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精神分析的危机——论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社会心理学（1932-1969） 八、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功能 说明：《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功能》首次发表于《社会研究杂志》，赫尔施费尔德—莱比锡，1933年。
精神分析学是唯物主义的心理学，它应该划分在自然科学之列。它指出，本能的驱动力和需要是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力量，这些驱动力在生理学上是以自身不可直接观察到的本能为基础而产生的。精神分析已经表明，人的有意识的心理活动相对说来只是人的心理生活中的一小部分，而许多在心理行为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冲动是无意识的。它特别揭示了个人和集体的意识形态是植根于本能之中的特定愿望和需要的表现，表明了我们的“道德”和理想动机是本能的驱动力在某种程度上加以伪装和文饰的表现。 与那种把本能分为饥饿本能和爱本能的流行划分颇为合拍，弗洛伊德也是从假定自我保存本能和性本能这两组本能开始的，［注：由于自我保存本能和毁灭倾向的特殊重要性，这种性本能的混合给弗洛伊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修正了自己原来的立场，现在他以死本能与维持生命的（性欲的）本能相对，弗洛伊德对他最初立场的修正的辨解意义重大，比起他最初的立场来，这种辨解更富思辨性，而更少经验性。在我看来，它似乎是以生物学资料和心理学倾向的混合为基础的，这种混合是弗洛伊德在其他情况下竭力避免的。它还同弗洛伊德最初的观点格格不入，原先他把本能基本上看作是愿望、欲求和满足人的生命需求的奋争，据我看来，弗洛伊德总的立场的一个结论就是，人的心理活动是在适应生命的过程和必需品中不断发展的，这样的本能与生物学上的死亡原则相对立。关于死本能假说的讨论仍在精神分析学范围内进行着。这里我们陈述的内容已脱离了弗洛伊德的最初立场。］并把它们作为隐藏在人的心理生活背后真正的推动力量，他把性本能所固有的能量称为里比多，并把从这种能量中引发出的心理作用叫做性欲的。［注：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崇拜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因此不断提到“里比多的力量”（能量）或“里比多的结构”（或驱动力结构），今天我却不愿渉及“里比多”，而宁愿说到各种各样的情感力量。然而，这一差别对本文的主要之点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1970年）。］至于性本能，弗洛伊德扩大了该术语的通常用法，把诸如生殖器冲动之类的一切受肉体条外限制的冲动都包括在它之下，这些冲动依附于身体的一定性感带，并追求令人快乐的紧张的释放。 弗洛伊德假定心理活动的首要原则是“快乐原则”，它是解除本能的紧张的冲动并以某种方式给人带来最大限度的快乐。快乐原则受到“现实原则”的限定：对现实加以思考可以使我们放弃或延宕享乐，以避免更大的不舒适或者在今后某时得到更大的快乐。 弗洛伊德看到了个人的独特的本能结构受两个因素的制约：个人由遗传而得到的身体素质和个人的生活经历——特别是童年早期的经历。弗洛伊德由此假定，人天生的体质与生活经历形成了一个“互配的锁链”，而分析学的特定任务就是探究和揭示生活经历对遗传下来的本能素质的影响。因此，这种分析的方法是探微取幽的历史的方法：它通过了解生活史来寻求理解驱动力结构。这种方法对健康人的心理生活卓有成效，对病人和心理症患者也同样行之有效。心理症患者和“正常人”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成功地使他的本能结构适应于生活的现实需要，而前者的本能结构却遇上了有碍他圆满地适应现实的某些障碍。 为了尽可能清楚地阐述性本能可以调节并适应于现实，我们必须指出一些使性本能与自我保存本能明显区别的特点。例如，不同于自我保存本能，性本能可以延缓。自我保存本能更为迫切，因为如果它们长期得不到满足，死亡就会接踵而至；简言之，其满足的长期拖延在心理上是不能容许的。这意味若自我保存本能超过性本能而居于首位——不是说自我保存本能自身比性本能的作用更大，而是说万一它们相冲突，自我保存本能更为紧迫。 此外，植根于性的驱动力可以被压抑，而起源于自我保存本能的欲望却不能简单地从意识中消除并将其置于无意识之中。两组本能之间的又一重要区别是性本能可以得到升华：换言之，性愿望可以用一种把最初的性目标移走的方式就能得到满足，而不是直接地得到满足，即这种满足能与其他自我成就合为一体。自我保存本能却不能达到这样的升华。更何况，自我保存的驱动力必须通过真实的具体的手段才能满足，而性驱动力常常是通过纯粹的臆想来满足的。一个人的饥饿只能用食物才能解除；他希望被爱的欲望却能够通过幻想一个善良的慈爱的上帝来满足，而他的施虐淫的倾向可从性虐待狂的景况和幻想中得到满足。 性驱动力不同于自我保存的驱动力的最后一个重要区别是，性驱动力能在那些高度可互换的、可更替的方式上表现出来。如果一种本能的驱动力没有得到满足，它可以用其他各种驱动力来代替，而这些不是内部动机就是外部动机的满足是可能实现的。性驱动力的可互换性和可更替性是理解心理症患者和健康人的心理生活的关键之一，它是精神分析理论的一块基石。它又是一个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社会事实。从统治阶级的观点看，它准许群众获得那些社会的提供和欲求的适当的满足。［注：被虐待狂冲动的刺激和满足起着特殊的作用。当别的更帮肯定性的本能的满足在社会经济基础上被排除时，这些冲动就不断增长，施虐狂是一个巨大的本能储存库，当一个人没有别的往往是更重要的满足可向群众提供时，他就会求助于这个本能储存库；同时，施虐狂还有益于消灭“敌人”。］ 总而言之，可以这样说，性本能比自我保存本能更有伸缩性、更易扭曲，它能被延迟、能受压抑，能得到升华，还能互换。前者依赖后者，跟着后者亦步亦趋。［注：参看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性学三论》。］性本能的较大的可塑性和可变性并非意味着它们能够永久地处于不满足状态；性本能不仅有肉体的最小存在，而且有心理的最小存在，它必须要得到最小限度的满足。正如我们在这里已经指出的那样，两组驱动力之间的差别确切地表明，性本能可以作出巨大的改变，以适应现实的满足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是适应生活的具体条件。它们通过这种适应而成长和发展，只有在患有心理症的个人身上，我们才遇到这种适应能力的失常。精神分析学特别倚重性驱动力的可变性。它教诲我们要根据个人的生活经历来理解其本能结构，看一看前者怎么样影响后者。生物器官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和消极的适应，即本能是精神分析学的关键概念，对个人心理学的所有探究都是从这一概念出发的。 