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六章

　　1906年5—6月间，安东尼奥·葛兰西即将念完中学三年级（当时他十五岁），一场“人为的风暴”袭击了撤丁岛。在那些日子里，撒丁岛简直是一片混乱，各种因素掺杂在一起：工人联盟进行着有组织的斗争；在农民群众中爆发了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因为他们还没有组织起来，所以也没有固定的斗争目标，只能是火烧奶酪厂或者税务所；城市里各派系之间也暴法了保卫政权和颠覆政权的勾心斗角的争斗；暴徒混进抗议队伍，不可避免地引起抢劫商店和用石头砸烂无辜商店的橱窗的亊件；因采用机器使个别行业的工人蒙受损失，引起强烈不满。例如卡利亚里郊区的夸图、塞拉朱斯和蒙塞拉托的车夫，由于电车实行低价运货，迫使他们降低运费，在动乱的日子里，他们很快就放火烧了电车车站和车厢。归根结底，这是受饥挨饿的群众的愤怒。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颗星星之火，即使是由那些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毫不相干的党派点燃的（象卡利亚里事件那样)，其目的只是为了打垮另一些党派，很自然也会引起燎原大火。动乱是从卡利亚里开始的，很快蔓延到矿区和农村。
　　苏奇斯一伊格莱西恩泰矿区在经济上继续遭受掠夺的痛苦。生产在增长，工资水平却在下降。1905年，开采出来的矿产品价值为二千二百八十八万五千里拉，第二年产值上升到二千五百六十万九千里拉，相反，同一时期，工资却减少了：矿工每天的工资从二点五四里拉降为二点三里拉；泥水匠的工资从每天三点一二里拉降到三里拉；司机的工资从每天三点三九里拉降到三里拉。矿业公司以明显的种族主义的论调反对矿工们提高工资的合理要求。因为他们的日工资比托斯卡纳地区①矿工的日工资大约低一里拉。本世纪初，议会调査委员会曾对撒丁矿区的工作条件作过调查。在该委员会的报告中，有蒙泰波尼公司的专务理事埃米尼奥·费拉里斯工程师的观点。他说：“在撒丁，手工劳动收益的平均数要比大陆上低得多。”他断定说：“这只能归咎于消极怠工、气候条件，以及缺乏主动精神与能力。”他最后说：“当然，特殊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平均数低，而且仅仅等于大陆上劳动效率的百分之六十左右。”这种类似殖民地的“白人”的鬼话（说养活一个奴隶的费用是很高的，以此为低工资辩解)，后来都遭到了撒丁岛的学者乔万尼·洛里加教授的驳斥。这位教授分析了1904—1907年四年的数据，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撒丁岛一个矿工（铁矿和固体燃料矿除外）生产的价值平均为一千六百六十五点零八里拉，比意大利其他同类矿区每个工人平均生产的价值多二百八十一点八里拉。从这里很容易看出，老板们提出的关于低工资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更坏的是，这种人“白人”的思想情绪除了在决定给矿工报酬时有所反映外，而且凡是矿工要求更人道的劳动纪律时，其抵触情绪都很大。塞达斯一奠迪齐斯公司的一伙工人，由于要求公司比较正常地付工资（不是每两个月或者四个月付一次），要求每月有两天带工资的休息日，并把工作时间减少到十小时，以及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有一个小时的吃饭与休息时间等而被解雇了。这样的要求接二连三地遭到了拒绝。老板的立场是顽固的，甚至在提出就最低的要求举行谈判时也是这样。费拉里斯工程师反对节日休假问题所提的理由，是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他对议会调查委员会说：“多年来已经实行星期日休息的地方，很少有工人能积蓄点东西，而那些工作不间断、又远离城镇的矿区工人却常常有积蓄，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花钱，在这些矿区每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的事情确实是多余的，因为离居民区太远，工人们不知道如何利用休息时间，许多人用痛饮来消磨闲暇，这将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① 托斯卡纳地区在亚平宁半岛中部。——译者

