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在基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玛·戈德曼 -> 《我在俄国的两年（我对俄国的幻灭）》（1923）

第21章在基辅

　　由于诸多困难和延误，从法斯托夫到基辅的旅程持续了六天，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噩梦。铁路情况之糟糕令人震惊。每个车站都有数十货运车厢阻塞铁路线。车厢里挤满了活人——其中大多数还是病人——而非去给各个城市救灾的粮食。沿途候车室和站台挤满了人群，蓬头垢面，肮脏不堪。夜晚则更加可怕。到处都是绝望的人，呼喊着，挣扎着试图挤上火车。他们就像但丁地狱里的被诅咒者，脸色在昏暗的灯光下变得灰白，时不时地，一声痛哭的惨叫划破黑夜，已经启动的火车突然停下：刚刚有人从火车上摔了下去被活活碾死了。
　　到达基辅真是一种解脱。我们原以为这座城市几乎变成了废墟，但令人高兴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在我们离开彼得格勒的时候，苏维埃媒体报道了许多波兰人在撤离基辅之前进行的破坏行为。报纸写道，他们几乎拆毁了该市著名的古老大教堂，摧毁了水厂和发电站，并放火烧烧了该市的几处地区。契切林（外交人民委员）和卢那察尔斯基呼吁全世界的文明人抗议这种野蛮的行为。他们将波兰人对艺术犯下的罪行与德国人在兰斯炮击教堂的行为相提并论。因此，我们非常惊讶地发现基辅的状况比彼得格勒还要好。事实上，考虑到政府的多次更迭和随之而来的军事行动，这座城市遭到的损坏已经很小了。诚然，市郊的一些桥梁和铁轨被炸毁，但基辅本身几乎没有受到伤害。当我们询问大教堂的状况时，人们惊讶地看向我们：他们还没听到过莫斯科方面的相关报道。
　　与我们在哈尔科夫和波尔塔瓦所受的欢迎不同，基辅是令人失望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Ispolkom）并没有那么和蔼可亲，并似乎对季诺维也夫在我们证明上的签名也不太在乎。我们的秘书成功地见到了执行委员会主席，但回来时却非常沮丧：那位高级官员太不耐烦了，根本不听她的陈述。他说，他很忙，不能被打扰。我决定用美国人的身份碰碰运气，结果主席最终同意让我们获得可用的材料。这是荒诞的生活的可悲现象。美国与世界帝国主义勾结，企图饿死并压垮俄罗斯。然而，一提到自己来自美国，任何事就都好商量。使用那种特权是可悲的，而且相当令人不愉快。
　　在基辅，对共产主义的抵抗非常激烈，甚至当地的布尔什维克也对莫斯科怀有怨恨（*乌克兰无产阶级和农民普遍觉得布列斯特协定把自己卖了，无产者和农民随着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号召夺去了地主的财产，在布列斯特协约后受到了相当严重的报复，马赫诺运动在此期间与干涉军做了大量抗争（然而被布尔什维克称为土匪），而农民不再信任布尔什维克并拒绝交出粮食，布尔什维克对此的回应只有征粮。除非有暴力国家机器的武装力量协助，否则任何来自“中央”的人都不可能取得他们的配合。苏维埃的雇员对除了口粮之外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乌克兰官僚机构的冷漠和无能甚至比莫斯科更严重，而且针对“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怨恨加剧了这种情况。哈尔科夫和波尔塔瓦也是如此，尽管程度较轻。这里的空气充斥着对莫斯科一切事物的不信任和仇恨。哈尔科夫教育部主席对我们的欺骗几乎是每个乌克兰官员对莫斯科的不满的典例。主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克兰人，但他不能公然忽视我们由季诺维也夫和卢纳察尔斯基签署的证书。他答应协助我们的工作，但他不喜欢彼得格勒“汲取”乌克兰的历史材料的想法。在基辅，没有人试图掩盖对莫斯科的反对。不论在何处，我们都能体会到这种抵触情绪。但当“美国”这个神奇的词被说出、人们明白我不是共产党员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变得感兴趣、彬彬有礼，甚至自信起来了。乌克兰共产党也不例外。
　　在基辅收集的信息和文件与在之前那些城市收集的数据具有相同的特征。教育制度、病人护理、劳动力分配等与布尔什维克的总体计划相似。“我们遵循莫斯科的计划，”一名乌克兰教师说，“唯一的区别是，在我们的学校里，乌克兰语与俄语是一起教的。”人们，尤其是孩子们，看上去比俄罗斯本地人吃得更好、穿得更好：食物相对更丰富、更便宜。像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一样，也有专供外宾参观的学校，显然没有人意识到这种差别对待对教师和儿童的腐化。后者嫉妒地看着那些受青睐的学校的学生，认为只有共产党员的孩子才能上这种学校，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另一方面，老师们知道普通学校受到的关注很少，所以工作上也很疏忽。所有人都挤破头想进示范学校，享受这些学校的多种特供物资。
