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健全的社会》（1955年） 第九章 结论 当人类首次从动物世界脱胎而出之时，他就像一个怪物。人由于丧失了调节动物活动的本能特征，便显得比大多数动物更不能自助，更难于争得生存。但与此同时，人发展形成了思维、想象和自觉的能力，这为改造自然和自己打下了基础。在数千年之久的时光之中，人一直靠搜集食物和狩猎过活。在这个阶段，他仍然受到自然的束缚，唯恐为自然所抛弃。他将自己认同于动物，并把这些自然的代表尊奉为神明。经过长期的缓慢发展之后，人开始耕耘土地，以农业和畜牧业为基础，创立了一个新的社会与宗教秩序。在这期间，他把诸女神尊奉为自然界孳生繁衍的孕育者，将自己体验为万物之母——大地——的儿子。在大约400年前，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变。在脱离自然的长期过程中，人迈出了新的一步。他割断了自己同自然、同大地母亲的联系，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新目标：完完全全地诞生，完完全全地觉醒，完完全全地成为人，成为自由人。理性与良心成了指导他行为的原则；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由友爱、正义、真理维系的社会，一个崭新的真正属于人类的家园，以代替他在大自然中失去了的而且不能重返的家。 尔后，大约公元前500年左左，印度、希腊、巴勒斯坦、波斯和中国的伟大宗教体系，以新的、更加进步的形式，表达出人类团结的思想，以及万物成一统的精神原则。老子、释迦、以赛亚、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以及后来巴勒斯坦的耶稣及其门徒、美洲印第安人的主神、阿拉伯的穆罕默德，这些伟大人物都教导人们，应当把人类团结、理性、爱与正义，当成奋斗的目标。 北欧似乎沉睡了很久。希腊及基督教的思想慢慢地传播到了这块土地之上，过了100年，欧洲才完全吸收了这些思想。大约在公元1500年，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人发现了自然与自我，为自然科学打下了基础。自然科学开始改变大地的面貌。中世纪封锁式的世界垮掉了，一统的天堂也已瓦解，人在科学中找到了新的统一原则，并致力于在人间的社会政治统一和自然界的控制之间，寻求新的和谐统一。道德感（犹太－基督教传统的遗产）与知识感（希腊传统遗产）融合在一起，带来了人类创造的繁荣景象，这是人从来也没有预见到的事。 欧洲，从文化上看，可说是人类最小的孩子，可是却发展出了这样多的财富和武器，使得它数百年来，成了世界其它地区的主人。到了20世纪中期，一场重大的变革两度发生，这些变革同过去的巨大变化一样影响深远。新技术的运用带来了蒸汽机、石油和电，取代了畜力和人力。这些新技术创造出了交际手段，将全世界变成了一块大陆，整个人类变成了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一团体的命运就是全体成员的命运。新技术创造出了奇妙的东西，把最好的艺术、文学和音乐带给了社会每个成员。新技术创造出生产力，使人人都能过尊严的物质生活，并且大大地缩短了工作时间，使工作只占人们一天时间中的一小部分。 可是今天，当人似乎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更富有、更快乐的人类纪元的时候，他以及他的子孙的生存却受到了从来不曾有过的威胁。这怎么可能呢？ 人从宗教的及世俗的权威手中夺得了自由，他傲然屹立，以他的理性、他的良心作为他唯一的判官，但是，他却害怕这新争取到的自由。他在还没有获得自主、创造性、完全觉醒的自由之前，就失掉了这些品质。他试图逃避自由。他的成就——对自然的控制——正好打通了他的逃亡大道。 在建造新的工业机器的过程中，人完全沉醉于这项新的工作，致使这项工作成了他生活的最高目的。他曾经致力于寻求上帝和拯救；而现在，他的精力却支配着他朝着控制自然、获取愈来愈多的物质享受的方向前进。他不再把生产当成改善生活的手段，而是将生产实体化为目的本身，使生活成了从属于这一目的附加品。在分工愈来愈细、工作愈来愈机械化、社会群体的规模愈来愈大的过程中，人自己成了机器的一个部分，而不是机器的主人。他将自己体验成一件商品，一项投资；他的目的是成功，也就是说，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他这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可售性，而不在于他的爱及理性等人类品质，或是他的艺术能力。快乐等同于购买更新更好的商品，“饮进”音乐、电影、娱乐、性、烈酒和香烟。当他同大多数人协调一致时，他感到了自我的存在，除此之外，他没有自我感。因此，他感到不安全、焦虑，须仰仗他人的认可。他同自己异化开来，崇拜他自己双手造出来的产品以及自己造就的领袖，仿佛这些产品和领袖高高在他之上，不是他的创造物。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倒退到了公元前20年——人类开始伟大演变的那个阶段。 他没有能力去爱，去运用他的理性，去下定决心，事实上，他没有能力去珍惜生命，因而随时准备，甚至乐意去摧毁一切。世界两度支离破碎，失掉了统一性；他重新崇拜各式各样的东西，所不同的是，现在他所崇拜的都是人造物，而不是自然的一个部分。 这个新纪元以个人的开创精神为其开端。的确，16、17世纪新大陆及新航道的发现者，科学的先驱者，新哲学的创造者，英国、法国及美国大革命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以及工业革命的先锋，甚至绿林好汉，都显示出卓越的个人开创精神。