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精神分析的危机——论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社会心理学（1932-1969） 七、母权论及其对社会心理学的现实意义 说明：首次发表于《社会研究杂志》（莱比锡，1934年）
巴霍芬的《母权论》初版于1861年，几乎在同一时间，另外两部博大精深的著作也面世了：一部是达尔文的《特种起原》，一部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两者均于1859年出版），这三部书有着同样的引人注目的命运。它们探讨的均是专深而又博学的学科，但所引起的学者和门外汉的反响却远远超过了其本身专业性的狭窄限制。 就马克思和达尔文而言，这个事实不言自明，无须赘述。巴霍芬的情况则由于种种原因而显得很复杂。首先，母权制的问题似乎与那些对维护资产阶级社会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无甚关系。其次，母权制理论获得了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相互激烈对抗的两大阵营的热情赞同。巴霍芬最先被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等人发现和称赞。然后，经数十年的相对沉默之后，他又被象克莱克和鲍姆勒之类的反社会主义的哲学家们重新发现和大肆吹捧。 与这两种极端态度成鲜明对比的是那时官方的学术界的态度，那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拒绝或全然漠视的坚固的前线，甚至象海因里希·卡农这样的社会主义观点的代表者也在其内。然而，近年来母权制问题在学术讨论中已成为人们越来越热衷的话题。一些人同意母权制的观点，一些人驳斥这样的观点，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情感上介入了这一论题。 重要的是要理解，为什么母权制问题引起了如此强烈的感情反应，它怎样与活生生的社会利益相联系。我们还希望揭示为什么母权理论赢得了革命和反革命这两大阵营同情的潜在原因。然后，我们便能够看出这个问题对于当今社会结构及其转换的研究的现实意义。 母权制反对态度中的一个共同因素是他们与资产阶级民主社会都保持一定距离。假如一个人想通过神话、符号、法规等证据来调查并理解一个社会的结构的话，那么，这样的距离显然是必要的；当然，这个社会应根本上有别于资产阶级社会，不仅是在特定的方面不同，而且在基本的社会心理特性上也不同。巴霍芬本人相当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正如他在导言中说的： “理解母权制现象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实现。学者必须能彻底抛弃他所处时代的意识，抛弃那些充斥其精神的信仰，并能将其自身转变到大相径庭的思想世界的中心上来……那种以后起世代的人们的态度作为自己出发点的学者是不能理解人类最早的时代的。”
巴霍芬的先决条件对于那些拒绝承认自己的时代的人当然是彰明较著的——无论他们追忆那失乐园般的过去，还是满怀希望地憧憬美好的未来。但母权论上对立的双方在对当前的批评上几乎是唯一没有分歧的事情。两大集团之间在其他所有基本问题上都尖锐地敌对着，这就暗示我们，在母权论本身及其所研究的论题中，种种混杂的成份也必然比比皆是。一个集团可能注重母权论的某一方面，并把它当作决定性因素；另一个集团则可能全神贯注于另一方面，以这种方式，双方都会找到鼓吹这个理论的理由。象鲍姆勒之类的保守的作者回顾过去，以寻求他们的社会理想。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对母权制理论倍加同情呢？ 恩格斯一针见血地给予了一个批评性的答案——是由于巴霍芬支持宗教的态度。这一点巴霍芬本人十分明确地作了表达： “全部文明只有一个强大的杠杆，这就是宗教。人类存在的一切沉浮都是从这个最高领域中开始的运动萌发出来的。”
当然这种态度不单是巴霍芬所特有的。但这对他的理论却有着根本的重要意义，即假定认为妇女和宗教情感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如果说母权制尤其必须刻上这神圣的烙印，那么，这是因为基本的女性本质使然；圣灵存在的深觉感总是伴随着爱的感情一起浮现，它给妇女、特别是作母亲的妇女增添了宗教的虔敬。所以在最野蛮的时代里，宗教是最活跃的。”
巴霍芬于是就把宗教的癖性看作是女性的显著“气质”，并把宗教视为母权制的一个明确特性。但巴霍芬也不是简单地把宗教作为顶礼膜拜和有意识的形式。他最灿烂的一个思想就是认为，人类精神的一定结构是与特定的宗教相联系的，尽管巴霍芬把这种关系本末倒置了，并从宗教中追寻精神结构的起源。巴霍芬理论的浪漫成份在他对待过去的态度上更加清楚地表现出来：他的爱和注意力多半倾注于被他理想化了的人类最遥远的过去。更重要的是，他把对死者的尊敬看作是母权制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最令人钦佩的特性。在论述吕西亚的母权制时，他注意到“一个民族的整个生活方式能够从它对死者世界的态度中看出来。崇拜死者是与尊敬先辈不可分割的，后者又与热爱传统及面前过去的世界观不可分离。” 在深深地植根于大地之母的神秘的崇拜中，巴霍芬发现了“自然生活的黑暗而致命的一面惊人地深重”，而这是母权制世界观特有的。鲍姆勒清楚地指出了浪漫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世界观在这方面的差异。 “如果一个人要理解神话，他就必须对过去的力量怀有深厚的感情。同理，如果一个人要理解革命和革命者，他就必须对未来及其潜在的可能性有深刻的认识。
在巴霍芬的母权制心理结构概念及与之相关的冥府鬼神的宗教概念中，决定性的特征是母权制社会对待自然的态度，它倾向于与智力的和精神的现实相反的物质的东西。“一个人要理解这一世界观的真正本质，他就必须清楚地看到，它不是唯一可能的历史概念。一个人从对将来的深厚感情中可以形成另一种历史的概念，这种概念涉及到积极的、阳刚之努力，涉及到有意识的活动和革命的理想。在后一个历史概念中，人自由自在地毫无羁绊地立足于现在，并从虚无中创造未来。在前一个历史概念中，人被束缚在整个‘生死循环’之中，束缚在血缘遗传和历史悠久的风俗习惯之中；人是某种‘整体’的一个成员，并在过去的未知的幽深之中丧失了自我。……只要活着的人这样解释，那么，死去的人将存在于过去的幽深之处。他们并没有死，也没有永远离开地球。一个人的所有先辈都存在着。他们继续给后代忠告，与他们息息相通。”［注：转引自J．J．巴霍芬：《东方神话与西方神话》］ “母权制与只承认物质生活发展的宗教阶段有密切的联系……
