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资产阶级的不确定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 《帝国的年代：1875～1914》（1987）

第七章　资产阶级的不确定性

　　就尽可能最广义的范围来说……一个人的“自我”，是他能声称属于他的一切事物的总和，不仅包括他的身体和精神力量，也包括他的衣服和他的房屋、他的妻子和儿女、他的祖先和朋友、他的名誉和著作、他的土地和马匹以及游艇和银行存款。

　　　　——詹姆斯（William James）

　　带着极大的兴致……他们开始购物……他们全力以赴，就好像在为事业冲刺一样；作为这个阶级，他们谈的、想的和梦的都是财富。

　　　　——威尔斯，1909年

　　这个学院是因创办人的爱妻的建议和劝告而创办的……其宗旨是给予上层和中上层的妇女最好的教育。

　　　　——录自豪洛威学院（HollowayCollege）创办宗旨，1883年

1

　　现在让我们反过来看看似乎受民主化威胁的那些人。在资产阶级从事征服的这个世纪，成功的中产阶级对于他们的文明深具信心，他们一般也很自信，而且通常没有财政上的困难，但是一直要到19世纪后期，他们的物质生活才称得上是舒舒服服。在此之前，他们也过得很不错：周围环绕着装饰华丽的坚固物品，身着大量织物，买得起他们认为适合他们身份而不适合比他们低下的人的东西，消耗很多食物和饮料，或许有点消耗过量。至少在某些国家，饮食是非常考究的：所谓的“资产阶级食品”（cuisine bourgeoise），至少在法国是一个赞美美食的词汇。众多的仆人弥补了家中不舒适和不实际的地方，但仆人无法隐藏在这些地方。一直到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才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与之相称的物质设备，这些是为了迎合被视为其主力中坚的需要而设计的，这些中坚分子包括商人、自由业者或较高级的公务人员及其眷属。他们不一定指望贵族的身份或极富有者的那种物质报酬，但是他们却远高于那些买了这样东西便不能买那样东西的人。
　　许多世纪以来，大多数资产阶级的矛盾之处，是其生活方式是后来才成为“资产阶级式”的，这种转型是由其边缘而非由其中心开始；而且所谓特殊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却只有短暂的胜利。这或许便是为什么走过当年的人，常常带着怀旧的心情回顾1914年以前的时代，将它视之为“美好的时代”。让我们以探讨这个矛盾，作为综述本书所述时期中产阶级机遇的开始。
　　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当时是指郊区的房子和花园，很久以来，这已不再一定是“资产阶级式的”。像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它也来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我们最初可在花园郊区中看到，这种花园郊区，是19世纪70年代像诺曼·萧（Nonnan Shaw）这样的建筑师，为舒适但不一定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所规划开拓的（贝德福特公园〔Bedford Park〕）。这种聚落一般是为比英国类似聚落的居民更富有的阶层所发明的，它们发源于中欧市郊，如维也纳的小屋区（Cottage-Viertel）与柏林的达伦（Dahlem）和绿林区（Grunewaed-Viertel）。后来又扩及社会较低阶级，出现在中下阶层的郊区，或大城市边缘未经计划的“亭台式”迷宫。最后，通过投机的建筑业者和理想主义的市镇设计者，进入到半独立的街道和聚落，以期为部分舒适工人捕捉以往的村落和小市镇精神。理想的中产阶级住宅不再被视为市街的一部分，例如“城市住宅”或其代用物——一个面朝市街、自命为华厦的大建筑中的一个公寓。相反，它是四周围绕着青葱草木的小公园或花园中的都市化或正确的说郊区化的别墅。它成为非常强烈的生活理想，不过在非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城市中尚不适用。
　　这样的别墅和它最初的模型——贵族和士绅的别墅——相比，除了其规模较小和成本较低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的设计目的是为了私生活方便，而不是为了争取地位或装模作样。诚然，这些聚落大致是单一阶层的社区，而与社会其他部分隔绝的事实，使它们更容易集中力量来追求舒适生活。这种隔绝的产生，有时甚至不是故意的。在社交上抱理想主义态度的（盎格鲁—撒克逊）设计家，其设计的“花园城市”和“花园郊区”，和那些特意要将中产阶级从比他们低下的人群中移开而开辟的郊区，走的是同一条路线。而这种外移，其本身也表示资产阶级要放弃其统治阶级的身份。1900年左右，一个当地的富人告诉他的几个儿子说：“除了重税和暴政以外，波士顿城不能给你们什么。你们结婚以后，找个郊区盖幢房子，参加一个乡间俱乐部，并以你们的俱乐部、家和子女作为生活中心。”
　　但是，这些传统别墅或乡间大宅的作用正相反，甚至和其资产阶级的竞争和模拟者——大资本家的豪宅——的作用相反。后者如克鲁伯家族的山陵别墅（Villa Hugel）、阿克罗埃家族（Akroyds）和克罗斯雷家族（Crossleys）的堤野大宅（Bankfield House）和美景大厦（Belle Vue），这些家族支配了羊毛业城市哈里法克斯（Halifax）的烟雾生活。这样的建筑，是权势的外罩。它们的设计，是为了替统治阶级的某个高级分子向其他高级分子以及较低阶层炫耀其财富和威望，也是为了组织影响力和统治的事业。如果内阁是在奥尼姆公爵（Duke ofOmnium）的乡村府邸组成的，则克罗斯雷地毯公司的约翰·克罗斯雷在他50岁生日那天，至少要邀请他在哈里法克斯自治市议会的49位同事，到他设于英格兰西北湖区的府邸欢聚三日，并在哈里法克斯市政厅开幕当天，招待威尔士亲王。在这样的府邸中，公私生活是不分的，有其被认可的外交与政治上的公开功能。这些职责的要求优于居家安适的要求。我们不会认为阿克罗埃家族会只为了其家族用途而建造一座绘有古典神话场景的宏伟楼梯，造一间雕梁画栋的宴客厅、一间饭厅、一间图书室和九间接待用的套房，或可容纳25个仆人的厢房。乡绅无可避免地会在其郡中运用他的权力和影响力，正如当地的大企业家不会放弃在伯利（Bury）和次维考（Zwickau）运用其权力和影响力一样。事实上，只要他住在城市，即使是一名普通的资产阶级，也不容易避免藉着选择他的住处，或者至少他公寓的大小或楼层、他能指挥仆役的程度、他的服装和社交往来的礼节，来显出（应说强调）他的地位。一位爱德华时代证券经纪商的儿子后来回忆道：他们家比不上福尔赛一家（Forsytes），因为他们的房子不大能够俯视肯辛顿花园（Kensington Gardens），不过离得也还不算太远，因而勉强不失身份。“伦敦的社交季节”他们是没分的，但是他母亲平日午后都会正式地“待在家里”，并曾经举行许多晚宴，晚宴中有从惠特来方国百货商店请来的“匈牙利乐队”。同时，在5月和6月，他们也会按时举行或出席几乎每天都有的餐宴。私生活和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公开展示，是无法明确区分的。
　　前工业革命时期，上升中的中产阶级，由于他们虽然可敬但仍低下的社会地位，或由于他们清教或虔信派的信仰，再由于资本累积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因此大半被排除于这些诱惑之外。是19世纪中期经济增长的好运，使他们跨人成功者的世界。但是，这同时也为他们强加上旧式精英的那种公共生活方式。不过，在这胜利的一刻，有四项发展鼓励了较不正式、较私人化的生活方式。
　　如前所述，第一项是政治的民主化。它逐渐降低了除了“最高尚和最不可轻视者”以外所有中产阶级的公共和政治影响力，在某些情形下，（主要是自由派的）中产阶级被迫实际上完全从政治活动中撤退。这些政治活动已为群众运动或群众选民所支配，这些选民拒绝承认那些不是真正针对他们的“影响力”。在19世纪末叶，维也纳文化一般都被认为是某个阶级和某个民族的文化，即中产阶级犹太人的文化，这个阶级和民族已不再被允许扮演他们所希望的角色，也就是德国的自由主义者；而且即使是非犹太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也找不到太多追随者。布登布鲁克家族（Buddenbrooks）及其他的作者托马斯·曼（Thomas Mann）——一位古老骄傲的汉萨（Hanseatic）同盟城市贵族之子——所代表的文化，是已经从政治中撤退的资产阶级文化。波士顿的卡伯特家族（Cabots）和洛威尔家族（Lowells），虽然尚未被从政治中逐出，但是他们对于波士顿政治的控制权即将交给爱尔兰人。19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北部仁慈专制的“工厂文化”宣告瓦解，在这种文化中，其工人可以是工会的会员，但他们仍然追随雇主的政治倾向，并且厌祝其雇主的周年纪念日。1900年后工党出现的原因之一，足在工人阶级选民中具影响力的地方中产阶级，在19世纪90年代拒绝放弃提名地方上的“著名人士”（也就是像他们自己那样的人）竞选国会和市镇议会的席位。就资产阶级在保持具政治权力这点上，此后他所能动员的恐怕只有影响力，而非徒众。
　　第二项发展是胜利的资产阶级和清教价值观念中的某些关联变得略微松动。这样的价值观念，以往非常有助于资本累积；而资产阶级也往往以这样的价值观念自我标榜，表示他们与懒散而放荡的贵族和懒惰而好饮贪杯的劳工有别。对地位稳固的资产阶级而言，钱已经赚到了。它可能不直接来自它的出处，而是由纸张所做的规律性付款。这些纸张所代表的“投资”，即使不是源自远离伦敦四周六郡的世界上的某一道远地区，其性质也可能是隐匿不明的。钱往往是继承来的，或分给不工作的儿子和女性亲戚。19世纪晚期许多资产阶级是“有闲阶级”——这个名称是当时一位相当有创意的无党派美国社会学家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发明的，维氏写了一篇关于它的“理论”的文章。甚至有些真正在赚钱的人，也不需要在它上面花太多时间，至少如果他们是在（欧洲的）银行业、金融和投机买卖中赚钱是如此。总之，在英国，他们剩下足够的时间去追求其他事物。简言之，花钱至少和赚钱一样重要。花钱当然不必像非常富有的人那般挥霍，在“美好的时代”，非常富有之人的确多的是。甚至比较不富裕的人也学会了如何花钱追逐舒适和享受。
　　第三项发展是资产阶级的家庭结构趋于松弛，这种现象反映在家庭妇女某种程度上的解放（下章再讨论这个问题），以及一个比较独立的“青年人”类别的出现，这个类别指的是介于少年和适婚年龄之间的年龄群，他们对于艺术和文学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参看第九章）。“青年”和“现代”两个词有时几乎可以互用，如果“现代化”意有所指，则它指的是品位、室内装饰和风格的改变。在19世纪下半叶，这两种发展在地位稳固的中产阶级中均已历历可见，而在它的最后20年间尤其显著。它们不仅影响了休闲方式，也大大增加了资产阶级住宅作为其妇女活动背景的作用。当时休闲的方式是旅游和度假。如维斯康堤（Visconti）的《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正确说明的，当时进入其荣耀时期的海滨和山间大旅馆是由女客的形象所主宰。
　　第四项发展是属于或自称属于或热切希望属于资产阶级的人数正在稳定增长，简言之，就是整个中产阶级的人数在稳定增长。将所有中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事物之一，是关于居家生活方式的某种基本构想。

