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充公

Ⅰ

　　据说大富豪罗斯齐尔德^[1]在1848年法国发生革命的时候，看见他的财产有点危险，便想出了下面的方法：他说：“我完全承认我的财产是靠了别的无数的人帮忙积蓄起来的；可是倘使把我的财产分配给那么多的欧洲人，每个人也不过得着四个先令。好罢，无论谁要向我讨还这四个先令，我随时都可以拿给他。”
　　这个大富豪把话说了以后，他仍旧逍遥自在地在弗兰克福的大街上散步。偶尔有三四个过路的人向他要他们的四先令，他冷笑地把钱给了他们。他的计策果然成功了。罗斯齐尔德一家至今仍旧保持着他们的财产。
　　那些狡猾的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想法，他们说：“呵！充公！我也晓得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把所有的大衣堆在一处让各人自由取用，并且把那些最好的抢去就是了。”
　　这种取笑的话其实并没有根据，并且也是错误的。我们所希望的并不是把大衣拿来这样地分配，虽然我们也可以说就是这样的办法，对于那些冻着的人也有一点好处。我们并不想把罗斯齐尔德的财产拿来这样地分配。我们预备做的是把社会上一切事物安排得十分合宜，使得这世界中的每个人都有学到一种有用的职业，而且还能够熟习这种职业的机会，其次是应该让他自由地做事，不必要得到什么主人的允许，也不必把他的生产的大部分送给地主和资本家。至于罗斯齐尔德或范德贝尔特^[2]诸人的财产，只合供我们组织这种共同生产制度的需用罢了。
　　在将来农人耕田不必再拿他的出产品的一半献给地主的时候，在那改良土地使收获丰饶的机器可以由耕田人自由使用的时候，在工场内工人不再为独占者利用，而得尽力为社会制造物品的时候，——那时我们可以看见劳动者有充足的衣服穿了，有充足的饮食吃了；而罗斯齐尔德和其他的掠夺者却早已不存在了。
　　在那个时候，也没有人为着那点少得只值他的生产的小部分的工钱而出卖他的劳力了。
　　反对我们的主张的人会说：“这固然很好，然而罗斯齐尔德这类人也可以从外国跑进来的。譬如一个人在中国积了亿万的财富，然后跑到你们中间来，你们又有什么法子阻止他呢？你们又有什么方法可以阻止他雇用仆人和工钱劳动者——不许他掠夺他们，利用他们的劳力来发财呢？
　　“你们不能使全世界同时发生革命。那么，你们不是要在边境上设立税关，检查一切行人，并且没收他身边所带的金钱么？——无政府主义的警察向着旅客放枪——这真是奇观呢！
　　这种议论根本就有一个大错误。发这种议论的人完全没有考究过有钱人的财产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要是他们稍为想一下，他们便可以知道这些财产是从贫民的穷苦中来的。没有穷人的地方，也就没有掠夺穷人以自肥的富翁。
　　我们看看中世纪，那是大富豪勃兴的时期。
　　一个封建的领主占领了一块肥沃的土地。然而这块土地上没有居民的时候，这个领主仍还不是富有的。他的土地对于他并没有什么贡献；好象他有着月球里的一个地方一样。
　　我们这个领主怎样去发财呢？他去寻找农夫——寻找那些贫穷的农夫！
　　假若每一个农夫都有一块土地，不必缴纳什么租税，并且还有耕种上所必需的器具和资本，那么，谁肯去耕种领主的土地呢？各人都去照顾他自己的去了。然而世界上却还有许多贫穷的人。他们是受了战争，洪水和瘟疫的摧残以后才变成贫困的。他们没有耕田的马，也没有锄头（在中世纪铁价异常昂贵，而驮马更值价）。
　　那些贫民无日不想努力改善他们的情形。不用说有一天他们在路上，在领主的地方看见了一块牌子，用他们所能够了解的符号写着：那些愿意在这境内居住的劳动者，可以得到器具和材料来建造房屋，耕种田地，并且一部分的土地在一定的年限以内，得免纳租税。这年限是用许许多多的十字符号来表示的，那些农夫能够了解这些十字的意思。