因而，两个特性便可刻划出母权制社会对自然的关系：做自然的被动的屈服者，承认相对于精神价值的自然的生物学的价值。自然象母亲一样，是母权制文化的中心；人类在自然面前永远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孩子。父权的胜利伴随着精神从自然的显圣中解脱出来，人类存在的升华超越了物质生活的法则。而母性原则对地上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共同的，人以优越的地位适应于这种正在产生的潜力，人从这种关系中脱颖而出，并逐渐意识到人的更高层次上的要求。精神生活不断升腾而超过肉体的存在，人与存在的较低层次的关系便限制在肉体方面了。母性属于人的肉体方面，这是人与动物共有的唯一的东西；父权精神的原则只属于人。人在这里挣脱了地上的锁链，把目光转向了最高的宇宙领域。” “在前者（即母权文化）中，我们受事物的拘束；在后者（即父权制文化）中，我们得到了智慧上和精神上的发展。在前者中，我们无意识地守法奉公；在后者，我们具有了个人主义。在前者中，我们委身于自然；在后者中，我们发现的是超越自然的欢悦和古老樊篱的破裂，勇于创新生活的痛苦奋争取代了永恒的休息，取代了和平的快乐和成熟的躯体中永久的幼稚。母亲的无私奉献是得墨特尔的高尚希望，这是在谷物种子的命运中被领悟到的。相反，希腊人想独立地赢得一切，甚至达到最崇高的高度。他在拼搏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父亲般的本性，并使自己超越了他曾一度完全隶属的唯物主义，为他自身的神圣化而斗争。希腊人不再在身怀六甲的妇女身上寻找不朽的源泉了；现在他在男性的创造原则中寻找它，他把曾经只给予母性的神性赋予了男性创造原则。”
母系文化的价值体系适合于这种被动屈从于母亲、自然和地球的情况，适合于它们的中心作用。唯有自然的和生物学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在精神的、文化的和理性的东西都是无价值的。巴霍芬在他的正义概念中最清楚而又彻底地发展了这一思想迹象。资产阶级自然法中的“自然”就是父权制社会转变为一种绝对，与些相反，母权制的自然法是以本能的统治、自然的统治、血缘价值的统治为特点的。在母权制的法则中没有逻辑的、合情合理的罚罪与补偿的平衡——它被报复、一报还一报的“自然的”原则支配着。在母权制的“自然法则”中，这种对血缘联系的特有的尊崇，通过巴霍芬对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的解释，已经最令人醒目地显示出来。克丽达尼斯特拉为了她的情人亚格斯都士的缘故，在丈夫亚加米农从特洛伊战争凯旋时将他杀害了。亚加米农和克丽达妮斯特拉的儿子奥列斯特又杀死自己的母亲，报了这桩婚杀之仇。现在已被推翻的依理逆司神（或称孚里厄）这些古代的母系女神们，追逐着奥列斯特，要惩罚他的行为，然而，奥列斯特却受到获胜的父权制新神阿波罗和雅典娜的庇护，他们是从宙斯的头颅中蹦出来的，而不是从母亲的子宫生出来的。这里的根本冲突是什么？根据母权制的法律，只有一个罪行：即血亲间的暴行。依理逆司神不追究背信弃义的妻子，因为“她跟她所杀死的男人没有血缘亲属关系。”无论不贞有多少邪恶，都与依理逆司神毫不相干。但是，当一个人践踏了血缘关系时，那就不能以任何正当的或可原谅的动机为理由来赎罪，不能使行为者逃脱掉自然的同害惩罚法的无情。 妇女统治是“爱和血缘联系的王国，它与有意识地谨小慎微地行事的男性的阿波罗式的王国形成对照。”它的范畴是“传统、传宗接代、由血缘和生育自然形成的活的相互联系。”这些范畴在巴霍芬的著作中是在具体意义上使用的。它们从哲学的思辨王国退下来，被提升到严谨周密的调查经验的、人种学事实的领域，从而赋予后者以新的份量。含混的自然概念和“顺乎自然”的生活方式，被具体的母亲形象和可从经验上论证的以母亲为中心的合法制度取代了。 巴霍芬不是简单地挪用浪漫主义者面向过去的、以自然为中心的世界观。他采用了浪漫主义的一个最丰富多产的思想作为他著作的中心，并将其发展成远远超过浪漫主义哲学原有含义的一人概念。这个观点就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区别，它们被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品质。不仅在生理器官本性上不同，而且在心理、精神及智能领域方面也悬殊很大。浪漫主义者（以及德国唯心主义的少数代表人物）由于这一概念而与流行的观点尖锐对立，而在17和18世纪，特别是在法国那种流行的观点极受拥护。 较早的理论的中心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有灵无性”。汗牛充栋的审度男女关系的著述，最后的结论总是相同的。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差异不代表在智力和心理上也铭刻着巨大差别。男人和女人之间无论什么心理差别都可以简单地、唯一地以他们不同的训练和教育来加以解释，正是这个因素造成了男女之间的差别，正如该因素在社会生活中造成了一个集团有别于另一个集团一样。 这个较早的关于两性根本上相同的见解是与一种政治要求紧密相连的，即要求妇女解放，要求妇女在智力上、社会上以及政治上的平等。这个政治要求带有巨大的强烈性，它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事例中，理论与政治主张有多么吻合是显而易见的。妇女和男子同一的理论构成了要求妇女政治平等的基础。不论是明确地表达，还是隐晦地暗示，妇女的平等都意味着妇女的真正本质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与男人不分轩轾。然而，解放并不意味着妇女自由地发展其独特的、迄今尚不知晓的特性和潜力；相反，妇女被解放是为了成为资产阶级的男子。妇女的“人”的解放的真实含义是她解放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男性。 随着反动政治的发展，两性之间关系的理论以及男子和妇女“本性”的理论也起了变化。1793年，巴黎的妇女俱乐部被关闭了。两性在基本心理上有同一性的理论被两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可改变的“本质的”区别的观点取代了。 