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维尔·霍查 -> 《欧洲共产主义是反共产主义》（1980）

第三章 改良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机会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基本特征


↘资产阶级国家宪法——陶里亚蒂“社会主义”的基础
↘蒲鲁东在法国的继承者
↘摘下手套的修正主义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代修正主义根据各国或国家集团的具体政治和社会经济条件，表现出不同的趋势和表现形式。现在以欧洲共产主义的名义出名的政党也是如此。尽管它们代表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另一股思潮，一股更符合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的思潮，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修正主义政党也有它们一定的特殊性。

资产阶级国家宪法——陶里亚蒂“社会主义”的基础


　　贝林格在意共十五大上发表题为《为和平与民主中的社会主义……》的报告中谈到了“第三条道路”——包含了欧洲共产主义修正主义的新战略的第三条道路——更全面地解释了他和他的同事们用所说的第三条道路要表达什么意思。”他说：“我指的是一种幸运的表达……我们已经接受的表达……我们有过第二国际的经验：资本主义中涌现的工人运动斗争的第一阶段……但是这次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各种民族主义面前投降了。”
　　“第二阶段，”贝林格继续说，“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开始……”但他认为，这也应该从苏联的历史和现实中加以批判地看待，因为这种经验也是无效的。结果是第三阶段已经从欧洲共产主义开始了。贝林格宣称，西欧工人运动的任务是“寻找通往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1]
　　在意大利修正主义者看来，实现这个“社会”的道路是“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政治民主为基础的引导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2]然而法国修正主义者不能把戴高乐宪法作为其社会主义的基础，因为他们不仅没有参与起草，而且还投票反对它，所以他们没有提到它，尽管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否定它。
　　意大利修正主义者很早就提出了通过资产阶级宪法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早在1944年，陶里亚蒂就在讲话中宣称所谓时代变了，工人阶级变了，夺取政权的方式也变了。他的意思是“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进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只有通过改良，在议会道路上通过投票，才能夺取政权”。
　　后来，在1956年6月28日，即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陶里亚蒂说：“我们必须预见正是在宪法确定和设想的地基上发生的社会主义的前进，这就是民主自由以及进步的社会变革的地基……这部宪法还不是社会主义宪法。但是，由于它是一种广泛的统一的复兴运动的表现，它与其他资产阶级宪法有着深刻的区别，是意大利社会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发展的有效基础。”
　　意大利宪法的不同，例如，不同于君主制和法西斯时期的宪法，其中包含的一系列民主原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原则是工人阶级和意大利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强行赋予它的。但意大利宪法并不是唯一一部包含这些原则的宪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都试图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通过在纸面上给予工人阶级某些权利，在实践中则剥夺这些权利，来包抄工人阶级。
　　意大利宪法所设想的那些东西是资产阶级每天都要侵犯的、形式上的自由和权利。例如，它设想对私有财产进行一定的限制。但这并没有阻止菲亚特和蒙迪森们[3]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它们的工人越来越贫穷。宪法设想了工作的权利，但这既不能阻止资本主义雇主，也不能阻止他们的国家大约200万人失业。宪法保障了一系列民主权利，但这并没有阻止意大利国家机器、宪兵或警察以宪法规定的权利为基础，几乎公开地采取行动，建立一个为建立法西斯政权做好准备的机制。各种法西斯突击队，从极右分子到自称“红色旅”的人和丰塔纳广场的恐怖分子[4]，也在意大利宪法中找到了他们的正当理由。
　　像陶里亚蒂的追随者那样，认为意大利资产阶级起草的宪法是为了引导社会走向社会主义，是荒谬的事情。意大利宪法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其他基本法律一样，认可资产阶级在国内的不可分割的政治、立法和行政统治，认可资产阶级对其财产的保护和剥削劳动群众的权力。它为暴力机关限制人民的自由和民主、镇压一切、统治一切提供了法律依据。”“美”的词汇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正义等等，可以写在宪法上二百年，但在实践中，如果不把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连同其宪法和法律一起推翻，再过两千年这些东西在实践上也不会实现。
　　对意大利修正主义者来说，现行宪法是他们的圣经，资产阶级找不到比他们更好的倡导者来捍卫宪法，也找不到更热心的宣传者来宣传宪法。意大利修正主义者对其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所作的激烈辩护表明，他们不能在现有的资产阶级社会之外，在其政治、思想、经济、宗教和军事制度之外，设想任何其他的社会制度。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和今天的意大利资本主义国家是一回事。意大利修正主义政党领导人从中出生和成长的机会主义蒙蔽了他们的眼睛，关上了他们的一切视野。意大利修正主义者已成为资本主义秩序的守护者。他们甚至把这个角色当作一种美德，并在他们的文件中提到“……在这30年里，”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论文说，“共产党遵循了一贯捍卫民主（资产阶级[5]）制度的路线；在工人和公民群众中组织和发展民主生活的路线；为争取个人和集体自由、争取宪法的遵守和应用而斗争的路线。意共通过不断寻求与意大利社会党及其他民主力量——不论世俗的还是天主教的——的团结，以及寻求一切可能的趋同——甚至是与天主教民主党本身，甚至是从反对方角度，目的是避免对民主宪法框架的破坏。”[6]
　　35年来，意大利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教会等等一直在欺骗意大利人民，告诉他们，他们所过的艰苦生活、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贫困、野蛮的剥削、腐败、恐怖和所有其他社会罪恶都是由于“未能始终如一地执行宪法”。但是，意大利的情况一直是而且仍然是可悲的，不是因为宪法没有实施，而是因为宪法所捍卫的制度。目前的情况是战后意大利整体发展的结果。
　　意大利遭受了萨伏伊王朝皇室政权的邪恶，经历了法西斯政权的恐怖，知道了这个政权带来的经济贫困和道德政治堕落，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从这场战争中走出来，经济遭到破坏，进入了严重的政治和道德社会危机，并持续至今。
　　战争结束后，意大利变得一片混乱，但也变成了一个马戏团，杂技演员和小丑的角色由新的大主教们扮演，他们身着重新组建的政党的长袍，上面有“辉煌”的头衔，如社会党、民社党、天主教民主党、自由党、共产党，等等。一个冒充葛兰西的党的接班者，另一个冒充是神父斯图佐的，一个冒充自己是克罗齐的党的接班者，另一个冒充是马志尼的。[7]从法西斯主义时期的意大利——一个沉默和万马齐喑的国家，变成了一个震耳欲聋的喧嚣成为传统的国家。
　　如果说美国资本在欧洲的不同国家都迈出了一只脚，那么它的两只脚都已牢牢地扎根在意大利。这是因为那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更加堕落，更加爱国际，更加不爱国，更倾向于全面腐败。
　　天主教民主党一直掌握着意大利的大权。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也希望在这场甩卖——在其中包括意大利本身在内的所有东西都要出售，被批发和零售——中分得一杯羹。无数次频繁的政府更迭，是权力斗争的表现，是政党之间竞争和对立的表现。改变是有了，但天主教民主党始终是占最大份额的枢纽。事实证明，天主教教民主党人在组建部长会议时娴熟地走钢丝，他们给对手的权力是经过仔细衡量的，给人的印象是，他们现在是又不是这个国家无可争辩的统治者。这样一来，他们就有时把“中左”，有时把“中右”搬上舞台，布置一个有时“单色”、有时“双色”的内阁。所有这些都是魔术师的伎俩，表明所谓他们正在寻找解决混乱、贫穷、饥饿、失业以及国家所处的全面可怕危机的方法。
　　目前意大利各种犯罪活动猖獗。新法西斯主义在议会政党中已经组织起来，并拥有无数的恐怖分子小队和团体，意大利人称之为法西斯党总书记阿尔米兰特[8]的“羔羊”。犯罪的黑手党爪子到处都是，犯罪、盗窃、谋杀、绑架，已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产业。没有意大利人能肯定会有明天。军队、宪兵和秘密警察的机关已经膨胀到让这个国家喘不过气来。据称，为了保护人民和“民主秩序”不受极左旅和极右旅成员的伤害，它们要被增加。但事实是，没有这些机构，在议会或军、警等部门占据软席的大盗和杀人犯就无法保护自己。
　　与此同时，意大利负债累累，而其货币是西欧国家所有货币中最弱的之一。今天，它被称为欧共体九国的“病人”。没有人相信有着这腐朽的政权的这个意大利，这个走的道路可能不仅对意大利人民而且对其邻国都会造成危险的意大利。
