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俄﹞克鲁泡特金 -> 面包与自由（1886年初版）
第五章 食物
Ⅰ
假使将来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则不仅它的目的，连它的方法也是和从前的一切暴动不同。要达到新的目的便需要新的方法。
近百年来法国的三大民众运动，虽然在许多点上互有差异，它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现象。
每次人民都努力来颠覆旧的制度，为着这个主张，他们耗费了他们的心血。然而在担负了剧烈的战争之后，便湮没无闻了。那些多少有点诚实的人又聚集起来成立一个政府，企图建设新的制度：如1793年的共和国，1848年的劳动，1871年的自由公社。这个政府浸染着雅各宾派的思想，故以讨论政治问题为第一要务，象政治机构的改造，行政的刷新，国家与教会之分离（即政教分离），以及公民自由权等都是它极重视的问题。诚然，当时有工人俱乐部来监视新政府人员的行动，并常以工人的意见来督责他们。然而便是在这些俱乐部中，不问他们的首领属于中产阶级或劳动阶级，中产阶级的思想却总是占着最大的势力。他们长久地讨论政治问题，反把面包问题忘记了。
在那样的时期中伟大的思想，震动全世界的思想发生了。许多动人的话语被说出来，经过一世纪以上的时间，还激动着我们的心。然而平民仍还蜷伏在陋巷里挨饿。
在革命开始的时候，工业不免要停顿——生产物的流通受着阻碍了，资本也隐藏起来了。那些主人（雇主）在此时并无所恐惧，纵然他们不做投机事业来掠夺他们周围的贫苦人，他们还可以靠着赚取利息金来生活。至于工钱劳动者，他们简直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穷乏不时在敲着他们的房门。
饥馑遍于国内——这样的饥馑便在旧制度下面也是很少见的。
“吉隆特党人[1]使我们饥饿呀！”这是1793年的劳动者阵营中的呼声，因此吉隆特党人便被送上断头台去了，政权完全落在“山岳党”[2]和公社的手中。公社实在热心研究面包问题，它曾勇敢地努力来养活全巴黎的人。在里昂，福协和柯罗德尔布瓦[3]建立了城市的谷仓，然而要充实这些谷仓所费的款项常常不够。市议会曾努力想收集谷物；私藏面粉的烘面包人也被处死刑了，可是平民仍还缺少面包。
于是他们转而攻击王党的谋叛人，归咎于他们。一天杀了十二个或十五个，——仆婢和公爵夫人都一样地被杀了，特别仆婢被杀的很多，因为公爵夫人们都已逃到柯布林兹[4]去了。纵使每天杀掉一百个公爵，子爵，情形还是一样地无望。
穷困只有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工钱劳动者没有工钱是不能生活的，然而他们偏偏又得不到工钱。纵然横尸千万，对于他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因而人民渐渐觉得厌倦了。反动派向劳动者说：“你们所夸耀的革命，不过如斯而已。你们不是比以前更穷困么？”富豪们渐渐鼓起勇气，从隐匿的地方出来了。在饥饿的群众前，夸耀他们的奢侈。他们穿得象花花公子一样，向劳动者说道：“来！这蠢笨的把戏已经够了！你们从革命究竟得到些什么？”
革命党人心灰气沮，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后来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主张又归于失败，于是退到陋室里去等待灭亡的到来。
反动又得着胜利了。它完成了反革命的政变。革命已经死了，它只有去践踏革命的尸骸而已。
白色恐怖[5]开始了。血流得象河一般，断头机没有一刻休息的时候，牢狱里关满了囚人；同时官爵位阶又恢复旧制，象从前一样地狂欢摆阔，夸耀于世。
这样的景象是我们一切革命的标本。在1848年巴黎的劳动者为着共和政体，忍受了“三个月的饥饿”。到了他们力竭的时候，他们还在6月里作最后一次不顾危险的努力——这努力是被淹没在血泊之中的。在1871年，巴黎公社因为缺乏战士而消灭了。公社空讲国家与教会分离的方法，而把供给人民的面包的问题忽略了，到了后来，它才动手解决这个问题，却又太迟了。所以后来在巴黎，风流都雅的淑女和阔气的绅士居然可以踢开同盟的市民，叫他们为着微少的工资出卖生命，而他们“上等人”，这时却在时髦的酒店饭馆中饱食逸居地过日子。
到后来公社知道了自己的错误，开放公共食堂，可惜又太迟了。日子已经过去了。凡尔赛的军队已经占了城垒。
“面包，革命所需要的是面包！”
别人要发夸大的宣言，穿金边的制服，喋喋于政治自由——让他们去罢！
但是我们自己要努力，使从革命的开始到最后的一日，在争自由的各地方内，没有一个男子会缺乏面包；没有一个女子同她的饥饿的同伴集在面包店的门前，希望遇着偶然的慈善，得到一小片粗恶的面包；没有一个小孩子会因食物的缺乏而变成瘦弱。
中产阶级的思想常常侈说那些“伟大的原理”——其实不如说是大谎话。
至于人民的思想，却是使万人都得着面包。当那些中产阶级以及染受了中产阶级思想的工人们在“谈天处”赞美他们的修辞学，“实际家”正在滔滔不绝地讨论政府的形式的时候，我们（所谓“乌托邦的梦想家”）却不得不考虑每日面包的问题。
我们可以大胆宣言：每个人都有取得面包的权利，我们的社会里的面包已经很多了，足以供给万人取用了；我们的革命要以“万人的面包”作口号，才能够得着胜利的。
Ⅱ
大家都说我们是梦想家。诚然，正因为我们是梦想家，所以我们相信革命应该，并且它也能够确实地保证万人的衣食住，——这种思想是中产阶级的市民（不论他是属于什么党派）极不喜欢的。因为他们很知道要是人民的饥饿得到了满足，他们便不容易使人民服从了。
我们始终坚持着我们的主张：革命的民众应该得着面包；面包问题应该放在其他一切问题的前面讨论。假若革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目标，那么，它便会走上正路，得到良好的结果；因为要解决面包问题，我们必定要依据平等的原理，除此而外更无其他的解决方法。
