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四章

　　1904年9月，在撒丁岛西南海岸的重要矿业中心，军队向罢工工人开了枪，打死三人。大约在十五年前开始的这场长时间的危机，第一次出现了暴力的结局。这时安东尼奥·葛兰西已经十三岁，小学毕业后已过了一年。他正在吉拉扎村地产登记所“缓慢地搬运着登记簿”。
　　当然，要说1887年以前撒丁的经济都是繁荣的，这太夸大其词了。不过，尽管从整休说来，撒丁岛的经济是落后的，但它向法国市场输送了大量的撒丁农产品，诸如葡萄酒、橄榄油、畜牧产品，这使得该岛不至于完全拜倒在他人的脚下。后来发生了银行界的大悲剧：1886年卡利亚里储蓄银行倒闭了，1887年撒丁工农业信贷银行破了产，接着撒丁农业银行关闭。第一个后果是出现高利贷，伴随而来的是无数小生产者的破产。因为那时在撒丁岛，仅拥有象鞋带或手帕那样小块土地的小生产者多如牛毛。但是，将撒丁农业置于死地的要算1889年单方面废除同法国签订的贸易条约了。这是意大利政府为保护北方工业大资产阶级而采取重关税的结果，在丧失了自己的传统市场后，再加上竞争的原因，正象那几年葡萄虫穿染病一样，撒丁的农业陷入了危机的深渊，在撒丁岛首先缺乏工业，因此未能减轻农业崩溃的后果，吸收农村中多余的劳力。由此产生了四种结果：人们涌向苏奇斯—伊格莱两恩泰矿区，可是那里也没由足够的工作；移民大量增加；失业和半失业的指数达到令人不安的程度；强盗活动更加猖厥。
　　产品出口受阻所产生的第五个结果，是牛奶价格下跌。由于大家认为在撒丁开设新奶酪厂有利可图，因此那不勒斯、罗马、托斯坎纳等地的许多从事奶酪生产的工业家来到撒丁岛：至少在开始阶段，由于它们之间的竞争，牛奶的价格有所回升。这样一来，撒丁人觉得放牧业现在是传统行业中收入最好的，于是葡萄园和种小麦的土地都变成了牧场。由于将过多的耕地用作牧场，蔬菜、橄榄油、面食和许多其他基本食品供应的数量减少，于是价格相应提高。这并没有给小土地所有者带来好处，因为他们通常收获的谷物仅仅够应付家庭所需。与此同时，也损害了城市平民和矿工。后来，家畜饲养者们也每况愈下，开始螺旋形衰退。随着奶酪厂老板们不断组织起来，成立联合公司，开辟新的市场，牧民们的合同权完全丧失了。到这时，奶酪厂老板已控制了牛奶的价格，并且以国际市场的高价在撒丁出售奶酪。这段时间，在贫困阶层中间流行着这样一种十分形象的说法:“吃奶酪的人需要有副金牙齿。”
　　主宰撒丁岛经济的除奶酪厂主以外，还有矿业资源的买办(通常是外国人），以及那些甚至以高利贷发财的大地主。
　　卡米洛·贝利埃尼写道：“反对封建地主的骑士们曾经跟随过安乔伊，鼓动过人民起义，但当他们打倒封建制度并成为原来属于西班牙贵族的土地的主人之后，就实行了比西班牙贵族所实行的更残酷的税收制度，他们对普通人的奴役比过去更加严重，因为他们实行现场监督，而西班牙人统治时期主人并不在现场，他们比监工们凶狠，他们的压迫是如此地令人窒息，以致除了采取强盗式暴力行为之外，別无其他办法进行反抗。”
　　犯罪活动重新成了撒丁岛最严重的灾难之一，陶里亚蒂曾说，葛兰西在都灵的头几年，曾鼓励同志们去认真考虑“撒丁岛同意大利大陆、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的结构，以及这些贸易关系的变化同表面上与此无关的治安之间事实上可能存在的关系，例如犯罪情况的发展，土匪活动的频繁，贫困的普遍化等等”。实际上这种联系是存在的。1896年弗朗切斯科·帕伊斯·塞拉用统计数字证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在1880至1887年间，即同法国贸易开放的年代，犯罪事件不断减少（凶杀案从1880年的二百二十五起降到1887年的一百四十八起，绑架案从一百八十四起降到九十二起)，而关闭马赛市场后则逐渐增加（单方面废除同法国的贸易条约以后的第五年，即1894年，凶杀案又上升到二百一十一起，绑架案上升到二百二十二起）。安东尼奥·葛兰西后来在1919年概述农民的情况时，用颇能深刻反映这些年撒丁现实情况的语言描写道：“阶级斗争同土匪活动、敲诈勒索、纵火毁林、放跑家畜、拐骗小孩和妇女、袭击市政府交织在一起。这是恐怖主义的一种低级形式，不会产生稳定的和有效的影响。”