　　意大利各届政府，他们对阿尔巴尼亚一直保持着公开或伪装的不友好立场，更不用说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时期了。从英国船只上逃走的背信弃义的阿尔巴尼亚反动派聚集在意大利，由该国战后的政府、阿尔巴尼亚永久的敌人梵蒂冈以及英国美国人组织和训练，对新阿尔巴尼亚采取行动。解放后的头几年，我国人民不得不同从意大利登陆我国的破坏者进行一场严厉的斗争。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众所周知。然而，其他人的结局却再好不过。一些逃亡的阿尔巴尼亚叛徒留在意大利，另一些则分散到美国、比利时、英国、联邦德国和帝国主义间谍机构派遣他们到达的许多其他国家。
　　意大利政府看到他们用分化的行为对新阿尔巴尼亚一事无成，便开始对我国保持“漠不关心”的政治立场。的确，两国之间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其他关系一直处于低水平。意大利政府从来没有表现出发展它们的意愿。没有一个政府公开谴责墨索里尼对阿尔巴尼亚的野蛮行径。然而，这些政府确实有兴趣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被我国游击队杀害的意大利士兵的尸骨从坟墓中取出，送到意大利，将他们奉为“为意大利的伟大而战的英雄”，并每年向他们致敬。
　　大多数意大利媒体很少发表任何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正面文章。它以其对我国诋毁和误导的立场而闻名于世界新闻界。
　　意大利修正主义者的立场与意大利政府领导人和新闻界的立场没有任何不同。1939年，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站到后面，眼睁睁看着法西斯军队掠夺邻居小国人民的自由。他们甚至没有达到意大利社会党人的水平——他们在1920年发罗拉战争[9]时谴责了他们国家的帝国主义。即使在战争结束后，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也不屈尊来到阿尔巴尼亚，谴责法西斯主义的罪行，声援直面死亡和毁灭、英勇抗击意大利法西斯的阿尔巴尼亚人民。
　　意大利共产党为消灭共产党员和意大利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消除一切用暴力从资本家手中夺取政权的思想，提倡阶级和解思想，发起了并仍在继续着斗争。它只不过是一个像其他政党一样的社民党，但由于它原来处于第三国际之中，而且资产阶级显然需要它提供更大的忠诚证明，所以遭到反对，没有被邀请参加舞会。
　　意大利“民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向意共以及其他议会政党提供了数十亿里拉的补贴。然而，修正主义的党还有其他来自贸易公司的收入来源，以及各种佣金形式的补贴。它有它的贵族和平民：贵族便是众议员、参议员、市政当局的主席和议员以及常任官吏。
　　1962年召开的意大利共产党十大，把陶里亚蒂的思想，他的社民路线和公开背离马列主义的思想编入党章。陶里亚蒂是一位改良派知识分子，这是他一生中一直坚持的，直到《雅尔塔宣言》[10]中，他再次强调他的“多中心主义”，并宣称自己支持所谓政党的“多元化”以走向社会主义，支持“宗教自由”、“言论自由”、“人权”等等。这就是所谓的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
　　十大提出，“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独创的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对十月革命的教诲和迄今为止所有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升华取代。实际上，这是一条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道路，是为了适应意大利垄断资本的需要和情况而采取的“结构性改革”道路。
　　根据“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通过渐进式改革来实现，这些改革将以和平的手段从改革垄断资本强制开始。这些渐进的改革只能通过议会道路，通过投票权来实现，而不管资本主义垄断者手中掌握着国家的财富、武器、议会和行政的管理权。根据意大利修正主义者的说法，所谓的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框架内实行的“社会经济结构改革”，“将消除剥削和阶级不平等，并使之成为可能……逐步克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差距，走向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11]
　　意大利修正主义者完全滑入了工会主义和社民的位置。他们把工人的斗争仅仅局限于经济和民主的要求，认为不破坏资本主义秩序下，资本主义秩序的后果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历史证明这是乌托邦，因为如果不消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原因，后果是无法消除的。现在意大利修正主义领袖们自己也接受了这种向社民立场的公开过渡，事实上，他们甚至吹嘘自己能够迈出这“历史性”的一步。在最近召开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意大利前议会主席、党的领导班子成员英格拉[12]宣布：“我们从社民主义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的确，意大利修正主义政党的领导人与过去的社民党老教授相比，在反对革命的斗争和篡改马列主义上，还是年轻的小学生。但是，他们在无限热情地、无条件地、卑躬屈膝地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方面，可以说是平起平坐的。
　　意大利修正主义者可以夜以继日地说教，可以在所有广场上口吐白沫和大吼大叫，可以在意大利所有的教堂祈祷，但他们永远无法通过议会、宪法和资产阶级国家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改良主义梦想。
　　陶里亚蒂“结构性改革”路线的后续，现在已成为贝林格所宣称的与资产阶级的“历史性妥协”。这一口号正是在意大利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陷入严重危机的时候提出的，意大利修正主义领导人现在正在用这一口号安慰自己。通过“历史性妥协”，意大利共产党为天主教民主党、大资本和最高教士阶层的代表提供了它的合作，以摆脱这种局面，拯救这个国家机器。
　　贝林格的“历史性妥协”是意大利共产党在战后立即寻求加入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及与南尼[13]的社会党人统一的旧方向的延续。这是其与当时的天主教民主党主席阿尔契德·加斯贝利[14]声名狼藉的调情的延续，是陶里亚蒂—隆哥向天主教徒献上的友谊之手。贝林格把这种定位从一种策略变成了一种战略。意大利共产党提出的“历史性妥协”像手套一样适合意大利的旧的自由主义政策。
　　贝林格的“历史性妥协”是在智利事件的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努力和希望。意大利修正主义者看到，没有弗雷基督教民主党的合作，社会党人阿连德[15]就无法继续执政，他们认为，没有天主教民主党的支持和合作，他们既无法上台执政，也无法继续担任公职。由于害怕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建立法西斯主义，他们在原则上和实践上进行了巨大的撤退和让步，甚至放弃了之前所保持的稍微独立的立场——他们在那时认为与左翼联盟一道，可以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并联合执政。从那时起，为了避免智利的事件在意大利重演，他们同意与天主教民主党一起，在不再是左翼而是右翼的联合政府中扮演次要和附属角色。
　　当意大利共产党提出“历史性妥协”的口号时，意大利给人的印象是它正在转变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在这一时期，不仅是对于反动派，而且对于意大利“共产党人”自己来讲，“历史性妥协”看起来都像一种长期“战略”。然而，危机来了，法西斯主义复活了，变得具有威胁性；炸弹开始爆炸，人们被谋杀和被失踪。这种“历史性妥协”开始变得更加迫切，甚至在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和一些天主教民主党人看来也是“合理的”。阿尔多·莫罗[16]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但他被清算了，因为天主教民主党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准备好接受这种妥协，不管他们在选举中遭受了什么损失。
　　在当前的危机局势下，天主教民主党人在某些问题上，在工会的层面和党的层面上，找到了一些与“共产党人”进行协调活动的方式和形式，但他们甚至还是害怕这种喷着玫瑰香水的意大利共产党。
　　意大利垄断资本会接受意大利共产党的援助吗？它希望修正主义者在议会中支持政府，为政府的计划和法律投票，成为“议会多数派”，成为“政府多数派”，但不进入政府，不执政，不进入为管理国家作出政治决定的中心。美国已表示反对欧洲修正主义者在北约成员国政府中的存在。意大利资产阶级正在执行它的赞助者的命令。
　　无论何时举行议会选举，意大利共产党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它不知道在它赢得比天主教民主党更多的选票时，如何采取行动。受到惊吓的贝林格，坚持这样一个准则：无论如何，成立一个由“民主拱[17]”的所有政党组成的广泛政府，进行一些改革——当然是在“多元民主”中，而且意大利不会离开北约。
　　为什么贝林格坚持这种前景？因为这是意大利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路线，面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危机和破产，意大利共产党不敢承担责任，而改良是无法治愈它们的。另一方面，意大利共产党害怕意大利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如果意共赢了，他们要求的不是与雇主合作，而会是夺取政权。意大利共产党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也决不会允许它发生。但是，美国和意大利的垄断资产阶级也不想要这种情况，他们会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如果意大利共产党在选票上获胜，一个反历史性的妥协可能会在一开始达成，但这种妥协只是为了平息公众舆论，直到螺丝拧紧为止。如果不是用武力夺取，资本便永远不会交出武器。意大利共产党不是那些搞革命的政党。无论是今天、明天还是将来，它都不会，也从未为在意大利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蒲鲁东在法国的继承者