　　这样，那许多贫民便来到领主的土地上住下来。他们修道路，排沼泽，建村落。过了九年或十年，领主便开始向他们征税了。再过了五年，他又要增加他们的租税了。随后领主又把地租增加到两倍，那些农夫只有服从，因为到处都是一样，他们不能够在外面找到较好的地方。后来领主们又制造出了法律，靠着这法律的力量，农夫们的贫困就渐渐地变成了领主们的财源。掠夺农民的不仅是领主，而且还有许多其他的掠夺者也跑到乡村里来了。农夫的困苦增加一倍，他们的数目也增加一倍。
　　这便是中世纪内富豪勃兴的情形。我们再看现在的情形还不是和从前一样么？假使农夫们都有着可以自由耕种不纳租税的土地，那么，谁还愿意出五十镑的金钱去哀求“大人老爷们”赏给一小块土地呢？那地租差不多占了他的出产的三分之一，他们还肯担负么？难道他们还愿意实行那“折半制度”把他的收获的一半献给地主么？
　　然而他们自己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只要他们能够靠着耕种土地肥饱地主来维持自己的贫穷的生活，那么，无论何种条件，他们都肯承认。
　　目前的情形也恰和中世纪的情形一样，农夫的贫困便是土地所有主的财富的泉源。

Ⅱ

　　地主的财富是从农夫的贫困得来的，资本家的财富也何尝不是从这同样的财源得来！
　　例如一个中产阶级的市民，他有二万镑的财产。自然他每年可以用去二千镑，在目前这样奢侈的社会里这简直是一笔很小很小的数目。然而到了第十年年尾他便一钱莫名了。所以他如果是一个注重实际利益的人，他便把他的财产放着不用，另外去找一点小小的常年进款。
　　这在现社会中是很容易的事，因为城里或村里，都住满了那些连一个月甚或两星期中间的生活都不能够维持的劳动者。这位先生便开办了一所工厂。倘使他在外面有一种“能干”的声誉，那么银行又会另外借二万镑给他；他有了这四万镑，便可以雇用二百五十个工人了^[3]。
　　倘使这附近的人的每日生活都不成问题，既不必忧虑面包缺乏，而日常必需的物品也颇充足，那么，谁还愿意把他的每日可以出产值一克郎（法文本作五、六法郎）以上的物品的时间，用来替资本家作工，去换取每日半个克郎（法文本作三法郎）的工钱呢？
　　不幸——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都市的贫民窟中和附近的各村镇内都住满了极可怜的贫民；他们的小孩终日叫喊着要吃面包。所以在工厂还未设备完善的时候，他们便连忙去报名了。一个只要雇用一百人的地方，至少也有三百人围在工厂的门前。要是厂主有普通的办事才干，在他的机械动转以后，一年中间他便可以从他所雇用的每个工人身上获得四千镑的净利。
　　这样，他便可以积起小小的财产了，要是他选择了一种更有利的事业，并且自己又有办事的才干，他便可以把他所掠夺的人的数目增加一倍，同时他的收入也会增加一倍的。
　　于是他便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物。他便可以请其他的重要人物——地方上的巨头以及府厅、官衙、警察局的官僚先生们来赴他的宴会。他用他所有的金钱，又可以“和别人的金钱结婚”，骗进更多的金钱来，渐渐地他又可以为他的儿孙取得有利的地位。后来他又得着政府的保护和特许，不过政府要他出点钱供给军队或警察；他的金钱又生出更多的金钱来；后来发生战争，甚或战争的谣言，或者从事证券交易所的投机事业，这些都是他抢钱的大机会。
　　美国大财产的十分之九都是那种得着国家帮助的大规模的欺骗的结果（如亨利·乔治^[4]在他的社会问题一书中所说的）。在欧洲各国（无论是君主国，或民主国）中的财产的十分之九，也是由这同样的原因生出来的。要成一个大富豪，并没有两条路可走。