　　卫生委员会主席是一位机敏而能干的人，他是基辅为数不多的对考察团及其工作表现出兴趣的官员之一。他花了很多时间向我们解释他的组织方法，并介绍了一些值得参观的有趣地点以及可以为博物馆收集的材料。他特别提请我们注意犹太残疾儿童医院。
　　我发现后者实属是一位有教养、迷人的男人，N博士。二十年来，他一直担任医院院长，他饶有兴趣且自豪地向我们介绍这家医院的历史。
　　该医院以前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医院之一，是建造和维护它的当地犹太人的骄傲。但近年来，由于政府的频繁更迭，它的作用有所减弱。它曾遭受迫害和反复的屠杀。病危的犹太病人常常被赶下床，为这个或那个政权的宠儿腾出床位。邓尼金军队的军官是最残暴的。他们将犹太病人赶到街上，让他们饱受侮辱和虐待，如果不是医院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病人，白军很可能会杀死他们。只是因为医院员工的大部分是非犹太人，这才拯救了医院和病人。但那次打击导致了很多人死亡，许多病人的神经也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医生还向我讲述了一些病人的故事，其中大多数是法斯托夫大屠杀的受害者。其中有六岁到八岁的孩子，面容憔悴、病恹恹的，脸上写满了恐惧。他们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一些孩子的全家人都在他们眼前被杀害。医生说，这些孩子时常被他们可怕的噩梦惊醒。他们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治疗手段，但到目前为止，这些不幸的孩子们还没有从他们在法斯托夫的可怕经历的记忆中解脱出来。医生指出，一群十四岁到十八岁的年轻女孩是邓尼金反犹大屠杀中最悲惨的受害者。她们都曾多次遭到侮辱，被送到医院时已是遍体鳞伤。他们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健康。医生强调，布尔什维克政权期期间从未发生过反犹大屠杀。得知他的病人不再处于这样的危险中，他和他的工作人员感到非常欣慰。但医院还有其他困难——政委的不断干扰，日常的物资争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进行行政工作，”他说，“而不是全身心投入到病人身上。”无知的官僚掌握了控制医疗行业的权力，不断地骚扰医生的工作。”他本人也多次因无法遵守众多相互矛盾的法令和命令而被以破坏革命的罪名逮捕。这都是因为在这个体系中，政治功用而非专业功绩发挥着主要作用。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位声誉卓著、经验丰富的一流医生，突然被派往某个遥远的地方，而他的接替他的位置共产党员医生接替。在这种情况下，再多的努力也付之东流。此外，人们普遍怀疑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是士气低落的一个原因。诚然，这群人中有许多人进行了破坏活动，但也有一些人做出了英勇和自我牺牲的工作。布尔什维克对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个阶层不分青红皂白的敌视，引发了偏见和冲动，毒害了这个国家文化生活的主要源泉。俄罗斯知识分子用自己的鲜血浇灌了革命的土壤，但却没有收获长期斗争的果实。医生评说道：“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命运，除非一个人在他的工作中忘记它，否则生存将是不可能的。”
　　这家为残疾儿童服务的机构是一家非常模范的现代化医院，位于一个大公园的中心。它致力于帮助那些四肢扭曲、身体畸形的造物，以及大战、疾病和饥荒的受害者。孩子们看上去苍老而憔悴。就像时光之父一样（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可能是指克罗诺斯），仿佛他们生而苍老。他们成排地躺在干净的白色床上，在乌克兰夏季温暖的阳光下晒太阳。引导我们参观该机构的主任医生似乎很受他的小病人爱戴。每当他走近一个无助的孩子，亲切地弯下腰询问孩子的健康状况时，他们都急着而且很乐于见到他。该医院已存在多年，被认为是俄罗斯第一家此类医院。它用于照顾畸形和残疾儿童的设备是最现代化的。“自从战争和革命以来，我们感觉自己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医生说。“我们被与文明世界隔绝了这么多年。但尽管政府发生了各种变化，我们仍努力保持我们的标准，并帮助冲突和疾病的不幸受害者。”该机构的物资由政府提供，医院的力量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尽管我从医生那里了解到，由于他的政治中立性，他被布尔什维克视为有反革命倾向。