将来的革命——恰如1848年的革命一样——一定会在工业的大恐慌中爆发的。近五十年来世事沸腾，并且只有日趋险恶。万事都向着这方面进行——新的国民又加入了国际贸易，来争夺世界市场，战争和租税也不断地增加。国债，明日之不安，以及遍世界的大规模的殖民计划，件件都是向着那条路进行的。
现在欧洲有数百万的失业工人。一旦革命爆发了，象火药点上火一般，蔓延地燃烧起来，失业工人的数目更要加多。要是在欧洲或美国一旦发生了革命的战斗，失业工人的数目立刻会加到两倍之多。我们究竟怎样来供给他们的面包呢？
那些自称为“实际家”的人，对于这个问题有无切实的具体研究，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晓得他们要维持工钱制度，所以我们对于他们所可期待的，不过组织“国民工场”和“官营事业”，把它当作养活失业者的一个方法而已。
国民工场开设于1789年及1793年；在1848年也用过同样的方法；拿破仑三世居然以官营事业使巴黎无产阶级满意了十八年（这使巴黎至今还负债八千万镑和每人名下平均三西镑的市政税）[6]；这种“驯野兽”的绝妙方法，在罗马以及四千年前的埃及都是惯用的；古代的专制君主常把他吃剩下的东西分一小块给人民，因而乘机提起鞭子来敲打他们——因为这些缘故，自然那些“实际的”人物要袭用这种方法来把工钱制度维持到永久。我们既然还能够使用有名的古埃及法老王的方法，那么为什么还要费我们的脑筋去想别的呢？
假若革命被误引到这条路上去，那么，一定会得到失败的结果。
1848年2月27日巴黎国民工场开办时，巴黎的失业者仅有八千人，两星期后竟增加到四万九千人。不多时就会增加到十万人，并且从各地方来的人还不算在内。
但是在当时法国的工商业所雇用的人数仅及今日人数的一半。我们还知道革命时期中工业与贸易最感苦痛的便是一般的骚动。我们只就那些直接或间接依赖输出业的劳动者，以及那般从事生产少数中产阶级消费的奢侈品的劳动者的数量上想一想，即可理解的。
在欧洲发生一次革命时，至少大半的工厂和制造所都要停顿的。于是几百万的劳动者和他们的家族便被逐到街上来了。我们的“实际家”要用国家的救济事业来免除这种惨状；这就是说创设新工业拿工作给失业者做。
蒲鲁东[7]在五十余年前便已指出来对于财产的最小的攻击也可以使那基于私人企业和工钱劳动上面的社会组织完全瓦解，这是很明显的。社会本身更握着生产的全部，并且不得不把它改造过来，使它适应人民全体的需要，然而这不是一天两天甚或一个月所能完成的事；要改造生产组织，当然要花费许多日子；但是在此时期中，几百万的人将失去了生活方法。那么怎样办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实际的解决只有一个——即是向着那个正等待着我们的大事业大胆地迈进；我们不要去弥补那个被我们自身弄得快要溃灭的时势，却应该努力改造生产，将它建立在新的基础上面。
因此，为了要实际行动，据我们看来，应该由人民直接起来把革命地方的食物收归自己管理；对于一切物品加以精密计算，一点东西也不要浪费，那么，靠着此等积蓄起来的财源的帮助，所有的人都能够安然渡过难关了。在这个时期中，应该一方面和工厂劳动者约定给他们供给原料，保障他们的衣食住，要他们做工来供给人民的需要。我们不要忘记当法国织出绸缎来装饰德国银行家夫人，俄国皇后及散德维齿群岛女王的时候，当巴黎制造出精美的装饰品和玩具供给全世界富豪使用的时候，三分之二的法国农民甚至没有明亮的洋灯和近代农业上必需的器械。象现在许多不毛的土地都应该竭力地利用，使之尽量发展；瘠土应当使其肥沃；即便是肥土，在现在的制度下尚不能发挥其固有生产力的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在将来也应该用集约农法来耕种培养，如对于菜园和花圃的办法一样。除此而外，再无其他的实际解决方法了；不问我们对它有什么好恶，时势所趋是要使它实现的。
Ⅲ
现代资本制度的最显著的特质便是工钱制度，我对这制度可以简单地说明一下：
假定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有着必要的资本，开设了某项工业；他设法把原料供给与工厂或制造所，规定生产的方法，付给一定的工钱与雇工，而掠取其剩余价值（或利益）；他说，这种利益是来报酬他的经营事业的劳力，保证他所冒的危险，并且准备补偿对于货物市价的变动的。借着这种口实，他便占有了这种利益。
现在垄断着资本的人为着维持这种制度起见，多少也会有一点让步；例如，要分配一部分的利益给工人，或者宁肯创出一种计算工钱的滑尽，使物价涨高时，工钱也随之增高。简言之，他们为着要依旧支配工业而且获得其最初的利益起见，便不得不忍受一点牺牲。
据我们所知，集产主义虽然主张把现社会秩序大大地变革一下，但是并不废除工钱制度。对于劳动者，只不过拿国家（这即是说全国的或一个地方的某种形式的代议政府）来代替个人的雇主罢了。在集产制度之下，国家的或地方的议员，以及委员官吏等支配着工业。他们手里握着使用生产的剩余（说是为着万人的利益）的权利。并且集产主义又在通常的体力劳动者和熟习一种技术的人二者中间划出一个极微妙而又极大的区别。不熟练的劳动在集产主义者的眼中看来，不过是简单的劳动，而职工、机械师、工程师、科学家等等的工作，便是马克思所说的复杂的劳动，而且可以得着高的工钱。然而无论体力劳动者也好，职工也好，纺织工人也好，科学家也好，都是国家的工钱奴隶——至于近来常说的“都是官吏，”不过是说来装饰门面罢了。