　　致富的秘诀是这样：去找饥饿穷苦的人，每天给他们半克郎（法文本作三法郎），叫他们做出值五先令（法文本作十法郎）的物品；用这种方法把钱积蓄起来，然后再靠着国家的帮助做些大的投机事业，使得金钱不断地增加。
　　我们也不必来说那些小的财产，经济学家以为这是由于先见和节俭而积起来的，其实我们知道积蓄起来的金钱若不用去掠夺贫民，这样的积蓄绝对不会生利的。
　　我们就拿一个鞋匠为例，他靠自己的工作获得很多的钱，他又有许多主顾；他又能拼命地节省，每天可以存起十八便士乃至两先令；一个月可以存到两镑。
　　假定这个鞋匠并不患病，他虽然拼命节省，每天却不肯饿着肚皮；又假定他不结婚，他没有儿女；他也不会患肺病死掉；假定一切情形都和你们所想的一样！
　　好，就这样，他到了五十岁也不能够存到八百镑；在他不能够做工的时候，他要靠这笔款子来支持他的残年，他是不能够的。这确实不是积蓄财产的方法。然而假使这个鞋匠每次存了几个便士，便立刻拿去存在储蓄银行里。储蓄银行又把这笔款子借给资本家，那些资本家恰恰要“雇用劳动者”，这就是说要掠夺贫民。一方面这个鞋匠又收了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做徒弟，这个穷人还以为要是五年以后他的孩子学成了手艺能够自谋生活，他自己便是很幸福的。
　　同时这个鞋匠也没有因为雇了徒弟便受到损失。假若他的生意忙，他便要收第二个徒弟，后来又收第三个。渐渐地他又雇了两三个工人来——这自然也是贫民，他们每天做出值五先令的东西，然而只得到半克郎的工钱，便非常感激了。倘使这个鞋匠“运气好”，这就是说倘使他是一个很机敏又很卑鄙的人，他每天便可以从工人和徒弟的身上掠取一镑的钱，这还要超过他自己生产的东西的价值。他便能够扩充他的事业。渐渐地他就成了富翁了。他不感到生活必需品的缺乏了，也不必为日用的衣食而劳动了。他还要把他的小小的财产留给他的子孙。
　　这便是人们常说的“经济致富，勤俭持家。”其实不过是掠夺贫民罢了。
　　至于商业，似乎是在这规则以外的。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从中国买了茶叶运到法国，在他的本钱之外，获得百分之三十的利益。他并没有掠夺过什么人。”
　　其实这情形仍还是一样的。要是这个商人把茶包放在背上自己运过来，倒很好。在中世纪初叶通行的外国贸易方法确实是这样的，所以那时富人的财产并没有象现在这样多。中世纪的商人长途跋涉，冒险航海，所得的金钱却是很少，并且这微小的金钱也很不容易得到；他们并不是为着金钱的缘故才来做这种事情；他们爱旅行爱冒险的心还要胜过他们的爱金钱的心。
　　到了现在，方法更简单了。只要有点资本的商人，他想致富，也不必离开他的桌子。他只向代理人打个电报说要买一百吨茶叶，便行了。货物装上了船，在几个星期以内便可以运到，倘使这是帆船，在三个月以内也可以运到。他的茶叶和船都是保了险的，所以在中途也不怕发生危险事情；他费去了四千镑的资本，可以得到五六千镑以上的钱；要是他不贩卖新奇货物做投机事业（成功时可得两倍的利，失败时一文也不会剩下），他那五六千镑是靠得住的了。
　　然而，他怎样能够看见那些甘愿飘洋过海，往来中国，忍耐苦痛的贱役，为着微少的工钱就置生命于不顾的水手呢？他又怎样能够看见那些为饥寒所迫，图少许工资，来替他上货卸货的苦力呢？那些都是又饿又冷的穷人。试走到海港地方去，并且走进码头上的小饭馆小酒店去看看那些来求餬口的人。他们在天一明便群集在码头的入口，希望能够在船上找点工作做。再看那些水手有时几星期或者几个月得不到工作，一旦被雇去航行远洋，他们还以为是异常幸福的事。他们一生大概以船为家，长久在海上生活，他们住的船也是常常改换的，他们到后来终于葬身于渺渺波涛之中。
　　你们再到他们的家里，就可看见他们的妻子儿女穿着褴褛的衣服，他们不知道怎样活下去，只有等着丈夫和父亲归来。你们看见这种情形，那么，你们的疑问总可以得到解答罢。