2

　　同时，政治民主化、自觉意识浓厚的工人阶级的兴起，以及社会流动，都为那些属于或想要属于这些中产阶级某一层次的人，造成了社会身份的新问题。为“资产阶级”下定义出名的不容易（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三章第三、四节），当民主政治和劳工运动的兴起使得那些属于资产阶级（这个名称日渐变成不洁的字眼）的人在公开场合否认有这么一个阶级的存在时，要为其下定义就更不容易了。在法国，有人主张大革命已废除了所有阶级；在英国，有人主张阶级——不是那种封闭式的世袭阶级——并不存在；在声音愈来愈多的社会学领域，有人主张社会结构和阶层的形成过于复杂，不能如此简化。在美国，危险似乎不在于民众会以一个阶级的方式动员而指压榨他们的人为另一个阶级，而是在于：在他们追求平等的宪法权利时，他们可能会因宣称自己是中产阶级，而减少了原本属于精英分子的有利条件（除了无法争辩的财富事实以外）。社会学这门学科，是1870-1914年间的产物。由于社会学家喜欢以最适合他们意识形态观念的方式重新将人分类，遂使这门学问至今仍受困于有关社会阶级和身份的无穷辩论。
　　再者，随着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加上确定谁属于谁又不属于社会“中间地位”或“阶层”的传统等级制度已告式微，这个“中间社会区域”（及其内部）的界限遂变得异常模糊。在习惯于较古老分类方法的国家，情况又有不同。以德国为例，如今在资产阶级（Burgertum）和它下面的中产阶级（Mittelstand）之间，又增添了复杂的区别。资产阶级又分为以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有产阶级（Besitzburgerturm）和藉由较高教育而取得中产阶级身份的教养阶级（Bildungsburgertum）；而中产阶级则看不起小资产阶级（Kleinb'tirgertum）。西欧的其他语言也只能在“大”或“上”，“小”或“低”这些字眼上拨弄资产阶级的变换和不精确分类。但是，究竟该如何决定谁能自称属于任何这样的阶级？
　　基本的困难在于自称为资产阶级的人数增加了，毕竟，资产阶级构成了社会的最高一层。甚至在古老的土地贵族未被淘汰（如在美洲）或未被剥夺其应有特权（如在共和法国）的地方，贵族在已开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姿态也显然较前为低。英国的土地贵族在19世纪中叶曾经维持了突出的政治参与和绝对多数的财富，但是它现在也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1858—1879年间，在去世的英国百万富翁中，有五分之四（117人）尚是地主；1880—1899年间，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而在1900-1914年间，这个百分比甚至更低。1895年前，在几乎所有的英国内阁中，贵族都占多数。1895年后，他们从来不曾是多数。即使在贵族已经没有正式地位的国家，贵族的称号也绝不会受人轻视。自己无幸取得贵族称号的美国富人，赶紧藉着让女儿缔结“金钱婚姻”的方法，在欧洲购买贵族称号。辛格（Singer）缝纫机公司的女儿便因此成为波利尼亚克公主（Princess de Polignac）。不过，即使是古老而且根深蒂固的君主国，如今也承认金钱和门第已是同样有用的标准。德皇威廉二世以为：“满足百万富翁对于贵族勋章和特许状的渴望，是他作为统治者的责任之一。但是要授予他们这些权位却有一个条件，那便是他们必须作慈善捐赠以用于公益事务。或许他是受了英国模式的影响。”观察家大可如此认为。在1901—1920年英国所创造的159名贵族中，除了那些因军功而受封者外，另有66名商人（其中大约一半是工业家）、34名专业人士（其中绝大多数是律师），只有20个人是凭借其土地背景。
　　但是，如果说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那么资产阶级与较低阶层之间的界限也极不清楚。这一点对“古老的”下中阶级或独立工匠、小店主等小资产阶级影响不大。他们的经营规模使他们固定处于较低层次，事实上也令他们与资产阶级对立。法国激进派的方案，便是围绕着“小即是美”这个主题而作的一系列变化。“小”这个字，在激进派的集会中总是不断重复。它的敌人是“大”——大资本、大企业、大财政、大商人。同样的态度也见于德国的同类人士，不过在德国，它带有民族主义、右翼和反犹太色彩，并不是共和和左翼的。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的激进派受到快速工业化的强大压力。从高位者的眼光看来，不仅是他们的“小”使他们无法取得较高身份，他们的职业也同样不适合，除非在例外的情形下，他们的财富可大到人们完全想不起他们原来的出身。不过，财富分配制度的戏剧性转型，尤其是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使某些修正成为必须。到今天，“杂货商”一词在上中阶级看来仍旧带有轻视的意味，但是在本书所论时期，有一个靠着袋泡茶致富的立顿爵士，一个借着肥皂赚钱的勒伍豪勋爵（Lord Leverhulme）和一个靠冷冻肉发财的威斯泰勋爵（Lord Vestey），他们取得了贵族的称号和蒸汽游艇。然而，真正的困难是由于服务业的大幅度拓展。这些在公私办公室中工作的人显然居于从属的地位并领取工资酬劳（虽然这样的工资称为“薪水”），但是他们的工作又显然不是体力劳动，而是有赖于正式的教育资格（虽然其资格并不高）。尤有甚者，这些男人（甚至一些女人）大半坚持自己不是劳动阶级的一部分，而且往往付出极大的物质代价追求可敬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个办事员“下中阶级”和高层专业人员，甚或日渐增多的受薪行政主管和大企业经理之间的界限，引起了另一个新问题。
　　就算不提这些新兴的下中阶级，显而易见的，新兴中产阶级或申请中产阶级身份的人，其数目也在迅速增加，这种情形引起了分界和定义的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又由于定义理论标准的不确定性而变得更难解决。“中产阶级”的条件为何，在理论上比那些构成贵族身份（例如出身、世袭称号、土地所有权）或工人阶级的（例如工资关系和体力劳动）条件更难决定。不过在19世纪中期，这个标准是相当明确的（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三章）。除了受薪的高级公务员以外，这个阶级的人需要拥有资本或投资收入，并且或许是雇佣劳工的独立营利企业家或是“自由”职业（一种私人企业）的从业员。重要的是，在英国所得税的呈报上，“利润”和“报酬”是列于同一个项目之下。可是，随着上面提到的改变，要从一大群中产阶级群众中，甚至从更大一群渴望这一身份的众人中辨别出“真正的中产阶级，这些标准就变得不大管用。他们并非全都拥有资金，但是许多以较高教育程度代替资金而无疑具有中产阶级身份的人，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资金，而他们的人数正大量增加。1866—1886年间，法国医生的人数多少稳定地保持在1．2万人左右，但到了1911年时，已增加到2万人；在英国，1881-1901年间，医生的人数由1．5万人增加到2．2万人，建筑师的人数由7000人增加到1．1万人。在这两个国家，这种增加都远超过成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他们既不是企业家也不是雇主（除了是仆人的雇主以外）。但是，谁能说领取高薪的经理不是资产阶级，他们已日渐成为大企业的一个必要部分，至此，如1S92年时一位德国专家所指出：“旧式小企业那种亲密和纯私人的关系，已完全无法运用到这种大型事业上。”
　　所有这些中产阶级大多数构成分子，至少就他们大半是双元革命之后的产物而论（参看《革命的年代》{导言）），有一个共同之点，即他们过去或现在的社会流动性。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看，正如一位法国观察家在英国所注意到的，中产阶级主要包括正在社会中攀升的家庭，而资产阶级则是已经到达顶点或一般被认为已位于高原之上的家庭。但是这样的快照，几乎拍不出这个动作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似乎只能由类似于电影的社会学予以捕捉。“新社会阶层”是甘必大（Gambetta）眼中法国第三国共和政权的基本内涵——他无疑是想到像他这样的人，可以在没有事业和财产的背景下，通过民主政治而得到影响力和收人。“新社会阶层”甚至在大家认为“已经到达”之时，也不曾停下脚步。相反，它们已“达到”改变资产阶级性质的程度吗？那些靠着家产悠闲度日的资产阶级第二代和第三代——那些有时反对但仍旧构成资产阶级精髓的价值观念和活动的人——不应该算是资产阶级吗？
　　在本书所论时期，经济学家并不关心这样的问题。一个以追求利润的私人企业为根本的经济（如无疑支配了西方已开发国家的经济），不需要其分析家去思索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构成“资产阶级”。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说，唐纳斯马克亲王（Prince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帝制德国时仅次于克鲁伯的第二大富翁）在功能上是一位资本家，因为其收入的十分之九是来自他拥有的煤矿、工业和银行股份、房地产合股，以及1200万—1500万马克的利息。另一方面，对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他的世袭贵族身份绝非无关紧要。因此，将资产阶级界定成一群男女组成的团体，以及这个团体与中下阶级该如何区分的问题，和分析这一时期的资本家发展并没有直接关联（只有那些坚信资本制度有赖于个别的私人企业家的人，不这样认为），不过资本家的发展当然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变化，而且可以阐释其组织形式。（当时有一些思想家主张，官僚化和企业家价值观念的日益不为大众所喜以及其他类似的因素，会逐渐减弱私人企业家的作用，因此也逐渐降低资本主义的作用。韦伯和熊彼特便是持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