　　医院里有大量儿童；一些能走路的孩子学习了音乐和艺术，我们有机会参加孩子们和他们的老师为我们安排的非正式的音乐会。他们中的一些人以最具艺术性的方式演奏了巴拉莱卡琴，看到那些受伤的孩子们在乌克兰民谣的节奏中忘却了那些记忆，令人感到安慰。
　　在基辅逗留初期，我们了解到对博物馆最有价值的资料并不在苏维埃机构那，而是由其他政治团体和私人所有。例如，关于大屠杀的最佳统计信息掌握在乌克兰拉达政权的一位前部长手中。我成功地找到了这个人，令我惊讶的是，在得知我的身份后，他向我展示了几本我在美国出版的《地球母亲》杂志。前部长安排了一次小型聚会，邀请了一些作家、诗人以及犹太文化界（崩得派）的活跃分子来与我们考察团的成员会面。这次聚会由当地犹太界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组成。我们讨论了革命、布尔什维克方法和犹太人问题。大多数在场的人虽然不认同共产主义理论，但都支持苏维埃政府。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虽然有人多失误，但仍在努力促进俄罗斯和革命的利益。无论如何，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犹太人并没有遭受乌克兰所有其他政权对他们实施的大屠杀。这些犹太知识分子认为，布尔什维克至少允许犹太人生存，因此他们比任何其他政府都更应受青睐，应该得到犹太人的支持。他们担心俄罗斯反犹太主义的日渐增长，并害怕布尔什维克被推翻的可能。他们相信一旦如此，毫无疑问，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将会随之而来。
　　一些年轻一代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政权导致了对犹太人的仇恨增涨，因为群众的印象是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是犹太人。共产主义代表着强制征税、惩罚性远征和契卡。因此，民众对共产党的反对表现为对整个犹太种族的仇恨。因此，布尔什维克的暴政为乌克兰潜在的反犹太主义火上浇油。此外，为了证明他们没有偏袒犹太人，布尔什维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犹太人经常因为做一些异教徒做了不会被惩罚的事情而被逮捕和处罚。布尔什维克还培训和资助了南方的乌克兰语文化工作，但打压对犹太语进行的此类努力。尽管崩得文化圈（Kultur Lige）仍然被允许存在，但其工作每一步都受到阻碍。简而言之，布尔什维克允许犹太人生存，但只是在物质意义上。在文化上，他们被判了死刑。。当然，Yamkov犹太共产主义组织得到了政府的一切优势和支持，但它的使命是将无产阶级专政的福音传给乌克兰的犹太人。毫无疑问，Yamkov比乌克兰人更反犹。如果它拥有权力，它将屠杀所有非共产主义犹太组织并摧毁所有犹太教育工作。这些年轻分子强调，他们不赞成推翻布尔什维克政府；但他们也无法支持它。
　　我认为两个犹太派系对俄罗斯局的看法都带有民族主义色彩。我很能理解他们的态度、这是他们所受的痛苦和犹太民族长期遭到的迫害的结果。尽管如此，我最关心的是革命及其对整个俄罗斯的影响。布尔什维克是否应该得到支持，不能仅仅取决于他们对犹太人和犹太人问题的态度。后者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且紧迫的问题，尤其是在乌克兰。然而，所涉及的总体问题要更为重要。它包含了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俄罗斯全体人民的彻底的经济与社会的解放。如果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和实践不是环境所迫，如果他们被禁锢在自己的理论和原则中，如果他们的唯一目的是确保自己的权力，我就无法支持他们。他们也许从未屠杀犹太人，但如果他们对整个俄罗斯进行了屠杀，那么他们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的使命就失败了。我并不准备说我已经对所涉及的所有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但迄今为止的经验使我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基本革命概念是错误的，它的实际应用必然导致伟大的革命的灾难性失败，犹太人的悲剧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我的东道主和他的朋友们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们站在了相背的两边上。但这次聚会仍然非常有趣，我们打算在离开这座城市之前与他们再见一面。