　　关于很少按时付工资问题，公司所以长期坚持这种专横的做法是因为有通过商店扣除工人工资的政策：矿工们没有现钱时，只得去求这些商店，用证券赊购最基本的消费品。搜刮工人工资的办法在各个矿区是不同的。一种办法是全部或部分工资用商品支付，而商品的价格往往要比矿区外面商店里的都要高；另一种形式是当商店由矿老板经营时，工资用现金支付给工人们，工人必须在这些商店里买东西，或者商店由老板信得过的人替公司经营，公司从中分得部分盈利；最后，也是最坏的办法，生意由职员或者工头亲自经营，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滥用职权，开除那些不去他们商店的工人。不管哪种办法，经营的原则都是从批发商那里以极优惠的价格买来劣等商品，而以高价出售。甚至邮票也是这样：在别处价格是零点一五里拉，而在矿区商店里提高到零点一七里拉。葡萄酒每公升从零点三至零点三五里拉提高到零点四里拉；橄榄油每公升从一里拉提高到一点六里拉；奶酪每公斤从一点二五里拉提高到二里拉；面食从零点五里拉提高到零点六里拉，所有其他商品都如此按比例提价，这种对矿上人力物力循环剥削的结果，使撒丁岛一贫如洗。加工工业并没有同采矿业一起发展起来，也没有为发展附属的机械工业创造条件、通过商店扣除工人的可怜工资的办法，使得由矿业公司恢复起来的殖民制度更完善了。给撒丁岛留下来的只是一些肺结核病患者，以及工伤事故中的幸存者或残废者。如果他们还没有吐血，也必然未老先哀。仅在1905年一年中，因工受伤者就达二千二百一十九人。
　　在同一时期，农业劳动者的情况也不比他们好。小土地所有者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难以忍受的、无情的税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歩，没收财产的事也经常发生。据阿尔贝托·博斯科洛披露，卡利亚里省1904—1905年间，由于欠税而被没收财产者在意大利全国占首位。家畜饲养者们被迫依附于奶酪厂老板，因为他们需要用现金去租牧场，只得从奶酪厂老板那里预支售奶费，而奶酪厂老板提出的价格和条件自然都是苛刻的。实际上家畜饲养者们也发现，他们的劳动无非是为了奶酪厂的繁荣而已。农业不景气在农业工人身上反应最明显。由于在劳动日，工资以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方面都同时发生了危机，他们受雇佣的机会减少(每年有二百个劳动日就是好年景)，工资微薄，简直难以度日。以1905年和1906年的一些数据为例，除农忙季节日工资较高外，每个农民每天的工资一般在零点七五里拉至一点二五里拉之间。拿工资与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相比，便意味着用每天最高的一点二五里拉的工资最多可以买一公斤面包(零点三里拉）和一公斤土豆（零点一五里拉）再加一公斤面食（零点五里拉）和十分之三公升的橄榄油（零点三里拉)，此外再也不能买别的东西了。农民是变化无常的季节性奴隶，营养不良和那个时期席卷全岛的疾病（肺结核、疟疾、沙眼）大伤了他们的元气。农民一般都是文盲，可以说，他们是“赤脚者”。在乔利蒂统治的意大利的赤脚者中，他们处在最低层。
　　最后，城市平民也受到物价普遍上涨的危害。1906年2—5月间，首先在卡利亚亚出现了达到暴动边缘的迹象。许多部门的工人都建立了联盟，这就使斗争比较有组织，而且斗争目标也比较明确。最先建立联盟的是强大的码工人，有三百名会员，装卸工要求把工作时间从十五小时减少到九小时，并要求将每天工资从三点五里拉增加到五里拉。这个要求遭到资方拒绝后，于1906年2月24日宣布罢工。接着是店员的斗争，他们要求每个星期有一天休息，结果是所有商店在1906年5月6日全部停业，而且从此以后凡是假节日再也不开门营业。次日，即5月7日，面包工人也采取了行动，他们提出的将工时从十五小时减少到十二小时的要求很快被接受了，但是其他要求却未得到满足，于是一部分工人不顾大局准备复工，另一部分工人便捣毁面包炉子。应该指出，大多数居民尽管不赞成毫无益处的暴力行为，他们却对示威者表示声援，很多人参加示威者的集会。当然，这种情况还与当时的一家报纸的煽动有关：《国家报》出于自身的利益，不停地以固执而狡猾的方式煽动不满，骨子是反对当时的市长奥托内·巴卡雷达一派的头目——青年律师翁贝尔托·卡奥。
　　只能说当时的斗争粗具两党斗争的政治色彩，否则那就错了。翁贝尔托·卡奥是个才华横溢、能言善辩、善于体察民情的青年。许多人倾向于把他看作是机会主义者：他原来是保皇党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保守主义者、有分裂主义思想的自治主义者；后来，风向变了，他善于看风驶舵，随即加入了鼓吹狂热的国家民族主义的队伍。葛兰西对他并不很尊重。韦利奥·斯帕诺谈了下面一件事：“有一次，一个同学（象我一样的青年人）在他在场时提起议员卡奥曾用勇敢的言语回敬了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后在议会的首次讲话(也就是后者在‘灰色寂静的大厅里发表的那次‘战斗队露营’的著名讲话）。这是夜里，我们走在罗马城里的九月二十日大街。葛兰西严肃地改变了话题，他通过两件事向我们叙述了议员卡奥的为人。他首先向我们介绍了1906年卡利亚里革命的情况，指出农村劳动者、城市劳动各以及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斯帕诺接着说：“从他的谈话中，我们看到了混在群众浪潮中的卡奥这位律师兼哲学家的形象。群众进行焚烧和抢砸，而他却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和大学生的那种严肃的冷淡态度。葛兰西接着又开始分析卡奥的小册子《撒丁的自治》。