那么，将来的革命对于人类的大贡献只是使任何形式的工钱制度不能继续存在，实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便是消灭工钱奴隶制度的利器，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纵使我们承认在繁荣和平的时代渐次实施的集产主义的改革是可能的（实则在这样情形之下，究竟能实现与否还是疑问），然而在革命的时期，当数百万饥饿者的需要同着第一次的诉诸武力的呼声一齐发生的时候，这却是不可能的了。政治革命不必动摇工业的基础，而人民争取财产的革命必然会使生产和交易麻痹停滞。国库里的数百万公款还不够支付几百万失业者的工钱。
我们也不能够过于坚执着这一点。新基础上的工业的改造（我们要指出这个问题是异常重大）不是在几天之内便可以成就的。而另一方面人民也不能够忍受数年的饥饿，去为那些维持工钱制度的理论家尽力。为着渡过这种危急时期起见，他们便会要求他们平常在那样情形中所常要求的：物品共有——即分配粮食。
空讲忍耐是没有用的，人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要是食物不收归共有，那么，他们便要去抢劫面包店。
假若这时人民还没有充分的力量去对付他们面前的一切，他们就会被枪毙。为了要实行集产主义，无论付什么代价，都必须要把“秩序”维持起来。——秩序，训练，服从呵！资本家不久便会明白，当人民被那些自称为革命家的人枪毙的时候，革命本身会渐渐成了群众的眼中钉，于是资本家便会来援助那些秩序的防卫者——纵然这些人是集产主义者也不要紧。依这样的行动方法，资本家后来又会想出扑灭集产主义者的方法。倘使照这样“秩序便恢复了，”其结果也是容易预料的。那些“秩序”的拥护者不以枪毙“凶徒”为满足，还要找出“乱民的巨魁”。他们重新设立裁判所，雇用刽子手，把最热心的革命党人送上断头台去。1793年的悲剧又会重演出来。
我们不要忘记在前世纪反动就是这样地得着胜利的。最初埃伯尔派[8]和“疯狂者”[9]被杀了——米涅[10]记着当时的争斗，还称这些人为“无政府主义者”。[11]随后丹东派[12]也上了断头台；当罗伯斯比尔一派把这些革命党人杀死后，他们自己也被逼迫着走上断头台。因此人民渐渐对流血感到了厌倦，又看见革命已归失败，便灰心短气，低头束手任反动派作恶。
所以我们说，假若“秩序恢复了，”社会民主党便要绞杀无政府主义者了；费边派[13]也要杀戮社会民主党人了，再等到费边派被反动派杀戮的时候，革命便归于消灭了。
然而一切事实都使我们确信人民的推动力是十分充足，可以成就伟大的事业；并且当革命爆发的时候，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思想会得到胜利。这并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思想，这是人民自己送到我们的耳里来的，当人们渐渐地明白其他的解决方法都是不可能的时候，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数目便愈见加多。
假使人民的推动力是十分坚强，那么一切事情都会转向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进行。暴动的都市的民众不再采用第一天抢劫面包店，第二天便受饿的方法了。他们要占领仓库和家畜市场——其实，还要占领一切的粮食贮藏所和食物。那些好意的男女市民都会自动地团结起来，组织志愿队，把各仓库，各店铺的物品统计起来，作一个大概的目录。
假使这样的革命在法国（即是说在巴黎）爆发了，那么，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公社便应该知道巴黎现在还不曾知道的一切（它虽有着统计委员会也无用处）以及它在1871年的围城中所不曾知道的——即巴黎所有的粮食的数量。在四十八小时以后便应该有数百万本表册印刷出来，把可以取用的食物的数量计算得十分精密，并且还把贮藏的地方和分配方法等等记载得异常清楚。
各里、各街、各区都组织了志愿队（粮食志愿队），各队员互相联络，协同劳动，进行得很有顺序。只要雅各宾党的枪刺不在半途来妨害他们，只要那些自命为“科学的”理论家不插进来胡闹，结果总是很好的。那些理论家只要他们没有威权，没有势力，便让他们随便表示他们的糊涂的理论也是无妨的。那种可赞叹的团结心是民众固有的，特别在法国国民的各社会阶层中此种团结尤其发达，然而少有机会来发挥实行；即如在象巴黎那样的大都市，在革命的当中，便会发起自由劳动者的大规模的同业公会，预备来把必需的食物供给与一切的人。
让民众去自由行动，在十天以内供给食物的方法一定会整顿到很可赞叹的地步。只有那些不曾见过人民勤苦工作的人，只有那些一生埋没在文书堆里的人，才会疑惑这种说法。说起那个“伟大的被误解者”（即人民）的组织的天才，这在巴黎的巷战时代，或在伦敦船坞大罢工的时候[14]（当时还要养活五十万的饥饿者），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凡是当时在巴黎或伦敦曾身历其境的人，会告诉你们说，他们的团结力和那般官吏的愚妄无能比起来不知要超过若干倍。
纵使我们会因此受到两星期或一个月的某种程度的不便和混乱，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人民，和他们从前的情形比较起来，总算有一点改善的地方。并且在革命时期，一面热心讨论时事，一面吃东西，虽是一片面包，一块干酪，吃起来却分外鲜美。
无论什么时候，在目前迫切的需要之下，自然发生出来的制度，总比那些顽固的理论家坐在衙门里或古书堆中，发明出来的东西好得多。
Ⅳ
大都市的人民为时势所迫便会起来占领一切的粮食，最初占领目前最急需的东西，然后渐次把其他的物品收归公有，使全体市民的需要得以满足。这事的实行当然愈快愈好。实行愈快，惨苦愈少，纷争也愈少。
然而社会应该基础在什么东西上面，才能够使一切的人都得到他们对于食物应得的部分呢？这便是我们最先遇到的问题。
我们回答道，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方法。要公平地建设共产制度，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个方法才能够满足我们的正义的本能，它同时又是实际的。这就是欧洲农民公社采用的制度。