　　陶里亚蒂和他的意大利助手们很久以前就对欧洲共产主义者所倡导的“新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进行了理论阐述。然而，目前，正是法国修正主义者发表着自大的“哲学”演讲，他们试图弥补失去的时间，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的旗手，成为解释和阐述其法则的人。他们所承担的这个角色使他们可笑，使他们在本国工人阶级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眼中更加原形毕露。
　　乔治·马歇已经成为罗杰·加洛蒂理论的狂热追随者，加洛蒂曾于多列士时代在法国共产党制定意识形态党规，后来被开除出该党。加洛蒂竭力“证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据称已不复存在，它已和管理人员、工程师、技术员之类的劳动者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根据加洛蒂的说法，他们都受到一视同仁的剥削。现在乔治·马歇已经把这一理论据为己有，并将其进一步发展。在他看来，每个人，不仅是工人阶级，不仅是全体劳动者，甚至资产阶级，甚至是军队和警察，据说都支持他所宣扬的“社会主义”。在他的演讲中，他反复地说：“我们想向社会主义前进，但是我们受到了25个家族的阻碍——这些家族构成了法国资本的力量。”“我们，所有这些力量，怎么可能会没有发言权，无法打倒这个仍然掌权的等级呢？”马歇好奇地问。他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即法国要走向社会主义，只需要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他把推翻资本的问题当作一件很容易实现的事情来处理，只要说几句话，鼓起脸颊，就可以把它吹倒。法国修正主义者所倡导的道路无论还有其他什么意思，可以是任何东西，但与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根本搭不上边。
　　马歇尔把法国现在国家权力的代表与两个世纪前资产阶级胜利前的法国贵族进行比较和等同，并将其领导人称为“统治我们的贵族”。然而，法国修正主义者甚至没有站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发动者的立场上。众所周知，这场革命砍掉了国王和王后的头，以及当时统治法国的所有“贵族”的头。那个时期的进步资产阶级推翻了君主制和封建主义，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把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系的所有领导者，即斐扬派、韦尼奥派和丹东派的头目都砍掉，从而使革命更进一步。这场革命在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独裁统治中达到了顶峰，资产阶级反动派把他送上了断头台。[18]
　　马歇把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前内政部长贵族波尼亚托夫斯基[19]形容为凡尔赛派[20]。然而，他忘记了曾与梯也尔[21]派和凡尔赛进行过武装斗争的巴黎公社。“‘冲天’的公社战士，”马克思说，而马歇则用他的修正主义理论，发起反对波尼亚托夫斯基的“用蕾丝手帕打架的战斗”。（原文为法语）
　　法国修正主义政党的领导人试图解释法国衰落的“根本原因”。法国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论文说：“1976年以来，通货膨胀实际上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失业率增加了大约30%；劳动人民的购买力下降了；经济增长停止了……紧缩、失业和对劳动人民的过度剥削伴随着资本家利润的增加……在工业经济多部门的法国，钢铁、造船、机械制造、纺织、制鞋等整个分支部门，在今天都被摧毁了。在工业中就业的工人人数已经下降了50多万人。”[22]这些关于法国的现状众所周知。问题不在于观察法国经济和工人的严峻形势，而在于如何改变这种形势。
　　马克思不仅仅局限于诊断资本主义社会，而且确定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现代修正主义者抛弃了这条科学道路，只是在胡说八道地欺骗党和工人阶级，说他们关心它的处境。
　　法国修正主义者也谈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今天正在经历的严重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的危机是一场国际危机，”乔治·马歇说，“归根结底，这是剥削、统治和掠夺工人和人民的制度的危机。”[23]讲的很好，但他打算如何利用这个不仅是法国，而且全世界都在经历的关键时刻？展开什么样的斗争？是阶级斗争，还是长篇大论？他是不是希望通过他的演讲，消灭带着马歇认为站在自己这边的军队和警察力量，压迫法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呢？不，他沉迷于蛊惑人心，一方面是为了“旁听者”，另一方面是为了安抚雇主们。
　　这些修正主义者建立在他们自己捏造的伪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这些理论，所谓现在的情况已经成熟到不再需要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来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了。现在，根据他们的说法，社会上的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人的意识之中，成为人的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说：“社会主义已经正在被实现，而且正在以很多种形式实现。”[24]这些伪理论的目的是告诉工人们，列宁通过革命和流血所做的一切，现在已经实现了，而且是在资本的野蛮压迫下，不需要革命，不需要暴力。
　　法国共产党的修正主义领导人试图说服工人们，在法国、欧洲和世界现今的社会中，人类已经成功理解工业社会不再是一个以资本主义利润为基础的社会。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论，因为在这个社会盛行的垄断资本不仅要求利润，而且要求利润最大化。乔治·马歇也谈到资本输出，但他没有谈这种输出是野蛮剥削的手段，不仅是对大都市工人的剥削，而且是对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剥削。今天，资本输出已成为新殖民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
　　乔治·马歇甚至竟然声称，在目前的形势下，“帝国主义有义务寻求符合各国人民需要的新的国际解决办法。”这个帝国主义是如何此人道主义，竟然会按人民的需要行事！然而，帝国主义仍然是帝国主义，不会因为诡辩家的言辞和分析而改变。法国欧洲共产主义修正主义者宣扬这样的东西，不过是在通过美化，通过传播和培育它渴望重建一个新世界的幻觉，来帮助帝国主义。
　　在法共二十二大的一次长篇演说中，马歇竟然说，指责法国修正主义者所谓想要消灭富人，是毫无根据的。他认为这是一种诽谤，他公开宣称，他们要私有财产存在，要中等资产阶级和它的全部财产一起存在，要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存在；他们只想把所有国家共同的资产国有化，所有这些都由人民管理。社民党也捍卫马歇所捍卫的资本主义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他有权对那些指责他不像他的社民主义兄弟那样百分之百忠于资产阶级的人发火。
　　1979年初，马歇写道：“我们想要社会民主、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并希望更进一步，彻底改变社会关系，使法国人民能够生活在民主的、自治的社会主义中。”[25]因此，马歇成为了铁托的追随者，铁托在南斯拉夫落实了蒲鲁东和巴枯宁关于“工人自治”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理论，而马克思和后来的列宁对此理论予以严厉谴责。现在，乔治·马歇打着“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幌子，却从不“屈尊”使用马克思主义伟大导师的任何言论，也不敢公开捍卫蒲鲁东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说自己是他的弟子。然而，在要求“自治”时，他只是在继承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理论的同时，改变了措辞。
　　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谈论了很多关于工资的问题，并提出了为提高工资而进行改良主义斗争的问题。他们说，必须通过给那些得到最少的人更多的帮助，提高工人及其家庭的购买力。必须增加在减少收入和奖金不平等上的措施。必须通过提高较低的工资来缩小工资差距的范围。修正主义者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现在增加工资是群众的普遍要求。
　　乔治·马歇惊讶地问，工人和老年人怎么能没有可能过上好的生活，怎么能没有权利在电台和电视上发言，这些现象是如何存在的。他说，他们必须赢得所有这些东西。他说：“我的政党一直在为增加工资、减少税收和确保议会不再像现在这样——对其运作施加严厉的条件，并限制其特权而一贯奋斗。”法国修正主义者把工人阶级的斗争仅仅局限于日常要求，却忽视了马克思的教导，马克思解释说，工资变相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事实，资本家占有了一部分劳动，恰恰是工人的无酬劳动，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他们故意对马克思的观点只字不提，马克思说问题的解决不在于提高工资，也不在于使工资均等，正如经典的改良主义者蒲鲁东所相信的那样。马克思说，把工人阶级的斗争仅仅局限于工资，只不过是企图延长工资奴隶制度的存在。马克思说，最终消除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和根本的办法。
