的“神召”思想在“在受到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之前就已经存在一个半世纪之久。“到那时为止，资本主义精神对天主教徒的态度产生了根本影响，至少就跟它对清教徒的态度产生的影响一样。”（确实，即使清教徒也“不是出卖物质财富的人”。）
这样一来，清教主义与其说是一股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力量，还不如说，它与那个时代的经济巨变同时发生，并且在特定程度上，也是由这种经济巨变所造成。只是在这之后，才产生了一种新的态度，开始将失败与缺乏体面等同起来。个人利益构成了公共利益，这种观念直到后来才渗透到清教主义的思想当中。但是，如果拉斯基能够认为清教主义到后来才被资产阶级所利用，也就是说，清教主义可以根据历史上新形成的阶级利益来适应新的环境，并改变自身教义的内容，那么，为什么其他的思想就不能显示出类似的延续力量（staying power） ，并被那些最初并未信奉这种思想的阶级所接受呢？不管怎样，将一个狭窄的阶级基础归因于自由主义，尤其是洛克式的自由主义，拉斯基这样做是否得当？
二
在第二章中，拉斯基阐述了17世纪自由主义的具体发展。根据他的描述，在自由主义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种趋向带有资产阶级和财产导向，主张个人主义，相信有限国家；另一种则带有激进、实验性、乌托邦、普遍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并不“总是”敌视社会行动。尽管拉斯基在本章中比在第一章中更加大张旗鼓地描述了激进倾向，但他坚持认为这种激进倾向始终“处于主流之外”，因此它已经超出了洛克的思想范围。拉斯基恰当地认为，洛克已经为“下两个世纪的自由主义学说勾画出了基本轮廓”。“左派”或者是社会自由主义被边缘化了，因为它在政治上已经落败于洛克谨慎的保护财产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历史根基已经牢固地扎根于那个时代之中。
拉斯基认为，既然洛克学说的最初目的就是保护财产所有者，这就和《政府论》（下篇）出版之前长达数代人之久的革命时期中存在的更为激进的思想潮流有着明显不同。因此，拉斯基希望将洛克从英国平等派（Levellers）的左翼阵营中分离出来。这些左翼人士在失败的社会革命中提出了更加广泛和平等的要求。英国的平等派普遍建议，应由一个积极的国家救助穷人，这“暗示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生”一一这是一种更加适合19世纪而不是17世纪的意识形态。与此相反，洛克更好地代表了拉斯基所谓的当时人们的“心境”：“理性主义、信仰自由、宪制政府、保守中庸”。洛克对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辩护，以及他提出建立有限政府以保护这些权利的理论，还有他所主张的个人主义人类观和劳动义务思想，这一切都“为上升中的中产阶级提供了他们正在寻找的思想观念”。因此，洛克为自由辩护的理论并非是为没有财产的劳动者服务，这与激进的平等派的思想规划截然不同。
但是，如果自由主义是有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且来源于有深厚历史根源的现实，那么拉斯基又怎能说洛克主义“在洛克提出时尚属于不切实际的空想”呢？对自由主义进行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描述，需要更高程度地独立于自由主义所赖以产生的历史力量之外一一尤其是在这一理论的成长和成熟时期。事实上，拉斯基有关洛克的政治理论对地主、农场主、商人和店主有利的观点得到了他称之为洛克哲学的“宽松目标”（loose ends） 的补充。正如他所提到的那样，洛克的理论产生了后来的贝克莱（Berkeley） 的理想主义、休谟（Hume）的怀疑主义、康德的绝对律令和“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左派思潮：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戈德温（Godwin） 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激进分子、乌托邦主义者和那些并不是“有意鼓吹”自由主义的改革者的思想。[17]这对于一个人（指洛克）来说，堪称表现不俗。拉斯基曾将洛克的政治理论描述为“简直就是这样一份契约，它由一群构成有限责任公司的商人签订。这一公司的合作备忘录禁止其董事那些……使斯图亚特王朝背上罪名的行为”。[18]
正如我们所注意的那样，不管拉斯基的描述有多么晦涩，但还是激发了随后的广泛争论。既然拉斯基大体上指出了自由主义的两种趋向（虽然他并没有果断地表明自己更加信任这两种趋向中的哪一个），这也就有助于打开未来学者的观察视角，使他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思潮中更激进的方向，特别是对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而言，更是如此。一方面，拉斯基本人对洛克的“有限责任公司”所做的解释，在拉斯基逝世10年后，由他的学生麦克弗森更精确地阐述出来。麦克弗森撰写了《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 一书，这本书对洛克进行了标准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在一代人之后，尼尔·伍德（Neal Wood） 进一步明确了这本书的观点。事实上，麦克弗森比拉斯基更加强调平等派的财产所有观念。[19]