弗洛伊德从一开始直到后来都十分关心个体心理学。可是，一旦本能被发现是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力量，一旦无意识被视为人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的源泉，精神分析作者们便不可避免地会尝试把个人问题转移到社会问题上来，从个体心理学转到社会心理学。他们不得不采用精神分析学的技巧去揭示社会生活（包括宗教、风俗、政治和教育）中明显的非理性行为方式的隐秘的源泉。这显然意味着：只要他们将自己限制在个体心理学范围内，他们就会遇到那些力图避免的困难。 但是这些困难并不改变探究本身曾是精神分析学出发点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科学结果。假如本能的生活和无意识是理解人的行为的钥匙的活，那么，精神分析学大谈隐藏在社会行为底下的动机也就当之无愧了。因为“社会”也是由活生生的个人组成的，他们同样必须受到精神分析学在个人身上发现的心理学规律的制约。 如果象威廉·赖希等人那样，将精神分析学局限于个人心理学范围，并且对它在政治、阶级意识等社会现象中的适用性加以驳斥，那就似乎是大谬不然了。［注：“精神分析学的真正对象是社会化了的人的心理生活。只有当以个人为基础的现象在群众身上出现时——例如，领导的问题，只有当‘群体心理’的特性如焦虑、恐惧、顺从等等能够以我们关于个人的知识来阐述清楚时，群众才成为精神分析考虑旳对象，由此看来阶级意识现象几乎不能进入精神分析学，社会学的问题（群众运动、政治等）也不能成为精神分析方法的对象。”（威廉·赖希：《辩证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3卷，第5册，第737页。）∥ 由于这个方法论问题在评论上的重要性，我要强调我与刚叙述的赖希的立场的区别；在他的晚期著作中，赖希看起来非常成功地修正了这一立场。我将在后面指出我对他在社会心理学中杰出的经验调查的赞同之点。］在社会学中研究的一个现象当然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成为精神分析学的对象（这无异于研究一个物体的物理特性而排除它的化学方面的研究）。他们的意思无非是说，由于心理因素在现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它就是精神分析学唯一的、全部的对象。那种认为心理学只研究个人而社会学只研究“社会”的论点是不足为椐的。因为正如心理学始终是研究社会化了的个人一样，所以社会学也始终是研究个人的群体，这些个人的心理结构和机制必须予以考虑。后而我们将讨论心理因素在社会现象中所发挥的作用，并说明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功用。似乎与精神分析学既最类似、而又最不同的社会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 因为它们同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所以它们之间的联系点似乎也最多。它们都不是从“观念”入手的，而是从世俗的生活和需要出发的。它们对意识的评价尤为接近，二者都视意识为其他隐秘的力量的反映，而不是把意识当作人的行为后而的驱动力量。可是一旦触及到真正制约人的意识的因素的本质时，两种理论之间又似乎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历史唯物主义把意识看作是社会存在的表现；精神分析学则把意识看作是由本能的驱动力决定的。人们产生这样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这两种观点互相矛盾吗？如果不矛盾，它们是怎样联系的？运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能够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吗？如果能，那又怎样丰富呢？ 然而，在我们探讨这些问题之前，似乎有必要审视一下把精神分析引入社会问题研究的前提。［注：在方法论方面，可参阅我在《基督教教条》中更广泛的论述，也可参阅S．伯恩费尔德《E．西米尔和B．兰特斯关于社会主义与精神分析的讨论评述》，载《社会主义医生》第2卷，第2～3章，1929年版；还可参阅赖希前引书。］弗洛伊德从未认为脱离了一切社会联系的孤立的人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个体心理学的确关心个体的人，它研究那些个人竭心尽力满足其本能驱动力的方式。可是只有在十分罕见和特定的例外的情形下，它才将这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抽象出来。在个人的心理生活中，其他人通常必须作为模范、对象、帮助者或对手而考虑进来。因而从一开始在这个广义的却合乎逻辑的意义上看，个体心理学同时也就是社会心理学。”［注：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基本上排除了那种把诸如“社会”与“群众灵魂”或“社会灵魂”相关的社会情结等群体作为社会心理学对象的错误观念。说得更准确些，他总是从这样的事实入手进行研究，即每一个群体纯粹是由个人组成的，只有这样的个人才是各种心理属性的主体。弗洛伊德同样拒绝接受“社会本能”的概念。他感到人们所称之为“社会本能”的东西“不是一种原始的、基本的本能”。他认为，“社会本能的发展根源是在象家庭这样的狭小范围内。”他的观点导致的结论是，社会把它们的起源、强化和衰落归因于特定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关系对本能的影响。在弗洛伊德看来，正因为社会化了的人始终是心理学的对象，所以他看到了人的环境和生活条件在人的精神发展中，以及在我们从理论上对它的理解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弗洛伊德识别了生物学的和生理学的本能的影响；而他特别强调的是这些本能在什么等级上可以被限定，并且指出坏境、社会现实是限定本能的因素。 因而，精神分析学看来包含着若干先决条件，这些先决条件使精神分析学方法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大有裨益，并排除了与社会学的矛盾。它力图认识一个群体成员所共有的心理特性，力图从人们共有的生活经历方面来解释这些共同的心理特性。然而，这些生活经历并不是发生在个人的、偶然的领域之内，而是与这个特定群体的社会经济状况相一致的，群体越大，这一点就越正确。因而，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力求根据一个群体的社会经济结构，来理解该群体的本能器官及其性欲的、大体上的无意识的行为。 下面一种反对意见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精神分析学以最早的童年期的生活经历来解释本能的发展，也就是说，它依据的那个时期，人几乎还不曾与“社会”发生任何联系，只是生活在家庭这个近乎与世隔绝的小圈子内。