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卡尔·考茨基 -> 无产阶级专政（1918）
七、苏维埃共和国
苏维埃组织是1905年俄国革命的产物。无产阶级当时曾从事群众活动，为此就需要有一种群众组织。社会民主党人的秘密组织，同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组织一样，都只有几百名成员，受它们影响的工人只有几千人。在沙皇专制统治之下，政治性的和工会性的群众组织都不能建立。革命发生时业已存在的唯一的一种工人群众组织是由资本家自己所造成的：即各个单独的企业。这些企业这时就成了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组织。于是，每个企业都由物质生产的场所变成了政治宣传和行动的场所。每个企业的工人举行集会，选出代表，这些代表们又联合成代表会议——苏维埃。当时推动这种如此富于重要意义的运动的，正是孟什维克。于是就造成了无产阶级组织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是所有的形式中最广泛的，因为它包括了一切工资劳动者。这种形式推动了强大的行动，并且在工人的观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1917年3月俄国第二次革命爆发时，苏维埃组织也随即重新出现。而这一次，与第一次革命以来无产阶级日益成熟的情况相适应，苏维埃是建立在更高级的基础上的。1905年的苏维埃依然是地方性的机构，而且限于各该城市之内。1917年的苏维埃不仅数目多得多，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也很紧密，单个的苏维埃结合成联合组织，这些联合组织又集合成全国性的机构，它的机构就是定期举行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常设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苏维埃组织现在已经有了伟大的光荣的历史。它的未来历史一定更加伟大，而且不限于俄国一国。到处可以看到，要反对财政资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拥有的雄厚势力，无产阶级迄今所用的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灵验了。这些旧方法不能放弃，它们在平常时期仍然是必需的，但是有时会面临一些任务，这种方法就嫌不够了，这时只有把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力量联合起来，才能顺利解决。
由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群众性罢工的主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里也曾被正式提出。1905年的党代表大会赞成过这种主张。后来，1906年的党代表大会曾试图打消工会干部的神经过敏和胆怯畏惧的情绪。党代表大会就群众罢工问题作出决议说：
“党执行委员会在认为有必要举行政治性的群众罢工时，应立即同工会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并且应采取为成功地贯彻行动所必需的一切措施。”
根据在群众罢工方面的各种经验，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决议是根本错误的。第一是因为群众罢工愈是出人意料地以一种自发的突然性在一定的形势下爆发出来，它就愈能获得成功。如果由党的机构和工会机构经过事先协议而发布命令，那么就必须有周密的准备工作，这就不能获得任何成果。
还有一点理由是，工会官僚机构现在愈来愈反对任何大规模的自发性的行动。工会依然是绝对必要的。无产阶级工会的会员人数愈多，其工会的财力愈雄厚，无产阶级就愈强大。但是，如果没有一种受长期训练的管理机构——也即官僚机构，就不可能具备那种拥有许多手段的分布广泛的常设组织。工会官僚机构正如工会本身那样是必不可缺的。就像议会制度和民主制度那样，工会官僚机构也有其阴暗面，但是对于无产阶级的解放说来，仍然是不可缺少的，正如上述两种制度是不可缺少的那样。
但是这并不就是说，应该承认工会官僚机构所要求的一切职权。这种机构的职权应该限于它的最基本的、而且不能由别人来替代的任务，也即限于管理工会基金，限于发展工会组织的工作，限于在工人进行斗争时同工人进行磋商。但是它不适宜于领导那种愈来愈标志着时代特征的大规模群众斗争。工会干部正如议会议员那样，可以凭借他们的经验和知识而有效地发挥作用，但实际领导权应该愈来愈属于企业代表机构——工人代表会议。在除了俄国以外的其他各国，譬如说在英国，这种机构（工厂委员和工厂代表）都曾经同工会肩并肩地在群众斗争中发挥过巨大作用。
这样看来，苏维埃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在我们正去迎接的这一场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将起决定的作用。
但是，我们能不能向苏维埃要求更多的东西呢？1917年11月革命后，在俄国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同社会革命党左派一起占得了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解散后，竟把向来是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的苏维埃变成了国家组织。他们废除了俄国人民在三月革命中争取到的民主。因此，布尔什维克不再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把自己称为共产党人了。