另一方面，当前一些学者认为，在洛克和极端平等派的纲领之间存在更为紧密的联系，而这是拉斯基所不愿认同的。针对拉斯基、伍德和麦克弗森所阐释的洛克的资产阶级属性而提出最主要批判的是理查德·阿什克拉夫特（Richard Ashcraft），他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是政治理论中历史学派的有力倡导者。在其著作《革命政治和洛克的政府二论》（Revolutionary Politics and Locke's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中，阿什克拉夫特同意拉斯基的观点，认为洛克理论是历史特定利益在思想上的反映。[20] 他也认为极端平等派是社会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这与拉斯基一致，却与麦克弗森不同。然而，他与拉斯基和麦克弗森都不同的是如何看待洛克的激进主义。洛克与沙夫特伯里（Shaftbury）和以前的平等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有些平等派人士已经提出工人应该享有普选权利。为此，阿什克拉夫特把洛克的《政府论》（下篇）描绘成一部激进的道德平等主义宣言，它支持平等派所提出的所有人的生存权利主张，而不是只维护资产阶级财产[21]
大卫．伍顿（David Wootton）最近对阿什克拉夫特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洛克比后者所认为的要保守得多。[22]事实上，阿什克拉夫特承认，洛克在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进行辩护时是保守的，并且，这种承认至少朝着拉斯基的观点迈进了一步。拉斯基认为，自由主义对政治平等的捍卫同它为经济不平等所做的辩护之间存在着矛盾。可以肯定的是，洛克认为从民众那里圈占土地是正当的。无论如何，阿什克拉夫特的著作看来是他的更大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试图调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这跟拉斯基是不一样的。拉斯基自己的著作同样充斥着这种在洛克时代和以后一个世纪中随处可见的自由主义内部的左派潮流。
三
在关于启蒙运动的章节中，拉斯基认为法国在18世纪期间是自由主义的创新中心。在英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建构不过是为财产的辩护进行的一场清理场地的工作，缺乏原创性，因为在英国，中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已经建立起来并日益稳固。[23]根据拉斯基对18世纪所做的丰富而复杂的描述，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支持自由贸易进行辩护和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一伯克（Edmund Burke） 从保守主义的视角对财产进行辩护的过程中，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已经走向了巅峰。
拉斯基用了相当巨大的篇幅来描述亚当·斯密，这同他在描述其他关键人物（包括洛克）时所用的篇幅一样。关于这一点，更多的是出于兴趣，而不是强调亚当．斯密的原创力。拉斯基称他为18世纪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的观点是“根据时代需要的思想总结”。在亚当·斯密的努力下，前一个世纪全面兴起的自由主义现在已经大功告成。亚当·斯密继承了洛克的个人主义和对财产的捍卫，从《政府论》（下篇）的观点中得出了富有逻辑的结论。如果洛克是认识到有必要尽量减少国家对财产的干预，亚当．斯密则认为根本就不怎么需要国家的干预。如果说洛克所暗示的是企业公理，那么亚当·斯密则将这种基本准则提升到类似神学的重要地位。
“用具体标准来界定国家干预的限制，要比用抽象标准更为困难，对于这一事实，亚当·斯密表现出了一种不安情绪”。而有趣的是，拉斯基也注意到了斯密流露出的这种不安。他同时还注意到了亚当·斯密思想的激进方面：对沉默的股东的厌恶，对工人的热爱，以及随便坦言国家的职能就是要让富人睡得更加安稳。[24]然而，拉斯基也清楚地看到，在亚当．斯密批评资本主义的文章中充斥着对自由放任的提倡。正因为亚当．斯密这方面思想的胜利巩固了自由主义同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的联系，拉斯基将这位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同保守主义的奠基人伯克联系起来，因为伯克也富有主见地提出了同亚当·斯密类似的自由放任观点。
