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及耶稣的各种原始的基督教记载所提供的历史事实极其量也不过如塔西佗所说：就是，在提庇留时代有一个被杀的先知，这个先知就是基督派教徒所认为是他们的教主的人。这个先知的教义是什么和他有什么势力，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到现在也没有获得丝毫确切的消息。无论如何，他断没有引起各种原始的基督教记载所说的那种注意，要不然，约瑟福斯便必会说及这件事情了，因为他曾说及许多种远不及这么重要的东西。无论如何，耶稣的煽动工作和被杀情形并没有引起他的同时代的人们的丝毫的关心。可是，如果耶稣真的是一个为一个教派所崇拜而认为它的教主和领袖的煽动家，则他的人格的重要性必然会随著这个教派之发展而扩大。于是各种传说便开始环绕著这个人物而发生，虔心的教徒便把他们所希望这个模范人物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东西加插在这些传说之内。然而耶稣既然是这么样的渐渐被整个教派认为是一种模范人物，则这个教派其始所藉以构成的各种互相冲突的派别便自然渐渐愈加力求以各自接近的种种观念加于这个人格的身上，藉以使这个人变成一种权威。因此，耶稣的形像，为各种其始只是口传耳听其后却记录起来的传说所描写的形像，便渐渐愈加变成一个超人的人格的形像，新教派所产生的一切理想的化身；然而它同时又必然会渐渐愈加变成充满各种互相矛盾的地方，因为那个形像所包含的各种性格已不复能彼此相容了。
当这个教派有一种确定组织，变成一个包括一切的教会的时候―教会中的一种特别倾向已经占了优势的时候―它的一种最初的急务就是编订一本确定的圣典，一本包括它所认为正确的原始基督教作品在内的典籍，被认为合格的自然只能以那些符合这种占优势的倾向的观点的作品为限。关于耶稣的记载不能与这种倾向相符的一切"福音书"和别的作品都被摈弃，被认露"异端"作品，杜撰作品，最少也被认为伪经，它们既然不值得相信，则它们自然不能流行，甚且为教会所极力禁制；于是这些手抄本便被毁灭，结果能够留存的便为数极少。那些被采入圣典中的作品也经过"编辑"的程序，藉以极力使它们变成一致，幸而编辑工作却是一种很不精巧的工作，因此，较古的，互相矛盾的遗迹还随处显露出来，使我们可以推测那本典籍的历史的过程。
教会并不能达到它的目的，并不能这么样来统一教会中的各种见解；这是不可能的。不断变迁的社会情况使教会内的各种见解和希望不断地产生新的分化现象；而因为教会所承认的耶稣的形像虽然经过一切的编辑和删改工作也能保存其矛盾性的缘故，这些不同见解又一向都能在那个形像中找到足以达到它们的目的的地方。因此，在基督教教会的组织中的各种相反的社会势力的斗争便变成一种外表上似乎只是因为解释耶稣的说话而发生的斗争，因此，头脑简单的肤浅历史家便相信基督教团体中的一切伟大而往住至于流血的冲突―一切表现于宗教旗帜之下的斗争―都只不过是字句解释的斗争，因而又是人类的愚蠢性的一种可悲的例证。然而假如有人在解释一种社会的群众现象时只说那是参与者的愚蠢性，则其实这种愚蠢性只不过是那个观察者和批评者的愚蠢性，他显然是不能在各种他所不熟识的见解和意见中找出他的观察方向，或者不能深察各种隐伏于这种思想形态之下的物质情况和动机。就通例说，这些战争原是各种很实在的利益间的斗争；当各种基督教派别在争论著一种关于耶稣的说话的不同解释时，主动这种冲突的其实就是这些利益。
近代的思想形态之出现和教会的思想形态之没落自然逐渐抹杀了这些关于基督形像的斗争的实际意义，把它们化为神学家的诡辩―近代的神学家是由国家供养藉以保存国民的宗教心理的人，他们断不能坐支薪金而无所事事，因此便做成这些无意义的诡辩了。
近代的"圣经"考证因为把考察史料的各种历史方法应用到"圣经"内的各种典籍去的缘故便使神学家获得一种新刺激，以创做一种关于耶稣的人格的相似性。这种考证减少了传统的耶稣的形像的确实性，可是，因为从事这种工作的大都为神学家的缘故，它始终未能超出最初为鲍尔所提倡其后又为刖些学者―尤其是卡尔多夫―所共持的见解之外，这些学者的见解就是，鉴于各种史料的现在情形，我们实绝不能做出一种新的形像。考证的工作曾屡屡企图恢复这个形像，其结果正与以前各世纪中的基督教所产生的结果相同：每个神学家都把他自己的理想，他自己的精神，放入耶稣的形像中。二十世纪中一切描写耶稣的作品都和第二世纪的作品有一个相似之点，那就是：它们所叙述的并不是耶稣所实在说过的教训，而是这些形像的作者所希望他已说过的教训。
卡尔多夫曾很清楚地论及耶稣的形像的这种变化经过说：
