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新女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 《帝国的年代：1875～1914》（1987）

第八章　新女性

　　按照弗洛伊德（Freud）的说法，妇女的确不能由读书中获益，而且就整体而言，妇女的命运也不能借以改善。再者，在性的升华上，妇女也不能和男子有同样的成就。

　　　　——《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会议记录》，1907年

　　母亲14岁那年离开学校。她马上得去某个农场工作……稍后，她到汉堡去帮佣。但是他们允许他的兄弟学点东西，他成为一名锁匠。当他失业时，他们甚至让他再做一次学徒，跟了一位印刷业者。

　　　　——亚潘（Grete Appen）谈她的母亲（1888年出世）

　　女性主义运动的要旨，在于恢复女性的自尊。其最重大的政治胜利、最高的价值也止于此。它们教导妇女不要贬低自己的性别。

　　　　——安东尼（Katherine Anthony），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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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看起来，由西方中产阶级的脉络来思考本书所论时期一半人的历史，似乎是荒谬的。毕竟，西方的中产阶级即使是在“已开发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开发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过是一个较小的群体。可是，就历史学家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妇女身份的改变和转型这一点来说，这样做却是合理的。因为这些改变和转型中有最惊人的一项——“妇女解放运动”。在这一时期，其开拓与推进几乎仍限于社会的中产阶级，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就统计数字而言较不重要的社会上层阶级。虽然这一时期也产生了数目虽小但却前所未有的活跃妇女，在以前完全属于男人的领域卓然成家，如罗莎·卢森堡、居里夫人（Madame Curie）、贝丽阿特斯·韦布，但在当时，妇女运动的规模仍然相当有限。尽管如此，它还是大到不仅可以推出一小群开拓者，也能够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造就一种新人类——“新女性”。由19世纪80年代起，男性观察家开始对她们进行思索辩论。她们也是“进步作家”的主人翁，如易卜生笔下的娜拉（Nora）和丽贝卡·威斯特（Rebecca West），以及肖伯纳的女主角——或者更正确地说——反派女主角。
　　就世界绝大多数的妇女而言，那些住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东欧和南欧农业社会的妇女，其情形尚没有什么改变；任何地方的大多数劳工阶级妇女，其境况的改变也都很小。不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例外的，即1875年后，“已开发”世界的妇女开始生育为数显然少得多的子女。
　　简而言之，世界上的这一部分，正明显经验到所谓的“人口学上的变迁”，由古老模式的某个形态，大致说来便是由高死亡率所中和的高生育率，改变到现在所熟悉的模式，也就是为低死亡率所补偿的低生育率。这一转变如何又为何发生，是人口史家所面对的大难题之一。就历史来说，生育率在“已开发国家”的陡降是相当新鲜的事。附带一提：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的生育率和死亡率无法同时下降，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人口的壮观激增。虽然部分由于生活水准提高，部分由于医学革命，死亡率已呈戏剧性下降，可是在第三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生育率仍然很高，直到战后30年才开始下降。
　　在西方，生育和死亡率的配合较好。生育率和死亡率显然影响到妇女的生活和感情，因为影响死亡率最惊人的因素，是一岁以下婴儿死亡率的陡降，而这种陡降在1914年以前的几十年间也成为明确的趋势。比方说，在丹麦，19世纪70年代1000个活着生下来的婴儿中，平均有140个夭折；但是在1914年的倒数5年中，这个数字保持在96左右。在荷兰，这两个数字是将近200和100多一点。（在俄国，20世纪最初10年的早期婴儿夭折率大约是250％0，而19世纪70年代，大约是260‰。）不过，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较少的子女生育数要比更高的子女存活率对妇女的人生改变更为显著。
　　妇女的晚婚、不婚（假定非婚生子女的人数不增加），或某种形式的节育办法（所谓节育，在19世纪几乎等同于禁欲或中止性交），都可确保较低的生育率。（在欧洲，我们可以不考虑大规模杀婴。）事实上，西欧行之已有数百年的特殊婚姻模式，都曾使用过上述办法，但以前面两者居多。不同于非西方国家的一般婚姻模式——也就是女孩子早婚，而且几乎没有一个不婚，前工业时代的西方妇女往往晚婚（有时20多近30岁才结婚），而单身男子和老小姐的比例也很高。因此，即使在18、19世纪人口快速增加的时期，在“已开发”或“开发中”的西方国家，欧洲的生育率也比20世纪第三世界的生育率低，而其人口增长率，不论照过去的标准看来如何惊人，也比20世纪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率低。不过，当时已有妇女结婚率提高的一般倾向，而且她们的结婚年龄也较前提早，然而生育率却呈现下跌之势，这意味着刻意的节育必然已经相当普遍。对于这个令人情感激动的问题，有的国家正在自由讨论，有的国家则讨论得较少。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讨论的重要性，远比不过无数对夫妇有力而沉默地决定“限制其家庭人数”。
　　在过去，这样的决定大多是维持和扩大家族财力策略的一部分。由于绝大多数的欧洲人都住在乡下，因此这个策略的目的便是确保土地可以世代相传。19世纪控制后裔人数的两个最惊人例子，是大革命后的法国和大饥荒后的爱尔兰，其动机主要是由于农民想藉由减少土地可能的继承人数目，来防止家族土地消散。在法国的情形是减少子女的人数；在比较虔信宗教的爱尔兰，则是藉由将平均结婚年龄提高到欧洲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使单身男子和老小姐的数目增多（最好是用宗教上受人尊敬的独身形式），当然还包括将多余的后嗣全部送到海外充当移民等方式。因而，在这个人口增长的世纪便出现了罕见的例子：法国的人口保持在只比稳定多一点的水平，而爱尔兰的人口事实上是下降的。
　　控制家庭大小的新形式，几乎可以确定不是基于同样的动机。在城市中，它们无疑是受到对较高生活水准的欲望所激发，这种情形尤以人数日增的下层中产阶级为然。这些人负担不起同时支付许多幼小子女的开销和购买现在有可能购买的更多日用品与服务。因为在19世纪，除了贫穷的老年人以外，没有人比收入低而又有一屋子小孩的夫妇更为贫穷。但是，节育的原因或许也有部分是由于这个阶段的某些改变，使子女更成为父母的拖累。例如：子女上学和受训练的时期愈来愈长，他们在经济上必须依靠父母；而有关童工的禁令和工作的都市化，也减少或淘汰了子女对于父母来说微薄的经济价值，比方说，在农场上，他们可以顶一点用。
　　同时，在对待子女的态度上，以及在男人和女人对人生的期望上，节育都指出了重大的文化变迁。如果希望子女日后可比父母过得好（对前工业时代的大多数人而言，这是既不可能也不为人所希求的），则必须让他们的人生拥有较好的机会，而较小的家庭可使父母给每一个子女更多的时间、关怀和财力。而且，这个“改变和进步的世界”已经打开了改善社会和就业机会的大门，如今的每一代都可期望比上一代拥有更多机会，而这也告诉了男男女女：他们自己的人生，不必只是他们父母人生的重复。道德家或许会对只养育一个或两个孩子的法国家庭大摇其头，可是无可怀疑，在夫妇私下的枕边谈话中，节育却暗示了许多新希望。