显然，拉斯基对伯克怀有最崇高的敬意。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在事实上也是迄今为止最具见地的”，被拉斯基称为“继弥尔顿（Milton）之后最伟大的人”[25]。实际上，用拉斯基的话来说，伯克观点的重要内容“在今天就像他刚开始提出来的时候那样富有活力”。在拉斯基看来，正是作为辉格自由主义者的伯克，“超越其他任何思想家……为洛克国家理论的形而上学框架（metaphysical outline） 提供了流传至今的实质性内容”。正是作为保守派的伯克，丰富了洛克式的财产权利观念，因为他将这一观念植入到了英国的传统当中。对拉斯基而言，财产权利是伯克思想中“不言而喻的主要前提”，它暗示着国家扮演着尽量小的经济角色，劳工是财富的来源，存在一个自发的劳动力市场，一份隐含的劳动契约，以及阶级和竞争者的共同利益。
所有这一切都是拉斯基更博大的理论的组成部分，这一理论表明自由主义具有捍卫财产的内在保守特征，“左派”和社会自由主义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拉斯基向前跨了一大步，并强调指出伯克对洛克学说的阐述以及他将洛克式的传统与法国大革命相区分的做法，完成了将英国自由派团体的思想与社会内容相脱钩的工作。然而，与关注社会内容的做法相反，他们只关注表面层次的政治形式。“他们所说的一切并不表明他们意识到了财产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他们对社会问题所表现出的兴趣是勉强的，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约束工人阶级，而非解放工人阶级。
尽管拉斯基认为在这一时期法国自由主义者具有更大的创造力，但他仍然试图淡化他们关于社会问题的论述。他承认在18世纪的法国，无疑“存在对社会问题的极大关注”。仅在贫困问题上，即使在牧师当中也有很多富有创造力的文献作品。也有许多关于国家工厂的详尽计划，马布利（Mably）甚至为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框架辩护；林奎特（Linguet）预言不公平将导致革命和社会灾难。但所有这一切都被贬低为极具乌托邦色彩或者是徒劳的实验。因为除了马布利以外，法国自由主义也都没能动摇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的原则。拉斯基再一次暗示，自由主义中的社会主义潮流微不足道，因为它只是纯理论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但是，正如拉斯基注意到的那样，当法国大革命实际上将财产权利带入政治思索领域时，我们就不能将这种理论思索贬低为毫无作为的乌托邦主义。可以肯定的是，他也注意到那些为此作出贡献的思想家们，包括林奎特、梅叶和马布利，当然还有卢梭，都对社会问题提出了见解。拉斯基并不否认卢梭的自由主义一面，并且他也敏锐地注意到了卢梭在“攻击社会基础适当性”上所具有的“特殊倾向”，甚至还具有一种“无产阶级的微妙意味”。然而，像马拉（Marat）、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萨维尼（Savigny）和伟大的康德这样激励人心的人士却没有受到他足够的重视，反之，他对伏尔泰要关注得多，并将后者视为这一时期法国的“最独特的代表”。
拉斯基将伏尔泰对“暴民”和“大众启蒙”的轻蔑与伯克的观点相比较。但是，如果拉斯基可以认为“伏尔泰的思想中找不到贯穿于整个卢梭思想的对不公社会秩序的强烈愤慨”，那么，他为何重视这些比卢梭肤浅的思想家，难道他们真的要比卢梭对历史有更大影响吗？此外，拉斯基认为狄德罗（Diderot）在攻击“文明社会的基础”方面甚至“似乎已经超越了”卢梭，因为狄德罗主张累进式征税、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财产分配制度、救助穷人和关注教育。然而，因为狄德罗的思想建立在薄弱的社会基础之上，这些观念还被其后的曼海姆（Mannheim）称为“乌托邦”，因此它们被轻视为不过是虔诚的希望，这些观念没有一个在自由主义的政权中实现。正如拉斯基在更早期的小册子中所言，就算是1789年公开阐述社会主义的小册子中也仅仅是慷慨激昂的痛斥，没有明确的纲领，仅有的一份清晰的社会主义纲领却是主张专政和反自由主义的。[26]
不过当时的社会行动主义显然不全是社会主义的，拉斯基本来可以强调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掌权时期一一在这一时期，普选制得到了最高程度的实现——的反自由主义甚至极权主义的因素，然而，拉斯基却没有这样做。他的论述风格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尽管当时存在非自由主义的政治潮流，但同时在明确要求减轻苦难方面，也有一种自由主义的面向。像他较早前就注意到的那样，“国家中的所有政党都不接受过度的财富差距”，并且普遍主张累进式征收所得税。[27]尽管包括拉斯基在内的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法国大革命非常重要，但正是在那场动乱中我们发现，左翼人士和工人阶级提出了权利要求，这些要求用自由主义的语言公开表达出来，譬如“地球的果实属于穷人，这是自然的权利”[28]。
拉斯基正确地指出，对普选权的要求没有取得多少实效，大革命属于寡头政治和资产阶级性质，而不具民主属性。即使在大革命的短暂高潮期间，也存在对普选权的实际上的限制。虽然拉斯基关于自由主义潮流中的资产阶级脉络在大革命期间及随后的一个世纪取得了胜利这一认识是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对其表示抗议的自由主义声音可以被成功地湮灭。尽管他也注意到，除了资产阶级以外，不存在其他的革命主体，并且在选举议会（electoral asseblies） 中，“没有证据表明工人阶级参加过会议”，但他确实承认有“工人阶级的组织”[29]