在后来的浪漫主义者那里，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根本差别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它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神话学和生理学等问题。与德国唯心主义和早期浪漫主义适成对照的是，“妇女”这个词的含义似乎已发生了变化。从前“妇女”这个词表明她作为爱者的身份，并将真正的“人性”的体验与妇女联系在一起；反之，现在“妇女”这个词越来越意味着“母亲”，并将回归到“自然”以及在大自然的孕育处中的和谐生活与妇女联系在一起。 启蒙运动否定了精神上的性差别，倡导两性平等，将人类与资产阶级男性相提并论。启蒙学说表达了它赋予妇女以社会自由和平等的努力。一旦资产阶级社会巩固其所得的利益，它就从其进步的政治立场上畏缩下来，它不再需要两性平等的主张了。现在它需要一种提倡两性之间自然差别的理论，以便为男女社会不平等的要求打下理论基础。可是，随着新理论在心理学上的不断深入，它那些关于妇女尊严等等的华丽词藻，也只不过服务于维护妇女作为男人奴仆的依附地位。 后面我将尽量说明，阶级社会为什么与男子支配家庭密切关系，它们是如何关联的。但有一点已经清楚了，即任何提倡性差异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都非常强烈地投那些提倡男性的、至高无上的阶级统治的斗士们的所好。这里就有为什么巴霍芬赢得了保守派阵营的同情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巴霍芬大胆地探索了两性之间的重要差异，并且发现了早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妇女的优越性和权威在这种结构中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他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对他的理论作反对的解释的潜在的可能。 这种浪漫主义概念的基本特征是，它把两性之间的差异不是看作由社会条件决定的产物，也不看作是历史上逐渐生成的产物；而是把两性差异看作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生物学上的事实。相对来说，它几乎没有做任何努力去确证男性素质和女性素质的真正本性。有些人把资产阶级妇女的性格看作是她的“本质”的表现。另一些人则追求一种肤浅的手段来区分男性和女性——比如费希特就相信，全部差异是以男女在性行为上“自然的”差异为基础的。 后期的浪漫主义者把“妇女”等同于“母亲”，但他们也避开了模湖不清的结论，转而开始从事经验地调查母性原则在历史中和生物学中的现实。在这样做的时候，给母亲概念增添了极大的深度。特别是巴霍芬本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拘泥于两性间“天然的”差异的观念，但他同样也提出了一些重要而新颖的真知灼见。其中的一个就是，妇女的本性是从其生活里的真正“实践”中得到发展的。由于妇女的生物学上的地位，使她很早就要照料一无所能的婴儿，妇女的本性由此发展起来。 这个事实以及其他几个已经提到过的事实应该可以表明，巴霍芬并不像克莱杰和鲍姆勒企图使我们确信的那样，是个地地道道的浪漫主义者。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巴霍芬的“极乐”的母权制社会包含了许多显示出与社会主义理想有亲缘关系的特性。例如，把对人的物质福利及现世幸福的关心陈述为母权制社会的中心思想之一。在其他之点上，巴霍芬所描述的母权制社会的现实也与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相去无几，直接违背了浪漫主义的反动的目的。在巴霍芬看来，母权制社会是原始的民主，在那里，性欲不受基督教徒的毁谤，母性的爱宠和怜悯是主要的道德原则；在那里，对同胞的伤害是最为严重的罪过。而私有财产还不曾出现。正如凯莱斯－克劳茨指出的那样，他借用了珍贵的果树和神奇的泉水的古老传说来刻划母权制社会的特征，一旦人们将其据为己有，它们便会干涸。 巴霍芬虽不总是、但却经常以辩证的思想家的身份出现。注意这句话：“为了能理解，得墨特尔的妇女统治者需要假定一种更早的、更赤裸裸的男女间暖昧关系的状态，这种早期状态一直与得墨特尔的生活方式的基本原则直接相对立（这种基本原则是在反对那种更早的形势的斗争中产生的）。因而母权制的历史现实是部族内的杂婚的历史现实的证明。”巴霍芬的哲学在许多方面与黑格尔的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人类从母性概念进步到父性概念，这在两性之间关系史上是最重要的转折点……在对父权的强调之中，我们具有了从自然现象中释放出来的人的精神；在父权的成功实施中，我们提高了人的存在，使它超越肉体生活法则。”
在巴霍芬看来，人的命运的最高目的是“从世俗的生存提升到圣父原则的纯洁性。”他领悟到，历史上罗马征服东方诸国，特别是战胜迦太基和耶路撒冷正是父权的精神原则战胜母权的物质原则。 “正是罗马人的一个思想激发了欧洲人以他们的铁蹄践踏整个世界。这个思想可简述如下：只有精神的自由统治决定民族的命运，而不是任何物质的法则则决定民族的命运。”
在崇尚妇女统治民主的巴霍芬与反对妇女政治解放的巴塞尔贵族的巴霍芬之间，显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他说：“借助环境之力，民主总是为暴政铺平道路；我的理想是不受多数人统治，而是由最优秀的公民统治的共和国。”这是在几个不同层交上突然出现的矛盾。在哲学层次上，信仰坚定的新教徒和唯心论者与浪漫主义者相对立；辩证的哲学家与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家相对立。在社会和政治层次上，民主党的反对者与共产主义的社会结构的崇拜者相对立。在道德层次上，资产阶级新教道德的拥护者与盛行性自由而不是盛行一夫一妻制婚姻的社会的提倡者相对立。与克莱杰和鲍姆勒不同，巴霍芬无意于协调这些矛盾。他对这些矛盾听之任之，这一事实正是他为什么赢得了那些社会主义者广泛赞同的原因之一，而社会主义者寻求的不是改良，而是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的彻底变革。 巴霍芬使这样的矛盾具体化了，他几乎毫不掩饰矛盾，这个事实本质上应归于他个人存在的心理条件和经济条件。巴霍芬性格宽宏大量，学识广博渊深，而他对母权制的偏好显然是从他对自己母亲强烈的固恋中滋长起来的。他直至40岁在其母亲过世之后才结婚。