　　因此，节育的兴起指出了新结构、新价值和新期望，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改变已渗透到西方劳动阶级的妇女圈内。不过，她们之中，绝大多数只受到极微小的影响。事实上，她们大致皆居于“经济系统”之外。传统上所谓的“经济系统”，只包括那些自称受雇或有“职业”的人（家庭雇佣不算）。19世纪90年代，在欧洲的已开发国家和美国，大约三分之二的男性，都在这个标准下被分类为“有职业的”；而大约四分之三的女人（在美国是87％）是“无职业的”。（不同的分类法可能产生不同的数字。因而，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那一半，包括47．3％的就业妇女；而在经济状况极不相似的匈牙利那一半，只包括不到25％的就业妇女。这些百分比是以全民为根据，孩童和老人都算在内。）更精确地说，在所有介于18岁到仍岁之间的已婚男人之中，95％在这个意义上都是“就业者”（如在德国），而19世纪90年代时，所有已婚妇女当中，只有12％的人是“就业者”。不过一半的未婚女人和大约40％的孀妇，都是有职业的。
　　即使是在乡村，前工业时代的社会也不全是一成不变。生活的条件在改变，甚至妇女生存的模式也不会代代相同。不过，除了气候或政治灾祸以及工业世界的影响会造成戏剧性的改变以外，在这50年中，我们几乎看不出任何戏剧性的变化。对于世界“已开发”地区之外的绝大多数农村妇女而言，工业世界的影响是很微小的。她们生活的特点，是家庭责任和劳动的不可分割。她们在同一个环境里恪尽这两种责任。在这个环境中，绝大多数的男人和妇女从事他们因性别而不同的工作——不论这个环境是在我们今日所谓的“家庭”或“车间”。农夫需要妻子做饭和生小孩以外，也需要她们种田；手艺工匠需要妻子帮着做活。有某些职业——如军人或水手——可以长期地将许多男人单独集合在一起，而不需要女性；但是却没有任何一种纯粹的女性职业（或许卖淫或与之类似的公共娱乐是例外），其大多数时间通常不是在某个家庭环境中工作的。因为，即使是受雇为仆人或农业劳工的未婚男女，也是住在雇主家中。只要世界上大部分的妇女继续像这样生活，为双重的劳动和比男性低微的身份所桎梏，那么对于她们，我们所能说的顶多也不过是孔子、穆罕默德或旧约《圣经》时代所能说的那一套。她们不是不在历史里面，但却不在19世纪的历史里面。
　　诚然，其生活模式当时正受到经济革命所改变（不一定变好）的劳动阶级妇女，其人数很多，而且日益增加。改变她们的那种经济，其第一个方面便是今日我们所谓的“初始工业化”，即适应广大市场而出现的家庭手工业和外包装工业的惊人增长。只要这样的工业继续在结合了家庭与生产的环境中作业，那么它便无法改变妇女的地位。不过有些家庭手工制造业特别适合女性（像制造花边或编草帽），因而给了农村妇女稀有的优越条件：她们可以不必依赖男人而赚取一点现金。然而，家庭手工业一般所促成的，却是侵蚀传统上男女工作的差异，尤其是家庭结构和策略的转型。一旦两个人达到工作的年龄，便可以成家；子女是家庭劳动力的可贵生力军，因此在生孩子时，不需要考虑农夫担心的土地继承问题。因此，传统上用来平衡下一代与其赖以维生的生产方式的复杂机制，即控制结婚年龄、选择婚姻对象和控制家庭的大小和继承等等，也宣告崩溃。对于人口增长的后果曾有许多讨论，但是与本章有关的，是它对于妇女生活史和生活模式的较直接影响。
　　偏巧，到了19世纪晚期，各种初始工业，不论是男性工业、女性工业或男女双性工业，都成了较大规模制造业的受害者，正如工业化国家中的手工生产一样。就全球而言，日益盘据在社会调查者和各政府心头的“家庭工业”，仍然不少。19世纪90年代，它占德国全部工业就业人口的7％，瑞士19％，奥地利或许多到34％。这样的工业一般被称为“苦工”，在新出现的小规模机械化（值得注意的是缝纫机）和声名狼藉的低廉工资与被压榨劳力的协助之下，这些工业在某些情形下甚至还有所发展。然而，当其劳力愈来愈女性化，而义务教育又剥夺了它们的童工（通常是它们必要的一部分）时，它们便愈来愈失去其“家庭制造业”的性质。当传统的初始工业渐被淘汰之际（手摇纺织、支架编结等），绝大部分的家庭工业都不再是一种家庭事业，而成为报酬过低的工作——妇女可以在简陋小屋、阁楼上和后院中进行的工作。
　　家庭工业至少让她们一边有可以赚钱的事做，一边又可以照顾家庭和孩子。这便是为什么需要钱花但又离不开厨房和幼小子女的妇女，相率从事这种工作的原因。因而，工业化对于妇女地位的第二项重大影响，是更为剧烈的：它将家庭和工作场所分开。如此一来，妇女便大致被排除于公认的经济（领工资的经济）以外，使妇女传统上相对于男性而言的低下地位，因经济上的依赖性而更变本加厉。例如，农夫没有妻子便几乎不成其为农夫。农场上的工作需要男人也需要女人，虽然其中一性被认为具有支配力量，但若就此假定家庭收入乃由一性而非两性赚取，却是荒谬的。但是在新式经济中，家庭收入通常愈来愈是由某位特定的成员赚取。这类成员外出工作，而在固定的时候由工厂或办公室回家。他们所带回来的钱，则分配给其他家庭成员使用。这些其他成员，即使其对家庭的贡献在其他方面也是同样必要的，却显然不直接赚取金钱。虽然主要的“赚取面包者”通常是男人，带钱回家的人却不一定只有男人。但是，不容易由外面带钱回家的人，通常却是结了婚的女人。
　　这种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顺理成章地造成一种性别-经济的划分。对于妇女而言，她主要的功能是理家，尤其是在家庭收入不固定和不宽裕的情况下。这—点可以解释中产阶级为什么经常抱怨劳动阶级妇女在这方面的不足。类似的抱怨在前工业时代似乎并不普遍。当然，除了富有之外，这个情形也造成了夫妻间的一种新互补性。只是，无论如何，妻子不再赚钱回家。
　　主要的“养家者”必须设法赚到足够养活全家人的钱。因而，他（因为他通常是男性）的收入最好固定在足够维持大家生活的层次，不需要家中其他人出力赚钱养家。相反，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最多不过被认为是贴补家用，而这一点，又加强了传统认为妇女（当然还有儿童）的工作是低下而且待遇不佳的想法。毕竟，付给妇女的工资可以少一点，因为她不必赚钱养家。由于收入高的男人，其工资会因收入差的妇女的竞争而减低，他们自然便设法要尽可能排除这样的竞争。如此一来，妇女便被迫在经济上依靠男人，或从事永远的低工资职业。在此同时，从妇女的观点来说，依赖就成了最适宜的经济策略。由于靠自己赚取一种好生活的机会很少，她想要得到好收入的机会，便在于和能赚大钱的男人结合。除了高级娼妓（想当高级娼妓，不比日后想当好莱坞影星容易）以外，她最有前途的事业便是婚姻。但是，即使她想赚钱过日子，婚姻也使她极不容易这样做，部分因为家事和照顾丈夫子女使她离不开家；部分是由于大家认为所谓好丈夫是好的“养家者”，因而男人更坚持传统上不想让妻子工作的态度。在社会上，如果人家看到她不需要工作，便明显证明她的家庭并不穷困。每一件事都共同指向使一个已婚妇女沦为依靠者。习惯上，妇女在婚前都会外出工作。而当她们居孀或被丈夫遗弃时，更往往不得不外出工作。但是她们在为人妻时，一般是不出外工作的。19世纪90年代，德国已婚妇女中只有2％从事为人所认可的职业；1911年的英国，也只有10％左右。
　　由于许多成年的男性“赚取面包”者，其本身显然无法赚取足够的家庭收入，因此女工和童工的工资事实上对家庭的预算而言往往是必要的。再者，由于女工、童工的工资出名地低廉，而他们又很容易施以威吓（尤其因为许多女工是年轻的女孩子），资本主义经济就鼓励尽量雇用他们，只要男人不反对，法律和习俗不禁止，或者工作的性质不过分耗用体力。因此，即使是根据户口调查的有限资料，从事工作的女人还是很多。户口调查无疑十分低估了“受雇”已婚妇女的数量，因为她们有许多有报酬的工作并未申报，或与妇女的家事无法区分：如招收寄宿者，兼差为清洁妇、洗衣妇等等。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10岁以上的英国妇女34％均“受雇于人”，男人则有83％；而在“工业界”，德国的妇女占18％，法国的妇女占31％。在本书所论时期刚开始时，妇女在工业界的工作仍然几乎完全是集中在少数几种典型的“女性”部门，尤其是纺织业和成衣业，不过食品制造业雇用的妇女也愈来愈多。然而，大多数以个人身份赚取收入的妇女，却是在服务业中工作。奇怪的是，家仆的人数和比例却有极大的差异。它在英国所占的比例或许比任何其他地方都高（或许比法国或德国高两倍），但是到了19世纪末，却开始显著下降。以英国这个极端的例子而言，1851-1891年间，这一数目增加了一倍（由110万人上升到200万人），而在这段时期的其余年份，又几乎保持稳定。