那么，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论，社会经济关系怎么能获得如此重要的意义呢？ 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真正棘手的问题。对成长中的孩子首要的决定性影响当然来自家庭。但家庭本身及其所体现的一切典型的内部情感关系和教育理想，反过来又受到该家庭的社会和阶级背景的制约；简言之，它们是受到家庭所立足的那个社会结构的限制。（比如：父与子之间的感情关系在作为资产阶级的父权制社会一部分的家庭中，与在作为母权制社会一部分的家庭中是截然不同的。）家庭是中介，社会或社会阶级通过家庭将其特定的结构在孩子身上，从而也在成人身上打下了烙印。家庭是社会的心理上的代理者。 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精神分析学著作都致力于将精神分析应用于社会问题，但它们并未满足对任何分析的社会心理学负有的义不容辞的要求。［注：撇开毫无价值的研究（如A．科尔內对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肤浅的研究，《精神分析和欧洲政治》正是这类著作），我们倒想把同样的批评用于评价如雷克和罗海姆这样的研究社会心理学专题的作者们。然而也有例外，S．伯恩费尔德在《教育的限度》中令人钦佩地集中探究了一切教育旳努力的社会限制。另一个例外是威廉·赖希，他的关于家庭作用的评估与本文要阐述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特别是赖希深入而广泛他研究了性道德的社会制约作用和社会功能。］它们在评估家庭的功能时出师不利。它们清楚地看到，个人只有作为一个社会化了的人才能被理解。它们认识到，正是孩子与家庭中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对他的本能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但是它们几乎完全忽视了这一事实：就家庭本身的整个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而言，家庭及其一切特定的教育目标和情感态度是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在更狭窄的意义上）阶级结构的产物；家庭实际上纯粹是它由以产生的社会和阶级在心理上的代理者。它们找到了解释社会对儿童的心理影响的正确的出发点，但没有足够的重视它。 这怎样可能呢？纯粹是因为这些精神分析的研究者们和每一个资产阶级研究者、甚至那些进步的研究者共同抱有一个偏见，他们被这个偏见蒙蔽了。他们把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一个绝对的社会；他们或多或少有意识地相信，资本主义社会是“正常”的社会，它的条件和心理因素对一般“社会”是有代表性的。 但是分析家们为什么误入歧途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他们调查的对象首先是现代社会的、并且大都是中产阶级的患病和健康的成员。简而言之，他们是有着相同社会背景的资产阶级的成员。［注：在心理学上，我们必须把个人身上那些对于整个社会是典型的特性，与那些对于一定阶级是典型的特性区别开来，但是，既然全社会的心理结构给个别阶级的一定的基本特性打上了烙印，所以阶级特性尽管有着自己的重要性，但和整个社会的特性比较起来，其重要性就是第二位的了。的确，阶级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不同阶级的心理结构的相对统一性和它们互相冲突的经济利益之间的对立，而这个特点却被各种意识形态掩饰起来，一个社会在经济上、社会上、心理上发生的故障越多，整个社会或统治阶级的支配力和内聚力就消失越多，不同阶级心理结构上的差异也就越大。］决定他们个人的生活并使其异彩纷呈的是在这个普遍共享的基础上的个别的、私自的存在，从社会角度来看则是偶然的存在。所有被研究的人都有相同的心理特性，这些特性是极权主义社会的产物，该社会是以阶级结构的事实和不择手段地追求最大利润为中心而组织起来的。他们仅仅在下列情况下心理表现才有所不同：一个人有个在童年时代恐吓他的冷峻严厉的父亲，另一个人有个使他情有独钟的姐姐，又一个人则有个他从未能挣脱与她的里比多联系的占有欲强烈的母亲。 确实，这些私人经历对相关的个人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为了消除从这些经历中滋生的心理问题，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确实已经尽了最大的责任；它把病人转变化〔成〕一个现在已适应现存社会秩序的人。治疗的目的并没超越这一点，也不必超越它。不幸的是，我们对整个形势的理论上的理解也不曾超越这一点。社会结构制约着家庭结构，忽视了社会结构也许是错误的根源；但这个错误在实际的实践中对个体心理学是没有关系的。然而，一旦涉入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曾经一度是不相干的错误现在则成了错误的一个灾难性源泉，致使前功尽弃。［注：我不再认为，不去理解单个病人的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特性仅仅是个“不相干的错误”。相反，如果不这样理解，我们就会错过病人个性结构的基本因素（1970年）。］ 精神分析学集中注意力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及其作为正常情形的父权制的家庭。按照个体心理学的方法，它学会了根据落在个别人身上的意外精神创伤来鉴别个人的差异。 一开始精神分析研究者们用相应的方法解释社会心理学的各种不同的现象：他们从精神创伤、社会意外事件的角度来看它们。这必然导致抛弃真正的分析方法。既然他们不关心生活经历的多样性，也不关心其他社会类型的社会经济结构，因而也就没有致力于用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来解释他们被决定的心理结构，他们的研究必定从推论开始，而不是从分析开始。他们把人类或一定的社会看作一个个体，把当代个人身上所特有的种种机制移植到每一种可能的社会类型上，用他们本身的社会中人类典型的现象（通常是心理症现象）来类推，并以此来“解释”这些社会的心理结构。 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忽略了一个对于精神分析的个体心理学甚为基本的观点。他们忘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心理症的症状，还是心理症的性格特征，都是由“变态的”个人的本能驱动力错误地适应他周围的现实引起的；一个社会里的大多数人，即“健康的”人都具有这种适应能力。因而社会（或大众）心理学所研究的现象不能以心理病症现象的类推来解释，它们应该被理解为本能器官对社会现实的适应的结果。 这种类推过程的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把俄狄浦斯情结绝对化，虽然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这种独特的情感关系也许只是在父权制社会的家庭中才是典型的，但它却被说成是人的普遍机制。