拉斯基认为，法国自由主义实际上“系统阐述了新兴［资产阶级］权利索取者所提出的人权要求，但它没有看到，当人们的［要求］得到满足以后，他们仅仅是为一场新的冲突设定了条件”。在此基础上，拉斯基对自由主义是否具有满足这些新条件的能力表示怀疑。这些工业革命的新条件即使不是自由主义创造的，也是它尽力为此辩护的。“左翼”自由主义即使继承了权力，也不足以满足生存和适应新环境的需要。为此，他转而倾向于实现一个现代的伟大社会变革，这种社会变革将由自由主义传统以外的力量所推动。自由主义是无法从内部得到更新和重建的。
四
每个人都会同意，许多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都关注社会问题。在本书的结论篇中，拉斯基着重关注了进步的欧美思想。他依然不断地向人们阐述这样的观点，即由于没有触及私有制观念，“政治民主和表现政治民主内在目标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都无法超越限制它的框架，就像封建社会也无法超越自己的构建原则一样”。因此，那些确实对社会问题进行过解释、属于自由主义阵营的“心胸更为宽厚的思想家”，如密尔（Mill）、霍布豪斯（Hobhouse）和格林（T.H.Green），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学说的演变”只发挥了微弱的影响。用今天的术语来说，拉斯基认为，自由主义的财产私有范式和社会主义范式之间存在着根本对立。
拉斯基在20世纪30年代持有这种非此即彼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鉴于当时欧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他说，如果我们检视一下左翼主义的传统，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从19世纪就开始排斥自由主义思想，他们认为自由主义“不过是伪装成普遍规律的历史特例而已”，仅仅是“人类同环境的不断斗争中出现的一个不规则和暂时的学说阶段”。但是，社会主义民主中的“民主”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从拉斯基所作的阐述来看，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的观点，即自由主义的思想应完全被社会主义取代，或者说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
拉斯基注意到，到19世纪为止，甚至在自由主义内部也出现了民主和国家主义的情感。令托克维尔这位保守自由主义者极为惊愕的是，“19世纪的经验已经教育了人们，使他们在国家中看到一个组织，在充足的压力下，人们就能从这个组织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物质利益”。此外，拉斯基也注意到，尽管保守自由主义者将国家的调控规制行为当成敌人，将其与旧政权的制度联系在一起，但最重要的“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密尔却转向社会主义思想。确实如此，如果拉斯基宣称典型的英国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费边主义，“在这种思想中，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观点比马克思的观点要重要得多”[30] ，那么，他的论述至少表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和睦友好的关系。
但拉斯基却对密尔放弃了对自由市场的信仰这一事实略而不提，理由是这只是密尔在晚年才这么做的。[31]他批评费边主义者没有清晰地看到他们的信仰依赖于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两个原则：既然他们期望保存议会制度，他们就必须依赖这样的一个共识，接受民选政府的自由主义政治前提，即失败者毫无怨言地放弃权力；并且既然他们希望从私人企业那里征得税收，他们就要继续依赖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信条。不过，拉斯基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控制失败者行为的民主规范，并且在工党内部，他也屡次尝试、历尽艰辛地遵守这一规范。的确，正如拉斯基所说的，对于他本人和大多数的英国社会主义者而言，如果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民主的，如果自由主义是现代民主的核心观念，那么，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离不仅是不必要的，在理论上也是不可能的。然而，拉斯基曾经提出，民主规范依赖于资本主义。虽然在本书中，他并未设想任何特别新颖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之后他却可能会说，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观念，即政治民主必须在经济领域中运行。但是到1949年，他可能又抱怨说，“我还没有找到能将工会和国家工业管理结合在一起的合适方式，以使得它们的关系既是民主的又是高效的”[32]。