　　就整体而言，我们可以视19世纪的工业化（用其最广泛的意义），是一个往往将妇女（尤其是已婚妇女）排挤出经济体系的过程。在这个经济体系的正式定义中，惟有能从中获取个人现金收入者，才算是“受雇者”。这种经济学至少在理论上将娼妓的收入算作“国民所得？，但不将其他妇女类似但无报酬的婚姻或婚外活动纳人“国民所得”；它将有报酬的仆人算作“受雇者”，但无报酬的家事操作排除在外。它使经济学上所承认的“劳动”在某种程度上男性化，就好像在对妇女工作深具偏见（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三章第二节）的资产阶级世界，它造成了企业的男性化一样。在前工业时代，亲自照顾产业或事业的妇女虽然并不普遍，但是仍得到承认。到了19世纪，除了下层社会以外，她们愈来愈被视为畸形物。在下层社会，穷人和较低阶级的卑下地位，使人们不可能将为数众多的女性小店主和市场商妇，旅馆和宿舍女管事、小商人和放利者看得那么“畸形”。
　　如果说经济被如此男性化，那么政治也是。因为，当民主化挺进而地方性和全国性的投票权在1870年以后逐步扩大时（参看第四章），妇女却有计划地被排除在外。因此，政治基本上成为男人的事，只在男人所聚集的酒馆或咖啡馆中，或在男人参加的集会中讨论。而妇女则被局限于私人的生活中，因为当时认为只有这样才适合她们的天性。这也是一种相当新的想法。在前工业社会的大众政治（从村落的舆论压力，到赞成旧式的“道德经济”暴动，乃至革命和临时建筑的防御工事）中，贫穷的妇女不但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具有为大众所承认的地位。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游行到凡尔赛宫，向国王表达人们对控制食物价格之要求的是巴黎的妇女。在政党和普选的时代，她们却被撇在一边。如果她们还能施展任何影响力，那也必须通过她们的男人。
　　事实上，最受这些过程影响的是19世纪最典型的新阶级妇女，即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妇女。对农村妇女、小工匠和小店主等的妻女而言，她们的情况改变不大，除非她们和她们的男人也被卷进这个新经济体系当中。事实上，在新处境中经济无法独立的妇女，与在旧日卑下处境中的妇女，其差异并不很大。在这两种处境中，男子都是具有支配力的一方，妇女则是次等人——由于她们根本没有公民权，我们甚至不能称她们为次等公民。在这两种处境下她们都得工作，不论她们有没有工资。
　　在这几十年间，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妇女，都看到她们的地位因为经济的关系而有相当大的变化。首先，结构的转型和科技本身已改变并大大增加了妇女就业赚取工资的范围。除了帮佣业的式微外，最惊人的变化首推出现了许多以女性为主要从业员的职业：商店和办公室中的职业。在德国，女性店员由1882年的3．2万人（总数的五分之一），增加到1907年的17．4万人（大约是总数的40％）。在英国，1881年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雇用了7000名妇女，但是1911年时却雇用了7．6万名。“商业和企业书记”的数目，由6000人增加到14．6万人——这得归功于打字机。小学教育扩大了教学的行业，这种职业在若干国家（如美国以及日渐普遍的英国）惊人地演变成女性的行业。甚至在1891年的法国，应征进人“共和国黑色轻骑兵”那种待遇不好的终身军人中，女性也首次超过男人；因为妇女可以教导男孩，但让男人去承受教育人数日益增加的女学生的诱惑，却是不可思议的。于是，某些这种新空缺遂可嘉惠于工人乃至农夫的女儿，不过更多的是嘉惠于中产阶级和新旧下层中产阶级的女儿。她们尤其感到有吸引力的，是那些相当为社会所尊敬或者（牺牲其较高工资水准）被视为为了赚取“零用钱”而工作的职位。（“管理仓库的女孩子”和书记通常来自家境好一点的人家，因而往往可得到其父母的津贴……在几种行业中，如打字员、书记和店员……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女孩子那种“打工”的现象。）
　　妇女社会地位和期望的改变，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变得异常明显。不过，妇女解放运动比较明显的各方面，当时还大致局限于中产阶级的妇女。我们不需要过分注意其最壮观的一面——有组织的女性“扩大参政权论者”（suffragists）和“妇女参政权论者”（suffragettes）为妇女投票权所作的积极的、（在英国等国家）甚至戏剧化活动。以一种独立的妇女运动来说，它除了在少数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以外，并不具太大的重要性。而即使是在这几个国家，它也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达到目的。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主张妇女参政已成为一种重要现象，它虽然可衡量出有组织女权运动的公众力量，但在进行的同时，却也显示出它的重要缺陷——其诉求主要仅限于中产阶级。像妇女解放运动的其他方面一样，在原则上，妇女选举权受到新兴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强烈支持；而至少在欧洲，这些政党事实上对解放后的妇女，提供了可以参与公共生活的绝佳环境。然而，虽然这个新的社会主义左翼（不像过去强烈男性化、激烈民主和反教权的左翼部分）与主张妇女参政的女权主义重叠，而且有时受它吸引，但它却无法不看到大多数劳动阶级妇女在疾苦下的辛劳。这些疾苦比政治权利被剥夺更为迫切，而且不大可能因取得投票权而自动消除。然而，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妇女参政权论者却不重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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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来，这个解放运动似乎是很自然的，甚至连它在19世纪80年代的加速发展，乍看之下也不足为奇。如同政治上的民主化一样，赋予妇女较大程度的平等权利和机会，早巳暗含在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不论它对家长的私生活会造成多大的不方便和不相宜。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内部的各种转型，无疑为妇女（尤其是女儿）提供了更多机会。因为，如前所述，它造就了一个相当庞大的经济独立的妇女有闲阶级（不论婚姻状态为何），她们遂要求从事非家务性的种种活动。再者，当愈来愈多的资产阶级男子不再需要从事生产时，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便开始从事以前吃苦耐劳的商人喜欢留给其女眷参加的文化活动。如此一来，性别的差异无可避免地缩小了。
　　再者，某种程度的妇女解放，对于中产阶级的父亲而言或许是必要的。因为，绝非所有的中产阶级家庭，以及几乎没有什么下层中产阶级家庭，富足到可以给其不结婚又不工作的女儿一个舒适的生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拒绝妇女进入俱乐部和职业协会的中产阶级男子，热衷于教育其女儿，以便将来她们可以独立一点。无论如何，我们根本没有理由怀疑自由主义的父亲对这些事情是真正信服的。　劳工和社会主义这类解放无特权者的重大运动，其兴起无疑也鼓励了妇女去追求自身的自由。她们构成1883年成立的（小型中产阶级）费边协会（Fabian Society）的四分之一会员，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且，如前所述，服务业和其他第三类职业的兴起，为妇女提供了范围较广的工作，而消费经济的兴起，又使她们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的中心目标。