俄狄浦斯情结的绝对化使弗洛伊德把人类的整个发展建立在憎恨父亲及作为其后果而产生的反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注：参看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毫不顾及所研究的群体的物质生活条件。 然而，象弗洛伊德这样的天才即使从一个错误的社会学立场出发，也能够得出有价值的、重要的发现。［注：在《虚幻的未来》（1927年）一书中，弗洛伊德这种忽视社会现实及其变化的立场有所缓和。弗洛伊德由于认识到了经济条件旳重要性，因而便从个体心理学的立场以及宗教在心理上对个人怎么可能的问题（儿童对父亲的态度的再现），转到宗教为什么在社会上成为可能，并必然是―个社会心理学问题，他的回答是，只要人类需要宗教幻想来弥补他们面对自然的无能（即生产能力的低下程度），宗教就是必不可少的。随着技木的发展和人类的相应成熟，宗教就成了一种多余而有害的幻想。∥ 弗洛伊德的这本书没有全面论述宗教与社会相关的功能。尤其是，它没有考虑到宗教的特定形式与特定的社会思想情感丛之间的联系的重要问题。但在方法和内容上，弗洛伊德的这本著作却最接近唯物主义的社会心理学。就内容而言，我们只需从中引证这样一句话：“毋庸赘言，一种让如此众多的成员感到不满足、不满意旳文化是几乎没有兴旺长盛的希望的，这种文化要达到经久不衰的目标几乎不可能。” ∥ 弗洛伊德的著作和青年马克思的立场是一致的，他能用马克思的话作为他的箴言：“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第1卷，第385页，1923年版）∥ 在弗洛伊德探讨社会心理学问题的最后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中，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他都没有发展这一条路线。倒不如说，这本书应该被视为是《虚幻的未来》的反题。］可是在其他分析作家的著怍中，在社会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看来，这个错误的出发点却导致了危及精神分析学。 但是，对精神分析学的指责还不限于此。事实上，为了达到无争议的结论，人们唯有老老实实地把精神分析的个体心理学的经典方法以逻辑的方式应用于社会心理学。错误在于，当精神分析学的作者们将这种方法从应用于个体转变到应用于社会群体和社会现象时，他们没有正确使用它。 这里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澄清。我们已强调指出，通过外部（首先是社会）因素的影响，本能的器官能够缓和。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个事实：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说，本能器官的可缓和性在生理上和生物学上是有某种确定的限度的，只有在这些限度之内，它才容易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由于本能器官所释放的能量的力量，加上本能器官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活跃的力量；所以本能器官之中的那种改变生活条件以满足本能的目标的倾向是固有的。 在相互作用的心理驱动力和经济条件之间的相互影响中，后者是首要的。这并不是说，经济条件代表“更强大”的动力；这问题大谬不然，因为我们不是在同一水平上谈论数量上可比较的动力。自我保存需要的满足与物质生产密切相连；经济现实的可缓和性比人的本能器官（特别是性本能）的可缓和性要更受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现实具有首要性。我们发现，在把精神分析的个体心理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现象时，社会心理学的现象应该被理解为本能器官积极和消极地适应社会经济状况的过程。本能器官本身在一定方面是生物学上的已知事物；但它具有极高的调节性。最初形成的原动力的作用归之于经济条件。家庭是基本的媒介，经济状况通过家庭对个人心理的形成施加影响。社会心理学的任务就是解释人所共有的、与社会相关的心理态度和意识形态及其无意识的根源，尤其是要解释经济条件对里比多冲动力的影响。 因而，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似乎与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学方法相吻合，并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但是，如果把这种方法与那种错误的但却广为播扬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妄加混淆，便会出现新的困难：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是一种心理学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认为它是一种经济主义的心理学。 如果真的象贝特兰·罗素宣称的那样，［注：罗素在《精神分析学为什么流行》（前进出版社，1927）中写道：“当然，精神分析学无法和马克思主义相提并沦，因为马克思强调那种充其量也只不过与自我保存相联系的经济动因，而精神分析学则强调那种通过再生作用而和自我保存联系起来的生物学的动因，显然，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因为两种动因都起着一个作用。” ∥ 然后，罗素谈到了一种假想的蜉蝣，这种小动物在幼虫阶段只有进食的器官，在成年阶段只有性交器官，假如这种昆虫能思维，它会说些什么呢？罗素说：“在幼虫阶段它该是个马克思主义老，在成虫阶段它会是弗洛伊德的信徒。”罗素接着补充说，“大英博物馆的书呆子”马克思是幼虫哲学的代表。罗素觉得自己更接近于弗洛伊德，因为后者“对倒凤颠鸾、男欢女爱不是漠不关心，也没有试图以‘挣钱’来解释事物，即不是以干瘦的老头们创立的正统经济学来解释事物。”］马克思把“挣钱”看作人的行为的决定性的动因，而弗洛伊德则把“爱”看作决定性的动因，那么，这两种理论就会象罗素相信的那样是不可调和的。让我们思考一下他假设的蜉蝣的例子吧。假定这种小动物能够抽象地思维，我想它是不会说那些罗素断定它所说的话的。相反，它会说：罗素完完全全地误解了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实际上研究的是生物学因素（本能）对社会现实的适应，而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一种心理学理论。 罗素并不是唯一曲解这两种理论的人。他和其他许多理论家融合了，他的错误观点也和很多类似的观点交相辉映。 亨德里克·德·曼郑重其事地采纳了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主义的心理学的概念。 “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从未系统地表达过人的动机的理论。事实上，他根本没有解释过‘阶级’的含义。当他转向这—主题时，却不幸逝世，从而中止了他最后的工作。但他由以出发的基本概念却是不容怀疑約。他著作中潜在的未下定义的心照不宣的前提，既表现于他的学术活动，也表现于他的政治活动。马克思的每一个经济论点和政治见解都依赖于这个前提：造成社会进步的人的意志的动因首先是由经济利益支配的。当今社会心理学应该从利欲驱动力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方而来表达相同的思想。如果马克思本人把这样的系统阐述看作是多余的话，那是因为他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目的。”［注：亨德里克·德·曼：《社会主义的心理学》，第281页，1927年。］