　　一天，我回到车厢，在火车站看到一对红军。经过询问我得知，他们正在等待从莫斯科来的外国代表，士兵们被命令去参加庆祝他们的游行活动。一群身穿制服的男人站在那里讨论使团何时能到来。由于等得太久，士兵们纷纷露出不满的表情，“这些人来俄罗斯只是为了看看我们，”一名红军士兵说；“他们了解我们吗？或者他们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感兴趣吗？不。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度假玩。他们的衣食都由政府提供，但他们从不和我们说话，他们只是看着我们从边上走过去。我们已经在烈日下呆了好几个小时了，而代表们可能正在其他车站享受盛宴。这对你们来说就是同志情谊和平等！”
　　我以前曾听过这样的说法，但听到士兵也这么说是令人惊讶的。我想起了正在陪同意大利使团的安洁丽卡·巴拉巴诺娃，我想知道，如果此时此刻是她在这里，她会怎么想。她也许从来没有想过，那些穿着军装的“无知的俄罗斯农民”已经看穿了官方作秀的伪装了。
　　第二天，我们收到巴拉巴诺娃的邀请，参加为意大利代表举行的宴会。由于受够了见外宾，我们的考察团只有几个人参加了宴会。
　　宴会举办在前商会大楼内，楼内为这次活动特别装饰过。主宴会厅的长桌上摆满了新鲜的花、数种南方水果和葡萄酒。这景象让我想起了旧时资产阶级的盛宴，我看得出来，安洁丽卡对奢华的银器，富丽堂皇的装饰感到相当不舒服。宴会以寻常的祝酒开始，宾客们向列宁、托洛茨基、红军和第三国际敬酒，每次祝酒后，全体人员起立，吟诵革命歌曲，与此同时车站的士兵和军官们全神贯注地行着老式军礼。
　　代表中有两名年轻的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他们听说我们在基辅，整天都在找我们但没找到。宴会结束后，他们很快就要动身前往彼得格勒了，因此我们只有很短的时间。在我们去车站的路上，代表们说他们收集了很多关于革命的材料，打算在法国出版。他们开始相信，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一切都不太对劲：他们开始意识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将权力全权集中在共产党手里，而普通工人则一如既往地受到奴役。他们说，他们的目的是向国内的同志坦白地谈论这些问题，并用他们掌握的资料来佐证他们的态度。“你指望把文件带出去吗？”我问了代表之一拉佩蒂（La Petit）。“你不会是想说他们可能阻止我带走自己的笔记吧，”他回答道。“布尔什维克还没那么大胆子干那种事——至少对于外国代表绝对不敢。”他看起来如此自信，以至于我不想进一步追问这个话题。当天晚上，代表们离开基辅，不久之后他们就离开了俄罗斯。人们再也没有活着见到他们。我不想对他们的失踪发表任何评论，只是想提一下，几个月后我回到莫斯科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两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其他几个陪同他们的人在芬兰的海岸附近的某处遭遇了风暴，全部被淹死了。曾有传闻称他们死于他杀，尽管我并不倾向于相信这个故事，特别是考虑到与他们死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在莫斯科享有良好声誉的共产党人。但他们连同收集到的所有文件一起失踪的原因却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分配给我们考察队成员的房间位于赫雷夏蒂克街一道巷子里的某个房子里，而赫雷夏蒂克街正是基辅的一条主要街道。这里曾经是这座城市的富人区，其精美的房屋虽然最近疏于管理，但仍然显得雄伟。这条通道还包含许多商店，这些曾为附近的富裕阶层提供服务的辉煌的商店，如今已是一片废墟。这些商店仍然有充足的蔬菜、水果、牛奶和黄油供应。它们主要由老年的犹太人所有，他们的精力无法用于任何其他用途——对正统派犹太人来说，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是令人讨厌的害群之马（bête noire），因为他们（布尔什维克）“毁了所有生意”。这些店主勉强靠着他们的小商店存活。他们还时常面临着契卡的突击检查，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就会被征用。这些商店看上去并不是很值得政府搜查它们。“契卡人难道不会更想没收赫雷夏蒂克街上大型熟食店和水果店的货物吗？”我问一位犹太老店主。“一点也不，”他回答道。“这些商店是‘免疫’的，因为他们缴纳了重税。”
　　宴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去了以前买东西常去的那家小杂货店。那个地方关门了，我惊讶地发现附近的小商店没有一家开门。两天后，我得知宴会前夕，为了宴请外国代表，所有地方都被洗劫了。我发誓再也不会参加布尔什维克的宴会了。