3

　　因而，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成员乃至以此自称自许的成员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单凭其金钱还不足以为其自身及其子孙购买“尊敬和特权身份证”的人来说，确立“可公认的标准”是件迫切的事。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有三种确立这项身份的主要办法变得愈来愈重要——至少在那些“谁是谁”的不确定性已经上升的国家中是如此。（收录国家知名人士的参考书——不是像《哥达年鉴》〔Almanach deC．otha）g6类皇家和贵族人物指南——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版。英国的《名人录》〔Who's Who，1897年）或许是最早的一本。）这三种办法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它们必须能清楚地区别中产阶级分子和劳动阶级、农夫与其他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它们也必须提供一个排他的阶级组织，但不能把爬上这个社会阶层的人口封死。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一个标准；休闲活动，尤其是新发明的运动，是另一个标准；但是正式的教育愈来愈成为（而且至今仍是）其主要指标。
　　虽然在一个日益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时代，经由学习得来的才智和专门知识可以获得金钱上的报偿，虽然它为接受英才教育的人才开拓了较宽广的事业（尤其是正在扩张中的教育事业本身），但是教育的主要功能却非功利主义的。它的重要性在于，它说明了青少年可以推迟赚钱维生的时间。教育内容反倒是次要的，事实上，英国“公立学校”男生花费许多时间学习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及1890年占法国中学课程77％的哲学、文学、历史和地理对就业的价值都不太大。甚至在讲求实际的普鲁士，1885年时，古典的文科高级中学（Gvmnasien）学生仍然比现代和注重技术的理科高级科学语文中学（Realgymnasien）与高级职业学校（Ober-Realschulen）多了三倍。再者，能为孩子提供这样的教育开支，其本身便是社会地位的指标之一。一位普鲁士官员以标准的日耳曼人作风，计算出在31年中间他花了他收入的31％给他的三个儿子接受教育。
　　在此之前，正式的教育（最好有某种证书）对于一位资产阶级分子的上升是无关紧要的，除非他是从事公务或非公务方面的学术工作。大学的主要功能是训练学术方面的人才，再加上为年轻的绅士提供饮酒、嫖妓或运动的适宜环境。对于这些年轻的绅士来说，实际的考试根本不重要。19世纪的商人很少是从大学毕业的。法国的综合工科学校在这个时期并不特别吸引资产阶级精英。一位德国银行家在1884年劝告一位刚起步的工业家要摒除理论和大学教育，他认为理论和大学教育只是休息时的享受，就像午餐后的一支雪茄烟。他的建议是尽快进入实际操作领域，找一个财务上的赞助人，观察美国并吸取经验，把高等教育留给那些“受过科学训练的技师”——企业家将来会用得着这些技师。从企业的观点来说，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常识，不过它却令技术人员感到不满。德国工程师愤恨地要求“与工程师的生活重要性相当的社会地位”。
　　学校教育主要是提供进入社会上公认的中等和上等地带的人场券，以及使进入者在社交上习惯那些使他们有别于较低阶级的生活方式。在某些国家中，即使是最小的离校年龄（大约是16岁），也可保障男孩子在被征召入伍时可以被分类为具有军官资格的人。随着时代的演进，中产阶级年轻人通常会接受中学教育到18-19岁，在正常的情形下并接着接受太学教育或高等专业训练。整体而言，在学的人数仍然不多，不过在中学教育的阶段增加了一些，在高等教育阶段则有比较戏剧性的增加。1875—1912年间，德国学生的数目增加了三倍以上；1875-1910年间，法国学生的数目增加了四倍以上。然而，1910年时，介于12岁到19岁的法国青少年，上中学的比例仍然不到3％，总计7．7万人；而撑到毕业考试的只占这个年龄层的2％——其中半数考及格。拥有6500万人口的德国，在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共有12万左右的预备军官，大概是该国年龄介于20岁到45岁男子总数的1％。
　　这些数字虽然不怎么大，但却比古老统治阶级的一般人数大得多——19世纪70年代时，这个统治阶级的7000多人，拥有英国全部私有土地的80％，并构成英国贵族的700多个家庭。19世纪早期，资产阶级还可以藉由非正式的私人网络将自己组织起来，可是现在这些数字已大到无法形成这样的网络，部分是因为当时的经济高度地方化，部分则由于对资本主义具有特殊喜好的宗教和种族上的少数群体（法国的新教徒、教友派教徒、一位论派〔Unitarians〕、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已发展出互信、亲属和商业交易的网络，这样的网络遍布许多国家、大陆和海洋。（关于这种喜好的原因曾有许多讨论，在本书所述时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学者〔如韦伯·宋巴特（Werner Sombart））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论各家的解释为何——所有这些群体惟一的共同之处是对于其少数身份的自觉——当时的事实都是：这种小群体，如英国的教友派信徒，已几乎完全将他们自己转化为银行家、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团体。）在全国性和国际性经济到达最高峰的时候，这种非正式的网络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因为牵涉在内的人数很少，而有些企业，尤其是银行和金融业，更逐渐集中于一小撮金融中心（通常也就是主要民族国家的首都）。1900年左右，实际控制世界金融业的英国银行界，只包括住在伦敦一个小地区的几十家人。他们彼此相识，常去同样的俱乐部，在同样的社交圈走动，并且互相通婚。莱茵—威斯特发里亚钢铁辛迪加（Rhine-Westphalian Steel Syndicate）共包括28家公司，它们也构成德国钢铁业的绝大部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是在一小撮人的非正式谈话中形成，并在饭后的闲谈和高尔夫球场上定形。
　　因此，这个非常庞大的资产阶级，不论是旧有的或新兴的，很容易便可成为精英组织，因为它可运用与贵族类似的办法或贵族的实际技巧（如在英国）。事实上，他们的目的是尽量设法加入贵族阶级，至少通过其子女，或借助过贵族式的生活。可是，如果就此认为他们在面对古老的贵族价值观时会放弃资产阶级的价值观，那就错了。一则，通过精英学校（或任何学校）以适应社会一事，对传统贵族并不比对资产阶级更重要。因为精英学校（如英国的“公立学校”）已将贵族的价值观吸收到针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公共服务而设计的道德系统。再者，贵族的价值观如今已愈来愈以挥金如土的昂贵生活方式作为品评标准，而这种方式最需要的就是钱，不论钱从哪里来。金钱因而成为贵族的判断标准。真正传统的土地贵族，如果他不能维持这样的生活方式而且参加与这样的生活方式有关的种种活动，便会被放逐到一个衰落的狭隘世界之中，忠诚、骄傲，在社交上只是勉强够格，就像丰塔纳（TheodoreFontane）《斯特施林》（Der Stechlin，古代勃兰登堡〔Brandenburg〕容克〔junker，乡绅〕价值观的有力挽歌，1895年出版。）一书中的人物一样。伟大的资产阶级运用了贵族以及任何精英群体的手法，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学大学适应社会需要的真正测验，是为社会中力争上游的人而设，不是为已经到达社会顶端的人而设。它将一个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地区非国教派园丁的儿子，转化为剑桥大学的导师，而这个儿子又经由伊顿公学（Eton）和国王学院，造就成经济学家凯恩斯。凯氏显然是一位充满自信的文雅精英，以至我们对他母亲的童年竟是在外郡的浸信会茅舍中度过一事甚感惊讶。可是，终其一生，凯氏都是他那个阶级的骄傲成员——他日后称这个阶级为“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