这种“心照不宣的前提”也许一直就是所有当代（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自我理解的概念；它当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因为马克思与当代理论家的观点有许多不同之处。当伯恩施坦试图用下面的评论来维护历史唯物主义的荣耀时，尽管不够明确，但距这种心理学的解释也相去不远了： “以经济解释历史并不一定意味着仅仅认识到经济的力量和动因，而只意味着，经济对于伟大的历史运动来说，总是作为奠基石成为决定牲的原动力”。［注：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斯图加特，1899年，第13页。］
在这些混乱的阐述后面，包含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心理学的概念，而这种经济心理学被伯恩施坦在唯心主义的意义上将其精制并改进了。［注：考茨基在他的著作《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一开头就坚决摒弃了心理学的解释，但他随后又设想存在一种原始的“社会驱动力”，并以这种纯粹唯心主义的心理学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利欲驱动力”是人的行为基本的或唯一的动机的观念，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大脑的产物，是用来反对实现社会主义可能性的一个心理学的证据。［注：旳确，许多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对意见事实上适用于这种特定的资产阶级的混合物，而这些杂拌是由朋犮们和论敌们偷运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小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解释者们把马克思的理论解释为一种经济主义的心理学。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与心理学理论相去甚远；它的心理学前提微乎其微，可以简单列举如下：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需要激发人的行动和感情（饥饿和爱恋）；［注：读者从整个上下文看就会明白，我所说的“爱”是指弗洛伊德早期的阐述，在那里，爱是在与性欲相同旳通俗意义上使用的，其中包括性器官成熟前的性欲；要是我曾写过“自我保存与性欲”，这一点就会更明白晓畅了。（1970）］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这些需要不断增长，因而也刺激着经济活动的增长。［注：“正如野兽必须与自然争斗以满足它的需要、维持它的生命和再生产一样，文明人在一切社会形式下，也必须以每一种可能的生产手段做同样的事情。随着文明人的发展，他的自然需要的范围扩大了，因为他的需要扩大了；然而满足这些需要的生产能力同样也扩大了。”（马克思）：《资本论》，汉堡，1922年，第3卷，第355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与心理学相连的经济因素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起的作用程度仅仅在于，人的需要，首先是自我保存的需要通过物质生产得到较大的满足；简言之，需要是刺激生产的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强调过，自我保存的驱动力对于其他所有的需要来说占有居先的地位，但他们没有条分缕析不同驱动力和需要的特质。［注：在《马克思对人旳认识的贡献》一文中，我已纠正过这种观点，并说明马克思有一种比教科书中指示的要精细得多的心理学（1970年）。］然而他们从未坚持那种以追求利欲为目的本身的激情即“利欲驱动力”是仅存的、基本的需要。赞扬它是普遍的人的驱动力，就会把这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力量的心理特性天真地绝对化。 有些人把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特性美化为普遍的人的特性，但人们决不能把这种思想归咎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非常清楚心理学在社会学中的地位，但他们既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想成为心理学家。更何况，他们除了法国的启蒙文学（特别是爱尔维修）中的暗示之外，就没有科学的唯物主义心理学供其采用，当然，我们不应该低估法国启蒙文学。精神分析学是最先提供这种心理学的，并且揭示出“利欲驱动力”纵然重要，但与其他（性器官的、施虐淫的、自恋的）需要比较起来，在人的心理防护器官中并不起着主要的作用。实际上，精神分析学表明，大部分“利欲驱动力”并不是获取和占有东西的需要的最深刻的原因；而是一种自恋的需要的表现，或者是赢得自己和他人承认的愿望的表现。在一个高度承认和赞美富人的社会里，社会成员的自恋需求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大大强化占有财富的欲望。另一方面，在一个为整个社会而服务的社会中，而不是在一个以财富为社会尊敬的基础的社会中，同样的自恋冲动将以某种重要的方式作为对社会贡献的“驱动力”而表现出来。既然自恋的需要属于最基本的、最强烈的心理奋争，所以承认这些自恋热望的目标（以及具体内容）依赖于社会的独特结构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利欲驱动力”令人赞叹的作用大部是由于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对财富的特别高的评价造成的。 当唯物史观谈论经济原因时——且不提我们刚刚解释过的意义——它不是把经济当作主观的心理动机来谈论，而是把经济作为对人的生活活动的客观影响来谈论的。