拉斯基认为，费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就如同自由主义本身一样，“依赖于经济状况的发展态势，而这种经济状况的持久存在就能够保证政治体制发挥有效的作用”。然而，对拉斯基而言，所有的政治观点（包括真实的观点）都会历史地依赖于这种发展态势，后者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独特地表现出来。拉斯基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期间写这本书的时候，其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对这种特殊环境的解读，他认为，这种特定的环境可能致使左派或社会自由主义在20世纪遭到失败。但是，其他独特的环境也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并且拉斯基注意到，在美国就产生了一致同意自由主义的“例外状况”。他说，这种共识“不能被看作不合理地实现自由主义理想”。尽管拉斯基将这种实现称为美国的“世界帝国”，但他并没有预料到，这种世界帝国的“例外”可能变成普遍的规律，会成为后来现代社会的全球性目标。
对于自己不愿预测这种可能性的原因，拉斯基指出，当时美国最高法院一直拒绝批准“罗斯福新政”中所包含的规制经济和干预市场的各种项目，因为罗斯福新政是拉斯基倍加赞扬的。由于本书写于最高法院认可新政合法这一著名“转向”之前，因此拉斯基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无法应对新政对私有财产的规制。基于这种观点，拉斯基指出自由主义正处于十字路口。他说，要么改变美国的阶级关系，要么现存统治阶级将被迫改变民主的政治形式，以实现基本的利润目标。
然而，在得知新政措施已经占据上风后，拉斯基在他1940年发表的一篇演说中修正了自己的立场。他指出，对罗斯福所发动的攻击正表明了新政获得胜利。但是，为了阻止这种攻击产生不好的反应，他也建议“美国必须迅速地复兴自由主义的概念，为新的世界提供一种新的哲学”，他认为这不但是可能的，也的确是不可或缺的。[33]至少美国可以找到一种办法，以克服“在既定信仰中无法超越自身环境”的困难。就是在1940年这篇演说的开端，拉斯基一再重申，情况“始终”如此。[34]如今，围绕自由主义的灵魂之争可以在自由主义传统内部得以解决。
20世纪30年代政治上的坏消息使得拉斯基和当时许多社会主义者得出结论，认为可供他们选择的解决方案只能在自由主义之外的两种意识形态中选取：要么是追求人类解放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要么是奴役人类的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而最终的现实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自由主义国家后来击败了法西斯主义，与此同时又接受了“社会民主”或混合经济，这种混合经济将私有财产的自由主义和对财产的“社会主义”规制结合了起来。
对于今天拉斯基的政治继承者来说，坏消息当然是混合经济找到了自己的战略防御地位。一旦来自内部的工人阶级暴动的威胁和来自外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威胁消退以后，西方自由主义者就不再需要福利国家这一维护稳定的机制，或者不再需要显示他们对社会的关注了吗？拉斯基的继承者们在自由主义是否以及何时能通过宣称市场原则已经战胜一切，从而显示其“真实”面目问题上，还有其最后的发言权吗？
不管在21世纪社会机构是否会最终且成功地转变成企业组织，在思想领域中，自由主义内部都可能继续存在阶级形式和社会形式的争论。拉斯基无法预料到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哈佛大学的哲学系里居然出现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的一方是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 所主张的明显的洛克式最弱意义国家的自由主义，另一方是新康德主义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所主张的“福利国家自由主义”。[35]不管发生在自由主义内部的争论的结果如何（如果它将会有一个结果的话），自由主义思想的这两股潮流直到今天仍显示出巨大的生存能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拉斯基对美国自由主义复兴的可能性基本上持悲观态度。当拉斯基指出新政已经被大企业挟持的时候，曾一度令罗斯福感到不悦，他同法兰克福特的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拉斯基的激进社会主义经常使得他同老朋友的关系恶化，包括他的那些工党朋友。就算是在1937年他最终入选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他同工党及其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关系也很少处于和缓状态。他们一度考虑将拉斯基开除出党，因为他经常对工党提出公开的批评，而这些批评在全国执行委员会关起门后提出更为妥当。[36]此外，战时联合政府中的工党成员们几乎完全关注于手头的紧急事务，而根据拉斯基的观点，他们已经被权力软化了。另一方面，拉斯基想要在战争期间制定清晰的社会主义目标，但随着他在工党中被日益边缘化，他的期望也逐渐破灭。