　　不足为奇，这种使学生或许可以取得资产阶级身份、乃至一定可以取得资产阶级身份的教育，自然会日渐发展，以适应其不断增加的人数。这些人中，有些是已经得到财富但尚未得到身份的人（如凯恩斯的祖父），有些是其传统身份上有赖于教育的人（如贫穷的新教牧师和报酬比较丰富的专业人员子弟），更多的是较不为人尊敬、但对其子女抱有很大希望的父母。作为入门必要初级阶段的中学教育成长快速，其学生的人数从增加一倍（如比利时、法国、挪威和荷兰）到增加五倍（如意大利）不等。19世纪70年代晚期到1913年间，保证学生能取得中产阶级身份的大学，其学生人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大致增加了三倍（在这之前的几十年，变动不大）。事实上，到了19世纪80年代，德国观察家已经在担心大学录取人数已超过经济体系对中产阶级的容纳度。
　　对“上中阶级”——比方说，1895-1907年间跻身德国波库地区最高纳税阶层的五个大工业家——而言，其问题在于：这种一般性的教育发展，并未提供充分的身份标记。可是，于此同时，大资产阶级不能正式自绝于较其地位低下的人，因为它的本质正是在于它的结构必须接纳新分子；也因为它需要动员、或者至少需要安抚中产阶级和下中阶级，以对抗活动力日强的工人阶级。因而，非社会主义的观察家坚持说：“中产阶级”不仅在成长，而且规模异常庞大。德国经济学巨擘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认为，他们占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他不仅将“收入不错但不顶多的新官员、经理和技师”包括进去，也将工头和技术工人涵盖进去。宋巴特的估计也差不多，他认为中产阶级有1250万人，而工人阶级则有3500万人。
　　这些估算数字基本上是可能反对社会主义的选民人数。在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英国，一般认为构成“投资大众”的人，从宽估计也不会超出30万之多。总之，真正根基稳固的中产阶级分子，极不愿意欢迎较低阶级加入到他们中间，即使这些人衣冠楚楚也无济于事。更典型的情况是，一位英国观察家草草地将下中阶级和工人一律归为“公立小学的世界”。
　　因而，在大门敞开的各体系中，非正式但明确具有排他性的圈子必须确立起来。这件事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最容易办到。1870年以前，英国还没有公立小学教育（在此之后的20年，上小学还不是义务性的），1902年以前，英国尚未设置公立中学教育，除了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古老大学外，也没有重要的大学教育。（苏格兰的制度比较广泛，不过苏格兰毕业生如果希望升迁发达，最好是能在牛津或剑桥大学再拿一个学位或再考一下试。凯恩斯的父亲在取得伦敦的学位以后便是如此。）1840年起，英国为中产阶级兴办了无数非常名不副实的所谓“公立学校”，其模范为1870年众所公认的九所古老学校,它们已成为贵族和绅士的养育所（尤其是伊顿公学）。到了20世纪最初10年间，公立学校的名单已增加至64-160余所（视排他性或势利的程度而异），这些或昂贵或较不昂贵的学校，声称其目的在于将学生训练成统治阶级。许多类似的私立中学（主要位于美国东北部），也旨在培育良好或者至少是富有人家的子弟，以便他们接受私立精英大学的最后锤炼。
　　在这些大学中，正如在许多德国大学生团体中，私人协会如学生俱乐部或更有声望的美国大学学生兄弟会〔Greek—letter Fraternity），指北美各大专院校的自治互助会组织，通常都采用能表达其目标或理想的希腊字的前几个字母为名称。）又征集了甚至更具排他性的群体——在古老的英国大学中，其地位为寄宿“学院”所取代。因而，19世纪晚期的资产阶级是一种教育开放和社会封闭的奇异组合。之所以说“开放”，是因为有钱便可入学，或者甚至有好的成绩便可入学（通过奖学金或其他为穷学生所想的办法）。之所以说“封闭”，是因为大家都了解有的圈子平等，有的圈子不平等。这种排他性是在社交上的。德国大学联谊会中的学生，为了决斗而醉酒受伤，因为决斗可以证明他们有别于较低阶级，是绅士而非平民。英国私立学校地位的微妙等级，是以那些学校彼此在运动场上的竞技输赢来决定。美国精英大学的团体，至少在东部，事实上是由运动竞技的社交排外性来决定，它们只在“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中做各种竞赛。
　　对于那些刚爬升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人而言，这些社会化的手法，为他们的子弟确立了无可质疑的身份。女儿们的学术教育没有硬性规定，而在自由和进步的圈子外也没有保障。但是，这种手法也有一些确切的实际好处。19世纪7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的“校友”制度，说明了教育机构的产物已构成了一个堪称是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网络，也将年轻和年长的校友结合在一起。简言之，它使一群异质的新成员，有了社交的凝聚力。在这一点上，运动也提供了许多正式的黏合物。藉由这些方法，一所学校、学院、一个联谊会或兄弟会——经常有校友重访并往往出资协助——构成了一种可能的互助群体（往往也是在商业上的），并进一步结成“大家庭”网络，这个“家庭”的成员可以说均具有相同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个网络，在本地或区域性的亲戚关系和商业范围之外，提供了可能的联络渠道。正如美国大学学生兄弟会的指南在谈到校友会迅速发展一事时，便曾指出（1889年，“生命、学识、友谊兄弟会”〔BetaThetaPhi）在16个城市中设有分会，1912年更扩及110个城市），这些校友会形成了“有教养人士酌圈子，若非藉它之力，这些人根本不会认识”。
　　在一个全国性和国际性企业的世界，这种网络的实际潜力可以由下列事实说明。“DeltaKappaEpsilon"这个美国兄弟会，1889年时拥有6位参议员、40位众议员、1位洛奇（CabatLodge，美国政坛同名祖孙档中的祖父）和那位狄奥多·罗斯福。到了1912年时，它更拥有18位纽约银行家（包括摩根在内）、9位波士顿富豪、标准石油公司的3位董事，以及中西部具有类似分量的人物。一位未来的企业家（例如皮奥瑞亚〔Peoria〕）在一所常春藤大学通过"Delta Kappa Epsilon"兄弟会韵严酷入会仪式，对他确实不会有什么坏处。
　　当资本家的集中情形日益具体，而纯粹地方性乃至区域性的实业又因缺乏与较大网络的连结而告萎缩时——如英国“乡村银行”的迅速消亡——上述这些组织除了社会上的重要性外，更有了经济上的重要性。可是，虽然这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制度，对于已有确立地位的经济和社会精英分子是方便的，它对于那些想加人、或者想藉其子弟的同化而得以加入的人而言，却是必要的。学校是中产阶级比较低下分子的子弟藉以高攀的阶梯。即使是在最以培育英才为宗旨的教育系统中，也很少有几个农夫之子，更少有几个工人之子，能爬到最低的台阶以上。