［注：马克思在他那篇写成后未发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清楚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写道：“……政治经济学使之运转的唯一车轮是贪婪……”。甚至用意极为客观的学者R．塔克也受到普遍流行的意见的影响，认为马克思假设贪婪是一个首要的动机，所以他把（难懂的）德语段落错误地解释成相反的意思，即“使政治经济学运转的唯一车轮是贪婪”（R．塔克：《卡尔·马克思的哲学和神话》，剑桥大学出版社，1961年）。］满足人的全部需要的一切人的活动都取决于人周围自然的经济条件的特定本质；正是这些条件决定了人怎样生活。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意识应该由人的社会存在来解释，由人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真实的、世俗的生活来解释。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祥。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载《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第1卷，第239页。］
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是人积极的和消极的对他周围自然条件的适应过程。“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40页。］在这里，人和自然是两个极，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并相互改变。历史的进程总是与人本身的自然和人外界的自然条件密切联系着。虽然马克思强调人在历史进程中大大地改变了人自身和自然界，但他也一再重申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与现存的自然条件联系着的。这恰恰是他的立场有别于那些认为人的意志有无限力量的唯心主义立场的地方。［注：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布哈林十分清楚地强调自然因素的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2）。K．A．威特福格尔在其富有启发性的著作《政治地理、地理学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作了专门论述，见《在马克思主义旗识下》，第3年卷，第1、4、5期。］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
在纠正了最激烈的误解之后，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什么情况呢？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前引书，第237页。］ 精神分析学茌一个特定之点上可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概念。它能够提供对人本身的自然这个在社会过程中运作的因素以更全面的认识。它置人的本能器官于改变社会过程的自然因素之列，尽管这种改变也有限度，人的本能器官是构成社会过程的基础的“自然”条件之一。但我们谈论本能的器官，不是“一般地”谈论，不是以某种原始状态的生物学形式来谈论，因为本能器官仅仅是某种经社会过程而变更的独特形式的体现。人的心理或心理根源上的里比多力量是这个基础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并不象心理学家解释的那样是全部的基础。人的心理永远是通过社会过程而变更的心理。历史唯物主义迫切需要一门心理学，一门关于人的心理结构的科学；而精神分析学则是向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真正可用的心理学的第一个严谨的体系。 精神分析学的贡献由于下列原因更显得重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假定一切意识形态过程均依赖于经济基础。他们把思维和心理的创造物视为“物质基础在人头脑中的反映”。在许多事例中，历史唯物主义确实不需要任何心理学前提即可提供正确的答案。但只有在意识形态是经济利益的直接体现的地方；或者在人们试图确立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相互关系的地方才是这样。如果缺乏一门令人满意的心理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可能解释物质基础怎样反映于人的头脑和心脏。 精神分析学可以说明，人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的愿望、本能驱动力、利益和需要的产物，它们本身大部分以意识形态等文饰作用无意识地表现出来。精神分析学可以说明，虽然本能的驱动力确实是在由生物决定的本能基础上发展的，但它们的量和内容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或阶级的影响。马克思说，人们是他们的意识形态的生产者；分析的社会心理学能够经验地描述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描述“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因此，精神分析学能够展示经济状况怎样通过人的驱动力转化成意识形态。 正如人的劳动改变了人之外的自然一样，本能和环境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也导致了人自身的内部变化，这一重要之点应予注意，这里我们只能提出这种变化的一般方向。正如弗洛伊德一再强调的那样，它涉及到人的自我有机体的生长和人的升华能力的相应成长。［注：然而，在我看来，弗洛伊德的假设似乎是个内在的矛盾，他认为超我的生长和压抑的增长也与此相关，但一个人的自我和升华的力的成长意味着，这个人不是通过压抑，而是以其他方式来取得对本能的控制。］因此，精神分析学使我们有可能把意识形态的形成看作是一种“生产过程”，看作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又一种形式。这里突出的方面是“自然”也在人之内，而不仅在人之外。 精神分析学还能够告诉我们意识形态或观念塑造社会的方式。它能够说明，观念的力度本质上是建立在求助于某些驱动力的观念的无意识内容的基础上的；它还能够说明，似乎正是社会里比多结构的质量和强度决定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效果。 