当然，他们并不想完全放弃民主。列宁在他4月28日的演说里把苏维埃组织称之为“更高级的民主类型”，称之为同“被资产阶级歪曲的”民主完全决裂。对无产阶级和贫农来说，现在已经实现了完全的自由。
但是人们一向把民主理解为一切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平等。被法律赋予特权的诸阶层，总是享有行动自由的。但是这并不被称为民主。
苏维埃共和国据说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用列宁的话来说，是唯一“能够促成最无苦痛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组织。社会主义仿佛应该从这里开始：就是使那些没有代表参加苏维埃的一切居民阶层都成为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的人。
在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方面需要讲的话，我们已经阐述过了。我们只需要就无产阶级专政在苏维埃中的表现形式再作几点说明。
为什么同普选制所能做到的相比，无产阶级专政能够更无痛苦地促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呢？显然是因为用这种方式把资本家排除在立法工作之外。
这样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资本家和他们的追随者只是无足轻重的少数。那么在普选制之下他们怎么能阻挠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呢？相反，如果资本家在普选制之下落到了区区少数的地位，那么他们就会比起在一种规定得任何人都不能有把握地说哪个党真正获得居民大多数支持的选举制之下，更能安分守己。实际上，单把资本家的权利予以剥夺是不可能的。在法律的意义上，什么是资本家呢？是有产者吗？
甚至在德国这样经济非常先进、无产阶级人数极多的国家里，只要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就会有大量的人成为没有政治权利的人。1907年，在德意志帝国的农业、工业和商业三大部门的从业人员（从业者及其家属）中，职员和雇佣工人的人数就略多于3600万人，独立生产者的人数占1700万人。可见，一个政党也许能获得大多数雇佣工人的支持，但是在全体居民中还占少数。另一方面，在普选制之下，工人如果团结起来的话，也不需要害怕他们的敌人。而且工人在对共同敌人进行斗争时所必需的普选制，比起把政治斗争局限于苏维埃里来，更能使工人团结起来，因为在苏维埃里，阶级敌人已被排除出去，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阶级斗争完全采取了对其他社会主义政党进行斗争的形式。这里是在正式培养宗派狂热，而不是培养阶级觉悟。
现在来谈一谈另一种可能。资本家及其追随者不是少数，而是一大批人，他们也许能够在一种在普选制的基础上选出的议会里成为一个厉害的反对派。不许这个反对派在立法机构里讲话，这样会使情况有什么改善呢？
资本家本身在无论何处都只构成一个薄薄的阶层。但是，同社会主义者对比起来，他们的追随者可能是人数众多的。不能有这种想法：即只有被收买的或者有个人利害关系的人们才赞成资本主义。除了社会主义之外，资本主义今日是唯一可能较大规模地进行的生产方式。谁若是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那么，如果他用现代的眼光来看问题，他就必然赞成资本主义，即使他对资本主义根本没有利害关系。但是甚至在那些落后的、对资本抱敌对态度的阶层中间，有许多人还处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从而就处在滋长着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所以，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居民中间直接或间接维护着资本主义的诸阶层的人数可能是很庞大的。剥夺他们的选举权，这样并不就能减小他们的反对。他们却会更强有力地对抗这个新的暴政政权的一切措施。在充分民主的普选制之下，一切阶级和利益都按其力量大小而在立法议会里有其代表。任何阶级和政党都能对任何法案进行最自由的批评，指出这个法案的缺陷，而且还能显示在居民中间存在的反对力量的大小。在苏维埃里，一切反对的批评都被排除，法律的缺陷也不容易暴露出来。而关于居民中间将会对它进行的反对，起先也完全无从知悉。直到后来，当法律已经颁布时，才出现批评和反对。法律的缺陷不是在讨论中，而是在执行中暴露出来。因此，苏维埃政府甚至对重要的法律，也不得已而用补充规定和放宽实施，使之面目全非，使那些刚刚从前门庄严地抛出去的东西又从后门回来。我们已经指出过：与普选制不同，以职业为基础的选举制具有一种使参加者眼光狭小的倾向。这一切竟然会比普选制、竟然会比那种按实力对比关系参加议会的各政党之间的自由讨论更能促成无痛苦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是很可怀疑的。
而在苏维埃宪法下，无产阶级专政也同这种无痛苦性一样值得怀疑。专政——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这是否就恰恰是无产阶级专政呢？