况且，他继承了1000万美元的遗产，这允许他超然绝俗，远离某些资产阶级理想，这样的疏远对任何母权制的崇拜者都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这个巴塞尔的贵族又如此顽固地坚守确定不移的父权制传统，以致于无法不忠实于传统的新教资产阶级的理想。新浪漫主义者如舒勒、克莱杰和鲍姆勒等只看到巴霍芬提倡非理性主义、屈从于自然、以及建立于血缘纽带和世俗联系之上的自然主义价值的排外的统治。他们解决巴霍芬的矛盾和问题采取的是对巴霍芬作单方面的片面解释。 社会主义者也认识到巴霍芬的“神秘的”一面，但他们却将注意力和同情心倾注到作为人种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巴霍芬身上，即只注意和同情巴霍芬的著作中表明他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性的那部分。 不是别人，正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使巴霍芬的著作在19世纪被人知晓。在他的《家庭、私有利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断言，家庭的研究是以巴霍芬的《母权论》开始的。当然，他批评了巴霍芬从宗教中追溯社会关系根源的唯心主义立场，但是他说： “不过，这并不贬低他作为一个开辟新途径的研究者的功绩；他头一个抛弃了关于毫无所知的原始的性关系杂乱状态的空谈，而提出古代经典著作中的许多证据来证明，在希腊人及亚洲的许多民族中间，在个体婚制之前，确实存在过这样的状态，即不但一个男子与几个女子发生性关系，而且一个女子也与几个男子发生性的关系，这都不违反习俗；他证明，这种习俗在消失的时候留下了一种痕疾，即妇女要获得个体婚制的权利，必须以在一定限度内献身于别的男子作为代价；因此，世系最初只能依女系即从母亲到母亲来确定；女系的这种独特的意义，在父亲的身份已经确定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最后，母亲作为自己子女的唯一确实可靠的亲长这种最初的地位，便为她们、从而也为所有妇女保存了一种自那时以来她们再也没有占据过的崇高的社会地位。诚然，巴霍芬并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述这些论点（他的神秘主义的观点妨碍他这样做）。但是他证明了这些论点，而这在1861年是一个完全的革命。”
十六年之后，美国人种学家路易斯·H·摩尔根证明了母权制的社会结构在一个迥然不同的地区的存在；他运用的方法也与巴霍芬的方法相去甚远。马克思和恩格斯入木三分地研究了他的《古代社会》一书，并且，恩格斯还把它作为自己关于家庭的著作的基础。在评价摩尔根发现的母系氏族时，恩格斯说，它“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恩格斯的赞赏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他继续说道：“母权制氏族成了整个这门科学所围着旋转的轴心；自从它被发现以后，人们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研究和研究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整理所得的结果。”不仅恩格斯对母权制的发现印象深刻。马克思也留下了一系列评语，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利用了这些评语。倍倍尔的社会主义的畅销书《妇女和社会主义》就是根据母权理论而立论的。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同样写道：“在原始社会中，妇女具有神秘的祭司和卫士的令人敬畏的作用”，在未来社会中，她将再次起到这个作用。凯莱斯－克劳茨断言，巴霍芬在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旗帜下发掘着，并发掘出一粒新的革命的珍贵种子：共产主义精神的复兴。 社会主义者对母权制理论的赞赏态度作何解释？正如我们早先在谈论浪漫主义者时注意到的，首先的原因是他们在感情上和意识形态上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差距。巴霍芬指出了现存社会关系的相对性。他强调了一夫一妻制婚姻根本不是永久的“自然的”风俗。这样的观点只能受到那种提倡现存社会结构根本变革的理论和政治活动的欢迎。而这在巴霍芬自己看来，却是他的理论的一个尚未确定的方面： “这种婚姻关系的排他性显得如此不可缺少，与人的天性及其崇高使命的高贵联系得如此密切，以至于大多数人以为一夫一妻制婚姻就是婚姻的最初状态。那种关于两性间存在着更深刻的不受拘束的关系的断言，被认为是对人类存在之始的一种无趣的错误，或无用的臆测。于是把它当作痴人说梦加以摈弃。谁不愿附庸众议，使我们人类从早期令人羞耻的痛苦记忆中解脱出来呢？但是历史的证据使我们不能对骄傲自满和自高自大的煽动让步，不能怀疑人类向更高的婚姻道德的痛苦而缓慢的进步历程。”
除了母权制理论强调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相对性这一点之外，它的独特内容也不能不赢得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情。首先，它发现了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妇女是社会的权威的中心，而不是男人的奴隶和物物交换的对象；这对妇女的政治和社会解放斗争是巨大的支持。那些为无阶级社会而斗争的人们不得不重新恢复18世纪的伟大战斗。按照父权制的社会心理基础，它的社会结构与当今社会的阶级特征密切相关联。这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部分地植根于无意识的驱动力中的特定的心理态度为基础的；这些心理态度有效地补充了政府机构的外部强制。父权制家庭就是产生保持阶级社会稳定性的心理态度的最重要的场所之一。 现在我来着重论述最重要的方面，我们这里研究的是一种情感症结，一种可以更恰当地称之为“父亲中心”情结。“父亲中心”情结的典型特征是包含了如下成份：对父亲式的权威的感情依赖，其中夹有焦虑、热爱和憎恨等感情；父亲权威对弱者的自居作用，以责任比幸福更重要为原则的强烈而严格的超我；由超我的要求和现实的要求之间的矛盾三番五次地产生了罪恶感，这种罪恶感的作用是使人顺从权威。