如果精神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内确有一席之地这一点明白无疑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指向那种可以立即解决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面临的某些困难的方法。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现在能够较好地回答一些异议。比如说，某些反对者针对诸如对群体的爱，对追求自由的欲望等理想在历史中的作用提出异议。历史唯物主义当然可以把这类问题当作心理学问题抛在一边，并使其限于对影响历史事件的客观经济条件的分析上。但它既不能清楚地解释这些真实的、潜在的人的力量的本质和来源，也不能解释它们在社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精神分析学能够表明，这些貌似理想的动机实际上是本能的里比多需要经过文饰作用的表现，那些占优势的在特定时刻的需要，其内容和范围应从社会经济状况对生产意识形态的群体的本能结构的影响方面来解释。因此，精神分析学有可能将高傲无比的唯心主义的动机降低到尘世的里比多的核心，而不必考虑经济需要是唯一重要的需要。［注：由于缺乏适当的心理学，致使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提倡者们将一种隐秘的、纯粹唯心主义的心理学注入这块空旷之地，典型的例子是考茨基，他不象伯恩施坦其人那样明目张胆地宣扬唯心主义，而是假定人生来具有一种“社会本能”，他这样描述社会本能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根据人的社会本能的强弱，人将更加趋于善恶。但这同样要依据人的社会生活条件而定。”（见上述引文，第262页）显然，考茨基与生俱来的社会本能无非是天赋的道德原则；他旳立场有别于唯心主义伦理学的地方仅仅在于他的表达方式。∥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布哈林以一整章的篇幅讨论了心理学问题。他正确地指出，一个阶级的心理与该阶级的“利益”不是同一的。他所指的利益是一个阶级的真实的经济利益，而该阶级的心理必须要据其社会—经济作用来解释。他举例证明说，在阶级斗争惨遭失败之后，群众或某个集团充满悲观失望的情绪。“这里也有和阶级利益的联系，但这是一种特殊的联系：斗争是靠利益的潜在动力来进行的，但现在战斗队伍被击败、打垮了：因此，瓦解、绝望、期待奇迹、召唤逃遁人世、寄望于上苍等，都出现了。” ∥ 布哈林接着说：“在对阶级心理进行探讨时，我们所遇到的又是非常复杂的对象，这一现象决不能只归之于单纯的利益，但却始终要用各该阶级所处的具体环境来解释。”布哈林还注意到意识形态的过程是社会劳动的一个特殊的类型。但他出于缺乏合适的心理学供其利用，因而便不能继续解释这种劳动过程的本质。］ 综上所述：（1）人的驱动力领域是一种自然力量，它象土壤的肥力，自然的灌溉等其他自然力量一样，是社会过程的甚础的直接的组成部分。因此，认识这种力量对于彻底理解社会进程很有必要。（2）我们只有知道驱动力系统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产生和发挥功用的方式才能够得到正确的理解。（3）当受经济制约的因素碰上了驱动力的领域时，必定会引起一些调整；假设不对心理因素作理论思考，那么，通过驱动力的影响力，社会过程就会比人们所料想的运行节奏更快或更慢。 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内运用精神分析将会带来方法的更新，使之对在社会历程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有更广泛的认识，并对理解历史进程和预测未来的历史事件提供更大的确定性。尤其重要的是，它将使人们彻底理解意识形态是怎样产生的。 精神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丰硕成果当然依赖于里比多动力在社会进程中的重要性。我们不可能在这篇文章中着手透彻地论述这个题目，所以能作一些基本的提示和陈述我也将欣慰不已。 假如我们问到哪些力量维持一定社会的稳定性、哪些力量破坏这种稳定性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经济繁荣和社会沖突分别决定着社会的稳定和解体。但我们也能看到，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那种充当社会结构中最重要成份的原动力实际上是在人身上发生效力的里比多的倾向。首先要考虑到相对稳定的社会心理丛。什么把人们聚集起来？什么使人们有一定的团结感？什么使人们适应统治的或被统治的角色？毫无疑问，是外部权力机构（警察、法庭、军队等）使社会免于四分五裂，而理性的、利己主义的利益当然也促进了结构的稳定。但是，如果人们的里比多冲动力不介入其中旳话，那么，无论是外部的权力机构，还是理性的利益，都不足以确保社会功能的发挥。它们似乎充当了“粘合剂”。没有它们，社会就不会连为一体，它们有助于促进每个文化领域中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生。 让我们把这个原则应用于阶级关系这个特别重要的社会心理丛。众所周知，在历史中是少数人统治着社会的大多数。这种阶级统治不是狡诈和欺骗的结果，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状况及其生产力的必然结果。正如尼科尔看到的那样：“通过财产法，无产阶级注定要以艰辛的劳动换取微薄的报酬。”或者象林圭厄特说的那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类大多数的反叛，因为他们找不到对他们的帮助。” ［注：引自格律恩贝格：《社会政治协商协会》，斯图加特，1924年，第31页。］ 尽管启蒙运动没有悟彻到这种从属关系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但仍然描绘和批评了它。少数人的统治的确是个历史事实；但到底是什么因素使这种从属关系成为坚不可摧的呢？ 首先，当然是肉体力量的使用，是这些肉体手段对一定群体的有效性。但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即焦虑、爱、信任等里比多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大多数人与统治阶级的关系中比比皆是。这种心理态度不是一时兴起或偶然的产物；而是人们的里比多适应于由经济必然性造成的生活条件的表现，只要这些条件使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成为必然，里比多就会使自身适应于这种经济结构，并且充当了有利于阶级关系稳定的一个因素。 除了认识里比多结构的经济条件外，社会心理学不应该忘记研究这种结构的心理基础。不但必须探究这种里比多结构为什么必然存在，而且必须研究它在心理上怎么可能以及通过什么机制发挥作用。由于探究了大多数人对少数统治者的里比多联系的根源，社会心理学便有可能发现，这种联系是资产阶级家庭中孩子对父母、特别是对父亲的心理态度的重复或延续。［注：应当记住，这种独特的父子关系本身也是受社会制约的。