"所以，从社会神学的观点说，耶稣的形像实是活动于当代中的一切社会的和道德的势力的最高尚的宗教表现；这个基督像所一路经过的各种变化，这个形像的各种伸缩，其各种旧特性之逐渐消灭及借著新的色彩而再复出现，又把最精巧的工具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了解近代生活在由最高尚的精神上的理想转入较下级的物质现象去时所经过的种种变迁。这个基督形像时而表出希腊哲学家的各种特性，时而表出罗马该撒的各种特性，时而又表出封建地主、行会的工匠、受苦的农奴和自由公民的各种特性，这一切特性都是真实的特性，都是有生气的特性，直至专门神学家起首具有想证明他们的特殊时代的个性就是'福音书'中的基督的历史上的特性那种特殊见解为止。极言之，这些特性之所以能够被他们弄到好像历史上的特性那样，也不过是因为在基督教社会的原始和建设时代中实有种种最复杂，甚至最相反的势力，其中每一种势力都和现存的势力有相类似之处。可是现在的基督的形像，瞥眼一看，却似乎充满著种种矛盾的地方。它一方面仍然稍有古代的圣者或'天主，的特性，一方面又尽有近代的无产者的朋友，甚至劳工颁袖的一切特色。然而这种矛盾只不过是那鼓动著我们的近代生活的种种最根本的对抗性的一种反映罢了。"在该书上文，作者又说：
"大多数所谓近代神学的代表都在依照司特老司所喜欢用的批评方法以剪裁'圣经'时，应用他们的剪刀：他们把'福音书'中各种神秘的地方割去而说其余那部份就是历史的核心。然而即使神学家也承认，经他们的剪裁之后，这个核心已变成异常微小了。……因为欠缺一切历史的确实性的缘故，耶稣的名字便变成新教神学的一条空船，每一个神学家都可以把自己的理知放入其中。有些神学家把这个耶稣变成一个近代的斯宾挪莎主义者（Spinozist）；有些则把他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正统的神学教授则自然依照近代国家的宗教见解以观察耶稣；事实上，他们近日已经渐渐大胆地把他当作现在大普鲁士的民族神学中占著优势的一切希望的宗教上的提倡者了。"
假如世俗的历史家本著基督教是一个人的作品的见解，则他们不愿意考察基督教的史料原是不足为奇的事情，如果这种见解不错，则他们自然很有理由不去探究基督教的起源，而任由神学家们独占著宗教小说的整个范围。
然而，如果历史家不把一种世界宗教认为一个超人的产品，而把它认为一种社会产物，则他的态度便截然不同了。基督教起源时代的各种社会情况是为人们所很熟识的。我们也可以藉赖研究基督教的文献而较为准确地断定原始基督教的社会特性。
"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历史价值大抵不见得比荷马史诗或"尼拔龙琪歌"（Nibelungenlied）较大。这些作品所说及的也许是历史上的人物；可是它们之说及它们的行动完全是一种诗歌式的，不拘于事实的说法，因此，我们断不能由他们的记载中找得丝毫可以认为这些人物历史叙述的材料。何况它们又是充满著伪做词句的作品？因此，我们实永不能单以这些诗歌为据而断定它们的人物中哪些是历史人物哪些是杜撰人物。假如我们除了"尼拔龙琪歌"之外，并没有别种关于阿提拉（Attila）的材料，则我们便不能不以我们现在所论及的耶稣的话论及他，而说究竟历史中有无其人我们也不敢断定，并且说他也许就是一个好像西格弗里（Siestried）一样神秘的人物。
然而这些诗歌式的记载对于研究它们所藉以产生及它们所忠实地反映出来的各种社会情况实有无上价值，无论它们的作者怎样不为事实和人物的真相所缚束。"伊利亚特"（Riad）和"奥德赛"（Odyssey）那两种作品关于特罗亚战争（Trojan War）及其英雄的记载究竟能与历史事实相符到什么程度，实是一个无从解决，也许永远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可是这两种作品却是研究英雄时代的社会情形的两种第一流的史料。
诗歌作品对于研究它们的时代，往往比最忠实的历史记载远较重要。因为后者只能给我们以个人的、特著的和非常的元素，这些元素的历史效力是最不能持久的；前者则使我们可以看见群众的日常生活，这种生活的效力是恒定和持久，并且对于社会有一种悠远的影响；历史家并不说及这些东西，因为他假定它们是人所共知和自明的东西。巴尔札克（Balzac）的小说之所以是十九世纪最初那十年中的法国社会生活的一种最重要的史料，正就是这个缘故。
因此，我们虽然也许不能由"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中获得关于基督的生平和教义的确实消息，我们却可以获得关于原始基督教团体的社会特性、理想和希望的很重要的悄息。当"圣经"考证把向来积聚于这些作品的各层中的各种堆积物掘开之时，'它最少也使我们可以约略追溯这些团体的发展经过，而"异教"的和犹太的史料则使我们可以瞥见在原始基督教中同时发生作用的一切社会势力。这种研究使我们可以认识和了解基督教原是它的时代的产品；这就是一切历史知识的基础。个人也许可以影响社会，主要人物的描写实是为想完全明白他们的时代起见所不可少的工作。可是，权之以历史时期，他们的影飨极其量也不过是一时的影响，只能提供外表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虽然瞥眼看来，也许似乎是社会结构的主要部份，却绝不能把它的基础墙壁显示给我们看。其实，决定那种结构的性质和恒久性的正就是这些基础墙壁。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它们，我们便已经在进行了解那种建筑物的过程中完成了最重要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