正是这种社会心理条件说明了，为什么这种家庭几乎被普遍认为是社会的基础（或至少是社会的一个重要支柱）；它同样说明了为什么象巴霍芬这样的对这种家庭进行理论上的攻击的任何学说必然会赢得社会主义作家的支持。 巴霍芬和摩尔根描绘的关于母权制的社会关系、心理关系、道德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特征的图画对我们的问题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但是，巴霍芬怀旧地回顾这个早期社会阶段并认为它永逝不复，而摩尔根却大谈仍未到来的文明的更高阶段：“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巴霍芬本人也生动地描述了在母权制社会中发现的这些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特性，该社会的统治原则不是焦虑和屈从，而是爱和同情。［注：“一切文化、一切德行、一切存在的较高贵的方面，其初始就有的关系是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它在暴力的世界中以爱、团结、和平的神圣原则而运行。抚育下一代的妇女比男人更早地学会了超越自我的界限，将爱的关怀奉献给另一个生灵，并把她所掌握的创造性的才能用于保护和提高这另一个生存的人。妇女在这一阶段上是一切文化、一切善行、一切奉献、一切关心生者、悲悼逝者的情怀的宝库。发乎母性的爱不仅更强烈，而且更普遍……父权原则天生是特定的，而母权原则却是普遍的；父权原则意味着对一定群体的限制，而母权原则却如同自然界里的生命一样，无休无止。人们的母性观念产生了一种天下博爱感，它随着父权的发展而消亡。以父权为基础的家庭是个封闭的个体的社会组织，而母权制家庭却含有典型的在一切发展的开端都具有的普遍特征，它区分了物质生活和更高的精神生活。每一个妇女的子宫都是大地母亲得墨特尔的凡人的形象，它会给其他妇女的孩子们带来兄弟姐妹，直到父权制度的发展分解了这个大众的、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并引进了一套说得头头是道的原则的那一天，故乡才知道嫡新的兄弟和姐妹。 母权制文化有许多表现，甚至呈现在母权原则的司法程序方面，它是母权制各民族中常有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基础，是他们热情好客的基础，也是他们厌恶一切限制的基础……令人钦佩的血亲关系感和手足之情感就植根于此。这种感觉无边无垠、不分彼此，它向该民族的一切成员敞开情怀。母权制国家尤以它们彻底摆脱内讧和对立而著称……母权制民族仍然带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特别谴责伤害同胞的身体，甚至谴责伤害动物……温柔的人性的神态甚至在埃及塑像的面部表情上也可以看出，它渗透了母权制世界的文化。”］ 对人的世俗的物质幸福的关心在母权制社会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也有助于使巴霍芬的学说受到社会主义者的青睐。虽然在理论上，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根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因为它把根扎在那献给了人的物质生活改善的母亲的能力上，但是，它却包含了一种可以接受的社会享乐主义，这就说明了它为什么如此受到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的欢迎。 某些高谈阔论似乎旨在关心这种完全没有性约束的原则，而巴霍芬只是把此原则归之于早期妇女统治的社会。有一种观点主张纯粹以阶级社会的存在和本质来解释性领域里的种种约束，认为一个无阶级社会必然会恢复到那种由巴霍芬所描述的不受限制的性关系，这种观点当然是大谬不然。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说，一种反对并贬低性快乐的道德确实起到了维护阶级社会的重要作用，对这种道德的任何攻击，都会受到社会主义者的欢迎，巴霍芬的理论当然在此之列，这正是他之所以为社会主义者乐于接受的又一原因。 性欲为满足和幸福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强有力的机会。假如容许性达到完全满足人的个性的创造性发展的程度，而不是使之局限于维护对大众的控制的需要，那么，这种追求幸福的重要机会的完成，必将导致强化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中对满足和幸福的要求。既然必须通过物质手段来实现这些进定步的要求的满足，那么，这些要求本身就会引起现存社会秩序的崩溃。与此密切关联的是另一个约束性满足的社会功能。性快乐在这样的范围内被宣称为某种罪恶的事情，因为性欲在每个人身上都永久地发挥着作用，所以道德禁律总是成为产生罪恶感的一个源泉，而罪恶感常常是无意识的，或者转化成不同的事物。 这些罪恶感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它们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受苦受难恰恰被体验为对自己本身的罪恶的惩罚，而不是被体验为对社会组织的缺陷的谴责。这些罪恶感最终引起了情感威胁，限制了人们的智力，特别是限制了人们的批判能力，同时发展了一种社会道德的代表的情感依附。 让我来补充最后一个与此有关的观点。精神分析的个人心理临床调查已能给我们提供这样的说明：性满足的抑制或者领受对人的驱动力和性格结构有着重要的重义。“生殖特性”的发展是以解除那种阻碍一个人的最佳发展的性抑制为条件的。在这些品性中，心理的、精神的独立性毫无疑问地属于生殖特性，这种独立性的社会现实意义毋需再强调了。另一方面，对生殖器性欲的抑制会导致强化诸如肛门性欲、性虐待狂和潜在的同性恋等本能倾向的发展，它们对今日社会的本能的基础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无论母权研究的当前情形如何，存在着可被称为以母亲为中心的社会结构这一点看来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当今的社会结构及其转化，注意力就必须集中到这种研究的当前的和将来的研究结果上。 人类性欲的抗争是列于社会“生产力”之中的。通过它们的易曲性和可变性的长处，性欲抗争可以自我调节以适应现存的群体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形势——尽管对这种适应性存在着种种的限制。