4

　　虽然“最上面的一万人”（upper ten thousand，意指上流社会）的排他性比较容易建立，却无助于解决“最上面的10万人”的问题（这些人居于顶尖人物和老百姓之间的不明确地带），更无助于解决更为庞大的下中阶级的问题。下中阶级与下层工资较高的技术工人之间，在财产上只有极短的距离。他们的确属于英国社会观察家所谓“雇得起佣人的阶级”，在约克（York）这样的地方大城，他们占了总人口的29％。虽然19世纪80年代以后，家仆的人数不再上升或者甚至下降，因而赶不上中产阶级的发展速度，可是除了美国以外，中层甚至下层中产阶级不雇用佣人还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就这一点而言，中产阶级还是一个主子阶级（比较《资本的年代》），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可使唤几名女仆的主妇阶级。他们一定会让他们的儿子，甚至愈来愈包括他们的女儿，接受中等以上的教育。因为这可使男人有资格担任预备军官（或1914年英国平民军队中的“暂时绅士”），也可使他们成为可望驾驭其他人的主子。可是，他们之中有为数庞大而且不断增加的成员，在正式的意义上已不再是“独立的”，他们已成为从雇主那里赚取工资的人，即使这样的工资用了其他比较委婉的名称。在旧日那种特指企业家或独立专业人士的资产阶级，以及那些只承认上帝或政府权威的人士之外，现在有一个新的中产阶级逐渐茁壮，这些人是在政府团体和高科技资本制度中工作的受薪经理、行政主管和技术专家，这样的公私阶层制度，其兴起曾引起韦伯的警告。与旧日独立工匠和小店主等小资产阶级并肩而立而且夺其光彩的，是正在成长中的办公室、商店和行政部门的小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在数目上确实十分庞大的阶级，而经济活动由第一、第二类逐渐向第三类转移的趋势，又注定使这个阶级更加蓬勃。到了1900年，它们在美国已经比实际的工人阶级更大，不过这是一个例外情形。
　　这些新的中层和中下层中产阶级的人数太多，而就其个人而言，往往又太无足轻重。他们的社会环境太过松散无名（尤其是在大城市）；而经济和政治运作的规模太大，不能像计算“上中阶级”或“上等资产阶级”那样以个人或家庭来计算他们。无疑，在大城市当中情形一直是这样，可是1871年时，住在10万人以上城市的德国人不到5％，而1910年时却提高到21％。于是渐渐地，确认中产阶级的方式不再完全以“列入”该阶级的个人为对象，而是按照集体表征：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他们所住的地点、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这些集体表征可以指出他们相对于其他人的地位；可是就个人而论，还是同样无法指认。对于公认的中产阶级而言，这些表征指的是收入和教育的结合以及和民众出身者之间的明显距离，这种距离可表现在，比方说，在与不比他们身份低下的人交际尉，他们还是惯常使用文雅的标准国语和代表高尚身份的口音。下层中产阶级，不论是新是旧，显然是身份不同而且较为低下，因为他们收入不足，才能平庸，而又与民众出身者相近。“新兴”小资产阶级设法与工人阶级泾渭分明，这一目标往往使他们成为政治上的激烈右翼。“反动”便是他们谄上傲下的方式。
　　“坚实”而毫无疑问的中产阶级主体，人数不多。20世纪早期，死于联合王国并留有超过300镑遗产（包括房子、家具等等）的人，不到全民的4％。可是，即使超过舒适程度的中产阶级收入（例如一年700镑到1000镑）或许是高薪工人阶级的10倍之多，它却不能与真正的富人，遑论与巨富相提并论。在地位稳固、可识别和富裕的上层中产阶级与当时所谓的财阀之间，还有一道深广的鸿沟。一位维多利亚晚期的观察家说：“这道鸿沟代表了世袭贵族与财富贵族中间的那条传统界限，已被抹去大半。”
　　居住地带的隔离（往往是在一个适当的郊区），是将这些舒适的人群组织成一个社会群体的方法之一。如前所述，教育是另一个办法。19世纪最后25年间，体育运动已经制度化，并成为将上述两种方法联系在一起的枢纽。大约这个时期在英国定型的运动（英国也赋予它模式和词汇），就像野火一样蔓延到其他国家。一开始，它的现代形式基本上是与中产阶级有关，而不一定与上等阶级有关。以英国的情形为例，年轻的贵族可能会在任何形式的体能勇技上一试身手，但是他们的专长是与骑马和杀人或动物有关的运动，或是攻击人与动物。事实上在英国，“运动”（sport）一词原本只限于这类事情，今日所谓的游戏或体能竞赛的“运动”，当时是归类为“娱乐”。和以往一样，资产阶级不仅采纳、而且也改变了贵族的生活方式。贵族之流照例也喜欢显示昂贵的事物，如新发明的汽车。在1905年的欧洲，人们正确地将汽车形容为“百万富翁的财产和有钱阶级的交通工具”。
　　新的运动也渗人工人阶级，甚至在1914年以前，工人已经热衷于某些运动（当时在英国或许有50万人玩足球），许多群众更是热切地观望和仿效。这个事实为运动设立了一个判断的标准——业余性质，或者正确地说，对于“专业运动员”的禁令和严格的阶级隔离。没有一个业余运动员可以有优异的成绩，除非他可以花比劳动阶级花得起的更多时间在一项运动上，除非他有报酬可拿。中产阶级最典型的运动，如草地网球、橄榄球、美式足球（虽然有些辛苦，当时仍是大学生的运动），或者尚未发展成熟的冬季运动，都顽强地拒绝职业化。业余性的理想更有连结中产阶级和贵族的好处，它在1896年初创的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c Games）中被奉为神圣定律。奥运会是一位赞赏英国公立学校制度的法国人所创办，并以它的运动场为灵感。
　　运动被视为构成新统治阶级的一项重要因素，而这个统治阶级又以公立学校训练出来的资产阶级“绅士”为榜样，从学校在将运动介绍给欧洲大陆时所发挥的作用，便足以说明这个事实。同样清楚的是：运动具有爱国、甚至军国主义的一面。但是，它也有助于创设中产阶级生活和团结的新模式。1873年发明的草地网球，迅速成为中产阶级郊区的典型运动，这主要是因为它是由两性一起玩的游戏，因而提供了伟大中产阶级的子女一个结交异性朋友的途径。这些不是经过家庭介绍的年轻人，确定具有类似的社会地位。简言之，它们拓宽了中产家庭狭隘的交友圈，而且，通过“草地网球收费俱乐部”的交际网络，从许多独立的家庭小组织中创造出一片社交天地。“客厅很快便萎缩成不重要的场合”。如果没有郊区化和中产阶级妇女的逐渐解放，网球是不可能盛行的。爬山、新兴的骑脚踏车运动（欧洲大陆最早的工人阶级大众运动），以及从滑雪衍生出的各种冬季运动，也相当得力于两性间的吸引力，因此也在无意间对妇女的解放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尔夫球俱乐部在盎格鲁-撒克逊中产阶级专业和商业人士的男性世界，也将发生同样重要的作用。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在高尔夫球场上所达成的一项早期商业交易。高尔夫球场是块广大的不动产，需要俱乐部会员花大钱修建和维持，其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将在社交上和财政上不合格的人士排斥在外。这种游戏的社交潜力，像乍现的启示一样惊醒新兴中产阶级。1889年以前，整个约克郡只有两座高尔夫球场；1890—1895年间，新成立了29座。事实上，在1870年到凹世纪早期，各种有组织的运动形式征服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寻常速度，表示它满足了一种社会需要。感受到这一需要的人，比真正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多。矛盾的是，至少在英国，大约与此同时，工业上的劳动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皆以具有自我意识的群体出现，以集体的生活方式或行动风格为自己定位，以显示彼此间的差别。运动是中产阶级创造的，如今则转型为两种明显以阶级为本体的区别。它是自我定位的一个主要办法。