　　法国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关于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资本主义下生产资料的私人性、阶级之间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视而不见。他们故意不提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问题涉及到不同阶级的利益，这些阶级之间为了改变所有权的性质而相互斗争。他们用一般的术语来处理这些问题，就像经济主义的理论家所做的那样。他们的“理论”不是马克思的理论，而是马克思之后的越轨者的“理论”。马歇把无产阶级的使命和斗争简化为争取经济权利的斗争，而不是推翻资本权力的斗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是为什么呢？为进行革命。而马歇说：工人、农民、资产阶级、警察、士兵和军官，联合起来……进行改革！“无产阶级”这个概念被法国修正主义者认为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创作诗歌用到的观念。
　　法国修正主义者不是为了确保无产阶级站在革命的最前线而战斗，并与同城镇和农村的劳动人民结成紧密的联盟，而是试图把它团结在“另一个历史性集团”，即法国修正主义者所说的同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中的“左派联盟”，或者在意大利修正主义者所称呼的“历史性妥协”那样一个东西中。
　　法国修正主义者提倡这种联盟理论，是基于他们的观点，即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秩序中，工人们每天都“看起来生活条件在改善”，“无产阶级这个术语真正意义正在消失。”这是修正主义者加洛蒂的论点，法国修正主义者把他排除在党外是徒劳的。不管他在党内还是党外，只要法国共产党的修正主义领导人同意资产阶级政党加入他们通向社会主义的舞蹈，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也是加洛蒂和他的团伙赖以生存的地方。法国修正主义领导层批评并开除了加洛蒂的党籍，这不是从原则立场出发，而是因为他过早地提出并高举“新路线”的旗帜，而根据尊卑，这应由马歇和其他比加洛蒂位高权重的领导人决定。今天，这个领导层对希望在修正主义道路上更快前进的埃伦斯坦和阿尔都塞[26]采取了同样的行动。然而，毫无疑问，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将与这些人很快达成协议并团结起来，不仅是与加洛蒂和埃伦斯坦，而且还有密特朗[27]、罗卡尔[28]和所有社民党人。他们是先通过“左派联盟”、“联合计划”还是其他形式来崭露头角，都不重要。既然他们有相同的观点和目标，其他一切都会自动实现。
　　一般的修正主义者，特别是法国修正主义者，在其理论上，都反对社会主义下国家对经济的管理。马歇说：“今天我们反对威权主义和令人窒息的中央集权主义……相反，我们希望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我们希望劳动人民——工人、职员、工程师和干部——越来越积极地参与这项经营工作。我们也希望公社、地区和大区[29]成为真正的决策和民主行政中心。”[30]
　　法国共产党修正主义者的这些观点完全符合南斯拉夫的“自治”路线和蒲鲁东的联邦制，蒲鲁东说：“应该只有工业化民主，积极的无政府状态。无论谁谈论自由，都会说联邦制，或者什么都不说，无论谁谈论共和，都会说联邦制，或者什么都不说，无论谁谈论社会主义，都会说联邦制，或者什么都不说。”因此，对蒲鲁东来说，联邦原则适用于经济和政治上。也许乔治·马歇没有用蒲鲁东所用的术语来描述这些问题，但是当他谈到他的“民主社会主义”时，他说，“我们想要一个拥有正义、自由等等的美好社会，”并问到，为了这些简单的愿望而压制工人是否合理，所以这些愿望应仅停留在梦想上。
　　蒲鲁东要求民主和自由，据他所说，这些可以很容易地赢得，可以毫不费事地从资本家手中夺走。马歇不仅限于此，而且强调资产阶级民主的工人在二百年前有着更大的自由，他们参与了国家和工厂的事务，最后，他对他们今天没有这些自由感到“愤慨”。然而，他只是愤慨。马查斯没有更进一步，因为他不想和资本家做斗争，而是想和他们和平共处。这一切对“天真无邪的孩子”来说就像是一个童话。
　　马歇主张，即使在资本主义秩序存在的条件下，也可以通过改革使无产阶级参与经济管理。他梦想着并说，在这个秩序下，可以有一种社会民主，在其中所有的工人都可以毫无例外地从财富中受益；可以有一种政治民主，每个公民都可以控制、管理并真正成为领导，换句话说——就是“自治”。这不完全是蒲鲁东的理论吗？
　　与他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相联系，马歇也讨论了财产问题和经济的计划运行问题。他把社会上的财产分为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但他留给私人所有者的财产是巨大的。他想借此告诉执政的资产阶级，不要徒劳指责我们法国修正主义者，因为我们尊重私有财产，我们不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我们不再是为了“举起拳头”，而是为了“伸出友谊之手”。马歇谈到了市政、部门、大区的财产。他没有使用蒲鲁东的“联邦制”一词，但其含义是一样的。当马歇说我们反对威权主义，反对中央集权制的时候，他在暗示这是反对民主集中制的斗争，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教导背道而驰。而且他强调，我们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制定计划，不仅要确保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参加，而且那些有财产的人也要参加。
　　马歇知道，经济计划不是一种出于国家领导人的一厢情愿，就可以应用于任何社会制度的方法。统一的中央计划只有在对生产资料建立了完全的社会所有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这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特点。私有财产，无论以何种形式，都没有也永远不会服从中央计划。这些都是客观事实，它们不能仅仅因为能取悦马歇和其他欧洲共产主义“理论家”而改变。
　　现代修正主义，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所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也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攻击马列主义，因为它想以此为手段毒害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堕落。修正主义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走了资产阶级堕落的道路。今天，很难区分阿拉贡和波伏娃，或者是区分安德烈·斯蒂尔和萨冈[31]。这不是说风格和形式上的相似性，而是指在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启发下，他们的作品在内容和目的上的同一性，以便在同一条路上出现，对抗革命，驯服心灵，使人们成为“亡灵”，一并堕落。
　　所有修正主义的“理论家”都主张这样一个论断，即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美学的关注——如果有的话——是很少的。法国共产党的美学美观更进一步。他们试图“证明”所谓马克思对艺术一点也不感兴趣或者不了解艺术。与事实相反的是，他们声称马克思“无法理解是什么赋予了艺术永恒的价值——无论历史时刻怎样变迁，也无法理解希腊艺术如何与当时的社会基础相联系，继续激起人们的情感”。这样歪曲马克思不是没有目的的。一方面，他们想制造一种印象，即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不存在，而修正主义者号称自己正在详细阐述艺术观；另一方面，他们试图否认艺术的阶级性，并开始讨论艺术“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还是结构的一部分”，是否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否与阶级和革命相联系，到了什么程度，到了哪一点”，等等。
　　法国共产党的一系列“理论家”在不同时期对文学和艺术有不同的看法，这就造成了党的队伍，以及共产主义文艺创作中的激进分子与动摇分子的困惑和混乱。有一段时期，法国共产党为基于人民艺术、革命艺术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而斗争。在后期，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渗透到共产主义艺术家的创作中。
　　资产阶级以其腐朽的艺术，不仅影响了共产党的普通党员，而且影响了从事鼓动和宣传的干部。在这种艺术的影响下，列宁指出革命创造了自己的艺术，而共产党人并不排斥过去人民的进步遗产，这伙人提出了理论，对列宁作出了歪曲和错误的诠释。这些人还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方法诠释了列宁、斯大林、日丹诺夫[32]的主张，他们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应该是自由的，要有个人的主动性，但始终要实事求是，创作出真正为革命和社会主义服务的作品。