　　虽然“新女性”的出现，其原因可能不像乍看那么简单，但我们却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寻找这些原因。举例来说：在这个时期进入第一个光荣时代的广告业，以其一贯无情的现实主义，认识到妇女因控制购物篮而日渐占有经济上的中心地位。不过，我们却没有确切的证据可说明这个事实严重地改变了妇女的地位。在一个即使是在穷人之间也能发现大众消费的经济中，广告业必须针对妇女，因为他们的赚钱对象，是决定家庭采购单的那个人。至少，她必须受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体制的较大尊重。销售系统的转型，如复合商店和百货商店逐渐侵蚀街角的小店和市场，而邮购也日益淘汰沿街叫卖的小贩，经由顺从、奉承、展示和广告，资本主义将这种尊重制度化。
　　然而，虽然比较贫穷或绝对贫穷的人，其绝大部分的花费都是购买必需品或为习惯所固定，但资产阶级的贵妇，却久已被当作有价值的顾客看待。此时，被视为家用必需品的范围已经扩大，但是妇女个人的奢侈品，如化妆用品和日新月异的时装，主要还是限于中产阶级。妇女的市场力量尚未对改变其身份发挥多少作用，尤其是对早已具有这种力量的中产阶级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广告业者和新闻记者认为最有效的技巧，甚至可能使妇女行为的传统框架更为稳固。不过在另一方面，妇女市场的确为妇女专业人员打开了相当数目的新工作职位，而许多这样的专业人员，对于女权主义也相当积极。
　　不论这个过程有多么错综复杂，起码就中产阶级而言，在1914年以前的几十年间，妇女的地位和希望无疑有惊人的改变。这个情形最明显的征兆，是女子中学教育不寻常的扩展。在法国，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男子公立中学的数目大致稳定在330-340所之间。但是女子公立中学，却由1880年的一所也没有，增加到1913年的138所。而在这些公立中学就读的女孩，其数目（大约3．3万人）又已达到中学男生的三分之一。英国在1902年以前尚未建立国立中学系统，1904-1905年到1913-1914年间，男子中学的数目由292所上升到397所，但是女子中学的数目却由99所上升到与男子中学类似的数目（349所）。（男女合校〔几乎总是地位较低）增长得较缓慢，由184所增到281所。）在约克郡，到了1907—1908年，在中学就读的女生数目大致与在中学就读的男生相等。但是，更有趣的是：到了1913-1914年，16岁以上仍继续就读英国国立中学的女孩，其数目比同类的男孩多得多。
　　并非所有的国家对（中层和下层中产阶级）女孩的正式教育，都有类似的热忱。它在瑞典的进展比在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进展慢得多，在荷兰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在比利时和瑞士进展很小。意大利只有7500个学生，几乎谈不上有这样的教育。相反，到了1910年，德国大约有250万的女孩子接受中等教育（比奥国多得多）。而颇令人惊奇的是，1900年的俄国也已达到这个数目。它在苏格兰的增长比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增长慢得多。女子大学教育就没有这么不均匀，惟一的例外是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以及理所当然的美国。俄国的女大学生人数从1905年的2000人，增加到1911年的9300人；而美国1910年的大学女生总数是5．6万人，虽不到1890年的两倍，但已是其他国家大学系统无法望尘的数字。1914年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大学女生的人数在4500-5000人之间，奥地利是2700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美国和瑞士，1860年起女子便可上大学；但是在奥地利要到1897年，在德国要到1900-1908年（柏林）。除了医学以外，及至1908年，只有103名妇女由德国大学毕业。而在同一年，第一位妇女受聘为德国大学教授（在曼海姆〔Mannheim〕的商业学院）。到当时为止，各国在女子教育进步上的差异，尚未引起史学家的特别注意。
　　这些女孩（除了一小撮渗透进男性大学的以外）都无法接受和同年龄男孩同样的教育。但是，就拿中产阶级妇女接受正式中学教育的情形已为人所熟悉，而且在若干国家的某些圈子里已经是正常现象的这个事实来说，也堪称史无前例。
　　年轻妇女地位改变的第二项、也是比较难以计量的征兆，是她们在社会上取得较大的行动自由，不论是在自己个人的权利上，或是在她们与男人的关系上。对于“可敬”家庭的女孩子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传统上她们所受到的约束最大。在公共跳舞场合经常可见的非正式社交舞会（也就是不在家中或为特殊事件举办的舞会）；反映了习俗约束的放松。到了1914年，西方大城市和游憩胜地比较开放的年轻人，已经相当熟悉富有煽动情欲作用的韵律舞蹈。这些舞蹈暧昧而有富有异国情调（起源于如阿根廷的探戈舞、美洲黑人的切分法舞步），不时可见于夜总会或（更惊人的）旅馆的下午茶时间或餐宴上。
　　这种行动自由不仅表现在社交上，也表现在实际的“行动”上。虽然妇女的时装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戏剧性地解放，可是在那种于公共场合捆绑女体的织物和鲸须制甲胄消失以前，已经出现了宽松和飘拂的衣裙。19世纪肋年代思想上唯美主义的风气、新艺术，以及1914年前夕的时装风尚，都有助于这种衣裙的流行。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妇女由资产阶级微明的室内逃避到露天来一事，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也意指得以——至少在某些场合——从衣着和束腹所造成的行动局限中解脱，而束腹也在1910年后为更具伸缩性的胸罩所取代。易卜生在描述其女主角的解放时，以“一股新鲜空气进入她位于挪威的家”作为象征，并非偶然。运动使青年男女可以在家庭和亲属的范围以外相逢和结伴。妇女（虽然为数不多）成为新成立的旅游俱乐部和登山俱乐部的会员，而伟大的自由器械——脚踏车——解放女人的比例比解放男人来得高，因为女人更需要自由行动。它带给女人的自由，超过贵族女骑士所享有的自由。因为这些女骑士为了女性的羞怯，冒了相当大的受伤危险，仍然采用侧骑。通过日渐增加而且不大规矩的夏日游乐场度假（冬季运动除了两性混合溜冰外，尚在萌芽时期），中产阶级的妇女还可再得到多少自由？（她们的丈夫通常留在城里的办公室中，只偶尔和她们一起前往这些游乐场。）（对于心理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能已经在弗洛伊德的病历簿中，注意到假日对于病人好转所发生的作用。）总之，虽然有许多人反对，但男女在一起游泳时无可避免会暴露的身体尺度，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廉耻观无法容忍的。
　　我们很难说这种行动自由的增加，如何造成中产阶级妇女更大的性解放。未婚的性关系，确实还只限于这个阶级中故意解放的女孩；她们几乎可以确定也想要其他解放的表现，不论是政治性的或其他的。一位俄国妇女回忆道：在1905年以后，“对一个‘前进的’女孩来说，很难不费唇舌地拒绝进步的要求。外地的男孩子要求不很大，接吻便够了，但是由首都来的大学生……却很不容易拒绝。‘小姐，你是老古板吗？’谁愿意当老古板？”这种解放的年轻妇女到底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她们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人数最多，在地中海国家几乎没有（这个情形可以解释俄国流亡妇女，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的前进和劳工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在西北欧（包括英国）和奥匈帝国的城市中或许相当多。私通几乎可以确定是中产阶级妇女最普遍的婚外性活动形式，它或许随着或许未随着她们的自信而增加。由闭塞生活中解放的乌托邦梦想式的私通（如19世纪《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式的小说中所描写的），同法国中产阶级夫妇所享有的婚外情自由（如见于19世纪法国的通俗戏剧），是非常不同的。（附带一句，这些19世纪的小说和戏剧都是出自男人的手笔。）然而，19世纪的私通和19世纪的性一样，都无法予以量化。我们只能确定：这种行为在贵族和时髦的圈子里，以及在容易保持体面的大城市中（得到像旅馆这样考虑周到和不具人格的制度之助）最为普遍。（这些观察完全只限于中等和上等阶级。它们不适用于农夫和都市劳动阶级妇女的婚前和婚后性行为，当然，这些妇女所占的人数最多。）