在1945年进行大选时，拉斯基通过轮替制而当选为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成为一些保守分子最主要的反对焦点，包括后来很快成为英国首相的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拉斯基强烈主张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有权力对艾德礼发号施令，给自己招来了许多攻击。他针对欧洲听众所做的引发争论、好斗的不同主题的演说，使工党陷于尴尬的境地，这促使艾德礼给拉斯基写了一封后来广为人知的信件，建议拉斯基保持“一段时间的缄默将会受到欢迎”。[37]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享年57岁的拉斯基在1950年逝世的时候，他在美国这个“世界自由主义帝国”的首都所结交的大量朋友，都对他表达了最强烈的赞颂。正是由于他在许多播音员、政治家和自由派杂志的编辑们（拉斯基为他们写了很多文章）中的名望，才使得法兰克福特称颂他“对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影响可能超过了其他任何人”[38]。这些来自很多人，包括那些曾经强烈反对他的人的赞美，使人们强烈地认为，拉斯基启发政治思想的能力同他描述政治思想的能力一样强。从这方面来说，他的著作就像是他的教导。他喜欢同学生们讨论，乐见他们不同意自己的观点，这反过来也使大家喜欢这位老师。对于学生而言，本书所提出的问题和争论是尢价的，不论是对于文本进行阐释的基础，还是关于社会学，不论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还是关于自由主义的本质，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尽管拉斯基的著作存在前后不一致之处，但它仍是检验自由主义，也是检验一般政治思想的试金石。
约翰·L·斯坦利
注释
[1] lsaac Krammick and Barry Sheerman, Horold Laski: A Life on the Left (New York and Hammondsworth: Allen Lane/The Penguin Press, 1993). 我主要依靠这本书提供拉斯基的传记信息。先前的研究包括：Herbert Deane, The Political Ideas of Harold Lask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5), Granville Eastwood, Harold Laski (London: Mowbrays, 1977), Kingsley Martin, Harold Laski, 1893一1950 (London: Gollancz, 1953); Michael Newman, Harold Laski: A Political Biography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3); Bernard Zylstra, From Pluralism to Collectivism: The Development of Harold Laski's Political Thought (Assen: Van Gorcum, 1968)。
[2] 拉斯基不但在不列颠和美国具有影响力，他与梅农的密切关系，以及其后与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 的关系证明了他在印度的影响。至少有五本关于他的书籍是在印度出版的，包括：Ram Chandra Gupta, Harold Laski, A Critical Analysis of His Political Ideas (Agra: Asia Press, 1966); G. N. Sarma,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rold J.Laski, 2d ed. (New Delhi: Sterling, 1984); G.L.Mehta,Harold Laski Revisited (Ahmedabad: Harold Laski Institute for Political Science,1960); Yaakov Morris, Laski's Concept of Socialism and Israel (Ahmedabad: Harold Laski Institute, 1970); G.N.Singh, Laski-the Teacher and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Ahmedabad: Harold Laski Institute, 1957)。还有一位墨西哥和两位日本学者对拉斯基进行了研究。