例如一个农民公社，不论它在什么地方，甚至在法国，虽然那里的雅各宾党曾用全力来摧残公社的习俗也不要紧。假若公社有森林和杂木林，那么，只要在树木很好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随他自己的需要来取用，要是他的邻人们不来干涉他，便不会有什么妨碍。至于时常缺乏的乔木，他们便不得不慎重分配。
共有牧场地的情形也是一样；在十分充足而且有余的时候，无论各户家畜在牧场上的消费量若干，无论在牧场上食草的牲畜有若干头，都是毫无限制的，只要东西不缺乏，则饲养地面并不分开，刍草也不分配，所有的瑞士公社以及法德两国的大多数，只要有共有牧场地，必定实行这种制度。
在东欧诸国凡有大树林，又有很多的土地的地方，农夫们可以随其需要，任意砍伐林木，又可自由耕种各人所必需的土地，各人对于树木及土地应有的部分，可以无限制地取用，但是当材木或土地缺乏的时候，象现在俄国所发生的一样，那么，材木和土地便依照各户的需要而分配。[15]
总之，这制度是这样的：如果社会所有的物品是很丰富的，则各人可以自由取用，没有定额，也没有限制，然而那些稀少的和常常缺乏的物品，便要平均分配。在欧洲的三万五千万居民中，至今还有二万万人仍然实行这种自然的共产制度。
还有一件我们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在各大都市中，至少也有一件物品是依照这种制度来分配的，这种物品异常丰富，这便是自来水，它可以自由供给与各用户取用，并不加以限制。
只要供给不会有缺乏之虞，自来水公司便决不限制各用户的消费量。任凭各人自由取用。然而当天旱，水的供给有不足之虞时，自来水公司便会在报纸上刊出一段短短的广告，使市民知道这事，市民也就会减少水的消费量，避免胡乱耗费。
但是倘使真正缺乏水的时候，又应该怎么办呢？除了定量供给而外，更无其他的方法。这办法是很自然的，就常识来说，也是很正当的。1871年巴黎两次被围的时候，[16]就实行这种办法。
要指出这种定量分配制度怎样实行，要证明这种办法是很公平的，并且还要比现在的状态公平得多，用不着作出许多表来，也用不着详细说明。什么表，什么详细的叙述，既不能说服中产阶级的人，也不能诱惑那些感染了中产阶级的偏见的某一些劳动者，他们把民众看作暴徒，以为政府一旦不来支配一切事情，那些野蛮的暴徒立刻就会互相吞噬了。现在只有那些不曾看见人民依照自己的发意而决断而行动的人，也许会暂时怀疑一旦群众做了时局的主人，究竟他们能否依据极严正的公道与平等来把物品定量地分配给一切的人。
假使你去参加民众的集会，发表意见，说凡是美味（如野鸟之类）都应该贮藏起来专给游荡的贵族食用，黑面包则应该拿给医院里的病人吃，那么，你一定会受到人们的叱骂。然而你只管在这民众的集会或在十字街头和市场等地方去演说：极精美的食品应该留给病人和弱者——特别是病人——取用；假使全城内只有五支鹧鸪和一箱西班牙产的葡萄酒，那么，便应该完全留给病人和病后未复元的人取用；病人以后还有小孩，假使牛乳、山羊乳不够全体市民食用，则应该为小孩们留起来；假使社会陷于非常穷困的时候，连最后的一片肉也应该留给小孩和老年人吃，壮年人吃的只有黑面包。
总之，你再说，倘使某种消费品缺乏，不得不平均分配的时候，那么，感觉最大需要的人，便可得到最多的量。你要是这时说了，你一定会得到大众的同意。
一生饱食的人决不能了解这个道理，但人民却能够了解，并且也常常了解。便是奢侈家庭的小孩倘若被抛在街头，日与民众接触，他也会渐渐了解这个道理的。
那些理论家——他们把兵士的制度和兵营的食堂当作文明的东西——自然主张开办国立厨房分配“斯巴达汤”[17]。他们说要是这类的大厨房设立起来了，各人无论何时都可到那里去得着定量的汤、面包和野菜。因此在燃料和食物二者的经济上所得的利益是很显然的。
我们并不疑惑此等利益。我们深知人类已经实现了燃料与劳动的经济，他们依着这种重要的经济方针（如废除各家自用的手臼、手磨、面包炉等）已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很能明白，与其一百家人各自烧火，不如同时在一处煮好一百家的肉汤更经济。此外我们也知道马铃薯的煮法有许多种，不过用一口大锅同时把一百家人需要的马铃薯煮起来，也是一样地好。
其实菜蔬的烹调法随各个厨子和管家妇的手艺而差异，这也是我们知道的，然而把一百磅马铃薯放在一处煮熟，然后各人再依自己喜欢的方法去烹调，也没有什么不便。而且以同样的肉作材料，可以作出一百种不同的汤来适合一百种不同的口味。
这些事实，我们也都知道，但是我们仍然主张对于那个愿意自己烧火、做菜的管家妇，谁都没有权利强迫她到公共厨房去拿已经做好的马铃薯。特别我们希望各个人或同他的家族用餐，或和他的友人共食，或者甚至跑到餐馆里去吃，都有他的自由。
大的公共厨房会发达起来代替那些现在毒害世人的餐馆。现在巴黎的主妇已经可以从屠户那里取得做汤的材料，随自己的意思来烹调了。伦敦的管家妇也知道把肉和苹果饼等食品放在面包店里去烧，只须付很少的钱便可以节省时间和燃料了。并且在公共厨房（将来的公共面包店）设立起来的时候，人们得以烹调食物，并且没有受骗和食毒的危险，那时各人从公共厨房里取到炉上做好的食品，再依自己的口味烹调起来，这会成为大众的习惯。
然而如果定要把这个制成严厉的规则，规定各人必须带着已经做好的食品回家，这样思想一定会被近代的人嫌厌，他们会把这个思想当作和那寺院兵营的思想——即宗教教育（压制与迷信）造成的偏曲的头脑里所生出来的不健全的思想——同样的东西。