　　某些伪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竟然要捍卫所谓的列宁在创作中提倡绝对自由的论点，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加洛蒂宣称“无边的现实主义”。也有人捍卫当文学和艺术中意识形态盛行，党占上风，就没有自由，也就没有创作的观点。
　　当安德烈·纪德、马尔罗或保罗·尼赞[33]这样的人在法国共产党中有影响力并冒充共产党人时，在美学领域人们还能期待法共什么呢?他们和阿拉贡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34]，但最终叛变，并成为公开的反共分子。法国这样的“理论家”，无论共产党内外，都不可能对基于马列主义原理基础上的艺术价值有任何认识。这伙人的目的是把艺术和文学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当然，也要把它同无产阶级政治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开。他们努力为资产阶级思想政治的传播扫清道路，为腐朽艺术、精神分析和有关性、犯罪、色情的小说的发展扫清道路，使市场、书店、展柜、戏院、电影院里充斥着这类作品。
　　让我们来看看毕加索[35]。他是法共党员，但直到他去世，他也没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反映在他的作品中，而法国共产党则夸耀他，他们对他的唯一批评是一幅被称为“斯大林肖像”的潦草画，他的朋友和同志阿拉贡在他担任其主管的《Les Lettres Françaises》上发表了这幅文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没有得到法国共产党的有力而坚定的支持。一些作为党员的作家、哲学家和批评家，如玛格丽特·杜拉斯和克劳德·罗伊[36]，都弃之不顾。在赫鲁晓夫诽谤斯大林之后，法国共产党受到震动，这些知识分子首先投降。它提出了“艺术和文化的完全自由”的口号，阿拉贡、安德烈·斯蒂尔、安德烈·伍姆瑟[37]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前的捍卫者不仅换了外衣，甚至把自己的灵魂和生命出卖给了修正主义。因此，法国伪共产主义文学家开始爱上卢卡奇、卡夫卡和萨特们[38]。在资产阶级所希望的纲领上，全党上下开始在台面上进行批判性讨论，例如：“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什么？”“艺术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形式，‘心领神会中的宗派主义’，还是‘机会主义的折衷主义’？”。罗兰·勒罗伊[39]以“权威”的身份发表了这样的结论：“不可能存在具有一种具体形式的无产阶级的艺术，或者完全革命的艺术。”
　　法国共产党沉溺于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任由这些反革命的论断像死水一样洋溢，并在其艺术家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法国共产党在文艺方面的路线有过起伏，但它总是摇摆不定。它的动摇，一方面是由于它在维护原则上的“普遍观念”，另一方面是由于资产阶级文学艺术意识形态在其知识分子中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总的来说，从事艺术创作的知识分子对法国共产党起到了消极多于积极的作用。不论阶级出身，他们完成学业，追求“名望”。党从来没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来影响和引导他们。对党的这些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他们自由的、主观的、个人的、创造性的工作，而不是为了无产阶级和革命的真正利益——这是很重要的。这些人的生活和工作远离工人阶级，与之隔绝。对他们来说，阶级是“经济”，而知识分子是必须引导“经济因素”的“教头”。法共的知识分子聚在蒙帕纳斯的波希米亚、在“丁香园”、“花廊”[40]和其他各种颓废流派汇集在一起的俱乐部里，从中产生了阿拉贡、毕加索、艾尔莎·特奥莱和许多其他朋友——拉札雷夫、特里斯唐·查拉、达达主义者、立体主义者[41]以及一千零一个颓废的文学艺术流派的朋友。这一传统和这条道路在法国共产党内部不间断地继续者，直到到了二十二大，修正主义者乔治·马歇在会上大肆炫耀法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溃烂着的反马克思主义腐败现象。
　　在这次大会上，法国修正主义者正式提出反对工人阶级政党在艺术领域的领导作用，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他们以反对“一元化”的斗争为借口，主张社会主义文化要向一切思潮开放，向各种实验和创新开放。
　　在内含他在二十二大上所作报告的书中，伪马克思主义者乔治·马歇发表了一首阿拉贡的诗，这首诗摘自阿拉贡的书《艾尔莎的迷狂者》[42]。艾尔莎是阿拉贡的妻子。这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阿拉贡，在这首诗中的话：“争斗和世仇/颐指气使和卑躬屈膝/母亲不情愿地生下的孩子/毁于蝗灾的小麦/会永远存在吗？/监狱和酷刑/总以偶像（偶像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之名进行的屠杀/对死尸的千言万语/封住嘴钉住手/会永远存在吗？/但带着橙黄色的日子终会到来……”这是阿拉贡的说法，说他和他的政党已经放弃了红色，放弃共产主义。
　　法国修正主义者就这样把马列主义不朽理论的原则抛到了一边。现在，他们的政党在修正主义中挣扎——这种修正主义是伯恩施坦、蒲鲁东、考茨基和无政府主义等古老乌托邦理论的混合体。它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联合起来，在法国和其他地方争取创造一种观念，即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欧洲共产主义必定会走在前面。
　　1968年，巴黎的学生们与“法律与秩序的力量”发生冲突。托洛茨基派、萨特、存在主义理论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孔-本迪[43]等人抓住这些冲突，给它们一种无政府主义色彩。而且事实上，它们发生的也非常混乱。法国共产党没有参加。为什么不参加？是不是因为其原则上反对无政府主义？我想这不是原因。原因是它不想与攻击戴高乐政府的青年学生团结起来。事实上，正是这场运动迫使戴高乐举行了全民公决，当戴高乐没有以他想要的方式获胜时，他到了科隆贝双教堂退休，并在那里去世。
　　法国共产党阻止工人阶级采取行动并接管起义的领导权。法共有实力确保火势蔓延到整个法国，就算不夺取政权，至少可以动摇“贵族”的权力，或者他们当时所称的“工商业巨头”的权力。它没有这样做，因为它的目的是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乔治·马歇所提倡的那条路，那些方法。
　　法国共产党对“左派联盟”寄予厚望，它试图在法国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与密特朗的社会党建立这种联盟。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达成了某种协议，但这是暂时的。他们不仅没有在选举中获胜，而且在选举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胜利之后，人们看到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的爱情正在冷却，事实上他们开始互相攻击。无论是大资产阶级，还是大资产阶级的政党，甚至密特朗的社会党，都不会希望一个共产党，哪怕是像阿拉贡所描述的那种橙色的共产党，去参加法国政府。这并没有发生在人民阵线——当时莱昂·布鲁姆是社会党的领袖，也不会发生在今天密特朗领导社会党的时候，更不会发生在其他人成为社会党领袖的时候。
　　法国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那被马歇减到25个的二百个家族的利益——马歇这么做是为了给人一种他们今天要对付的是一个小型反动势力的印象——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来保护他们的特权，来保护他们的巨额财产和资本，来以牺牲法国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为代价增加他们的利润。当然，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的其他政党有矛盾，但是在资产阶级政权受到无产阶级威胁的问题上，他们就实现了统一，不是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的统一，而是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统一。在意大利，社会党与天主教民主党、自由党和社民党联合在一起，却甚至与陶利亚蒂的“共产主义者”也没有形成共同战线。
　　然而，假设法国的“左派”卡特尔[44]暂时能够掌权，对于法国共产党来说，即使他们带着橙色，这也只是昙花一现，不会有任何改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在戴高乐时期就发生了，戴高乐为了摆脱困境，接受了以多列士为首的几个共产党人入主政府，并在用他们当消防员后又把他们赶了出去。而他什么时候做的？他这样做的时候，法国共产党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拥有不小的权威，是唯一一个一直与占领者作战的政党。因此，马歇自诩他“要掌权，建设社会主义”，在欧洲共产主义战略下，在蒲鲁东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意识形态下，永远不会实现。法国共产党的首脑们所能达到的最大的成就就是，成为掠夺法国无产阶级和人民血汗和劳作的股份持有人，加强反革命火势的旅队，但仅此而已。