5

　　因而，在社会上，1914年之前几十年的中产阶级，是以三项主要发展为特色。在较低的那一头，有点资格自称为中产阶级的人数已经增加。这些人是从事非体力劳动的雇员，他们与工人的差别，不在于收入的多寡，而在于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工作服式（“穿黑色外套的人”，或者，如德国人所说的“硬领”的劳动阶级），以及他们自称自许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在较高的那一端，雇主、高级专业人士和较高级经理、受薪行政人员和资深职员之间的界限愈来愈模糊。当英国的户口调查在1911年首次按照阶级登记人口时，这些人实际上都被分类为“第一阶级”。在此同时，靠二手利润为生的资产阶级男女——清教徒的传统可从英国内地税捐处（British Inland Revenue）将这样的利润归类为“不劳而获的收入”一事上透露出来——也增长得相当迅速。当时只有相对少数的资产阶级真正从事“赚钱”的工作，但可以分给他们亲属的累积财富却比以前大得多。在中产阶级的最顶端则是极为富有的财阀。1890年早期，美国已经有4000多个百万富翁。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战前的几十年都是好日子；对于比较幸运的人而言，这几十年更是异常的安适。新兴的下层中产阶级在物质上的收益很少，因为他们的收入可能不比技术工匠多（虽然这是以“年”而非“周”或“日”计算），但工人不必花很多钱修饰外表。然而，他们的身份无疑使他们居于劳动大众之上。在英国，下层中产阶级的男人甚至可以自认为是“绅士”。“绅士”一词原指有土地的上流社会人士，但是，在这个资产阶级的时代，它特有的社会意义已经消失，成为泛指任何实际上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它从来不等同于工人）。他们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比父母过得好，而且希望将来他们的子女会过得更好。不过这种体认似乎不曾减轻他们对地位较高及较低者的忿恨之感。这种无可救药的愤恨感，似乎是这个阶级的特色。
　　那些毫无问题属于资产阶级世界的人，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因为，任何一个年收入几百镑（绝对算不上大钱）的人，都可过上非常如意的生活，而此刻的生活方式，又非常令人称心满意。伟大的经济学家马歇尔以为（见《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位教授每年花费500镑便可享有不错的生活，他的同事——凯恩斯的父亲——证实了他的说法。老凯恩斯从每年的1000镑收入（薪水加上继承的资金）中设法节余400镑，这样的收入，使他可以住在一幢贴有莫里斯壁纸（Morris-wallpaper）的房屋，雇三名正规的仆人和一位女家庭教师，每年度两次假<1891年时，在瑞士的一个月假期花了这对夫妇68镑），并尽情享受他集邮、捕蝴蝶、论理和（当然）打高尔夫球的嗜好。每年想办法花比这多100倍的钱，并不是难事。而“美好时代”极端富有的人，如美国的大富翁、俄国的大公爵、南非的黄金巨豪以及各式各样的国际资本家，正是在竞相奢侈花费。但是，一个人不必是大亨，便可享受到人生极大的欢乐。比方说，1896年时，一套用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编成图案的碗碟，可以在伦敦商店以不到五镑的价格购得。19世纪中期因铁路发展而建筑的国际性大饭店，在1914年以前的20年间达到最高点。到今天，它们有许多还沿用当时最著名大师的名字——利兹（Cesar Ritz，Ritz一词目前就是豪华饭店的意思）。超级富翁可能常常光顾这些华厦，但这些饭店主要并不是为他们而建，因为超级富翁会修建或租用他们自己的华屋。它们招徕的顾客，是中等的富人和过得不错的人。罗斯伯里勋爵在新开的塞西尔饭店（Hotel Cecil）用餐，但吃的不过是六先令一份的标准餐。以真正富有者为对象的活动，其价码是根据另一个标准。1909年时，一套高尔夫球杆和球袋，在伦敦索价1．5镑，而新推出的奔驰汽车，其基价是900镑。（文邦女爵〔Lady Wimbome）和她的儿子拥有两辆这样的奔驰汽车，另有两辆戴姆勒〔Daimler）、三辆达拉克〔Darracq）及两辆那比尔〔Napier〕。）
　　1914年前的日子，无疑是资产阶级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同样不需怀疑的是，吸引最多公众注意力的那种有闲阶级，又是如维布伦所说的那些大肆挥霍、以建立个人身份和财富的人。这些人的竞争对象并不是较低下的阶级，因为后者身份太低，甚至引不起他们的注意；他们是在与其他大亨竞争。摩根对于“维持一艘游艇要花多少钱”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你得问这个问题，那么你便维持不起”），以及洛克斐勒在听说摩根死后留下8000万美元时同样不一定可信的评语（“我们还以为他是有钱人呢”），便可说明这个现象。在那镀了金的几十年间，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艺术品商人（如杜维恩〔Joseph Duveen））说服亿万富翁，让他们以为只有搜集古代大艺术家的作品，才能确保他们的身份；成功的杂货商如果没有一艘大游艇便称不上体面；没有哪个矿业投机家没养几匹赛马以及拥有一幢（最好是英国的）华丽别墅和松鸡狩猎场；而他们浪费的食物，单是爱德华时代一个周末的分量和种类（乃至食物的消耗量）都令人难以想象。
　　可是，事实上如前所述，最大部分的私人收入多半是花费在富有人家的妻子、儿女以及其他亲戚所从事的非营利活动上。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是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因素（参看第八章）。伍尔芙（Virgiia Woolf）以为，为了这个目的，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房间”，亦即一年500镑；而韦布夫妻伟大的费边式联姻，是以她在结婚时获赠的一年1000镑为基础。许多良好的奋斗目标都从不支薪的协助和财政赞助中获益，这些目标从藉由对穷人的社会服务以达成和平和节制饮酒——这是中产阶级积极分子清理贫民窟的时代——到支持非商业性艺术。20世纪早期的艺术史，充满了这样的赞助。一位叔父和一连串贵妇的慷慨，成全了里尔克（Rilke）的诗歌，卢卡奇（nukacs）的哲学和格奥尔格（StefanGeorge）的诗歌，以及克劳斯的社会批评，也都是由其家族的企业所资助；家族企业也使托马斯·曼在他的文学生涯开始获利之前可以专心写作。引另一位私人收入的受益者福斯特的话：“红利进门，高尚的思想升起。”它们在别墅和公寓内外升起，这些地方的陈设，是采用“艺术及工艺”运动（art-and-crofts movement）的风格，这项运动是仿自中古工匠对那些付得起工资者所采用的办法。它们也在“有教养的”人家升起，对这些人家而言，只要口音和收入是对的，即使此前认为是不可敬的职业，也可以如德国人所云：请进家来。后清教徒时代中产阶级的另一奇怪发展，是到了19世纪末它已随时愿意让它的子女走上职业性舞台——这时舞台已取得所有公认的象征。比彻姆药品公司（Beecham's Pills）的继承人托玛斯·比彻姆爵士（Sir Thomas Beecham），选择把时间花在指挥德利乌斯（Delius，布拉德福特〔Bradford）羊毛贸易业人家的子弟，英国著名作曲家）和莫札特（Mozart，无此优异条件）的乐曲上。