　　这类的例子是很多的，由你们随意去选票；你们去考察一切财产的起源，不问大小，不问是由商业、金融、工业、土地得来的。你们一定会发见，富人的财富总是从贫民的穷困中生出来的。这便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不怕罗斯齐尔德搬进来居住的理由。假若社会中的各个分子都知道只要做了三四小时的生产劳动以后，谁也有权利享受文明所带来的一切快乐，并且还有权利享受科学艺术所贡献与人类的更深的娱乐的泉源（只要去研究科学和艺术便可以得到），他们绝对不会为着微少的工钱，出卖他们的体力了。那时绝对没有人愿意为着增加罗斯齐尔德的财富，去替他做工了。他的金币不过是许多金属的碎片而已，他可以拿来做别的用，然而要用它来增加他的财富，却是断乎不行。
　　这样答复了上面的反对论，同时也把充公的范围表示出来了。凡是能够使人（不管是金融家，工业主或地主）垄断他人劳力的产物的一切东西都应该充公。我们的方式是简单而易了解的。
　　我们并不想剥取任何人的大衣，我们只想给劳动者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常常因为缺乏这些东西的缘故，便不得不坠入掠夺者的陷阱里面；我们还要尽我们的全力来使任何人都不会感到缺乏什么，使任何人都不会为着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儿女的缘故，不得不出卖他的腕力。总之，这样的事，在将来是不会再发生的了。
　　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充公的意义；这也就是在革命时期中我们应该尽的责任；我们知道这革命的到来，并不是一二百年后的事，在最近的将来，革命便要来了。

Ⅲ

　　无政府主义的大体观念和充公的特殊思想在一般具有独立性格的人以及那些不把游荡当作最上理想的人们中间，得到了很多的共鸣，而且还比我们所想象的多得多。我们的朋友常常警告我们说：“你们也不可以走得太远了！人类不能在一天里面便改变过来的。你们所说的充公和无政府的计划不可做得很急，否则，便有不能得到永久效果的危险。”
　　然而我们对于充公的忧虑正与这个意见相反。我们是恐怕充公不能尽量地做去；恐怕实行的规模太小，以致不能继续长久。我们怕的是把革命的热情半途抑压下去，使革命自身中途挫折，不能彻底做去；这样的办法，既不能讨好任何人，并且还会生出可怕的社会混乱，阻止了社会的常态的活动，完全把生气丧失了——这种不彻底的办法只足以激起一般人的不平，并且一定会帮助反动势力的复兴。
　　实在，在近代国家中，已经建立了许久的各种关系是不能够部分地改革的。现在的经济组织正象是许多车轮之中又包含着车轮那样——这种机关是异常复杂，并且互相综错的，倘使不搅乱全体，只求一部分的改良，这是一定做不到的。当我们着手把一些东西充公的时候，我们便可以立刻了解这种道理的。
　　我们姑且假定在某一国内已经实行了一部分的有限制的充公。例如，象从前就有人提倡过许多次的，只把大地主的财产收归社会所有，工厂则完全不管（如亨利·乔治所主张的）；或者是在某一城内，房产已归公社管理，而其他的一切物品仍归私人所有；又或在一个工业中心地，工厂已收归公有，但土地仍让私人领有着。
　　在这些情形里仍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这便是工业组织之可怕的瓦解，无法依照新方针来改革工业组织。工业和金融完全阻滞了；甚至要回复到正义的第一原则也不能够；而社会也不能保持其全体的和谐。