摘下手套的修正主义


　　西班牙修正主义者的路线值得特别关注，并不是因为这些修正主义者不同于意大利和法国的修正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作为所有修正主义者的代言人和风筝手所承担的特殊角色。卡里略和他的伙伴们脱下手套，公开讲话，他们表达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真实观点，不管以苏联修正主义为首的其他修正主义者是否喜欢。如果苏联修正主义者有时“批评”卡里略，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背信弃义的修正主义思想。但因为他脱口而出了所有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和目标。
　　卡里略是腐朽的、衰败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集合体的产物。
　　他曾在法国生活过，显然，在那里，他深受萨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各种腐败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现在，他正在充斥资产阶级报刊的演讲和采访中发展这些理论，特别是在他广为宣传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中。在这部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西共总书记对陶里亚蒂、贝林格、马歇、赫鲁晓夫、铁托等现代修正主义领袖的机会主义论断和观点进行了总结和系统化。他的主要目的是为自己偏离马列主义辩护，抨击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使修正主义合法化。
　　卡里略称他的书为《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是对列宁著名而光辉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的反义词，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战略。卡里略这个狂妄自大的人，假装用从所有共产主义叛徒那里收集来的胡言乱语，就能打倒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伟大的纪念碑之一，诸如《国家与革命》——它在生活和革命实践中都被打上了历史的印记，而成为不朽。
　　在宣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调的叛徒卡里略看来，今天的无产阶级已经不是领导社会主义斗争的社会最革命的阶级，而是所有阶级都有一定程度，首先是知识界。他声称所谓列宁时代的无产阶级是一个落后阶级，而今天，这个叛徒说，工人阶级已非常先进，知识界则与工人阶级一起成长起来。换句话说，他也认同修正主义哲学家罗杰·加洛蒂的观点。卡里略认为，共产党人今天要掌权，不是用暴力，不是通过破坏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相适应，采用其他形式。据他说，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就包含着社会主义的核心，因此无产阶级并不是唯一关心建立社会主义的阶级。
　　卡里略说，我们必须明白，资本主义国家今天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继续声称，其他人看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变化，但他的思想揭示了这种变化。它所揭示的是一个虚构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之上，他建立了一整套毫无价值的“理论”。据他所说，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国有化了一系列企业，这些企业采取了不同于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旧康采恩的其他形式。国家通过持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作人员，或多或少地正确地管理这些企业。现在，根据卡里略的说法，现在要做的就是改变这种思想，一切都会井然有序。卡里略说，工作人员的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要达到这种思想的持有者明白需要进一步改革以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阶段，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卡里略试图“证明”所谓资本主义现在的国家并不代表资产阶级的权力，不代表它的暴力机器以保护其财产和统治，而是属于所有阶级的超阶级权力。不能完全颠倒黑白的情况下，他只承认资产阶级在这个国家里有一定的优越性，他认为这是国家产生的历史条件遗留下来的东西，现在可以纠正了。
　　但是，如何做出这种改变呢？如何消除这种优越性，创造“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显然，在他看来，列宁主义的理论在过去的时期是有效的，但由于经济、社会和其他方面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因此不能适用。现在需要另一种理论，卡里略已经准备好它了。
　　他说，现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仅只有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伴随着它的是卡里略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合作所有制等等。无产阶级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它已经与所有的知识分子、职员、牧师、法官、宪兵等融合在一起。同时，资本家仍然是一小群顽固的资产阶级，他们仍然守旧。卡里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制度必须通过改革和教育实现民主化，而这一进程已经开始。因此，共产党人要完成的唯一任务就是加快这一进程。
　　叛徒卡里略认为，今天劳动群众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场冲突不再一如从前，因为据说，现在国家是雇主，不再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即控制大垄断集团的那一部分。因此，他说，现在国家不再只反对先进的无产阶级，而是直接反对最广大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包括资产阶级自己当中的一大部分。他宣称，与大的金融寡头和国家雇佣者对立的不同阶级的分子，不仅可以渗透到国家机器中，而且已经渗透其中。通过这种“进步分子”，就有可能通过改革来掌权。
　　为了证实这些梦想，卡里略引用了意大利的例子，正如他所说，在那里，甚至连罗马的警察都投票支持意大利共产党。他想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制和压迫力量也发生了变化。诚然，他说，他们经常根据资本的欲望行事，但据说，他们这样做违背了他们的主观意志，因为当出现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能够表达这种意识的场合时，他们的行为是与国家的意愿相违背的。
　　对法院的立场与此类似。卡里略说，法院自然会执行资产阶级的法律，但在那里，法院的意识也开始发生变化。
　　他以同样的精神处理宗教和教会的问题。他说，教会已经改变了，不再是过去那种教条主义的教会。今天的神职人员自己都赞成修改教条，不再反对科学，而是赞成科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支持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圣经和梵蒂冈所宣扬的生活，而且据说，梵蒂冈已经朝着一个更加进步和人性化的社会，朝着一个将有更大更完整的民主的社会进行了进化。
　　根据卡里略的说法，即使是教会也能对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作出贡献！基于这种幻想，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最高教士阶层，还没有到接受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就能已经开始怀疑资本主义作为解决未来问题的一种途径的可能性。他宣称，他要向神职人员脱帽致敬，因为他们的教条已经发生了进化，因此欧洲共产主义者必须拒绝自己的“教条”，即马列主义，从而比教会和梵蒂冈更“进步”。
　　教育是资产阶级最一贯的意识形态机器之一，但对卡里略来说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它几乎已经发生了转变。他声称，今天的教育，在面向大众普及的同时，也改变了它的意识形态内容。
　　至于家庭，据卡里略说，它已经完全改变了它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现在的孩子不仅不听父母的话，而且反对他们的想法。在精神上，他们实际上已经生活在社会主义中了。
　　换言之，对于卡里略来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变革，不再是马克思和列宁时代的那个社会，不再是1917年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推翻沙皇主义统治时的腐朽状态。卡里略把苏联十月革命和通过世界大战在其他国家取得了的胜利的革命联系起来，从而对真正的革命者进行了可怕的诽谤，真正的革命者，在他看来，为了确保革命的胜利而支持战争。的确，世界大战最大限度地激化了社会矛盾，使人民群众的痛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促进和加速了革命的爆发——这是逃离战争和策划战争的秩序的唯一途径。但是世界大战和局部战争并不是社会革命的起因。革命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特别是旧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历史证明，这种矛盾即使不与国家间的战争联系起来，也是可以解决的。
　　卡里略宣称，社会主义不能与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战争将导致人类社会的彻底毁灭。因此，卡里略并没有让自己成为帝国主义核讹诈的宣传者。追随赫鲁晓夫的脚步，他说，没有必要在原子弹存在的情况下进行革命或解放战争，因为它们可能成为双方都不会获胜的核战争的诱因。卡里略说，如果我们要谈论一个“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那么我们必须把这个想法贯彻到底。既然我们要建设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正如苏共二十大所说的那样，就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仅要求裁军、发表支持和和平的讲话，而且要到处削弱和破坏革命。
　　另一方面，对卡里略来说，暴力革命是一条封闭的道路，因为据说美帝国主义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卡里略要把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恐惧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把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投降变成一种常态。帝国主义，不仅是美帝国主义，而且是全世界的反动派，都有镇压任何革命的干涉威胁，这是美帝和其他帝国主义侵略战略的一部分。然而，历史证明，人民已经奋起革命，与美国的干涉发生冲突，并取得了胜利。让我们以伊朗革命为一个最近的例子。美帝国主义动用了一切威胁，但不敢直接武力干涉，因为它感觉到，面对伊朗人民的决心，它将遭受比它和它用最现代化手段武装到牙齿的宪兵沙阿[45]已经所遭受的失败还要更大的失败。
　　卡里略布道之新在于，他成了帝国主义政策的代言人和拥护者，成为恐慌的传播者和反动派的工具，在群众中播撒败坏和投降的种子。他要警告谁，让他们害怕外国人？他是在向英勇的西班牙人民发表讲话的，他们不仅英勇无畏地反对佛朗哥，而且反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武装干涉，以及像布鲁姆这样的破坏了西班牙的革命的社会党人，而卡里略现在成了他们的学生。
　　在卡里略看来，资产阶级没有必要维持庞大的警察部队和压迫机构。在公众舆论不想要这样的东西时，它还有什么需要呢？卡里略问道。这位新的基督教牧师布道说，金融寡头和资本的国家政权应该与工人们达成共识。他认为，罢工可以继续举行，但应与雇主和工人代表——工人贵族协调和组织起来。卡里略说，经理们很容易与工人们达成协议，放下他们的傲慢，不把命令强加于人。他认为，这可以简单而不带困难地实现。但他没有考虑他的主人。他所说的话，没有那些掌握政权并将其攥在手里的人，没有那些手里掌握压迫机构、宣传机器、教会等的人。他们不沉醉于卡里略的这些故事，但他们支持他，使他能够创造这样的概念，并将其传播到工人阶级和劳动者阶层，使后者能够带着卡里略的梦想生活。
　　在军队方面，问题对卡里略来说很简单。他在书中写道，现在的军队必须在民主政策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他说，这并不意味着给它另一种政治色彩，让它保留它所拥有的色彩（即反动），但它绝不能想到军事阴谋，或是在今天重演19世纪和部分20世纪的历史。对卡里略来说，必须避免叛乱和内战。同样要消除的是历史的二项式：寡头加上武装力量等于保守主义和反动；必须实现对军队和民选社会的认同，这种认同据说将促进进步力量朝着民主与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前进。
　　他认为，不能以一方或另一方会发动军队为借口，但必须进行军事思想“民主转型”的工作，使军队明白，社会上不应该再存在战争，否则就是自杀。这个资本的军队的大门，不应该只向资产阶级的干部敞开，也要向广大人民阶层敞开，让群众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等等渗透进去，它就不再是警察的后备军，而仅仅是服务社会秩序的武器。如何做到这一点是另一回事。但是，卡里略认为，既然他鼓吹了，资产阶级就应该接受他的“明智的”顾问，应该和平地放弃其政权的主要武器，就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当它确信“这是正义所需要的”之后，会对卡里略说：“来吧，夺取政权，我们正在撤退，带领我们走向社会主义吧！”
　　为了支持他关于军队民主化和转变为人民服务的军队的可能性的论题，卡里略提出了一些幼稚到糊涂的论点。他说，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后实现了民主化，因为它的规章制度被重新起草，建立了新的、“在其中创造了一种民主精神”的规章制度。声称法国资产阶级军队改变了世界观，不再是大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而是公众舆论手中的武器，这就是背叛。
　　在这个修正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理论和军队本身都处于危机之中，因为在军队的队伍和军队干部的队伍中，既有鹰派，也有鸽派。因此，卡里略说，我们必须以和平的方式把鹰派也变成鸽派[46]。为此，卡里略认为，共产党应该有单独的军事政策，但决不应该考虑把政治带入军队。他说，应该努力将军事主题纳入左翼政策领域，这样它既不会被右翼，也不会被左翼垄断。卡里略认为，这种政策在共产党一边会使军队远离右翼政策，军队会更多地站在国家一边。因此，左派和右派都应该互相斗争和控制彼此，按照传统的方式，也应该控制国家——不是资产阶级国家，而是会通过改革“创造出的”卡里略的国家。
　　作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这些“分析”的总结，冒充为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的卡里略，也确立了他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卡里略说，今天革命的战略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因为国家政权不再属于资产阶级，也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因为它们已经发生了变化。唯一应该做的就是通过改革逐步改造现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制度，使之符合社会现实，并有利于人民。
　　西班牙修正主义者的领袖鼓吹，现在完全有可能在不改变基础的情况下，逐步将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改造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违背辩证法，违背简单逻辑的。然而，卡里略对科学不感兴趣，而是对他炮制的体系感兴趣。这是因为他的目的不是要表明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是要掩盖其解决，使无产阶级走上错误的道路，走上一条死胡同，使它远离革命。
　　正如我们所说，卡里略受到赫鲁晓夫派、托洛茨基派、白劳德和其他一千零一个工人阶级叛徒的“理论”的启发。但是，他要求事情要公开地讲，要把自我点起来，换言之，修正主义者的行动要同资本主义和世界帝国主义相统一。首要地，他用所谓理论论证，号召世界上所有的修正主义者和伪共产主义者起来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随心所欲地歪曲和诠释马克思关于1848年事件、法国六月起义[47]和巴黎公社的著作，甚至公开承认，他是从托洛茨基或考茨基那里取得了他那些背信弃义的论断。通过提到这些叛徒和臭名昭著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他表明了他来自哪个地方，以及他的“理论”发现的来源。
　　彻底否定阶级斗争是卡里略思想的基础。在他看来，在今天的资产阶级国家领导下，所有阶级都聚在一起。但对卡里略来说，知识分子阶层就是一切，是最聪明、最有知识、最有能力、最优秀的管理者。卡里略自己说，如果有人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世的时候说过这些话，他们就会称之为乌托邦思想。我们的经典著作不仅会把这些反革命思想称为乌托邦，而且会把它们描述为背叛，就像他们把卡里略的前辈描述成叛徒一样。
　　卡里略是一个背叛无止境的修正主义者。所有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叛徒，但他们总以某种方式试图掩饰自己的背叛。他们对就像他们所有人攻击斯大林那样公开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犹豫不决。
　　但是卡里略在他的道路上比赫鲁晓夫和其他许多人走得更远。赫鲁晓夫虽然尝试了，但还不敢公开为托洛茨基平反。赫鲁晓夫称斯大林为罪犯，拒绝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切革命审判，实际上使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平反了。他还平反了许多其他的叛徒，如拉伊克[48]等。然而，卡里略对赫鲁晓夫并不满意。他在书中斥责他，好像在说：“当你平反斯大林枪决的这些好人时，当你背叛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时，你为什么不为你父亲的托洛茨基平反呢？”因此，卡里略呼吁托洛茨基得到平反，并发起一场运动，公正对待托洛茨基的“功绩”。
　　换句话说，卡里略是世界资本主义最肮脏、最露骨的代理人之一。然而，他的“理论”不会对资本主义有多大好处，因为正如卡里略向他们所呈现的那样，这些理论是现代修正主义者伪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暴露。卡里略一方面为帝国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服务，因为他反对革命，否定了激励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马列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他撕掉了其他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面具，向无产阶级和人民揭露了这些修正主义者的真实目的。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是“修正主义杂种”的杂种。他从现代修正主义中吸取了一切最卑鄙和最反革命的东西，使自己成为彻底背叛和投降的辩护士。