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官僚化以及管理化，逐渐消失的正是个人的开创精神。官僚机构没有什么开创精神，这是它的本性；也没有自动性。那种高叫资本主义为个人开创精神提供了机会的论调，至多不过是一种眷恋过去的说法，说得不好听些，这是一种欺骗口号，目的是反对以真正人的个人开创精神为基础的改革计划。现代社会最初的设想是，创造出满足个人需要的文化；它的理想是在个人和社会需要之间建立起和谐关系，结束人性与社会秩序的冲突。人们相信，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达到这一目标：其一，通过发展生产技术，使人人得到满意的物质供应；其二，理智而客观地描绘出人和人的需要来。换言之，现代人致力的目标，就是创造一个健全的社会。更具体地说来，这意味着创造出这样一种社会：每个成员充分发展其理性，能客观地看待自己、他人和自然，看到本来面目，而不是用无所不知的幼稚观点或偏执的怨恨来歪曲自己、他人和自然。这是指这样一种社会：每个成员充分发展其独立性，知道善与恶的区别，能够自己作出选择，有信念而不仅只是意见，有信仰而不是有迷信或模糊不清的希望。这是指这样一种社会：每个成员能够去爱自己的孩子，爱邻居和一切人，爱自己以及自然界的一切；每个成员能够感到与万物合一，却又不失掉个性和完整性；每个成员都能用创造而不是用毁灭来超越自然。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是失败了。我们没有填平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的鸿沟，少数人实现了这些目标，并且努力按照这些目标来生活，可是多数人的思想境界还远远地落后于这个时代，停留在石器时代、图腾崇拜时代、偶像崇拜时代，或是封建时代。我们能否把这大多数人转变为健全的人——或者，让他们利用人类理性的伟大发现来达到自己的非理性的疯狂目的？我们能否创造出美好健全的生活前景，以激励那些害怕前进者的生命力？现在，人类正处于十字路口，一失足将成千古恨。 20世纪中期，人类社会生长出了两个庞然大物，这两个庞然大物由于彼此害怕，不断扩军备战，以寻求安全。美国及其盟国是较富裕的一方，生活水平较高，对于享乐的兴趣也比对手苏联及其附属国以及中国更强烈。敌对双方均声称，自己的体制才是人类的最后救星，是人类美满前途的保证。双方都声称，对方代表着完全相反的前景，如果人类要想得救，就得彻底铲除其制度。双方都使用着19世纪理想的话语。西方打着法国大革命自由、理性、个性等思想的旗号；东方用的是社会主义的团结、平等的观念。双方都成功地抓住了千百万人的想象力，使他们狂热地忠诚于各自的理想。 我们虽然没有忽略自由资本主义和极权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差别，但是，如果我们看不到两者的相同之处，特别是这些相似之处的今后发展趋势，那么，我们就是目光过于短浅。这两种制度都是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目标都是要不断增加经济效益和财富。两者都是由管理阶级、职业政客统治的社会。就世界观而论，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思想，还是东方世俗的救世主义，都是彻头彻尾的实利主义。它们通过中央集权制度、大工厂、政治大党，把人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是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而且必须是好使的零件。西方会更迅速地朝着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的方向发展，而东方今天就是奥韦尔的《一九八四年》中描述的情况。东西双方的制度都朝着同一方向迈进。 那么，未来的前景会是怎样呢？首先，也是最有可能的，是发生一场原子大战。这场战争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工业文明的毁灭，世界退回到原始的农业水平。或者，如果毁灭的情况并不像许多专家认为的那样彻底，其结果势必是战胜者组织并统治整个世界。胜利者只可能是基于武力的中央集权国家——无论其中央政府在莫斯科或华盛顿，情况都一样。但不幸的是，即使避免了战争，也不能保证人类有光明的前途。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今后50年或100年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发展过程也将仍然是一个使人自动化和异化的过程。这种制度将发展成管理型社会，居民都会吃得饱，穿得暖，只想能满足的愿望，不想达不到的愿望；他们都是些不需外力推动的机器人，无形的领导引着他们走，他们制造了像人一样的机器，像机器一样的人；人的聪明才智提高了，可是理性却败坏了，因而人面临着一种危险的处境：有巨大的物质力量，却没有使用这些力量的智慧。 这种异化与自动化，导致了不断增强的疯狂。生活没有意义，没有欢乐；没有信仰，没有现实。除了不去感受，不去推理，不去爱之外，人人都“快乐”。 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类死了。在19世纪，不人道意味着残酷；在20世纪，不人道系指分裂对立的自我异化。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了奴隶，将来的危险是人会成为机器人。