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总罢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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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总罢工问题

↘ 劳工史中的总罢工
↘ 工资总罢工和声援总罢工
↘ 争取工人普选权的总罢工
↘ 反战和革命总罢工
↘ 作为工人阶级武器的总罢工

　　1905年的俄国革命使工人阶级得到许多重要教训，其中之一是基本上澄清了总罢工这个复杂问题。在以前的许多年中，差不多从工人运动开始时起，这就是一个争论着的问题，在这整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混乱。但是，1905年的革命像一道闪光一样表明了总罢工的巨大效力，特别是在革命局势中，并且一下子就把这个伟大的、主要是政治性的武器的使用问题列入了世界劳工运动的议程。

劳工史中的总罢工

　　当工人开始组织起来，感到他们的经济力量，并且用罢工办法迫使雇主作出让步的时候，随着劳工运动的发展，那就很容易在思想上前进而得到总罢工的概念，把它作为解决工人阶级中最严重的问题的手段。甚至在劳工运动的最初期，工人一直在多少是自发地想到总罢工问题。在工会运动诞生地英国，参加工会的制鞋工人威廉·班包在1832年就已在他的小册子“生产阶级全国大假期和大会”中提出了一个月的全国假期的计划，也就是一个总罢工计划。^[1]——我们已经在第四章看到，这个计划在最后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宪章运动中起了巨大作用。这个总罢工计划，至少在地方规模上，也是19世纪30年代巨大劳工高潮中在美国工会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1835年的费城总罢工。

　　工会运动的组织演变和战术演变从历史上说是朝着总罢工的方向发展的。例如，在最初时期，单独工作的工人罢工，后来在各个地方的作坊中工人成批地罢工，而最后，随着工业和全国市场的发展，他们开始进行全国范围的行业性和产业性罢工，到现在，矿工、铁路工人、纺织工人、海运工人和其他工人的这种全国范围的总罢工在全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劳工运动中已经成为极平常的事了。同时，在雇主的强烈反对的压力下，地方性总罢工也开始在世界各地发生，这种罢工发生过好几十次。整个趋势是朝着工人的越来越广泛的斗争的方向发展的，这种趋势必然导致总罢工或群众性罢工，这种罢工在世界劳工史上是很多的。这个发展的顶点是国际五一劳动节，按本来的意义说，它要求全世界举行为期一天的总罢工。

　　在第一国际时期（1864—1876），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是总罢工的主要鼓吹者，他们把它提出作为解决工人的一切问题的根本办法。他们在第一国际的代表大会上和这个国际的各国支部中，不断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还几次企图把这个口号付诸实践，这主要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而取得的结果是很可疑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继无政府主义者之后也主张总罢工，认为这是解决工人阶级的一切问题的办法。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就把总罢工作为他们整个思想和纲领的中心，他们的全部活动都是围绕着总罢工进行的。以后我们将估计他们的在这方面的经验。

　　一般说，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鼓吹总罢工的运动。他们了解，后者正在把总罢工这个办法看作是真正的组织和斗争的替代物。他们认识到，要进行一次成功的罢工需要坚强的组织、成熟的形势和工人中的头脑清醒的人。他们恰当地毫不同情单靠依赖工人阶级的自发的全面行动的这种作法，好像以总罢工作为解决每个重大问题的办法的那些人所设想的一样。在这个初期阶段，劳工运动不能胜利地进行总罢工，这是因为工人政党仍然薄弱，没有发展起来，并且因为工会除了在英国外，只包括很小一部分工人阶级。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唯心主义的总罢工概念，这是正确的；但是，和他们在其他方面的非常有效的政策比起来，他们的这种反对有时多少是有些片面的。1873年，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10月21日，11月2日、5日）进行了这样一个分析，反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在总罢工行动方面对自发性的依赖。他说，要进行这种罢工，“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完整的组织和一个充足的财库”，他认为，反动政府将阻止工人达到这些目的。即使他们有了这些东西，“他们也无须采取总罢工这种间接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2]。当然，事实是，在有可能采取总罢工行动的紧张政治局势中，在主要工业中的强大组织就足以进行这种罢工。就组织力量而言，今天有许多劳工运动是完全能够进行“总”罢工的。