6

　　可是，当愈来愈多的资产阶级成员在这个富裕的年代开始游手好闲，并迅速远离此前赋予他们身份、责任和奋发精力的清教徒伦理——强调工作、努力、节约致富、责任和道德热诚的价值观——这个富有征服性的资产阶级时代还繁荣得起来吗？如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已经看到的，恐惧（不，应该说是耻辱）、害怕和羞于在未来当寄生虫的想法困扰着他们。闲暇、文化、舒适都是很好的事。（这个“阅读《圣经》的一代”仍牢记上帝对金牛崇拜者的惩罚，对于以奢侈浪费公开炫耀财富之举，仍然抱相当的保留态度。）但是，这个把19世纪据为已有的阶级，不是正在从它的历史命运中退缩吗？它如何（如果办得到的话）能将它过去和现在的价值观念调和在一起？
　　这个问题在美国几乎尚未出现。在美国，虽然有些企业家为他们的公共关系发愁，但是这些生气勃勃的企业家，并未感觉到什么不确定的痛苦。只有在新英格兰那些献身于大学教育和专业服务的世家当中，如詹姆士家族（Jameses）和亚当斯家族（Adamses），才能找到对其社会感到十分不舒服的男女。关于美国的资本家，我们只能说：他们有的赚钱赚得太快，而且赚进的是天文数字，以至他们的教育强迫他们反对下面这项事实，即对人类、甚至对资产阶级而言，单是资本积累本身，并不是人生的充分目标。（卡内基说：“聚积财富是一种最坏的偶像崇拜，没有任何偶像比对金钱的崇拜更使人降格。如果我再继续因商业而忧虑不已，而且专心致志于在最短的时间里赚钱，必将使自己降格到万劫不复的地步。”）然而，绝大多数的美国商人不能与公认非凡的卡内基相提并论，卡氏捐了3．5亿美元给世界上各种杰出的奋斗目标和个人，同时却没有明显影响到他在斯基波堡（SkiboCastle）的生活方式。他们也不能和洛克斐勒相提并论，洛氏仿效卡内基慈善基金的新办法，在他于1937年逝世之前，其所捐出的款项已较卡内基更多。这种大规模的慈善事业，像搜集艺术品一样，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可使他们在日后公众的心目中留下慈善家的形象，以柔化他在其工人和商业竞争对手眼中的无情掠夺者形象。对于绝大多数的美国中产阶级来说，致富，或者至少相当富有，仍然是人生的一个充分目标，也是其阶级和文明的充分理由。
　　在进入经济转型时代的西方小国中，我们也觉察不出什么大资产阶级的信心危机。例如，易卜生曾写过一部著名的戏剧来叙述一群挪威地方市镇上的“社会栋梁”（1877年出版）。和俄国的资本家不一样，他们没有理由感觉到整个传统社会的分量和道德，由大公们到农夫，更别说受他们压榨的工人，都是正对着他们而来。与此正相反，在俄国这个国家的文学和生活中，我们看到令人惊奇的现象，如以其胜利为耻的那个商人（契诃夫所著《樱桃园》〔Cherry Orchard）中的洛巴克兴〔kopakhin〕），以及资助列宁共产党员的伟大纺织业巨子兼艺术赞助人莫洛佐夫（Savva Morozov）。不过，即使是在俄国，迅速的工业进步也为他们带来自信。矛盾的是，后来将1917年的二月革命转化为十月革命的，是俄国雇主在前20年间所得到的信念，即“在俄国除了资本主义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经济制度”，而且俄国的资本家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其工人就范。（如一位中庸的工业领袖在1917年8月3日所云：“我们必须坚持……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在当前这个时代，资产阶级的制度是不可避免的，而由于不可避免，便应该达到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那些统治国家的人，应该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思想和行动。”）
　　无疑，在欧洲已开发的部分，许多商人和成功的专业人员，仍然感到时机对他们有利，可以扬帆乘风破浪。不过，传统上支撑这些帆的两根桅杆，此刻已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两根桅杆，一是由业主所经营的公司，另一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当时，一位德国的经济史家确曾如释重负地谈到：受薪职员所经营的大企业和自主企业家在卡特尔中失去的独立，“距离社会主义还很远”。但是，单是从私人企业和社会主义可以如此相提并论一事，已经说明了这个时期的新经济结构，与众所公认的私人企业理想有多大的距离。至于资产阶级家庭的耗损（其妇女成员的解放是一大要因），如何能不损伤到这个对其仰赖甚巨的阶级的自我诠释（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三章第二节）？对这个中产阶级而言，“可敬”即等于“道德”，而道德又极端仰赖于其妇女的外在行为。
　　资产阶级长久以来的特殊意识形态和忠诚，在这段期间所发生的危机，除了对某些自命虔诚的天主教群体以外，至少在欧洲，又使这个问题更为严重，而且还毁坏了19世纪资产阶级的强固轮廓。因为资产阶级向来不仅信仰个人主义、自我尊重和财产，也信仰进步、改革和温和的自由主义。在19世纪上层社会永恒的政治战斗（“运动”或“进步”派与“秩序派”之间的战斗）中，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无疑是站在“运动”的一方，不过他们对秩序也非完全无动于衷。但是，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进步、改革和自由主义此刻都出现了危机。当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毋庸置疑，而至少在大萧条的怀疑与犹豫心态之后，经济的进步似乎还是可以断言的，虽然它引起了通常由危险颠覆分子所领导的有组织劳工运动。如前所见，就民主政治而言，政治进步是一个充满问题的概念。至于文化和道德领域的情形，则似乎愈来愈使人感到迷惑。什么样的时代能塑造出尼采和巴雷斯？他们在20世纪成为年轻一辈的精神领袖，而这些年轻人的父辈当年在思想上却是受到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和勒南（Ernest Renan，1820—1882）的指引。