　　崩得文化圈中有一个男人曾在美国生活过，但已经和家人一起住在基辅好几年了。毫无疑问，他的家是我在南方逗留期间最热情好客的家之一，由于三教九流都有人拜访他，我得以收集到有关乌克兰近代历史的许多信息。屋主不是共产党人：尽管他批评布尔什维克政权，但他并不敌视它。他曾经说过，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错误是缺乏对人心的洞察。他断言，在乌克兰，没有哪个政府拥有过像共产党拥有过的那么好的机会。人民因各种占领而遭受了如此多的痛苦，并受到每一个新政权的压迫，以至于当布尔什维克进入基辅时，他们感到欢天喜地。每个人都希望他们能带来解脱。但共产党很快就摧毁了所有幻想。几个月之内，他们就证明了自己完全没有管理这座城市事务的能力。他们的方法排斥人民，契卡的恐怖主义甚至使共产党的朋友也变成了苦涩的敌人。没有人反对工业国有化，布尔什维克当然会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但当资产阶级的财产被剥夺后，人们发现只有掠夺者受益了。广大人民和无产阶级都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珍贵的珠宝、银器、皮草，基辅几乎全部的财宝似乎都消失了，再也没有人听说过。后来，契卡的人带着他们穿着资产阶级服饰的女人在街上昂首阔步。当私人商业场所关闭时，门被锁住并密封，并在那里安置了警卫。但几周后，人们发现商店中空无一物。这种“管理”和众多常常相互冲突的法律和命令，为契卡提供了恐吓和欺压人民的借口，并激发了人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普遍仇恨。人民曾反对彼得留拉，邓尼金和波兰人。他们曾张开双臂欢迎布尔什维克。但后者同前者一样辜负了他们。
　　“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状况，”店主说，“我们只是随波逐流，尽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去生活。”但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失去了这样的好机会真是可惜。他们没能够保住人民对他们的信心，也无法将这种信心转化为建设性的渠道。布尔什维克不仅未能经营好大工业：他们，还摧毁了家庭手工业的工作。例如，基辅省就有数千名手工业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自己工作，没有剥削任何人。他们是独立的生产者，满足社区的各种需求。布尔什维克在他们鲁莽的国有化计划中停掉了这些工作，但无法用其他任何东西来取代它们。他们没有什么可以给工人或农民。城市无产阶级面临着要么在城市挨饿，要么回到乡村的选择。当然，他们更喜欢后者。那些没法去农村的人就只能做些买卖，例如做投机，卖珠宝。实际上，俄罗斯的每个人都成了商人，布尔什维克政府也不亚于私人投机者。“你不知道苏维埃机构的官员干了多少这种非法勾当，”店主告诉我。“军队也不是无辜的。我的侄子，一名红军军官，一名共产党员，刚刚从波兰前线回来。他可以告诉你军队中的这些勾当。”
　　我特别渴望和这位年轻军官谈谈。我在旅途中遇到过很多士兵，我发现他们大多还保留着旧时的奴隶式心理，绝对服从军纪。然而，有些人却非常清醒，可以清楚地看到周围发生的事情。红军中的一小部分人被革命彻底改变了。他们是使俄国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新生命和新形势的体现，他们无法容忍布尔什维克的暴政和压迫。从这点上看，革命具有深远的意义。他们在其中看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一些即使是共产党教条的日常法令也无法使之屈服的东西。他们普遍的的态度和情绪是认为布尔什维克根本不信任人民。他们看到共产党国家机器的发展是以放弃革命为代价的，其中一些人甚至认为布尔什维克变成了革命之敌。但他们都觉得暂时无能为力。他们决心先消灭外敌。“那之后，”他们会说，“我们将面对内部的敌人。”
　　毫无疑问，这位红军军官是一位非常真诚的英俊小伙子。起初他不愿意说话，但到了晚上，他不再那么尴尬了，愿意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了。他说，他发现前线有很多腐败现象。但这种情况在他曾供职的后勤部门要更加严重。前线的人几乎没穿衣服，也没穿鞋子。食物不足，伤寒和霍乱在军中肆虐。然而，人们的精神是伟大的。他们勇敢、热情地战斗，因为他们相信解放俄罗斯的理想。但是，正当他们为伟大的事业而战斗和牺牲时，高级军官，那些所谓的“达瓦里氏（tovaristchi）”，安坐在后方阵地，在那里喝酒赌博，靠投机致富。把前线急需的物资以惊人的价格卖给投机者。