在俄国经济结构的条件下，苏维埃只能用下列办法来取得其统治地位：即它们在1917年，不像在1905年那样使自己仅仅局限于城市的工业无产阶级。这一次，士兵和农民也组织到苏维埃里去了。随着军队的解散，士兵失去了他们在人数上的重要意义。人民委员们所招募的为数不多的军队，其重要性对于人民委员们来讲与其说在他们的选票上，还不如说在他们的刺刀上。当然，红军的选票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在各地的苏维埃中，譬如说在彼得堡最近一次的改选中，士兵们保持了相当一大部分的席位。但是更重要的是农民的选票，农民构成了俄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按照苏维埃宪法，在有权参与立法和参加政府的居民中间，农民占大多致。如果把那个在我们面前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贯彻执行下去，如果一般说来真有一个阶级能直接实现那种本来只有政党才可能实现的这种专政的话，那么它就会成为农民的专政。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最无痛苦的实现，似乎只有掌握在农民手里时才有保证。但是，如果农民在苏维埃组织中构成了大多数，那么苏维埃组织在另一方面也就不包括整个无产阶级了。
哪些人可以组织在苏维埃里，哪些苏维埃可以参加总的组织，这些观念起先是不完全明确的。往往流行着这种看法：每一个职业组织都能组成一个苏维埃，而且被看成是一个苏维埃。《莱比锡人民报》还在5月2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文章，这篇文章显然是来自布尔什维克方面的。文章说：
“苏维埃代表机构具有胜过任何民主代议机构的优越特性，它给予一切公民以完全平等的权利，有关国家的一切阶级都享有在苏维埃里获得一种确切地符合其力量及其特定社会比重的代表数目的充分可能性。为此，不言而喻，他们必须把自己先行组织起来，当然不是按照迄今所实行的民主主义的公式组成政党，而是按照新的民主形式，组成特殊的阶级组织和工会组织。”
列金[10]之流可以对这种把社会民主党的地位降低到工会组织下面的做法感到很满意。而那些想要用等级选举制来代替普遍、平等选举制的反动分子们，也会在这里发现一朵可以从中吸取花蜜的鲜花。这位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者接着又说：
“资产阶级作为这样的阶级，在苏维埃里迄今一直没有代表，这并不是因为不让他们参加，而是因为他们在他们那一方面对苏维埃实行抵制，另一方面他们不愿意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式把自己组织起来。”
资产阶级真的不愿意这样做吗？我们的这位布尔什维克朋友难道从来没有听说过像企业家组织这样的组织吗？在他看来，在普选制之下，资本家个人在苏维埃组织里果真比企业家组织更危险吗？然而我们马上就会领教到：苏维埃组织胜过普选制的优越性究竟何在：
“不言而喻，可以这样推断：资产阶级的任何战斗组织都不会被允许參加苏维埃。”
换句话说，比起普选制来，苏维埃组织具有这种优越性：较大的专横。它可以把凡是被它认为是敌对组织的一切组织排除在外。它“给予一切公民以完全平等的权利”，但是“不言而喻”，他们只能根据苏维埃政府的旨意来行使这种权利。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却又发现，这样行不通。7月12日闭幕的最近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拟订了一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这部宪法规定，有权选举苏维埃代表者，不是俄罗斯国家的全体公民，而只是某些特定类别的人。
只有“靠生产劳动和公益劳动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才有选举权。但是什么是“生产劳动和公益劳动”呢？这是一个确实富于弹性的概念。同样富于弹性的是关于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的人的规定。这种人里面包括“以获利为目的而雇用工资劳动者的”人。有一名帮工的家庭手工业者或小手工艺者，他的生活和感情可能同无产者完全一样，但是他没有选举权。关于剥夺私营商人和居间商人的选举权的规定，可能会使还多得多的无产者变成没有权利的。失业的工人为了勉强维生而开了一个蔬菜铺或者去贩卖报纸，他也就丧失了选举权。
另一条规定把下面这些人排除在选举权之外：他们“获得非劳动的收入：譬如资本利润、企业收益、产业收益”。这里面没有说明，使人丧失选举权的“非劳动的收入”的数额必须多大。有储蓄银行存折的人是否就属于这一类？许多工人，特别在小城市里的，都有一所小房子。为了维持生活，他们还把房间租给房客。这种人是否因而就属于获得非劳动收入者之列呢？最近彼得堡的奥布霍夫工厂举行罢工，托洛茨基在1909年还把这个工厂称为“革命的堡垒”（《革命中的俄国》第83页）。我问过一位布尔什维克同志，他如何解释这次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抗议行动。
他认为，“这很简单；那里的工人都是资本家，他们人人都有一所小房子。”
由此可见，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制度被冠以资本家的称号并且丧失选举权，是何等轻易的事情。
足以引起最大专横的选举法在确定概念方面的弹性规定，不应该归咎于立法者，而应该归咎于其所确定的对象本身。在法律上对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加以毫不含混和恰如其分的规定，这是永远也做不到的。
我没有找到关于成立一定机构来审查每人的选民资格并编制选民名册的规定，也没有找到关于是否应进行秘密投票或者可以用举手方式进行公开表决的选举程序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具体的选举程序……将由地方苏维埃依照全俄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决定之。”
列宁在4月28日的关于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演说中除提到其他问题外，曾阐明以下两点：（1)只有劳动和被剥削的群众才是选民；资产阶级不在此列。（2）选举上的任何资产阶级手续和限制均予以废止。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