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们所共有的心理结构代表了一种维持社会稳定性的不可或缺的支持。当然，这种心理结构对稳定性的支持只能持续在它与经济条件之间的矛盾没有超越一定的界线之内；如果这一界线被超越了，那么，心理力量就趋于改变或者打乱现存秩序；重要的是要记住：不同阶级的心理结构可以有天壤之别，甚或互相对立，这要视其在社会进程中的功能而定。 虽然个人因其独特的性情和个人的生活经历，特别是他孩提时代的经历而在心理上与该集团其他成员有所不同，但个人的心理结构的很大部分是适应个人的阶级地位，适应他所生活的整个社会的产物。我们关于一定阶级、一定社会的心理结构的决定性因素的认识，以及对于在一定社会中起作用的心理“生产力”的认识，远不如我们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认识那样深刻、全面。原因之一在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者本身是由其社会特定的心理结构的类型塑造而成的；因此，他理解的只是象他一样的心理结构。他易于犯以己度人的错误，误以为自己本身的心理结构，或者自己的社会心理结构就是“人的本性”。他能轻易地忽视这样的事实：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相当不同的驱动力结构曾经是生产力，并且能够作为生产力发挥作用。 “以母亲为中心”的文化研究对社会科学非常重要，因为它暴露了一些与在我们的社会中观察到的完全不同的心理结构；同时，它又全新地阐明了“以父亲为中心”的原则。 以父亲为中心的情结是一种心理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一个人对父亲的关系（或者对在他心理上占有同等地位的人的关系）是核心的关系。在弗洛伊德的（积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中，他揭露了这个结构的决定性的特征之一——虽然他由于没有与自己的社会保持必要的距离而过高地估计了它的普遍性。男性幼儿的性冲动被导向以他的母亲作为他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女性“恋爱对象”，并使他把父亲当作对手，这种情感丛从进一步的事实中获得了其独特的重要性：在父权制的家庭里，父亲同时又作为主宰孩子生活的权威而发挥作用。且不说在心理上满足孩子的愿望的不可能性，父亲的双重角色还有另一个弗洛伊德指出的效果：孩子要取代父亲的欲望使他在某种程度上与父亲认同。孩子摄取了父亲的精神，父亲成了道德原则的化身，而这种精神摄取对良心的形成不失为一个有力的来源。既然这一过程只是部分地获得了成功，孩子与父亲的敌对便发展成为一种矛盾的情感态度。一方面，孩子希望被父亲宠爱；另一方面，他或多或少地公开反抗他。 然而，在父亲本身进行的心理过程中也同时形成了以父亲为中心的情结。其原因之一是他嫉妒儿子。这部分是因为与儿子的生命线比较起来，父亲的生命线正趋衰弱。但引起嫉妒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由社会条件造成的，它起源于孩子的生活状况，相对地说，是不负任何社会责任的。十分清楚，父亲负担的义务越重，这种嫉妒就越强。 决定父亲对儿子态度的更加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的和经济的因素。儿子不是父亲财产的继承人，便是今后他贫病交迫，风烛残年时的奉养者，二者都取决于经济环境。儿子象征着一种投资。从经济的角度看，投入到儿子的教育和职业训练的金额十分近似于那笔他交纳的意外保险金和养老金。 此外，儿子在父亲的社会威望方面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儿子对社会的贡献及相随的社会的认可能够提高父亲的声望；儿子的社会失败只能降低父亲的威信，甚至使他名誉扫地。（儿子缔结了一门家境殷实或门第高贵的婚姻也起到同等的作用） 由于儿子的社会和经济功用，就使他的教育目的不是平常的个人幸福问题，即不是儿子自己的个性的最大限度的发展，而是儿子的教育最大限度地用于满足父亲的经济需要和社会需要。因此，我们常常在儿子和幸福和使用之间发现一种客观的冲突，而这种冲突通常不被作父亲的有意识地注意到，因为他的社会意识形态使他把两个目的混为一谈了。父亲经常把自己与儿子等量齐观，这个事实使情形更加复杂化了。他不仅希冀儿子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且企望他完成自己的理想和幻想的未竟之业。 儿子的这些功能在父爱的性质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儿子完成了以他为中心的各种期望的条件下，他爱自己的儿子。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父爱则可能恩断情绝，睨而视之，甚至反目为仇。［注：这也解释了“宠儿”是在以父亲为中心的文化中的一个典型现象，“宠儿”就是最好地完成了父亲的期望的儿子］ 父爱之有条件的本质通常引出两个结果：（1）来自于自己无条件地被人爱，这种认识的心理安全感丧失了；（2）良心的作用强化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发展了一种世界观，其中完成职责成为生活关注的中心，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保住已经微乎其微的爱。但即使竭尽全力地完成良心的要求，也不能避免油然而起的罪恶感，因为一个人的劳绩总是达不到确立在他面前的理想目标的高度。 对比起来，母亲对孩子的爱通常代表着完全不同的特质［注：显然，我谈论的这种父爱和母爱是在理想的意义下说的。某位特定的父亲或母亲的爱由于种种的原因，将远远达不到这种理想的表述的程度］。这首先是因为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里，母爱是完全无条件的。母亲对不能自助的婴孩的照料不依赖于孩子履行的任何社会义务或道德义务，甚至也没有要求回报他的爱的义务。母性之爱的无条件性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必然性，这种生物必然性可能也在妇女的情感气质中培养出无条件去爱的习性。母爱（或心理上母亲的等同者的爱）不依赖于任何条件，母爱的确定性意味着履行道德规范只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因为这不是被爱的条件。 