　　这位年轻军官对情势感到非常心灰意冷，他想到自杀。但现在他决心重返前线。“我要回去告诉我的同志们我所看到的，”他说。“当我们击败外国入侵后，我们真正的战斗将会开始。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那些出卖革命的人。”
　　我觉得只要俄罗斯还有人有这样的精神，就没有理由绝望。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我们的秘书正在等待报告她的宝贵发现。这是大量的积压在城市博物馆的关于邓尼金的资料，但显然已被人们遗忘。图书管理员是一位狂热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他拒绝允许“俄罗斯”博物馆拿走这些资料，尽管这些资料对基辅来说毫无用处，实际上被埋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面临着危险和毁坏。我们决定向教育部申诉，使用一下我们的”美爷护身符”。在困难情况下求助于“护身符”已经成为考察团成员之间的一个笑话。这种情况通常是在揶揄作为“美国人”的亚历山大·伯克曼和我本人
　　要花大力气才能说服（教育部）主席对此事产生兴趣。他坚持拒绝，直到我最后问他：“难道你想让美国人知道，你宁愿让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在基辅腐烂，也不愿把它交给彼得格勒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肯定会成为世界研究俄国革命的中心，而乌克兰在这场革命中占了如此重要的篇幅。”最后，主席签发了我们所需的命令，我们的考察团获得了这些材料，这让我们的秘书非常高兴，博物馆是他她生命中最感兴趣的事物。
　　当天下午，一位女无政府主义者拜访了我，陪同她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农民姑娘，私下里我得知她马赫诺的妻子。我的心停了半拍：那个女孩出现在基辅就意味着，一旦她被布尔什维克发现，就必死无疑。这也给我的房东和他的家人带来了严重的危险，因为在共产党的俄罗斯，即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窝藏马赫诺黑军的成员。往往也会招致严重的后果。我表示了对这位年轻女子如此鲁莽地走进敌人的血口的惊讶。但她解释说，马赫诺决心联系我们；他不相信任何其他人传递这一消息，因此她自愿前来。显然，没有什么危险能再让她害怕了。“多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持续的险境之中，”她简单地答道。
　　褪去伪装后，她显露出美丽的一面。她是一位二十五岁的女人，一头乌黑的头发闪闪发亮。“内斯特曾希望你和亚历山大·伯克曼能来，但他没有等到，”她开始说道。“现在他派我来告诉你他正在进行的斗争，他希望你能让外界知道他的目的。”深夜，她讲述了马赫诺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所有重要的节点上都与我们在彼得格勒的两位乌克兰访客告诉我们的故事相吻合。她详细讲述了布尔什维克用以消灭马赫诺的方式。他们一再与他达成协议，然而侵略者的直接威胁一旦消除，共产党就将协议一一撕破。她谈到了布党对马赫诺军队成员的野蛮迫害，以及布尔什维克多次试图诱捕杀害内斯特。由于这些图谋最终都失败了，布尔什维克谋杀了他的兄弟，并处决了她本人的家人，包括她的父亲和兄弟。她赞颂黑军在面对巨大困难时的革命奉献精神、英雄气概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她给我们讲农民编的马赫诺的传奇事迹，我们被逗笑了。例如，乡下人逐渐相信马赫诺是刀枪不入的，因为他在多年的战争中从未受伤，尽管他总是亲自领导每一次冲锋。
　　她很健谈，她的悲惨故事总因她的一抹明亮的幽默而得以缓解。她讲述了许多有关马赫诺功绩的轶事。有一次，他在一个被敌人占领的村庄里组织了一场婚礼。这是一场盛大的活动，每个人都参加了。当人们在市场上狂欢，士兵们屈服于酒精的诱惑时，马赫诺的人包围了村庄，轻松击溃了驻扎在那里的远强于黑军的部队。每占领一座城镇后，马赫诺的做法总是迫使富农（kukal）放弃他们的剩余财富，然后将这些财富分给穷人，马赫诺为他的军队也保留一份。然后他会召开村民会议，向他们阐述黑军运动的政治目的，并传播他们的文学作品。
　　深夜，年轻的女人讲述了马赫诺和马赫诺起义（makhnovstchina）的故事。她的声音因情势的危险而低沉，但声音丰富而柔和，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激情。“内斯特希望你们告诉美国和欧洲的同志们，”她总结道，“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他的目的是保卫革命免受所有敌人的侵害。他正试着把乌克兰人与身俱来的反叛精神引导成组织起来的无政府主义。他觉得没有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的帮助，他自己就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目前他本人完全忙于军事事务，因此他邀请全国各地的同志负责教育工作。他的最终计划是占领乌克兰的一小块领土，并在那里建立一个自由公社。同时，他决心与一切反动势力作斗争。”