由此看来，仿佛任何选民会议都可以随意规定选举程序。专横手段和排除无产阶级内部那些不顺眼的反对分子的可能性，也就登峰造极了。
规定中只是顺便地提到：对高级苏维埃的选举是间接选举：这也有助于在选举中发挥那种不利于反对派的影响。
然而，迄今为止，还是无法阻止反对派在苏维埃里获得发言权。
但是，向社会主义的“痛苦的过渡”，显然要求迫使任何反对和批评沉默下去。所以今年6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说：
“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以及孟什维克的代表应被排除在外，同时并建议一切工人、兵士、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将他们中间的上述派别的代表开除出去。”
这个措施不是针对犯有一定刑事罪行的某些人的。凡被控对现政权犯有罪行者，将立即径予逮捕，毋须再予以开除。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没有提到苏维埃代表的优免权。在这里，从苏维埃内开除出去的并不是某些个人，而是某些政党。但是这实际并不意味着别的，而只意味着凡是站在那些政党立场上的一切无产者都丧失选举权。他们的选票不被计数。这方面是没有一定界限的。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起见，凡是为了损害社会主义革命而滥用其权利的个人或整个集团，均应由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剥夺其权利。"
这就把整个反对派都宣布为被剥夺公民权者。因为任何政府，即使是革命政府，都会发现反对派滥用其权利。但是这还不足以保证无痛苦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布尔什维克刚刚把孟什维克的和社会革命党中派和右派反对派从苏维埃里赶出去之后，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左派之间立即就爆发了大斗争，他们本来是同这个左派一起组成政府的。于是社会革命党左派中间的大部分人也从苏维埃里被开除出去。
因此，在无产阶级本身的内部，享有政治权利的、作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基础的人们的圈子愈来愈缩小了。虽然其出发点是要求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它从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内的一党的专政。然而在一个时期内，它也许还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多数派对少数派的专政。今天则甚至连这一点都值得怀疑了。
可是，在这方面，任何政权，即使是专政的政权，都有这种需要：即显得是体现了大多数人的要求的，而且这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而是全体人民的大多数。即使布尔什维克，也不能摆脱这种需要。
7月6日的巴黎《人民报》报道了龙格和苏维埃共和国驻伦敦大使李维诺夫的一次谈话。除了提到其他问题之外，龙格说：
“李维诺夫公民，您知道，甚至那些对于你们的运动极其同情的同志们也由于立宪会议的解散而感到痛心。当我上次在一月间见到您的时侯，在我这一方面我已经对您谈过。难道您并不认为，为了对付别人对你们进行的攻击，你们无论如何都应该举行（立宪会议的）重新选举吗？”
李维诺夫对此回答说：
“鉴于当前的形势，目前不可能这样做。苏维埃形式所表现的民主——群众意志的正确表现——是目前适合于俄国的唯一的代表制形式。另外，那些对上次苏维埃选举表示抗议的人——那次选举对他们说来是毁灭性的——也会反对选举新的立究会议，我们毫无疑问地会在这次选举中获得多数。”
如果李维诺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对此确有把握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对选举呢？
如果这次选举在充分自由的情况下举行而且布尔什维克获得多数，那么现政府无论在国内或在国外所赢得的道义上的基础，会比苏维埃政府在目前的选举方法和执政方法上所能贏得的基础还要强固得多。首先是：社会主义者的批评就会丧失任何反对理由，战斗的无产阶级国际就会一致地全力支持苏维埃政府。
如果对于获得多数如此有把握，那么为什么要放弃这种莫大的好处呢？难道因为普选制目前对俄国不适合，而且只有苏维埃组织才符合俄国的需要吗？但是用什么来证明这种论断呢？如果能回想一下，任何政府都喜欢使自己和国家等同起来，并且喜欢宣称凡是对这个政府不适合的东西也就对这个国家不适合，那么，上述的论断当然就可以理解了。
当然，还有一点需要补充。今天的形势是不利于举行立宪会议选举的。在准备和举行第一届立宪会议选举的当时，俄国国内还处在某种程度的平静状态下。今天，内战已经把俄国弄得四分五裂。但是，难道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九个月来的这种结果就构成了证据，足以证明苏维埃组织是最适合于俄国的组织，并且是能实现最无痛苦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组织吗？
[10] 卡尔·列金（1861-192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国和国际工会运动的右翼领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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