什么样的人才有可以从公社取得食物的权利呢？这是我们必须自问的问题。各都市会自己答复这个问题，并且我们相信这解答是受着正义的感情指导的。要是劳动还没有改组，混乱的时期也没有终止，人们也无法分别出懒惰的寄生者和真正被迫失业的劳动者的时候，必须的食物便应该毫无差别地分给所有的人。那些反对民众和新秩序的人自己便会急急地逃开的。但是据我们看来，那些豁达大度而且没有复仇性的民众对于共同留在新社会的人不问是胜者，败者，一样地把他们的面包分给这些人。受到这种思想的鼓动，对于革命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并且当工作回复，事业重兴的时候，昨天的敌人今天会在同一个工厂里接膝做工。在劳动自由的社会中，懒惰者是不足为害的。
批评家立刻会说：“然而粮食在一个月以内便要缺乏的。”“那就更好，”这便是我们的回答。其实，我们可以证明出来自有史以来人民能够有十分充足的食物享用，这还是第一次。
至于怎样才能够得到新的粮食的供给，这个方法我们会在下面来讨论。
Ⅴ
在社会革命时期中，一个城市能够以什么方法来供给食物呢？我们要答复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很明白，所采取的方法是要靠着各省区及邻近各国的革命的性质来决定的。假若全国或者全欧洲的人民一齐起来完成了社会革命，开始便实行完全的共产主义，那么，我们的处置便是很简单的了；然而倘使只是欧洲的三两个地方试行社会革命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采取另一种方法。那时候的情形会把方法指示给我们。
这样，我们在采取何种措置以前，便应该先看清楚欧洲的形势。我们并不想来预言什么，但我们可以预料革命会采取什么样的道路；至少革命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也应该预先知道的。
假若全欧洲同时爆发了革命，到处都实行充公，所有的人都被共产主义的原理激动了，这自然是我们很希望的事。象这种普遍的大暴动一定会使我们现世纪的工作变为异常简单的。
然而一切的兆候都足以使我们相信这样的大暴动是不会实现的。革命将要波及于全欧洲，这件事是无可疑惑的。假使欧洲大陆的四大首都——巴黎（法京）、维也纳（奥京）、布鲁塞（比京）、柏林（德京）[18]——中间有一个爆发了革命，推翻了政府，其他的三个就会在几星期以内起来响应，这是差不多靠得住的。而且各半岛，甚至伦敦和圣彼得堡[19]在最短期间也会接踵而起。然而革命在各处所表现出来的是否同一性质，这确实还是一个疑问。
诚然，将来无论何处都要实行大规模的充公，而且如果欧洲的某一个大国实行了这种政策，其他各国一定会受到影响，这是确实的；然而革命的开始便会表现出地方性的差异，革命的进行在各国也是不同的。在1789—1793年之间，法国农民费了四年之力，才得摆脱对于封建领主权利的赔偿的负担，中产阶级费了四年之力，才得颠覆了王权。我们须把这个记在心里，再来观察革命渐渐地自然发展。假使我们看见革命的进行有时不免迟缓，我们也不必垂头丧气。无论如何，在最初欧洲各国的革命是否都有显明的社会主义的性质，这还是疑问。我们要记着德国至今还是在做实现联邦帝国的梦。德国的进步的各党派还在梦想实现一个象1848年法国的雅各宾的共和国和路易·布朗的“劳动组织”；同时，在另一方面，法国平民却很热烈地要求一个自由的公社，无论共产主义的公社也好，其他的公社也好，但总要是自由的。
将来的革命发生的时候，即便是德国也要比1793年法国的行动更要进步些，这在道理上也可以相信得过。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是比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20]更进一步的；法国人民在一击之下，便把王室、地主、贵族等的权力消灭了，而英国尚保留着此等权力以至于今日。然而倘使德国将来比较1793年的法国更进一步，而且会做出更大的事业，那么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促成此次革命发生的思想会是1848年的思想；而鼓励俄国革命的思想也许会是1789年和1848年的思想的结合。
我们虽然不把这种预料看得过分的重要，但我们也可以得着下面的结论：欧洲各国的革命各有一个不同的性质；就是关于财富的社会化一点，也不是到处一样的。
难道真如人们常说的，做运动的先锋的国民有和留在后方踌躇不前的国民调整步调的必要么？我们必须等着一切文明国内共产主义革命的时机成熟么？当然不能这样做！纵然我们愿意这样做，也是不能够的。历史不能等待立在后面的人。
并且，我们还不相信在任何国家内，革命是一举或一瞬间就可以成功的，如某一些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一般。[21]假若法国的六个大都市——巴黎、里昂、马赛、里尔、圣德田、波尔多（Bordeaux）——中间的一个宣布成立了公社，其他的五个皆会起而仿效的，还有许多小城市也会照这样做，这是靠得住的。于是各种矿山区和工业中心地也必急速和“所有主”、“雇主”脱离，由劳动者自身组织成自由团体。
然而许多乡村地方还没有进步到那一点。公社已经革命化，而乡村却依旧抱着观望的态度，还在个人主义的组织之下过活。可是农民因为没有公差和税官来搅扰他们，他们对革命党也不怀着敌意，宁肯利用这新时势来拖延偿付本地掠夺者的债款。然而他们以实际的热诚（这是一般农民暴动的特质，我们还记得1792年的法国农民的热烈的劳作）竭力耕种土地；既不纳租税，又不付押款，他们对于土地便自然更加爱惜了。
说到其他的国家，革命会到处爆发，不过革命的面目却是不相同的；这一个国家实行国家社会主义，那一个国家又实行联合制，其细目虽不一致，但大体上各处多少都采取社会主义的。
Ⅵ
现在我们再说到那革命的都市，看看那里的市民怎样才能够为他们自己备办食粮。假若国民全体还没有采行共产主义，他们又怎样能够得着必须的食品呢？这是应该解决的问题。我们且拿法国的一个大都市——就拿首都巴黎来说也可以——来说。巴黎每年要消费几千吨的谷类，四十万头牛，三十万头犊牛，四十万头猪，二百万余头羊，此外还有许多野禽。这个大都会还要用去二千万磅以上的牛油，二万万个鸡蛋，其他物品的消费也是依着这个比例的。