　　但是，只是少数人能够看清无政府主义发作和强盗式个人反抗行动的局限性及其注定的徒劳无益。相反，对于逍遥法外的逃犯却产生了一系列的传奇故事，到处流传着一个勇敢的“复仇者” 的神话。实际上，牧民和农民历来都乐意支持逃犯，向他们提供食物和藏身处所，而诗人与作家也在精神上给他们以声援。1894年，萨萨里的《岛报》刊登了一篇塞巴斯蒂亚诺·萨塔采访落草为盗的德罗萨斯、德洛古和安朱斯的报道。这位巴巴贾的诗人是这样描述德罗萨斯的形象的：“他具有某种高傲矜夸的气质，对他‘家庭’的一切比较温柔，对朋友比较诚心。他为自己不是刺客而感到无比自豪。他有以自己的可怕行动完成伸张正义的使命的思想，或者说近乎幻想。这一切使他成为一个比普通土匪更高一等的人物。”他是“漂亮的、残忍的、勇敢的”强盗之一。不仅萨塔歌颂他们。 1897年，评论家和作家恩里科·科斯塔撰写出版了《乔万尼·托卢——撒丁岛一个强盗的自述》。格拉齐娅·黛莱达①的最初几篇短篇小说中，已处在某种程度上包含有后来在《玛丽安娜·西尔卡》中的西莫内·索莱的形象。这是—种具有幽默感的精彩故事的不断循环：下层阶级把这种精彩传说传给部分知识分子，经过他们的加工丰富，使之更加具有吸引力，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这样，撒丁岛的老一代“民族”英雄埃莱奥诺拉·迪·阿博雷亚②、列奥纳多·阿拉贡以及乔万尼·玛丽娅·安乔伊逐渐逊色，在人们想象中被另一种野蛮的神话所替代。如果说在吉拉扎村小学彼特罗·索特朱老师还不合时宜地让自己的学生（包括葛兰西）唱“惊奇的人们看到你击败高傲的阿拉戈娜，重新唤起被遗忘的、具有罗马人和希腊人价值的奇迹”，那么孩子们在感情上很少领会此类功绩的真正含义。安东尼奥·葛兰西写道：“我记得，我们很难象为什么人们为祖里侯爵的英雄主义感到‘惊奇’。我们更喜欢乔万尼·托卢，还有德罗萨斯，我们感到他们甚至比伟大的埃莱奥诺拉具有更多的撒丁人的特点。”
　　当然，撒丁缺乏能够引导暴动并给它指出明确目标的政治组织，强盗们的无政府主义的发泄是糊涂的、野蛮的和徙劳无益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唯一可行的。政党虽然存在，那不过是些思想上模糊、充满裙带关系、有权势的施舍主的党。共济会尽管能使人精神振奋，实际上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玩弄权术的假面具而已。激进主义一时可能使民众头脑发热。费利切·卡瓦洛蒂于1891年1—2月份第一次、1896年11月第二次来撒丁，反对抛弃该岛，反对克利斯皮在非洲冒险中浪费金钱。那时他的讲话曾受到广场上听众的热烈欢迎，但是他走了以后，一切仍象原来一样。从另一方面来说，社会主义（1896年全岛仅有一百二十八名党员）刚迈出艰难的几步，而且除了苏奇斯一伊格莱西恩泰矿区之外，最初由于没有和当地情况相结合而变得空洞无物。卡米洛·贝利埃尼写道:“在坦皮奥，社会主义首先意味着为争取自由思想的胜利而斗争，以及绝对禁止它的拥护者给自己的后代洗礼。”在其他地方，包括卡利亚里，也只是在每年2月17日乔尔达诺·布鲁诺的火刑纪念日，当人们排着队去向他的纪念碑献花时，才显得有些庄严，并显出1848年时的那种热烈精神。“红太阳”刚刚升起，新思想的传播者只是那些偶然来到撒丁的人物。

　　① 黛莱达（1871—1936），意大利女小说家，曾“以明晰的造型手法描绘海岛故乡的生活”而获1926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译者
　　② 埃莱奥诺拉(？一1404)，撒丁著名女法官。——译者