[1] 以上引号内的内容都出自贝林格《为全意大利和全欧洲和平与民主中的社会主义》，罗马1979年版，38-39页。（结合原注）

[2] （原注）出自《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与组织》，罗马1979年版，3页。

[3] 分别是意大利的车企巨头和电气巨头。

[4] 红色旅：意大利的极左翼恐怖组织，成立于1970年。该组织声称它的宗旨是对抗资产阶级，最著名的行动之一是在1978年绑架并杀害了意大利时任总理阿尔多·莫罗。
　　丰塔纳广场爆炸事件：1969年12月12日下午16时37分，米兰市国家农民银行门前的丰塔纳广场突然发生爆炸，导致17人死亡，88人受伤。事件起初被认定为无政府主义者所为，意大利警方趁机大肆搜捕无政府主义者。直到2004年才被认定为极右组织所为。

[5] 括号内的内容是霍查加的。

[6] （原注）出自《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与组织》，罗马1979年版，11页。

[7] 葛兰西（1891-1937）：革命家，意共创始人之一。1926年被捕后，坚持斗争，在狱中完成32本《狱中札记》。他的思想对战后的意共起到了很大影响。
　　斯图佐（1871-1959）：天主教神父、政治家，天主教民主党前身意大利人民党的创始人之一。1924年被法西斯流放，1946年回国，被天主教民主党政府授予“终身参议员”。
　　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在哲学、历史学、美学上颇多建树。政治上是一名自由主义者，战后于1944-1947年担任自由党主席。
　　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政治家、统一运动重要人物。为全国统一立下很多功劳，但在工人运动问题上遭到马恩的批判。他所带领的政治运动是意大利共和党的前身。

[8] 阿尔米兰特（1914-1988）：新法西斯政党意大利社会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

[9] 发罗拉：阿尔巴尼亚重要城市。1920年，阿尔巴尼亚人起义，将自一战起占领该城的意大利军队赶走。

[10] 指陶里亚蒂1964年8月于苏联雅尔塔写下的人生中最后一篇文章，8月21日，陶里亚蒂去世，他的这篇文章在9月被公开发表。

[11] （原注）出自《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与组织》，罗马1979年版，11页。

[12] 英格拉（1915-2015）：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曾参与抵抗运动，战后进入议会，曾于1976-1979年担任意大利众议院主席。

[13] 南尼（1891-1980）：意大利社会党领袖。早年曾参与反法西斯运动。战后，南尼曾主张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但由于党内分歧，未能如愿。1956年，因匈牙利事件与意共决裂，此后多次参与政府。