　　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几十年中，右翼领袖抓住恩格斯的论据，对它大肆歪曲，使它成为他们的主要根据来反对工人关于群众罢工问题的一切提议。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尔用一句话表示了这种反对，他说，“总罢工完全是胡扯”。关于恩格斯和总罢工这个问题，斯大林说，“恩格斯当时所批评的并不是任何总罢工，而只是某种总罢工，即无政府主义者为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而提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总罢工，——这和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有何相干呢？”^[3]直到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工人阶级才在列宁的领导下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证明了总罢工作为工人阶级的巨大武器的有效性。自那以后，马克思主义者才真正拥护在阶级斗争中在战略上和战术上正确使用全国总罢工，或者更正确地说，群众性政治罢工。

工资总罢工和声援总罢工

　　世界劳工史充满了关于这样一些地方性和全国性总罢工的记载，这些罢工是为要求增加工资进行的，或者是为了支持争取增加工资的困苦的工人而进行的。此外还有的示威性的总罢工，通常只进行具体设定的一个短的时期。按照原来的建议，国际五一劳动节就是这样一个国际群众性示威罢工。

　　意大利举行过许多次这样的罢工——全市规模的总罢工有1900年的热那亚罢工，1902年佛罗伦萨罢工，1903年罗马罢工，1908年巴马罢工，1907和1913年米兰罢工，以及1904年和1914年的全国总罢工。在西班牙劳工史上，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群众罢工甚至更多，至少有20次是载于史册，兼有经济、政治和声援的目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02年和1909年从巴塞罗那扩展起来的总罢工。在这些罢工中取得了许多经济的和政治的成就。

　　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随着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兴起，在法国有许多人鼓动进行总罢工，法国领袖们不断在各次国际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在我们正在考察的这一段时期，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几十年中，这种鼓动的结果是进行了几次总罢工的尝试。1902年10月，法国总工会号召举行总罢工来支持罢工的煤矿工人，但是它并没有完全实现。^[4]马赛在1904年举行了一次总罢工，但是成就有限。在1906年亚眠代表大会以后工团主义兴起期间，法国工会进行了许多次同情罢工或者声援罢工，但是这些罢工没有达到成功的地方性或全国性总罢工的水平。法国工会还非常注意把五一节变为真正的罢工和斗争日，例如，1906年的示威实际上就是20万名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总罢工。

　　在拉丁美洲也表现了同样的战斗精神，在那里，差不多每一个国家都发生过一次或者一次以上的总罢工，这些罢工实际上是在内战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个时期，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有过地方性或全国性总罢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举行过几次大规模的总罢工。

　　再提几个在这几十年中所发生的这种罢工：1886年美国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总罢工，1917年8月澳大利亚总罢工；1919年2月华盛顿州西雅图的6.5万名工人支持罢工的造船工人的总罢工；1919年5月加拿大温尼伯3.5万名工人声援进行罢工的五金工人的罢工，1926年英国500万工人支持进行罢工的煤矿工人而举行的历史性总罢工，1934年7月旧金山12.5万名工人支持整个太平洋海岸的海运工人罢工的总罢工。所有这些罢工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有组织的劳工的保守的高级领袖采取了背叛的政策。

争取工人普选权的总罢工

　　总罢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工人阶级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差不多每一个欧洲国家，包括德国在内，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歧视工人，不给予他们政治上的选举权。因此，差不多在各个地方，社会民主党都把在它们各自国家内争取“平等的、秘密的、直接的和普遍的”选举权的斗争列在它们当前纲领的首位。它们大多数都主要是围绕着关于这个问题的斗争而壮大起来的。这个运动时常提出总罢工问题。自然，所有这种总罢工计划都是工会极为关切的事，在进行这种罢工方面工会是不可或缺的。

　　各地的统治阶级都非常顽固地拒绝给予工人以完全的选举权，特别是因为这个时期中，它们认为让工人自由选举就会意味着它们自己的统治会突然结束。结果，工人由于不能采取合法的和议会的手段来争取选举权，便把注意力放到政治性罢工上，用来迫使不情愿的雇主和政府给予这个权利。群众性罢工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起了决定作用以后，情况尤其是这样。但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由于他们的强烈的非政治观点，根本无意在政治上运用他们极为珍爱的这个总罢工战术。

　　英国工人一向是工会事务方面的先驱，他们首先行动，通过广泛的群众性政治罢工而赢得了选举权。这是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伟大的宪章运动的纲领的中心。但是，像我们在第四章所看到的，英国工人为达到这个目的而进行的巨大罢工运动由于工人阶级没有经验和缺乏组织而失败了，英国工人又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以后才终于获得了选举权。