千真万确，机器人不会造反。但是，即令使机器人具有人性，它们也无法既活着又神智健全。一旦它们具有了生命，它们就会摧毁它们的世界连同它们自己，因为它们无法再忍受那无意义生活中的无聊与厌烦。 我们面临的危险是战争，以及人的机器化。我们应当怎样作出选择？我们应当摆脱常规，在完全诞生与人性的自我实现的方向上，迈出新的一步。第一个条件是应消除那危及我们大家并使信仰及开创精神瘫痪的战争威胁。我们必须以天下为己任，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所有大国的内部发展经验，相对平均地分享财富，重新较公正地分配一切资源。这势必最终形成国际性经济合作，制定出全球发展计划，组成世界性政府，实现完全裁军。我们必须保留工业方法，但是，应当使工作分散管理，国家分权治理，以便在工作和国家中包含人的恰当地位。中央集权可以成为一种非强制的选择形式，因为工业生产有时也需要集中的安排。在经济领域，我们应做到企业由所有工作人员来共同经营管理，以使人人都能主动、负责地参与工作。我们可以找到这类参与的新形式。在政治领域，我们可以重新采取市民大会的形式，组成千千万万的面对面小组。这些小组消息灵通，它们讨论各种事情，它们的决议将组合成一个新的“众议院”。文化的复兴，则必须将青少年的工作教育、成人教育，与全国性的大众艺术和世俗仪式的新系统结合起来。 我们免除沦为机器人的危险的唯一途径，是实行人本主义的公有制。关键并不在于财产权这个法律问题，也不在于共享利润的问题，而是共享工作、共享经验的问题。所有权改变的程度必须依据这样的标准：改变之后，必定能创造出共同工作的条件，防止利润动机将生产引向危害社会的方向。收入必须达到这样一种平等状态：人人都能得到物质保证，过上尊严的生活，从而使社会各阶级不致因经济收入的悬殊而产生根本不同的生活感受。人必须恢复他在社会中的最高地位，决不成为手段，成为被他人、被自己利用之物。人利用人的局面必须结束，经济应当成为人类发展的仆人。资本必须为人服务，物必须为生命效力。我们的目标，不应是19世纪流行的囤积倾向，也不应是如今盛行的接纳与市场倾向，而应当是创造倾向。一切社会安排都应服务于这一目标。 任何变革都不能强制推行，而必须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同时展开。局限于一个领域的变革，都会破坏全面。正如原始人在自然力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一样，现代人面对自己创造出来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也变得不知所措。他崇拜他的双手创造出来的东西，对新偶像顶礼膜拜；同时，他却以上帝——那命令他毁掉一切偶像的神——的名义，诅咒一切。人类只有创造出一个健全的社会，才能保护自己，不致有精神错乱的结局。这个新社会将顺应那种植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人类需要。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相亲相爱地联系着，扎根于友爱和团结，不受血缘和土地的约束。这个社会能够使人以创造而不是摧毁的方式，超越自然。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不是靠求同，而是通过将自己体验为自身力量的主体的方式，来获得自我感。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人歪曲现实，崇拜偶像，有的只是一种健康的倾向和献身精神的体系。 建立这样一种社会意味着再迈进一步，结束“具有人的外部特征的”人类历史，即人还未完全诞生的阶段。这并非意指“寿终正寝”，或是“十全十美”，或是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和谐状态。恰恰相反，它意味着，人注定要遭受冲突和矛盾的困扰，必须去解决那些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当人超越了用人作为牺牲的原始状态（无论是阿兹台克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中的牺牲形式，还是战争这种世俗的牺牲形式），当他能够理智地而不是盲目地调整自己同自然的关系之时，当物真正成了他的仆人而不是偶像之时，他才会遇到真正属于人的冲突和问题。他将不得不具有冒险犯难的精神，勇敢而具有想象力，能够忍受磨难，能够享受欢乐。他的力量将用来为其生命服务，而不是奉献给死亡。人类历史的这个新阶段——如果真要来临的话——将是一个崭新的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结。 今天，人类面临着最根本的抉择；这并不是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作一抉择，而是要在人的机器化与人本主义的公有制社会主义之间作出选择。眼前的很多事实表明，人正在选择使自己成为机器人的方向，这就是说，从长远的观点看，人正在走向疯狂与毁灭。但是，所有这些事实并不足以摧毁我们对人的理性、善意与健全所抱的信心。只要我们能够想到其它的选择途径，我们就没有迷失方向；只要我们能够一起协商，一同计划，我们就有希望。我们有能力达到伟大导师们设想的那种人道境地；但是，我们却面临摧毁一切文明，或是使自己成为机器人的危险。几千年前，上帝对一个小的部落说道：“我将生与死、祝福与诅咒放在你们面前——而你们却选择了生。”这也是我们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