很多人，特别是象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读了这本小册子就产生了‘撒丁主义’。葛兰西在讲述历史和进行思想批判时，虽然没有一句直接评论卡奥的话，他却向我们描绘了这位撒丁主义者议员的形象：一个相信自己是世界中心的知识分子，他试图使自己载入史册并利用历史，其结果必然被留在历史与生活之外。”斯帕诺还记得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结束语：“他这个人除了相信本人之外，其他什么东西都不相信。”他指出：“一年后，卡奥加入了法西斯组织。”但是，1906年由翁贝尔托·卡奥发起的报刊宣传运动所引用的数据都是经得起检验的，这是事实。不过，他只是把劳动者阶级无法忍受的物价飞涨完全归咎于市长巴卡雷达，这是他利用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因此，这是两方面的斗争：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一派利用这种压力来反对另一派。
　　1906年5月12日，一个烟厂女工代表团要会见市长，五名女工来到市政府，向市长诉说工人们因物价上涨而遇到的困难。市长回答说：“如果火鱼涨到两里拉一公斤，我就向珍贵的火鱼脱帽致敬，我去买鱼干。”正是在第二天早晨一次群众集会上人们听到关于鱼干的谈话后，情绪才激动起来，组成队伍向市政府走去。但这一天也只是到此为止，因为市政府答应采取适当措施来控制物价，游行队伍也就解散了。然而次日早晨，由于小贩和税收承包者之间的争吵，市场停业，群众奔向烟厂。工人们走出工厂，走向其他工业企业、铁路部门、煤气罐厂，参加游行的人数越来越多，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举着红旗的烟厂女工，旗杆上象征地插着一个大面包。游行队伍愤怒地通过了卡利亚里市中心。位于斯卡法区的税务局和第四烟盐专卖店遭到袭击和焚烧，后来，大家又涌向火车站一带，那里有士兵布防。人们向士兵吹口哨，并且发生了冲突，石块象倾盆大雨般地扔去。士兵们开了枪，二十二个示威者受伤，两人死亡，除一名店员外，其他都是工人和渔民。然而，纵火和破坏事件并未绝迹。卡利亚里看来被起义风暴所震撼。后来，5月16—18日，五千名步兵、海军和宪兵登陆，整个城市如临大敌。
　　但是，星星之火已经点燃，暴动的火焰已向农村和矿区蔓延。愤怒的群众抢劫商店和纵火焚烧奶酪厂的事件接连发生。士兵们开枪镇压。《前进报》5月24 日写道：“为什么政府发表的官方公报总是说保安部队受到了袭击，而死者却总是参加示成游行的人？”在戈内萨死了二人；在维拉萨托死了二人，还有十二人受伤；在博诺瓦死了一人；在内比达死了一人。然而，流血牺牲并没有吓倒大家。相反，更激起了人们的愤怒。伊蒂里和泰拉诺瓦（现今的奥尔比亚）的奶酪厂被毁坏了。群众袭击了马科梅尔的奶酪厂和税务局、暴动者们在阿巴桑塔袭击了税务局。“人为的风暴”越来越厉害地采用暴力。米兰《世纪报》特派记者路易吉·卢卡泰利为6月1日的报纸撰写的稿中写道：“群众野蛮过火的行为，与他们所受到的不合理的对待是完全一致的。”到7月初，风暴刚刚平息，镇压就开始了。
　　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卡利亚里的律师，社会党领导人埃菲西奥·奥拉诺)几百人被关进监狱。在矿区，报复性的解雇层出不穷。但是，公众舆论还是站在遭到报复的受害者一边。被派往撒丁审判大批案件的几十名法官和书记员纷纷坐船而来。在卡利亚里应受审判的暴动者有一百七十人，需要借用一个不再开放的教堂，即圣雷斯蒂杜塔教堂，以便能容纳法官、证人和被告。法庭辩论从1907年5月6日开始，一直延续到6月12日，报纸都用大量篇幅突出报道了辩护人阐述的理由。当时葛兰西十六岁半，正在桑图卢苏朱上中学四年级。
　　在这次镇压浪潮之后，撒丁人的地方民族主义又有新的发展。南北分裂的情况在那些年代正在恶化。工业税收保护制度使南方和岛屿的经济遭到破坏，而从高税收中得到好处的北方工厂却不断扩张，而且其他新厂也蓬勃兴起。随着本世纪初对国库有益的 “经济繁荣”，似乎永久地加深了某种相反的分裂主义，即把意大利国家同撒丁岛分开。《世纪报》报道动乱的特派记者路易吉·卢卡泰利于1906年5月29日这样写道：“至于法律，法律中令人讨厌的东两，首先是税收，在这里是齐备的，这不必怀疑……可是，却没有权利。撒丁岛的火车票价格与意大利其他地方是一样的，也许是比较贵的，但是在这里坐火车旅行速度之慢和不舒适达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这里的公民象罗马、米兰或者都灵的公民一样纳税，但是只要发现某个官员为人粗野或不诚实，政府便把他派给撒丁人，以便他既带着不可否认的缺点或罪责，又怀着受惩罚的怨恨去行使公职。”
　　这样，在大家的眼里，国家只不过是个敌对的实体，是个只会产生镇压罢工的军团、税收人员、省督以及同矿上买办者一起吃喝玩乐的警官的异常怪物，“撒丁主义”已成为那个时代的情感，安东尼奥·葛兰西也有同感。他在后来这么写道：“我当时想，应该为(撒丁）区的民族独立而斗争。‘从大陆上来的人滚回去！’这句口号我不知重复了多少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