以上描述的母爱的特点与现今以父亲为中心的社会所抱有的母亲的形象有着天壤之别。这个社会基本上只知道男人方面的勇武和英豪（在他身上，这些品质的确掺杂着大量的自爱欲）。另一方面，母亲的形象一直是被扭曲了的多愁善感、婉娩柔弱的形象。无条件的母性之爱，不仅拥抱自己的孩子，而且拥抱所有的孩子，拥抱全人类；我们发现，资产阶级特有的占有欲已取代了这种无偿的爱，并注入到母亲的形象之中。 母亲形象的变化象征着母亲和子女关系的社会条件的扭曲。这扭曲的进一步的后果是保护母亲，把母亲当作偶像来崇拜的欲望代替了渴望得到母亲钟爱的态度，这也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一种表现。母亲不再有保护的功能，现在她该受保护并保持“贞洁”。这种反向作用（扭曲对自己母亲的初始关系）还扩展到其他的母亲象征上，如国家、民族和土地；它在今日极端地以父亲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母亲及其心理等同者在这些意识形态中不曾消失，但已改变了功能：从保护者的形象变为需要被保护的形象。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以父亲为中心的个体和社会是以情结特性为特征的。在这些情结特性中，下列各点最为突出：严格的超我，负罪感，对父亲权威的顺从的爱，支配弱者的欲望和快乐，接受磨难以作为对自己罪恶的惩罚，为了幸福而损害的能力。与此迥然不同的是，以母亲为中心的情结是以对母亲无条件的爱持乐观的信任感为特征的：绝少的负罪之感，微弱的超我，追求快乐和幸福的较强能力。伴随着这些特点，母亲般的同情的理想得到了发展，爱弱者和需要帮助者的理想也得到了发展。［注：在精神分析术语中，以父亲为中心的类型与“肛门性格”和“强迫性格”有联系；而以母亲为中心的类型则与“口唇性格”有关。但是，后者与“口唇性虐待狂”性格类型截然不同，因为口唇性虐待狂具有一种寄生的品质，他只想得到，而不愿给予。当事与愿违时，他的反应是勃然大怒，而不象以母亲为中心的类型的人那样忧心忡忡。∥ 然而，在以性器官成熟前的性格结构为基础的类型学与以母亲为中心的和以父亲为中心的类型学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差别。前者表示一种对口唇或肛门水平上的性成熟前的固态，它在本质上是与成熟的、“生殖的特性”不相容的。后者表示支配对象的关系，与生殖特性本质上并非格格不入，以母亲为中心的类型可以是个口唇性格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此人或多或少地是被动的、依赖的、需要他人的帮助。但是以母亲为中心的类型也可以是个“生殖”性格的人，就是说，此人在生理上成熟，是积极的，而不是神经质的或停滞不前的。∥ 这里选择的类型学忽视了成熟程度问题，只注意到了性格结构的内容这一个方面，全面的论述当然必须研究以母亲为中心的类型和以父亲为中心的类型各自内部在生殖的性格和性器官成熟前的性格之间的不同。这里我们不可能全面地探讨各种精神分析的范畴。（参看W·赖希：《性格分析》，维也纳，1833年版）。无论如何，我确信一种基于对象关系的类型学，将为社会研究提供硕果累累的可能性，而不是基于“性感带”或临床症状学的性格学。克雷奇莫的分裂气质和循环性气质、贾因什的整合型和分裂型、荣格的内倾型和外倾型与我们提出的性格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十分有趣的，这里我们也不能研讨了］ 尽管在任何社会中均可发现这两种类型，主要视孩子的家庭情感丛而定，但却象普遍类型一样，每种类型似乎就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的特性。以父亲为中心的类型大概在资产阶级新教徒的社会中较流行，而以母亲为中心的类型相对地说在中世纪以及今日的献欧社会中则占有一言九鼎的地位。这使我们领略了韦伯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新教徒的工作气质之间联系的论述，以及与此成鲜明对照的对天主教精神和天主教国家的工作气质之间的联系的论述。 无论对韦伯的特定的论点提出什么反对意见，这种联系的事实现在己成为学术知识的一个确定部分。韦伯本人是在有意识和意识形态的水平上论述这个问题的。但是，要彻底理解这种相互关系，只有分析驱动力之后才能达到，因为驱动力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新教徒精神的基础。 天主教也展示了许多以父亲为中心的特性——上帝圣父、男性传教士的等级制度等，但其中以母亲为中心的情结的重要作用也不容否定。圣母玛利亚和教会本身在心理上象征着神圣之母，她把所有的孩子都庇护在自己的怀抱中。的确，确定的母性特点却被描述为上帝本身的特点——尽管这种描述不是有意识的。作为“教会之子”的个人能够确信教会妈妈的爱，只要他一直是她的孩子或重新得到她的钟爱。这种孩子关系是在圣礼上生效的。的确，道德的命令起了主要作用。但是，一种复杂的机制的操作也确保了这些命令持有必要的社会份量，同时，他使每个信徒确信，不管什么道德身份，被爱都是确定无疑的。天主教教义大量产生罪过感；同时，它也提供使人们从这些罪过感中解脱出来的手段。一个人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在感情上成为教会及其仆人的附庸。 另一方面，新教教义在廓清基督教的以母性为中心的特性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诸如圣母玛利亚或教会之类的母亲的替代者已经消失。正如在上帝身上的母性特性已荡然无存一样，在路德［注：从心理学上看，路德是一位极端的以父亲为中心的典型人物。一种对父亲既爱又憎的矛盾的态度对他发生影响。他总是同时注意两个父亲的形象，这就是很好的说明：一个是他深爱的父亲形象，另一个是他憎恨并鄙视的父亲形象。他一点也不理解享受生活的观点，或也根本不理解这样的享乐起着中心作用的文化；因此他本人是一个愤世嫉欲者。路德与强迫性心理症、同性恋类型有联系；但这不等于说他是个在临床意义上的强迫性心理症患者或同性恋者］的神学核心中，我们发现他对罪孽深重的人也能得到确定性的爱这一点感到怀疑或绝望。只有一种补救药：信仰。［注：“只有通过信仰才能释罪”的论点的全部意义，只能从强迫性心理症的思想机制及与之相伴随的怀疑方面来解释。这里我们不能条分缕析了。］但在加尔文教和许多其他新教教派中，这种补救药证明是力不从心的。