　　吉拉扎村的情况也是这样。象撒丁岛其他所有的农村一样，吉拉扎是个岛中之岛（由于村庄与村庄之间相距很远，道路少而且不易行走，这些路大都是草丛中的小径，交通工具是马，而且马匹也不足，再加上一家一户的家庭式个体经济，因此城乡之间商品交流很少），在1870年之前，长期处于远离现代世界的状况。它仅同邻近的村庄有联系，很少有外乡人来这里定居。安朱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编写的词典中这么写道：“公墓里只埋葬着死在狱中的个别外乡人。”仅在后来铁路建成后（此铁路现在穿过与吉拉扎村相连接的阿巴桑塔），这个村子才开始摆脱与世隔绝的状况。1899年来了地产丈量队，吉拉扎村才真正记入现代史册。政府派出一大批技术员和职员，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去往撒丁的农村，以便修改旧地产图。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北方人。新思想如同春风一样，随着地产丈量队刮进了吉拉扎村。不同的生活习惯、更现代的理想，改变了该村死水一潭的局面。被招到地产登记所干同样工作的吉拉扎村的青年，终于有了效仿的榜样，看到了过去没有看到的报纸和书籍。葛兰西的大哥杰纳罗发现了《前进报》，并对这家揭露性报纸发生了兴趣。他还曾听到关于1898年在米兰发生的大屠杀情况：巴瓦—贝卡里斯的宪兵枪杀了上百名赤手空拳的劳动者。他还听到翁贝托国王亲自把高级十字勋章授给这个刽子手将军。他怀着孩子般的好奇心听到这类谈话。那是1900年，当时他才十六岁，他开始接触到了新思想。
　　但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真正阵地是苏奇斯——伊格莱西恩泰矿区。朱塞佩·卡瓦莱拉是个出身贫寒的北方人。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他在二十岁多一点时从皮埃蒙特迁来卡利亚里。一年后，即1896年，他大学医科毕业，并在那里向矿工们宣传社会主义。
　　这些矿工是什么人呢？他们如何生活？农村的严重危机迫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和牧民到唯一的工业部门找工作，当时在撒丁岛唯一能够吸收部分农业失业劳动力的工业部门是采矿业。其劳动条件同罗马时代的金属矿里的奴隶或者那些使比萨城昌盛的‘坟墓公司’无多大区别。只不过换了主人而已，现在是资本家，主要是法国、比利时等外国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奴役和剥削并没有改变。被招到矿上的撒丁农民和牧民，被看成“可以任人主宰的人”，他们身上的伤痕说明了实施利润法则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痛苦。“在我所解剖过的许多尸体里，我发现矿工们的肺完全被煤染黑了，支气管电充满了油灯的烟炱。”这是一位医生在本世纪初说的话，当时议会调查委员会来撒丁岛曾向他作了调查。另一位医生说：“矿工们吐出的痰是黑的。”调查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写道：“在塞达斯—莫迪齐斯矿的洗矿场，工人们每天连续工作十一个小时，即从早上六点钟工作到下午五点钟，他们被迫边工作边吃带有矿石灰的黑色小块面包，那些由矿业公司支付工资的矿区医生，有资方合作，不承认有许多职业病。议会调査委员会不得不自己收集证据，诸如：“我生病时，医生说我是喝醉了，让我服用奎宁剂，他以为我会拒绝服这种药就可以解雇我。相反，我心甘情愿地喝了它，因为我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疾病使我变了样，我的脑袋瓜都要爆炸了。”
　　这样，在新旧两个世纪交接的年代里，约一万五千名奔向矿区的农民和牧民，就是在这样一种非人道的条件下生活：工作时间惊人地长，劳动强度大，没有星期天，也没有休假的权利；病假扣工资，发工资的数量和时间（每两个月或四个月发一次）由矿业公司任意规定；他们的部分工资被公司直接经营的或者由公司及其信得过的人联合开设的食品店扣除：他们住在大工棚或者象牛棚一样的茅屋里。他们不得不隐瞒自己的肺结核病，以免被解雇。朱塞佩·卡瓦莱拉就在这些人中间开展组织工作。