[14] 加斯贝利（1881-1954）：意大利政治家、天主教民主党创始人。1946-1953年任意大利总理。任期之初曾一度与意共交好，邀请其加入政府。

[15] 阿连德（1908-1973）：智利左翼政治家、社会党人，1970-1973年担任智利总统。任内大力推行国有化，却造成经济混乱。1973年遭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被杀害。他与基督教民主党一直有深刻的矛盾。
　　弗雷（1911-1982）：智利政治家、基督教民主党人。1964-1970年担任智利总统，主张解放神学合作经济，但最终失败。作为阿连德的政敌，曾支持推翻他的军事政变，但随后又转向反对皮诺切特。1982年去世，疑遭皮诺切特下毒。

[16] 莫罗（1916-1978）：意大利政治家，天主教民主党人，1963-1968年和1974-1976年两度出任总理。是党内的中间派，曾积极回应贝林格的“历史性妥协”。1978年遭“红军旅”绑架、杀害。

[17] 拱是支撑如桥梁或房屋上部的弧形结构。

[18] 斐扬派：法国大革命中主张君主立宪的派别。革命前期一度进步，但随着革命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落后，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推翻君主制度，斐扬派随之消亡。
　　韦尼奥（1753-1793）：法国政治家，活跃于大革命，支持吉伦特派（法国大革命派系之一，信奉自由主义，1791年10月至1792年9月控制立法议会，后来不能满足革命需要，1793年衰亡）。于1793年10月被处决。
　　丹东（1759-1794）：法国政治家，雅各宾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雅各宾专政后期他认识到恐怖政策被扩大化的危害，主张宽容，鼓吹“要爱惜人类的血”。1794年被处决。
　　雅各宾派：法国大革命时期激进派政治团体。1793-1794年实施恐怖专政，一方面平定内乱，一方面击败外国干涉军，大肆处决罪犯和革命的叛徒。于热月政变被推翻。
　　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政治家，雅各宾恐怖专政领导人。
　　译者注：以上只是简略介绍，详情可自行研究法国大革命史。

[19] 波尼亚托夫斯基（1922-2002）:1974-1977年在德斯坦政府中任内政部长。称他为“贵族”可能是因为他是波兰波尼亚托夫斯基家族的成员，这个家族曾在波兰王国具有显赫地位。

[20] 梯也尔反动政府在与普鲁士签订合约后，入驻凡尔赛宫。这一伙人就是凡尔赛派。

[21] 梯也尔（1797-1877）：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曾反对波旁王朝专制，但又与奥尔良王朝、第二帝国同流合污。第二帝国倒台后，他充当了残酷镇压巴黎公社的罪魁祸首。

[22] （原注）出自《共产主义笔记（Cahiers du communisme）》，1979年6-7月版，第361、363页。

[23] （原注）出自《共产主义笔记》，1979年6-7月版，第356、358页。

[24] （原注）出自《共产主义笔记》，1979年6-7月版，第371页。

[25] （原注）出自《人道报》，1979年2月13日。

[26] 埃伦斯坦（1927-2002）：法国历史学家。批判斯大林主义，但亦与法共领导层不合，1980年下半年，被法共声明他已退出党。
　　阿尔都塞（1918-1990）：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在欧洲共产主义问题上与法共展开论战，批评其和平过渡路线。但他没有被正式开除出党。

[27] 密特朗（1916-1996）：1981-1995任法国总统，社会党主席。曾与法共组成左翼联盟，但后因领导权问题又破裂。

[28] 罗卡尔（1930-2016）：1988-1991任法国总理，社会党人。在党内是密特朗的竞争者。

[29] 大区是法国的一级行政区。

[30] （原注）出自《法国社会主义》，巴黎1976版，第84-85页。

[31] 阿拉贡（1897-1982）：法国诗人、作家、政治活动家。早年是超现实主义派作家。1927年成为共产党人，1930年左右，在文学创作上转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波伏娃（1908-1986）：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安德烈·斯蒂尔（1921-2004）：法国作家、政治活动家。1940年加入法共。作品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
　　萨冈（1935-2004）：法国小说家、剧作家、编辑。以中产阶级爱情故事的主题闻名。

[32] 日丹诺夫（1896-1948）：苏联领导人，自1934年起主管意识形态，在塑造意识形态模式和建立文化体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3] 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在30年代曾一度与共产主义者同道，但在1935年访苏归来后，出版了《访苏归来》而遭到批评，遂与法共、苏联决裂。
　　马尔罗（1901-1976）：法国作家。亲共。曾在戴高乐政府下任职。
　　尼赞（1905-1940）：法国作家。曾加入法共，但1939年退党。在抵抗德国的战争中牺牲。

[34] 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举行于1934年8月。会后成立了苏联作协。

[35] 毕加索（1881-1973）：西班牙画家、雕塑家，法国共产党党员。现代艺术的创始人，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

[36]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法国作家、电影编导。1955年被法共开除党籍。
　　克劳德·罗伊（1915-1997）：法国诗人、散文家。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退出法共。

[37] 安德烈·伍姆瑟（1899-1984）：法国作家。
　　《L’Humanité》（《人道报》，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主编（1954-1984）。

[38] 卢卡奇（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卡夫卡（1883-1924）：奥匈帝国现代主义作家。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
　　萨特（1905-1980）：法国哲学家，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39] 罗兰·勒罗伊（1926-2019）：法国共产党政治家、新闻工作者。1974-1994年担任《人道报》主编。

[40] 蒙帕纳斯：巴黎左岸著名的文艺街区，汇聚了很多文学家和艺术家。后面的波西米亚应源于波西米亚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法国，内容为突破传统束缚。
　　丁香园：餐厅，建于1847年，是当地重要的文化和艺术地标，文人和艺术家汇集于此。
　　花廊：卢浮宫的一部分，1607-1610年间建成，也是是当地重要的文化和艺术地标。

[41] 艾尔莎·特奥莱（1896-1970）：法国俄裔作家，法共党员。阿拉贡的妻子。
　　赫莲娜·拉札雷夫（1909-1988）：法国时尚界新闻工作者。或指她的女儿米歇尔·拉札雷夫（1930-2017）：法国时尚界新闻工作者，设计师。
　　特里斯唐·查拉(1896-1963)：罗马尼亚行为艺术家，达达主义运动创始人。
　　达达主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艺术运动，兴起于一战初期，特征是对一切事物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追求清醒的非理性状态、拒绝约定俗成的艺术标准、幻灭感、愤世嫉俗、追求无意、偶然和随兴而做的境界等等。
　　立体主义：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的一个运动和流派，1907年由毕加索创于法国。立体主义的艺术家追求碎裂、解析、重新组合的形式，形成分离的画面——以许多组合的碎片形态为艺术家们所要展现的目标。

[42] 法文名是《Le Fou d’Elsa》.译文为了通顺，在直译基础上作了少数修改。

[43] 指的是五月风暴。五月风暴是1968年5月—6月在法国爆发的一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群众运动，极大冲击了法国统治秩序，但最终失败。戴高乐则下台。
　　孔-本迪（1945-）：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时期的学生领袖。后成为绿党领袖。

[44] 卡特尔：经济学术语，指的是由一系列生产类似产品的独立企业所构成的组织，集体行动的生产者，目的是提高该类产品价格和控制其产量。

[45] 沙阿：是波斯语古代皇帝头衔的汉译名。这里指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1919-1980），二战后他以美国为靠山，成为美国的附庸，假意改革，引起了人民的不满，爆发了民主运动。他在美国的支持下大肆镇压。到1979年1月被伊斯兰革命推翻。

[46] 鹰派：政治名词，用以形容主张采取强势外交手段或积极军事扩张的人士、团体或势力。
　　鸽派：政治名词，用以形容主张采取柔性温和的态度及手段处理外交、军事等问题的人士、团体或势力。

[47] 六月起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临时政府设立“国家工场”，收容失业工人，驱使他们从事铺路、挖土等劳动，而只付给低微工资。1848年6月21日，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执行委员会下令取消国家工场，命令十五至二十五岁的未婚青年男工一律编入军队，其余工人被派往外地作苦力。6月22日，愤怒的“国家工场”工人游行示威，六月起义爆发。23日起，激烈的巷战持续了4天。最后，6倍于起义工人的政府军队和别动队镇压了这次起义，起义最终失败。

[48] 拉伊克（1906-1949）：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曾参与西班牙内战和匈牙利地下党活动。1949年被以铁托分子、间谍特务、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等罪名判处绞刑。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被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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