　　然而，如果研究数量的历史学家有点为难，那么研究性质的历史学家却无法不惊讶于这个时期男性有关妇女的刺耳言论，在他们的言谈之间，妇女已逐渐被认定是淫荡的。许多这样的说法，都旨在以文学和科学的方式，重申男性在积极和知识成就上的优越，以及妇女在两性关系中的被动和补助性功能。这些内容是不是足以显示他们对妇女优越性的恐惧，似乎不是十分重要。哲学家尼采经常被人引用的对男人的训谕——去找女人时不要忘记带鞭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1883年〕）——事实上并不比克劳斯对妇女的赞美更具性别歧视。像克劳斯一样，坚持不该赋予妇女的东西，便是那些能保障男人善用其天分的东西，或者像心理学家麦比乌斯（Miobius）所坚持的“与自然疏远的文化男人，需要自然的妇女与之搭配”的说法，可能被带有（如对麦比乌斯来说）所有为妇女而设立的较高教育机构均应予以毁弃，也可能（如对克劳斯来说）不具这个意思。不过，它们的基本态度是相似的。然而，当时有一种确切而新颖的坚定信念：妇女对于性欲具有强烈兴趣。对克劳斯而言，“妇女的淫荡是男人智力充电的地方”；19世纪末的维也纳，这个现代心理学了不起的实验室，提供了对妇女性欲最复杂世故也最无拘束的认可。克里姆里（Klimt）画笔下的维也纳妇女，遑论一般妇女，是带有强烈情欲的形象，而不只是男人性幻想的形象。而这些形象显然反映了奥匈帝国中等和上等阶级的某些“性”实况。
　　改变的第三个征兆，是公众对于妇女的注意力显著增加，妇女被视为具有特殊利益的团体和拥有特殊希望的个人。无疑，商业的嗅觉最先捕捉到特殊妇女市场的气味，例如，新创办的《大众日报》是为下层中产阶级的妇女开设的专属版面，以及为新近具有读写能力的妇女所出版的杂志。但是，甚至市场也体会到把女人视为有成就者而不仅是纯消费者，在宣传上会极具价值。，1908年盛大的英法国际博览会，便捕捉到这种时代风格。展出者的促销攻势，不仅和第一个专为奥林匹克设计的运动场配合，也和一个位于博览会中心地位的“妇女工作大厦”（Palace of Women's Work）配合。后者展示出死于20世纪最初10年以前的皇室、贵族和平民出身的杰出妇女遗物，如维多利亚女王年轻时的素描、《简爱》（Jane Eyre）一书的手稿、南丁格尔（Nightingale）的克里米亚马车等；也陈列了妇女的针线活、工艺、书籍插画、摄影等等。（然而，当时的一般情形是：妇女艺术家大多喜欢在“艺术大厦”〔Fine Arts Palace）展出其作品。但妇女工业会议〔Women's Industrial Council）却向《泰晤士报》投诉，说1000多名受雇于博览会的妇女，其工作环境令人难以忍受。）我们也不应忽视在竞争场合（运动再一次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脱颖而出变得卓然有成的妇女。温希尔登（Wimbledon）在男子网球单打开始举办的六年之后举办女子网球单打，又隔了六年之后，法国和美国的网球锦标赛也开始举办女子网球单打，在当时，这是我们今日无法想象的革命性创举。因为，甚至不过20年前，可尊敬、甚至已婚的妇女，若没有在家庭男人的陪同下在这种公共场合抛头露面，还是不可思议的事。

3

　　基于明显的原因，历史学家比较容易记录追求妇女解放的有意识运动，以及成功深入到此前是男性生活禁区的妇女。两者都包括能言善辩，以及因为稀少而有记录可稽的西方中等和上等少数妇女。这些记录之所以完善，是因为她们的努力，或者在某些情形下只是因为她们的存在，便曾引起无数的抗拒和辩论。这些少数妇女的高可见度，减低了人们对妇女社会地位发生了历史性改变的注意。历史学家对于这种历史性的改变，只能间接觉察。诚然，如果将注意力集中于其好斗的发言人，甚至妇女解放运动的有意识发展，也无法完全予以把握。因为这个运动的重要部分，以及英国、美国、（可能）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以外的大多数运动参与者，并不认同于特殊的女权主义。相反，她们比较认同于一般性解放运动（如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妇女解放部分。不过，我们还是必须简略看一看这些少数人。
　　如前所述，各种特殊的女权运动规模不大，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它们的组织只包括几百个或者最多一两千个人。它们的成员几乎完全来自中产阶级，而它们与资产阶级的认同，尤其是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认同，给了它们力量，也决定了它们的极限。在富裕和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以下，妇女的投票权、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外出工作和参加专门职业团体，以及争取和男性一样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尤其是财产权），都不容易像其他问题那样引起共同为社会除恶的热忱。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中产阶级妇女之所以能有相当的自由去争取这些要求，至少在欧洲，是因为她们将家事的重担交给一群人数多得多的妇女——她们的仆人。
　　中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极限，不仅是社会和经济的，也是文化的。她们的运动所渴望的那种解放——也就是在法律上和政治上与男人享有同样的待遇，以及以个人（不论性别）的身份参加社会生活——是建立在一种与传统“女人的地位”非常不一样的生活模式想象上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想要藉着将其妻子由蛰居带进“客厅”，以表示他们西化的孟加拉男子，却在他们与妇女之间造成了始料未及的紧张气氛。因为这些女人不明白，在她们失去无疑是属于她们的那部分家庭——虽然是附属性，但却可以完全自主——之后，她们能得到什么。定义明确的“妇女范围”——不论是妇女个人在家庭的关系上，或集体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成员上——或许会让前进分子认为那只是压抑妇女的一个借口，而且，显然也是如此；然而，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削弱，却更是如此。
　　可是，在这种限制范围之内，它已赋予妇女个人和集体力量，而这些力量不完全是可以忽视的。比方说，她们是“语言、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承传者、“舆论”的基本制造者、某些公共行动（如保卫“道德经济”）世所公认的发起者，而同样重要的是，她们不但是学会操纵她们男人的人，也是在某些主题和形势上，男人应当顺从的人。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不论在理论上有多么绝对，在集体的实行上并非没有限制。这个情形和专制君主的神权统治并非无限制的专制政治一样。这个说法并不是要替那种统治辩护，但是它可以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下已学会操纵这个制度的妇女，会对自由主义中产阶级的要求冷淡以对，这些要求看起来并无法提供这种实际的有利条件。毕竟，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社会，绝不愚蠢、往往也不被动消极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法国妇女，也没有群起支持妇女投票权的奋斗。