　　马赫诺非常渴望与亚历山大·伯克曼和我本人亲自商议，他提出了以下计划。他会安排攻取一个我们车队经过的小镇或村庄。行动将在不使用任何暴力的情况下进行，并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占领该地。这个计谋会让我们看起来像是被俘虏了，而远征队的其他成员也会受到保护。会议结束后，我们将安全回到我们的车厢。这同时也会确保我们不受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因为整个计划都会以军事方式进行，类似于常规的马赫诺袭击。这个计划预示着一个非常有趣的冒险，我们非常渴望有机会亲自见到马赫诺。然而，我们不能让考察团的其他成员冒险。我们决定不采纳这个提议，希望另一个机会能出现，让我们见到这位黑军领袖。
　　马赫诺的妻子曾是一名乡村学校教师；她处理大量的信息，并对所有文化问题都有浓厚的兴趣。她不断地向我询问有关美国女性的问题，她们是否真的获得了解放并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位年轻女子已经和马赫诺和他的军队待了好几年了，但她无法接受她的人民对妇女的原始态度。她说，乌克兰妇女仅被视为性对象和母亲。内斯特本人在这件事上也不例外。美国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吗？美国妇女是否相信自由母性，并且她们对有关节育主题的事情熟悉吗？
　　听到一个农家姑娘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令人惊讶。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在远离妇女解放斗争战场出生和长大的妇女竟然对妇女解放斗争的问题如此关心。我向这位女孩讲述了美国先进妇女的活动、她们的成就以及为妇女解放尚未完成的工作。我提到了一些涉及这些主题的文献。她热切地听着。“我必须找到一些东西来帮助我们的农民妇女。她们过着简直是驮货的牲畜一样的日子”。她说。
　　第二天一早，我们看到她安全地走出了家门。同一天，在参观无政府主义俱乐部时，我目睹了一个奇特的景象。该俱乐部在遭到契卡袭击后最近重新开放。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俱乐部房间聚会学习和演讲；那里也有无政府主义文学。在与一些朋友交谈时，我注意到一群囚犯在下面的街道上经过。当他们接近无政府主义者总部时，他们中的几个人抬起头来，显然注意到了俱乐部房间上方的大标志。突然，他们直起身来，摘下帽子，鞠了一躬，然后继续前行。我转向我的朋友们。“那些农民可能是马赫诺主义者，”他们说；“无政府主义者的总部对他们来说是神圣的领域。”我想，俄罗斯人的灵魂是多么的特别，我想知道一群美国工人或农民是否能够如此深信一种理想，以至于能够用最简单而有意义的方式体现它就像马赫诺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他（马赫诺）的信仰确实是一种鼓舞。
　　在基辅的日子里，我们经历了很多，也留下了各种印象。那是一段充实的日子，我们遇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收集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和材料。我们以一次在第聂伯河上进行的短暂旅行结束了我们的基辅之旅，我们参观了一些古老的修道院和大教堂，其中包括著名的索菲耶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大教堂。这些建筑物在所有的革命与变革中都保存完好，甚至它们里边的生活也如以前一样继续。在其中一所修道院里，我们受到了修女们的热情款待，她们请我们喝真正的俄罗斯茶、享用黑面包和蜂蜜。她们生活得好像自1914年来俄国无事发生，就像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生活在世界之外一样。僧侣们仍然继续向好奇的人展示弗拉基米尔大教堂的神圣洞穴和圣徒们被围墙封闭的地方，现在他们只剩骨架的身体正在展览。每天都有游客参观这些墓穴，陪同的牧师指点出著名殉道者的隔间，并讲述圣家中最重要的人的传记。一些相关的故事简直是超乎人类的信仰，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神圣的迷信。我们小组中的红军士兵对牧师的奇幻故事显得有些怀疑。显然，革命影响了他们的宗教精神，并对奇迹工作者产生了怀疑的态度。