于是新教便断然予以补充，它宣扬以完成职责为己任的作用（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它以现世生活中“成功”的必然性来作为上帝厚爱与恩典的例证。［注：今天我想对这一阐释予以重要补充。恰恰是因为路德对父亲形象的既恨又爱的矛盾心理（憎恨父亲，憎恨天主教教会的权威，伴随着憎恨反叛的农民，但却友善地对待世俗的王子们），才使他渴望着从母亲那里得到无条件的爱。只有沐浴在这种慈爱中，他才感到被爱的安全。既然路德的母亲偏又不是位仁爱慈祥的妈妈，所以他不可能体验到在母爱的安抚下的那种安全感，而只有热切而绝望地希望得到这种爱。获得母爱的条件之一是感到自己是个十足的婴儿，毫无力量，不如草芥，只有任凭母亲摆布。对父亲般权威的嫉恨和反抗以及对母爱的绝望的怀疑使路德成为伟大的怀疑者和仇恨者；他抱定一个希望：只有信仰会解开这个疑团，并使他感到自己是上帝的恩泽和无条件的爱的受惠者。∥ 天主教也有其母性特点，他借助于教会和圣母的观念表现出来，但它没有怀疑和绝望；就父爱而言，你只要遵守上帝和教会的戒律就能够得到它；就母爱而言，你在教会和圣母的普爱和宽恕一切的态度中就能确信它（他相信，天主教会的巨大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这种把以父亲为中心的原则和以母亲为中心的原则加以揉合）。∥ 综上所述，在极严格的以父亲为中心的宗教意识形态外观的背后，路德的上帝含有众神之母的成份。路德通过抹煞基督教里母亲的象征，就为一个激进的以父亲为中心的社会打开了道路（参看我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对路德的分析和E．H．埃里克森的《青年路德》）。］［注：就我们当前的问题而论，犹太教的特点颇为复杂。它明显带有反对近东以母亲为中心的宗教的印记，它的上帝概念象新教的上帝概念一样，只含有男性父亲的特性。∥ 另一方面，众神之母的形象还没有廓清，它在“乳蜜”泉涌的圣地的观念中还保存着。这里犹太教的决定性的思想是这样的：我们犯有罪恶，故而上帝把我们逐出我们的土地作为惩罚，但当我们遭罪受苦期满，上帝就会把那块土地还给我们。在先知文学中，这块土地被描写成具有肥田沃土的所有品质，是块从不让人泄气的土地，它担当起母权制宗教的众神之母的角色。∥ 在救世主基督的概念中，以及在回到圣地的信仰中（以无痛分娩和必然性工作的停止为特征），无条件博爱的母亲的观念保留下来了。］ 那些使资本主义“精神”兴起成为可能的社会的、经济的因素同样是新教兴起的条件。象一切宗教一样，新教具有不断再生产和加强对特定社会必不可少的驱动力结构的功能。在以父亲为中心的情结中，完成责任和获得成功是生命的主要驱动力量，而快乐和幸福则起着次要的作用；以父亲为中心的情结代表着隐藏在资本主义巨大的经济和文化作用力背后的最强大的生产力之一。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人民（比如奴隶）不得不受物质力量的驱使去不遗余力地从事经济上有用的工作。通过以父亲为中心的情结的影响，人民同样开始表现他们本身“自由意志”的忘我精神，因为外部的良心责备现在已被内在化了。这种内在化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中完全得到实现，因为他们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工作气质的真正代表人物。然而，与外在力量相比，内在化过程却导致了一个不同的结果：完成良心的命令使人得到了一种满足，它有助于极大地巩固以父亲为中心的结构。［注：当我在这里谈论工作和工作气质时，我是指一个独特的、具体的历史现象：资产阶级的工作概念。当然，工作有许多这里未予考虑的其他心理功能。工作是社会责任性的一种表现，是创造性活动的一次机会。这些方面在其中占居优势的那种工作气质是存在的。］ 然而，这种满足仍是相当有限的，因为责任的完成和经济的成功，只是享受生活能力和来自得知一个人无条件地被爱的内心安全感等已丧失的特性的可怜的替代。加之，人对人象狼一样的精神导致了个人的孤独和爱的无能（一种对灵魂的沉重心理负担），虽然这种进行削弱该基础的决定性因素是扎根在经济变化之中的，但它倾向于削弱以父亲为中心的结构的基础。 以父亲为中心的结构一直是隐藏在资产阶段新教徒社会的经济成就背后的心理驱动力量，同时，它又创造出会摧毁以父亲为中心的结构，并导致复兴以母亲为中心的结构的条件。人的生产能力的增长，第一次在历史上使以前只能在童话和神话中有所表现的社会秩序的具体实现成为可能，在这种秩序中，所有的人在实际劳动中相对来说，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就得到了为其真正的幸福所必须的物质资料；在那里，人的精力将主要用于发展人的潜力，而不是主要用于为维持文明的存在所绝对必需的创造经济商品上。 法国启蒙运动最进步的哲学家们超越了以父亲为中心的结构的情感情结和意识形态情结。但是，新的以母亲为中心的趋势的真正的完全成熟的代表者原来是工人阶级，它的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其动机基本上出于经济的考虑，而不是由于内在的良心的责备。同样的情感结构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施加有效影响提供了一个条件——就其影响依赖于工人阶级驱动力结构的特殊本质而言。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纲领的心理基础［注：显然，这些心理学的考察仅仅论及了精神生产力；它们不是把社会主义解释为一种心理现象，也不寻求用一种心理学的解释来代替其理论的理性讨论］突出的是以母亲为中心的情结。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无论每个人在生产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只要把经济的生产能力合理地组织起来，每个人就会得到他所需要的充足的生活用品；更何况这一切能够以远少于至今对每个人都必要而有效的那些部分来完成，最终达到每一个人都有无条件的权利过幸福生活；这幸福基本上寓于“一个人的个性的和谐的发展”之中，所有这些思想都理性地、科学地丰富发展了那些在早期的经济条件下只能以幻想来表达的思想：大地母亲不计功过地给了她的孩子们所需要的一切。 正是这种以母亲为中心的倾向和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联系，说明了为什么母权制社会的“唯物主义的民主”特性致使社会主义作者们如此温情脉脉地表达对母权制理论的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