　　假若农业脱离了大地主的束缚，而工业仍旧是资本家，商人和银行的奴隶，那么，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出来。现在的农人所苦的，不仅是要纳地租给地主，而且还要受着那四面八方来的现社会情形的压迫。他也会受到商人的掠夺，那个商人拿了一把锄头要他出半克郎买去，其实就造成这把锄头所费的劳力算来，它的价值还不到六便士（法文本作十五个苏）呢！国家也向他征税了；国家没有那一群可怖的官僚阶级是不能够存在的，而且还要维持耗费极大的军队，因为各国商人不断地竞争市场，有一天会因为亚洲或非洲的某一部分地方的掠夺事件，起了一点小纠纷，结果便引起一场大战。
　　而且农人因乡村人口的减少也要受苦的；乡村中的青年受了那些制造奢侈品的资本家的暂时增高的工钱的诱惑，或者受着活跃的都市生活的引诱，群集到大都市来。还有工业的人为的保护，外国的工业的掠夺，证券交易的流行，改良土地和生产机械的困难等等，——这一切的作用现今都是不利于农业的。总之，农夫所苦的，不仅是地租，而且是整个基础在掠夺上面的复杂的现社会情形。因此纵使土地的充公实行了，各人得自由耕种田地，使土壤得尽量发展，得到最大的收获，而且又不纳地租，然而事实上农业也只能享着一时的繁盛（其实这是极不可靠的，没有这样的事），后来一定要退到现在这样的惨状的。一切又非从新开始不可，并且还增加了许多困难。
　　就工业而论，道理也是一样。把工厂交给工人，如前面所说，把土地收归农人共有一样。厂主虽然没有了，然而仍旧让地主私有土地，银行家私有金钱，商人私有交易所；一面又使那一群依靠工人的劳力而生活的游民和几千百个中间人以及那个养着无数官吏的国家继续存在下去——这样一来，工业自然会陷于停顿。在多数贫苦农民中间，实在找不出工业制造品的主顾来。工人自己没有原料；又因为通商的阻止和工业遍于世界的缘故，他们的制造品不能输出；制造者便觉得不能够竞争下去了，于是无数的劳动者又被驱逐到街上来。这些迫于饥寒的工人便不得不在几个正要预备来掠夺他们的阴谋家面前低头了。他们只要得着允许他们做工的保证，甚至恢复了旧的奴隶制，他们也承认的。
　　或者，更进一步，把地主也驱逐了，工厂与制造所自然仍归工人管理；可是经手买卖的中间人依然存在；他们便要来榨取制造者的生产物，并且还要在大的商业中心地做谷类、面粉、肉类、杂货等等的投机贸易。生产物的交易一旦停止了，大的都市（如巴黎）缺乏了面包，而同时大的制造业中心地所出产的奢侈品又找不到买主（如里昂的丝绸没有人要了），——这时反革命便会立刻发生。于是杀戮相踵，不及掩埋，都市村落也会被枪林弹雨扫荡净尽。而政敌的处刑和放逐的事，更是不断地发生，恰如1815年^[5]、1848年和1871年法国的三次革命的情形一样。
　　文明社会中的一切事物是互相综错的；不去变更全体只来改良一部分，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攻击私有财产的时候，不论是工业的或土地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我们应该攻击到全体。革命的真正成功便靠着这一点。
　　而且，纵使我们自己希望只实现一部分的充公便算了事，然而那时我们会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神圣的财产权”的原理动摇了以后，无论什么理论学说都不能够救它了。这一个地方的田野奴隶，那一个地方的工业奴隶，都要起来推翻私有财产，这是不能阻止的。
　　假若一个大都市（如巴黎）单把住宅和工厂充公，那么同时对于银行家以从前公债的利息这个名义向公社征收二百万镑税款的事，势必加以拒绝。这个大都市又不得不和农业地方接触，它的影响一定会使农人脱去地主的束缚。并且为着使市民容易得到食物和工作的缘故，特别为着防止粮食糜费的缘故，铁道也应该收归公有。还要防备那些收买谷粮的投机者，不可象1793年巴黎公社^[6]那样吃了那种人的亏，所以物品的贮藏和生产物的分配这些事，非由都市自己办理不可。
　　然而有些社会主义者还要想建立一种区别出来。他们说：“自然哪，土地、矿山、工厂非充公不可；这些东西是生产工具，看做公共财产是正当的，但是消费品（食物、衣服、住宅等）则应该视作私有财产。”