　　由于时代在改变，加上妇女的附属性又是普遍、公开而且令男子骄傲的事实，因此妇女解放运动还是有充分的活动空间。矛盾的是，这些运动之所以在本时期有可能得到妇女大众的支持，并非因为它们是什么特殊的女权运动，而是因为它们是人类普遍解放运动中的妇女那个部分。因而，遂成了新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诉求之一。它们特别致力于妇女的解放：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有关社会主义最受欢迎的说明，是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Woman and Socialism）。事实上，社会主义运动为演艺人员和极少数甚受人喜爱的精英女士以外的妇女，提供了最优惠的公共环境，去发展她们的个性和才能。但是它们的目标尚不止此，它们还允诺社会的整体转型，而如同每个重视实际的妇女都很懂得的，这表示必须改变男女两性的古老模式。（这并不是说这种转型将如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所预料的，将只借以社会革命的形式。）
　　就这一点而言，欧洲大多数妇女真正的政治选择，不在于选择女权主义或男女混合的政治运动，而在于选择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或社会主义。各教会针对19世纪的进步采取有力的后卫行动（比较《资本的年代》第六章第一节），维护在传统社会秩序中妇女所拥有的权利。它们的热忱日趋强烈，因为它们的信徒以及在许多方面它们的实际成员，都正在戏剧性地女性化。到了19世纪末，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自中世纪以来，当时的女性宗教专业人员比任何时期都多。19世纪中叶以后，最著名的天主教圣人都是女性一事，显然不是偶然的：圣女尔纳黛特（St．Bernadette of Lourdes）和圣女特丽莎（St．Teresa of Lisieux）（两人均在20世纪早期被封为圣徒）；而教会又明显鼓励崇拜贞女圣母玛丽亚。在天主教国家，教会为妻子提供对付丈夫最强有力而且为其所憎恨的武器。因而，如在法国和意大利，许多反教权主义都带有明显的反女性色彩。而另一方面，各教会拥护其妇女的代价，是要它们的虔诚支持者接受其传统的服从和附属地位，并且责难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妇女解放运动。
　　在统计数字上，选择通过虔敬的行为去维护其性别的妇女，远远超过选择解放的妇女。诚然，虽然从一开始起，社会主义的运动便吸引了异常能干的妇女先锋（如可以预期的，主要是从中等和上等阶级），但是，1905年以前，在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中却看不出具有重要地位的妇女。19世纪90年代，向来势力都不很大的法国工人党，只有不到50名妇女党员，约占2％—3％。当她们大批被征召时（如1905年后的德国），其中大多是社会主义男子的妻女或母亲。在1914年前，虽然德国的百分比已经相当大，但却还比不上（例如说）20世纪20年代中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几乎占30％的妇女党员，或20世纪30年代英国工党几乎占40％的妇女党员。工会中的妇女会员百分比始终不大——19世纪90年代，除了英国以外，几乎都可略去不计；20世纪最初10年通常不超过10％。然而，由于妇女当时在大多数国家中并没有投票权，我们没有有关她们政治取向的最方便指标，因此进一步的推测是没有什么意思的。（1913年妇女在有组织工会中所占的百分比如下：英国10．5，德国9，比利时（1923）8．4，瑞典5，瑞士11，芬兰12．3。）
　　因此，绝大多数的妇女都是置身于任何形式的解放运动之外。再者，即使是那些其生活、事业和意见都显示她们极端关怀打破传统“女性范畴”的妇女，她们对于正统女权主义的奋斗，也表现出极少的热忱。妇女解放运动早期曾经造就了一群了不得的杰出妇女，但是她们之中有些最卓越的代表（如罗莎·卢森堡和贝阿特丽斯·韦布），并不认为应该把她们的才能局限于任何一性的奋斗目标上。诚然，到这个时候，取得公众的承认比较容易一点了：1891年起，英国的参考书《当代男士》（Men of the Time）将其书名改为《当代男士和女士》（Men and Women of the Time）；而那些以妇女或妇女特别感兴趣的事物（如儿童福利）为目的的公共活动，如今也为自身赢得一些名声。不过，妇女在男人世界的前进道路仍然崎岖，成功需要极大的努力和天分，而成功的人为数不多。
　　她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从事通常以为与传统妇女气质一致的活动，如表演和（中产阶级妇女，尤其是已婚者的）写作。1895年所记载的英国“当代妇女”，绝大多数都是作家（48人）和舞台人物（42人）。法国的柯莱特（Collette，1873—1954年）便兼有两种身份。在1914年前，已经有一位妇女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的拉格勒夫〔SelmaLagerlef〕，1909年〕。专业性事业之门也为妇女敞开，例如，在教育界和新兴的新闻业，前者是随着女子中学和高等教育的大幅增长而开始；后者则是始于英国。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中，政治活动和激进公共活动成为另一种有前途的选择。1895年的英国杰出妇女中，最大的一个百分比（三分之一）是列为“改革家、慈善家”等。事实上，如来自专制政体下的俄国而在各个不同国家从事活动的若干妇女（罗莎·卢森堡、札苏里希〔Vera Zasulich）、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库里斯齐奥夫〔Anna Kuliscioff）、巴拉班奥夫〔Angelica Balabanoff）、戈德曼〔Emma Goldman）），以及其他国家的少数几位妇女（英国的贝阿特丽斯·韦布，荷兰的罗兰—豪斯特〔Henrietta Roland-Holst））所说明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性政治活动，为她们提供了别处赶不上的机会。
　　在这方面，它与保守的政治活动不一样。保守政治活动在英国（不过很少在别的地方）得到许多贵族女权主义者的效命，但它却不曾提供上述机会。（女权主义的《英国妇女年鉴》〔Englishwoman' Year-Book，1905年〕，共包括了158位有爵位的贵妇，其中有30位公爵夫人或女公爵、侯爵夫人或女侯爵、子爵夫人或女子爵以及伯爵夫人或女伯爵。该书涵括了英国所有公爵夫人或女公爵的四分之一。）而它也与自由党的政治活动不一样，在这段期间，从事自由党政治活动的政客，基本上都是男人。不过，诺贝尔和平奖颁赠给一位妇女（苏特内尔（Bertha von Suttner），1905年），象征了妇女如今在公共领域中成名的可能性提高了些。虽然妇女在医学上建立了小规模但迅速拓展的滩头阵地。（188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20位女医师，1901年有212位，1911年有447位。）可是，妇女最艰巨的工作，却在于抵抗有组织的专业男人的制度化或非正式的强烈抗拒。这一点或可帮助我们衡量居里（专制俄国的另一产物）的不平凡成就，她在这段时期曾两度获得诺贝尔科学奖（1903年、1911年）。虽然这些大师不足以说明妇女在男人所主宰世界的参与情形，但由于牵涉的人数很少，这样的参与可能是相当可观的。我们可联想到一小群解放妇女在1888年后的劳工运动复兴中所发挥的作用：她们包括安妮·贝森特（Annie Besant）和艾琳娜·马克思（Eleanor Marx）；我们也可联想到对于幼小的独立劳工党很有贡献的巡回宣传家：艾妮·斯泰西（Enid Stacy）、凯塞琳·康威（Katherine Conway）和卡洛琳·马丁（Caroline Martyn）。不过，虽然所有这些妇女几乎都支持女权，而且（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她们绝大多数也强烈支持政治上的女权主义运动，可是，她们对它的注意却很有限。