巴黎消费的麦粉和谷物都是从美国、俄国、匈牙利、意大利、埃及、印度等处输入；畜类是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甚至罗马尼亚和俄国等处输入的；至于杂货，都是从世界各国来的。
我们现在且来考究看巴黎或其他的大都市怎样能够靠着法国内地出产的食粮来维持，又怎样能够使农人高兴地把这些食物从各地方送来。
在那些信赖“强权”的人看来，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他们起先会建立强固的中央集权的政府，设置一切强制压迫的机械——警察、军队、断头机等。这政府会把法国所有的生产物登记下来。然后它把法国划成各个供给区，命令把指定量的某种食粮于某月某日送到某个地方，在某个车站交付，在那里又在一定的日期，由一个特别的官吏领收，放在特别的仓库里去。
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样的解决不仅不会受人欢迎，而且到底完全不能实行。这才是真正的“乌托邦”！
一个人手里拿着一管笔坐在书斋里可以做这样的梦，然而要是他和实际生活接触一下，那么，便会证明出来这种理想是不可能的了。——1793年的事便是一个证据；因为这一类的理论太轻视人类的独立精神。这种举动会引起普遍的暴动的，会使再有三四个旺代省[22]出现，并且会引起农村对都市的叛乱；倘使某一个城市要把这样的制度强迫施行于全国，那么，全法兰西皆会武装起来反抗这城市的。
雅各宾派的乌托邦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我们再看另外有没有适当的组织方式呢？
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农村地方使大都市受着饥饿，这样杀死了革命。并且在1792至1793年中间法国谷物的生产不但未减少，反而增加，这是很明显的事实。然而农民把地主的土地收归己有，而且得到收获后，却不肯卖给那些使用纸币的人。他们把产物藏起来等待价格增高，或者等别人用金币来收买。国民公会[23]虽然用过最严厉的手段，也没有什么功效；虽以死刑来恐吓农民，也不能解散其党徒，使他们出售其谷物。国民公会的议员曾毫无顾忌地把那些不肯拿谷物到市场去卖的人捉来斩首，又把在食粮方面投机的人毫无容赦地处以死刑。但是无论如何，谷物仍旧不来，使都市的人苦于饥饿。
那么，用什么东西来报酬农夫的辛苦呢？土地债券么？[24]那是市价天天跌落的纸片。那是票面印出500利弗[25]而并无真实价值的纸币。一千利弗的纸币不能买一双长靴；农夫终年劳苦得到一张纸币，连一件衬衣也买不到。
只要这种没有价值的纸币——不管它叫做“土地债券”也好，或叫做“劳动券”也好——仍还拿给农业生产者作为报酬的时候，情形总是一样的。农村便把生产物藏起来使都市苦于穷乏，虽象前次那样杀死一些反抗的农夫，也是没有用的。
我们不再用毫无价值的纸币来和农夫的勤劳交易了，我们要拿农夫目前需要的制造品来和他们交换。他们没有耕田的适当器具，没有避寒的衣服，没有可以代替灯芯或蜡烛的微光的洋灯和煤油，也没有锹、锄和草镰。在现社会情形之下农夫连什么东西都没有，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些东西，而是因为他们在苦斗和穷乏的生活中，一切有用的东西都不能够到他们的身边；因为他们没有钱来买这些东西。
都市革命后，应该立即着手制造农夫所需要的一切物品，不再去制造那些富豪的太太小姐们的装饰品了。巴黎的缝纫机也应该制造乡下人的衣服：做工的衣服和星期日穿的衣服，而不造英、俄等国的贵族和非洲富豪的太太们穿的高价的晚礼服了。各工厂各制造所也应该立刻从事制造耕作器械、锄头、草镰等等器具，不必再等英国送这些东西来交换法国的葡萄酒了！
都市也不应该再遣派什么挂着红的或虹色的肩章的监察员到乡下去，命令农人把生产物拿到这里或那里了；只是派几个亲切的代表到乡里用和睦友善的样子对乡下人说：“我们要你们的产物，可是你们也可以随便在我们的仓库和店铺里取用你们需要的东西”。于是粮食便从各地方送来了。农夫只要把自己要用的食物留起，其余的全送到城市里来，这是自有历史以来的第一次，他们觉得都市的劳动者是他们的同志——他们的弟兄，而决不是掠夺者了。
也许有人要告诉我们说，同时需要着工业的完全的变革。当然，在某一些部门这是不错的；然而在有一些部分便可以很快地改造过来，使衣服、钟表、家具以及其他现在都市以额外价值售与农夫的简单器械都由农人自由取用。织工、裁缝、鞋匠、洋铁匠、木匠以及其他许多工匠、技术家等不再制造奢侈品了，把他们的力量用在有用品和必需品的制造上面，这是很容易的事。最急需的是一般人的心理应该完全相信这种变革，并且把它视作正义和进步的行动；而一般人也不会再被某一些理论家的得意的梦想所欺骗了——他们认为革命只限于占取工业的利润，而让生产和商业仍旧照现在的样子存在，其实这样的革命的梦想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我们对于整个问题的意见便是如此。不要再用什么纸片去欺骗农夫——纵然那上面印得莫大的金额，也是无用的；我们要用他们土地耕作者必需的物品去交换他们的生产品。于是土地的产物便可以源源地输到都市里来。假使不曾做到这样，我们的都市便受着饥饿、反动与失望亦将接踵而至。
Ⅶ
我们已经说过，大都市需用的谷物、麦粉、肉类等不仅是从国内各地方购来的，而且还有些是从国外买来的。各国输进巴黎物品虽有很多的香料、鸟类以及各种美味，但谷物和肉类也是大宗。