　　这个微妙的区别其实还不及一般人的常识高明。我们不是那些住在森林中靠树枝避荫的蒙昧人。文明人是离不开屋顶、居室、火炉、卧床的。不错，卧床、居室、房屋确实是那般不生产的人的懒惰的家庭。至于劳动者的温暖而又明亮的居室，不过是他的生产器械，恰与其他的器具、机械一样。这居室便是他积蓄明日工作所需要的体力的地方。劳动者的休息，好象是机械的每日修缮一样。
　　这样的议论，应用到食物上去更易了解。那些建立上述充公的区别的所谓经济学家恐怕也不得不承认机械中燃烧的煤与原料本身一样，皆是生产上的必需。同样，没有食物，人的机械也就不能够动作；然则，我们怎么能够把食物一项从生产者所不可缺少的物品中除去呢？这是宗教的玄学之遗物吗？富豪的盛馔诚然是过于奢侈的东西；然而劳动者的食物不过是生产的一部分，恰与蒸汽机中所烧的煤一样。
　　说到衣服，这种道理仍是一样。我们并不是新几内亚的蒙昧人。要是那些在生产品与消费品中间定下区别的经济学家自己奉行着新几内亚蒙昧人的风俗习惯，那么，他们的反对论我们还可以了解。那些一个字都不会写，身上也不穿衬衫的人，便没有资格来判别衬衫和笔两样东西的区别。倘使我们现社会中的太太们所穿的华丽衣服应该算在奢侈品之列，然而许多麻布的，棉布的，毛织的衣服却是生产者生活上的必需品。他们做工时穿的衬衫和裤子以及工作完毕后穿的短衣，都是他们不能离开的东西，恰如铁锤之于铁砧一样。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然而民众心目中的革命却是这样。当他们把政府推倒以后，他们最先便要找寻他们的相当的住所，充分的食物和衣服的确实保证——并不必付什么租税给资本家。
　　民众是不会错的。民众的手段还要比那些在生产工具与消费品中间划出许多区别的经济学家的手段更合于科学，民众知道这革命的出发点。他们要建立名实相符真正合于科学的唯一经济科学的基础，使经济学值得称为“人类欲求及其满足的经济方法之研究”前科学。

　　
^[1] 即罗斯柴尔德。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一姓在十九世纪欧洲银行界中占着极大的势力，是一个豪富的犹太的家族。这里指的是詹姆斯·梅耶·罗斯柴尔德（James de Rothschild 1792—1868），他创办巴黎银行。1822年他任奥匈驻巴黎总领事，给路易·腓力普的政府帮过大忙。——译者注
　　
^[2] 即范德比尔特。范德比尔特一家（Vanderbilts）是美国的富豪。父亲科尼利尔斯（1794—1877）是一个著名的财政家。长孙小科尼利尔斯（1843—1899）又是一个有名的企业家，曾任几个铁路公司的总经理。——译者注
　　
^[3] 四万镑，法文本作五十万法郎；二百五十个工人，法文本作五百个。——译者注
　　
^[4]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1890），美国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他认为土地占有是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土地单一税”运动在美国的主倡者，反对土地私有制度最力，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1879）。——译者注
　　
^[5] 这里似乎应该作1793年。——译者注
　　
^[6] 这是巴黎的地方自治机关，在法国大革命中渐渐成了指导革命运动的一个巨大力量。1871年的巴黎公社，则是劳动者的革命政府。——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