[3] 对拉斯基早年工团主义倾向的分析，参见Herbert Deane, The Political Ideas of Harold Laski, pp.55-68。
[4] Mark DeWolfe Howe, ed., Holrnes-Laski Lett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5] Laski, Authority in the Modern State, p.387.
[6] 根据克拉姆尼克和希尔曼在Horold Laski: A Life on the Left一书第149页的记载，一位知情者曾谈道，拉斯基宣称自己和威尔逊总统有朋友关系。
[7] Ibid. , p. 149.
[8] 克拉姆尼克和希尔曼观察到，“对拉斯基有关自己是圈内人和权力中介者的宣称，即使我们运用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的最严格规则，即大约50%的准确度，而不是运用萨维尔（Saville）的更宽厚的规則，即85%~90％的准确度，那么，很可能的是，拉斯基的部分宣称至少是真实的，因为其中有两个属于最有权力的人一一对于他们，［工党领袖拉姆齐（Ramsay）］麦克唐纳（MacDonald）必须予以关注一一是拉斯基的强硬后台，他们是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和罗德·霍尔丹（Lord Haldane）"。同上书，212页。
[9] Ibid., p.181.
[10] Ibid., p.287.
[11] Ibid., p.291.
[12] 这一指控被这一时期的许多历史学家坚决否认，包括以下两位作者及其著作：Reginald Bassett, Nineteen Thirty-One : Political Crisis (London: Macmillan, 1958); Kramick and Sheerman, Harold Laski, pp.299-300。
[13] Kramnick and Sheerman, Harold Laski, p.301. 另外一个类似的判断是由迪思作出的，参见Herbert A. Deane, The Political Ideas of Harold Laski, chapter 5。
[14] Kramnick and Sheerman, Harold Laski, pp.360-361.
[15] 本书在美国第一版出版时的标题是《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一种商业文明的哲学》(The Rice of European Liberalism: The Philosophy of a Business Civilization［New York: Harper, 1936］); 本书的英文第一版系由Allen and Unwin在1936年出版的，其后在1947年、1958年和1962年再次印刷。
[16] 拉斯基在《自由主义的衰退》一书重复了这一观点，见The Decline of 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p.50。
[17] 有关针对拉斯基分析洛克思想的简短批评，可参见Herbert Deane, The Political Ideas of Harold Laski, pp.180-181。
[18] 在拉斯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1920 年，拉斯基也曾说洛克心目中的国家是一家责任有限公司，但他当时这么说，只是作为表述洛克的最弱意义国家观念的方式。在那时，拉斯基根本没有提到洛克是资产阶级哲学家或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参见Political Thought in England: From Tyndale to Hook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0, 1961), p.44。但是可以比较第34页和第50页的不同。洛克先是被描述成民主人士，而后作者又通过引用塔克院长（Dean Tucker）的原话，将洛克描绘成一一不合时宜地一一“平等派的偶像”。
[19] C.B.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Neal Wood, John Locke and Agrarian Capit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and The Politics of Locke's Philosophy: A Study of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20] Richard Ashcraft, Revolutionary Politics and Locke's Two Treatises of Goverrt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关于将洛克视为活动家的类似观点，参见Maurice Cranston, John Locke (New York: Macmillan, 1957)。
[21] See Locke, Second Treatise, para.25.