　　组织工作是困难的，因为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老格言：“国家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指挥机关”，在这个时期完全不是宗派主义的比喻。另一方面，苏奇斯—伊格莱西恩泰矿的矿工们，实际上是刚到工业部门的农村半无产阶级，因此他们具有当时农民的一切典型特点：个体性，即使需要共同防御时也不愿意联合起来，对坏事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因为他们担心结局更坏(例如失去工作）。这种逆来顺受的心理可以转化为暴力行动，但不可能进行耐心而有纪律的斗争。
　　卡瓦莱拉很快就看到第一方面的艰巨性。1898年米兰大屠杀后，他把在卡洛堡为死者家族募集的一点钱寄给主持募扪活动的《前进报》。为此，他被指控犯了非法募捐罪，并被判处六天监禁(上诉后获卡利亚里法庭赦免）。1897年9月，他在卡洛堡建立了从布杰鲁运矿石的汽艇运输工人联盟（米兰大屠杀后，该联盟于1898年6月被当局解散，后来又重建）。1900年8月，他同其他十八个同志一起被捕。请看下面一大堆稀奇古怪的罪名：组织联盟被定为实足的结伙犯罪；盟员交会费被说成是欺骗和非法占有钱财；劝人入会和捐款被指控为勒索。此外，无疑还指控他们都煽动阶级仇恨。从1901年7月17日至8月3日进行了审判。难以置信的捏造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卡瓦莱拉还是被判处七个月徒刑，其中又赦免了六个月（为了等待审判，他在狱中已度过了十一个月）。他没有投降。省督府、警察和军队已变成阶级工具，这已是毫无疑问了；司法机关几乎完全代表整个有产阶级，并保护有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这也是符合逻辑的。然而，这并没有使他失去勇气。出狱前他已经二十七岁了，仍具有那种对事业坚信不移的人的永不会衰退的冲劲。他的同乡乔利蒂①（两人都是徳罗内罗人）后来称他为 “刺儿头”。恰好相反，他是个温和的小伙子，在区分愿望与可能时，头脑一直是清醒的，能识别在什么情况下为争取至少可能的成果必须付出代价，而不能在毫无取得积极成果的希望时却硬要劳动者作出牺牲。1903年，他在布杰鲁建立了第一个矿工联盟（后来由阿奇比亚德·巴泰利领导）。在他的倡议下，在短期内其他联盟也纷纷建立起来，他创办了期刊。起初，他让埃菲西奥·奥拉诺担任领导，后来又让一位年轻的法律系大学生亚戈·西奥托来领导。1904年，他担任（撒丁）区矿丁联合会的领导，总部设在伊格莱西亚斯。同年9月4日发生了布杰鲁大屠杀。
　　工人们反对实行不能接受的新作息制度的罢工已经持续了五天。但是，他们对即将来临的风暴却毫无准备。从第一天下午起，卡瓦莱拉和巴泰利就同法国的“马尔费达诺”公司的经理、加入希腊籍的土耳其工程师阿基莱·乔贾德斯及其助手瑞士人施泰纳谈判解决冲突的条件。当谈判正在进行时，部队开到了布杰鲁。从迪·鲁迪尼年代和佩洛乌克斯②年代以来，这样的情况在意大利是习以为常的。士兵们集中在矿领导的办公楼周围。让几个工人去收拾仓库，给部队安排住宿。这几个工人听从了，但是其他许多工人却觉得他们是工贼，于是就向他们扔石头。部队开了枪，三名矿工被打死，十多名矿工受了伤。

　　① 乔利蒂（1812—1928），意大利自由派政治家，曾任五届内阁首相。——译者
　　② 佩罗乌克斯（1839—1921），意大利政治家、将军，曾任军政大臣，血腥镇压过1898年的工人运动。——译者

　　这是撒丁岛社会斗争中发生的第一次流血事件。意大利全国为此宣布总罢工，开始了意大利工人运动史上首次如此广泛的斗争。但这次抗议运动在撒丁岛并没有引起反响，这并不是因为城市平民、农民和矿上的半无产阶级在感情上不同情布杰鲁的悲剧，而是由于组织机构的软弱和所有组织都处在幼年时期。不过，这仍然是一个转折点。安杰洛·科尔西写道，三名矿工之死“即使没有唤醒撒丁人民，也使他们受到了震动”。这标志着从强盗式的无政府主义的暴动过渡到比较正确的集体斗争方式的开始，这次所流的鲜血可能成为宣告这一转折开始的因素。奄无疑问，历史上新的一页已经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