　　随着德国资产阶级世界的得势和成功，这种情势的知识面显得更令人迷惑。在德国，中产阶级的文化向来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简单明白不太亲近；然而，这个运动却深植于法英两国的自由主义当中。德国在科学和学术上，在工艺和经济发展上，在礼貌、文化和艺术上，以及同样重要的在国势上，无疑都是一个巨人。或许，就各方面来说，它是19世纪最可观的国家成功故事。它的历史显示了进步。但是，它真的信奉自由主义吗？就算它信奉自由主义，19世纪末德国人所谓的自由主义，对于19世纪中叶为大家所接受的各种真理而言，指的又是什么？德国大学甚至拒绝传授在其他地方已普遍接受的那种经济学（参看第十一章）。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是来自完美的自由主义背景，毕生自视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而事实上就德国的标准而言，也是一个十足的左翼自由主义者。可是，他也激烈地信仰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并且至少一度十分倾心右翼民族主义，以至加入了泛日耳曼联盟。或者还可以看一看托马斯·曼两兄弟的文学内战。海因里希·曼（Heinrich，德国以外的人之所以知道他，或许〔而且不公平的〕是因为他的作品曾被改编成玛莲娜·狄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所主演的电影《蓝色天使》〔Blue Angel））是一位古典理性主义者和亲法的左翼分子。托马斯·曼却激烈地批评西方“文明”和自由主义，并拿它们（以熟悉的条顿民族方式）与德国的“文化”对比。可是，托马斯·曼的整个事业，尤其他对希特勒兴起和胜利的反应，说明了他的根源和内心是属于19世纪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两兄弟中，哪一个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的立场又是什么？
　　再者，如前所述，当各自由政党的优势在大萧条期间纷纷崩溃之际，资产阶级政治也变得更为复杂、分化。在英国，从前的自由主义者转趋保守；在德国，自由主义分化式微；在比利时和奥地利，它的支持者转向左派和右派。所谓“自由主义者”究竟是代表什么？或者，甚至在这些情形下的“自由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意思？一个人究竟必须是思想上或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吗？毕竟，20世纪时，在大多数国家中，典型的企业和专业阶级成员，往往公然站在政治中心的右方，而且，在他们的下面，还有人数日增的新兴中层和下层中产阶级。这些人对公然反对自由主义的右翼，具有打从心底的亲近感。
　　旧有的集体认同的腐蚀情形，又因两个愈来愈迫切的问题而显得更为明显。这两个问题是：民族主义一帝国主义（参看第三章和第六章）和战争。在此之前，自由资产阶级并不热衷于帝国征服，虽然（矛盾的）其知识分子应该对治理印度这个最大的帝国主义财产的方法负责（参看《革命的年代》第八章第四节）。资产阶级虽然可以让帝国的扩张和自由主义取得协调，但是往往无法使它们融洽一致。征服最激烈的鼓吹者通常更为右倾。另一方面，信奉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在原则上既不反对民族主义也不反对战争。然而，他们向来只不过把“国家”（包括他们自己的国家在内）视为演化的一个临时阶段，这个演化将朝向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社会和文明。他们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显然无生活能力之弱小民族的独立要求，抱有怀疑态度。至于战争，虽然有时是必要的，但是应该予以避免，战争只能在信奉军国主义的贵族和不文明的人群中引起热切的情绪。俾斯麦那句切合实际的名言，即德国的问题只能以“铁和血”来解决，其用意便在于恐吓19世纪中叶信仰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众。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它也果然达到这个目的。
　　显然，在这个帝国纷建、民族国家主义扩张和战争日渐迫近的时代，这些情操已经不再切合世界的政治实况。一个人如果曾在20世纪重述那些在19世纪60年代、乃至19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普遍经验的常识，那么到了1910年时，他会发现上述常识已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肖伯纳〔Bernard Shaw〕的戏剧，在1900年后便因这样的冲突而得到一些喜剧效果）。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预期：现实取向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多半会对其自身的立场动摇采取迂回曲折、避重就轻的解释，要不便是保持缄默。事实上，这正是英国自由党政府首脑所采用的办法，他们一面答应让英国参战，一面又假装不答应。但是我们看到的还不止于此。
　　当资产阶级的欧洲在愈来愈舒适的物质生活中走向其异常的灾祸时，我们观察到一个资产阶级的奇异现象，或者至少是在其大部分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奇异现象。他们心甘情愿地、甚至热切地跃进地狱。我们都知道那些像坠人情网般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欢呼的年轻男子。（1914年前，未来年轻女子的那种好斗性，还不容易看出来。）一位平常极其理性的费边社会主义者和剑桥使徒——诗人布鲁克（Rupert Brooke）——写道：“感谢上帝让我们生活在这一刻。”意大利未来派作家马里内蒂（Marinetti）写道：“只有战争知道如何使智力回春、加速和敏锐，使神经更愉快、更活泼，使我们从每日背负的重压下解放，使生命添加滋味，使白痴具有才能。”一位法国学生写道：“在军营的生活和炮火之下，我们将经验到我们内在法国力量的最大迸发。”但是，很多较年长的知识分子——他们之中有的命长到懂得懊悔的时候，也将以欣喜和骄傲的宣言迎接战争。在1914年之前的许多年，已有人观察到欧洲人弃绝和平、理性和进步的理想，而追求狂暴、本能和激烈的发展。有一部研究那个时期英国历史的重要著作，便把其书名定为《自由主义英国的离奇死亡》。
　　我们可以将这个书名延伸到整个西欧。在他们新近收获的物质享受中，欧洲中产阶级却感到浑身不自在（虽然当时新世界的商人还没有这样）。他们已丧失了他们的历史使命。那些无条件衷心赞颂理性、科学、教育、启蒙运动、自由、民主和人类进步——这些资产阶级一度骄傲显示的事物——的歌曲，如今只能出自那些其思想结构属于过去那个时代、而又跟不上新潮流的人。在其1908年发表的《进步幻象》（The lllusions of Progress）一书中，才华横溢而又富反叛性的思想怪杰索雷尔，就针对工人阶级而非资产阶级作出此警告。知识分子、年轻人和资产阶级政客，在瞻前顾后之余，仍无法相信这一切都是或将是为了最好的未来。然而，欧洲上等和中等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却保持了对未来进步坚定不移的信念，因为这个信念是以他们最近处境的惊人改进为基础。这一部分包括妇女，尤其是1860年后出生的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