[22] See David Wootton, "John Locke and Richard Ashcraft's 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Political Studies 40, no.1 (March 1992): pp.79-82; Ashcraft, "Simple Objections and Complex Reality: Theorizing Political Radical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Ibid., pp.99-115. 伍顿将洛克视为一位索齐尼主义者或基督教理性主义者，参见"John Lock: Socinian or Natural Law Theorist？" in Religion, Secularization, and Political Thought: Thomas Hobbes to J.S.Mill, ed. J.E.Crimmins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p.39-67。关于洛克宗教动机的另一观点，参见John Dun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Argument of the Two Treaties of Goverrr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23] 拉斯基在这里忽略了尼德兰。
[24] 关于现代人对亚当·斯密的更多修正观点，参见Donald Winch, Adam Smith's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William Letwin, "Was Adam Smith a Liberal?" in Knud Haakonssen, ed., Traditions of Liberalism (St.Leonards: 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 1988)。
[25] See Kramnick and Sheerman, Harold Laski, pp.184, 287.
[26] Laski, The Socialist Traditicm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Fabian Society/Allen Unwin, 1930), p.9. 由此可见，巴贝夫（Gracchus Babeuf）的思想，通过“一个明确的规划和一个同样明确的寻求实现目标的方法”，导致了“在这个时代的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p. 7）。可以参照上书的第32~33 页，在那里，拉斯基把巴贝夫的专政计划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比较，他三年前就在《共产主义》（Communism）一书中对后者的反自由主义观点进行了批评。
[27] Ibid., p.15.
[28] Ibid., p.23. 拉斯基在这里谈到了Boissel的要求，后者是自行其是的极左的雅各宾党人。参见他的著作Le Catechisme du genre humaine。
[29] 参照拉斯基的著作The Socialist Tradit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27页，那里谈到了“工人俱乐部中的会议”。
[30] 除了功利主义的费边主义者，理查德·阿什克拉夫特详细描述了许多事情，其中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组织的理论表述经常使用了自由主义者的自然权利的语言 。参见 "Liberal Political Theory and Working Class Radical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Political Theory 21, no.2 (May 1993), p.249。
[31] See John Stuart Mill, On Socialism, ed. Lewis S.Feuer (Buffalo: Prometheus Books, 1987). 关于功利主义的传统从密尔延续到维百斯(Webbs), 参见Shirley Letwin, The Pursuit of Certai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32] Laski, Trade Unions and the New Society (New York: Viking, 1949), p.156. 他补充说，“没有认真的观察者可以接受一些工会的要求，让其成为国有工业的主要董事”。
[33] Laski, The Decline of 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bhouse Memorial Trust Lecture, 1940-05-24, pp.20-21.
[34] Ibid., p.5. 拉斯基对于这种复兴的机会也不是绝对乐观的。就像他所指出的，自由主义的进步面向“已经遭遇到抹杀，其显著和彻底的程度可以和1688年革命对国王的神圣权利学说的打击相比较”(Ibid., p.3)。
[35] See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and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36] Kramnick and Sheerman, Harold Laski, pp.440-449.
[37] 关于这一冲突的更广泛后果的讨论，参见R.T.McKenzie, 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Praeger, 1963), p.333 and n。
[38] Kramnick and Sheerman, Harold Laski, p.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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