　　那些集中注意它的人，通常致力于政治运动，因为，她们所要求的权利和投票权一样，需要政治和法律上的改变。她们几乎不能寄望于保守政党和宗教政党，她们与自由主义和激进政党的关系（中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思想方式与自由主义和激进政党相近），有时也是困难的，这种情形尤以英国为然。1906-1914年间，阻挡英国强力主张妇女参政运动的正是自由党政府。偶尔（如在捷克和芬兰人中间），她们也会与主张国家解放的反对运动结合。在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中，妇女被鼓励集中注意力于她们那个性别的事物，而许多社会主义的提高女权论者果真如此。其原因不仅在于劳动妇女的被压榨情形明显需要采取行动予以纠正，也因为她们发现：虽然她们的运动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追求平等，可是在这个运动中却需要特别为妇女的权利和利害奋斗。因为，一个自由或革命好战者的小规模先锋，其与大规模劳工运动之间的差异，是在于后者所包括的不仅主要是男人（也许是因为大半赚取工资和甚至更多的有组织工人阶级都是男性），而且这些男人对妇女的态度也是传统的；他们基于工会会员的利益，又倾向将待遇低廉的竞争者排除到男人的工作范围之外，而妇女正是廉价劳动力的典型。然而，在各种劳工运动之内，这些问题却因妇女组织和委员会的增加而减色，并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尤以1905年后为然。
　　在提高女权运动的各种政治问题中，议会选举投票权是最为突出的。1914年前，虽然女子在美国几个州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地方政府议会选举中拥有投票权，但是除了澳洲、芬兰和挪威，全国性的妇女投票权尚不存在。除了美国和英国，妇女投票权并不是一个动员妇女运动，或在全国性政治中扮演主要角色的议题；不过在美国和英国，它已在上等和中等阶级的妇女中得到大力支持，在政治领袖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中也得到不少协助。这项运动在1906-1914年间，因妇女社会和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也就是“妇女参政权论者”）的直接行动战术而变得戏剧化。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主张妇女参政的运动，而忽视为了其他奋斗目标而形成的妇女压力团体的广大政治组织，这些目标包括与其性别有关的——如反对“白奴贸易”，也包括和平和禁酒运动。如果她们的第一项努力不幸而未获成功，她们对于第二项努力的获胜（亦即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禁酒令），却是贡献良多。不过，在美国、英国、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以外的地区，妇女的独立政治活动（除了作为劳工运动的一部分以外）仍旧是不重要的。

4

　　当时，还有另外一股女权主义混入关于妇女的政治性和非政治性辩论之中，此即性解放。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许多公开传播类似节育这种受到正派人士支持主张的妇女，却遭到无情迫害，由此可知一斑。1877年，贝森特夫人的子女抚养权因此被剥夺；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和玛丽·史托普斯（Marie Stopes）的子女抚养权稍后也被剥夺。但是，最棘手的是，它不太容易进入任何运动的组织。只要在必要时能够保持体面，普鲁斯特（Proust）伟大小说中的巴黎上等阶级社会，或像娜塔莉·巴涅（Natalie Barney）这类独立而且往往准备充足的女同性恋，会很轻易地接受性自由，不论它是正统还是异端。但是，像从普鲁斯特的小说中可以看出的，他不将性解放和社会或私人的幸福，乃至社会的转型混为一谈；而且，它也不欢迎这样的转型。相反，社会革命分子的确致力于妇女性选择的自由（恩格斯和倍倍尔所赞美的傅立叶〔Fourier〕）性乌托邦，尚未完全被遗忘），而这样的运动吸引了反传统者、乌托邦主义者、狂放不羁者，以及各种各样的反文化宣传者，包括那些宣称与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共寝的人。像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和王尔德（Oscar Wilde）这样的同性恋，像埃利斯（Havelock Ellis）这样拥护性宽容的人，以及像贝森特和施赖纳（Olive Schreiner）这类各具品味的解放妇女，均被吸引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小圈子里。没有结婚证书的自由结合不仅被接受，在反教权运动特别强烈的地方，它简直是必需。可是，从列宁日后与太过注意性问题的女性同志发生小冲突一事，可看出关于“自由恋爱”应该指什么，而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又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大家的意见仍颇不一致。心理学家葛罗兹（Otto Grosz，1877—1920）是一名罪犯、吸毒者和弗洛伊德早期的学生。他的成功，是通过海德堡（Heidelberg）的知识和艺术环境（至少是通过他的情人李奇霍芬〔Richthofen）姊妹——韦伯、劳伦斯〔D．H．Lawrence）等人的情人或妻子），通过慕尼黑、阿斯科那（Ascona）、柏林和布拉格。像他这样提倡无限制解放本能的人，是对马克思没有什么好感的尼采派哲学家。虽然他受到一些1914年前狂放不羁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赞颂（但也被其他人反对，说他是道德之敌），而且赞成任何会毁灭现存秩序的事物，但他却是一个几乎无法放进任何政治组织的自负者。简言之，就作为一项方案而言，性解放所引起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要多。在反传统先锋的圈子外，它的计划吸引不了太多人。
　　它所引起的一个大问题，是在一个拥有平等权利、机会和待遇的社会中，妇女的未来确切性质为何。在此，要紧的是家庭的未来，因为它的关键在于为人母的女性。妇女由家务的负担中解放比较容易想象，中等和上等阶级（尤其是在英国），大致借着佣人和借着将其男性子孙及早送进寄宿学校的办法，摆脱家事的负担。在一个佣人不容易请到的国家，美国的妇女向来鼓吹节约劳力的家庭技术转型，如今也开始实现愿望。在1912年的《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中，克莉丝汀·弗里德里克（Chriaine Frederick）甚至将“科学管理”引进家庭（参看第二章）。1880年以后，煤气炊具开始普遍化，不过速度不很快。自战前的最后几年起，电气炊具也开始普遍化，而且比较快速。“真空吸尘器”一词在1903年出现，而1909年以后，电熨斗已出现在持怀疑态度的公众面前。但是它们的胜利还有待二次大战的间歇期的到来。衣服的烫洗也开始机械化（尚未在家庭中出现），1880-1910年间，美国洗衣机生产的数量，增加了五倍。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工艺技术的理想国抱有同样的热忱。他们赞成比较集体的安排，也集中注意力于婴儿学校、托儿所和食堂的供应（如早期的学校餐厅），以便妇女可以将为人母的责任与工作和其他活动结合在一起。