　　比利时工人并没有因为英国工人的这个失败以及保守的社会党的悲观论调而踌躇，他们也在1893年开始用罢工的办法争取选举权。当时，在总共650万的人口中，只有137772人有选举权。他们先后在1893年、1902年和1913年对雇主和政府进行了三次群众罢工。他们部分地破坏了这个不公正的选举制度，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巨大的革命高潮时，他们才最后获得了平等的选举权。瑞典的工人面临相似的不民主选举制度，^[5]他们在1902年也进行了总罢工，争取平等的选举权。他们取得了部分的胜利，尽管他们的领袖也是胆怯的。他们在1909年为了经济问题和选举权问题举行了另外一次历时一个月的总罢工，还是取得了部分的胜利。^[6]荷兰工人在1903年也举行了总罢工，主要是为了经济问题，但是选举权也是这次罢工中的一个问题。1905年10月在奥地利，在俄国总罢工的直接影响下，工人们使全国的工业陷于停顿，来支持他们的选举权要求。结果，在1907年1月，他们获得了普遍的男子选举权。^[7]

　　在德国，也是在有力的俄国实例的影响下，工人们决心用总罢工来结束对他们的选举权的限制。他们的压力变得十分强大，以致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9月在耶拿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正当邻国俄国境内举行大罢工的同时，才多少有些犹豫地同意以群众性政治罢工作为保护和扩大工人的选举权的一个手段。但是保守的工会领导人却不赞同这一点。这些官僚分子在1905年5月，即在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举行前四个月，举行了会议。他们看到群众罢工行动正在策划，于是便在原则上和实践上谴责了总罢工。^[8]这个行动使党以后作出的决定根本无效。最后的结果是，群众性罢工实际上成为德国工会中被禁止讨论的一个问题。工会和党之间的这个冲突对整个德国工会运动有深切的影响，我们将在以后再谈这一点。

反战和革命总罢工

　　在1917年俄国革命前的50年中，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的许多次国际代表大会一直讨论以总罢工作为制止资本主义战争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但是，我们在第二十四章将会看到，整个世界劳工运动并没有掌握这个反战问题，它由于未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而遭到严重的失败。1905年的俄国革命清楚地表明了在这个总的方面所应当遵循的方针，但是，领导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先生们不愿从“野蛮的俄国人”学习任何东西。

　　1905年革命中的一些总罢工的目的是反对战争，反对沙皇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这时，在俄国发生了许多次大规模的和重要的罢工，但是这个运动的巨大力量在1月和10—11月的两次广泛的势不可当的罢工浪潮中呈现出来。它们在各个工业中心建立了八小时工作制。列宁说，在1月，罢工的工人有44万，在10月，罢工的工厂工人就超过了50万，另外还有“几十万铁路工人、邮电职员等”^[9]。这个罢工运动的领袖是熟练的五金工人和铁路工人。这些总罢工主要是为了经济问题而开始的，它们不可避免地发展为11月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的不幸结局我们已经在第二十章里论述过了。

　　列宁说，“在世界上的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甚至就在最先进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和德国，也没有发生过像1905年俄国那样大规模的罢工运动。”^[10]他在谈到革命的俄国说，“只有为争取立即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斗争才能激起被剥削群众最落后的部分，才能给予真正的教育，并且使他们——在革命时代——经过几个月之后变成政治战士的军队。”^[11]“只有俄日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痛教训所引起的、蔓延全国的群众性罢工浪潮，才把广大的农民群众从沉睡中唤醒。”^[12]罗莎·卢森堡（她是总罢工的热诚拥护者）曾写了一部俄国群众罢工史，她称1月份的罢工是“革命的广泛背景”^[13]。

　　在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之间的时期，我们已经看到，在若干欧洲国家中曾发生过总罢工。这些总罢工中的最重要的一次是西班牙工人反对1909年摩洛哥战争的革命性罢工。当时，西班牙政府对摩洛哥人民进行征服战争。巴塞罗那的30万革命工人在7月26日开始了一次反对这场战争的总罢工。这个地方的工人全部参加了罢工，罢工开始扩大到西班牙的其他部分。原定在8月2日举行一次全国总罢工，但是由于政府采取了极端的镇压措施，它未能充分实现。^[14]