然而革命发生的时候，这些城市应该尽力量所能做到的不去依赖外国。俄国的小麦，意大利或印度的米，西班牙或匈牙利的葡萄酒等，虽有很多的出现于西欧市场上，然而并不是因为输出这些物品的各国已经十分有余了，也不是因为这些东西象牧场上生的蒲公英一样是自然生长的。例如在俄国，农民每日做十六小时的工，然而为了把小麦输出外国，缴纳地主和国家的租税的缘故，每年竟要挨饿三个月乃至半年之久。当俄国农村收割好了的时候，警察便立刻出现了，要是农夫迟纳租税或未把地主的租钱付清，他就随便把他们的牛马拿去公卖；要避免这个办法，农夫只有含着眼泪承认把谷物卖给经营输出业的商人。通常农夫都愿意只留下九个月的粮食，把其余的都卖去，免得别人把他们的牲畜拿去贱价出售。这样，因为要维持生活到第二次收获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把树皮和草叶拌合在麦粉中吃，在丰年他们只吃三个月的树皮和草叶就够了，遇着凶年便要吃到六个月之久；同时在伦敦的人，却用他们（俄国农夫）的小麦做成饼干来吃着玩。
然而革命一旦发生，俄国农夫便会留着很充足的面包预备给他和他的小孩食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农夫也要照这样做；我们希望印度人照这样的好例做去，也可以得着利益；要美国的农夫来完全补足欧洲谷物的不足，究竟也困难。所以要靠他们供给小麦和玉蜀黍以满足一切的缺乏，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的文明是基础在对劣等种族和工业落后国家的榨取上面的，那么，革命的第一个恩惠，便是威胁这“文明”，使所谓劣等种族把自己解放出来。
然而这个大恩惠会使输入西欧各大都市的食物供给，现出显著的减少现象。
要预言各地方的事务进行的状况是很困难的。一方面土地的奴隶将乘着革命的时机伸直他的弯曲的背。他们不再象现在那样，每天做十四、五小时的工作了，他们只做工七、八小时，其结果自然要减少主要消费物（谷物与肉类）的生产量。
但是在他方面，当农夫知道他们的勤劳不会再被拿去帮助懒惰的富人的时候，生产额立刻就会增加起来。新区域的土地要开垦出来了，改良的新器械也要使用了。
米席勒[26]论及法国大革命时曾经告诉我们说：“当1792年法国农夫从地主手中取回他们垂涎已久的土地时，他们耕种土地的热心和勤恳是从来不曾有过的。”[27]
自然，在短期间内集约农法便可以得到众人的采用。改良的机械，化学肥料以及其他的这类物件都成了社会的共有财富，由公社来供给。然而事实指示出来，在法国及其他各国，最初也会有农产物减少的现象。
无论如何，还是预先估计着从外国输入的和从内地送来的东西总是减少，这样倒更聪明，——那么有什么方法来补救这样的减少呢？
没有别的，只有我们自己开始来工作！救济的方法近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不必徒费脑力去求诸远方了。
大都市和乡村一样，都应该着手来耕种土地。我们必须恢复生物学上所说的“各机能的总合”——就是说，在分工之后，又实行“全工”：这是遍于全自然界的进程。
此外，且撇开学理不谈，环境的力量会生出这样的结果。巴黎如果知道在八个月后，面包便要缺乏，它就会立刻开始种起小麦来。
土地是不会缺乏的，因为在大都市的周围，特别在巴黎周围，大地主的花园和娱乐场是很多的。这几千英亩的地面，只须加以熟练农夫的劳动，立刻会比那被日光晒干了的南俄罗斯的草原更要肥腴，出产更多的田野便会在巴黎的四周出现了。劳动是不会缺乏的。假若巴黎的二百万的居民一旦停止供给俄国王公，罗马尼亚贵族以及柏林金融家的太太们的豪华娱乐品，那么，他们的注意会转到什么地方去呢？
有了现世纪的一切机械的发明；有了习于管理复杂机械的劳动者的智慧和技能；有了发明家、化学家、植物学教授以及象金内威黎的市场园艺家那样的实际植物学家；有了这些人用来增加和改良他们的器械的一切工具；更加上巴黎人的团结精神，他们的勇气和精力——巴黎的无政府主义的公社有了上述的一切，在它的支配之下，它的农业当然和埃尔坛纳的粗笨农业大不相同。
蒸汽、电气、太阳热、风力、都可以随人取用了，蒸汽锄、蒸汽犁可以很快地做准备的粗工作；地面因为犁来犁去，已成了肥沃的土壤；只需要人们的聪慧的注意（女子比男子注意得更周到），地面即为葱葱郁郁的植物所掩盖了；——而且一年不仅一次，竟会有三四次之多。
从有经验的专门家学习了园艺耕作的方法；又用小小的土地来做各种不同栽培法的试验；互相比赛看谁能得到最好的结果；因为不做过度的工作，由于身体的运动便恢复了在都市里所缺乏的健康的体力。——这样，男子、妇女和小孩都喜欢到田间去劳动；这不再是奴隶的苦役了，这是一种快乐、一种节日、一种快乐与健康的更新。
“世界上无不毛之地，土地的价值因人而定。”——这便是近代农业的结论。去向土地要求面包，假使你要求得当，它一定会给你的。
就象在塞纳和塞纳—瓦兹两省那样小的地方，即使要它们养活象巴黎那样大的都市，实际上也会产出充足的食粮的。除此以外，并无别法。
农业和工业的联合，一个人同时做农夫又做工人——无政府共产主义倘使起初便以充公作出发点，结果会把我们引到这方面去的。
让革命一直向前猛进，饥馑并不是革命的可怕的仇敌，可怕的危险是在中途停顿，在怯懦，在顽迷。这危险丹东已经看破了，他便向法国叫道：“大胆！大胆！更要大胆！”[28]先有大胆的思想，然后才有大胆的行为。
[1] 吉隆特党人，Les Girondins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中革命党内的温和派，是稳健的共和主义者，南部议员大都隶属此派，以法国南部的吉隆特省（Gironde）得名。后失势，主要党人皆被处死刑。——译者
[2] 山岳党人，是当时的左派革命党，领袖是马拉、丹东、罗伯斯比尔（现译罗伯斯庇尔）等，因为在议会中的座位最高，故被称为山岳党人。——译者
[3] 福协，即J. Fouché（1759—1820），山岳党议员；柯罗·德尔布瓦，即J. M. Collot D’herbois（1750—1796），公安委员会委员。——译者
[4] 科布林兹，即coblentz或koblentz，普鲁士的莱茵省份。这个德国小城当时成了王党的阴谋的中心。大批逃亡的贵族都住在这里。——译者