　　妇女解放运动难道不会指向以某种其他的人类组合方式，取代现有的核心家庭吗？在这个民族学空前发达的时代，人们已知道核心家庭绝不是历史上惟一的家庭形式。芬兰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Westermarek）的《人类婚姻史》（Historv of Human Marriage，1891年）到1921年时已销售了五版，并被译为法、德、瑞典、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文；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the State）已作出必要的革命性结论。可是，虽然乌托邦和左翼革命分子已开始实验新的公社形式（其最持久的产物将是位于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屯垦制度），但我们却可有把握地说：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领袖和甚至更绝大多数的支持者，更别提没有那么“进步”的个人，他们对未来的展望，是转了型的、基本上仍旧是核心的家庭。但是，对于以婚姻、家庭管理和做母亲为其主要事业的妇女，大家的看法却不一致。正如肖伯纳向一位已解放的女性记者所说的，妇女的解放主要是关于她自己。虽然有些社会主义的温和派为家庭和炉灶辩护（如德国的“修正主义者”），但左翼的理论家一般都认为妇女的解放将因其出外就业或对外界的兴趣而达成，因而他们极力地鼓励之。可是，合并解放和为母之道的问题，却没那么容易解决。
　　这个时期中，大量（或许大多数）已解放的中产阶级妇女，如果她们选择在男人的世界闯出一番事业，则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将是不生育、拒绝结婚和往往（如在英国）真的守贞。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对男性的敌意，有时也伪装女性对另一性别的优越感，如在盎格鲁一撒克逊投票权运动的边缘所看到的那样。它也不只是当时人口结构的副产品，那个时候，有的国家女性多于男性（1911年在英国，女人较男人多133万多人），使许多女人不可能结婚。结婚仍是许多非体力劳动的职业女子所企望的事情。她们在结婚的那天放弃教书或办公室职位，即使并不需要这样。这种情形反映了将两种要求很高的职业结合在一起的真正困难。在那个时候，只有异常的物力和协助才能使一个女人同时兼任这两项工作。在缺乏这样的物力和协助的情形下，像艾玛莉·瑞巴塞德（Amalie RybaSeidl，1876—1952）这样的工作人员和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放弃在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中毕生的尚武政策达五年之久（1895-1900年），以便为她的丈夫生三个孩子。而照我们的标准来说更不可原谅的是，杰出但为人所忽略的历史学家柏莎·尼瓦（Bertha Philpotts Newall，1877—1932），认为她必须辞去剑桥大学戈尔顿学院（Girton College）的教职，因为她的父亲需要她而她也非去不可，这已是迟至1925年的事了；但是，自我牺牲的代价很高。选择事业的妇女——如罗莎·卢森堡——知道她们必须付出这个代价，而且正在付出这个代价。
　　那么，在1914年以前的50年间，妇女的情况有了多大的变化？这不是一个如何去衡量改变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去判断改变的问题。这些改变，就任何标准来说，对为数甚多的妇女（或许对都市化和工业化西方绝大多数的妇女）而言，都是很可观的；而对于少数的中产阶级妇女，更是戏剧性的。（但是，值得重新说明的是：这些妇女全部加起来，也只构成全人类女性的一个小百分比。）根据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eraft，她要求男女平等权）简单而初步的标准，在妇女进入此前认为是男性专利的职业和专业上，当时已有极大的突破。在此以前，男性往往不顾常识，甚至不顾资产阶级的习俗，独占这些职业和专业。例如男性的妇科医生主张：由妇女去医疗妇女的特殊疾病是尤其不适合的。到1914年时，虽然很少妇女能跨过这道鸿沟，但是在原则上，这条路已经打通了。虽然外表上与此相反，妇女却在为平等公民权的奋斗上（以投票权为象征）行将获得重大胜利。不论在1914年前遭到如何激烈的反驳，不到10年后，在奥地利、捷克、丹麦、德国、爱尔兰、荷兰、挪威、波兰、俄国、瑞典、英国和美国，妇女在全国性选举中都已初次获得选举权。（事实上，在欧洲只有拉丁语系国家〔包括法国）、匈牙利、东南欧和东欧比较落后的地区，以及瑞士，妇女尚未享有投票权。）显然，这个了不起的改变，是1914年前奋斗的极至。至于在民法之前的平等权利，虽然有些比较重大的不平等已经废除，但得失却没有这么明显。在工作待遇的平等上，这时并没有重大进展，除了可以不计的例外情形，妇女与男子做同样的工作，其可希望的待遇却低得多。她们可望得到的工作，由于被视为“妇女的工作”，待遇因此也很低。
　　我们可以说，在拿破仑以后的一个世纪，法国大革命所高唱的“人权”，现在也延伸到妇女身上。妇女行将和男子一样获得相等的公民权，而且，不论怎么吝啬和狭窄，事业之门现在也向她们的才能开放，就像对男子一样。如今回顾，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进步的有限，就好像看出最初“人权”的有限一样。它们是受到女人欢迎的，但并不足够，尤其是对于极大多数因贫困和婚姻使她们不得不依靠男子维生的妇女而言，是不够的。
　　但是，即使是对那些认为解放乃势在必然的妇女——地位稳固的中产阶级妇女（虽然也许不包括新旧小资产阶级或下层中产阶级的妇女），以及婚前适于工作年龄的年轻妇女——来说，它也产生了一大问题。如果解放是指从私人和往往独立存在的家庭、家人以及个人关系的范围中解脱出来，也就是由她们长久以来禁锢其间的场所中逃出，她们能不能，又如何能保持她们特有的妇女气质——那些不只是在一个为男子所设计的世界中，男人强加给她们的角色？换一句话说，妇女如何能以妇女的身份，在一个为不同构造的性别而设计的公共活动范围内与他们竞争？
　　由于每一代关怀妇女社会地位的人所面对的情况都不同，这个问题或许根本没有永恒的答案。每一个答案或每一组答案，可能都只能满足回答者所面对的历史。那些投身解放运动的第一代西方城市妇女，她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对于在政治上活跃、文化上能言善辩的杰出开拓先锋，所知甚多，但对于不活跃和不能言善辩的先锋却所知甚少。我们只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风靡西方解放妇女的风尚，亦即采自1914年以前“前进分子”（尤其是大城市的艺术放任主义者）所预见的风格，是结合了两个非常不同的因素。其一是化妆品的普遍使用，化妆在以往虽然是以取悦男子为业的妇女（妓女和其他若干演艺人员）的特色，可是战后的“爵士乐一代”已公开地普遍使用化妆晶。她们现在开始展示身体上的若干部分，由双腿开始（19世纪的女性必须将双腿遮起来，不让好色的男人看见）。其二是战后的流行款式，却是要尽量减少使妇女看上去与男子不同的第二性征——剪短传统的长发，将胸部弄成体质上尽可能的平坦。和短裙一样，束腹的抛弃和胸罩的行动自如，都是自由和呼唤自由的象征。这些是老一辈的父亲、丈夫或其他掌握传统家长权威的人所不可能容忍的。它们还暗示了其他什么吗？或许，在职业妇女先锋香奈儿（Coco Chanel，1883—1971）所发明的“小黑洋装”的流行风潮中，它们也反映了妇女在工作和公开场合中的非正式装扮，也必须展现出优雅的一面。但是这一点我们只能臆测。可是，我们很难否认：解放后的流行迹象，指出相反而不一定相容的方向。
　　正如战间期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1918年的妇女解放流行风潮，最初都是由战前的前卫款式中拓展出来的。更精确地说，它们在大城市的波希米亚区域中流行，像是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蒙马特区（Montmartre）和蒙帕纳斯区（Montpamasse）、切尔西（Chelsea）、施瓦宾（Schwabing）等。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想，包括其意识形态上的危机和矛盾，往往可在其艺术中找到特殊、虽然令人迷惑和难解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