］我们发现了一种对父亲力量和智慧的钦佩、恐惧、信仰和信赖的混合感情，简言之，这是一种对父亲的智力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受感情制约的反应，我们在父权制阶级社会的成人对统治阶级的成员的态度上，发现了同样的感情。与此相关的是一定的道德原则，这些原则激励穷人宁可受苦而不做恶，并使他们相信，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服从统治者，尽职尽责。这些伦理概念对社会的稳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对那些创造了并体现着这样的规范的人们来说，则是一定的感情和情感关系的产物。 这些规范的创造当然不是偶然的。文化机制的整个基础部分足以系统地循规蹈矩地形成社会所要求的态度。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分析在这个过程中整个教育体制和其他诸如刑罚等体制的功能。［注：参看弗洛姆的《犯罪心理学与社会惩罚》，《昆虫》杂志第17卷，第12期。∥ 不仅文化机制在特定的社会欲望的领域内足以支配里比多力量（特别是支配性器官成熟前的、局部的驱动力）；而且文化机制还用来削弱里比多力量，使之不再威胁社会的稳定。文化机制使里比多的力量返回到性器官成熟前的阶段，这种缓和正是特定社会的性道德旳动机之一。］ 我们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统治者与大多数被统治者之间的里比多关系上，因为这个因素是每个阶级社会的社会的、心理的核心。但其他社会关系也带有其本身明显的里比多印记。同一阶级成员间的关系具有不同的心理色彩，这在中下层阶级中比在无产阶级中更为明显。而这种关系对于政治领袖则有所不同，比如，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与他的阶级是同一的，他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当他领导无产阶级时，他作为伟大的父亲象无所不能的权威一样来迸行统治，而这与他作为一个强人面对无产阶级时是颇为不同的。［注：在《大众心理学和自我分析》一书中，弗名伊德集中注意了领导关系的里比多因素。但他采用的是在抽象的意义上的“领导”和“大众”，忽视了他们周围的具体情形。因而，他把普遍性赋予了那种与现实并不相符的心理过程。换言之，他把一种特殊类型的对领导的关系变成了普遍性的了，阶级关系这个社会心理学又一重要问题被统治者与大众的关系这—次要问题取代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著作中，弗洛伊德指出了资产阶级心理学普遍具有的轻视大众的倾向，他并没有苟同这种陈见。］ 可能的里比多关系的多样性是与社会内部可能的情感关系的千姿百态相配合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一项主要任务，但这里甚至连提纲挈领的讨论也不可能。让我仅仅指出一点：每个社会都有其自身独特的里比多结构，正如它有自身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一样。这种里比多结构是社会经济条件对人的驱动力发生影响的产物；它反过来又成为制约不同层次内部的情感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是制约“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内容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的里比多结构是中介，经济通过这个中介对人的理智的、精神的表现施加影响。［注：这里我所称呼的社会的“里比多结构”采用的是弗洛伊德的术语，我在以后的著作中称之为“社会性格”，尽管在里比多理论中有这一变化，但概念是相同的（1970年）。］ 当然，正如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会长久不变一样，社会的里比多结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只要社会结构保持一定的平衡，即处于社会发展的相对稳定阶段时期，社会的里比多结构就会相对地保持不变。随着社会内部的客观矛盾和冲突的增长，随着分裂过程的不断加快，社会的里比多结构中的某些变化也会发生。我们看到，维持社会稳定的传统联系会消失殆尽；传统的情感态度也会发生变化。释放出的里比多能量被派上了新用途，因而也改变了它们的社会功用。它们不再有助于保存该社会，而是极力促进新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它们不再是“粘合剂”，而是转变成烈性炸药。 让我们再回到本篇一开始讨论的问题：驱动力对生活经验，即对生活的客观条件的关系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分析的个体心理学把本能的发展看作是本能器官积极地和消极地适应实际生活条件的结果。这在原则上也适用于社会的里比多结构及其经济条件之间的关系。这是社会的里比多结构积极地和消极地适应现存经济条件的过程。由里比多冲动而驱动的人类造成了经济条件的变化；变化了的经济条件又引起新的里比多目标和满足的出现。决定性的一点是，所有这些变化最终都回到经济条件，而驱动力和需求是按照经济条件来变化和调整自身的。 显然，分析心理学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内应有一席之地。它研究在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作用的自然因素之一：人的驱动力的领域，以及驱动力在社会过程内所起的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因此，它研究的是在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形式之间起着决定性的中介作用的因素。在社会和人的本性之间进行的过程方面，分析的社会心理学使我们能够充分理解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 现在我们可以欣然总结我们在探讨精神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功能方面的研究成果了。它的方法是把经典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现象。它根据驱动力器官对社会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积极和消极的适应过程，来解释那些人们共有旳、与社会相关的心理态度。 它的任务首先是分析与社会相关的里比多的冲动：即描述一定社会的里比多结构，解释这一结构的起源及其在社会进程中的功能。因此，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将是那种解释意识形态怎样从心理器官与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