　　伟大的1917年俄国革命在东欧和中欧各国引起了另外一系列的全国性总罢工，这些罢工的目的主要是推翻资本主义政府。在俄国本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资产阶级革命阶段，是由工人的一次总政治罢工开始的。这次罢工于1月9日在圣彼得堡开始，几天之后，莫斯科和其他城市也卷入了。2月18日，在圣彼得堡的普梯洛夫金属工厂中开始了另一次罢工浪潮；它迅速扩展开来，并且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具有了起义性质。2月27日，沙皇军队拒绝射击工人，于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了。革命的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是七个月以后以11月7日的起义完成的，领导它的是布尔什维克，武装工人占据了工厂。

　　在1918年德国革命发生以前，在大战的后期曾发生了一些广泛的罢工。这次革命是11月5日在一次总罢工和起义相结合的行动中爆发的。面临着革命的情况下，德皇在11月9日逃亡国外。在以后几年中，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拒绝接管政权，拒绝开始建立社会主义，而德国工人只有又发动了另外几次总罢工。在以后几章中，我们将再来谈谈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以及工会在这些革命中的作用。

作为工人阶级武器的总罢工

　　在劳工史上的许多次总罢工确凿地说明，各国工人在同雇主和他们的政府代理人进行尖锐斗争的时期，本能地采取了全面停止工业活动的办法，来击溃雇主和他们的政治工具的反动抵抗。领导者的悲观态度也未能阻止他们这样来利用总罢工。他们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一再采取了群众政治罢工的手段，但是结果并不总是很好的。直到在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在战斗的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罢工的时候，总罢工的巨大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才被充分了解，并且被有效地加以利用。

　　进行总罢工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办法，像在过去所时常做的那样。群众性政治罢工是一柄双刃剑，如果使用不慎，它对工人害多利少。如果要有效地使用这个武器，就必须牢牢地掌握它，并且坚决地利用它。大多数国家的工人在进行总罢工的努力中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保守的社会民主党劳工领袖的怯懦和叛逆态度。这些领袖害怕他们所领导的运动的巨大力量，毫不延迟地破坏它，使工人阶级遭到严重损害。

　　总罢工或群众性罢工基本上是一个革命的政治武器。在全国范围内停止生产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它的明确趋向是提出政权问题。总罢工是一个主要的政治斗争。资本主义国家认为这种罢工是对它的政治权力真正的挑战，它便根据这一点采取行动，设法用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破坏它。这就是要从过去150年的劳工运动史中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

　　当然，也曾发生过许多次抗议性的总罢工，通常是地方规模的，日期只有特别设定的几天。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感觉并没有必要充分使用它的破坏罢工的暴力手段。此外还发生过一些全国性总罢工，在这些罢工中，社会民主党领袖们采取了极其懦弱的让步和退却的方针，因而雇主阶级认为这是十足的失败主义政策，觉得无须运用国家的全部胁迫力量。

　　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劳工的一个普遍经验是，当工人开始举行一次总罢工（不管是地方性的还是全国性的），而没有决定它是一个短期的罢工，那么他们就必定面临国家为破坏他们的罢工而进行的最坚决的行动。国家这种破坏罢工的手段是从外面使用暴力，或者从内部鼓动右翼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为。

　　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就是本着这种破坏罢工的精神来通过瘫痪工会的立法。它们徒劳地认为这种立法将使得以后不可能举行总罢工了。但是历史证明，国家的暴力和罢工禁令并没有能够阻止工人不时采取总罢工手段，而且当他们的战斗意志坚强并且有坚决的领导时，这种罢工还能收到决定性的效果。预定的结论是，他们将继续这样做。

^[1] 克鲁克：“总罢工”，第5——12页。

^[2] 罗莎·罗森堡：“群众性罢工”，第3页所引。

^[3]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5页。

^[4] 克鲁克：“总罢工”，第38页。

^[5] 克鲁克：“总罢工”，第54——102页。

^[6] 同上书，第103——144页。

^[7]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8页。

^[8] 巴色尔：“德国工会大会手册”，第29页。

^[9]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3页。

^[10] 同上书，第245页。

^[11]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8页。

^[12] 同上书，第249页。

^[13] 卢森堡：“群众性罢工”，第27页。

^[14] 约瑟夫·勃兰特：“走向新西班牙”，第362页，芝加哥，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