[5] 白色恐怖，俄国及西欧革命党所用的恐怖手段，即暗杀手段，谓之赤色恐怖；而政府官吏的杀戮政策则称为白色恐怖。——日译者
[6] 1904年巴黎的市债共2,266,579,100法郎；为这债务的课税共有121,000,000法郎。——著者（英文本）
[7] 蒲鲁东，P. J. Proudhon（1809—1865），法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曾被人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什么是财产？》（Qu’est ce que la propriété？1840）。——译者
[8] 所谓埃伯尔派（Hébertistes）是指埃伯尔（J. - R. Hebert，757—1794）和他的同志们。（埃伯尔是巴黎公社的副检查官，又是当时最激烈的最通俗的报纸Père Duchesne的主笔。）他们是法国大革命中的左派革命党。他们领导着巴黎公社，拥护民众的利益，攻击旧势力、旧制度和右倾的政党。他们在1794年3月24日被处死刑。——译者
[9] “疯狂者”（Les Enragés）即雅各宾党中的极端派。——译者
[10] E. - A. - M. Mignet是法国历史家，著有《法国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824）等书。——译者
[11] 当时吉隆特党人布里索（J. - P. Rissot，1754—1793）把激烈的革命者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属于一党派，他们散布于全法国。——译者
[12] 丹东派（Dantonistes）是丹东（G. - J. Danton，1759—1794）和他的友人（如C. Desmoulins，Phelippeaux等）。丹东是山岳党的三大领袖之一，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后来渐渐右倾，1794年4月5日他和他的友人德木南等被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译者
[13] 费边派（Fabians）指隶属英国社会主义研究团体费边协会（Fabian Society，1884年成立）的社会主义者；萧伯纳，韦伯夫妇等都是这派的领袖。——译者
[14] 这次大罢工发生于1889年，劳动者是得到胜利的。——译者
[15] 参看《互助论》（同为克鲁泡特金所著）第七章。——译者
[16] 第一次的围城时期是从1870年9月到1871年1月，这是在普法战争中，法军大败，法皇拿破仑三世被擒以后。当时巴黎在共和党人甘必大（L. Gambetta，1838—1882）领导之下，组织国防政府，继续抵抗普军。巴黎被围了四个月后才投降。第二次围城是在同年5月。这便是巴黎公社的斗争。巴黎被围了几个星期后，终于在5月22日被国民议会的军队攻入。巴黎公社覆亡于血泊之中。——译者
[17] 古希腊，斯巴达男子不在家中与妻子同席，而在外面公共聚餐。他们没有多的好菜，每天吃的大概相同。他们最嗜好的是一种浓汤，又称为黑汤。他们贫富同桌，吃同样饮食。——译者
[18] 此处的法京、奥京、比京、德京意指上述各国首都。布鲁塞现译作布鲁塞尔。
[19] 又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后改称列宁格勒。——译者
[20] 指推翻国王查理一世的革命，查理一世在1649年被判处死刑。——译者
[21] 最有害的谬说莫过于论及柏林3月18日革命之肤浅的社会主义小册子中所宣传的“一日的革命”，以为这“一日的革命”已使普鲁士成立了代议制的政治，其实这是极错误的。我们已经看见这谬说在1905至1907年间在俄国所造成的弊害了。事实是这样；普鲁士直到1871年才和现在（1913年）的俄罗斯一样有些叫做“宪法”那样的纸片，然而并没有代议制的政府。在1870年以前国务大臣可以随意提出任何预算案，国民不得过问。——著者（英文本）
[22] 法国西部旺代省（Vendée）的农民在1793—94年曾激烈地反对革命。——译者
[23] 1792年9月屠杀后，立法议会即无形消灭，9月20日一个革命的议会正式成立，即是国民公会（Convention Nationale）。——译者
[24] Assignat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中以土地为担保而发的纸币。——译者
[25] 利弗（livre）法国古货币名。——译者
[26] 米席勒（j．michelet，1798—1874）是法国的历史家，著有《法国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第二版增订本，共六卷），《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等书。——译者
[27] 著者在他的另一著作《法兰西大革命史》（全集第八卷）中说：“1794年的第一次丰收拯救了三分之一的法国，至少农村是如此，因为这时城市仍有粮食缺乏的恐惧。”——译者
[28] 丹东在1792年9月2日对巴黎民众演讲“祖国的危急”（据A. aulard说，这似乎是为着阻止“9月屠杀”而发的），结尾的话是：“……就要响起来的警钟并不是惊慌的信号，这是袭击祖国的敌人的信号。为了要征服他们，我们应该大胆，更要大胆，永远大胆，这样法国才会得救。”（见H. Fleischmann编的丹东的演讲录，1920年版。）——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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